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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56 | 1 作者：缪人凤 发表日期：2006-11-26
C：最近几年来暴出许多史料，有孙中山有意以满蒙之地换取日本支持他革命
的，有接受德国贿赂而反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的，也有他暗杀程壁光然后嫁祸于
人的传闻。这些对他原本崇高的形象自不免有些伤害，就算除开这些，许多原来被认定
是他的光辉革命业绩的史实现在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比如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
运动，与陈炯明的斗争，三民主义，联俄容共等也有学者质疑它的正确性。对此你是怎
么看的呢？
M：我认为要评价历史人物，必须体会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场境中才能才能真正得
出中肯的结论，不能拿外国的或者现时现地的标准去要求他，否则就会同教育部取消岳
飞的民族英雄称号一样可笑。我认为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的人物之一，这不仅
仅是他结束了运行中国二千年的帝制，更重要的是他给当时的中国开出了一张药方，而
这张药方实践的结果还不错。
C：给近代中国开药方的人不少，以前这可是孔夫子的专利啊！但真正得到实践的
只有二张，一张是三民主义的药方，另一张就是共产主义的药方了吧？三民主义的药方
为孙中山所手创，另一张则是外来的然后经过本土人士增删。中国服了这二剂药后的效
果对比应该是很明显的吧？
M：确实如此。拿今日中国大陆与台湾作一下对比就可以看出结果来。
C：应该说，孙中山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但为什么他偏偏还
要用一些专制的手段呢？而这些正是现在许多宪政人士垢病他的原因所在啊！
M：要理解这个就得体会当时的历史场景了。历史背景是人与生俱来的，谁也逃不
掉，我们不能为了今日的目的去妄解前人。《说唐》评书把大唐名将苏定方说成大奸臣
一个，然而与正规史书去作一下对比，你就会发现反差有多大，简直完全说反了嘛！现
在的学者论史总不能象说评书那样吧？
C：确实要理解一个人的思想、行为而不去考虑他的历史背景是不行的。那孙中山
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M：大家都没有疑问的一点是那个时代是个巨大的历史转型期，也就是要将中国从
传统帝制转身现代制度的过渡时期。具体到时清末民初那一段时期，大陆给它按的名字
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我认为这个名字是很贴切的。
C：又说到“封建”一词了。你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封建社会吗？
M：那到不是。按封建的原义，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秦朝就结束了，因为都郡县制了
，没有分封了，那么算什么封建？我认为如要给秦后二千年给个总括的名字，那就应该
称为皇权专制制，或者干脆叫家天下郡县制得了。那为什么说晚清至民国是“半殖民半
封建社会”呢？“殖民”就不用说了，那时有很多主权都给出卖了；至于“封建”，那
是因为当时中央衰弱，在方坐大，许多地方不仅有完整的行政权、财权，甚至军权也在
其掌握之中，这种社会生态与“封建”的原义较为接近。故我认为当时社会称为“半殖
民半封建社会”是恰当的。
C：有这么个历史现象：那就是凡是长时期处于封建形态的国家反而向现代的宪政
民主过渡比较容易。欧州各国如此，俄国如此，日本也如此。那么晚清以后的中国社会
封建化是不是也有利于中国向民主宪政转型呢？
M：这其实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由于封建形态的存在对专制皇权有一种消解作用，
一些不容于专制皇权的言论、行动可能见容于军阀领地。因为封建权力与皇权有互相冲
突的一面，封建主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就会引用一些看上去异端之士，这就为多元化社
会的生长提供了可能。晚清以降，新闻、言论比较自由，各地相对的比较能够自由发展
就是这个原因。但另一方面，封建形态的社会对现代建设是个障碍。世界各国的现代化
无不从废除封建制，建立统一国家开始。这是因为封建形态的社会货不能畅其流，人不
能尽其用，各地标准不一，法规不一，这对建设大生产、大流通的现代社会是个重大障
碍。这一障碍不排除，那么国家现代化实际也无从谈起。具体到中国来说，自曾国藩湘
军集团兴起以来，古老中国已然封建化，各地行动自由空间大增加，军权、财权下移后
中央政府很难收回，到了义和团的时候，以李鸿章为首的东南各省能够否决中央的勤王
命令，搞东南互保，这是以前很难想象的。
在满清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封建化有利于中国向现代化转型。因为满清政权是个家
天下加部族政权，它的施政教条是皇纲独裁和用人先别满汉。这种政权的中央政府如果
过于强大，那么一切有利于建设现代国家的因素在萌芽状态下就会被扼杀，这只要比较
一下前清和晚清的新闻自由，新思想的创见、传播，工商业发展就可得到结论。但这种
状态到了民国的时候反过来就变了阻碍力量。军阀各长一方，自行其事的状态如果不首
先排除，那么中国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也等于缘木求鱼。
C：是啊！在满清政权下的“东南互保”可能真是保全了中国的生机，但反过来如
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有一些军阀搞什么“XX互保”，那么中国岂不要亡国了？是不是民国
建立以后中国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建设统一国家，打破军阀各长一方的状态，就如同日
本明治维新时期搞的“尊王攘夷”、“废藩立县”一样？你的意思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角
度去理解孙中山？
M：确实如此啊！不从这个角度又从那个角度呢？近来居然有学者认为孙中山不及
袁世凯，居然相信军阀们给自己拨的“联省自治”外衣，这些完全不顾历史背景和当时
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的言论已经同说书先生的评书差不多了。
C：日本明治维新以天皇为旗帜，那么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不能以满清皇室为旗帜
呢？满清政权最后几年，改革的力度也相当大啊！如果这个势头能保持下去，那么其结
果是不是比后来要好一些？能不能就此就避免军阀混战的命运？
M：这只是美好的想象想象而已！从理论到实际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和日
本的国情是很不相同。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天皇是个傀儡，权力掌在幕府将军之手
，所以他不需要对国势凌夷、民生凋蔽负责；而满清则很不相同，即使在湘军集团崛起
之后，中枢权力依旧掌在满州贵族之手，那么他们就不能不对中国的落后负责，这是其
一。其二则是满清一贯以部族心态治理中国，用人先分满汉。在曾国藩之前，不说中枢
，就是地方大权也基本在满人之手。所以他这种统治方式是很难取信广大汉族人民的，
即使在后期改变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更何况还是死抱权力不放，所谓“立宪”还要搞个
皇族内阁。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尊王攘夷是没有号召力的，对人民如此，其实对满清皇
族也是如此，他不立宪时的权力比立宪后还大，他为什么要立宪？因此当时中国的政治
现状决定了非推翻满清政权中国就不能成功地向现代化转型。
辛亥革命后满清政权以戏剧性方式倒台其实在五十年以前就有人预言了。预言之人
正是扶大清狂澜于即倒的曾国藩幕客的赵烈文。而曾国藩听了之后居然默认！可见清朝
覆亡的命运早就注定，任何以维护满清为前提在中国推行宪政的念头都是空想。
C：满清倒台了，但面对一个已经封建化的中国，任何新上台的统治者都有一个削
藩问题。这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否则就为因为军
权不一而难以履行国家职责，更重要的是由于财税都被地方截流了，中央政府拿什么运
转？但如要削藩，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打什么旗帜的问题。已经没有“王”了，总不
能还叫“尊王攘夷”吧？
M：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当时的军队其实都是私家化的军队，这一点在曾国藩用“
兵为将有”方式治军的时候就已注定。现在要让一支支效忠私人的军队转而向国家效忠
，那么代表国家的新领导人总得有较强的民意基础才行。而中国恰恰是在这点上出了问
题。袁世凯代孙文而为大总统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又从“数人头”回到“砍人头”的转变
。既然武力强大者为尊，那么怎么能让天下的大小军阀拱手削兵权呢？所以袁世凯是解
决不了军阀问题的，虽然他可以在表面上把反对者压下去，但他解决不了产生军阀的根
源，即使他眼前的对手没有了，也会从他系统内部分化出一个个军阀来。袁世凯死后的
中国正是这个情形。
C：袁世凯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对他手下的大将有些难以控制了。段其瑞硬用徐世铮
，他除了说句“不能尽用挎东洋刀的”也无可奈何。他以反叛起家，最后也以被反叛收
场，命运给他来了个现世报。
M：袁世凯其实也是很想解决私兵问题，但他却找不出什么好办法。最后他复辟帝
制可能也是无可奈何的一招。私兵问题在帝制下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实行帝制就 完全
可以要求军人忠于皇帝，可以明正言顺地向军队派遣监军。但他绝对没有想到帝制加速
了他的领军事集团的瓦解，也使他本人身败名裂，郁郁而终。而这点正证 明了他知识
背景的欠缺。他终身没有出个国（朝鲜不能算），没有对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
直观感受，平日又喜好看传统史书。他的阅历及知识背景决定了他 可能会成为一个合
格的帝皇，但绝对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共和国总统。其实在共和体制之下，要解决私兵问
题也是有办法的，当时欧美诸国均不闻有什么军阀。这是因 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均
为民选，有着巨大的合法性，完全可以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但这种做法对袁世凯却是不
行。因为袁当总统不就因为他兵强马壮的缘故吗？他既然靠军人统治，那么他也就不得
不对军人在权利上有所让渡，军头们则趁机培植私人势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C：其实解决私兵问题还是第三种方式，那就是后来国共两党采取的以党监军的方
式。只可惜袁世凯生得太早，死得太快，看不到这种方式的产生和巨大效用。
M：对袁世凯来说，私兵问题是个死结。其实对新生的民国领袖群体来说，也同样
令之困惑。这些人的上台其背后都有私兵作支撑，但最后又会遇到尾大不掉的事。孙中
山后来不也同样遇到了陈炯明之叛吗？
C：还是先来说说孙文为什么要进行二次革命吧！据袁伟时的说法，孙的二次革命
是个大错，是一种不讲法律的以暴易暴的行为。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M：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恰当。袁世凯上台后利用强力恣意弄权，后又悍然刺杀宋
教仁。他的经历、知识背景、他的这些行为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合格
领袖，即使他削藩成功也只能促使他向帝制的方向转。后来的事实正证明了这一点。孙
的二次革命与其说是不讲法律的以暴易暴，还不如说率先打响了反对专制复辟的第一枪
。按袁伟时的说法，如孙不进行二次革命，则袁在行动上会受到很大牵制，则中国的宪
政体制又可能走向成熟，后来军阀混战的局面又可能避免。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袁的行
为证明了他是一个不会按律行事的总统，他今日可以刺杀宋教仁而不受惩罚，明日又何
尝不可以对孙中山下手？更重要的一点是按民国当时的情形，总统应该成为一个强势的
总统，如受到牵制过多，则他就完成了不削藩——也就任何一个封建国家在现代化之前
必须完成的统一任务，如此则中国的现代化又重何谈起？但若一个缺乏民主观念的，靠
私兵支撑政权的总统过于可是强势，那么他在完成统一后又会重新向帝制寻求解决之道
，这就导致帝制复辟。所以以袁世凯的素质，他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承上启下，能引
领中国走向新体制的合格领袖。所以这样的人物，在辛亥革命后其实已经成为了中国发
展的障碍，这样的人物早一日倒台，则中国就会多一线生机。
C：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后生挟武力大胜革命党，中央政权的威权也增加了不少。如
果他就此厉行宪政，那么他能给中国打开新局面吗？当然我们知道他后来把大总统的职
权扩充得皇帝差不多，最后干脆撕掉面纱要称起帝来。除开道德方面的评价，这里面有
什么必然性吗？
M：问题就如同上面说的那样，他阅历、知识背景几乎都是皇权专制的那一套，对
宪政下总统如何控制军方根本不知所措。只有回归帝制，他才有一套如何对付尾大不掉
的部属的办法。但他这样做既逆时代潮流，又实质上侵犯了部将的利益，故洪宪帝制给
蔡锷轻轻一推就倒了。
袁世凯死后，国体似乎回归了共和体制，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军政统一问题依然
无解。更多的地方军阀借共和之名行把持地方之实；主导中央的原北洋系军阀谁都想统
一，谁又只想在自己主导下统一，却又止不住从内部再产生、分化出军阀来。
中国社会从皇权体制向共和体制转轨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乱象，主要是中国长期处于
大一统的皇权家天下社会，不象欧、日那样处于长时期的封建社会，这样要向共和体制
转型的契约伦理、法律博弈等文化因素发育不足，但偏偏到满清政权晚期，国家实质上
却处于封建形态。欧州、日本由于封建社会向共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采取了国王与市
民相结合的办法，而中国却找不出这样的深孚众望的国王。在欧、日铲除封建势力的过
程中，普遍也是采取暴力手段，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与国王结盟的市民力量。但在中国
，这样的方式显然不行，没有国王、没有精神领袖，虽然可能有一家势力独大后铲除了
其它势力，但它本身要么走向帝制复辟，要么再次分化瓦解。所以，要使中国成功地走
向宪政、共和社会，光有良善的愿望是不行的，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找出适合于自己的
转型理论、模式来。孙中山就是在这方面为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C：袁世凯早年有诗云：“大泽龙蛇蛰，中原鹿正肥”。他对如何逐鹿天下可能是
行家里手，但面对千年奇变，总觉得混身是劲而不知所用，正所谓学了屠龙之技而无龙
可屠，处境尴尬。其实尴尬的又何止他一人，袁以后的各方军阀又何尝不是同样的不知
所措。在民初群雄中，大概只有孙中山是个异类吧？
M：确实如此。孙中山相较于众人多了欧、美、日的阅历，他对民主制度如何运作
及如何达到有一套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三民主义理论，当然随着形势变化他也作了一些
重大修改。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正因为孙中山有他
的相对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才使他脱颖而出，俯视群雄。袁伟时在接受访谈中说：“但
是，作为激进势力的代表，国民党的个别领袖没有真正接受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而另
一端的袁世凯却是摇摆的，他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势力博弈中将他往哪个方向推。”（
回望百年共和路）他的意思是孙中山的民主素养连袁世凯都不如，这简直不知所谓。孙
当然知道民主要求各方妥协，但他更知道中国如要向现代化转型首先必须铲除军阀势力
并防止新的军阀产生。在袁世凯军阀面目毕露无遗的情形之下，孙还只要作法律框架内
的斗争，那他就不是一个革命家，他也不配再来领袖中国。
很多人不明白革命时期与革命目标达成时期的政治运作手法的不同，硬以革命成功
后的标准去要求革命时期的人物，这实际上是一种书生空论，非常的教条主义。辛亥革
命的成功其实只是孙的三民主义（没有经过他后来的重新解释）中的民族主义的成功，
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还正不知从何谈起。所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革命目标其实并没有
实现，还依旧处于革命阶段之中。孙本来也幻想随着民族主义的解决，民生主义和民权
主义也能慢慢落实，但冷酷的现实惊醒了他，使他明白了不铲除军阀，中国的宪政社会
永远不会来到。于是他再次不计生死地投入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之中。这正体现了一个革
命家的不折不挠的精神和对最终革命目标的坚持（孙的“宪政”目标是袁伟时教授也不
否认的）啊！又有什么值得责难的呢？在革命过程中采取的一些看起来有些专制的手段
，其实是革命的应有之义，否则如何称为革命？
C：孙在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要求党员服从他个人，要按指模起誓，这使得他以
前的一些忠贞同志如黄兴等都感到难以接受，以至与他各行各道。虽在革命时期，有集
中事权的必要，但孙中山如此极端，是不是有商榷的余地呢？
M：孙中山的真正作用是给转型时期的中国创建了在一套合法性系统。有志于革命
从此可以摆脱传统君臣父子的羁绊，按部就班地向革命目标推进。我也认为并非他的所
有行为都是正确的，确实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但这些并非本质的问题，因为事情的度很
难把握，松一点紧一点都有可能，关键是能根据现实情况作出一些适当的调整。事实上
，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如没有孙个人的高度权威，则他后来的重
大政策调整就难以实现，譬如联俄容共政策在党内遇到非常重大的反对力量，毕竟一个
信奉民主自由的政党和一个搞阶级 斗争政党结盟是难以让人理解的，但孙中山就是凭
着他的高度个人权威排除了障碍，并基本平稳的促使两党合作。在这里，孙在开始组党
时期自树个人高度权威的做法似乎也可得到理解。当然也有人把联俄容共当作孙中山的
重大失策之一，认为如没有孙的此举，中国最后不会共产化。我则认为这样的观点并不
恰当。中国的共产革命异常艰难曲折，而孙的三民主义革命则要相对顺利得多，原因何
在？这正好说明了孙的革命是比较契合中国社会，而共产革命多少是外来强加的结果，
而这属于不可抗力，实难归罪于孙的联共政策。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没有后来的苏军入
关，则中国的共产革命很难成功。况如没有孙的联俄容共，国民党就不能取得外部助力
，也不能创建出一支摆脱私家军的黄埔铁军，如此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将不知会拖到何
时，中国又不知军阀混战多少年？如果不是北伐迅速统一中国，则恐怕连全面抗日战争
也不会发生，而军阀们一个个做石敬塘式的儿皇帝的可能倒是大增加。如此说来，孙中
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大致上还是成功的。
C：大家知道，孙中山早期组建的革命党具有会党性质，至宋教仁时的国民党则又
似一般民主国家的普通政党，到了以后联俄改组国民党后，党的组织形式又类似苏共。
这种组织形式实际上易于形成独裁体制，虽对革命有利，但成功后也可能异化，把革命
夺权本身当成目标，而原初追求的理想不是搁在一边就是强不是以为是，利用强力来钳
制人们质疑，从而走向反动。这一幕是不是后来也在国民党身上出现了呢？能否克服？
M：这确实是个问题，很多革命党都克服不了这样的宿命，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
感受到。但国民党的历史表明，这一消极因素虽然不免发作，但还是可以被克服的，台
湾能够走向宪政就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现实可行性的最好证明。在大陆，如果不是外
来因素过于强大，那么我相信三民主义的宪政理想在大陆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实现。这其
中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原因在于孙中山明确规定了这种体制的暂时性，也明确规定了国
民党最终要还政于民。即使在孙中山规划的训政阶段，人民还是有不少正常民主体制下
的基本权利，比如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等，这就为人民合法反对国民党独裁提供了渠道
。另外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主张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主张的是对外开放而不是闭
关自守，而在市场体制及对外开放之下，法制是社会经济运作的基本要求，而法制本身
也会执政者本身产生约束力。所以按孙中中山的政治规划，国民党在革命成功后想极权
独裁是不可能的，最多做到有限度的管治，即威权统治。从民主宪政的角度看，当然未
免有所不足，但如果放宽视界，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来看，一定时期的管治未必没有好
处。这些问题可以在以后谈训政的时候再谈。总之，按孙中山的政治构架建设起来的国
家政权，堕落成极权政治的可能是没有的，最多是经过一定时期的训政后再转向宪政，
而这可能是东方专制国家由前现代转向现代的必由之路。早先的日本，后来的南韩、台
湾、新加坡以及香港等的经济起飞几乎都经过了这样的模式，有的国家、地区已经实现
民主宪政。故从历史实证看，孙中山规划的道路必有其普遍意义在。
C：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50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
中正式提出革命的三段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 这里，孙中山所
指的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
于民”时期。
对于“军政”的争议其实是所谓的“联省自治”和军事统一的争议，对于“训政”
的争议其实是要党治还是立即还政于民争议。这些争议至今还在，有一些学者还在为中
国未能按联邦制的模式统一而遗憾，更有学者指责孙中山的训政理论为后来蒋介石的独
裁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这些指责从法理上来说，应该不无道理吧？
M：联省治和武力统一的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因为当时中国那有真正的自治省，
有的都是军头把持省下，鱼肉百姓而已。如果要搞一个省要搞真正的自治，该省的军人
总应该在政治之外吧？可是我们看到的总是军人独揽省权，他们对外宣称民主自治，对
内则有窃夺民权，就算一些省份制定了颇有民主气息的省宪，但真正落实有几，省长固
是非军头莫属，而省内要员也是非军头亲信莫用。譬如以被某些人誉为联邦自治模范的
陈炯明为例。他就是以省宪的形式来绝对控制军权，军政合一，所谓壮点门面的民选县
长最后还是要由他来圈定。这样的统治，与真正的民主自治何关？这还是所谓的模范的
表现，其它等而下之的纯以武力把持地方的更不足道了。这充分说明所谓的联邦自治实
际上不过是披着自治外衣的军阀割据，正是传统前现代化国家转型所必须排除的对象，
世界各国转型过程中有那个不首先拿他们开刀？军阀不去，则币制不能统一，标准不能
制定，公共工程不能建设，则人尽其才、货畅其流、地尽其利、人尽其用又从何而得？
世界各国在转型过程中都是去封建、立郡县，如日本明治维新故事，中国难道能独外此
道？要搞真正的地方自治是不错的，但真要搞这个的前提恰恰是排除军阀，从而避免军
阀以武力窃夺民权，而这只有在国家统一，排除军人干涉民政的时候才能实现。
至于训政问题其实也不足指责。据哈耶克的观点，任何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其实也
是从文化母体中生长出来的。民主宪政制度从文化角度看是基于古希腊、古罗马及基督
教、新教传统中生长而来的。中国文化自成体系，根深源远，一下子要接受一种外来的
制度，没有一定的过渡时期怎么能够良性运作？民初民主乱象众所共见，时人有“民国
不如大清”之叹，这好象成人之药一下子全剂量给小儿服之，小儿当然难免不适。但如
先以小剂量喂之，增加他的耐受性，最后再施以全方，则成功的可能性当然大增。训政
正是孙中山鉴于中国实际情况的独到之见，只不过以暂时的良性专制为良性民主奠基。
这正体现了孙中山的善于学习，永于负责的精神。
孙中山的训政不会导致永久的一党专制，1924年4月，孙中山发布《建国大纲》就
说明中国国民党决不采用一党永久专政的制度，明确宣布最终要还政于民。后世不肖如
有依借孙的“训政”之名行永久专制之实，那么人民和党内有志宪政的同志大可以拿这
点来合法反对之，使他丧失统治合法性，动摇他的统治根基。至于蒋介石在大陆实行训
政的时候有没有独裁其实值得商榷，硬说有独裁的话也不如他在台湾的时候独裁。如果
说独裁程度越高，国家就越不稳定，民生就越糟糕，那么他在大陆统治的时候为什么还
远远比不上在台湾的时候呢？蒋介石在大陆还有相对民主的统治最后却被另一种更专制
的统治所替代，而他在台湾相对独裁的训政统治却使台湾最后落实了民主宪政。这样的
历史不充分说明了训政的必要性吗？国家现代化其实有许多指标，民主宪政只不过是其
重要因素而已，决不是现代化的全部。一个前现代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国家统一，市场
经济，以法治国，完善教育，发展经济比一下子搞民主来得重要，只有在上述要件落实
后的民主才可能是良性的、稳定的民主，没有要件的民主其实是经不起颠覆，一推就到
的东西，除了供书生怀古之处，别无他用。
C：有人说，不管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他们之间有多大的私人恩怨，
但他们在对中央集权主义在态度惊人的一致，都是坚持中央集权，反对地方自治的。表
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他们对地方割据势力都是不惜以武力对付的，但就对中央集权
的态度来说，他们之间有些什么不同吗？
M：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其实是帝制自为式的中央集权，随着他军力的扩张，他的集
权就会增加，他个人之权力也会随之膨胀。毛泽东的中央集权，是其阶级斗争、计划经
济的必须要求，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孙、蒋的中央集权其实是铲除封建割据，为国家现
代化创造条件，也为将来真正的地方自治作准备。三者武力统一之道虽一，但目标相差
何止天壤之别？
C：孙文学说在大陆实行了二十余年，后又在台湾实行将近六十年了。国民党在大
陆的统治最终被共产党所颠覆，后者采取了一种更加党治，更加极权的制度，在台湾孙
文主义实行的结果却是使台湾走向了民主宪政，兑现了孙文的“还政于民”的诺言。国
民政府之所以在大陆失败，是因为搞训政，不民主的原因吗？
M：孙中山的宪政理想最终在台湾落实，这正说明了他的学说的现实可行性。国民
政府在大陆的失败并不在于所谓的训政独裁，否则就难以解释它在台湾为何不失败，比
之更极权的后来大陆政权为何不失败？原因可能正好相反，正因为它落实训政的程度不
够，在地方党权成为政权的附庸，这使得中央对地方控制力较弱，使反叛力量、颠覆力
量有较大的生长空间，国民党的党治没有落实，使得军阀部队大量反叛，更重要的原因
是在抗战胜利后由于国际压力而匆忙行宪，行宪后必有政党竞争，如此大患未除，内乱
先生；再加上行宪后法网宽松，使得第五纵队大行其道。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在大陆失
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不是不民主，而是该集权的时候没有集权。后来它在台湾相对集
权了一些，政局也应得平稳了许多。所以一个民主政权诞生之后，由于复辟力量、颠覆
力量的存在，实行一段时期的训政事实上是有利于政权的巩固的。当然国民政府在大陆
的失败还将有其它原因，比如抗日战争摧毁了经济基础；没有日本对苏联的牵制，苏联
得以大力援共；但这些都与训政无关。
C：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有多重指标，民主宪政可能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日本明治天
皇并没有给日本队带来什么民主，但那个日本人人否认明治天皇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
孙中山选择可能是中国现代化并渐进民主的可行之道，他的学说对今日中国还有意义吗
？相对孙诞辰周年纪念的高调和毛的低调，这里面是不是有些深意在？
M：官方的评价往往是功利的，有用则棒之为圣人，无用则视之为粪土。不过我相
信孙中山的学说对今日中国还是有些指导意义的。首先从经济角度看，孙主张“民生就
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注重民生的改进，这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发展。孙强调
阶级间应该调和和互助，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当社会进化
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对官方强调建立和谐社会相契合，现在再强调阶级斗
争是官家跟自己过不去了，但如不搞孙主张的均富，则阶级斗争并不是一相情愿的能被
消灭的。其它今日官家采取的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等做法在毛泽东那里是找不到思想根
据，反倒在跟孙中山的经济学说若合符契，这可能也是官家高调纪念孙的原因吧！
但实际从政治角度看，孙的学说对今日中国更有意义，只是官家不敢提而已。按孙
的学说，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应该已经解决，内无民族压迫，外无帝国主义欺凌，
官家对这点是可以骄傲的。但民生主义则问题不少，虽然经济发展大家或多或少受点惠
，但贫富严重不均，如能多少注意一下孙要求的均富问题，则中国社会将会“和谐”不
少，公正不少。至于民权主义则连孙在训政阶段的要求都没做到，孙规划的训政阶段虽
然也是一党治政，但党要训练民众行使民主权利，更要明确承诺训政的暂时性，今日官
家如能逐步开放选举，承诺将来要还政于民，搞民主政治而不是民本政治，则可算是中
国政治制度的重大进步了，但连这一点我暂时也看不到希望。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民主作为世界潮流，作为素质提
高了的公民的必然要求，作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源头，想挡是挡不住的，想长久的歪曲
愚民也不可能，逐渐顺应应是利国、利民更利已的多赢之举吧！何乐而不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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