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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我共情何以堪?中学教师研究金融学7年指出政治教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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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丰均话题: 政治话题: 老师话题: 学生话题: 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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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学生问道:“纸币到底有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课本的标
准答案很明确:没有。但这一次,董丰均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回答。他发现,书里说纸
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但隔了没几页,又说美元、英镑、日元
等纸币有世界货币的职能。
告别中学讲台已近两年,但59岁的董丰均始终觉得自己在政治教学上的“最后一课”,
至今还没上完。
这一课的内容,是要纠正中学本中他认为有待商榷的一些表述。为了补好这一课,他的
办公桌上,长年备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凯恩斯的《货币论》,以及
多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中学政治教材等书籍。身后的报架上,夹着他爱看的几份
报纸,倚着书柜堆放的旧报纸,高过了他的头顶。
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学这位政治老师眼里,这些书报,都牵扯着他未竟的政治课教学
。从2009年秋天至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埋首于这些书报间,寻找答案。
一封信带来的改变
困扰董丰均的问题,出现在2003年10月22日。
那天,他拆开了一封写着“董丰均校长收”的信,随后这个教了27年政治课的老师便开
始“寝食难安”。
写信人是十堰市房县一中政治教师张道旭。那年暑假,他参加了全市高中政治教师暑期
培训,主讲老师就是十堰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董丰均。
刚教了3年政治的年轻人在《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上看到,有人在《纸币的职能》一
文中的观点,与高一政治课本上的提法互相矛盾。
“我有疑问,便给董老师写信请教。”张道旭回忆说。郧阳中学是十堰市最好的中学之
一,董丰均时任副校长。
此前,董丰均教过的高三学生中有多人的高考政治成绩列鄂西北地区第一。在张道旭眼
里,董是整个十堰市最优秀的政治老师,应该可以解答自己的疑问。
信中,执弟子礼的张道旭问道:“纸币到底有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
能?”
课本的标准答案很明确:没有。但这一次,董丰均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回答,而是把自
己手里的政治课本又仔细翻阅了5遍。他发现,书里说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
世界货币的职能,但隔了没几页,又说美元、英镑、日元等纸币有世界货币的职能。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他摊开双手,用手指敲着办公桌厉声道。
董丰均一直颇为自豪的一点是,自己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被学生的问题难倒过。但这一天
,他发现自己第一次被“问住了”。尽管有些难以接受,但他还是承认了这一现实。在
给张道旭回信中他说:“这个问题容我研究后,再给你答复。”
在女儿董蕾的记忆里,爸爸喜欢跟人争辩,并且很少有争输的时候。因为他做什么事情
,都喜欢从理论上搞清楚。然而这一次,自认为说服能力比较强的董丰均发现,自己教
了20多年书,这些理论却依然没搞清楚。他打心底里难以接受。
更何况在他看来,张道旭是执弟子礼郑重提出这个问题的,学生问老师问题,老师不能
不闻不答,而且必须给出负责任的明确答复,这是老师的职业道德要求。
不问对错的27年
如何答复这个问题,从此成了董丰均的心病。他开始四处寻找答案。
他从家里的地下室里,找出了《马列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程》等
已经发黄的书。这些书是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华中师范大学进修时的教材和读物。
看到这些书,董丰均想起来,那会儿教他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黄思谦教授,似乎也曾对如
今张道旭提出的问题有过疑惑。不过,教授在当时只是留给了台下听讲的学生们一个思
考题,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
30岁出头的董丰均当时也没有思考出个所以然。回到郧阳中学的课堂上,这个已经教了
8年政治课的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一切以参考答案为标准,因为高考只认参考答案
。”
这种策略收效明显。董丰均所带的高三学生,陆续在高考中出了好几个鄂西北地区的政
治单科“状元”,其中一个班的高考综合成绩更是创造了该校历史上“难以逾越的奇迹
”。
虽然在备课时会发现有些地方自己想不通,在教高一学生学习、带高三学生复习时,也
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但这位政治老师觉得,让这些山里的娃子们背好参考答案、高考
考出高分,才是最大的“政治”。
“所有的不通,也就放下了。”董丰均回忆说。
并且,他当时很真诚地认为,“教材不是一般的书,代表着已经公认的文化、科技和思
想成果,代表着国家意志。不仅印量最大,而且通过最正规最有效最强制的渠道,经老
师向学生灌输”,“教育部门在编写教材时,肯定是慎之又慎的”。所以,教了27年政
治课,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教材会有问题。
也是在这不问对错的27年中,董丰均一步步由学校的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校办主任
,最后升任副校长。而他的政治教学水平,也在整个十堰市得到认可,被选为市中学政
治学会会长。
27年下来,董丰均手里的中学政治课本内容和高考重点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包
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简史”和“时事政治”
等5大块的内容。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被取消,再后来
“社会发展简史”被“政治学”所取代。
上世纪80年代,为了让学生了解“时事政治”,董丰均曾把家里好不容易凭票买来的日
立牌电视机搬到教室里,让学生们看新闻。他旋转摇晃着天线,尽力让画面变得更清楚
,然后自己站在那里扶着天线。
近20年后,董丰均到宜昌旅游时,一位当年的学生动情地向董蕾讲述了这些往事。那个
孩子已经上中学的学生说,他还记得有一天雷雨交加,自己一直担心扶着天线的董老师
会被雷电击中。
董丰均自己则顾不上担心这些,他当时正被一些问题困扰着。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
后,这种困扰越来越大。“我当时对教材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的说法确实有疑问,怀疑帝国主义到底会不会灭亡啊。”他笑着回忆道。
不过这种困扰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的这种疑问就出现在了学生的考题里,而从这
些考题的参考答案里,董丰均找到了新的理论逻辑,疑问自然也被打消了。
在学校入党积极分子的党课上,这位旁征博引的主讲老师也变得更加应付自如了。他的
讲课风采,折服了不少学生。
“他讲党课,不仅让人觉得这个老师学识渊博,而且说话很真诚。”目前正在中国科学
院读博士的吴胜涛回忆说。他还清楚地记得15年前董老师给自己上党课时的情景。
几节党课之后,当时的高二学生吴胜涛在一天下午放学后,敲门走进了董丰均的办公室
。在张口说话之前,吴胜涛先给这位仰慕已久的政治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明自
己的来意。他刚刚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感觉自己的政治课跟不上,很多考题不会做。
他听一些毕业学长说,董老师不像有些政治老师,上课只会念课本,而是看马列原著,
然后结合课本深入浅出地应用到讲课中。所以他冒昧地希望副校长能给自己补课。
学校里有这样肯学好学的学生,董丰均感到很高兴。他告诉这个怯生生的孩子:“没问
题,只要我不开会,你下课后随时可以来找我。”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董丰均除了教自己班上那些高一、高二学生的政治课,还在每
天下午放学到上晚自习之间,义务辅导自己眼中的这个“可造之才”。每当有会议的时
候,他会提前告诉吴胜涛,或是在办公室里留张纸条。
最终,吴胜涛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这番师生情,也成
为郧阳中学校园内的一段佳话。
看得见的高考,看不见的政治
2002年,吴胜涛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北京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做了政治老师。他坦言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董老师的影响。
初执教鞭的年轻人,从他的老师那里吸取经验,尽力扩大自己的阅读面。在上政治课时
,吴胜涛欣喜地发现,“只要不照本宣科,言之有物,学生还是很买账的”。他的努力
,也让他在校内教学考评中,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然而在备课的时候,吴胜涛常常发现,有很多问题自己想不通,背下来很容易,跟学生
讲清楚却很难。
他经常就这些问题跟人讨论,发现不少老师也有同感。但也有人开导这个年轻人:“想
那么多干吗?中学政治课,对老师来说,只是一个饭碗;对学生来说,也仅仅是为考试
而学它。”
有时候,吴胜涛会把课本里那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跟教研员讨论。但他发现,进行一
般的探讨还可行,一旦这些问题成为考题,有了参考答案,再要讨论就很难了。
几年的任教经历以及与同行之间的交流,让他越来越觉得,很多老师根本不相信自己所
教的东西。“他们觉得政治老师就像电视台的播音员,稿子已经写好了,照着念就行。
”当然,更让这个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是,不少政治老师不仅不看书,而且认为课本里那
些东西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
没有了“对知识的深信”,这顿时让吴胜涛失去了授业、解惑的快乐。他甚至觉得,政
治老师处境尴尬——“官方说政治很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都没
把政治课当回事,也没把课本里的理论当回事。”
他时常把这种感觉跟董老师交流。但董丰均总是告诫这个曾经的学生,当政治老师一定
要有优越感。
在湖北省的一次教研会议上,董丰均主动起来发言,话题便是“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
感”。他的理由很简单:孔子能成为万世师表,不是他语文和数学教得好,也不是他艺
术教得好,而是他政治教得好。
但是董丰均也很明白,政治课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并不是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
有一次,省里一位教研员到十堰市传达中学课程改革的有关精神。在会上,董丰均提出
了自己关于政治课教学的一些想法。他说罢,那位教研员随口嘟囔了一句:“政治不就
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吗?”
更让董丰均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从1993年起,理科高考便不再考政治了。他认为这是“
国家政权削弱了对政治课的重视”,因为中学政治基本处于“不考就不学”的状态,而
理科学生多,聪明的学生相对也多,这些聪明的大脑大都抛弃了政治课。那些没法抛弃
政治课本的文科生,很多人对政治课也提不起兴趣。
董丰均为此忧心忡忡。“政治课除了教娃子们考试,更重要的是要教他们人生哲学。”
他强调道。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更多的时候,政治老师和学生们只是为了考试在学在拼。他们不得
不依赖参考答案,进而不得不依赖政治课本。
不知对错的7年
所以当年轻的政治老师张道旭提出疑问时,董丰均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严肃对待了。
除了翻出自己当年的进修课本,这个在妻子眼里“一辈子爱抬杠,钻牛角尖”的人,还
跑到市图书馆借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通读这些书籍之后,他写出一篇文章《纸币到底有哪些职能》,认为“教材应做适当
修改”。文章后来发表在2004年第8期的《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上,他还收到了70元的
稿费。
回到课堂上,他手里的教科书并没有如他所愿“做适当修改”。他在论文里所思考的问
题,也从来没有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过。
虽然已经认定课本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董丰均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是紧扣课本,“即使
错了也要按照课本来”。
“没办法,娃子们要参加高考,要升学,而高考只认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则以课本为标
准。”他感慨说。虽然深刻感受到,这种只背标准答案,不问问题的教学与考试,会禁
锢创新精神和思想,但他无能为力。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虽然自己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不主动去讲自己的
疑问,但学生也很少提出问题。
董丰均特地将2010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第12版收藏起来。因为上面刊有原国家总
督学柳斌的文章《当前教育最缺“问”》。文章写道:“我们现在教育模式最大的弊,
不是在学‘问’,而是在学‘答’。”董丰均特地将文中类似的语句,用红笔划了出来
。这一弊端,他感受颇深。
自己的文章在2004年发表后,董丰均把文章寄给了敢于提问的张道旭,算是老师给学生
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在思考怎样回答张道旭的过程中,董丰均对货币有了更多的思考。2005年,他写成一篇
论文《试析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的不可行性》,拿到一家期刊发表。由于驳斥的是
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编辑疑虑重重地问他,“会不会闹笑话?”董丰均告诉对方,“
绝对不会,你要相信我。”这篇论文最终发表了。
一年后,他又写出论文《对当代货币的理论阐释》,针对马克思提出的“货币天然是金
银”一说,他提出“货币天然是信用”。
因为这篇论文,董丰均在2006年12月收到一所重点大学学报编辑部的用稿通知。通知说
,他的“大作”将会刊载在该刊2007年上半年的“专辑”里,但他需要在收到通知的7
天内,交纳版面资助费800元。
得知自己的论文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董丰均喜出望外,随即寄出800元。论文如期
刊载在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专辑上,这一度让他认为自己“解决了前人未能解决的问
题”,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然而这种快乐在当年暑假就匆匆消失。一位校友回校看望老师,董丰均跟她聊起了当下
的社会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话题转到学术腐败上。校友提及,一
些学术刊物为了挣钱,常常以出增刊和专辑的形式收取版面费。尤其是“专辑”,印刷
后一般只寄给文章作者,而里面的文章,很多在期刊文献的数据库里根本检索不到。
听到这些话时,董丰均想到了自己的文章,虽然尽量不动声色,脸上却是一阵又一阵的
滚烫。
回到办公室,他迅速在网上检索,结果真如对方所说。
“我被愚弄了!”董丰均至今仍难以掩饰当时的惊诧与愤怒。
他随即致信该刊编辑部,愿意再出800元钱,要求将论文发表在正刊上。编辑部未予理
睬。他再次致函询问,编辑部终于回信说,“董先生在信中所阐述的文章的学术价值,
至少本刊相关编辑对此并不认同”,故只能发在注有“专辑”字样的增刊里,“只是普
遍地,专辑的订阅量很少”。
“不认同学术价值,但只要给钱就发表,这难道不是惟利是图、不负责任并且学术良心
泯灭吗?”董丰均愤怒地说道。
他找到自己在武汉当律师的学生,试图跟编辑部打官司。但学生告诉他,“这种事儿太
多,打官司没什么意思”。董丰均只好作罢。
就这篇文章,他还曾在朋友的介绍下,与一位经济学教授取得过联系。
打通电话后,教授上来就问:“你是不是想发表文章提职称?”
董丰均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告诉对方,自己已经“船到码头车到站”,关心的不是职
称,而是自己对政治教材的一些想法。教授听完后,告诉他:“这个问题理论价值不大
。”
另一位经济学教授,在某知名大学主办的期刊里担任编辑,是郧阳中学校友。董丰均给
他寄去论文后,打电话告之自己的这篇论文“是要纠正政治教材的错误”。
电话那端,教授略有迟疑:“教材,教材?……”董丰均顿时领会到,中学教材里的错
误,在教授们看来实在是个小问题。
但在董丰均看来,这不可接受。以他的经历,他知道在教学过程中,中学师生对教材的
依赖程度。
“理论界有争议的东西,我们教学中得按教材上讲的处理。教学是为了参加高考,高考
得靠正确答案得分。”张道旭说得更直白。
这个当年勇于提问的政治老师坦言,大部分政治老师都是教书匠,对很多问题都没有思
考,或者认为没有思考的必要,不会像董校长那样去思考。他介绍说,跟语文、历史等
其他学科不同,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教得好的政治老师也很少。有影响的中学政
治老师,大都是编高考复习资料,或者是研究高考命题的老师。
这一点也得到郧阳中学政治教研组组长丁仕国的认同。“政治老师确实没有特别有声望
的。”他说。
丁仕国介绍,稍微有点名气的政治老师大都热衷于编资料、搞讲座,没人像董丰均这样
跟政治教材较真。
2008年,董丰均发现已经使用了3年的高一《思想政治》教材上,有两处表述错误,一
处是“纳税人”的定义里掉了一个关键的字,另一处则是将定期储蓄的存期种类搞错了。
发现这些错误后,董丰均及时写了一篇小文章,刊登在当地的一家刊物上。他坚持认为
,“教材是最权威的知识载体,不能容许出现可以避免的错误。”
我只是追求真理和思考的权利
2008年,董丰均曾托人将自己的论文发给国内一份权威的经济类期刊。在等待了3个多
月之后,他得到的答复是:“因版面紧张,无法刊登。”
这样的拒绝没有让董丰均灰心,反而让他心中有了更多的希望。他认为权威期刊以“版
面紧张”而非“没有学术价值”的理由拒绝自己的论文,或许说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并
非毫无价值。
在几张已经起皱的稿纸上,董丰均将自己收集来的各种正规期刊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很
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先后给这些期刊投稿,最终都换来了同一个杳无音讯的结局。
2009年4月,这篇论文终于在一本名为《现代经济》的刊物上发表。不过,为此董丰均
支付了900元的版面费。3个月后,他的另一篇论文在《中国教育发展研究》上发表,花
费了他460元。
这期间,在吴胜涛的联系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师范教育·名家讲坛”系列之“光荣的
人民教师”讲座,邀请董丰均讲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组织者误将他介绍为中学特
级教师,结果他一上台就纠正,声明自己只是高级教师。
据他的同事介绍,在最有机会晋升为特级教师那年,身为学校领导的董丰均将机会让给
了一位普通老师。再后来,评特级教师有了课时量的要求,作为校领导的董丰均因为代
课少而失去了机会。
这也难免让外面的人认为,他发表论文是为了评职称。实际上,在2009年秋天被定为正
处级调研员后,董丰均应学校的要求,才首次将自己发表论文的情况汇报给学校。
在2009年6月8日的高考文科综合考试结束后,57岁的董丰均送走了他所带的最后一届高
三学生,也告别了他坚守33年的政治课讲台。被定为调研员后,他可以不用再上课,也
不用每天打卡上班。
不用教课,让董丰均的日常工作比以前轻松了许多,但这多少也让他觉得有些遗憾。
“把知识讲给学生,让学生理解,看他们会心地笑了,这是一种享受。”董丰均翻着那
些自己曾经用过的教科书说道。
说到激动处,董丰均常常会撅着嘴,双目圆睁,满脸通红。他经常跟年轻人说的一句话
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2009年初冬,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老同学。同学问他在忙什么,他回答在研究货币。对方
很意外,他竟会对钱币感兴趣,于是热情地说,自己认识十堰市钱币学会的人,可以介
绍他认识。董丰均马上纠正道:“不,我要联系的是金融学会。”
结果,在听了他“货币天然是信用”的提法后,这位曾经担任市社科协领导的同学,直
斥董丰均竟然提出跟马克思不同的观点。同学说了一句,“你这叫狗胆包天,无知者无
畏”,然后挥手离去。
接下来的冬天,董丰均几乎一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出了10余万字来阐述自己的观
点,并打算出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充满着自信。因为在他告别讲台之时,拿到
的新政治教材上,谈到纸币时已经不再讲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
能。
书稿完成之后,董丰均几经辗转,通过北京一家文化公司联系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
本名为《货币天然是信用》的小册子。他需要为此支付3万元。他的6个学生得知这件事
情后,共同捐助了3.1万元。
书出版之后,有毕业生提出要把董丰均手里的几百本书全买了,算是对老师的支持。这
遭到了董丰均的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是为了卖钱。”
每次碰到自己认识且觉得有见解的人,他都会主动送给对方一本书。不过送之前,他都
会先问一句,“读不读?不读就不送。”送之后,他还会追着问对方读没读、有何感受。
他先后已经送出了几十本书,只有那位说他“狗胆包天”的同学很认真地给他反馈。这
多少让董丰均有些失望。
侄女在武汉一所高校经济学系读研究生,董丰均希望侄女的导师能看看他的这本书,评
判一下他的研究。但侄女回答:“导师忙得不得了,哪有功夫读你的书!”
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期间,他特地带着书到一所著名高校,想向该校经济学院院长请教,
但刚进学院大门便被保安拦住了。在他说明来意后,保安告诉他,院长“忙得很”。他
只好到学校的大门口照了一张相,以证明自己来过。
这一次的遭遇,让董丰均很难受,甚至觉得屈辱。“如果专家们论证我是错的,我认,
而别人也就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但是,你不能认为我是鄂西北小山沟里的一个普通
老师,就认为我没有思考的权利,并且对我的观点不闻不问。”
从世博会回来后,董丰均跟随旅游团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团里只有他一个人专程去了
圣十字大教堂。他特地花5欧元买了一张票,在马基雅维利墓和伽利略墓前面,分别照
了一张相。“这是个求真的民族。”董丰均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这种形势下,政治怎么教?
经常有当中学政治老师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向董丰均诉苦:现在的政治课越来越
难教了,学生们对课本越来越不感兴趣。
董丰均则告诉他们:“我们现实的问题,一个是腐败,一个是缺乏民主。政治课本里对
这些问题,没正视,没解释,政治课上谁又敢讲呢?学生自然说你空对空。”他认为,
政治课在学校里比较尴尬的原因,一是课本与现实脱节,二是政治老师自身素养也有问
题。
对此,吴胜涛也深有感触。“政治课上得一直比较拘谨。很多人认为,只要讲的东西和
课本上不一样,就是反动的,搞得一些比较好的政治老师也觉得在政治课上‘探讨是没
有意义的’。”他说。
最终,当了4年中学政治老师的吴胜涛辞职离开了讲台,因为“满腔热血地干,最后不
知道有什么意义,连自己也困惑”。
董丰均则不肯就此放弃,因为有一些经历让他记忆深刻。有些他教了3年的学生毕业后
,他问对方:“你说世界上有没有鬼?”学生回答:“有鬼,有鬼。”而当他与一些政
治老师聊起这个话题,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复。他将这视为政治教育的失败。
“政治课上的道理如果不讲通,那些只知道背答案,然后说自己懂了的人,只能是假懂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治课本上更不能出现错误。这也是他与政治课本较
真儿的原因。他比喻说:“这就好比大庭广众之下,有领导不小心裤子开了一个叉,很
多人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提醒他,但我得说出来,不要让他丢人。”末了,他又补上一
句,“不然现在这种形势,政治怎么教啊?”
2010年12月31日,董丰均带着他的书和教师资格证到了教育部,想找负责教材编写的有
关部门。他在传达室被拦住了。他告诉对方:“教科书很重要,但上面写错了。”对方
则回应:“你说错就错啦?”
他没能进去,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在教育部门口留张影。但他刚掏出相机,还没摆好
姿势,便被保安喝止:“这里不让照相!”他只好去后门照了张相,然后略带失望地踏
上了回十堰的列车。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赵彦
a********e
发帖数: 3771
2
老校长上大学的时候居然没发现这个矛盾?
k****z
发帖数: 550
3
有一个恍然大悟党

【在 a********e 的大作中提到】
: 老校长上大学的时候居然没发现这个矛盾?
C********g
发帖数: 9656
4
这些垃圾就是敲门砖,谁去认真考察其中的“道理”?
50-6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和争论“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何时开始”这样
一个假命题,就好比争论磁铁是用木头做的还是用骨头做的一样。

【在 a********e 的大作中提到】
: 老校长上大学的时候居然没发现这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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