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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图长久侵占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一直尝试对中华民族实施奴化教育。从“九一八
”事变吞并东三省，到“七七”事变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日本侵略者脚步的延伸
，其奴化教育的触角也随之延伸到所占的中国领土上。
日本侵略者毁灭我国的文化机关，焚毁我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
“中日亲善”“共存共荣”“
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妄图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
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
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相比，教育侵略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危害也更
严重。
东北广大同胞，经受日军奴役长达14年之久。14年时间，一个刚够读书年龄的孩童
已经长大成人。很多孩子直到抗战胜利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而非所谓“满洲国”人。
冯志良和徐德源两位见证者在沈阳接受了采访，他们说，童年的感觉是黑暗的，日本鬼
子虽然“用心良苦”，但传承了五千年未曾中断过的中华文化岂是他们所能撼动的？
84岁的冯志良老人还记得沦为亡国奴的那心碎一刻：“1931年我读小学二年级。‘
九一八’事变后，校长给我们上课时说，这是‘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是亡国奴
了。当时，师生们都痛哭失声，这情景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开始学日语，地理只讲东北三省的，历史只讲辽、金、清的
，这是要让东北人从小就忘记中国的地域和五千年中华历史。1939年我初中毕业，考入
了奉天第五国民高等学校。那时，我们这样的学生大都已可以用日语说日常用语，可以
听日本人讲课。讲课的内容除了什么‘共存共荣’‘王道乐土’，就是日本人把‘满洲
人’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反正是要我们崇拜日本人，连到奉天上街经过日本神社
和忠灵塔都必须停下来脱帽敬礼。”
原辽宁大学历史系教研室主任、教授徐德源回忆说：“伪满洲国成立时，我才6岁
。那时，日本人严禁老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必须承认是‘满洲国人’。谁说自己是中
国人，就是反满抗日，会被逮捕关押，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大人们怕我们这些小
孩子出事，出门前常一再叮嘱可别说走了嘴。”
“1936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就有日语课，由日本人当教师。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学
了10年日语，学校采取各种手段督促、强迫我们学。当时的就业和升学等各种考试都考
日语，日语考不好就难以就业和升学。1945年我在建国大学读书时，几乎所有的课程都
用日语授课。日伪满在奴化教育中这样强制学日语，就是要在我们身上打下深深的难以
磨灭的烙印。”
“日本右翼势力今天篡改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当年却不择手段地篡改我们的历史教
科书。”徐德源说，“在小学时，我们常被强迫背伪满‘建国宣言’。‘宣言’中胡说
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单独开国，后来多次并入中国又分离出来。”
“1939年，伪满国务院文教部编审颁发了名为《国史》的‘国高’历史教科书。这
本所谓《国史》，与我在私塾读过的《三字经》所记的中国历史朝代完全不同，没有讲
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朝代，而是按东北历代部族和民族政权讲，将伪满洲国的建立说
成是历史的当然继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
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并下达“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据不完
全统计，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查禁、焚烧书籍就达650余万册。同时，他们对
爱国的中国师生展开疯狂的镇压和屠杀。1936年，侵略者在伪安东省制造“教育界救国
会事件”，抓捕辽东教育界爱国人士300余人，造成近百人死亡。
冯志良回忆：“1940年9月3日，日寇迫使中国的工商业者捐钱买3架飞机，命令各
中等学校学生，不论远近一律列队徒步前往观看。我在行走途中说：‘有什么好庆贺的
，叫中国人出钱买飞机，再用它来炸中国人，这是让人从心里感到悲惨的事。’没想到
就因这句话‘惹了大祸’，有人告了密。几名日本教师认定我是‘反满抗日’的思想犯
，准备找出来交给宪兵队‘取调’(逮捕)。当天是星期六，我就趁鬼子还没弄清楚我的
名字，当夜乘车离开沈阳。”
然而，无论侵略者奴化教育的用心如何险恶，手段如何卑鄙，也无法泯灭有良知的
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殖民统治的高压下蕴藏着抗争的火种。当年被迫逃离学校的冯志良
说：“我逃离后考上伪陆军军官学校，仍然要接受这种令人反感的教育。后来，我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春情报组工作。我们这些人，从小到大
就受日伪奴化教育，可却从未忘记祖国，未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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