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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3070 | 1 回顾四川饥荒珍爱今日幸福
饥荒指的是1960年前后发生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用刘少奇在1961年的话说，就
是“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最近
浏览网上文章，有一篇是回忆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评论贴子很多，有感同身受的，
有认为夸大其词的，也有根本不相信的，甚至有质问作者“你为什么没有饿死”，怀疑
其为“阶级敌人造谣”。
对于这些评论贴子的千差万别，我想，是容易理解的。没有经历过那种年代的年青人，
现在听那个年代的许多事，肯定会认为是“天方夜谭”，很难相信，更难理解。比如，
每月粮食定量为21斤是什么概念，现在的人就理解不了怎么还会吃不饱。现在的许多年
轻女性，早上喝一点牛奶、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晚餐吃点蔬菜和水果也不吃饭，夜里
边看电视边啃卤兔头、鸡翅膀、鸭脚蹼、猪尾巴之类的，或者吃点烧烤、五香豆腐干等
，只是中午吃点饭，也是菜多肉多饭少。就是男青年三几瓶啤酒下肚，涮点毛肚、鸭肠
火锅什么的，哪里还需要吃米饭呢！对他们而言，每月粮食定量为21斤肯定是太多了。
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体会到除了定量粮食之外，什么吃的都没有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更想象不到每天才二、三两原粮的农民如何生存。这些只能发生在那个“创造性地发展
”了的“顶峰”年代的事情，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愿如此）的。
就是经历过那种年代的人，对于饥荒的感受也会是千差万别的。北京、上海的供应与其
它地方，肯定不一样，京、沪是全国重点保证的地方。其它大城市的供应与中、小城市
也不一样。城市与农村不一样，城市的供应再少，总是有的，农村则不然。不同省因人
祸之异，情况有很大差别，而人祸重的农村，情况是最糟糕的。如全国城镇人口平均每
月粮食定量为27斤，北京定量为30斤，而四川成都为21斤、县镇为19斤，1960年9月四
川甚至把定量降为17斤，而四川农村有的社员每天才二、三两原粮。但是，就是在同一
城市，“高干”们和“保护对象”有“特供”之类，不会与小民们同等饥饿。在饥荒的
同一农村，因为有“公共食堂”，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保管员以上的干部及其家属，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没有与“社员”遭受同等的饥饿，当然这些干部为此成了“四清”
开始时刘少奇的运动对象——多吃多占，后来运动方向变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那又是另
外一回事了。
所以，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对不同的人而言，有的是经历了一道生死关，有的是饥
肠辘辘、难得一饱，有的却是难得油水、似饱非饱，有的只是荤腥少了点而已，极少数
人甚至会无所感觉。我大概应该属于难得油水、似饱非饱者，这在四川已经是归于幸运
者之列了。
1958年我进入了高中。大跃进正如火如荼，全国一片宗教入魔般的狂热，七年超过英国
、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喊得震耳欲聋，粮食亩产万斤、十几万斤的新闻更是日新月异
，全民大炼钢铁的浪潮席卷城乡各个角落。给我印象特深的是中央的一份什么“公报”
或“决议”，上面说全国的土地要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种花、三分之一休闲。大
概是怕粮食太多吃不完吧。“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等标语，漫天飞舞。记得在一次到郊区拉砖（修炼钢高炉）回来的路上，摆着大饭
桶的人民公社食堂就在路边，可以人人免费吃饭，我们也就去大吃了一顿。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粮食就开始凭票购买，肉基本绝迹了，菜油每月每人二两，而蔬菜
的供应也基本断绝。市面上当然也就没有糕点糖果卖了，饭店里没有饭菜卖了，饭店门
前的一块小黑板上写着的“咸米泥”（当然是收票），至今闭上眼睛仍然能浮现在眼前
。居民每月粮食是21斤，高中生好象是24斤，我家兄弟姊妹多，应该说情况不算很糟。
配给的粮食按照领袖曾经写过的最高指示那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辅以瓜菜，肯定
是饿不死人的了。当然，瓜菜的来源在城市里是个问题。好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定点菜摊
，每天早上要卖一会儿。母亲便去捡一点菜摊丢弃的老藤叶（在正常年景这是无法吃的
），晚上父亲下班回来便将其切得很细很细的，吃起来也就不难下咽了。其中，我记得
最清楚的是开了花的空心菜的老藤，父亲把它切成细圈后，再细细地剁成小颗粒，母亲
再掺合上少量的面粉，放一点盐，在干锅上烙成饼子，便是当年赖以裹腹的美味了。报
上号召用尿水养小球藻，说是营养十分丰富，我们在学校的池子里试养了许多，只觉得
尿水变绿了，掺在饭里没有饱肚的效果，到底营养如何鬼知道。
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近郊的苏坡乡去义务劳动，帮农民锄草。草比我们高，如林的草
中，稀稀疏疏地点缀着一种都快烂了的什么瓜，那是名副其实的“草盛豆苗稀”了。在
这天府之国的心脏地区，田园竟会如此荒芜，据说是因为社员都去大炼钢铁了。当时虽
然有些不解，但作为幼稚的中学生并没有去深想。这是我高中阶段唯一一次亲历的农村
生产状况。
自然灾害是吃不饱的主要原因，苏联修正主义的追债更为雪上加霜，这是当局教育老百
姓的说法。我当时是深信不疑的。我还为此，写下了几句：“怒闻老天又欺吾，自愧力
乏一小卒。他年我若擒商羊，播雨耕云任所欲。”正因为如此，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才
在其中选了一个“农业机械”专业，谁想竟歪打正着成了终生职业。
到了1961年，市场有了点变化，开始有议价的糕点出售了。一次，见一教物理的青年教
师，在发了工资后抱了一叠饼子（似现在的月饼大小）回校。抑制不住的笑，使他的嘴
都合不上了。而看的人，眼睛瞪得有鸡蛋大。这是一元钱一个的天价饼（大米的官价才
八九分钱一斤），也是那时难见的高级营养品，其中所含的糖、油是那样的珍贵，只是
一般人可看而不可吃。一个普通工人每月最多挣30多元，公社书记工资都才29.5元，大
学毕业的工资50、60元，要养家糊口的，是买不起议价饼的。
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在这时对“自然灾害”的体验，也就仅此而已。
有幸进了大学，这是因“自然灾害”而刚建立起来的、位于郊区的农业机械学院。大米
自然是国家供应，大学生每月30斤，节约1斤，实得29斤。可是蔬菜就没有供应的了。
院长是经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每个班在学校的空地上种白菜、萝卜，这两种菜长
得快。同学中，从农村来的人不少，所以种菜并不难。难的是菜长得再快，也要一两个
月才能收获，眼前吃什么？学校经过与紧邻的国营农场联系，他们愿意支援我们红薯叶
、藤。这样，我们就天天顿顿吃上了几乎没有任何油腥气的红薯叶、藤。
学生食堂是分桌吃饭，八人一桌。菜虽然也要分，但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不是重
点。重要的是分饭！每人三两，一桌八人是二斤四两，装在一个白色的搪瓷面盆里蒸好
后，由轮值者把八人的饭票收齐，到食堂去领出来。然后在其余七人的关注下，用自制
的“分饭刀”，小心翼翼地把饭划为八等份。大家几乎都屏住了呼吸，十六只眼睛瞪得
溜圆，注视着每一份饭的大小。为了防止轮值者作弊，如故意划成上大下小之类，分饭
规则也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轮流执刀，一人一天，从执刀者左侧开始选饭，按顺
时针次序在盆中任意挑选，最后剩下的才属于执刀者。这样，如果执刀者不想自己那份
最小，他就会尽力把饭划得尽可能的均匀。“分饭刀”本来食堂是给了一把木的，可是
大家觉得它厚而大，既不便于精确切分，又不利于清理干净各人应得的饭粒。于是有“
公益心”而又心灵手巧者，便会自告奋勇，用竹子经过精心地加工，制成精巧的“分饭
刀”。这也算时代的一绝。
一天，当大家端着碗用话下饭时，一位高个子的同学说：“再给一盆饭我也吃得完。”
此话一出，有好事者便要一赌，于是动员大家凑齐饭票，立即去食堂又领了一盆饭来。
只见他几口把自己碗中的饭吃完，马上端起蒸饭的面盆，埋着头一声不吭，一会儿就把
盆里的饭一扫而光。后来，有人说这太危险了，他们家乡就有赌吃饭，而把人活活胀死
的。好在这位同学肚皮大，毫无问题。不过，正因为他肚皮太大，后来饿得受不了，干
脆退学回家。每每想起此人，总会为之惋惜不已。学校里也有同学害了浮肿病的，但都
得到了黄豆粉之类的灵丹妙药医治，很有奇效。
体育课不上了，改为“劳逸结合”，在床上休息。尽管如此，对于尚在成长中的青年人
，这样的伙食只是半饥半饱或似饱非饱，特别是个子大的。好在附近有农田，收获后的
红薯地里，总剩有些挖烂了的小红薯块和指头粗的小红薯，学生和一部分青年教师，便
三两成群地去淘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农村来的同学，身穿破衣裤，赤脚，拴一条
有四川农村特色的脏烂兰围裙，腰系一根谷草绳，胸前插一把自己用竹子削成的“分饭
刀”，一手兜着围裙当布袋，一手拿着细竹棍，不停地在土里翻戳着。忙碌一两个小时
，大家总会有所收获。傍晚，在学生宿舍后面的小河边，我们用洗脸（脚）盆作锅，支
在石头上，捡来枯树枝，便煮了起来。远远望去，火光连绵一片，堪称一景。有一次院
长来了，这可把同学们吓坏了。可是，他看了看，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现在想，面对
此情此景，他作为一个30年代归国华侨的北京大学生，除了仰天叹息之外，的确无话可
说！女同学没有人参加过田间“淘宝”的活动，原以为是女生消耗小，不太饿。四十多
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忆及当年饥饿时，她们说不是不饿，主要是胆小加爱面子，不
敢去。其实她们当中的多数人，当时因为饥饿连“例假”都没有了。
大学的同学有许多来自各地的农村（当然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出身），见闻自然也就多
了。有的话虽然在公开场合是不敢说的，否则祸果难测，但私下的耳语，还是听到了一
些吃草根、树皮、白泥和饿死人的事。也有谈亲戚任农村干部，自己经常借光在食堂揩
油的趣事。至于把几块田的稻子移栽到一块田，谎报高产，放“水稻卫星”；把粮仓里
堆满稻草，上面盖竹席，再在竹席上放一层粮食，谎报粮食多得仓都装不下了，等等，
更往往听得我似信非信，因为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幼稚的我，原来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到了深秋，学校安排我们下乡劳动一个月。地点是距离成都数十公里外的简阳县的一个
地方，这里靠近成渝铁路线上出简阳后的第一个小站。我们住在紧邻铁路边的一个生产
队的库房里，在地上铺上稻草，打开自己的草席和被盖，便是大铺了。我们的口粮定量
是从学校带来的，每天每人一斤米，但在这里被换成每天四斤红薯。对四斤红薯有多少
，我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每顿能领到一条大红薯或者两条小红薯。菜自然是没有的，
偶尔能有一点，也就是生胡萝卜茎叶拌上盐，由于胡萝卜茎叶上有毛，很难下咽。但劳
动任务明确而具体，就是在这里的丘陵坡地上，为生产队种上麦子。和当地的农民有时
我们也聊上几句，原来这里的劳动力基本上已经死于“三年自然灾害”了，剩下的老小
无力完成秋钟，我们算是解了他们燃眉之急。这里的孩子，不仅羸弱异常，而且身高与
年龄极不相称。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谁也不敢议论什么，只是心里明白这么一回事而
已。
时值四川“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季节，凄厉的金风吹落枯黄的败叶，似漫天纸钱飞
舞；如毛的秋雨飘在身上，好象那些饿死的冤魂附体，令人不寒而栗。当地紫红色的粘
土小路和坡地，似显殷红，泥泞异常。我们白天都是赤脚挖地或挑肥，晚上吃完自己的
那根红薯，便都洗脚后卷缩在草铺中。大房子正中挂了一盏鬼火般的煤油灯，看书是绝
对不行的；而在那种连收音机都不可能有的年代，又没有任何消磨时光的活动，大家只
好是躺着吹一会儿牛。谁也没有想到，居然会有同学偷偷跑出去侦察老师的行踪。他们
发现，带队老师晚上竟然私与生产队的干部们吃鸡吃肉、喝酒尽欢。这对不谙世事而又
薯不裹腹且要上坡劳动的学生，简直是莫大的刺激，虽怒不敢言，但却群情愤然。回学
校后，有敢出头者将此事向上作了反映，当然是不了了之。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初期
，竟有同学返校为此事批斗了带队老师。现在看来，我们这群学生当时真是少见多怪，
幼稚得可以。不过，这却是我对饥荒情况的一次较为直接的认识。
到了1962年农村的情况听说有了些好转。一个星期日，我和弟弟一起步行去几公里外的
天回镇农村，看望弟弟的干妈。这里也是肥田沃土的天府中心地带，可是干妈说，前两
年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是终日饥肠辘辘，以糠充饥，经常解不出大便，肚皮胀得似鼓，
只好用手和竹片掏，痛苦万分。干爹饿成浮肿，庆幸的是“成份”好而又命大，总算最
终死里逃生。而有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浮肿后便成为了饿殍。
1963年社会的整体情况更好了。暑假时我带着妹妹回老家去看望大伯和伯妈。我是在土
地改革时，为了分一份土地回过一次老家的，这次是第二次。老家虽位于四川盆地中部
的浅丘地带，但傍临涪江，坐落在肥美的冲积平原之上。伯妈述说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
的日子里，不仅自留地全收光了，连各家的锅碗瓢盆之类都被没收或砸坏了，肚子吃不
饱，在出工劳动时，就扯地里的庄稼生吃，豌豆、胡豆、小麦、玉米，不管成熟没有，
能填入肚子就行。幸运的是“成份”好，就是被发觉问题也不是太大。但一个本家的哥
哥是富农成份，偷吃庄稼被发觉，这就是“阶级斗争”了：阶级敌人破坏生产。他被捆
在柱子上遭抽打，后来他没有能熬过这段艰苦的日子，我没有能再见到他。另外一件事
也令我印象极深，这是大伯说的。公社食堂到了后期，不仅锅里缺少煮的，而且锅下也
缺烧的。记得土改期间我在老家时，各个农家也缺烧，那时不象现在有天然气或煤，冲
积平原上树又少，唯一的生活燃料只有庄稼的秸杆（小麦杆、玉米杆、棉花杆等），不
够时就去竹林里扫竹叶和在祠堂（已经是乡政府了）前的大黄桷树下捡落叶烧。而公社
食堂烧光了所有可以烧的东西，砍完烧光了所有的树之后，就开始挖坟刨棺材烧了。我
奶奶1953年逝世后，埋葬在自己的地里，后来合作化了，土地公有，坟头被平去了。大
伯说，由于当年葬得深，又没有坟头可鉴，虽也被人挖寻，但总算逃过了遭刨棺之灾。
大伯说这句话时如释重负和欣慰的表情，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我也庆幸自己的奶奶
能够不受干扰地安息于地下。
1964年初，学校掀起了一场有别于全国的政治运动，除了批判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之
外，还新划定了一个“右派分子”，逮捕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个“现行反革
命分子”是我们的理论力学老师，她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并留校任教，后来调来我校。
一头短发显出中年女性的泼辣干练，她心直口快，课讲得好，很受学生欢迎。她的罪名
是，“恶毒攻击李政委（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
据人揭发，她在力学教研室的会上说，她的家乡涪陵、万县一带，饿死了许多人，李井
泉还隐瞒灾情，拒绝中央给四川拨粮食救灾。当然，她的某些话比较尖锐，“李井泉是
用四川人的血染红了顶子”。力学教研室也因此而“烂掉了”，因为她的话得到了共鸣
，至少是没有受到批判，所以基本上没有好人。宣判大会是在学校礼堂召开的，她被判
处十年有期徒刑。在被戴上手铐、押上公安局的吉普车时，她一路大声高呼“历史将宣
判我无罪！”（这是古巴卡斯特罗的名言）。的确，历史宣判了她无罪，但那是“文化
大革命”之后的事了，给她平了反。据一个同学说，她被判刑后，被送到了雅安地区的
一个茶场劳改。十年刑期满后，她被安置在这个茶场。这个同学在这期间，遇到过她。
平反之后，她要求回到原学校工作，但有关方面出于种种考虑，把她安排在了另外一所
大学。也许就象“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李井泉，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也没有再回
四川来，仍然在北京当副委员长了。学校的这次政治运动清楚地告诫我们，对于饥荒年
代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大家心知肚明就行了。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贵州，前十年基本上是年年下农村去搞“中心工作”。这些工作
的一条要领就是狠抓阶级斗争，方法之一是叫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有许多贫下中农在忆
苦思甜时都说，“旧社会我们过得好苦呀，困难时期饿死了好多人！”，面对这些没有
文化的少数民族的控诉，真是令人涕笑皆非，又不敢去打断他们的话。后来在边远的荔
波县搞“中心工作”，也遇到过这种事，当我讲给本地的干部听时，他们说“文化大革
命”初期，当地群众斗争“走资派”的方法之一，就是叫他们去那些被饿死的人的坟上
叩头。我才明白当年饥荒的范围不止是四川。那时，我突然想到晚唐诗人杜荀鹤的“任
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情不自禁地在心里改为“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
计得饭饱”。与此同时，又为国家旷古未有的真正统一，而折服惊叹。倘若国家真能如
毛在抗战时所说，统一于民主、统一于进步、统一于富强该有多好啊！统一于贫穷、统
一于饥饿，则是一种他自己都没有料到而又不敢承认的悲哀。
以上是我对饥荒年代的亲历、亲见和亲耳所听的当事人的叙述。但作为平民，对饥荒的
年代的总体情况仍然是一头雾水。饥荒年代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因上“万言书”为民清命
而获罪，现在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彭德怀虽然是平反了，然而对于饥荒年代的事
，至今大家依然讳莫如深，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经常看到、听到的都是“文化大
革命”中，什么粮票、布票、棉票、肉票、糖票、烟票、酒票、肥皂票等等，等等，生
活如何困难。其实，既然发了票，多少总是有的。当饥荒的年代不仅没有东西，连票都
没有时，才是真正的灾难，只是这种灾难更多的是落在了缺少话语权的农民头上。
我是四川省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第九届常委。政协有时要送一点文史资料之类的
书籍给我们。这些书中，有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是当代口述
史丛书编委会（主任是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杨超）编的第一辑，是对
社会公开发行的书籍。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一读再读“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一
文。对四川饿死上千万人感到悲愤，对作者廖伯康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以时任中共重庆
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之职，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中央书记处胡耀邦
、杨尚昆反映了四川人民的灾难，后来招致打击报复、丢官弃职。“文化大革命”之后
平反，出任过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却能在书中将四川经历的那场饥荒
，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告诉世人，可谓良知昭然，必将留名青史！从该文以下的话，可
以了解四川饥荒的大体情况：“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
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1961年我到长寿县渡
口公社亲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什么
叫‘家徒四壁’，什么叫‘野有饿殍’，什么叫‘易子而食’！我这才真正是眼见为实
。”“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
说有的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外一个村子的人到这
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
只好再从其它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见P156）
而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在文中说：“那时候涪陵的城乡简直不成样子了。梁平
在四川大概是中等的。”“我们下去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浮肿病人。下边的干部并不象
上边的领导同志那样，忌讳说没有粮食，饿死人，是给我们说实话的，包括县委书记徐
海清。他领着我去看了一个最严重的村子。跟刚打完仗淮海战役的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
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和灰
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见P97）
另一篇“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是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的，文章说“‘大跃进’造成
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过几个推算的数字
，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
，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却有精确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人口减少一千
万。”“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见P235）
真可谓是，再世周兴披红袍，苛政杀人猛于刀。可怜川中父老苦，千万饥民成饿殍。
我国幅员辽阔，就某种意义而言，局部的灾害，应该说年年都有。近些年的大水灾、大
雪灾、大地震，都没有使我们国家饥荒。相比之下，当年的“自然灾害”，应该是微乎
其微的了，特别是象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就不知旱涝造成的饥谨为何物。
1961年刘少奇曾经引用湖南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人分析这是他被
整死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的直接原因。今天客观地回望那段历史，大饥荒应该是九分
人祸所致，苛政所致，推委于“自然灾害”，仅仅是一种政治托词，是“伟大”领袖的
驭国艺术。
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国的人口比当年增加了一倍，我们社会不仅无饥谨之忧，而且渐
入小康。城市的富裕繁华且不说，农村的变化也是自古未有：农民种田不纳税，孩子上
学不交费，电话电视洗衣机，养老医保都不贵。我从心里大喊一声：改革开放万岁！也
许我们对现实生活仍然会有各种意见、不满、牢骚、抱怨，但想想饥荒年代，我们就会
体会到：中国出了邓小平和他的后继人，乃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抗战八年中国军民死伤三千五百万（死一千八百万），二战中苏联死2680万、德国死
800万、波兰死650万、日本死300万、英国死40万、美国死38万，而饥荒年代我们却饿
死三、四千万。饿死人多的省，除四川之外据说还有河南、安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
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足
见其人性未灭。可是李井泉的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见欧
阳也的“说一说四川第一任省委书记李井泉”）。是的，都会饿死人，但第一仅就天府
之国的四川而言，民国几十年饿死了多少人？清朝二百多年饿死了多少人？不会是这样
成百万、上千万吧；第二即使是在人命如蚁的封建时代，饿死成千上万人，地方官就是
作为替罪羊也肯定是要被杀头的。在过去的五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反映灾情的官
员被迫害、被平反、被升官，就是没有看到饿死上千万人的官员受到任何惩处，岂非怪
事？！而这些官无任何愧悔歉疚之言，见到的只是向上推委、粉饰自己的“反思”。当
然，这些人现在差不多都死了。提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不是为了学伍子胥，而是想
让年青人看到眼前的生活（无论你觉得幸福程度如何）不是一直就这样美好的，应该倍
加珍惜，同时警惕和避免今后再发生这种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悲剧。但是今天我看到，
四川在纪念建国60周年的新闻中，也与“反思”一样，只讲三年调出粮食全国第一，不
谈连续三年虚报浮夸产量二、三倍（中央就是根据此数据要粮的），把死人上千万的直
接原因歌颂成丰功伟绩。天理何在？！人性何在？！希望历史学家们好好研究这段古今
中外都罕见的历史。作为有关方面，也总应该给历史一个交代！给人民一个交代！把事
实和真相告诉世人。现在可能还不是时候，但我们相信这一天总会来的，也许我不一定
能够看到。
2009．9．7 | k***i
发帖数: 462 | 2 李井泉就是个贱人，这种人居然还能善终，真TM不爽。不过四川三几年的时候也有次大
饥荒，不比三年困难时期好多少，我外婆当年一家几乎绝户。
【在 s*****r 的大作中提到】
: 回顾四川饥荒珍爱今日幸福
: 饥荒指的是1960年前后发生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用刘少奇在1961年的话说，就
: 是“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最近
: 浏览网上文章，有一篇是回忆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评论贴子很多，有感同身受的，
: 有认为夸大其词的，也有根本不相信的，甚至有质问作者“你为什么没有饿死”，怀疑
: 其为“阶级敌人造谣”。
: 对于这些评论贴子的千差万别，我想，是容易理解的。没有经历过那种年代的年青人，
: 现在听那个年代的许多事，肯定会认为是“天方夜谭”，很难相信，更难理解。比如，
: 每月粮食定量为21斤是什么概念，现在的人就理解不了怎么还会吃不饱。现在的许多年
: 轻女性，早上喝一点牛奶、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晚餐吃点蔬菜和水果也不吃饭，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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