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itary版 - 1989年的革命，不仅是关系着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抉择，而且还关系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z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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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985 | 1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GGLES IN CHINA
注:〔1〕本书作者李民骐原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87级学生，在1989年以后，在政治上
与思想上开始与自由主义反对派分道扬镳，并逐步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方便
读者了解作者的思想形成过程和背景，书后附有作者的两篇文章－“我怎样成为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和“大学生与革命”。
〔2〕各章的注解，起补充论证的作用，用〔数字〕标出，注解内容安排在各章正文后
面。
导言
按照现在流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民主总是并肩同步发展的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胜利却正是建立在民主失败的基础上。1989年的革命，不仅是关
系着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抉择，而且还关系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在1989年6月4日，不
仅是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到了失败，而且也是中国的工人阶级遭到了失败。中国的工人阶
级遭到了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成为一支能够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战斗的独立的政
治力量，而是在政治上追随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导，因而也就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
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战。
1989年5月20日，反动政府派军队进入北京市执行臭名昭著的所谓“戒严令”，这
就等于统治阶级公然向人民宣战。在这个时候，民主力量没有别的选择，或者向统治者
投降，或者以公开的人民起义回答统治者的挑衅。工人阶级是准备响应起义的号召的。
统治阶级一时间还处于惊惶失措之中，并且陷于严重的内部分裂。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是
存在的。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拒绝利用这个机会。革命因而失败。
我是从1988年开始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的。那个时候，象绝大多数的中国大学生一样
，我也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一方面，我赞同西方式多党民
主政治，另一方面，我拥护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和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正
是在1989年革命中，我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在革命的最关键时刻，十分清楚，革命的
成败取决于反对派是否愿意以及是否能够把城市工人阶级充分发动起来，投入争取民主
的斗争。这里我们立即碰到了一个问题。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反对
派所持的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那些象我这样拥护
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的人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付诸实践的话，工人阶级
是要蒙受惨重损失的。在“正常”时期，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撇在一边，作为社会进步的
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是，在革命进行过程中，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方面，你要求
工人阶级为了你自己夺取权力而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如果你这一帮人上了台，作为对
工人阶级的贡献的回报，你马上就要把工人阶级推到严重的社会经济灾难当中去。一个
革命者，矢志致力于争取社会正义和人民大众的自由解放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
能不对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提出疑问呢？
1989年革命失败后不久，我开始抛弃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转向马克思主义。正象今
天世界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我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
为什么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为什么最后导致了资
本主义发展？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异化的社会能不能存在？有没有这样一种
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不仅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和有创造性的，而且也符合一个社会
主义社会的要求？起初，我或者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没有什么清楚的想法。我还
没有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中完全解放出来。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对社
会的认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我从中而来的那个社会集团的狭隘眼界的限制。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象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我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完全看作是一个“极权主义
社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没有什么贡献。同样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从市场社
会主义当中寻找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逐渐地超
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隘眼界，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我就能够比较明确、比较有
把握的回答上述问题了。
这里，有一个革命的社会理论和科学的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一个压迫社
会中，社会分裂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从压迫阶级的立场
或者其他不同程度上有特权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比如，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是不可
能达到对社会的客观的和科学的认识的。因为压迫阶级和其他特权阶级和社会集团在现
存社会中是有既得利益的。在一个压迫社会中，只有从在现存社会中完全没有任何利益
的被压迫人民的观点看问题，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科学的认识。所以，只要社会还分裂
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科学的社会理论就必须同时是从被压迫人民的立场看问题，也就
是说，同时是革命的社会理论。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社会
主义社会。但是，革命还是给劳动人民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状况带来了重大的进步。
在革命的中国，在这个按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辩护士的说法，人民没有
任何自由和权利的“极权主义社会”，劳动人民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比如就业权－“
铁饭碗”、公费医疗、廉价住房和其他基本需要的保障），这些权利是资本主义社会中
的劳动者所无法想象的。
新的社会因而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由于推翻了旧的压迫制度和剥削制
度，并且劳动人民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权利，就不可能再按照与“正常的”压迫社会一样
的方式去发展生产力了。另一方面，革命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劳动人民掌握社会和经
济权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逐渐形成了。如果这个矛盾解决不了
，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保证，新的社会也就不能够存在下去。
这个矛盾既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革命，摧毁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压迫阶级，使劳动人
民掌握社会和经济权力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剥夺劳动人民在革命中赢得的广泛的社会权
利，回到压迫社会的“正常”状态来解决。到底是用第一种方式还是用第二种方式来解
决，取决于历史上各阶级之间的实际斗争。在中国，这一斗争集中表现为文化大革命。
在官方经济学中，这一矛盾则反映为“计划”和“市场”之争。官方经济学认为，
市场是现代条件下唯一合理的和可行的经济体制，“市场导向改革”是解决毛泽东时代
后期经济矛盾的唯一可行办法。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
运行的。所以，脱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谈论一种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是毫无意
义的。例如，给定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要使生产力发展，就必须允许资本家剥削工人
，因而也只有允许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经济体制才是“合理的和可行的”。这当然不等于
说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合理的和可行的”对其它任何社会也是“合理的和可行的”。正
相反，资本主义剥削，由于压制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是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
碍。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被打败，官僚统
治阶级的统治得以巩固，“市场导向改革”才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成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官方经济学在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却在实际上把现存
的社会关系当作他们研究问题的既定的出发点，也就是把压迫阶级对被压迫人民的统治
当作他们既定的出发点。
但是，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而停止。正
相反，统治阶级要把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强加到劳动人民头上，不经过严重的斗
争是不可能的。这些斗争在1989年革命中达到了高潮。
1989年革命的失败证明，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充当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是完全不合
格的。跟随他们，中国的劳动人民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中国劳动人民必须从统治阶级和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并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革命
社会主义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同时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
争。
另一方面，1989年革命的失败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1989年以后，中
国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扩张阶段，伴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毫无疑问，统治阶
级的统治又一次得到了巩固，中国资本主义目前仍然处在新兴的和上升的阶段。但是，
这决不等于说，现存社会的矛盾已经消失，或者不会进一步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制
度，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不合理的、充满了矛盾的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发展
的成功准备了它走向失败和没落的条件。
就中国来说，资本主义发展采取了出口导向型依附性发展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说，
一方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先进设备，另一方面，为了有
外汇用于进口这些技术和设备，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于靠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是竞争的
出口部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是建立在残酷剥削亿万“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
，或者说，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苦难和贫困化的基础上的。但是，任何社会制度要能够
长期存在下去，它必须至少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默许。中国资本主义因而面临着不可解
脱的矛盾：它要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就不得不破坏自己的社会合法性；而要维持自
己的社会合法性，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不能够同时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和
社会合法性，中国资本主义就使自己的存在成了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人民，是进行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曾经亲眼看到被
压迫人民一旦起来，就能够打倒压迫者和剥削者，就能够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中国的劳动人民，所以是决不会长期忍受现存的压迫秩序而无所作为的。或迟或早，
中国的劳动人民必然起来，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利，并且在新的起点上开始建设一个崭新
的社会。
1990年6月15日，我因为一次反政府演说而被逮捕，后来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
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我从1992年6月出狱后一直致力于革命社会主义活动。我起
初是在北京和西安的由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导的反对派圈子中做宣传工作，其中一些人后
来成了我的同志。在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论战中，越来越有必要对统治阶级和自由派知
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做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批判。
我是在1993年，在我对深圳工人状况做个人调查时开始创作这本书的。后来我移到
北京以便查阅北京图书馆的文献，但不久又转移到西安以避免警察机关的骚扰（1992年
6月以后，我又曾三次被捕）。所以，本书的中文部分大部分是在西安完成的。后来在
译成英文时，我又用英文添加和修改了一些章节。这样，在本书的最后定稿中，第一、
第二、第五章，第三、第四和第六章的一部分是先用中文完成又译成英文的，而第七章
和第三、第四和第六章的其余部分则是直接用英文写成的。
在第一章中，我试图回答下面的问题：中国是不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如
果是，为什么？我首先通过比较中国的国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分析了革命后的中国
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我认为这种矛盾既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来克服，也可
以通过恢复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制度来克服。由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
发展成了这一矛盾的实际的历史的解决办法。
在第一章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成为革命后社会经济矛盾的实际的历史的解决办法以
后，第二章则探讨这一解决办法是怎样由历史上实际的阶级斗争来决定的。我集中讨论
了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革命。另外各有一节论述官僚和私人资本家阶级以及中产阶级。
第三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农业生产关系的演变。虽然农业合作化没有能
够给中国农村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合作化时期，中国还是在农业生产力发展方
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中国农业在“改革”初期曾经一度高速增长，但是由于“改
革”中国农业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并从此进入了长期停滞。
在第四章中，我试图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成功的条件。一方面，毛泽东时
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没有正常的和稳定的生产关系，无论
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能够成功地完成向资
本主义过渡，主要是由于中国有着（与前苏联和东欧相比）相对落后的经济结构，因而
相对落后的阶级结构。由于有靠剥削来自农村的亿万“剩余劳动力”发展起来的资本主
义经济部门，中国的统治阶级事实上得以绕过国有企业工人阶级的抵抗，从而保证了资
本主义“改革”的胜利。在这一章中，我还指出，由于中国的特定环境，资本主义发展
采取出口导向型依附性发展的形式，如果中国不能够摆脱依附性发展的状态，则中国资
本主义发展在长期能否维持下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五章讨论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我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
主的发展做了简单的介绍，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决不会自动带来民主，现代民主只是由于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才得以确立的。然后我指出，在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更加尖锐，资本主义和民主就更加难以相容。在这一章中，我
还分析了八十年代后期在两派自由派知识分子－“新权威派”和“民主派”之间的论战
，认为这次论战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内在矛盾。
在第六章中，我总结了198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
矛盾或迟或早将要导致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导致现存社会矛盾全面激化，为新的社会
主义革命创造可能性。
第七章讨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能不能有一种经济制度，
不仅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和可行的，而且还能摆脱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我首先批判了
形形色色的市场社会主义学说，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解决不了其自身的悖论－既要在市场
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向资本主义蜕变。然后我分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
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他们认为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和激励问
题，因而不能够成为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我指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没有
理由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
会主义者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能否建立起来，则一方面
，取决于一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历史上的实际的阶级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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