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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594 | 1 http://club.mil.news.sohu.com/r-shilin-3254988-0-7-900.html
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里，苏联“共妻”说曾持续多年。对于这一敏感而离奇的事件，
苏联史学界观点并不统一。一些苏联史学家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只是一笔带过。直到上
世纪80年代末，《星火》、《论据与事实》等苏联中央媒体才先后披露一个事实：在
1918年，在许多地方报纸上，出现了一道伪造的“共妻法令”。那些吃白饭的好色之徒
将这一法令当作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了1930年。
冒险家的奇想
年6月底，莫斯科米亚斯尼茨基街的交易所大厦，正在进行的法庭审判已经进入尾
声。
庭审中的被告名叫赫瓦托夫，原本为一家布匹店的小老板。赫瓦托夫被指控涉嫌编
撰《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擅自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大肆张贴，组织无政府主义
者非法团体。该伪造“法令”由19段文字组成，通篇号召劳苦大众争取性享受的权力，
在“法令”开篇这样写道：“所有绝色佳人皆成为资产阶级的笼中鸟，严重扰乱了人类
在地球上的正常延续。”
这一真假难辨的法令颇具煽动性地宣告：从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
应摆脱个人控制的束缚，宣布自己为人民的公共财产。
按照这份“法令”，男人将有权“享用”一名妇女，但每周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
超过三个小时。而要得到对这一“公共财物”的使用权，当事人必须事先加入“劳动家
庭”，并领取工厂委员会、工会或地方苏维埃办理的会员资格证明。对原本有家室的男
子，“法令”还给予一定照顾，允许原夫在规定次数之外亲近原妻。而对那些拒绝将妻
子充公的男子，剥夺其与其他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的权利。
“法令”还规定，每名渴望享用“人民财产一份子”的“劳动家庭”成员，必须从
其收入中扣除10%。而不属于“劳动家庭”的男子，每个月则需交纳100卢布的会费。管
理部门将用这些工资扣除款及交纳金设立一个“人民后代”基金，对公有妇女支付232
卢布的补偿金，对其中的怀孕妇女发放补贴，对她们所生子女进行抚养，让孩儿们在“
人民摇篮”长到17岁，失去劳动能力的妇女还可领到退休金。
荒诞的实践
法庭在司法调查过程中查明，在被捕之前，赫瓦托夫已经实践了“法令”上的部分
内容。为此，他在索科利尼基村买下了一幢有三个房间的木屋，并将其命名为“社员爱
宫”。他还为这所“宫殿”物色到了一些“住户”，并把光顾者统称为“家庭公社社员
”。从“社员们”手上拿到会费后，赫瓦托夫便将钱款据为己有。有时候他也会亲自光
顾一下“爱宫”，物色他中意的年青女子，当然是完全免费的。
根据赫瓦托夫的安排，社员们每10个人睡在一个房间，男女社员各自单独分开休息
。在其中两个十个床位房间中，分别隔出了一个可供两人睡觉的小号（隔间）。在征得
其他社员的同意后，一对男女就可以住进隔间，尽情享受性爱的欢愉。
“公社社员”的这些生活细节被传开后，一群青年人便带着他们女友纷纷要求加入
这个“公社”。这下子“爱宫”乱了套，明显处于少数的已婚妇女不干了，倍受冷落的
她们开始发出抗议，用带来的板条拼命抽打地板。
“无罪释放”
这真是是法学史上前所未闻的案件，受到了苏维埃执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为将这一
事件审理清楚，苏俄党政机关派骨干介入了法庭审判和辩论。
法院主席名叫莫基拉，是一位剑术高强的前线老战士，担任法官助理的都是人民陪
审员，而辩护人一个是国家救济人民委员科隆泰，另一位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拉林。
作为公诉一方，政府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位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妇女部主任
维诺格拉茨卡娅，一位是莫斯科着名的“布尔什维克党医”扎尔金德。他们在发言中反
复强调，“工人阶级从维护革命利益出发，有权干涉自己成员的性生活。”在发言结束
时，两位控告人提议追究赫瓦托夫的刑事责任：剥夺自由五年，关入弗拉基米尔中央监
狱，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英国着名作家赫伯特·威尔斯也听说了这一奇事。1920年，他专程从伦敦来到莫斯科，
与列宁交谈了三个小时，想弄清俄共（布）领导是否真的颁布了《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
法令》，是否准备在日常生活中贯彻实施。列宁解释道，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与该“
法令”毫无干系。威尔斯在《阴霾笼罩的俄国》一书中描写了此事。
在1920-1930年期间，苏联社会开始转向禁欲主义，社会生活规范十分严肃。从
1930年代中期开始，男女暧昧关系又被极度政治化。在报纸和杂志的扉页中，已经不再
有对性问题的讨论文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衣着轻佻的姑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1935
年3月，在苏联一家纺织厂发生的事成为这一时期的最佳注脚：列宁共青团开除了一名
青年钳工，因为他“同时与两个姑娘谈情说爱”。
对于社会主义式清心寡欲的生活，苏联政府给予了大力鼓励和提倡。1937年，《共
青团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人民的敌人费尽了心机，妄图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青年人
的婚姻爱情观，从而在政治上腐化苏联青年。”在这个阶段，婚前性行为被彻底归入“
有毒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即便是正式离婚，也被贴上了丑恶的标签，从而进一步影
响到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今后的事业和命运。
随着苏联上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上演，“共妻令”事件的烟云被吹拂得云消雾散
，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和谈资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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