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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985 | 1 “唱红打黑”是个形象的说法，也是个概括的说法。这里的“红”既指红色歌曲，也包
括其它的理想主义教育的内容。谈到重庆的“唱红”，我把读经典书籍、讲箴言、红色
经典电视频道以及机关干部的“三进三同”和“大下访”等和理想主义有关的其它内容
也包括进来。这里的“黑”则既指一般意义的“黑社会”，也指“黑社会”以外的恶势
力。
很明显，无论是“唱红”还是“打黑”，都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事，前者是意识形态
方面的行为，后者涉及国家机器的职能，因此都是政治上的事。那么，我为什么要强调
用经济的眼光来看这件事呢？因为，政治上的事如果单纯从政治上看，很容易被表面现
象所迷惑，也很容易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所谓的“主义”之争或“权力”之争中，甚至陷
入“阴谋论”的迷思里。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政治斗争的本质都是经济斗争，或者说
，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都是经济利益。用经济的眼光看这个问题，就可以使我们稍稍远
离一点这些迷思，使我们能够暂时摆脱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比较清楚地透过复杂的表
面现象看到它们掩盖的简单本质。
什么是经济？给它下一个完整和准确的定义是困难的，在这里，我采用相对简单的说法
。从社会整体上看，经济就是社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从政府的角度看，经济就是它的
财政收入和支出；从企业的角度看，经济就是它的成本和利润；而从我们普通百姓居家
过日子的角度看，经济就是挣钱和花钱。
那么“唱红打黑”和经济有关系吗？有的；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密切。
先让我们看看“打黑”和它的关系。“黑社会”是什么？是黑暗的社会，还是黑恶的社
会？都是，也不都是。“黑社会”的确切含义是未经合法政府允许，自行行使部分甚至
全部合法政府职能的民间势力或民间组织，这里的“黑”指的是非法，但不一定是黑暗
或黑恶。但是，从经济角度上看，黑社会一般对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是有害的。原因很
简单，“黑社会”的存在使经济活动的成本大大加大，具体表现在：
第一，黑白社会的双重政策法规。“黑社会”规矩和政府的法令常常是不一样甚至是矛
盾的，无论是经济实体还是百姓家庭个人，都很难与任何一方抗争，都必须服从它们。
这就必然会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增加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成本。
第二，黑白政府的双重税收。无论是政府的合法税收还是“黑社会”的非法“保护费”
，最终的负担都要落在企业和百姓头上，加重企业成本和个人的不合理支出。
第三，黑白通吃的黑恶势力。“黑社会”可以腐蚀政府工作人员，政府政府工作人员也
可以操纵“黑社会”（或者他们本身就是黑社会骨干）。如此黑白合流形成的黑恶势力
对社会的危害最大，它造成的极不合理的竞争局面和欺行霸市的恶霸势力，会极大地破
坏基本的商业诚信，动摇生产者的投资信心和消费者的消费信心。 .
第四，社会稳定成本的加大。无论是政府遏制“黑社会”，还是“黑社会”对抗政府都
要有经济消耗，而这种消耗又都会转移到企业和个人的身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因此
加大。同时，社会的不安全环境又会进一步恶化生产环境和增加个人保护自身安全的额
外支出。
因此，即使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容忍黑社会的存在。
很明显，“打黑”和“主义”没有直接关系，更和“文革复辟”无关。很有意思的是，
中国社会近三十多年，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精英”都一直在高调宣扬“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都在竭力淡化政治对社会的影响。但不知为什么，对这种明显有利于经济建
设的“打黑”行为，特别是重庆的“打黑”，某些人会有那么多负面的议论和如此想象
丰富的政治解读。对这种现象，大概只有一种解释比较合理，那就是，反对“打黑”的
，要么和“黑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自己就是“黑社会”的人。
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黑社会”虽然常常带有黑暗和黑恶的色彩，但它也可能是匡
扶正义，为民除害的正义组织。在晚清政府的眼里，当年的“革命党”就是黑社会；而
在当年国民党政府的眼里，共产党也是“黑社会”。“黑社会”不一定都恶，“白社会
”也不一定都善，孰是孰非，看对谁有利，看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但客观地说，无论
是原来革命者的由黑变白，还是原来政府的由白变黑，对当时的经济来讲，其破坏作用
都大于促进作用。一个社会之所以出现“黑社会”，根源在于社会黑，在于政府自身的
腐败和不作为，在于政府自身成员的黑社会化。因此，一个政府如果想认真“打黑”，
就必须首先治吏。不治吏不仅不能有效“打黑”，而且自己就有可能很快被人取代而沦
为“黑社会”。重庆“打黑”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打掉保护伞，打击政府内部的恶
势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的“打黑” 被人诟病最甚。这一点很发人深省。
也许有人会说，“打黑”我支持，但“唱红”我反对；唱红就是“极左”，就是时光倒
流。这样说，仅仅从政治角度上看似乎也不无道理。所谓红色，就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它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有人会不喜欢它，甚至讨厌它。这不奇怪，在阶级
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处在自己的阶级地位中，这个地位决定一个人的好恶。但本文讨论
的是它的经济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
首先，“唱红”是与“打黑”配套的。如前所述，“黑社会”之所以被称为黑社会，是
相对于合法政府而言的。那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何处？来自它的创建和继承。古今
中外，一个政权的的创建无非通过两个途径：流血的牺牲和不流血的政变。看到这里，
我猜一定会有人说：胡说，现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是选出来的。这样的想法是
概念不清。我们以有人喜欢的美国为例：那每四年一次的大选，选的是政府吗？不是，
选的是政府领导人，或者是政府的管理人。美国政府的英文名字是American
Government，那么，每四年选出来的那个机构叫什么呢？叫Administration，比如
Obama Administration。它是一个继承管理机构，而不是政府本身。美国政府不是选出
来的，是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打出来的，这个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来的。而不流血政变
产生的政府的例子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政府。好了，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
不难理解重庆为什么要在“打黑”的同时“唱红”了。“唱红”就是在法理上宣布自己
政权的合法性，明确自己是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建立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继
承人。任何否认或者淡化这种继承关系的说法和做法都是对自己这个政府合法性的否认
；而否认这种合法性的结果，一个是等于宣布自己也是“黑社会”，另一个是明示自己
在搞不流血政变。无论哪个可能，都会失去“打黑”的正当性。任何一个“黑社会”组
织都有理由质问政府：你可以政变，我有何不可？你将我定性为“黑社会”，我为何不
能将你定性为“黑社会”？
其次，除了间接作用，“唱红”的对经济的直接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干部的“三进三同
”和“大下访”，在我看来，既是一个宣传自己“红色政权”理念的政治的行为，也是
一个能够很有效地降低经济成本的经济行为。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大大减少基层群众“上
访”的人数，降低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成本。由于大量的问题由此得以在早期和基层解决
，它也降低了政府管理的成本，政府的税收就有可能用于发展民生和促进生产。而官僚
主义的减少又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效率，从而为进一步形成“小政府，
大社会”的节约型政府机构创造条件。
一个只有法制约束没有道德约束的社会是个管理成本高昂的社会，也是一个不可能真正
形成依法治理的社会。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任何的法律都不可能面面俱到，都有漏洞，
这些漏洞只有靠社会的道德来填补。同时，社会道德的整体提高又会大大减少目前巨大
的“维稳”开支，进一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事实证明，重庆群众性的“唱红”和讲箴
言、发红色短信和红色电视频道等举措对社会整体道德的提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切
都说明，“唱红”可以直接推动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将重庆的“唱红”叫做“杨正”
更准确些，因为他们鼓励和宣扬的，并不是狭义的红色，而是广义的正气。在我看来，
这些并不是什么“重庆经验”，而恰恰是“普世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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