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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是否组织或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是否有论文受邀在国际会议上宣讲或被国
际会议收录，这些“国际化”指标已步SCI论文指标、科研项目指标等后尘，成为高教
领域学术机构和个人业绩的“标配”。
眼下，又有不少教师接到了要上报2019年9月—2020年9月期间，参加国际会议方面的多
个指标情况。有点搞笑的是，2020年全球大规模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抛开其他因素不说
，单就健康安全考虑，国内教师有几个能走出国门参加学术会议呢？
当然，这里的国际会议应该也包括在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这就不难解释今年年底
，国内学术会议“井喷”现象了，估计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出于“国际化”指标的考虑
吧。
现如今，学术机构或学者个人，如果拿不出一些“像样”的“国际化”指标数据，俨然
便是教育科研履历的“短缺”，还有不少组织把有关“国际化”指标作为对教师晋升、
考核的“硬性”规定。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教师在教育科研活动中融入“国际
化”的形式和内容日趋多样化，那些评价教师用的“国际化”指标，诸如出国进修必须
在国外待多长时间、每年必须参加多少国际学术会议等，早已不合时宜，有的甚至已成
为教师学术发展中的负担，是时候正视现实了。
毫无疑问，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教师要提高学术水平，拿出高质量的教育科研成
果，就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参与国际竞争和扩大国际影响力，但教师“国际化”的内容
和方式方法，以及其成效体现，各有侧重。
比如，相比之下，理工科的学术成果可能更强调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展示与交流，而人文
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受众则可能更多在国内；教师需要了解国外相关情况时，有时带领
学生通过网上查询，其速度、效率和学生受益面远超教师个人亲赴国外调研。
此外，教师一旦确定了科研主题并进入到研究前期，一般都愿意“一个猛子扎入其中”
，只有获得初步研究成果后，才会产生与人分享的意愿。
总之，教师教育科研的“国际化”路径多种多样，哪条路径最有益于教学与科研需要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用一些特定的“国际化”指标往往难以体现。因此，将“绑”在教师
身上的“国际化”指标松开，有利于让教师理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术提升路径。
再者，教育科研“国际化”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其重要性无需赘述，各种教育科研
评价重视“国际化”指标也完全正确。
但对学术机构和个人而言，教育科研“国际化”成果的评价不能只关注量化的数据，忽
视其实际的内容和质量。如果放任“国际化”评价只流于形式和表面，将会导致不少教
师因为应付各种国内外的国际学术会议，无暇顾及其应有的教学科研工作。
在这方面，学术机构或个人为“国际化”指标而“国际化”的现象也应该引起相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
比如，关注学术机构成员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上作主旨报告（国际会议有声音）次数、
在国际学术组织和期刊任职（国际组织有任职）情况等，其初衷是鼓励学术机构或个人
开展高层次的“国际化”活动，但如果对其中“国际重要学术会议”概念界定不清楚，
就会让个别机构和个人以为在国内办个大规模学术会议，再有几位国外专家参与，就可
以冠上“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之名了。
此外，教育科研“国际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教育科研的质量，而现在大多数的“国
际化”指标，反映的仅是学术机构和个人的“国际化”状态。真正的“国际化”价值和
成效存在于“国际化”内容本身，有些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显现。
因此，上级管理部门对学术机构和个人的“国际化”评价，不能只盯着几个指标数据下
定论，而要关注其实际贡献和教学科研成果的“国际化”水平。相关部门尤其要制止个
别机构和个人为了把“国际化”指标做上去，有意炮制一些所谓高档次的“国际学术会
议”。
这种会议“大咖云集”，相互吹捧和瓜分国际会议“职位”“头衔”，但实质性的国际
学术交流和讨论却很少。这种把“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办成名利与交际场的做法，助推
了学术氛围的浮躁和短视，不利于广大教师“潜心”于“国际化”教学科研活动。
再次强调，“国际化”对中国教育科学事业发展十分必要。之所以提出要松开“绑”在
教师身上的“国际化”指标，其意图就在于切实提高中国教育科研的“国际化”水平和
效益。说到底，重大原始创新科研成果和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核心科技成果，才是中
国教育科研“国际化”的追求目标和最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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