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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4447 | 1 http://www.umiwi.com/2012/0412/67336_3.shtml
1979年，9岁的潘毅随家人从汕头移居香港。九十年代初返回大陆珠三角做调研时，她
对自己的定位还是“自以为‘香港社会更进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孩子”，但
那个年代的多次调研经历，让她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有了新的反思。
潘毅第一次实地调研去的是东莞的一家雨衣厂，底层是货仓，二三层是生产线，顶层给
工人做宿舍。为防止盗窃，宿舍窗户都会上锁，火灾时无法逃脱。与工人同步进行工作
的调研不下十次，多年积累的一手资料著成《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一书，
在2005年获得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她成为首次获此奖的亚洲学者。
“天生对平等感兴趣“的这位特例独行的女学者，至今无法接受的一个现象是——一个
社会一部分人的享受，建立在大部分人更大的牺牲之上，还以此美化自己的生活。
“富士康这次调研，我再想进厂已经进不去了，因为我太老了，人家不会录取。”潘毅
说。而学生进厂亲身体验，在她看来很有必要：一是要验证工人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
二是做代工厂研究要有一个直观认识。“对进厂的孩子，我一般不会太担心安全问题。
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做过呀。”提起当年的调研，潘毅有种淡然的自信。
徐光和董雨晴，便是践行潘毅这一想法的两名学生。
2011年3月，徐光走进重庆富士康大门时，厂房楼都没有盖好，但已投产：三四层还在
施工中，一二层就架上了生产线。在经过考察四肢是否健全、有无纹身、证件检查、常
规体检和70题心理测试之后，徐光通过招聘，成为富士康重庆厂区的一名普工。
富士康在大陆不同地区可随意征调工人，以“某地专案”的名义调配，在招聘地和工作
地之间选择薪水基准较低的城市作为标准，来支付工人工资，这很难让人不质疑其加薪
的实际落实情况。应聘时，看到一辆辆巴士把刚录取的重庆工人像货物一样成批运上绿
皮火车拉往江苏昆山，徐光很怕自己也被这样运走。
进厂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军训，以便让工人习惯长时间站立的工作方式。这种军训也是
待岗的变种，哪里需要就派去哪里救急。这期间，徐光去生产线帮过忙，一天搬过六百
台电脑;也打扫过卫生，一台机器一天擦几十遍。等新生产线落成，他才逐步被安排固
定岗位。
徐光做的流水线是在一个模具车间。每29秒，就会从流水线上掉下来一个模板，工人要
很好地配合这台“定时吐物”的机器。在这29秒中，徐光要先用气枪把模板上的灰尘吹
净，再用抹布把油渍擦净，最后用小刀把模板边缘比头发丝还细的毛边刮掉。头发上身
上全是细小的塑料碎屑，“如果没看到人就远远闻到很重的塑胶味，那一定是我们车间
的”。
接模板;拿气枪、喷灰尘、放气枪;拿抹布、擦油渍、放抹布;拿小刀、刮毛边、放小刀;
把做好的模板递给搭档，然后去接新的模板：这十二个动作，徐光要在29秒内全部完成
。动作慢了，新模板掉下来砸到旧的，两块全部报废，会被线长(流水线长)骂。没有时
间喝水和上厕所，吃饭要和搭档轮班去，因为任何短暂离开都会导致积货。午饭积压的
货，在下午要一边赶新活一边补旧活，中午的旧活补完就到晚饭时间了，这意味着新的
积货。
工厂有时为了赶进度，会把流水线的速度从29秒/个，调成22秒/个。十二个单调重复的
动作，以二十几秒为一个单元，在永不停歇的流水线上，切割着徐光一天的12个小时，
一个月的28天。
“在这里，空间和时间的概念都被解构了”。宿舍是工厂生产空间的延伸，累得根本无
力说话，睡觉是为了恢复以后再工作;车间总是灯火通明让人忘记时间，好在有一扇小
窗能在运气好的晴天投进些许阳光。“当阳光照到胸口那个位置时，我就知道再过半小
时就可以吃晚饭了。我对时间的概念就来自那扇窗”，徐光在入厂笔记里这样写到。他
说他总有一种强烈的一睡不醒的愿望，“我不是想自杀，不想醒来，是因为醒着的唯一
目的就是干活。”
对于董雨晴来说，那个失语的女孩对她触动很大。她无法想象非病理失语的产生。 “
你为什么不进来做做看，进来做做看你就明白了。 ”工友说。就这样，2011年11月，
董雨晴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应聘成为一名普工。先是做目检，在白炽灯下仔细端详产
品有没有划痕;后来因为要求星期六休假，被线长驳回后“擅自旷工一天”，被罚一天
搬3000个箱子，做了十天。第一天搬完后，董雨晴的胳膊肿了，疼的睡不着，但还是硬
着头皮撑过了余下的九天。
后来她被定岗去流水线上夜班。80名工人，从一开始不熟练日产只有200件，到后来狂
飙到3800，只用了几天时间。要完成一件电子产品，董雨晴需同时操作六台电脑，六个
屏幕都在闪，动作必须异常麻利。产品流到眼前，不捡起来会被骂，捡起来就得把它做
完——捡与不捡，都是问题。
这个面容清秀、身材娇小的湖南姑娘，记得自己如何被线长骂：“你怎么这么蠢啊!这
个放在后面你不知道吗?你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吗?我现在就让你给我写检查!先写检讨明
天这个时候就要交给我!你再出错就给我滚啊!你这种猪不要在这里做你知道吗?”“我
每天不知要听多少次。我其中一个搭档有一天就受不了了，把产品一扔，说，妈的，老
子不干了。”
董雨晴觉得这里好像有“骂文化”：工厂如此残酷，没人瞧得起你，说话都是吼。“我
以前想象的作为人的尊严——别人应该怎么对我说话——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了。自尊完
全没有了。”
车间为保持机器低温，在冬天仍开冷气，加上连周夜班休息不足，和许多工友一样，董
雨晴终于病倒，进厂一个月的最后一周身体和精神濒临极限。请假算旷工，得不到加班
费。两周休一天、工作三周的加班时间有80小时，比起微薄的1500元月薪，加班费不可
谓不可观。为了讨薪，最后一周她不停在辞职、投诉。某天讨薪的路上，忽然下起了雨
，董雨晴没有带伞。在那段通往员工关爱中心的40分钟路途上，她终于也像同寝的每一
个女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坚持不下去了。
潘毅对徐光、董雨晴这样进厂体验的学生会遭遇的认知和情感冲击，早有预料：每天12
小时、日复一日做重复的机械动作;变成流水线上可被随时替代的一个零件;去被架空几
乎所有可能的社会支持;去过睁眼就为了干活、累到无力交流的生活;甚至，去被冤枉、
被辱骂、被摆布、失去自由和尊严。
徐光体悟了潘毅的用意，他从连接厂区和市区的隧道离开生产世界、进入商业世界时，
唏嘘其间的天壤之别：消费如此光鲜，但工厂实在丑陋。“没有人愿意来了解一下，可
工作在这里的人很可能就是你的小学同学，初中好友，甚至家人。”现在，他再去农村
看到满地跑的小孩，仿佛一眼就能看到他们十二三岁时的境遇：去类似富士康这样的工
厂打工，要么忍下去，要么回乡，可回乡以后还是会再去打工。“游离在城乡间的徘徊
是注定的，没有人改变的了这个群体的命运”。
董雨晴出厂没多久，就有工人在她曾经每天经过的车间里上吊自杀了。她终于明白潘毅
在课堂上提到的“命运共同体”是怎样的含义：“我进过富士康，就会一直牵挂那里”。
然而，这样的体验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潘毅强调保持抽离感，才能客观观察问题，但
学生们易从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态度，一下子完全认同工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所以在
撰写调研报告时，潘毅会格外用心订正他们的用词和语气：“绝望”、“宿舍像垃圾场
”确是工人原话，但报告还是要用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写，不宜过激。
徐光和董雨晴的先后进厂，分别属于2011年3月~5月针对富士康西迁的调研，和2011年
11月针对富士康大量使用学生工的调研，对之后相继出版的调研报告《西进——富士康
内迁调研报告》和《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均有贡献。截至今年3月底，这场持久
调研的成果，以三份报告的形式全部问世。综合了三份报告之精华的作品，欲命名为《
我在富士康》，已在香港出版，目前正努力争取大陆出版中。虽然每位参与调研的大陆
教授都积极帮忙联系过不止四五家大陆出版社，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都没能敲定出
版事宜——内容敏感，不好出。 | t*******3
发帖数: 2005 | 2 潘毅：阶级话语的消逝
时间:2010-08-28 09:27 作者:潘毅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次
导论
本文试图解开这样一个悖论：在中国正努力将自己变为“世界工厂”的时代，我们
却发现一种仿效阶级失语的趋势，其代价便是压制那些在全球化生产中遭受剥夺的打工
妹或打工仔这一新阶级的兴起。我们力图探索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动的“追捧
全球化”霸权计划的微妙之处。这一悖谬的过程还体现在“阶级与革命”的历史性之中
，一种源自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殊的阶级斗争实践。对阶级斗争的谴责为全球化时代
阶级话语的消逝铺平了道路，因此，我们发现了中国阶级形成的一种双重异化（如果不
是创伤的话）。首先，是毛泽东时代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自上而下的表述；其次
，是改革时代阶级话语的突然消逝。这种双重异化既是政治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
社会结构制约力失灵的体现——它否定了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已经产生的关系。近年
来有关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讨论取代了阶级话语，实际上是对“阶级斗争”概念的否定
，同时也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阶级分析终结论的呼应。韦伯式的分析看似不
偏不倚，合乎逻辑，既意识到现有政治体制内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紧张”，又肯
定了解决问题的改革体制。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到韦伯式的社会分层研究，这一“
自然的”转变背后，是对于退回到中国式社会主义（被视为“同等贫穷、政治动荡和极
权主义”的同义词）的真正恐慌。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像一个到处
飘荡的幽灵，没有声音、没有身份、没有栖身之所。
一、“阶级”的淘空
“阶级”的语言已经被悖谬地淘空，它像过去的一个亡灵，虽已死去，却盼望复活
。我们困惑于这样一个奇怪而又残酷的生活经验：对于中国工人来说，阶级的生活经验
非常明显，然而阶级话语却被严重地压抑。阶级话语不但被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计划所取
代，并且同样遭到许多普通民众的反感和厌恶，后者不仅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有时
竟包括工人阶级自身。原本有可能表述阶级认同和集体性的阶级话语，被阶级主体自身
的自我谴责进一步窒息。
这里我们观察到从毛泽东时期到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阶级的简要谱系，我们进一步
对照城市工业区农民工的斗争，以理解全球化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消解”的含义，以及
自我形成中的斗争。我们认为，在对中国人口和劳动问题进行政策和制度控制方面，阶
级话语缺失症（discursive dyslexia）发挥着重大作用，它不仅限制了劳动力流动、
工作机会、居住地，而且阻碍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形成。“未完成的”阶级由那些被称作
为农民工的新工人主体所构成，它体现了一个在当今中国不可能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当阶级语言已经消逝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正破茧欲出。当代中国
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受到这些话语和制度性因素的结构性约束。
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独特之处在于，是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控制着
整个进程。首先，毛主义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做了重新解释，将农村的阶级斗争提高到
和城市同等重要的地位。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在他著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中提到，在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是要区分共产主义革命的敌人和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毛泽东指出，
“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业无产阶级。”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工业无产
阶级为数不过二百万左右，“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
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2}尽管毛
泽东对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参与寄予厚望，但他非常清楚这个阶级规模太小。实际上，
后来的革命及抗日、解放战争所依靠的主要是农民，毛泽东将他们划定为“半无产阶级
”，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最坚定同盟。{3} | t*******3
发帖数: 2005 | 3 然而解放之后，不是广大的农民，而是城市中的工人被称作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并因此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之一，就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
而坚持阶级斗争。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初生状态不同，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命令经济的
背景之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只用了很短时间；相比之下，英国或其它欧洲国家的工
人阶级，则是在市场经济下经历了至少半个世纪才形成。{4}国有和集体企业迅速建立
，出于抵御西方入侵的考虑，重工业获得优先发展。国有和集体企业还被塑造成“大而
全”的“单位”，为新工人阶级提供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多重保障。国家无所不
在，干预生产、再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当计划经济实现之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
产阶级化过程也随之完成。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除阶级，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先制造出一个工人阶级从而使其政治权
力合法化，每个中国人都被安置一个“阶级成份”。表述政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不
费吹灰之力就制造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误识，将自在阶级演绎成自为阶级。
正如汪晖正确指出的，阶级概念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里体现了双重含义：一方面作
为一个激进的图像，在永不停息的阶级斗争中重新激活（reactivating）一个社会主义
乌托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阶级地位的标志，去为每一个中国人定位，结果产生了一个
去政治化的过程。{5}对毛泽东阶级概念的这一政治表述，导致一个“阶级认同的本质
主义论述，它证明激发自下而上的政治转型是不可能的。相反，它成为最具压制性的权
力逻辑，构成随后发生的派性斗争的基础。随着阶级话语单一性范围的不断扩展，‘出
身论’或‘血统论’成为对作为中国革命核心的主观主义和能动主义世界观的否定和背
叛。”{6}因此，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全国人民都被强加一个阶级身份，其分类根据
是解放前的“阶级”背景：在农村地区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城市是革
命干部、革命军人、专业人员、工人、商店售货员、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资本家、小商
人、手工业者、贫民、流浪者等等。1955年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城市里的这些
阶级类别很快地简化为两大阶级：干部和工人。{7}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只有两大类官
方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级和阶层的含义已经不
能够清楚地界定。
对于许多中国人，尤其是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而言，是阶级概念的“激进”
一面——发展为1957年反右运动和随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不断的阶级斗争——引发
了一场名为“阶级斗争”实为派系斗争的难以想象、难以控制的混乱。阶级斗争的“激
进”一面源于通过自我改造来践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念，它是激进的社会转型的主
观基础。阶级概念“保守”的一面则以僵化的阶级分类进一步限制阶级斗争的受害者，
配合出身论和血统论的单一性话语，创造出阶级决定一切的宿命论。对“阶级”概念的
双重阐释，不管是在“阶级斗争”还是在“阶级身份”意义上，都导致阶级的结构性脉
落完全被剥离，换言之，自在的阶级被当作自为的阶级，阶级的实存性被否定。“阶级
”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幽灵，被剥离了自身的“斗争”，反而把“政治”作为自己的代言
人和归宿。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鸿沟太大了。阶级的幽灵，没有自身的化身（embodiment
），连顾影自怜都不可能。
当中国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毛泽东所建构的“阶级”语境在改
革时期的中国被迅速击得粉碎。中国的无产阶级，先是被“政治”制造出来，然后被国
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作和阶级位置填充结构性内容，现在到了要被赶走的时候了。{8
}新兴的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一起，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话语，毛
泽东式的“阶级斗争”话语被永远地抛弃，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权地位亦被否定。中国阶
级历史的悖谬是，正当阶级宣告消逝的时候，一支由涌进新兴工业区和开发区的农民工
构成的劳动力大军正在快速形成。这些地区成为想利用中国庞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的全
球资本的基地。因此，一个由来自中国农村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构成的新兴的工人阶级
呼之欲出。然而，这一新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当其作为一种阶级力量要诞生的时刻，
却遇到重重障碍。当自在的阶级正在结构性地萌芽时，精英集团不但对工人阶级没有半
点同情，反而试图通过各种权力技术对它进行扼制。在“自为阶级”的形成中，阶级斗
争被再次提了出来。
二、阶级的幽灵
如果说是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引发了“阶级斗争”以及“阶级”的话，那么，
可以说是改革宣告了阶级的死亡，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性话语。1980年代早期的“伤痕文
学”，起初只是受到迫害的右派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罪恶”的揭露，结果却演变成
对“阶级斗争”论的谴责，并迅速成为新精英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识。 | t*******3
发帖数: 2005 | 4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整个知识界被一项取代阶级分析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
社会阶层的研究搞得不知所措。这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团队执行的题为“当代中
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庞大研究计划，将构造关于社会结构的新的社会话语作为政治
上的责任。这项研究以韦伯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认为
“‘阶级’这个词常常指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也就是，那些根据是否拥有生
产资料而划分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利益上拥有多方面的冲突，彼此通过对抗和斗争产生
联系。这个词使人们想起激烈的社会冲突、动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一些学者和群
众对这个词怀有敌意，希望抛弃它。”{9}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当前中国社会分化为十大
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
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
者阶层、失业和待业人员阶层。所有人都高兴的是，现代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不同于
传统的社会，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不是金字塔型的，而是橄榄型的，其中大多数社会成
员位于中层和中上层的位置，一少部分群体位于上层或者相对靠上，另一少部分群体属
于最底层。”{10}
“阶级”这个词在报告中一次也没有出现，相反，中国社会被描述为一个橄榄型的
富裕社会，完全无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创造的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并不是所有的中
国社会学家都同意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橄榄型社会，达到富裕和谐的状态
。在社会分层的理论框架下，更多人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大规模的中产
阶层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紧张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至今还没有被
称作中间阶层的政治安全阀，可以去平衡随着新兴工人阶级而来的高度分层的社会。正
像社会学家李强所指出的，“因为长期缺少中产阶级，‘社会紧张’ 在一段时间内不
能被轻易消解。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积极地为中产阶级的成长培育社会环境。”{11}
李强的终极关怀是为中国的改革制造一个社会稳定的局面，使改革进程不会被任何社会
冲突，尤其是阶级冲突所打乱。
二十世纪后期，当西方再次和东方相遇时，阶级的死亡过程被复制。自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始，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学者专注于宣告“阶级”分析的死亡，很快并且很自然
地转向韦伯的社会分层分析。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但在后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且同时在
后工业社会的西方社会死亡了。西方社会的学术界宣称消费、闲暇、运动、性别、种族
等等应该成为新的社会研究的焦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英美学术圈，关于
阶级和劳工的研究变得过时；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无法逃脱被描述为死硬的（die-hard）
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意思是他/她只知道埋头研究而搞错了历史的进展。一个缺少批
判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西方社会，似乎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和劳工的社会。阶级从来不
是一个值得关切的社会问题。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转向进一步将关注的焦点从生产
关系领域移到公民社会和消费领域，至多是对于中产阶级和消费的研究。说后结构主义
研究无助于我们对阶级和劳工的理解，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尤其是涉及到行动者和主体
性等问题时更是如此。然而，在西方“阶级分析”死亡的论述充斥各个角落。{12}关于
阶级和劳工的研究发表得越来越少。历史系、社会学系和政治科学系曾经把阶级当作关
注的焦点领域，但到二十世纪末，已经找不到一个阶级和劳工研究的课程。当然，悲伤
并不管用。主流的中国学者对于这一“事实”反而感到高兴，并且寻求把西方阶级分析
的死亡这一宣称作为自己的庇护所。
受西方学者极大的影响，新千年之后，尤其是在社会学家中间，对于中国社会的社
会分层和不平等的研究迅速增多。由于阶级在东方和西方的双重死亡，社会不平等和社
会分层这两个词被用来取代“阶级”概念。四个代表性的话语是孙立平的断裂社会、陆
学艺的中产阶级社会、李强和李培林的中国社会碎片化趋势，以及李路路的结构化理论
。陆学艺在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项目中，以中产阶级社会话语为社
会和谐和社会流动提供了概念性指导，除此之外的其他三个人的研究都试图说明改革社
会的结构性缺陷、断裂或是碎片化使贫富之间社会分化成为无解的难题。表面上看是渐
进的话语，这些争论所围绕的中心是市场改革以及它如何产生出财富分配和社会冲突问
题。然而，所有这些话语反过来又向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将焦点放在国家在
解决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因为国家依然是能够监控市场的最有力的政治机制。对于中国
学者来说，市场需要法律和政治来规范。
在《远东经济评论》的一篇访谈中，被西方记者称作中国左派学者代表人物的著名
政治学家王绍光谈到：“我把它（改革）称作‘大转型’。除了经济政策外，中国现在
第一次出现了社会政策……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和社会是嵌入在一起的，然后开始分
开，现在又重新聚合。这尤其体现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王很高兴看到中央政府重新介
入社会领域，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急切的经济改革中，国家从诸如医疗和
教育等领域退出，遗留下巨大的不平等，现在开始被弥补。”{13}
上述论述都涉及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问题丛生”的社会，但在这些论述中，“社会
”和“社会反抗”概念却近乎缺失。在中国社会学家和知识分子那里，社会政策是用来
平衡经济改革的东西。这些话语所包含的针对社会不平等的声音，在最近这些年导致了
一门所谓的公共社会学的出现。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学历史内在的一部分。公
共社会学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学的特点，当国家要求社会学家参与改革的时候，这一特点
就被创生出来。{14}事实的悖谬之处在于，这是没有社会的“公共”。在“公共”的名
义下，大部分社会学家或知识分子在经济改革和全球化背景下仅仅能够谈论权力，期望
出现好的政府（甚至不是好的治理）。当然，“阶级”概念常常被公共社会学关于社会
不平等话语的论述实践所压制。{15} | t*******3
发帖数: 2005 | 5 然而，正是在这一矛盾的历史时刻，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马克思的幽灵回来了。它必
须回来。正如德里达所言，“反对意见似乎是无可辩驳，但是无可辩驳本身就表明：这
个正义获得了新生，它超越当下生命或其实际存在、超越其经验的或本体论的实在性：
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16}这有一种“视觉效应：我们无法看到
谁在注视我们”，但“这个幽灵般的存在的确在注视着我们”。{17}正当“阶级”被剥
夺了语言无法发声的时刻，一个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挣扎欲出。这个幽灵般的他者萦
绕着、凝视着它自身，却不想被任何人看到。
三、一种历史性力量？
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引发的怨恨情绪，农村和城市出口加工区急速增加的集体行动，
成为不和谐的杂音，使得人们不能再继续依赖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去推动不顾社会成本的
经济发展政策，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成为一项政治决策。“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一
种关于城市社会和农村社区的新的“想象”，并且需要将工人阶级（包括数量已经萎缩
的城市工人和广大农民工）重新团结起来。
正是在统治话语发生新转变之处，我们观察到阶级话语的回归。这又制造出另一个
讽刺：国家宣称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是产业工人队伍的一部分，在2003年和2004年的官方
话语中第一次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2004年之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
题为“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公开声称“农民工是
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享受基本的公民权。{18}和谐社会
和对新工人阶级的承认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但国家现在试图用国家保护和公民权的
自由话语坚决地规避（circumvent）这个问题。{19} | t*******3
发帖数: 2005 | 6 有意思的是，与这一统治转向相伴随，出现了一些期待已久的中国学者关于新工人阶级
形成的学术研究。吴清军2006年的论文“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评述：立足中国转型时
期的思考”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处于转型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形成像
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英国法国那样的新工人阶级？如果新工人阶级形成了，它对中国社会
的长期影响将会是什么？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沈原为当今中国社会两种类型的工人
阶级形成模式提供了宏观的话语——一种是沿着博兰尼的关于脱域的市场对社会的专横
以及劳动力商品化的循环过程这一论述归纳出的，另一种被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级理论
所型塑，即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剥夺，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剥削
。前一个用来理解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斗争，这些工人的生活正经历着不断脱域的（
disembedded）市场和中国社会快速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沉重打击。后者用来理解那
些在沿海地区外资或私人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作为正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
人阶级，他们的生活被新集体宿舍式的工厂体制所控制，除了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之外一无所有。
2006年标志着中国大陆阶级研究的再现。当吴和沈忙于阐释当今中国新工人阶级的
兴起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倾向于消解这一新生的工人阶级。最有代表性的是于建嵘在
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认为历史和政治地形成的中国
工人阶级是“迷失”的。以对安源工人长达四年多的历史和民族志研究为基础，于激动
地宣布，安源煤矿工人的集体行动不是沿着阶级路线组织起来的，因此那些工人的行动
只能被界定为“非阶级的集体行动”。{20}
虽然于建嵘同情地呼唤中国工人的政治合法性，鼓励他们合法地组织起来，形成他
们的阶级意识，依靠自身完成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但他从根本上低估了中国
工人阶级理解他们在与资本、国家、新兴中产阶级和城市精英的关系中形成的自身阶级
处境的能力。“迷失”的阶级是于建嵘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描述，并将其看作是来自他对
于安源煤矿工人斗争深入和实证研究的一个科学结论。他的良好愿望是保护中国工人阶
级的成果，使之免遭一些乌托邦知识分子计划的绑架，这却使他误入一个理论和经验的
死胡同，以至于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就是“迷失”的，当前的斗争本质上是非
阶级取向的。这种去政治化过程的意外后果可能不是于建嵘的初衷，因为他急于保护工
人阶级自主形成的“可靠性”。
另外两位大陆学者，许叶萍和石秀印则认为，如果工人的集体行动和劳动组织能够
被吸纳入现有的政治体系，中国新工人阶级可能会被消解。他们说：“工人阶级可能会
形成，也可能不会形成。它是否形成取决于社会能否把工人吸纳进现有的体制，通过对
现有体制的调节，让工人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获得相对的公正。如果工人不能够被纳入
既存的体制，或者如果他们仅仅在形式上而非实质上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公正，那么马克
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不可避免的。”{21}
表面上是同情工人的需要，认可他们合法组织起来的权利，然而许和石保护工人权
利的迂回路线却导致对现有体制的公正化，剥夺了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的权利。 | s*****r
发帖数: 43070 | | t*******3
发帖数: 2005 | 8 四、最后的讨论：一个新阶级主体？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考察了中国阶级政治和阶级话语中的一些历史性悖论。我们首
先见证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工人阶级结构性地形成时阶级话语的
失语。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千年开始流行的社会分
层概念完全取代了阶级概念，导致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去政治过程。我们还试图还原阶
级话语消逝的历史过程，发掘根源于毛泽东“阶级和革命”时代的阶级连续和断裂的结
构的奥秘。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
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中国对“
阶级”概念的谴责伴随着西方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对阶级分析死亡的宣称，服务了
改革的意识形态。现在对阶级分析的重现，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同样延长了一个去政治
化的话语，消解了对中国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型的可能的批评。
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理论极为重视人类行动者及其创造性，并因此和正统的马克
思主义关于阶级和社会的分析相对立。阶级概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陌生的。中国
农民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然而共产党坚持声称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政治象征与阶级主体之间关系的恣意性如此明显，使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看上去倒像是
一场“后现代工程”，远远早于后现代主义进入社会分析领域。能指和所指的差异如此
巨大，既维持了“阶级”话语（这套语言对中国人地位的构造产生了持续而巨大的影响
），又同时使得“阶级”话语不再具有实质意义。难怪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符号需要不
时地借助群众运动来弥合这种差异性。因此，不能将以“阶级”为身份的中国人看作是
一种扭曲，而是对主体位置的一种质询，它需要比经济或者物质更加强大的一种力量。
中国新工人主体（打工妹或打工仔）的形成，他们的斗争、独特的色彩和活力、多
重的场所，不再能被描述为或者政治化为单纯的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当
代中国，打工主体经历着、理解着、行动着并且规划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追求全球化
的中国，国家和资本的霸权话语稀释着阶级话语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分析已经
过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资本家和新兴精英来说，重构阶级结构和
阶级关系是一个当代工程。阶级分析的消逝可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因而是新霸
权的政治策略。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因此，“阶级”的历史在中国被双重取代，
首先是被国家，其次是被市场。阶级作为一个“符号”的幻觉是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
它使得在急剧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阶级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
只有扎根于底层阶级的经验，譬如通过分析宿舍劳动体制下（中国打工者们亲身抵
抗资本和市场的地方）的日常微观政治，阶级分析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斗争的武器重获
活力。{22}新的中国打工主体必须活出自身的阶级经验，作为其具体的生活斗争的一部
分。如果中国人曾经被自上而下地强加一套陌生的阶级语言的话，那么，在全球资本主
义和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交汇处出现的新型主体（打工妹/打工仔），正急盼着“阶级分
析”的归来。{23}如果“阶级分析”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套死亡了的话语，在后社
会主义中国重新凸显新的“打工”主体，就是一项及时的工程。我们希望工人的集体宿
舍，作为控制和反抗的微观空间，同样能够为这一新的工人阶级开创一个改变的空间。 | t*******3
发帖数: 2005 | | H****g
发帖数: 14447 | 10 薄熙来就是邓轮嘛。是一个愿意分点残羹给老百姓的进步邓轮。
【在 s*****r 的大作中提到】
: 薄爷治下也有奴隶？
| H****g
发帖数: 14447 | 11 哈哈。所以需要翻译成通俗的语言。
【在 t*******3 的大作中提到】
: 新左的最大特点是不会说人话
| H****g
发帖数: 14447 | 12 所以说，不改变这种经济上的剥削压榨，不改变中国几亿农民在经济上的奴隶地位，不
给予最大多数人最基本的福利保障，空谈什么一人一票，有个屁用啊。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经济平等决定民主自由。只有让人民不再有成为房奴孩奴病奴的担忧，人民才
有可能真正参与民主进程。脱离开经济平等，就是民主空心化，虚假化。 | l**l
发帖数: 68 | 13 真正的邓论是能做的不能说，能说的不能做。薄熙来又说又做，说到做到。故不是一般
邓论。才会有毛轮欣赏他。
【在 H****g 的大作中提到】
: 薄熙来就是邓轮嘛。是一个愿意分点残羹给老百姓的进步邓轮。
| O*******d
发帖数: 20343 | 14 美国的流水线作业也是这样的。 看下边的
暑期牛宰场打工１００天
以前在国内读大学，一年里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暑期前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那天。紧
张的学习生活在走出教室的一瞬间松弛下来，在回宿舍的路上,心情象路边的杨柳,飘飘
然然,乐不可支.嗡嗡火车的叫声,送走了一学期的疲劳,滚滚转动的车轮,把我驰向海滨
家乡.那里有温馨的家人,备好了最爱吃的饭菜;那里有久违的恋人,等待着月下挽手踏步
.
在陌生的异国它乡,同样也是这一天,却是一年中最难以对付的时刻.首先是要挖空心思
处置自己的随身所带.留学生截然一身,生活所需简而又简.可是不管怎样,在外过日子,
怎么也得有两条棉被,一个箱子,再加上炊具和自行车.二手的自行车是5美元买得,又已
骑了一个学期,够本了,免费送给了他人也不太心痛;炊具买的时候虽都是旧的,但已用习
惯了,不舍的扔,但实在不能带着这些东西叮当上路,只好忍痛割爱,送给他人;箱子就只
得厚着脸皮找地方寄存.
安置下财产,又要考虑去哪里打工.去年妻子和女儿都在国内,我孑然一身.单抢匹马,虽
为孤单,尚也自由.与几个同学结伴,搭别人的车去了纽约.打了一夏天的餐馆工,解决了
一学期的学费.今年太太和女儿来了美国,拖家带口,出远门不方便了,就只能就地谋职,
在学校的小镇上找事做.这个小镇人烟稀少,学校的学生占镇上人口的一半多.人不旺,业
不济,本来就少有的生意点,夏天就更是憎多粥少,找地打工难上加难.唯有镇上有一家宰
牛厂,听说凡去者,皆录用,就业的大门永远向任何人敞开.我半信半疑的去了这家杀牛厂
.
到了那里,果然名不虚传,接待的人给你一张表,几分种填好后,当即录用,次日就可上班.
上班的前三天是培训.第一天我们穿上白工作服,随着工头在车间里参观.我被所看见到
的景象所威慑.景象之一就是工人的穿戴:头顶钢盔,身穿铁甲.左手持铁勾,右手挥屠刀.
双手护带钢丝手套,两脚紧护长筒皮靴,悬腰横挂磨刀钢棍.这一幅装饰打扮,再加上工作
服上那屠牛的斑斑血迹,真使人感到像进入了真枪实弹的战场.景象之二就是车间内的工
作强度:一趟趟的转动吊车,悬挂着血迹淋淋的牛体,穿行于全幅武装的屠夫中间.一排排
的工作案子,满载着红白交配的牛体肉块,在井然有序的车间内滚滚流动.身披铁甲的了
工人,个个精神贯注,挥舞利刀从转动的吊牛屠体上,割下自己的份肉.拥入眼帘的尽是一
片刀光剪影,令人眼花目眩.景象之三就是机械化的程度:杀牛厂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是杀牛车间,第二部分是牛肉分割车间,第三部分是牛肉包装车间.三个车间景象各异,分
工有秩.一头活生生的牛被赶进第一车间,1.5小时后就全处置完毕,装入成品箱内从第三
车间运出.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三天培训下来,20几个新工人,所剩无几.工作强度之激烈,宰牛场面之血腥,吓走了绝大
部分,幸免尽存的都是英雄好汉.我得养家糊口,还需要操持下学期的学费,当然的要归入
英雄好汉之列.这时我才晃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个牛宰厂对求业者永远是来者不拒.
培训训结束后,我分配到的工作是站在流动的工作案前,把一块约三斤的牛肉,将其肥瘦
分开.这活听起来十分间单,咋看起来也似容易.但正式工作的第一天差点就没熬下来.这
是我一生中感觉最漫长的一天.轰轰的机器声震耳欲聋,沉沉的铁甲压身如锤,冰冷的车
间严寒似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那带着钢手套的双手,极其笨重在艰难地割肉.八小时煎
熬下来,十个手指难以直起,弯曲地疼痛难忍.要不是生计所迫,第二天说什么也不可能回
到这地狱般的地方.我的份肉是4.6秒种来一块.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必须完成以下程序
部骤:左手持一把勾子,右手挥一把屠刀.肉块一传至根前,立即要用左手的勾子迅速的把
肉拉至面前,固定住肉块,然后右手用屠刀快速的将肉肥瘦分离.分离后的小块肥肉,推入
案子上一个洞内,分离后的瘦肉要用铁勾准确地抛到头顶上的一条瘦肉传送带上.这快肉
刚处置完,还没来的及喘口气,紧接着下一块肉又来到了面前.整个的牛肉传送带的设计,
真正体现了西方国家的高效率和精确的数学计算.它给你的时间就是你经过培训后所需
的最短时间.
在和流水线赛跑,除了应接不暇的割肉,还得抽时间不断地磨刀.每个人的身上都挂着一
根不绣钢的磨刀细钢棍.刀就是要在这上面磨.磨刀好坏,十分关健.磨刀的速度和磨刀的
角度都深具学问.磨得对,刀下生风,割肉就会轻松,事半功倍.我周围的几个越南妇女工
人,工龄已有多年,磨刀技艺炉火纯青.她们的刀永远是刀光闪亮,刀快锋利,切起肉来轻
轻松松,游印有余.相形之下,我的磨刀手艺,远未出徒.磨的方法有问题,磨来磨去,刀锋
还像木头一样.用像木头般的刀去切肉,是凭着手劲去硬切,不一会手就累酸了.手酸了,
就用胳膊劲去拉,胳膊酸了,再轮上了肩膀,肩膀酸了,就又轮回到手腕.我就是这样在无
奈地恶性循环,整个右上半身,包括右手,右臂和右膀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疼
痛交加,度秒如年.
为了提高效率和减轻我的负担,每天上班前,太太帮我磨刀半小时.听着那“嚓,嚓,嚓’
的磨刀声,立时给了我增添的巨大的信心,去迎接这新一天的战斗.可是一到案前,那刀还
是斩不断,切不开.无奈她训练无素,有功无劳.
刀不快,手不快,只得偷功减料.经别人切出的肉,肥瘦分明,而经我切出的肉却是瘦中带
肥,肥中夹瘦,看起来质量问题很明显.为了消除这坏影响,我就在分割肉时,肥肉部分尽
量多切,这样分割后的肉,瘦中肯定不带肥.但其付做用是,切完的肉,肥中带瘦.既然瘦肉
部分是正品,肥肉为次品,我就只能丢卒保帅,管不了那么多了.久而久之,我因此而出名,
得了一个外号叫 “MR. OVERTRIM” (多切先生).
在每半天的工作中,有15分钟休息.遇上哪天,饮水过量,等不到间歇就需入厕,麻烦就来
了.那无情无义工作案,视你的要求而不顾,仍在川流不息地豪迈转动.我只得向左右邻舍
求援.在我暂离期间,帮忙的工友,一边切割自己的份肉,一边把滚滚而来我的份肉用铁勾
给我拉到工作抬前.等我由厕所赶回岗位时,我的面前已堆起了一个椎型的肉垛.这时的
我,对工友说一声 “THANK YOU” ,就开始了更激烈的战斗.
这时我一边要切割流动案子过来的份肉,还要挤出时间去一一消灭掉身边这令人心惊胆
颤的大肉垛.
除了强度的体力劳动外,身上那永远散发不掉的牛腥臭味也令人难以容忍.每天下班回家
,六岁的女儿总是捂着鼻子,离我远远的.不得已,我只好把脱下的衣服和鞋放在门外过夜
.但就是这牛腥味帮了我一大忙.父亲节的那个夜晚,在约十点多下班的路上.知道太太和
女儿已为我做好丰盛的节日晚餐,就归心急切,在拐弯出的
STOP标志前没有停稳就匆匆前行,立刻被警察发现.望着警车信号灯忽忽在闪,眼看一个
星期挣来的血汗钱就这样毁于罚单,心里别提是多么沮丧.警察走近我的车,探下身子正
准备质问我.这时一股臭臭的牛腥味从敞开的车窗向警察直扑而去.他皱了皱鼻子问:“
你是IPB宰牛场的吧?”然后说:“以后小心,下不为例”.我惊喜交加,连连点头称是,可
心中对警察的宽容不免诧异.警察可能看出了我的疑惑,便说:“我在当警察前,也在这宰
牛场干过,不容易啊”.这一次的遭遇不算是臭味相投,也算是臭味相怜吧.
我所居住的小镇,在夏季是常遇龙卷风的地方.每有警报拉响,人们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跑
到地下室去躲避.谁会想到这人人惊慌失措的时刻却是我最翘首盼望的时刻.当卷风到预
告通知后,车间里的滚滚转动各流水线,随着一声鸣笛声,象撒了气的皮球停了下来.此时
此刻,我先来个深呼吸,然后扔下手里的一切,跟随工头跑向指定的蔽风点.在跑进中,周
围是一片噪声,夹杂着人们恐慌的表情.而我却在憧憬着以下的一两个小时不需工作,心
情无比轻松,像被解放了的奴隶一般奔向自由.
除了盼望龙卷风以外,另一件期待的事,就是希望能分到扫地的活.如能分到这活,那繁重
的切肉活就会暂时被人代替.这个活偶尔会分到.每当我得到这活,我扫起地来是完全彻
底,一丝不苟.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旮旯,都是扫了又扫,清了又清,废肉杂物无一漏网.多
扫一分钟的地,就少遭一分钟的罪.所以我就扫啊扫,有的地方可以扫到多达5遍以上.
还有一个小故事,每每想起来都使我忍俊不禁,它调剂了我艰难的打工生活,给了我一些
轻松和幽默.
和我一起同时在牛厂打工的一位中国朋友,由于刚刚来美不久,用英文和工头沟通有障碍
,有时我被叫过去给他当翻译.有一次和他闲谈起来,他对我说工头很坏,我便问他工头的
所坏之处.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原来在中国我们学到的英文问候通常是: “HOW ARE YOU?
” 和 “HOW DO YOU DO? 很少听说过 “HOW ARE YOU DOING?” 这
个用法.每当工头巡视走过,对我的朋友说: HOW ARE YOU DOING? 我的朋友总以为
工头在监视他做工而问他: “你在干什么?”. 气愤之极但不敢发作,只是把头扭向一
边,不预理睬,以示抗议.只到一天,他再也忍不可忍,当工头再问: “HOW ARE YOU DOING
?”的时候,他挺而反击,冲着工头直面怒哄: “I AM WORKING, CAN YOU NOT SEE!”.
我在牛宰厂整整干了一百天.一百天在人生的历程中只是一瞬间,可它却给了我永不忘却
的一段记忆.它给了我收入帮助我完成了学业;它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领略了西方国家
的那难以想像的机械化强度;它还给我流下了最难忘的东西,就是酸疼的右臂和手.时至
今日,右手握拳,仍感隐隐在疼.
http://www.netsteering.com/viewtopic.php?t=79538&sid=b3ee2a4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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