|
|---|
|
|
|
|
|
|
g*******1
发帖数: 6009 | 1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232052/233953/233955/16155070.h
【字号 大中小】 打印 留言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分享
习仲勋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时间虽然不长，却
正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以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如何
处理好这些问题，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能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种
考验。最近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披露了一些习仲勋同志处理突发事件的案
例。在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他带领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基本完
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允许试办经济特区，在
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
“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
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
近3万人。1978年－1979年，全国上下一派经济复苏，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而
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
是一个重大考验。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
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
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
到很难受，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
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
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
，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
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
主义。”可以说，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
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这种触动对于他后来把握大局、制定政策
起了重要作用。
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会主
义制度不一致，有对立思想；而地方同志则认为外逃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认识的分歧
必然影响到行动的统一。在讨论中，习仲勋认为：“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
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
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习仲
勋的讲话紧紧扣住中央意见的精神，旗帜鲜明又平和讲理，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容易接受
。会议很好地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正是因为习仲勋对下深入调查研究，情况摸得清
，看得准；对上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意见精神，才做到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面前有主心骨
，有清醒的认识。
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新发问题多，临时变化快，光有正确的应对方向和方针还不够
，需要领导干部在执行组织决定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措施，保
证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同时，在执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难，深入一线，随时掌握新情
况、新动向，保证应对及时得当。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
。11月份，全省下降到只有近百人偷渡。
“偷渡外逃”事件“责任要由省委来负”
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大批群众偷渡外
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超过10万，比
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满为患，也引发了很多问题。一方面，收容站对偷渡
人员缺少宣传教育工作，只是简单地收容、遣送，期间还有殴打、搜身、罚款的行为，
遣送回乡后，还有各种处罚、批斗；另一方面，收容站条件差，有时一些被收容人员没
有饭吃，饮用水供应不足，受伤人员不能及时医治。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
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运人员也曾采用手铐和绳捆的办法，造
成不好的影响。习仲勋比较早地察觉出这方面的问题。1978年夏考察宝安，他就提出了
“人抓了放在哪里”的问题。在临时收容站，他亲自做偷渡人员的思想工作。1979年夏
，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在视察深圳时，又向他提出了收容站条件恶劣，处理不当的
问题，更加引起了他的重视。习仲勋得到情况反映后，立即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
议。他严肃批评说: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
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
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
者。
在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习仲勋更多地是自己承担责任，不委过，不迁怒。中央对
广东外逃之风关注后，他不向下推卸责任，而是多次在各种场合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
责任。他说：“责任要由省委来负，对下面支持、撑腰不够。”“我们不能怪下面，更
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什么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遇到不利局面，作为领导
能体察实情，勇于自省，解脱下面的干部。这既是习仲勋高尚品格的反映，也是他高超
领导艺术的体现。
平反“李一哲”案件
在突发事件中，有些涉及思想问题，更要求领导干部不能简单化，而要深入细致地
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习仲勋在平反“李一哲”案件的过程中，以上特点展现得很突出。
1974年11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张
贴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
行，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在国内外
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抓这个问题。1978年底，经省委决定，对“李一哲”案件应
予平反，并于1979年2月召开大会公开平反。此前，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四次
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对召开平反大会的有关问题，也听取他们
的意见。其中2月1日这天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
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
没想到在公开平反之后，波澜再起。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
义，在广州街头贴出《启事》，决定将举行理论讨论会，还给香港《争鸣》杂志寄去了
《启事》，要求刊登，欢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会。3月16日，他们致信习仲勋表示希望
能够得到省委的支持。习仲勋等马上约见了李正天等人。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做法
将会影响到安定团结。习仲勋恳切地指出：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
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
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弄乱了。难道这叫
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经习仲勋做工作，他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了这次讨论
会。“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屡生波折，习仲勋多次亲自做工作，有时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有时恳切批评，指出利害，终于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
真理标准讨论中，习仲勋先行表态
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有的领导干部瞻前顾后，有的则捂盖子、抹泥巴。这些
行为的背后往往是因为想的更多的是个人得失而不是群众利益。习仲勋在重大关头胸怀
全局、立场坚定，这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一石激
起千层浪，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习仲勋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态度
鲜明。从6月开始，他领导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30日，他在总结讲话中
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
”在广东省的党政领导人之中，习仲勋是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的。在
全国，习仲勋也是最早鲜明表达自己观点，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
一。
1979年3月，习仲勋曾经谈到: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
过风，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你现在又来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
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
你表了态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底。习仲勋的话，说明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
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胜负未分之时，如果表态不当，将有可能影响到自
己的政治命运。尽管当时习仲勋刚复出不久，地位未稳，心有余悸，但在大是大非问题
上，他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全局、以人
民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
来源：《北京日报》
本文作者是中国党史出版社编辑一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刘倩） | T*****y
发帖数: 18592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