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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从义和团爆发到8国联军入侵，以及清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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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9 发帖数: 8613	1 地方民教冲突已经有历史在8国入侵近1个半月到1个月前发生了2次大规模的械斗，义和团占了上风后还杀了前去平定的清朝将领发展到数万人开始向北京进发，沿路对一些重要的铁路和桥梁破坏在5月29日烧毁丰台火车站显然清朝没法很快控制实际是与朝廷也是有些对立的义和团朝廷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有不小的纷争 1. 5月31日清廷要求西方国家从北京撤离人员，这非常合理。但西方国家不听，反倒要求清廷允许派驻一定的入京军队，而清廷也让步了 2. 但是10天后，未经主权国家政府的允许，西方国家单方面增派2000军队入京，把北京变成了国际军事战场，那完全就是他们对中国的再一次的军事入侵那很可能就是把清廷完全推向义和团的作为。。。升级后双方都杀害了很多无辜的平民。。。我这些描述已经算是偏中性/客观了如果没有1和2那两点，本来不会发展到国家之间对抗的程度。实际是8国联军把冲突程度推高了很多个量级。
w********9 发帖数: 8613	2 http://news.sina.com.cn/cul/2005-04-04/5461.html 义和团从1900年6月上旬起即大量进入北京，最初其活动地点主要在外城。6月12日起，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但并未对使馆进行攻击。据英国使馆人员朴笛南姆威尔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义和团第一次出现在使馆附近是在6月12日。这天，两名义和团民乘骡车从使馆前的马路经过，他们并未攻击使馆，而德国公使克林德却冲出使馆向他们进攻，拘捕其中一人。6月13日，大批义和团在意大利、奥地利使馆附近焚烧教堂，但也并未进攻使馆。相反，是使馆洋兵到使馆外向义和团开枪开炮，打死打伤多人。袁昶在五月十九日(6月15日)上奕　书中所述，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下午，义和团数千人“焚烧海岱门内及堂子胡同。灯市口各教堂……旋攻东交民巷各洋馆……”。有的学者据此断定：“围攻使馆一事最早发生在6月13日。”
w********9 发帖数: 8613	3 http://m.qulishi.com/news/201504/33482.html 清廷对待义和团究竟是什么态度？ 2015-04-21 10:54:37 首页登录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一、清政府的两面手法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帝国主义各国的谅解。军机大臣荣禄虽然抱病在床，仍连上七道奏折，要求清政府“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同意这种意见。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端郡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企图用统编的手法来约束和控制义和团，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际，清政府内部的两派意见更加对立。主剿派坚决要求镇压义和团，反对与帝国主义开战。他们连上奏折，提出“治乱国用重典”的镇压政策，对义和团务求“要株净尽”。主抚派积极主张对外宣战，要求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抗击外国侵略，他们虽怀着争权夺利的目的，但他们利用人民的反侵略热情，在舆论上得到普遍支持。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翘等在5月29日的密折就反映了这种倾向：“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因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断之气，化私忿为公义，缓急可持，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这一主张得到从中央到地方众多官吏的支持。因为人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爱国行动，希望在国难深重之时，通过招抚义和团，同仇敌忾，共同御侮。在慈禧召开的四次御前会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面对朝臣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慈禧太后最初在和战、剿抚问题上举棋不定。她既怕镇压义和团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又怕招抚义和团得罪帝国主义。她一会儿批准发布《禁拳章程》，不准练拳，严令“查毁揭帖”;一会儿又派人“宣抚”团民，剿抚不定。6月10日，慈禧采用刑部尚书、顺天府尹赵舒翘等人的建议：“抚而用之”，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拿出10万两银子、2万担米作为义和团的经费，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带义和团，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将所有团民重新登记造册，凡挂号者名为官团，称“奉旨义和神团”;制订《义和团团规》，要义和团听命于朝廷，如有违背者，以“伪团”论处，从而进一步欺骗和控制义和团。慈禧之所以接受“招抚”义和团的主张，原因是多方面的： 1、害怕人民把反抗的矛头指向她的反动统治。1900年6月，义和团势力大发展，北京的大街小巷布满了义和团民，这时的慈禧想跑不能，想剿不堪，只得采取“以抚为主 ”的策略，承认义和团，以逃脱人民对也的惩罚。她自己也曾经说过：“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她怕的正是义和团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大乱子”。 2、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排除列强对她“废帝立储”的干预。慈禧在囚禁了光绪帝之后，想彻底废了他，而改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她曾借光绪之口下了一道谕旨，假传光绪帝身体有恙，申明“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谕旨一下，国内并无一人上奏举荐。但是，洋人却当了真。当慈禧说光绪之病日重一日时，各国公使竟然纷纷要求派医生看病。法国医生经过诊视，宣布光绪并没有病，慈禧谋害光绪帝的意图被揭穿了。但是，慈禧并不甘心。1900年1月24日，召集王公大臣于仪鸾殿，出示一道由光绪皇帝签署的“上谕”。上谕的大概意思是，光绪自己没有子嗣，并且又因身体原因无力处理国家事务，所以要选一个近支宗室溥隽做皇子，作为同治帝的继承人。慈禧原本信心十足，到时准备酒宴，由李鸿章出面邀请各国公使入宫庆贺，一切都将迎刃而解。但是，各国公使一致反对光绪让位，拒绝到时入贺。慈禧废光绪立溥隽之事传出后，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联络绅商1230多人，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等联络海外华侨，号称10万，联名上书，通电反对。因此，慈禧 “己亥建储”的计划在国内外的一片反对声中化为泡影。慈禧下令逮捕经元善，经元善在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的保护下逃往澳门。慈禧及顽固派官僚“废帝立储”的阴谋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这件事始终令慈禧太后对洋人耿耿于怀，有时使她怒火中烧，他们想利用义和团报复帝国主义，排除列强的干预，达到废光绪立新君的目的。6月16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再次重申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列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第二天，慈禧太后接到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的奏报，以及要求她归政的照会，使她更加不满。所谓“要她归政”纯粹是载漪制造的阴谋。自从戊戌政变后，列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之说时有耳闻，载漪为了儿子能够早日当上皇帝，抓住权力欲与猜疑心极重的慈禧的弱点，煞费苦心地伪造了一个列强“归政照会”，派遣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荣禄。荣禄一见，信以为真，于是呈给了慈禧太后。这让她十分恼怒，声称“不能再为容忍”，决心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报复洋人。当天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遭到光绪帝等主和派的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下令死守大沽，并命各省督抚调兵驰援北京。19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许景澄等人前往使馆，要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但未能成功。随后，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在与列强的战争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决定对外宣战。21日，清廷发布“向各国宣战谕旨”。 3、阴谋借用帝国主义之手屠杀义和团，以解除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威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慈禧在帝国主义和义和团之间投机取巧：一方面承认义和团，并向八国联军宣战;另一方面又讨好帝国主义，随时准备投降。1900年5月底，英、美、法、德、意、俄、奥、日组成八国联军，侵入中国。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谕旨，命令各省督抚招抚义和团，“借御外侮”，说什么“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慈禧太后及其主战派在八国联军逼近京城的关键时刻，敢于组织军队与团民和八国联军决一雌雄，决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宣战的奥秘在于，其一，可借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术与洋人放手一博，如能一举成功，固然是上上之吉，可吐洋人屡屡干涉她废帝立储的怨气。如果不成，也可借口抗击八国联军，将义和团力量引出京城，免遭祸起肘腋之虞;其二，诏书并没有指明向哪国宣战，也根本没有送达任何国家，只是内部传达，即使战败，也为求和留下了一个伏笔;其三，诏书借大小臣工合谋，借光绪帝之名颁布，即使战败，替罪羊的人选问题总能解决。宣战对慈禧太后而言，可谓是一箭双雕。虽然已经宣战，慈禧太后又暗中进行投降活动，随时准备跟帝国主义妥协。宣战后第四天，慈禧太后看到各国没有逼她交权的动静，态度就改变了。下令停止攻打使馆，并派人商议和局。她在回答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反对与洋人开战的电文中，表白了迫不得已的苦衷，“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并表扬李鸿章等人主张剿灭义和团，与帝国主义和好的意见是“老成谋国之道”。宣战后的第八天，即6月29日，她命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说：“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并表示，对义和团“ 设法相机，自行惩办”，“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7月3日，清政府直接向俄、英、日等国发出乞和的“国书”。此后，又向盛京等地将军下令：“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手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清政府战时让拳民作“前驱”，借帝国主义之手屠杀义和团，不张旗帜又为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留下后路。清政府承认义和团是阴谋，对外宣战是骗局。八国联军大规模入侵中国后，慈禧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反动嘴脸暴露无遗。二、“东南互保” 在北方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南方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首的洋务派，为了免于招致列强的干涉，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因此不顾已经对外宣战的事实，拒不执行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命令，而与列强联手发起了所谓的“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在北京蓬勃发展以后，波及并震动了南方各省。1900年6月至7月，南方各省也发生了反对教会侵略的武装起义。帝国主义害怕义和团以及清军在中国北部的反侵略斗争将会进一步影响到南方，特别是英国害怕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它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还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1900年6月14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就致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建议说：“我们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我们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区内尽力维护和平。”第二天，索尔兹伯里复电霍必澜，授权他“通知驻南京的总督，如果他采取维护秩序的措施，他将得到女王陛下军舰的支持”，并要他通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一项同样的保证”。显然，英国是想通过刘坤一、张之洞加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刘坤一、张之洞一直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以免招致列强的干涉。此时得到英国这样的承诺，他们当然愿意。他们电告清政府驻英公使，要他向英国政府保证，将“不惜代价，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一切权益。不过 “目前不希望有任何军舰驶入长江”，“他们完全能够维持秩序”，表明了不希望外国直接干预的态度。因为6月16日，三艘英国军舰开往南京、汉口和吴淞口，表示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秩序”。英国的目的是企图独占长江流域的利益，各国洞悉其野心，纷纷表示反对。刘坤一、张之洞不敢贸然得罪各国，于是，“与各国切商，保全东南大局 ”，对所有洋商、洋教士“力任保护”之责。这样，由英国策划的企图独占长江流域的阴谋于是变成由各帝国主义列强与东南各省督抚的“互保”。当帝国主义和东南督抚频繁接触的时候，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正在上海。他自称是“局外闲人”，其实“闲人”不“闲”，因为他同帝国主义、东南各省督抚都有密切联系，便在当中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清政府“宣战上谕”发布后，刘坤一、张之洞拒绝执行。在英国的策动和盛宣怀的积极串通下，6月26日，刘、张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共同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包括《东南互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东南互保章程》规定：“ 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浙江巡抚刘树棠随即宣布参加“东南互保”。闽浙总督许应骙也宣布“与江鄂办法不谋而合”，并于7月14日同俄、英、美、日等六国驻福州领事签订了《福建互保协定》，规定福建地方当局要“ 在其权限内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外国驻福建官员、商人及教士之生命财产不受侵害”; “如有不良分子散布侵害外国人的谣言”，须“认真予以逮捕及惩罚”。这样，“东南互保”的地区，就从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进而扩大到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省，几乎占全国半数的省份。《东南互保章程》虽然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最后没有签字，但是相关的条款实际上已经在实行。东南督抚的这些行动，表面上与清政府的“宣战”有抵触，实际上同它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一贯方针是一致的。所以，清政府接到他们实行“东南互保”的报告时，认为意见“正复相同”，同意他们的做法。纵观东南互保的全过程，是东南督抚在慈禧太后不顾国家的民族的根本利益，冒险对外宣战的特定条件下采取的非常措施。是特殊情况下对帝国主义采取妥协的条款，确切地说是互相妥协的条款。“东南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派官员与西方列强合作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在推行过程中保全了西方侵略者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维护了这些地区督抚的势力。从互保的历史背景和内容看，刘坤一、张之洞倡导互保的动因是为控制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扩张，防止把北方的战火扩大到南方。在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东南各阶层的反战心理和保护民族经济的愿望，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从实际效果看，对帝国主义进兵长江流域直到抑制作用，对英国独占长江流域的预谋也进行了有效的抵制，而使东南半壁江山免遭战争蹂躏，维护东南地区社会安定和民族经济稳定，使东南地区在成长的民族经济得以保存和发展。但是，互保破坏了南方人民的反帝斗争，限制和阻碍了义和团向南方的发展，也使帝国主义列强得以集中兵力进攻和屠杀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加速了清廷的屈服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保护了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宗教、经济侵略权益。而且，东南互保运动，虽然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同时，也集中暴露了地方督抚对清朝中央的离心倾向，这对此后的晚清政局也产生了影响。也导致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开始扩张，与中央渐行渐远，成为往后中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的远因之一。
w********9 发帖数: 8613	4 清朝在近代越来越多借助甚至依靠民间军事力量维持近代中国最重大的冲突中的3个捻乱太平天国西北回乱的平息都依赖于部分地方的相对强大的民军土客之战也很惨烈，而且最长期与上相比，本来民教之争算是微不足道但由于是征服世界的殖民和半殖民列强的洋教才发展到后来的结果很具独特性
w********9 发帖数: 8613	5 http://zx.bjfsh.gov.cn/docs/20180419171550516156.pdf 《高枬日记》与房良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栗景鸿始发于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如今巳整整过去了一个世纪。其众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至今仍流传于全国各地，影响遍及乡村城镇，被后人所传扬。房、良地区因地处京畿要地，自然也是当时义和团运动重要的活动区域。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及《房山县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房、良两地的主要村庄均设有拳厂，民众参加甚广。他们烧符降神，习练武术，以抗御八国联军的入侵。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赵润东、戴家斌两位先生在(房山文史资料) 第 1、3 两辑中分别有专文《房山义和团拾零》和《房山义和团纪略》作了记述。这里再介绍一册记载与房、良地区义和团运动相关的私人日记，作为补充材料，借以丰富一下房、良地区的历史。这册日记名为《高枬日记》。作者高枬(1852—1904)，字城南，四川泸县人。曾授翰林院编修，旋为山西副考官，河南道监察御使，后转山西道掌印兼署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各道御使。历任刑兵工三科给事中。著有《借禅室诗钞》、《高给谏奏稿》等。义和团运动兴起时，高枬正在北京，目睹外军暴行和百姓疾苦，所感所发，汇于笔端，“排日详记成帙”。《日记》共分八卷，起自庚子年(1900)五月十五日，止于辛丑年(1911)正月十六日，近十万宇。高楞去世后，(日记)经其九弟高楷雇八人四日整理抄写完毕，于光绪卅年(1905)排印问世。《高枬日记》的主要部分记叙了团民活动及八国联军侵入后的北京情况，其中亦间杂有关房山、良乡等地区义和团团民活动的见闻。下面就主要条目略记一二： (庚子年五月)十九日，于晦若来，示我何润甫涿州来信，十五日发。言去时在良乡，已解散拳民。谓在涞时，杨统领名福同，所带兵皆洋装，误为洋兵，遂与角。杨又开炮，故伤之。涿州拳民四五千，已将解散。后又来山东老团六七千人，似颇有难解之势。何言受国厚恩，尚须费不烂之舌劝解之。谓其吃小米、苦盐，持戒甚严，故无掳掠。语多骑墙，而偏于难解一面。盖亦以为危也。且谓天不雨，恐成流寇。…… 晦若言，今日九城皆闭片刻。适顺治门闭，虚一缝，许红抹额者入，不许平人入；或恐拳民激怒洋兵，不免有玉石不分之虑。或曰，洋兵来者不过一二千，且广东未见此举，何至施及京城。刚毅由涿州回至良乡，怂拳。拳谓已见上谕，不敢练。刚曰“上谕不要紧”。未完，送邸钞。上谕以拳匪在内城焚烧杀人，日夜数惊，命九门提督会同神机营、虎神营、武卫军一体严拿。遇有持械喊杀者，即送提督正法……(卷一) 从上面的日记中，可以得知这样一些资料：1900 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活动在良乡地区已有相当规模，并与“涿州拳民”、“山东老团”等义和团组织互为呼应，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极度恐慌。出于对洋人的畏惧以及清政府屈膝卖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对这场爱国的农民运动进行劝解、解散和镇压。《日记》中提到的曾来到良乡“怂拳”的刚毅，在当时的清政府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刚毅(1837—1900)，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历任山西、江苏、广东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任军机大臣。因其人竭力反对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委派管理健锐营，为发动政变出力。义和团进逼北京时，刚毅力主招抚。并支持慈禧驱使义和团攻打各国使馆。慈禧曾命他与庄亲王载勋“统率”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刚毅随慈禧太后西逃，中途病死于山西侯马镇。作为慈禧太后宠臣，在义和团运动愈来愈盛并开始成为清政府隐患之时，刚毅曾受命与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督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前往涿州、良乡一带察看，企图冒险采取笼盼、欺骗手段，通过控制两地的义和团来控制北京的义和团，达到巩固自已统治地位的目的，这就是上面日记中提到的“刚毅由涿州回至良乡”之事。刚毅始到良乡之时，未知清政府已下谕百姓禁止练拳，仍然对拳民以“怂拳”安抚为主。据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所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载，刚毅自涿州奏报良乡、涿州义和团情形时，强调两地加入义和团的百姓甚多，“蚩蚩之众，诛不胜诛”，“非推诚布公，剀切晓谕，使之改悔，不能期其相安，断无轻于用剿之理”，可见当时良、涿两地义和团的发展规模。至于《日记》中所提的清军统领杨福同，也是一位不能不说的人物。赵润东先生在《房山义和团拾零》中已有所涉及： “(1900 年)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县石亭镇用长矛将清军分统领杨福同扎伤堕马，旋即毙命”，这就是义和团历史上有名的“涞水大捷”。而在这场战斗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房山地区的义和团团民。据《要录》载，当时清政府团因“近畿一带派出之带勇员弁办理不善，甚至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谕令裕禄严格约束兵丁，不得“任意株连，借端论索”。但是清兵的劫掠之行，仍然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与反抗。于是，涞水石亭村的义和团传帖邀约新城、定兴、容城、房山、涿州、易州等地拳民数千人，先围攻驻村小队清军，待杨福同闻讯率马、步队前来援救时，设伏将杨刺死。刺死杨福同的是涞水义和团首领，一位名叫满立的僧人，后被清军抓获(具体情形在《要录》中有较详细记述)。这是自义和团运动开展以来杀毙清将领之较大事件，引起了清政府极大的震动。再看《日记》下面几则： (庚子午八月)十九日，……洋兵大队，鼓乐由彰仪门入者千余，领队者，执良乡某屯义和团旗，又有清道旗一面，复有十余旗，皆大书“义和团”，又有“守望相助”字样；并有拳匪刀矛多件。步队在前，马队在后，炮车夹而行。尾车拴黄牛三、驴一。盖十七晨所出队，由良乡搜剿而回者也。路人云，轰村不少。因十三四土人谣传，拳匪将来恢复，且云团聚在外甚多，故洋兵出而剿之。又活捉拳匪六名，车载而归。(卷二) (庚子午八月)廿一日，九愚言，德兵向伊子言，良乡之轰，其炮子能穿大树，拳匪当之，纷纷倒地。”(卷二) (庚子年九月)三十日，黄小霁言洋兵至房山，欲毁城市，马教士力言乡中居民靠此买盐米，一毁则乡民绝食，洋兵乃允。(卷三) 上述三则通过高枬本人的亲见亲闻，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八国联军入侵我房、良两地，大肆抓捕义和团战士，并到处进行烧杀抢掠的罪行录，读来令人发指。 (庚子年六月)二十日，……张主事来，言房山山中亦吃小米，隔三十里一场，买小菜往返六十里。围山多团，挽出香赀至百余金。又言良乡令张君聘终日哭泣，兵差过境，照常价加倍，村民怜其拮据痛哭而与之也，团又阻之曰，此车本团所需。官为劾办，团欲加刃。(卷一) 上面一则前半部所说为当时房良两地百姓、义和团团民各自的生活状况；后面述说了官府与义和团为各自所需而发生的相互摩擦，这则日记较真实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景象。《日记》中所提张君聘实有其人，查《北京市房山区志》可知，张君聘，名琨，江西人，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任良乡知县。 (庚予年八月)十一日，房山知县赵某将拳匪收监，曰“洋人来城，即捆交之”。(卷二) 据《区志》知，文中“赵某”为赵元土尊，山阴人，光绪二十五年六月至二十八年八月任房山知县。此条所记“洋人来城，即捆交之”，短短八个字，就活画出一个凶残镇压义和团运动、卑躬屈膝的奴才嘴脸，与上面“欲与洋人决裂”的义和团战士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读来让人义愤填膺。再看几则： (庚子年五月)廿二日，黄绍廷来，言必决战。房山北山无米菜，房屋但庙之两寮，皆坏者也。闻仍欲与洋人决裂，并有迎头痛剿之密旨。(卷一) (庚予年八月)廿四日，拳匪在良乡、黄村一带，洋兵往则散，洋兵走则归，聚而劫村庄，拒官长。张君聘已赴省请兵……(卷二)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两则直接记述房山地区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虽寥寥数语，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房山人民誓死抵抗外侮的斗争画面。“房屋但庙之两寮，皆坏者也”，应是外敌在房山烧杀抢掠的结果，必然激起房山人民的英勇反抗。“仍欲与洋人决裂，并有迎头痛剿之密旨”，同时采取了“敌来我走，敌走我来”的游击战术，既说明了我抗敌的决心，又说明了房山地区的义和团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性。总的看房、良两地的义和团运动，与其它各地的义和团运动一样，由于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和完善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只是以迷信方式进行自发的抵抗外敌的活动，势必导到这场运动最终的失败。但是，义和团运动表现了房山人民及全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会永远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高枬作为一位封建时期的官员，所站的立场必然要以维护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日记》中有不少地方诬蔑义和团运动为“拳匪”、“拳乱”，歪曲了历史事实，但毕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百年前房、良两地的义和团运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所以特从其中摘抄部分有关房良地区的资料加以简要介绍，并希望引起读者对《高枬日记》这一类私人日记、笔记资料的重视。
R******6 发帖数: 609	6 楼主用自己re自己的方式，把不顾事实，凭空spin，无下限的定性，只看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故意回避不利证据的这些技巧，来了个大总结这是我对楼主的回应：大清和义和团不得不说的故事如下，对这个问题认清了，才能从多方势力冲突里看出端倪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袁世凯來到山東之後，採取了與毓賢不同的作法，他认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下令张贴解散拳会的告示，要“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晓”[31]；还大量刊刻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宣傳義和團即白蓮教[32] ；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乡绅的力量来实行查禁[32]，责令“各村首事庄长出具不得设厂习拳甘结”，要求各村庄的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33] ；对各处拳厂，认真查封[32]；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驻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阻止其流动和聚集，用小部巡查、晓谕、弹压[32]。如此，袁世凯使得山东的义和拳活动渐渐沈寂。山东的义和团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1]。直隶总督裕禄初時对义和拳会比较轻视，在1899年12月答复袁世凯时说：“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34]他对滋事的拳民极力镇压，但对拳会的态度则较为模糊，直到5月清军统领杨福同在涞水被杀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1900年1月11日，慈禧太后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承认拳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慈禧的这一举动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9]。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把集会结社看做是谋反的潜在因素[9]。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恢复了禁止结社的政令，以取缔在百日維新期间十分兴盛的各种学会[9]。现在，慈禧太后的这一政策是在告诉义和团，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9]。 …… Wikipedia很长，有兴趣可以继续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义和团运动
w********9 发帖数: 8613	7 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ztyjzz/2005-06-02/26412.shtml 论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演变张玉田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是义和团斗争和清政府的对内对外矛盾相辅相激而成。中间经过许多波折和转变，并非前后如一。庚子事变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造成巨大灾难，这与清廷当时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其责任究应谁属？当然象慈禧太后那样，自己惹了祸，然后又一口咬定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启祸之由”，(《清德宗实录》26年8月)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但这次事变清政府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促成的，慈禧太后以致“诸王贝勒、群臣”都各承担什么责任，义和团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何评价，等等。本文试图通过庚子事变前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这一侧面，探讨一下这类问题。一、早期的“抚绥弹压，消患未萌”政策（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前）(以下为了使用时间的准确，均用农历。) 清朝廷的政策，主要通过谕旨来体现。然旨谕多依一时一事而发，无有统系，又往往为求语言简括，不免含糊笼统。而各省疆吏执行时为便于己，又任意取舍。所以同一清廷中央政策，在各省执行上各自不同。我们在研究清政府的政策时，必须是中央与地方兼顾。为了说明早期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兹引两则清廷上谕如下：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上谕：近闻山东地方有大刀会、红拳会各种名目，多系不逞之徒，借闹教为名，结党横行，欺压良善。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己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该抚身任封圻，遇事总须持平办理，消患未萌，岂得沽一己之名。竟置大局于不顾。著即督饬所属文武各员，查明各种会匪名目，严行禁止。傥敢仍前聚众，借闹教为名，结党滋事，并著从严惩办，以靖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电旨：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宽纵酿祸之理。惟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军，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察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著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以上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档案史料》）上册) 清廷对义和团兴起时的政策，旨在消患于未萌，不致酿成事端。其具体办法，就是要求地方官遇有民教冲突，要“持平办理”；对义和拳民的“闹教”或抗拒官兵，则以弹压解散为主。既反对毓贤那样“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的“偏袒”。又不愿袁世凯 “一味操切，激成巨祸”。当时清廷并无若何厚于义和拳之处，或寄予若何希望，只想处理得好，不致滋生事端而已。下面我们看看这个时期在义和拳活动地区担任地方督抚的毓贤和裕禄的实际执行情况。毓贤，字佐臣，汉军正黄旗人。自称“服官东省二十余年”，对东省民教之争，“ 耳闻目睹，知之甚确。”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以东省臬司代张汝梅为东抚，至该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解职。其升任东抚伊始上奏清廷，断言民教不和，是因“教民欺玉平民”， “断无（平民）虐待教民之事”。由于“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也是因为“教民欺侮平民，平民万难忍受，始有谋立拳会以自卫身家者。”义和拳会之“学习拳勇、技艺”，或“俗传能避枪炮”也都“为保家起见”，这种对义和团稍具公平和客观的看法，在清朝高级官员中，毓贤是最早的一个。这和后来主抚派的看法并无二致。由于毓贤有这种认识，他在办理东省民教冲突案件也较客观和持平。现在保存的《山东义和团案卷》在这方面给我们作了说明。如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毓贤对平原县禀作了这样的批语：查民教互闹之案，不得专以匪论，总以开导解散为主。若再张皇失措，办理不善，该县何能当此重咎。十九日在济南府禀批示说：查平原县二快总役陈德和，借案讹诈，妄拿无辜，以致百姓众怒，土匪乘机，酿成事端，实堪发指。……至该署县蒋令（楷），始而纵役诈赃，舆情不洽；继而张皇失措，民变几成；……其平日之昏聩，办事之荒谬，竟至如此。仰按察司迅即会同布政司，将蒋署令先行撤任……。(以上均见《山东义和团案卷》（以下简称《案卷》）（上） 13—14页。) 后来清廷依毓贤奏，并将蒋楷和带兵镇压原教案的统领袁世敦一并革职，毓贤并被 “传旨申斥”。说明毓贤的作法只不过稍微持平而已。但毓贤终山东巡抚任，对义和团的政策究竟如何？总的看来，毓贤对义和团态度是有些特异之点。他认为拳会是受压的，是正义的组织（自卫），“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因此遇“民教互闹之案，不得专以匪论”。这就是说，他先于清廷而区分“匪”与“会”之别。其办法就是“以开导解散为主”，这一点又是先于清廷渝旨。看来清廷翌年所为是与之一脉相承的。据记后来毓贤撤任至京，见端王力陈义和团之神勇，颇得端王嘉纳。慈禧后在追究罪魁祸首时，也说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义和团档案史料》，939页。)毓贤大概由同情拳会，进而“信拳”、“抚拳 ”，这当是事实。(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许指严：《十叶野闻》　《毓屠户·六则》：朱红灯“建‘保清灾洋’旗”，毓贤“出示安抚，改其名曰义和团”；“时拳匪树毓字旗，焚劫无虚日”．见《义和团史料》706页。又李林《拳祸记》，匪乃高张红旗，大书保清灭洋、山东抚提部院毓等字样。”虽得自所闻，不能无因。)因毓贤“信拳”、“抚拳”，所以，山东义和拳得以兴起。袁世凯继任后给徐世昌指出这种情况：前任（指毓贤）一味纵容，并出示讽煽。匪民自谓奉官所允，又为法所不禁，兵吏均不敢逼前，安得不猖獗也。(《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19页。) 与毓贤任东抚同时，直隶总督裕禄所为则与其相反。该年十一月十一日，裕禄复桌司廷雍电说：《义和拳源流考》，关道黄花农（黄建□）已交书局石印，尊处可电花农送百余本，分行有拳民各属。(林学□：《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史料丛编》（二）59页。) 十一月二十二日裕禄所派镇压拳民的梅东益、张莲芬联衔告示，命“各村拳厂，立时撤散”。(《庚子奉禁义和拳汇录》，《义和团》丛刊（四），481页。)从以上可以看出，裕禄与劳乃宣意见一致，是主张取缔义和拳的。裕禄并派军到河间、深、冀一带实力弹压，梅、张在景州生擒拳首武修和尚，击毙拳众三十余人，拿获八十余人。由于毓贤与裕禄在执行政策上的不同，致使原起于东直交界的义和拳会，在山东一侧得以兴起，在直隶则一直受挫不振。而翌年由于东抚易人，新抚袁世凯以剿易“抚”，而裕禄由于京朝权贵掣肘，动作迟疑，结果东直两省义和团所遭的命运，又恰相反。二、区别“匪”、“会”，“严拿首要，解散胁从”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一）原因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元1900年1月11日）清廷明谕：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图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善不分，民心徨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各省督抚受恩深重，共济时艰，……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祗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档案史料》56页。)谕旨一改以前“抚绥弹压，消患未萌”，“严拿惩办，以靖地方”的调门，强调要区别“会”与“ 匪”的不同。承认“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无须查拿，而只查拿那些“滋事”的“匪”。这是承认义和拳会的组织，而不是为 “邪教”。清廷这时为何在政策上有了变动呢？不外乎耽心袁世凯到任不加区别，办理操切，以致激变。袁世凯接任后，一时言官连篇累牍地上奏，这从《档案史料》中可以看出，如御史熙麟、高熙□、许□身和给事中王培佑等，几乎都对袁世凯而发。有的从“教民 ”、“会民”方面立言，说“会民虽不相安，犹是朝廷赤子”，“若教民者，寄其身家妻子于教堂”，则“一旦有事”，将“为敌为我”，二者孰亲孰疏，“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参见高熙□奏，《档案史料》49页。)有的则指出袁世凯的疑状。或说袁世凯“ 立议先剿后抚”“初到署任，即有必将义和团匪类尽行剿绝之言”，或说袁世凯将继其兄袁世敦之后，“复将大加诛剿，”(参见熙麟、王培佑等奏，同上46—56页。)等等。另外，义和拳会，确实是众多安分人民不堪“教民”欺压，而自发组织起来的自卫组织，清朝廷和它的各级官员也不能无视这个现实，带头“滋事”，甚至“抗官拒捕”者究竟是少数，因此，清廷不能允许它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剿洗，这又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这就是说，义和团斗争的性质，不能不使清廷一再的慎重，不致把事情弄遭。因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处理义和团“滋事”问题上的方针也自有其特点。庚子五月初三日谕内阁：昨因拳匪滋事，业经明降谕旨，分别办理。此等乡愚，良莠不齐，其办法不外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档案史料》106页。)这是这阶段政策的基本原则。其具体办法是：将混迹其中进行“怂恿煽惑”的“奸民会匪”，令各团“即行交出首要，按律惩办 ”，其余拳民，则遵奉谕旨“一齐解散，各安生业”。这里看不出有何“右拳左教”之意，或对义和拳会的别有什么企图。这是清廷不得已和实事求是的作法。不仅清廷高级官员有如此主张，就是下边被派前往镇压的统兵将领也几于束手无策。庚子五月初三日奉命前往涿州前线的武卫前军分统杨慕时给总统前军聂士成的一封信说：慕时定于初一日至涞水，意在二十九（四月二十九日）夜十二点钟启行，忽于晚八点钟闻涿州车站拳匪滋事，当派人驰探，拳匪已在高家庄，离高碑店十八里，时已十二点钟。慕时前护队排尾先行离开，当调齐后队之兵，向前查看，忽远望有十四五岁之儿童数十名，两边百姓亦夹住铁道观看，正令人向前驱逐，此来彼去，直同儿戏。上游之火，已延烧而下，势不可不用武，而是匪是民，无从分别，诚恐稍一放手，便酿事端。当放空枪，匪绝不所畏，犹上前抵御，不得不放实枪，即放枪三排，该匪死伤十余人，始四路逸去。(《义和团》（四）337—338页。)高碑店拳民烧铁道，百姓围观。他们不认为自己触犯了朝廷法，从而也不怕官，这是义和拳会自发运动的真实写照。以致奉命前往保护铁道的杨慕时，在群众热火朝天的场面前，一时“是匪是民，无从分别”。这就是清廷“严拿首要，解放协从”政策产生的根本原因。（二）袁世凯与裕禄的不同作法：不分“匪”、“会”，严格取缔与希合中旨，迟疑观望袁世凯对义和团的作法特点是认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这在他未接巡抚前以工部侍郎、武卫右军总统驻节德州时就如此。其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致裕禄电说：晤劳令，称已禀恳奏请明降谕旨，惩办拳匪等，所述颇中肯要，未知尊处己否出奏？候示。二十一日裕禄回答说：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若如劳令所禀，张大其事，奏请明降谕旨，所虑民教结怨甚深，有所挟持，妄攀诬指，多生枝节，转非所宜。该令条陈六条，只可采择而行，似未可照禀出奏。谨以奉复。(《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以下简称《丛编》）（二）64—65页。) 这里裕禄所提劳令六条，为十一月初七日吴桥县令劳乃宣所禀。该六条纲目为：“ 一曰正名以解众惑”，“二曰宥过以安民心”，“三曰诛首恶以绝根株”，“四曰厚兵威以资镇慑”，“五曰明辨是非以息浮言”，“六曰分别内外以免牵制”，(《义和团》（四）465—473页。)这是彻底取缔义和拳会，以绝根株的作法。二十四日袁接东抚任发布的《新订严禁拳匪章程》，盖即本此。袁《新订严禁拳匪章程》共八条，其中七条是关于禁止设厂习拳之事。是把拳会宣布为“邪拳”、“邪教”，公开定章彻底查禁取缔，不是所谓“采择而行”，和不敢公开宣布（“未可照禀出奏”）。这是山东巡抚袁世凯与直隶总督裕禄在作法上的根本不同。十二月十一日清廷谕旨下颁，明确要求地方官不能把“习技艺”的“安分良民”“ 概目为会匪”，要区别“匪”与“会”的不同。袁事实上并未理会，照常我行我素。袁世凯通饬济东泰武临道在全道四府一州地区仿办。这个山东义和团的中心活动区，经此一番“劝导”、“具结”，拳会不能存在，而所剩那些所谓“抢劫”教民财物的“匪首 ”（实际是“拳首”），他们随即以大兵临之，使其无法驻足。庚子三月二十一日临邑县禀：本月十八日刻，据派出勇役回称，是日有拳匪七、八十人，有骑马四人，余皆步行，持械自禹城滋事后，阑入卑境，在田家口一代游弋。……卑职遂与金把总士贞，带同兵役跟踪追捕。……因该匪恃众抗拒，列队轰击，当时阵毙悍匪二十余名，擒获伙匪数名。余匪四散逃窜。(《案卷》（上）284页。)取缔拳会、孤立拳首，然后以武力镇压 “滋事”的“拳匪”（拳首在内），以达到净绝根株。这是袁世凯一整套作法。直隶总督裕禄原本不信拳，同意劳乃宣的看法，在境内刊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但他对义和拳会比较轻视，因之提出“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的理论。所以“严拿首要，解散胁从”政策，裕禄使用最早，坚持最力。但裕禄对所谓“滋事”的“拳匪 ”也极力镇压，惟对“拳会”态度，则较袁世凯为模棱了。袁世凯以据事说理方式来说明拳会宜“严禁”。而裕禄态度非常之不明朗，而含糊其词。他说：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档案史料》（上），91页。)实际仍不愿说拳会是“邪教”，应当取缔。这是袁、裕对拳会态度的根本不同。裕禄失在没有主见，一心想符合谕旨，既怕示禁而操切激变，又怕姑息而日益蔓延，因不免有些迟疑观望。四月二十四日杨福同在涞水被杀，裕禄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一时想派大兵猛剿，他说义和团“胆敢恃众□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若不予以惩创，必须顽梗者益肆强染，被胁者难于解散。”(《档案史料》（上）101页。)五月六日，高碑店以北，铁道、车站、电杆均被义和团拆毁，义和团聚集涿州关厢，形势更加严重。裕禄认为“断非语言文告所能劝解，若不厚集兵力稍加惩创，恐成燎原”。(《档案史料》（上）113 页。)他函商荣禄调聂士成、马玉昆带队前往镇压。这时他似乎把武力查拿镇压放在第一位，而把劝令解散放在第二位了。以上说明裕禄不是信拳，是主张镇压的，只是感到义和团容易对付，又怕触犯朝廷之忌，而手段软弱迟疑罢了。及涞水□官、涿州踞城和高碑店拆路以后，裕禄想施以强制武力镇压，又遭来自朝廷主抚派的干扰，而未能实现。三、“召集成团，借御外侮”（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十四日）（一）由劝散到“召集成团”的转变原因清廷正式下令召集义和团民戍团，借御外侮，是在五月二十五日（公元6月21日）对外宣战的同日。是对各省督抚发出的，又在“中外已开战衅”之后。实际上在其前五日，即五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已向协办大学士刚毅和署甘肃提督董福样发出这一命令。因此清政府这一召抚拳民政策，自五月二十日（公元6月16日）已开始实行了。兹摘引二十日上谕内容如下：拳民仇杀教民，肆行无忌，本应严行剿办。本日召见世铎……等，沥陈愚民无知，姑开一面之网。即著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将此各谕令知之……(《档案史料》（上）145页。) 此谕虽责成刚董二人“亲自开导，勒令解散”，但既要拣其年力精壮者“召募成军 ”，则该拳民就可以军队名义继续存在。当然事实上尚未成军，谕旨迅速即改为“召集成团”了。因此义和拳民立即以“团练”名义完全保存下来。由解散到允许存在，实际是由剿到抚，这是清廷政策上的一个大转变。其转变原因如何呢？义和团斗争特点，就是“灭洋仇教”，不直接触犯朝廷秩序。因此，慈禧太后和北京清廷的主要官员，认为义和团是“义民”，先以“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办法来对待，现在由于外人欺凌达于极处，洋兵日逼，不能再镇压了，莫如“网开一面”，选其精壮者，“召募成军”，以备“折冲御侮，临敌接仗”。首倡此义者为刑部尚出顺天府兼尹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五月三日赵舒翘、何乃莹奏：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由于当时西摩联军尚未来，洋人压迫之感尚不强，慈禧尚未考虑立即采纳，因先后派赵舒翘、何乃莹和刚毅出都赴涿州一带，目的仍为晓谕解散团民，似尚无有“召抚”之意。如初十日上谕说： “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该团民等应即遵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十八日，刚毅回奏和所附的给拳民手谕，也旨在晓谕解散拳民，如手谕说：“汝等赶紧撤队，各散归农。”(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一）387 页。)可见赵、刚等并没有奉旨考察义和团，或召抚之事。但刚毅回京稍晚，已在二十日责成他与董福祥“召募成军”之后了。有的材料记载他在下面召义和团进京或回京复命时力赞义和团等，应当在二十日以后之事。慈禧何以在二十日忽下令对义和团“始开一面之网”，“即行召募成军”呢？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已来和欲来的洋兵之逼。五月二十日给直隶总督裕禄、直隶提督聂士成、新疆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的上谕：现在各国使馆，已饬荣禄派武卫中军认真保护，明降谕旨。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仍欲来京，应即力为阻止，以符张翼与杜士兰约定原议。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 《荣禄集》。)当时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首的联军已从天津首途，受阻于义和团，但电线、铁路中断，清廷情况不明，耽心不日到京，因派许景澄、那桐出京迎阻。另又担心 “续到之兵”，所以又命裕禄、聂士成和大沽守将罗荣光“力为阻止”，“万勿任令长驱直入”。可见，在清廷看来，中外局势已相当紧张。在两大敌人面前，应当如何抉择呢？有少数大臣如袁昶、许景澄等则主张“剿乱民，以退洋兵”，慈禧太后认为“人心可恃”，“现在民心已变（指拳会），总以顺民心为最要”，说袁昶所奏不合。(如荣禄、奕□。)其他载漪为首的“诸王贝勒入对，皆众口一词”。大家“皆以受外人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词。”另外，有个别人明知不可，鉴于主抚势力之盛，也噤不敢言。(荣禄致其叔奎俊书：“然若非崇信拳匪何至闹到这步田地。裕禄、刚毅、毓贤实为天下第一罪人。”《义和团史料》丛编（一）140页。　　又，袁世凯致兄世廉书：“并有刚毅、徐桐、裕禄等一班愚人附和”，指附和载漪。引自《山东近代史资料》（三）227页。) （二）裕禄与天津义和团对裕禄在前两个阶段政策的执行情况已作了分析，今再就“召抚”时期裕禄的军以所作所为进一步加以评述。历史上对义和团时期裕禄的评价极端分歧，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后人们多痛恨他，说他是“第一罪人”或“愚人”，清廷也撤销了他的恤典；可解放以来许多史学研究者又指责他是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因此，对裕禄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法，特别是在“召抚”时期的裕禄如何评价，实有探讨的价值。庚子五月下旬，身为直隶总督的裕禄驻节天津，处于国防前线的严竣地位。二十一日晨，各国海军要索大沽炮台并占领之，中外衅端已成，裕禄衔朝命“不可使洋兵长驱直入”，这样在裕禄面前对洋兵和团民二大敌人，必须先于北京朝廷而加以抉择。于是在二十一日，他一面饬守军坚决抗敌，一面则毅然召抚拳民以共同对外。观其二十四日奏报说：值此外患猝来，断难再分兵剿办拳民，势不得不从权召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当将该团头目传集，以示收抚之意。该头目等均称情愿报效朝廷，义形于色。(《档案史料》（上）158页。)当时“天津义和团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裕禄把“焚教堂、杀洋人”的团民，引向抗击洋兵入侵前线，这不能不说是顺乎潮流的正确作法，较之北京慈禧、载漪之流无敌可抗，并使义和团、清兵日以进攻使馆、西什库教堂或它种焚杀为事者，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裕禄的独到之处。义和团涌入天津，并非裕禄所召，大概是受清廷政策影响的结果。时清廷上谕虽一直喊着“查拿”、“严禁”、“解散”，实际只是具文。大概喊叫愈甚，义和团之涌入、滋扰也愈甚，这恐怕也是公开的秘密了。(《拳匪纪事》顺天府尹王培佑接见僚属说：“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见，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属尽职，否则定遭参办”。《义和团》（一）260页。)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裕禄又是一个无主见望风希旨的人，他如何能强力排斥义和团进入呢？况且当时谕旨一再告诫统兵将领不可操切，杨慕时军队又从保定狼狈撤回，聂士成前军又忙于津沽前线，客观上他也无力阻止义和团民之涌入。裕禄之受来自北京的掣肘，与袁世凯偏在山左，彼此所处境遇也自不同。这一点，正不可为裕禄怪。裕禄二十四日奏报，把自己二十一日“收抚团民”和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义和团民协助官军抚战的情况，比较如实的汇报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清廷接得此奏却大加渲染，而且以此使他们终于下了“召集成团，借御外侮”的决心。有的记载以此责备裕禄，好象裕禄故甚其词，起了助煽作用。实际这是曲解。裕禄当时已看到局势的严重和下一步的艰难。他奏报说：“彼族经此大创，断不甘心，各国之兵，势必尚有大举。以一服八，军事万分棘手。以天津现有兵力，待八国麇至之师，其何能支！”作一个疆臣，只有一面竭力筹维，一面奏请援军，而最主要的是抚慰好团民，以为我用。六月四日奏：各属义和团民，先后来津，随同打仗。兹有静海县独流镇团总张德成，带同所部团民五　千人，于本月初二日到津来谒。奴才察看其人，年力正强，志趣向上。现择地驻扎，听候调遣，酌给军火，粮食。除佚立有功绩，另行奏奖外，理合附片具奏。此外各团总，如静海之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均尚可用。(《档案史料》（上）210 页。)象延揽义士或接见属僚一样来召见义和团首领，加以考语，煌煌见之于奏牍；又象期待军中将领一样，俟其立功请奖。又传说裕禄以敌体礼迎接义和团女首领黄莲圣母，圣母甚至乘绿呢大轿随便出入总督衙门。裕禄之对待义和团可谓尽矣。裕禄为了一致对外，对义和团这样礼遇和倾诚相接。而天津义和团又似从各州县有组织的整队而来，这样地兵民合作，一致对外，而且自始至终一直坚持到天津陷落，清军由于获得义和团民的助力，延长了天津守卫的时日；义和团民由于裕禄的正确引导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自己的反帝意志，这是义和团运动中有声色的一页。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少有的。裕禄在天津的作法，是在外面敌人大举入侵面前，以主动缓和国内人民与政府间的矛盾，共同对外的典型。他既不象载漪、刚毅集团那样，为着个人私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任意胡为；也不象慈禧太后那样，不能克制一时的怨忿，对于国事不负责任，结果给民族带来莫大灾难，使国家濒临灭亡；而他循守职责，为所当为，直至后来兵败殉难。在整个庚子事变中，惟有最后这一段，他是无亏历史的。人们从各自不同角度来指责裕禄是不公平的。八国联军的灾难，不是裕禄召引的。裕禄的悲剧，与袁世凯、荣禄之得意，只是有□，有不□而已。
w********9 发帖数: 8613	8 号称回帖不看之前的帖的人又来了把8国联军入侵几星期后发生的山西教案定在入侵前的人来了
w********9 发帖数: 8613	9 http://rdbk1.ynlib.cn:6251/qw/Paper/119415 黎仁凯作者简介：黎仁凯　河北大学历史系原文出处：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内容提要：义和团运动在京、津、保三角地带形成高潮。本文提出运动高潮的主要标志有三：一是团民开始捣毁铁路交通线与大规模抗击清军，二是大量团民从农村涌向中心城市，并造成了城市的无政府状态，三是清廷宣战后团民纷纷到官府挂号注册，形成了看似“全民皆团”的社会现象。本文的宗旨是对这些标志作系统的论述，并对其是非得失作出具有历史感的评价。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复印期号：1999 年 09 期关键词：义和团运动高潮标志字号：大中小 19世纪末兴起于鲁、直边界地区的义和团运动，至1900年夏天在京、津、保三角地带形成高潮，并有力地促成了清廷下诏对外宣战。义和团运动高潮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应该如何历史地评价？尚属研究薄弱环节，本文就此略陈管见。一、捣毁铁路交通线与抗击清军 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其时，城四门上下高树旗帜、由团民把守，居民出入皆须搜查。原州署办事人员不得入城，地方行政机构全部瘫痪，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注：紫萼：《庚辛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一）第306页。）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义和团在进踞涿州的同时，即开始捣毁铁路交通线。他们占涿州的当天，数百团民开始拆除涿州至琉璃河之间的铁路，焚毁琉璃河车站及涿州铁桥，并砍倒沿途电线杆，使芦保铁路的运输和电讯中断。（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03页。）涿州车站被焚时，站长全家均被杀戮。5月28日，数千团民沿铁路线向北进发，一边拆铁道、砍电线杆，一边焚烧车站、料厂，大队已推进至芦沟桥，长辛店、芦沟桥的车站、料厂均被焚烧，长辛店、三河店一带数十名洋人闻风而逃。接着，部分团民到达丰台，合当地拳民千余人，焚烧了制造厂、库房、材料厂、车站、机车房，以及机车、客车、敞车等，连西太后专用的龙车也不例外。（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17页。）继而从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一带的桥梁、车站及车辆也被焚烧，从省城保定向北开出的火车到高碑店后，也不得不退回省城。义和团破坏铁路交通线的新举措，引起了清廷统治集团和直隶地方官的极大恐慌。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和直隶总督裕禄频频致电总理衙门，建议清廷派兵护路和保护洋人。为此，清廷发布上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及直隶总督等，严饬统兵各员，对焚烧铁路、车站者，应“惩前毖后，认真弹压”。聂士成统带的武卫前军首当其冲，他除拨天津步队一营前往丰台外，又命该部先锋马队统领邢长春率部驻保定西关车站一带，左路统领杨慕时率步队三营驻扎高碑店，专为保护芦保铁路。（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辑，第138页。）为加强护路，清廷又加派武卫中军提督孙万林督带所部五营移至丰台，总兵王明福督带所部马、步三营前往马家堡一带堵御、弹压和相机办理。清廷如此调兵遗将护路，就势必与铁路沿线的义和团民发生武装冲突。杨慕时到高碑店后，将所部分驻高碑店、松林店、涿州、琉璃河一带，于铁道两旁游击，并请调芦台本军30营一并来此护路。他还出示晓谕，表示对破坏铁路的义和团民“断难姑容，惟有一意剿办，……凡附和之人，一并枪击”。（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37页。）于是，他下令开枪射击围聚在高碑店铁路两旁的义和团民数十名（实则为十四五岁儿童）及围观群众，以致死伤十余人，其余逃散。（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38 页。）5月29日，涿州义和团将武卫前军马队左营管带聂汝康、差派前站看店马兵张锡恩等17名清军“全行扣住”，因该清军穿窄衣、戴小帽，团民疑为洋兵来剿。（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辑，第137页。）清军与团民之间一来一往的冲突，使二者关系越来越紧张。6月5日，双方终于发生了一场血战。是日，杨慕时故意“诱击拳民”，诱导二千多团民赴高碑店攻击杨慕时的部队，遭到清军有准备的迎击，造成义和团民死难百余人，受伤百余人，义和团的许多旗帜、器械、符箓被夺。当团民逃散入村庄时，清军又乘胜追杀，杀伤团民无数。（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 347页。）午后，定兴大沟等村拳民和白沟拳民闻讯赶赴高碑店助战，又同清军邢长春部马队相遇，双方互有伤亡，数十名团民死难。随后，团民愈聚愈多，愤怒地焚烧了北河大桥。到天黑时，邢长春部马队“寡不敌众，撤守固城”。（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辑，第171页。）6月7日，邢长春因义和团焚毁了北河大桥而秘密率马队前来报复，约有千名团民作法迎战。是时北风大作，清军占上风施放排枪，又暗派马队抄袭团民后路，团民腹背受敌，被清军“击毙数十百人”，其余纷纷逃散，沿途抛弃红巾遍地，并有涿州、南关、琉璃河、容城等处义和团红、黄旗帜各一块，还有传单神牌上供宋江、鲁智深、武松等名号，显系效法梁山好汉。事后，邢长春会见了定兴县令罗正钧，请求严办义和团首领田洛羊（又作田老养、田和顺），罗立即将田洛羊捕获送至军中，被带至固城镇于次日枭首示众。（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340页。）义和团遭此打击后也以牙还牙，遂将5月29日扣押的聂军管带聂汝康等17人以乱刀砍死，摆出了与清军对峙抗衡的态势。正当义和团民破坏芦保铁路的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破坏津芦铁路的斗争也随之展开。在京津间北运河沿岸和津芦铁路沿线，义和团的活动已十分活跃。据京津间三河、大厂、香河、永清、固安、文安、大城、霸州和安次的统计，当时3088个村中，就有2530个村有义和团的活动，（注：《义和团廊坊大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 页。）几乎是村村铺团、庄庄练拳。6月4日，义和团众持械到京津线之黄村车站放火，与聂军左路后营管带张继良的两哨清军发生战斗。义和团人多势众围击清军，打死打伤清军80余人，还焚毁车站一所，旱桥一座，电杆数十根。（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19页。）6月6日，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偕张翼、唐绍仪乘火车前往督察，行至廊坊，见义和团民持械列阵道旁抗拒。聂士成见势不妙，当即下令退回落垡再作筹划。下午，数千团民赶来，先烧铁道、断电线，使京津间铁路交通、电讯中断。其时，团民与清军进行了约二小时战斗，团民被击毙百余人，清军夺得了义和团旗帜、符纸等物，本身也伤损数十人。（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辑，第175页。）据佐原笃介《拳乱纪闻》称，当义和团民逃散入村时，聂军追至村中，将房屋什物概行焚毁，“所有乱民也悉行击毙，计共焚去村庄四处，毙匪四百八十人，士兵则损失十二人，并守备一人。”（注：《义和团》（一）第 121页。此数各说不一，同书126页云：“聂军落垡之战，炮毁匪村五处，毙匪六百余名，而官兵仅阵亡十二名，阵亡哨弁一员。”）清廷得悉该战役情况后，认为聂士成部不分良莠、不判首从，焚杀过多，从而谕令申斥，聂军也被迫从落垡退回杨村。 6月10日，由英海军将领西摩率领的约2000 名外国侵略联军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义和团在廊坊一带拆铁道以狙击敌人，并在廊坊与侵略联军发生了大规模战斗，将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的斗争推向了高潮，迫使侵略联军狼狈逃回天津。廊坊大捷之史实，以往论著多有论列，在此不赘。综上所述可知，1900年5月底至6月上中旬，义和团在京、津、保三角地带开展的、以击杀驱逐教士、教民和破坏铁路交通线为中心的斗争，成了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的重要标志。为什么此时义和团民会众志成城地投入扒铁道、砍线杆，破坏交通线的斗争呢？这虽然与农民小生产落后愚昧的思想意识有关，也是义和团运动笼统排外的一种表现。但重要的是与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紧密相连。众所周知，在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直隶虽没有明确被某国划分为势力范围，但境内教堂林立，民教矛盾十分尖锐，也是列强各国关注和争夺的重点地区。特别是随着芦保铁路和津芦铁路的修筑，夺占了广大农民的大量土地、房屋和坟地，使不少农民流离失所。铁路修成后，原先从事旧式水、陆交通运输业的船民、纤夫及驿站人员等又往往被剥夺了生计。铁路、电讯受洋员操纵，所雇人员多为教民，这又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和积怨。因此，他们把扒铁道、砍电杆看成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报仇雪恨的一种方式。义和团歌谣云：“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注：陈振江、程歙：《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可知他们是把破坏铁路、电线看成是斗争的一种手段。时人说：“保定铁路向归洋人经理，是时，义和团烧铁路、毁车站、坏电线，专与洋教为难，”也证明了这一点。（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161页。）同时，他们破坏铁路、电线也是为了自身生存发展和战争的需要。芦保线大沟义和团民王洛要，原先在北河当水手为生，自修成铁路后，他便失了业，“遂恨铁路欲拆之，……今倚拳势，聚众谋不轨。”（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可见，一些团民恨铁路实事出有因。还应注意的是，直隶义和团是5月27日占踞涿州后才开始扒铁道、砍电线杆的，这包含着阻止清军运兵镇压义和团和阻止洋人入侵的意义。因为铁路运输和电讯中断后，便会使掌握现代化交通、电讯工具的清政府和洋人一筹莫展，难以迅速调兵遣将，这大有利义和团的普及和发展。如天津义和团得知俄国哥萨克马队要乘火车进京时，便 “故将天津铁路破坏，以阻俄兵来攻。”（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 464、477、127—128、134页。）廊坊义和团也以拆铁道有效地阻止了西摩联军的进犯。英国领事贾礼士就感慨地说：“缺水和铁路不断遭到破坏，在很大的程度上延缓了海军部队的向前推进。”（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页。）其时，有清朝大吏上奏说：“此时铁路徒以资敌，团民拆毁，正可断其来路，似不必再行修筑。”（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69页。）可见，从黎民百姓到清朝大吏都知晓拆铁道也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在相对安定的保定附近，由于铁路员工也在西关永宁寺迎师立坛，团民与铁路员工和睦相处“耦居无猜”，也就没有出现拆铁道的现象，使保定附近200里铁路安然无恙。因此，那种过分渲染团民的落后与愚昧，说什么义和团破坏铁路是“仇恨新的生产方式” ，从而“导致历史的反动与倒退”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此时义和团与清军发生的冲突呢？首先，义和团民之所以敢于同清朝的精锐部队分庭抗礼，是因为本身不断壮大和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义和团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而分散各地，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团人等聚众之时，每有附近村庄纷纷附和，各处皆然。”杨慕时上书聂士成说，团民“无处不有，穿起衣巾则为匪，脱去衣巾则为民”，仅松林店一地，“论者谓其党二三千，实则倡首二三千，附和者且一二万也。” （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37、339、134页。）正因为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庇护，使清军疲于奔命，剿不胜剿、防不胜防。其次，义和团占踞涿州和在京、津、保三角地带抗击清军的斗争，展示了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威力，迫使清廷对义和团刮目相看。清廷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等到涿州一带视察劝慰，使清廷真正感到义和团“诛不胜诛”。事实证明，清廷不是不想镇压义和团，而是处于剿抚两难之中，感到难以镇压下去。因而清廷不仅申斥了亲自出马护路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而且还将其下属邢长春、杨慕时所部调离芦保沿线回天津。这说明义和团抗击清军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6月 16日，邢长春、杨慕时灰溜溜地率部由安肃、容城、雄县、霸州回天津。虽然事先托熟人与义和团打过招呼，力求做到两不相扰。但当清军到雄县后，遭义和团四面兜逼，清军且战且走，到了霸州，又遭大股义和团袭击，杨慕时本人也几乎为义和团所擒。从邢、杨率部返津的遭遇可以看出，直隶中部地区之所以成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一是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义和团敢于公开抗击清军，并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的声势，也敢于同八国联军进行面对面的搏斗。最终成为清政府招团御侮的重要方面军。二、从农村涌向城市与城市的无政府状态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大批团民向城市进军，特别是涌入京、津、保等中心城市，大大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使城市陷于无政府状态。自1900年5月27日义和团占据涿州成功的消息传开后，各地团民纷纷向城市进军。6月9日，义和团占领深州。10日，义和团入通州，焚烧邮电局和外国教堂。12日，静海县城为义和团所占据。此间，义和团已聚集在离唐山50里的大梯地方，准备兜围唐山，主要目标是焚毁唐山制造厂。至15日，开平矿务局内“办事各人，均已散去。此外有无数粤人，亦均走散。”（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 477、127 —128、134页。）同时，张家口邮局被焚，古北口电杆被拆毁，势将入城，河间府数处教堂为义和团所焚烧，沧州“城厢内外三四千拳民，栏流设卡，搜索行舟，商旅裹足。 ”（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至6月中旬，直隶省及顺天府已有相当一部分州县为义和团所占据或成为义和团活动之区，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和向城市进军的局面。义和团进军的重点是京、津、保等洋人聚居的中心城市。直隶省城保定，自5月底已有团民在城内纵火焚烧。6月上旬盛传有大股义和团来扑省城，并焚烧教堂、捕杀教士。城中洋人惶惶不可终日，先是藩、臬二司饬令在城中租房一处，将洋人集中起来，以便保护；继而又派兵护送驻保的教士及法国、比利时等国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数十人逃往天津。他们行至任邱境内时，又遭义和团截击，死伤数人。至6月15日，保定的电线也为义和团所割断。其时，城中团民充斥，扬言某日举事烧天主堂，并杀三名大员：一为直隶布政使廷杰，二为直隶督标中军副将张士翰，三为莲池书院主讲吴挚甫（汝纶）；还声称将有万名义和团赴京勤王，须经保定南门穿城而过，以耀神威。（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310页。）为此，在保定的各大员均存慄慄危惧之心。布政使廷杰募马队百名列衙署前自卫，并募保定四街水社近千名壮丁协助守城。尽管如此，省城团民仍然“纷纷立厂，不数日增至十余团”，北关基督教长老会教堂、南关公理会等教堂仍然被焚，“教士、教民数十百人焚杀净尽，无一脱者 ”，以致形成了“城内拳匪公杀教民，官不敢问”的无政府状态。（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310页。）接着，布政使廷杰因主剿义和团而被解职，以按察使廷雍代之。莲池书院主讲吴挚甫逃往深州避难，保定在一定程度上已处于团民的控制之中。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也是义和团奔涌去抗击八国联军的重点城市和前哨阵地。1900年6月上中旬，天津东北角三义庙王志和树义和团旗，设坛聚众，无业游民纷纷投奔。数天内，城内外立坛三四十处，每处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其时，安次县义和团首领杨寿臣率数百团民入天津，也在三义庙设总坛口，揭开了外州县团民大批进天津城的序幕。（注：《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1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页。）接着，著名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率静海、盐山、庆云等地乾字团团众数千人进入天津，在城西吕祖堂设立总坛口，又于城厢内外设立坛口十余处，直隶总督裕禄送给他一支可以便宜行事的令箭。继而，霸州、雄县、文安等地义和团民在王成德（王德成）的率领下进入天津，在大佛寺设立总坛口，城厢内外设坛口数处。王成德也受到了直督裕禄的接见。6月下旬，由著名首领张德成率领的 “天下第一团”（坎字团）五千余人从独流抵达天津，在北门里小宜门内设总坛口，并相继在城厢内外设立20个坛口。张德成抵天津时，裕禄命所乘舆迎接，并在督署设宴招待，将张德成引为上座。此外，天津以东遵化州、永平府一带也有许多团民涌入天津。义和团进入天津后，开展了多种“灭洋”斗争。他们焚烧城内外教堂、拆毁榆芦铁路、砍电线杆，捣毁官方各级衙署乃至在衙署设立拳场，释放被监押的犯人，等等。据其时《中国旬报》等称，义和团于6 月14日至16日之间，“焚教堂，拆榆芦路、毁关、县两署，释监押犯，道、运署皆设拳场”；义和团“入官电局捣毁一空，沿街电杆皆砍断，招乞丐使负去”，义和团还公然“在道、府、县大堂设坛。”（注：《义和团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3页；《义和团》（二）第142—143页。）自 6月中旬起，天津汇丰银行及其他各行号一律罢市，招商局除米粮外，其他各种货物一律停运，寄往北京的信件停收，电话也已不通，连老龙头火车站也遭火焚。天津城内的江苏、浙江等会馆，已为义和团所占据，连门窗家俱也被作为炊薪之用。直督裕禄命候补道谭文焕办理义和团粮台事宜，设法供张支应。其时，天津的局势几为义和团所左右。英国领事贾礼士6月15 日发出的信中说：“天津城已实际掌握在义和拳和暴徒们手中，他们焚毁了礼拜堂，并且在街上强迫中国官员们下轿。”（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页。）天津的地方官已完全丧失了昔日的威风。随着外国侵略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和进逼天津，天津城已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殷实之家相继迁往外地，各学堂的学生纷纷弃学回家，天津码头堆放之洋货杂物被抢夺一空，连直督裕禄在天津的行馆也有人纵火。这些都表明，天津已陷入了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大批义和团民涌入北京，把义和团运动推向了颠峰。清廷派刚毅等人前往涿州视察，刚毅复奏说，义和团“蚩蚩之众，诛不胜诛，……断无轻于用剿之理。”（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7—138页。）慈禧太后受刚毅、载漪等人的煽惑，便倾向招抚义和团。于是清廷为团民进京城开了绿灯。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是从6月中旬开始的。据津海关税务司杜德维函称：“自6 月10日到17日的一周内，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大队于13 日自崇文门入城，先后焚毁教堂数处，并屠杀中国教徒多人。”（注：《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4页。）这些进京的团民，大多来自直隶中部地区和顺天府各属。胡思敬说：“五六月间，京师贼势盛时，其来自京东者，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者，曰固安团、永清团。或竖旗曰某庄村、某镇集，金鼓喧阗，如乡社赛神之状，殆不可以数纪。”（注：《驴背集》，《义和团》（二）第504页。）据《庚子纪事》载，自6月11日起，外来团民纷纷进城， “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至18日，团民进京城达到高潮，“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到清廷发布宣战上谕时，外州县进京团民“约有十余万人”。（注：均见仲芳氏：《庚子纪事》第12—14页。）为什么大批团民会不约而同地涌入城市呢？其一是寻找新的斗争目标。义和团一开始就以焚烧教堂、逐杀教士为主要斗争目标。各地义和团普遍发展起来后，分散在各州县、村镇的教堂大多被焚，传教士被杀的杀、逃的逃，各州县乡村似乎很难找到斗争对象。而中心城市则为洋人聚居之地，且有洋行及与“洋”有关的各种机构和设施，团民就自然而然地涌入城市去寻找斗争目标。如进京的团民在数天内就将城内两翼地面及城外五城地面的所有教堂焚烧殆尽。团民们又放火烧了大栅栏老德记药房及京师电报局等。他们还围攻了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正是这些斗争，才使义和团运动达到了高潮的颠峰。其二是进城谋生，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庚子年直隶奇旱，庄稼失收，农民无以为生，便纷纷进城觅食。加上“乡农见村人从匪归者，虏略（掠）教民财产，所获甚丰，”因而“皆弃农业为之。”（注：《驴背集》，《义和团》（二）第504页。）他们进城后，除了焚教堂、劫洋行取得财物外，还可以“勒捐”富户，让殷实之家捐资助饷。这种情况在顺直地区很常见。李鸿章曾奏称：“查顺直地方，自本年五月拳匪倡乱以来，每勒有力之家捐助钱米，稍不遂欲，辄加以二毛之名，任意烧杀，官司不敢过问。”（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292页。）这说明糊口谋生也是团民进城的目的之一。其三，清廷宣战后发粮米赏给团民，统带义和团的庄王又常派人持令旗至京外各州县招团民进京助战。如庄王曾派人持其令旗一面，“赴京南一带，招拳民之技艺精熟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此次仅新城、定兴一带随令旗“赴京者近万人。”（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可见，庄王府派人赴京外招团又对团民进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团民涌进城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不仅打乱了城市的现行社会秩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城市的局势。翰林院编修黄曾源目睹北京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自五月（农历）以来，生杀予夺皆在团，团曰可，不敢否；团曰否，不敢可；民权之说，吾于义和团见之矣。”（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28页。）他把当时的情况看成是民权说之实行，显然是错误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城市的局势和京城的无政府状况。综上所述可见，团民从农村涌入城市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进城后开展的各种“灭洋”斗争，大大打乱了城市原有的运行秩序，使城市陷入无政府状态。这种奇特现象一方面成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又成为慈禧太后决策对外宣战的重要筹码。三、挂号注册与“全民皆团” 团民的纷纷进城与清廷的宣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面对京畿一带村村铺团、庄庄练拳的热潮，面对打着“扶清灭洋”大旗、自备资斧源源进京的“朝廷赤子”，慈禧太后与其说是害怕，倒不如说是陶醉了。6月16日，她发布上谕，责令刚毅、董福祥，将义和团中“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45—146页。）这已经发出了宣战的先声。接着慈禧太后又相继收到列强要她归政的假 “照会”及大沽炮台失陷的消息。6月21日，她终于发布了招团宣战的上谕。慈禧太后宣战的重要资本就是招募团民成军。她之所以为义和团所陶醉，一是迷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二是误以为只有招团宣战才能“团结民心”。正如她发布的宣战上谕所说：“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 ”（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可见，清廷之所以敢于宣战主要是想借重义和团的力量。清廷宣战后，下诏令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载勋等人督率义和团的主要措施，其一是褒团民为义民，奖给银10万两，发粳米200 石给团民食用，在虎坊桥湖广会馆设点发米。对于京外直隶团民，清廷发内帑10万两，交给直隶总督裕禄，发给团民，以示奖励。其二是“在庄王府设立总坛，聚众至三四千人，倾公帑赡养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注：《驴背集》，《义和团》（二）第487页。）所谓“报名注册” ，也称“挂号”。洪寿山《时事志略》云：“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已挂号者，名官团，则书‘奉旨义和团’字样；而未挂号者，为私团，则无‘奉旨’字样。”团民挂号后，分配一定的守城或巡查任务，每人每日可领官钱1600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到庄王府挂号者就有“数百万名。”（注：《义和团》（一）第90—91页。）此数未免有所夸大，但人数之多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主动到庄王府挂号者外，庄王还派人持令旗到京外各州县招兵买马。仓场侍郎刘思溥也曾奉旨招文安、通州、武清义和团到天津助战。这些均属“奉旨”之列。其三是悬赏杀洋人。庄王载勋曾出告示：“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42页。）这种不分良莠、不辨长幼一概捕杀之法，断非明智之举，却是自身愚昧之曝光。上行下效。在团民赴京到庄王府“挂号”的示范下，直隶各地也竞相效尤，纷纷到所在州县“挂号”。1900年7月16日，保定府属之“象盖、田堠、大田、西城、萧家庄，共八村新铺之团，进城至县署挂号并拜团。”（注：《义和团》（一）第462页。）所谓“拜团”，即各坛口首领及团民互相结拜、打相识。管鹤《拳匪闻见录》云： “拳党互相结拜，名曰‘拜团’”。通过拜团，便可做到一方有信，八方支援。直隶布政使廷雍曾札饬各州县，令团民到当地衙署“挂号”或印刷“印票”发给团民，以作凭证。永清知县高绍陈说，他奉廷雍等上宪命令，印刷“印票”，“县属义和拳每人发给一张，以分别真伪者。县署现存有卷，可以稽查。”（注：《义和团》（一）第423页。）此外，省府还饬令各州县“酌察情形，将拳民编成乡团，择立团首，约束拳众，并将拳首善为羁縻，给与功牌，听官调度。”此类团民称为官团，州县“按团点验，酌量犒赏，造具花名清册。”（注：《榆关纪事》光绪三十年石印本，第25页。）清政府想将义和团归入其统辖和调度之中。然而，政府往往不能如愿。那些已挂号或领取印票或被编为乡团的团民，并不甘心受官府的约束调遣。各地地方官对拳民不肯受抚、“桀骜相竞”束手无策，直隶提督吕本元感叹说：“拳匪骄抗不驯，官诚无法制也。”（注：《义和团》（一）第423页。）可见，即使是到官府挂号注册的团民，也往往徒有“奉旨”之名，而无“奉旨” 之实。在运动洪流的影响和部分政府官员的倡率下，社会各阶层参加义和团已成为时髦。端王载漪在邸中设坛，朝夕虔拜，刚毅、载澜改穿义和团装束，徐桐、崇绮笃信有加。清廷中央各部也令义和团守护衙门，而京师“朝贵宗奉者十之七八。”（注：罗惇曧：《庚子国变记》，《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76页。）连宫中太监、卫士和清军也纷纷加入义和团。甘军统帅董福祥与京师地区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为义兄弟，甘军中练义和团者有500余人。（注：《义和团》（一）第190页。）荣禄说：“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注：《荣禄集》，《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4期。）这大体反映了实际情况。政府官员及军队既然如此，士绅及一般市民百姓更竞相趋附效尤。一些士绅富户也多没坛，自称坛主，多为保护门庭而壮家声。下层社会的“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借其保护。”就连车夫小工，也弃业从之。”（注：罗惇曧：《庚子国变记》，《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78页。）男人组织义和团、妇女加入红灯照、蓝灯照，甚至乞丐也组织沙锅罩为之助威呐喊，使社会上（特别是京、津等城市）出现了几乎是“全民皆团”的景象。但必须说明，这种“全民皆团”又非全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其情形相当复杂。由于义和团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无须批准，人人均可请师设坛，这给了投机者可乘之机，使得当时官团、私团，良莠难分，真团、假团也虚实难辨。如天津有“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注：《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4页。）更有“土棍”自充拳民四出骚扰，张德成就声言“天津假团太多，特来查拿。”（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易州游民张玉山假扮义和团民，去诈取紫荆关富户张芝华家的财物。（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37、339、134页。）也有教民假扮义和团四出活动寻仇杀团民。如总理衙门文案左某就说，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79页。）还有清军假扮义和团抢掠者，如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不少士兵就认为，不如仿效义和团，既可掠取财物，又得义民之称，于是有五营士兵变，沿途抢掠百姓财物。（注：《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5页。）由此可见，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怀着各种不同目的的人纷纷投身运动的洪流之中，其中不乏打着义和团旗号去干种种不轨行为或营私勾当者，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并陷于无政府状，而且导引了群众之间的互斗，造成了严重的内耗。这样，义和团的组织便严重不纯乃至产生了异化，表面上“全民皆团”轰轰烈烈，实际上鱼龙混杂、一盘散沙，民众之中相互仇杀现象层出不穷。这大大削弱了抵抗外国侵略的力量，也使这场战争没有成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民族战争。
w********9 发帖数: 8613	10 清廷宣战书我朝二百数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社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於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监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馀省，人民多至四百馀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儴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 [3]
n****t 发帖数: 729	11 麻烦中性客观的楼主加上6月10日洋人增兵2000之前3天，即6月7日，清廷允许义和团入京。好了，5月31日，清廷才借口挡不住义和团，劝洋人躲避，6月7日就让义和团入了京，再结合之后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围攻大使馆，楼主是否认为清廷在6月10日之前就已经和义和团穿了一条裤子？【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地方民教冲突已经有历史 : 在8国入侵近1个半月到1个月前发生了2次大规模的械斗，义和团占了上风后还杀了前去 : 平定的清朝将领 : 发展到数万人开始向北京进发，沿路对一些重要的铁路和桥梁破坏 : 在5月29日烧毁丰台火车站 : 显然清朝没法很快控制实际是与朝廷也是有些对立的义和团 : 朝廷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有不小的纷争 : 1. 5月31日清廷要求西方国家从北京撤离人员，这非常合理。但西方国家不听，反倒要 : 求清廷允许派驻一定的入京军队，而清廷也让步了 : 2. 但是10天后，未经主权国家政府的允许，西方国家单方面增派2000军队入京，把北
w********9 发帖数: 8613	12 http://www.qinghistory.cn/sy/sy_qsztyj/363540.shtml 从三份历史文件看庚子之战的性质与起因朱东安清历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以中国干支纪年为庚子年。这一年西方列强组成八国联军打进中国，义和团与清朝军队进行了坚决抵抗，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永不屈服于异族压迫的伟大精神，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瓜分中国的图谋，继续维持清王朝太后训政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的半独立地位。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大多数史学学者似乎已基本没有太大的分歧，但对于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根本政治原因与具体时间、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等，还仍存在着不同见解和含混不清之处，尚须进一步加以考辨。这里所说的三份历史文件，主要是指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清政府发给各省督抚的关于和战问题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理衙门送交各国驻华使馆的《照会》和此前一天同文馆教习丁韪良送交各国公使“核览”的《条陈》，对它们进行辨析和考察，有利于弄清上述一些尚存歧见的具体问题。一最近阅读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一些著作、论文、资料，尤其牟安世先生的《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林华国教授的《义和团史事考》与《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不仅许多史实为笔者所未见未闻，其中的许多道理以前也未曾想过。但遗憾的是，他们都认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发布的“宣战诏书”是其对外宣战的标志，只是在发布这一诏书的原因上存在分歧，却都忽视了清政府此前发出的两份重要文件，即前面提到的《上谕》和《照会》。为使《上谕》和《照会》与“宣战诏书”格式一律，以下就把它们简称为“和战诏书”和“宣战照会”。 “和战诏书”说明了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根本政治原因，而“宣战照会”则说明了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具体时间。“宣战照会”和“宣战诏书”所申述的理由均具共同点，那就是列强海军强索大沽炮台，而只是在发布时间和对象上，有先后内外之分。先来讨论《照会》与宣战时间的问题。《庚子使馆被围记》的作者朴笛南姆威尔称这封《照会》为“哀的美敦书”，“由总理衙门递来”，“共十二封，由中国政府之差役匆匆分送十一国使馆与关税处，其先尚秘不示人，然不久人人皆知”。并评论道：“观此是海军之要求，中国必已拒绝，史统领与天津租界必已遭难，故有此举。今战争已开，从此非拳匪之事，而为政府之事矣。”[1]各国公使曾要求清政府展延撤离期限，清政府不许，还因此发生亲赴总理衙门交涉此事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归途被清军杀死之事。迨及限期已过，即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下午，原来奉命保卫各国使馆的清朝中央警卫部队，荣禄亲自统带之武卫中军与董福祥统带之武卫后军，就开始对之发动围攻。可见，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使馆人员的认识上，都说明这个《照会》是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正式文件。从《照会》的内容看也是如此。《照会》称：“为照会事：现据直隶总督奏报，称本月二十一日，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内称，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两点钟，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即当以力占据，等语。闻之殊为骇异。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除派拨队伍沿途保护并知会地方官放行外，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2] 张海鹏教授曾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此《照会》进行过专门研究并发表文章，认为“这个《照会》被广泛解释为宣战书与最后通谍”，清政府“把各国占领大沽的行动理解为对中国的宣战是符合国际法有关战争法条款的”。至于书写不甚规范，没有通常宣战书中 “断交、逐使”之说，则是由中外力量的悬殊和清政府的畏外心理所致。如果怀疑其宣战书资格的话，而“宣战诏书”就更不能作为对外宣战的标志。因为它“只是对内的，并未送达各国，而且荒唐到未指明何国为宣战对象，从而成为一个奇怪的宣战文件”[3 ]。不过，有一点他没有提及，那就是“宣战诏书”比“宣战照会”在时间上晚了两天。所以，即使把它们一起算作宣战文件的话，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时间也应从“宣战照会”送达各国使馆的时间算起，确定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而不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于中外开战的实际时间与“宣战照会”的书写格式不甚合乎国际规范的其他原因，则涉及这场战争爆发的根本政治原因与参战双方的目的，而这正是本文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牟、林二先生在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时间上是没有分歧的，且都认定“宣战诏书”是其标志，他们所争论的只是导致清政府发布这一诏书的原因。林华国教授在《义和团史事考》中提出，外国驻华使馆不断增兵，西摩尔率数千洋兵由天津向北京进军，尤其外国海军攻占大沽炮台，是西太后对外态度“转向强硬”并“决定对外宣战的主要原因”[4] 。牟安世教授的《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则认为，促使慈禧太后决定对外宣战的主要原因是列强关于如何瓜分中国的四条意见，尤其中“勒令太后归政”一条。这四条意见源于《丁教习韪良条陈》，是受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委托拟定的，并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交各国驻华使节审定，以使各国对华政策协调一致。不料，在丁韪良拟制过程中走露消息，被江苏粮道罗嘉杰得知其内容，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夜间遣其子密报荣禄，并由荣禄于次日晨送呈慈禧太后[5]。至于罗嘉杰究竟怎样搞到的这份如此重要的政治情报，以及究竟是《条陈》的草稿、底稿、抄件还是经人转述的内容大意，恽毓鼎没有讲，牟先生也没有提。胡思敬《国闻备乘》称：“康党既败，太后再出垂帘，外人颇有违言，上海各国领事因欲联盟逼太后归政。江苏粮道罗嘉杰闻其谋，密告政府。”[6]好像是说罗嘉杰获取情报的途径不是北京的丁韪良而是上海的领事馆，似乎向历史事实靠近了一步，然究属传闻，难以稽考，且好像说的又不是一码事。林教授不能接受此说，在其修订再版本的《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一书中对牟说予以反驳，认为此说源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牟书虽又找到丁韪良的条陈，亦仍不能成立，因为他不能证明二者是一码事。还有一个理由林教授没有说，不过从行文中可以看得出，那就是，为什么西太后看到罗嘉杰的密报没有立即宣战？因那时还没有接到直隶总督裕禄关于大沽炮台失陷的奏报。“6月21日，慈禧接到奏报后，立即把事先准备好的‘宣战诏书’正式发布”[7]。也就是说，洋兵是否已经攻占大沽炮台，是决定慈禧太后是否对外宣战的关键。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纯属时间上的巧合，慈禧太后在此前一天急切追问“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仗强占”，也仅是对战争实际进展情况的关注，并非急等着这一信息拍定战和决策。因为，第一，前此两天总理衙门已经照会十一国驻华使馆，限令其二十四小时内撤离北京，前此一天慈禧太后的亲信荣录就已经开始对使馆的围攻。第二，这也是林教授所知道的，“宣战诏书”中“只提及洋兵强索大沽炮台而未提及大沽开仗”，仅用“因此诏系事先拟就”这一理由是难以解释其中的原因的。倘若真像林教授设想的那样，诏书中对外宣战的理由就应锁定在“攻占大沽炮台”这一点上，事先拟定，专等奏报，根本不会有“只提及洋兵强索大沽炮台而未提及大沽开仗”之事。而既然发生这样的事，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清政府并不看重此事，作为对外宣战的理由，“强索”与“攻占”之间没有原则区别。否则，即使事先写好亦应立即改正，事关国家存亡与个人身家性命，用时间匆忙或经办人员粗心大意不负责任，都是无法解释的。不过，我这样讲也并不表明就是站在牟先生一边，根本不同意林教授的观点。其实，二位讲的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全面。总的说双方的注意点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争论的问题虽有联系但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具体而言，就是促使慈禧太后对外宣战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位学者侧重于政治原因，一位学者侧重于军事原因，但说的都是引发战争的导火线，即究竟是什么事触到慈禧太后的痛处，使事态的发展达到她预先设定的底线。因为，就近处说，早在慈禧太后看到罗嘉杰的密报之前一天，即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她就已经严令驻防天津的军政官员裕禄、聂士成、罗荣光 “力阻洋兵”进京，“以符张翼等与杜士兰约定原议。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8]，亮出了军事上对外开战的底线。因为裕禄等人已详细奏明，洋兵蛮横不听劝阻，若以兵力阻禁必致中外开衅，苦苦哀求千万不要这样做。此时，慈禧太后已经认为这场战争势不可免，故立即召开御前会议，进行战争动员和调整对义和团的政策，以抓紧时间在政治上做好切实准备。因而，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时主意已定，只是需要在内部统一思想，让大臣们跟着自己走，事后也好分摊责任。试想，自她掌权以来，举行重大决策之际什么时候听过别人的意见？肃顺、奕訢尚不在她眼中，何论他人？所以，林教授没有错，慈禧太后对战和之机的把握全在各国大量调兵进京的问题上，一接到洋兵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就立即决定对外宣战，只是对是否已经“开仗占据”一事，没有看得十分认真，并未将之视为最后拍定和战大计的关键。二上述分析，毕竟只是战争的表象，只能说明战争过程的正式开始，不能说明参战双方的真正目的，即战争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根本原因。牟教授的看法触到了战争背后的根本政治原因，但亦属其引爆点，即慈禧太后事先划定的政治底线。因为外国欲“勒令太后归政”的传说由来已久，西太后不惜一战的决心也不是这时候才下定的。实际上，早在此半年之前，慈禧已经下定不惜对外一战的决心，划出了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底线，即“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与“断无衅自我开之理”，并通令各省督抚，让他们在思想上与政治上作好充分准备，还要即时回奏，表示态度。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慈禧太后在上谕中称：“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唯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个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苟能各矢忠君爱国之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樽俎也。将此通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9] 这个上谕非常重要，曾引起过义和团运动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只是未见牟、林二教授提起。通过它我们可以明白很多道理，识辨长期以来各种学术争议中的是是非非。很显然，上谕中的所谓“万不能允之事”，“万不得已”、“非战不能结局”之事，以及辛丑和谈时慈禧太后殷殷下询于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之外国所索条款中“有无万不能行之事”[10]，也就是她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所讳而不言的“勒令太后归政”一事。应该说，这是庚子之战的根本政治原因。西方列强要“勒令太后归政”，而慈禧太后则一反常态，坚决抵抗。对慈禧太后来说，外国要求诸事皆可退让忍耐，唯独此事“万不能允”。而中国是个主权国家，“勒令太后归政”又绝非通过外交谈判可以解决，故唯一的办法就是动用武力。上谕中所谓“胁我”二字，即指此而言。所以，我在前面所说，牟、林二教授所言皆有道理，惟所争者却不在一个层次上：一个在说军事方面，即战争过程的起点；一个在说战争背后的政治动机。而他们各自的不足之处，则是林教授的说法避开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根本政治目的，要以“勒令太后归政”的形式推翻清政府，以瓜分豆剖的方式灭亡中国。而牟教授揭示出这一实质问题，但没有说清楚“勒令太后归政”一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致成孤证难立之势，令对方提出种种质疑，借机推翻原议。就是说，庚子之战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也有宫廷内部因“废立”而引起的宫廷矛盾、因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而引起的西方列强与皇太后的矛盾。应该说，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的，它既包括帝国主义同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矛盾，也包括西方列强同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的矛盾。而前一点决定了这场战争最后的政治结局，没有义和团的积极参战，没有关键性的廊坊之战，就不可能形成军民联合抗战的局面和震慑敌胆巨大威力，也就不可能挫败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然主导这场战争的却是双方政府，其调兵、宣战、谈判、签约都是由他们决定的，所以，在这场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西方列强与慈禧太后清政府的矛盾，而且西方列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他蓄谋已久，步步紧逼，迫使慈禧太后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不得不作困兽之斗。但归根到底还是属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因为垂帘听政或太后训政都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慈禧太后就是清政府，清政府就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所以，无论慈禧太后多么可恶，垂帘听政多么荒谬，封建专制制度多么不合理，那都是中国的内政，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只有中国人民才有权推翻它、打倒她，外国无权干涉。倘若西方列强以勒令归政或打倒篡权者为名发兵进攻中国，那就是侵略，那就是跟中国人民为敌，中国人民就要坚决反对。道理很简单，变法不能输出，革命也不能输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输出，资产阶级民主也不能输出。中国人民推翻清政府，那是革命，那是历史的进步；而帝国主义推翻清政府，那就是中国的灭亡，中国的被瓜分，不管是直接瓜分还是在伪满洲国、汪伪政府形式下的瓜分。所以，不管慈禧太后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管时间多么短暂，当帝国主义以勒令归政为名借机灭亡中国的时候，她的个人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相一致的，她坚决抵抗的态度与做法，也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因而，她此前此后的卖国是真的，在此期间的坚决抵抗也是真的。道理很简单，她可以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而保权保位，但却不能出卖自己，一旦危及其自身权位，她就会拼命抵抗。这虽然大出洋人所料，却极为合乎其一贯为人与行事逻辑。三自辛酉年政变上台以来，慈禧太后就牢固地控制了清朝的皇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女皇，直到光绪三十四年病死，在中国近代史上统治了47年。此后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帝王专制制度，也就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而永远地终结了。何况，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吕后与武曌两位女皇，所以，她前有古人后无来者，只能算作末代女皇。不过，她这个末代女皇与末代皇帝溥仪不同，虽无其名却有其实，牢牢控制着清政府的最高决策权，而同治与光绪皇帝则从未执掌过这一权力，始终都是傀儡。咸丰十一年奕詝去世时，叶赫那拉氏只是个26岁的年青寡妇，独霸朝纲的肃顺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结果，大意失荆州，竟被她叔嫂勾结、一举政变成功，杀掉肃顺等人，推翻咸丰帝临终安排的大臣赞襄政务体制，建立起太后垂帘听政与亲王议政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同治四年清王朝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太后又故伎重施，对恭亲王奕訢闪电一击，取消其议政王封号，夺回相权，废除听政、议政体制，从而将垂帘听政制度巩固下来。同治帝去世时，从清朝的利益出发，本来该立长君，按序当由道光皇帝的长房长孙继位。而慈禧太后出于一己私念，硬拉其妹之子载湉入宫称帝，以便继续掌握皇权。从此，垂帘听政成为清王朝牢不可破的政治体制。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个人专制程度最甚的两个王朝之一。明代以前虽行专制体制，然皇帝之下尚有宰相充任政府首脑，掌管着很大权力。故吕后、武则天行政、用人多依赖宰相，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但其权力也受到一定限制。而明清以来皇帝吞并相权，以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直接掌管六部，权力更大，专制更甚，国务操劳亦更重。所以，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咸丰帝面对生死存亡的压力，不胜繁劳，不得不分出手中的相权，使肃顺成为无名有实的当朝宰相，任由他专横跋扈，挥斥一切。慈禧太后之所以要政变杀人，就是因为肃顺等人反对她垂帘听政。然奕訢上台后位更尊、权更重，更是名副其实的宰相。对此她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但因战争期间尚有赖于奕訢替她办事，不得不强自忍耐。而当战争一旦告一段落，便立刻动手，夺回相权，恢复旧制，使自己成为一个拥有全权的皇帝。所以，她的为人可用四个字来加以概括，那就是“嗜权如命”。不过，慈禧太后也有一个难题，那就是小皇帝会一天天长大，一旦成年、大婚之后，就要亲政。到那时，虽不愿交出大权，也只能暗中操纵，不可过分明目张胆。而小皇帝往往也想挣脱羁绊，有所作为，或过把皇帝瘾。这样，真假皇帝、后帝母子之间的摩擦，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倘一旦发生政治分歧，事关皇朝命运，也就不仅会有争权夺利的斗争，还可能反目成仇，势不两立。同治帝与慈禧太后毕竟亲生母子，况亲政时间太短，无所作为，故未见他们之间在政治上闹出什么大的风波。而光绪皇帝就有些不同了。他4岁入宫，16岁亲政，面对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形势，更有师傅翁同龢忠心辅佐，总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逃脱“亡国之君”的命运。而在慈禧太后眼里，他不过是自己脚边的一只小猫，乖乖听话是正经，懂什么治理国家？所以，甲午和战之争也就算了，而支持康梁变法则必将“动摇国本”，岂容他“任意胡闹”？况又随之扯出皇帝“密诏 ”和意欲囚禁太后之事。因而，变法百日，慈禧太后即乘机出击，搜捕康、梁，杀掉六君子，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酝酿废立问题。不料，这一下可惹出了大麻烦，不仅握有军政实权的地方疆吏反对，洋人也插手干预。四自戊戌政变以来，慈禧太后曾先后两次欲行废立之举，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活动。请看《清实录》与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誌》中有关废立问题的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自即日起临朝训政。同年九月九日（10月29日）世间传言，太后拟行废立，以庆亲王奕劻之子继位，荣禄等力持不可。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年1月9日）清廷宣布，光绪皇帝因病停止年内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活动。同年十二月十一日（1月22日）清廷宣布，光绪皇帝因病未愈，派奕劻代享太庙。同月十七日（28日）慈禧太后连日召见溥字辈幼童十余人，为选立大阿哥作准备。光绪二十五年一月十三日（2月22日）光绪皇帝因病未愈，停止各国公使请觐贺年。同年二月九日（3月20日）慈禧太后赐武胜新队名曰“虎神营”。同年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光绪皇帝将病状谕知刘坤一，谓身软气弱，有时眩晕。同年五月一日（6月8日）以虎神营训练五年，著有成效，予端郡王载漪及刚毅等议叙有差。同年十月十九日（11月21日）清政府通谕各省督抚，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必须同心协力，杀敌致果，不可预存和心。同年十二月一日（1900年1月1日）光绪皇帝称病，命所有年内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均著停止。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月23日）慈禧太后命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濂、载滢、载润及大学士、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部院满汉尚书等，次日等候召见。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24日）慈禧太后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继承同治皇帝为子，派崇绮为师傅授读，并派徐桐常川照料。谕旨称：朕以冲龄入继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钜细无遗。迨亲政后复际时艰，亟宜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是以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社诸大祀，弗克亲行。值滋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惶暇逸，抚躬循省，寝馈难安，敬念祖宗缔造之艰，深恐弗克负荷。且追维入继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简元良，为穆宗毅皇帝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子。钦承懿旨，感幸莫名，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11] 据传，拟于庚子年实行废立，改元“保庆”。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己亥建储”[12]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慈禧的废立活动可以说是两起两落：其始可谓紧锣密鼓，一个月内就作好了舆论准备与人事准备，但很快就停了下来；事隔一年重谋废立，且事前下定不惜一战的决心，临事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待庚子新年一过，即付诸实施。结果又停了下来。是什么力量使这位至高无上的女皇嘎然而止，暂停自己早已决定的行动呢？其时议论纷纷，而流传至今的说法大致有以下三种：其一，由于刘坤一等强力疆臣的反对。据传，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坚欲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一些顽固派大臣闻风而动，纠合满洲二三大老联名奏请速行大事。荣禄谏阻不听，恐负恶名，因献策以私意试探地方大吏的意向，慈禧许之。江督刘坤一得电，约张之洞合疏谏争。张之洞始诺而中悔，折已发出，竟追折弁于中途返回，削其名而无与其事。刘坤一遂挺身独任，电复荣禄，中有“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之语，一时轰动政坛。荣禄以刘坤一电入奏，慈禧“惧而止”[13]。其二，由于外国的干预。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太后再出垂帘，外人颇有违言”，太后闻而“大恶之，噤不敢发。及己亥谋废立，英公使私探其情于李鸿章。鸿章力辨其诬，因留之饮酒，徐试之曰：‘顷所言，仆实毫无所闻。设不幸中国果有此事，亦内政耳，岂有邻好而肯干人内政乎？’英使曰：‘邻国固无干与之权，然遇有交涉，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鸿章以告荣禄，为太后所知，益恨之刺骨”[14]。其三，由于李鸿章的警告。据陈夔龙《梦焦亭杂记》载，己亥冬间慈禧再谋废立，嘱荣禄从速办理。荣禄谏阻无效，忧惧成疾，遂求计于李鸿章。李鸿章认为，“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 ？因建议荣禄，“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以阻止之。荣禄“闻之悚然若失”，翼日以李鸿章语“密奏，幸回天聪”。[15] 然求之他证，这些说法有的似乎可信，有的则不可信。刘坤一反对慈禧的废立之举应是确实的。笔者曾查阅《刘忠诚公遗集》，虽未找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之语，但却找到一封内容类似的电报，标题为“寄荣仲华中堂，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电文称：“自我皇太后训政，于变法各事应办者仍办，停者即停，措置合宜，天下欣然望治，我皇上恭己以听。仰见两宫慈孝相孚，始终无间，我公与礼邸、庆邸从中调护，永保安全，外议纷纭，无可借口。是皆社稷之福，始得有此转机。现闻康逆监禁香港狱中，似可将其恶迹宣布各国，照会英使，交犯惩办。伏祈卓裁，并候电复。”[16]从内容上看，所标时间显然有误，而刘坤一反对废除光绪皇帝一事却是可以肯定的。迨其再次欲行废立之时，为了说服刘坤一，慈禧太后还特地将之召至京师“询废立事”，并进而导致刚毅的弹劾和慈禧太后更换江督人选的决定，后因再次停止废立之举方才作罢[17]。同时，慈禧太后初谋废立，因刘坤一的反对 “惧而止”的说法也是可信的。因刘坤一不是孤立的，实际上张之洞、李鸿章等虽未声张，但亦持有同样态度。李鸿章之所以被调任两广总督，其重要原因就是“鸿章反对废立，慈禧不愿其留京”[18]。他们三人早已联为一体，不仅自身握有地方军政大权，且为汉员督抚的首领，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更何况还有西方列强为他们撑腰，这就不能不使慈禧太后有所顾忌。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十日（1899年月21日）光绪皇帝陪同慈禧太后在仪鸾殿接见“比国使臣费葛”[19] ，则标志着第一次废立活动的结束。因为既然能够接见外国使臣，也就不能以病体难支为由废除光绪皇帝了。那么，慈禧太后的第二次废立之谋，为什么事到临头又再次停了下来呢？对于胡思敬、陈夔龙的说法却要打点折扣，做些补充，因此说不甚准确、不甚全面。据《李鸿章（日）年谱》载，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荣禄访鸿章，鸿章托其向慈禧请委以职。荣禄谈废立，鸿章持不可。”十一月十七日荣禄请慈禧以李鸿章取代谭钟麟，出任两广总督，“慈禧允之”。二十四日“荣禄托鸿章询外使对慈禧之废立意见，外使俱关心光绪情况”[20]。由此可见，上面所说的两条原因虽然从总体上说是对的，慈禧太后再次中途停止其废立活动，的确是由于西方列强与强力疆臣的反对，但与李鸿章的传话和警告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慈禧立溥儁为大阿哥，是此后一个月的事。所以，即使上面这些说法全属事实，也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故称此说不甚准确。而所以说它不甚全面，则因为它遗漏了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情况。据《李鸿章（日）年谱》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慈禧立溥儁为大阿哥的第四天，西方列强就开始以不同方式，向清政府发出警告。“日使告总署，若为择嗣，彼将无辞。若为废光绪，则日本将干涉。各国公使商共同行动，要求于元旦依例觐见光绪，德、奥、意三国向总署表示关心光绪退位，慈禧托法使疏通。”三十日“刘坤一再电慈禧，‘君臣之分已定，举国之心难平’ ，请不废光绪。慈禧自是展缓废立”。[21]又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誌》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绅商经元善、章太炎、唐才常、蔡元培、黄炎培等1200 人联名致电总署反对慈禧废立，谓“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此时，李鸿章已抵广州，接任两广总督。这样，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三人联手，加上南方绅商的支持和“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就足可形成李鸿章所说的“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的局面，不能不使慈禧太后知难而止。如果一两个月之前她对李鸿章的警告尚有怀疑的话，时至今日也就深信不疑了。那么，慈禧太后究竟何时决定停止废立之举的呢。大概是光绪二十六年一月中旬。这年一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在勤政殿接见英、德、美、俄、意、法、日等各国使臣十人[22] ，说明他“久病”初愈可以“勉强”办公，也就不用以“健康原因”将之废除了。当然，慈禧太后所以最后下定这个决心，原因不只一端，北方有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南方形势不稳，也在其考虑之列。正月二十六日，康有为致电警告总署，“废光绪，将引起革命”。正月五日鹿传霖密奏，“湘人愤然不平，请刘坤一回任两江，或另派湘人为总督 ”。正月十一日“英、美、德、意、法五国公使请本国派海军来直隶湾”[23]，准备随时入侵，实施武力干预。凡此种种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都对慈禧改变这一既定决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害怕帝国主义的武力干预，为避免废除光绪一事成为列强各国调兵入侵、乘机瓜分中国的借口，只好停止废立之举。然西方列强并没有就此放过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不仅很快找到调兵入侵的新借口，而且仍在慈禧太后再出“训政”的问题上大做政治文章，终于在此基础上制订出一个瓜分中国的方案，以混淆视听，蒙骗国人，争取洋务派与维新派的支持或中立，从而分化清朝官绅阶层，让中国在愚昧与内部纷争中沦亡。五那么，西方列强为什么要干涉清朝王室的废立呢？这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们对慈禧太后阻止一切改革的做法感到不满，希望由戊戌变法开始的改革，能够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继续进行，倘若废除了光绪皇帝，他们的这一希望也就落了空。所以，西方列强在放弃“勒令太后归政”的政策后，仍坚决要求中国必须按照戊戌变法的思路进行改革。这就是慈禧太后为什么一定要在西安行宫，而不是返京之后就匆匆发布关于实行新政《上谕》的根本原因。因为对中外双方来说，正式商讨《辛丑条约》的具体内容之前，必须就两个问题达成一致，一是西方列强必须承认清政府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现有政治体制，二是慈禧太后必须继续进行光绪皇帝曾经支持过的、戊戌变法时期所要进行的改革。那么，西方列强为什么要求清政府必须进行这样的改革呢？那是出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需要。因为帝国主义虽然不希望中国走向强大，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但也不希望中国永远停滞于自然经济状态。因为中国如果不修铁路、不建工厂、不贷洋款，他们就很难在中国赚钱；中国如果不实行议会民主制，他们也就难以通过操纵选举的办法轻易地改变国家领导人。而在专制政体下，西方列强要改变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非得动用兵力、付出较大的代价不可。这也是西方列强喜欢发展中国家实行议会民主制度，而不喜欢他们搞非议会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还不是西方列强干涉清王朝宫廷废立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勒令太后归政”、驱逐篡权者为借口，调兵进京，推翻清政府，瓜分中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清政府以求富求强、船炮救国相标榜的洋务新政的破产，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在西方列强心目中，中国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和意志，形如一个任人宰割的死人，其“身价降落到‘死骆驼’以下”[24]。他们剑拔弩张，争先恐后，不约而同地扑向中国，一面酝酿瓜分中国的方案，一面抢占战略要地，划分势力范围。这些情况，过去已经揭露得很充分了，毋须再加赘述。现在只就列强究竟有无瓜分中国的图谋，以及与“勒令太后归政”有无关系谈点看法。从后来暴露的情况看，西方列强在酝酿灭亡或瓜分中国的方案的过程中，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直接瓜分中国，由外国人直接管制其领地内的中国人；二是主张间接瓜分中国，保留一个傀儡皇帝由西方列强共同管制，保留各地督抚由帝国主义各国分别管制。这两种主张的共同之处是灭亡中国，其不同之处是形式有所不同，一个是印度、非洲、中南美方式，另一个是伪满洲国方式。大致说来，德国与俄国持第一种主张，英、美等国持第二种主张。由于德国皇帝一贯主张直接瓜分中国，所以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一日各国公使议决以保卫使馆为名调兵进京时，德国公使就曾在会上声言，“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伦敦与彼得堡之间的交换意见”[25]。后来经与英国协商，放弃了这一意见，并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三日（1900年10月16日）发表《英德协定》，其中“如果另一强国利用中国的混乱状况以图在任何形式下获得这种领土利益”[26]一段，就是针对俄国的。丁韪良在列出自己间接瓜分中国的四条意见之后也说，“这要比起他们通过公开的或暴力的并吞所能希望拿到的东西多得多”[27]。这里的所谓“他们”，则是指德国和俄国。这时，俄国已相继出兵强占中国的大连和东北的铁路及沿路要地，其霸占中国东北的意图昭然若揭。只是在《英德协定》发表后，才表示同意协定的说法，并表面上放弃了瓜分中国的主张，而内心深处则仍坚持原来的意图，拒不从中国撤兵。其后发生的日俄战争不仅说明日俄之间，也说明英俄之间在争夺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否则，甲午战后日本强占辽东半岛，曾发生三国干涉还辽之事，而在日本再度侵占辽东半岛后，就没人干预了呢？这些情况说明，德、俄两国最初都是主张直接瓜分中国的，只是后来放弃了这一主张。英、美等国则是主张间接瓜分中国的，而《丁教习韪良条陈》就代表了这一主张。《丁教习韪良条陈》原为英文，发表于1900年9月5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的《京津时报》上，后收入《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一书于当年出版。现有两个中文文本，一个是由牟安世教授从英文直接译出的，一个是经由日文转译的，主要内容一致，文字略有不同。现将这两个文本辑录于下：牟安世教授译文：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秩序恢复，同时也是怎样把一次革命的果实拿到手，这次革命非常出人意外地已经把中国的命运交给了外国列强。以下四条措施看来可以充分地处理这些问题： 1、必须把皇太后流放，以消除她所造成的损害；必须让皇帝在附属于几个大国提携的条件下，恢复他的适当的权威。 2、自戊戌政变以来开始的，所有皇太后的命令，包括她所任命的党羽，除为新政府所同意者外，必须一律废除取消。 3、皇帝的改革计划，必须在列强的批准下方能重新开始和执行。 4、必须让列强划分出他们的利益范围，每一个强国均须任命一个代表，以控制省政府的行动。对于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自主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上述计划可能使现存的政府机关保持运转，可能防止无政府状态，可能有利于进步，也可能赢得中国人民中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否则，只有推翻当前的朝代和帝国的正式瓜分——那是一个笼罩着长期的激烈的冲突的过程。外国列强通过我所提出的方案，将有时间来慎重拟定他们的政策，将有时间来引进逐步的改革，这要比起他们通过公开的或暴力的并吞所能希望拿到的东西多得多。通过中国人来统治中国是容易的，否则，就不可能。北京，一九○○年六月十八日。[28] 左原笃介等的译文：以下数节乃北京未围时所拟，业已呈送各国使臣核览。今皇太后已西狩，事势虽异于前，重行覆阅亦无可增减者。北京同文馆教习丁韪良誌目前应为者，乃设法使地方平静，且使经此一变之后有成效可睹。以下四节似宜办到：一、欲使民生不受皇太后之害，必先将皇太后迁徙他处，而使皇上复辟归各国协同照料；二、自戊戌政变以来，皇太后之政令所及，所派大小臣工，除非已经新政府所许可者，悉不可用；三、皇上复辟后，所有新政，须各国许可，然后可行；四、各国可将其分界分别清楚，每国应派一人管理各省政府所为之事。中国不可使一概自主。以上数节可使中国不乱，而便行新政，且得智慧华民之助。否则，唯有废去大清政府，而瓜分之耳。此事一办，则后来战争之日，无已时矣。如按照吾言行之，各国则得以时使其政策合用，而中国之法亦可渐变，其所得者较瓜分为多也。再，治中国须以华人，无他术也。一千八百九十年八月十八号在北京作。将以上数节复阅后，尚有一节须添，盖各国应设一公会，凡与各国利权有碍者，可蠲除之。此外，亦宜引进新法于中国也。[29] 丁韪良籍隶美国，是一位在华多年的中国通，曾任北京同文馆教习、总教习，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二品官衔。他的这一《条陈》是受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委托草拟的，并“ 在六月中旬形成了文件”，作为列强首领英国的建议“呈送各国使臣核览”，“以后不久就付印了”[30]。与此同时，英国在上海的舆论工具《字林西报》紧密配合，大造声势。就在《丁教习韪良条陈》送交各国公使的第二天，即1900年6月19日，《字林西报》为宣传这个方案而专门发表社论，声称“中国与列强同时作战，是出于慈禧太后及其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的抗拒外国列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批奸党如不自动离去，就必须把他们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找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上。现实应该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战争的是慈禧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这段话不仅体现了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坚欲瓜分中国的意图，而且体现了丁韪良《条陈》政治策略的精髓。即利用慈禧太后再出训政与强行废立一事，在中国官绅中挑拨离间，大肆煽动，妄图将他们分化瓦解，拉一派打一派，借以搅乱中国政局，从中渔利。可以断言，这篇社论的炮制者是熟读过丁韪良《条陈》的。否则，他们怎么会如此心意相通？而这家报馆的另一报纸《字林星期周刊》，复于次日（6月20日）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以加重其政治分量[31]。凡此种种，没有英国公使乃至英国政府的同意与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虽因其后形势变化，英国改变主张，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最后没有采纳丁韪良的意见，但决不能否定这个文件的历史意义，亦不应视为只是丁韪良的个人意见。它是个重要的证据，说明英国政府当时曾持这一主张，并且反映了当时西方列强中多数国家的意见，只是由于使馆被围，调兵受阻，中国军民联手英勇抗战，致使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决议，就不得不改变主意。至于罗嘉杰密报与《丁教习韪良条陈》有无联系，且先来看一看恽毓鼎、袁昶所分别讲述的有关罗嘉杰密报的内容。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称，“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 …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32]袁昶《乱中日记残稿》则说：“决战之机由罗粮道嘉杰上略园相书。称洋人要挟有四条（相出示同列，其一条，称请归政，不知确否……）,致触宫闱之怒。……推原祸本，苏粮道罗嘉杰，密禀大学士荣禄，所称夷人要挟四条，多悖逆语云云。乃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三等日，圣慈所由激怒，兵衅所由骤开。”[33] 虽然出于种种原因，罗嘉杰密报与《丁教习韪良条陈》字面上有明显不同，但其核心内容，即废除慈禧太后、复辟光绪皇帝，或者说是勒令太后归政，是相同的，而这一问题正是当时各种政治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再者，罗嘉杰作为国家四品官员，竟至深夜遣子造访荣禄，已属惊天动地之事。其所密报的内容则不仅关系国家命运，亦关系本人的身家性命，这就使他不能不考虑此举的严重后果，不能不慎之又慎。不管他通过什么途径搞到的这份情报，也不管这份情报是一种什么形式，若非确有把握，他是不可能甘心承担如此巨大的政治风险的。所以，对这一史料的处理应当慎重，即使一时不能落实，尚可存疑，不宜急切加以否定。六从以上情况似可看出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帝国主义确有瓜分中国的图谋。他们干涉宫廷废立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中国进步，而是为了乘机灭亡中国，并千方百计地在政治上迷惑洋务派与维新派，骗取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当中国军民在京津地区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时，洋务派与之协议东南互保，自立军起兵“勤王”，客观上都不利于中国的抗战而有利于八国联军的侵略。可以说这都是《丁教习韪良条陈》的政治策略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而慈禧太后肆行己意，不顾国家安危，一心要废除光绪皇帝，致使统治阶级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亦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二，慈禧太后长期把持帝权，甚而肆行废立，从封建法制的角度看，完全出于一己之私；而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则是发动政变、反对变法维新的继续，是政治上的反动倒退行为。但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夜加深，帝国主义妄图借机灭亡中国，并不惜发动一场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她对西方列强干涉宫廷事务的抗争，则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因为，垂帘听政就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慈禧太后就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也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大障碍。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她的个人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都具有一致性。她后来背叛民族利益、镇压义和团、同帝国主义达成政治上的妥协，则是因为帝国主义放弃了对清朝宫廷事务的干涉，承认了垂帘听政体制和慈禧太后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第三，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并不是引起八国联军入侵的根本原因，而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因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决心，在甲午战后不久就下定了，德国出兵强占青岛，俄国出兵强占大连，就是他们为此发出信号和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证据。在他们的心目中，清政府已经是一具腐败透顶的政治僵尸，中华民族已经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死人。按照德、俄等国心思，直接瓜分就得了，用不着大费周折。只是英、美等国老谋深算，要玩花样、动策略，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利益。所以，他们要在慈禧太后肆行废立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制造舆论，争取人心，以便分化清朝各派政治势力，减少政治阻力。然而，清政府无论多么腐败无能，慈禧太后在清朝统治阶级中无论多么孤立，要废除慈禧、推翻清政府，绝不是只靠言词所能办到的。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也就无法压垮清政府，胁迫慈禧太后“归政”。所以，西方列强要公然向中国调兵，就得有一个响亮的借口。本来，慈禧太后肆行废立之事是可以作为军事入侵的借口的，不料她事到临头，嘎然而止，使帝国主义各国抓不到把柄，不得不另寻借口。恰在此时，义和团运动高举“扶清灭洋”大旗，在山东、直隶兴起，并在清朝军队的围剿中很快发展壮大，占据涿州，震动京师。于是，西方列强便以保卫使馆为借口，陆续向北京调兵。他们开始时是调集早已在天津大沽口外停泊待命的海军陆战队，其后是应命从国内赶来的陆军，人数越来越多，由数百到数千、数万，终于形成一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请看下面的时间表：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17日）英、美、法、德、意五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取缔义和拳。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九日（3月9日）各国公使再次要求清政府公布剿灭义和拳之上谕。同月十日（3月10日）美国公使康格电请美政府派海军来华。十一日（3月11日）美、英、法、德、意五国公使电请本国政府派遣海军来渤海湾。十三日（3月13日）各国海军在渤海举行联合演习，向中国武装示威。十六日（3月16日）英国公使再次电请本国政府派遣海军来渤海湾。三月七日（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请于两日内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直、鲁两省，代为剿平。四月二十日（5月18日）总理衙门照会英、美公使，决心力剿义和团。四月二十二日（5月20日）各列强驻华公使团会议，提出调兵来京。四月二十四日（5月22日）义和团在直隶涞水打败清军，阵斩副将杨福同。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义和团进占顺天府涿州城。五月一日（5月28日）列强驻华公使开会，决定调兵护卫使馆，德使克林德认为，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始。五月三日（5月30日）总理衙门要求各国公使稍待数日，再行调兵入京，遭到拒绝。五月四日（5月31日）英、美、法、俄、日、意六国军队400余人到京。五月七日（6月3日）德、奥两国军队80余人到京。五月十一日（6月7日）俄国派兵4000自海参崴赴天津[34]。从表面上看来，西方列强调兵进京好像是为了对付义和团，实际则不然。请看下面的事实：五月十三日（6月9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董福祥率武卫右军（甘军）随行进城。英国公使窦纳乐大为震惊，急电早已泊驻天津大沽口外的海军中将西摩尔率八国联军进京。盖西方列强英、美、法、俄、日、意、德、奥八国军队近500人进入东交民巷各国驻华使馆后，清宫已在其大炮射程之内，社会上开始风传慈禧太后欲向西安逃跑的消息。窦纳乐等各国公使也认为，慈禧太后“十分惊慌，并已决定逃往西部的古都西安府” [35]。不料，她却突然回宫，并把各国强烈要求调离北京的董福祥甘军带回城内，令其驻扎于天坛先农坛，自后监视使馆区。窦纳乐等见情况有变，计划落空，于震惊之余只得大量增兵。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1900年6月9日）称，“太后已由颐和园回京”，“彼顽固凶横之董福祥骑马后随，旗帜飘扬于道中，以显董军之威，其号手力扬其声，似挟有杀伐之音者。观此情状，殊不能使人安心也”。又说，“今日天已黑暗，复闻惊人之消息，彼顽固凶横之董福祥，率其甘勇重入城中，驻扎于天坛先农坛前之空地”。“使馆至此始大震动，发急电与水师提督，速派援兵，至急至急，但为时已晚矣，真是太晚矣！”“盖中国疏懒之政府，今已奋臂而起，不久将冒险而来攻，或即将来攻[36]。”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政府，并不是义和团。就是说，西方列强向北京调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对付义和团，而是为了对付清政府。何况，他们最初还没有料到义和团敢与武器精良的外国侵略军对阵，也没有料到这两个冤家竟会联手抗战。从下面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义和团虽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并非庚子之战的主角，更不能决定或战或和的问题。五月十七日（6月13日）清政府命荣禄、聂士成、罗荣光在天津、大沽一带实行军事戒严，以重兵控制铁路、车站，实力禁阻各国兵队，不准一名洋兵闯入畿辅。但他们以“ 不可衅自我开”为由，拒不奉命。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义和团在廊坊车站拆毁铁路，力阻洋兵进京，双方展开血战。五月十九日（6月15日）荣禄奏称，帮办铁路大臣张翼等同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协商议定，只要清政府发布谕旨，切实负起保卫各国使馆之责，外国军队就暂缓进京。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清政府同时发出两道谕旨，一是命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实力保卫东交民巷；一是命荣禄、聂士成、罗荣光力阻各国续来入京之兵，以符张翼等与杜士兰约定协议。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自即日起，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对外和战与对义和团的剿抚问题。同日，停泊在天津大沽口外的外国海军将领向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令中国军队于次日两点前交出大沽炮台，过时将武力攻取。同时经由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将该通牒转呈直隶总督裕录。是日夜，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其子至荣禄宅，密禀所获有关《丁教习韪良条陈》的内容。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罗荣光率中国军队撤走。同日，荣禄将罗道密禀转奏慈禧太后，太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宣露其内容，大肆鼓动，表示要同列强决一死战。同日，清政府命各省督抚派兵星夜骋赴京师，听候调用。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清政府认为八国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是对中国首开战衅，有意失和，勒令各国使馆于二十四小时内撤离北京，开赴天津。各使馆要求宽限撤离时间，遭到清政府拒绝。朴笛南姆威尔认为，“今战事已开，从此非拳匪之事，而为政府之事矣”[37]。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此前奉命保卫东交民巷使馆的武卫中军、武卫后军，因宣战照会规定的时限已到，复奉命开始围攻各国使馆。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诏书，向国内官绅军民进行战争动员。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西方列强强行向中国调兵，尤其自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1900年6月9日）以来大批向北京调兵，是引发庚子之战的关键所在。且这次战争的双方都隐瞒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始终没有公开宣布同对方断交、开战，只是以强行调兵进京和武力禁阻调兵进京的形式进行。所以，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战争双方做得都不甚规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确实是一场战争。因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外国军队不经允许进入主权国家或在使馆内屯兵，就是发动侵略战争。至于清政府照会中为什么只令外国使馆撤到天津，而不提出与他们断交、开战，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因列强后续调兵进京只是以保卫使馆为名，并没有宣布同中国断交、开战；二是此前有个张翼、杜士兰协议，只要清政府发布谕旨，切实负起保卫各国使馆之责，外国军队就暂缓进京。如今列强不仅大量向中国增兵，还要强占大沽炮台，故清政府认为他们撕毁了上述协议，中国政府也就不再承担保卫使馆之责。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政府始终不承认攻打使馆，而把此事推到义和团与董福祥身上，自己的责任仅是形势混乱中保卫不周。其实，攻打使馆一事完全是武卫军所为，自始至终由荣禄指挥，同义和团没有关系。从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中可知，义和团个别人员曾与使馆发生过纠纷，那是因同伴被使馆人员抓去，前往使馆要人，且时间上是在使馆被围之前；使馆被围后也曾有一人潜入使馆边缘，但随即被洋兵开枪打死。故书中只有德使克林德捕捉和枪杀义和团的记载，从没有义和团围攻使馆之事。林华国教授曾对此作过专门考证，笔者认为这些考证是可信的。而最后把围攻使馆一事算在义和团的账上，完全是西方列强与慈禧太后做的一笔交易。故在双方谈判“惩凶”问题时，西方列强装聋作哑，只追究董福祥的个人责任，根本不提荣禄，更不追究清政府的责任。当时，西方列强指控中国的最大罪名是杀使臣、围使馆，他们为追究战争责任杀了那么多清朝满汉王、大臣，但却杀不了董福祥，最后只好以将其革职了事。西方列强之所以会这样做，与其中途改变战争目的有关。他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最初目的，本来是要废除慈禧太后，推翻清政府，复辟光绪，瓜分中国。但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他们不久发现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有误，没有清政府的合作根本就无法对付中国人民的反抗。遂改弦更张，放弃瓜分中国的政策，重新回到联合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共同对付中国人民的老路上来。就拿“惩凶”一事来说吧，他们认为既然从自身利益出发，“惩办皇太后是绝对不可能的”，也就不能“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38]，即清王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政治体制，也就不能执意严惩她的亲信了。所以，从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看，参战三方——西方列强、慈禧清政府和义和团，都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最初目的。西方列强没有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只是捞到九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在中国的一些权益，其清除顽固派和强迫清政府实行新政的做法，则可谓“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归根到底还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慈禧太后虽然保住了皇位，但却牺牲了顽固派，清政府从此成为洋务派的天下，失去了原来的制衡机制。尤为严重的是，被迫实行的新政为立宪派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却将清政府引入进退两难的绝境，最终送掉了卿卿性命。义和团临危受命，以自己的巨大牺牲击败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虽未实现彻底驱逐外国侵略势力的愿望，但却保住了中国的半独立地位。他们热爱祖国、英勇不屈的精神成为后世榜样，其不够明智之处也为后世留下教训。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来说，付出最大的是义和团，而受益最多的是袁世凯北洋集团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立宪派，清末民初的20几年简直就成了他们的天下。（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作　者：朱东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w********9 发帖数: 8613	13 上文中 “林华国教授在《义和团史事考》中提出，外国驻华使馆不断增兵，西摩尔率数千洋兵由天津向北京进军，尤其外国海军攻占大沽炮台，是西太后对外态度“转向强硬”并“ 决定对外宣战的主要原因”[4] 。“ 西摩尔是 Edward Hobart Seymour 提到的他领8国联军事件是我第一个帖子里 2。那部分
w********9 发帖数: 8613	14 1900年6月18日 “以下数节乃北京未围时所拟，业已呈送各国使臣核览。今皇太后已西狩，事势虽异于前，重行覆阅亦无可增减者。北京同文馆教习丁韪良誌目前应为者，乃设法使地方平静，且使经此一变之后有成效可睹。以下四节似宜办到：一、欲使民生不受皇太后之害，必先将皇太后迁徙他处，而使皇上复辟归各国协同照料；二、自戊戌政变以来，皇太后之政令所及，所派大小臣工，除非已经新政府所许可者，悉不可用；三、皇上复辟后，所有新政，须各国许可，然后可行；四、各国可将其分界分别清楚，每国应派一人管理各省政府所为之事。中国不可使一概自主。以上数节可使中国不乱，而便行新政，且得智慧华民之助。否则，唯有废去大清政府，而瓜分之耳。此事一办，则后来战争之日，无已时矣。如按照吾言行之，各国则得以时使其政策合用，而中国之法亦可渐变，其所得者较瓜分为多也。再，治中国须以华人，无他术也。一千八百九十年八月十八号在北京作。将以上数节复阅后，尚有一节须添，盖各国应设一公会，凡与各国利权有碍者，可蠲除之。此外，亦宜引进新法于中国也。[29] ” 从第4条可以猜测出当时有些在华洋人是多么地骄狂
w********9 发帖数: 8613	15 你这种描述肯定是有很大问题的第4帖引文说：北京房山地区的很多人参加/参与了义和团不少人就是当地人义和团向京城进发途中在不断扩大有一个估计是：最后在北京最高人数在10万左右而之前在保定涿州的1个数字是3万第8帖引文说：6月6日还在与清军在血战其实是失清军暂时无法控制情况因此义和团入京后很混乱，有不少破坏。【在 n****t 的大作中提到】 : 麻烦中性客观的楼主加上6月10日洋人增兵2000之前3天，即6月7日，清廷允许义和团入 : 京。 : 好了，5月31日，清廷才借口挡不住义和团，劝洋人躲避，6月7日就让义和团入了京， : 再结合之后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围攻大使馆，楼主是否认为清廷在6月10日之前就已经和 : 义和团穿了一条裤子？
w********9 发帖数: 8613	16 清军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控制的民间力量/人群/团体/组织很多这就要提到之前说的念乱和数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土客血腥之争等等
w********9 发帖数: 8613	17 接上贴清朝时期的秘密/地下会党（义和团前身的很大成分就是多个秘密会党。比如，较早有个义和团为名的，同时也有大刀会等等） http://www.qinghistory.cn/sy/sy_qsbzdgjx/363507.shtml 新修《清史》与清代秘密会党清代会党是清王朝统治时期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或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结社组织，最初是以异姓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因为清朝统治者禁止民间的结社活动，会党只能进行秘密活动，故又称“秘密会党”。早在清初顺治年间就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鉴于清初汉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往往以异姓结拜弟兄的方式进行，因而会党的活动便一直遭到当局的取缔和打击。到康熙年间，随着清王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广大汉族人民推行民族高压和民族歧视政策，强迫汉族人民剃发易服，严重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导致满汉民族矛盾的激化，广大群众纷纷以异姓结拜弟兄的方式组织反清斗争，清朝当局不仅以武力予以打击，而且在《清律》中，专门设立了有关禁止异姓结拜弟兄和结会树党的条款，而且把汉族人民的结社活动，定性为“谋叛未行”而严加打击。到了雍正和乾隆前半期，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逐渐发展为 “结会树党”的“秘密会党”。嘉道年间，秘密会党更进一步发展、完备，除天地会系统的会党外，又出现了诸多其他会党，如边钱会、关爷会等。晚清时期，秘密会党更进一步发展，除天地会外，又形成了哥老会（红帮或袍哥）和青帮，以及一些小的会党。清末，天地会、哥老会与青帮三大秘密会党发生分化，有的在革命党人引导下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有的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黑社会组织。总之，清代秘密会党对于新修《清史》来说，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一、会党在清代历史中的地位清代会党作为民间自发结成的秘密结社组织，在清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一方面，平时在成员之间施行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抵御其他社会群体的侵犯，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和压迫。清代多次重大人民反抗斗争，皆为会党所发动和领导，如清前期乾隆年间的台湾林爽文起义、陈周全起义、嘉庆初年的台湾小刀会起义等；晚清时期会党的起义更是层出不穷，如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厦门小刀会起义、闽中红线会起义、两广天地会起义等。这些会党不仅举行武装反清斗争，而且建立了诸多天地会政权，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太平天国起义，并参与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晚清时期哥老会在反抗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给予外国侵略势力以有力打击；辛亥革命前夕举行的十次武装起义中，大多以革命党人为领导，以会党为基本群众。两广天地会及四川、陕西、山西、贵州、浙江以及内蒙、甘肃、福建、甚至新疆和西藏的哥老会，均为辛亥革命做出了贡献。海外洪门还筹集资金，支援国内的反清起义，其中加拿大的洪门组织，还率先把致公堂总部的大楼抵押，所得款项全部用来支援国内的革命斗争，美国的致公堂也竞相效仿。另一方面，会党又表现出诸多消极方面，太平天国时期的不少会党首领，如张嘉祥等人，便出于个人野心而投靠清朝当局，成为清朝当局镇压太平天国和会党起义的帮凶；有些会党首领则参与抢劫活动，或者成为会党抢劫活动的窝主，如太平天国时期广西的“米饭主”。会党还从事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赎、走私贩毒等活动。清末会党中除一部分参加革命党人领导的反清起义外，其余则蜕变成军阀官僚的工具，或继续从事抢劫、走私等危害社会的活动。总之，在清代历史上，会党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势力，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都很突出，在清代历史中有重要的地位。。。。
w********9 发帖数: 8613	18 发信人: wewill2009 (daluobe), 信区: History 标题: Re: 八国联军修理清政府，到底正当不正当？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ul 16 13:21:22 2022, 美东) 扩展一下如果8国联军不在6月10日开始军事入侵，避开冲突，那会怎样？在很大程度上，清廷应该仍然会是义和团的主要对手（之前几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袁世凯也打击过义和团，虽然也有其他的官员，尤其地方的官员，支持义和团。到义和团膨胀的那2个月里，清廷内部仍然有不小的纷争。）更大范围的（民/官）/教血腥冲突不会出现，教会势力在后来其它大大受损地区应该基本会被保全
w********9 发帖数: 8613	19 发信人: wewill2009 (daluobe), 信区: History 标题: Re: 八国联军修理清政府，到底正当不正当？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ul 16 15:19:21 2022, 美东) 我那是在说与清廷有关/有责的，在挂接主题“八国联军。。。清政府”里的双方而民教冲突更早就有发生天津教案就是一例，早了30多年那些个别教民被杀都属于个案了，与清廷并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说并没有政府支持。在你这个例子的时间，义和团还是清廷的对立方。关键点在：8国的作为把清廷推向了义和团一方。本来清廷内部还有中间派。而宣战后，被杀的洋人教士有好几十，各种关联洋人有上百大多数在山西，保定、呼和浩特和浙江衢州各有15 中心思想是：8国联军的军事入侵激发、改变推动了冲突的范围，转化了本来互有对抗的军事3方，大大提高了冲突的程度【在 n****t 的大作中提到】 : 麻烦中性客观的楼主加上6月10日洋人增兵2000之前3天，即6月7日，清廷允许义和团入 : 京。 : 好了，5月31日，清廷才借口挡不住义和团，劝洋人躲避，6月7日就让义和团入了京， : 再结合之后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围攻大使馆，楼主是否认为清廷在6月10日之前就已经和 : 义和团穿了一条裤子？
w********9 发帖数: 8613	20 发信人: wewill2009 (daluobe), 信区: History 标题: Re: 八国联军修理清政府，到底正当不正当？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ul 16 16:33:51 2022, 美东) 不应该过度解读之前的民教急剧恶化之前的情况近代的族群宗教文化冲突很多其实在那之后，基督教民之间也发生了不少冲突（虽然也远没有到达那个级别），在天主教和耶稣教之间等等
n****t 发帖数: 729	21 你不知道入京里那个京指的是北京外城？房山？在老北京嘴里，算北京吗？北京那时城墙还在，城门也有清军把守，除非义和团化整为零，乔装入城，只要清廷禁止，义和团根本进不了外城，更别说10万之众了。【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发信人: wewill2009 (daluobe), 信区: History : 标题: Re: 八国联军修理清政府，到底正当不正当？ :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ul 16 16:33:51 2022, 美东) : 不应该过度解读之前的民教急剧恶化之前的情况 : 近代的 : 族群 : 宗教 : 文化冲突很多 : 其实在那之后，基督教民之间也发生了不少冲突（虽然也远没有到达那个级别），在天 : 主教和耶稣教之间等等
w********9 发帖数: 8613	22 要深度看那段历史真正比较深度思考了的人的文章很多举一例民教冲突其实是多方面的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9014 清末士绅和教会在地方上的冲突与矛盾——以湖北社会为中心的考察发布时间: 2018/9/29日【字体：大中小】作者：刘元关键词：清末士绅教会湖北社会摘要：基督教在传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地方士绅的最激烈的反对。反教的原因经常被归结于是地方士绅对基督教的不理解和宗教信仰的冲突。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在晚清社会浪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之下，地方士绅与教会之间的对抗，更多的是地方社会实际的冲突和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权威上的侵犯、经济上的冲突、资源上的争夺，在这场冲突中，绅权在教权的竞争下渐落下风。传统中国社会中，士绅虽非官吏，但享有一定的特权。“大致说来，凡具有官衔或科名者，于拜见地方官时，可免除一切平民所需要的限制与礼节。一般平民对地方官必须称大老爷，而对他们亦须称老爷。在家族性或地方性的典礼中，他们通常被邀请主持或参加。他们得依照其功名或官衔，穿着等级区别与官吏相近的服饰。在刑法方面，他们享有与平民不同的待遇，如果罪情重大，需要先行被革其功名，摘去顶戴，然后才得加以惩处。同样的罪名，他们所得的处分，总较平民为轻。在赋役方面，他们也享有法定的优待”。士绅特权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地方社会的贡献。传统士大夫的处世态度是“ 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乡村士绅，则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将兼善一邑一乡，视为其应有的责任。吕实强先生曾指出：“即士为齐民之首，朝廷法纪不能尽喻于。惟士与民亲，易于取信。如有读书敦品之士，正赖其转相劝诫，稗官之教化得行，自当爱之重之。偶值公事晋见，查其诚笃自重者，不妨以其乡之有无盗贼，居民作何生业，风俗是否淳漓，博采周咨，以广见闻。”“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朝廷之法纪不能尽谕于民，而士易解析。谕之于士，使转谕于民。”一位地方官员也如此布告：“绅士为四民之首，为乡民所仰望。……余望自今而后，尔绅誉等，应振刷精神，为民先导，并辅余之欠缺。”“既然平民常以他们的趋向为趋向，教化需靠他们来推行，政府给予他们某些平民所不能享受的权利，自为顺理成章之事。” 基督教在传入过程中，引发了诸多教案。论及教案产生的原因时，在中外研究中，往往会强调列强对传教事业的保护及传教士对“坚船利炮”的依赖，而且在教案处理上各国公使偏袒传教士，甚至借教案谋取更多的政治利益，这都激化了民教冲突。在对地方士绅反教的问题上，国内研究成果将地方士绅反教的原因归结于地方士绅对基督教的不理解和宗教信仰的冲突。如戴斌武指出“晚清乡绅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关头，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困境，在民族心理上难以接受这种猝然而至并欲以主人地位取代民族文化的外来异类文化。在这种民族文化心理驱动下，他们表现出了各种反教样态”。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晚清时期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地方士绅与教会之间的对抗，更多的体现为地方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具体的矛盾和冲突。本文拟以湖北地区的教案为中心，希冀能对地方士绅和教会的冲突与矛盾进行探讨和分析。一、权威上的侵犯美国学者柯文对地方士绅进行过研究，认为：“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地方一级绅士的权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扩大，运动过后，这批新的权力受益者仍然力图保持（如果不是加强）已得的权力，即使这样做使他们和中兴的其他目标直接冲突，也在所不惜”。湖北社会在这一时期士绅人数激增，士绅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其参政、论证的能力与日俱增，这一时期湖北社会力量的崛起以绅权大张为表征，湖北士绅也竭尽全力保持和加强自身的权力。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有强权背景的势力——教会的进入，无疑在以士绅为主导地位的空间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权利体系，而这个权力体系又是地方士绅难以抵抗的，那么湖北地方士绅的权威受到威胁和损害也是不可避免的。教会在进入湖北社会的过程中，对地方士绅权威最大的损害莫过于借助威权和公使施压总署和地方官府惩办地方士绅。同治四年，干鹏具控教民冯春福抗课案中，干鹏被法领事称为“刁绅”，要求严惩。同治五年，高教士往兴国州善福里传教受阻案中，法领事和教士对总署施压，要求严惩地方士绅。后在重压下，湖广总督审理令该州监生黄圣明赔偿高教士三百串，教民罗世先等一百串。带头阻拦的五人中如有生监仍仗八十，枷号一个月。高教士于第二年再度赴善福里传教，由地方官员亲送前往，勒令地方士绅秦绅与高教士以礼相见。高教士每到一处，地方绅耆都要晓谕居民人等，不要滋事。在这样一场争斗中，地方士绅的权威无疑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向教会赔钱、受刑，以至为教会在地方传教铺平道路、扫清障碍。教会向地方士绅的权威发出挑战，并以强劲的势头冲击着地方士绅的权威。同治八年（1869年），天门县有五名绅士带领乡民烧毁奇物台天主堂，附近奉教村庄，俱被烧毁。此案经驻汉口湖北主教报知领事馆后，法使罗淑亚拟带兵自行查办，罗淑亚于十一月初五日（12月7日）派副领事狄隆先行赴汉，他本人等兵船到齐之后，也来到了汉口。这使得当地的官员压力颇大，最后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迅速着人勘估教堂及教民房屋被烧被拆情形，经过勘估之后，地方官员认为共需工料价值钱九千九百六十五串有零，而天门县的传教士以教堂烧毁物件甚多，不在估内为词，地方官员认为“自可从商弥补，勿惜小费而损大体”，最后商谈的结果是赔项开始估计的是九千九百六十五串文，后传教士以毁失物件尚多，又增五千串，又传教士唐姓津贴钱千五百串，共计钱一万六千四百余串文。滋事的士绅，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首士沈显龄、沈立臣等四人，革去生监，不准充当团首，仍分别发交江夏县学管束两年。生员程福谦、沈兆奎等，查取入学年份咨革，均不准充当团首。武生程燕珊、程行璋革去团首，发学戒饬，仍责令取具民教相安甘结，倘再滋事，惟该绅等是问切结。保正桂庆云发天门县枷号两个月，责押严加管束两年，并革役。在该案中，士绅受到了严惩，涉案士绅都被革去头衔，且规定不准充当团首。这次交锋，无疑对当地士绅是很大的打击，士绅受到如此之重罚，可以想见，当地民众必定会因此感受到绅、教权势的消长。传教士利用教会的势力与士绅相抗衡，对传统的绅权构成了威胁，一方面更加激起了士绅对教会的忌恨，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乡民见此情形，纷纷投入教会，以教会为倚靠，与当地的士绅、官长相抗衡，逐渐脱离了士绅官员的控制。天门人胡维良，加入英国浸礼会，在成为汉阳火星庙福音堂牧师后，雇佣轿夫、马夫、花童、丫鬟等，并置有三人抬蓝呢大轿、坐马一匹，将地方士绅不放在眼中。黄陂人李福寿，本是到汉口做零工的一个木匠，加入英国伦敦会后，被杨格非派回家乡传教。其回乡后，成立了数百人的教会武装，聘有师爷和教头，后来出钱捐了道台，地方士绅不得不屈尊与之来往。“在地方一级，除了绅士以外，传教士是唯一的一批允许以平等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当局往来的人，而且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绅士阶级却从未享受过这么多免遭中国法律处分的权力。” 教会倚仗公使和总署的权威得以成功进入乡村社会，对地方士绅的权威进行冲击，地方士绅在竞争中难免有屈居下风之势，被迫将其主导的部分权力空间让度给教会。这从地方士绅不再对教民进行管理可以看出。兴国州地方士绅曹国献阻止教民信教案中，以曹国献同当地士绅至教堂求和息事结案。地方士绅“先请吃酒，后立字据，言明永不阻扰习教”。在天门教案发生之后，地方绅耆甚至称“情愿鸠资修建教堂，以敦和好”。可以看出，在这种政治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败势的地方士绅——地方社会的“带头人”和 “代言者”，已经被迫成为地方事务的容忍者，不惜牺牲己之利益，以求一地之安宁。二、经济上的冲突前文已经提到阻止传教士进入地方设堂传教在湖北教案属数量较多的一类。在这类教案中，固然有地方士绅抵制教会进入的因素，但土地所有权的纷争也是导致教案多发的原因。同治十一年（1872年），湖北英国教堂案中，有英国教士租定广济县栗木桥地方一处房屋改建礼拜堂，受到地方士绅的阻扰。起因为英国教士所租房屋为地方实兴所公屋，为地方公产。既为地方公产，不能擅卖擅租，引发纠纷。再江陵县有来兆惠挪借龙山书院钱一千文，将房屋抵给书院。来兆惠后又将房屋私售法国教堂，引发地方士绅不满。在这样几起案件中，为什么会有地方民众为了个人私利，将公产或产权不明晰的房屋私售教会？与民众看到教会在地方的权势相关，他们希冀能在教会保护下，使交易合法化。而教会在这种不明情况的交易下，介入到了地方社会的纷争特别是土地和财产的争端中，加剧了教会与地方士绅的紧张关系。教会进入一地之后，主要是天主教会，还会广置田地房产，招佃收租放高利贷，在地方上，富甲一方，同样也会引发地方士绅的抗议和反对。不仅传教士如此，普通民众一旦成为教民，受到传教士信任，也会如此，有天主教管事教民胡文安，在湖北南坪汪家营等处藉教堂为名，广置田产，收稞渔利，民教互控，地方士绅深恶之。再有较为普遍的“勒罚”，民教冲突发生之后，在公使和总署的压力之下，总是地方的 “代言人”——地方士绅出面赔礼罚钱，案件才能了结。在众多的纠纷中，矛盾的焦点在于教会的“勒罚”程度。同治五年，高教士赴兴国州传教被阻案中，教民要地方士绅赔酒食十席、并挂天主圣教四字匾额赔礼。地方士绅一一照办。后教民又称，高教士让士绅出钱修建天主堂。受到地方士绅的强烈反对。光绪十六年，荆门州拾回桥祁主教因乘坐缘轿，沿路着人掌号放铳，地方民众不满，地方士绅带头将轿烧毁。教会要求赔偿，地方绅耆恐受拖累，波及无辜。同意拨用地方公款二百串赔轿，并为两位被打教民“另送程仪”。地方官员以为就此可以结案，但“又生枝节”，传教士省控委员来查，认为需银十六两，地方士绅金盛源、刘学思两家竭力如数交清。但实际上，轿子才花费五十串文。教士还令其赔偿讼费。以致荆门州地方官员也认为教会此举于情理多有不合“刘学思金盛源，一系监生，一系生员，皆非地痞… …该主教擅扭绅衿，择肥而噬，岂能置之不问，听其讹诈”。此外，诸多教案中，地方士绅要带头向教会服礼、罚席较为常见。所受“勒罚”程度往往大大高于教会的损失。在“勒罚”中，教士不仅纵容教民，而且还亲自出面，赴地方官府进行干涉。使得“勒罚”之风越演越盛。在清朝末期湖北的大教案中，诸多教民的财产被抢、房屋被烧，恐与教会的“勒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资源上的争夺在教会初进入湖北的时候，地方士绅仍以一种自信的态度看待基督教，认为：“若彼耶稣之教，非能惑人，偶有从者，亦为诱惑耳。吾羲皇尧舜以来，圣圣相传之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仁义礼智信之性，非由外铄，人所固有，人所能为。知吾堂堂礼教之中国，非外夷一隅之见所能乱也。”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优于西方文化，他们在文化上的特权地位不会受到威胁。但在武汉传教的传教士杨格非说，教会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触怒他们，布道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样做就处在老师的地位上。发行宗教书籍或科学书籍也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也就认定中国并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识。……提倡发展点什么吧，也会使他们感到侮辱，因为这是暗示中国并未达到文明的顶点，而你站得比他们更高。”所以教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地方士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各种地方资源上也展开了竞争和争夺。（一）信徒资源的争夺湖北在19世纪末的天主教徒约6万人，新教徒约2万人。虽然信徒人数在总人口中仍占少数，但数量却呈增加之势。随着传教士传教活动的不断深入，基督教开始遭遇儒教群体的反对，基督教要在一地立足发展，必然要与儒教之间进行信徒资源的正面争夺。基督教在地方获得大量信徒，使得人们渐渐脱离儒教体系。教会的巨大吸引力慢慢加强了人们的离心力。地方士绅，作为儒教体系在地方的核心，自然不能允许人们加入“洋教”，要出面阻止教会对民众的吸引力，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阻止教会进入，但是从教案的审理结果来看，要想将靠强权进入的教会拒之门外是很难的。那么，必须要与教会争夺信徒。这场争夺是长期的，几乎遍于整个晚清时期。在这种斗争中，争夺双方都采取了最直接的方式：论证民众的信仰立场。地方士绅通过地方官府自始至终牢牢抓住“民情”、“民心”，一再向总署和外国公使表明：是地方民众不愿意接纳基督教，在地方建堂传教是违背民众意愿的。英国教士在武昌城内置买地基建堂受阻案中，士绅刘进昌、陈芝田等联名百余人进言， “省城鼓楼前大街人烟稠密、往来通衢，……大街建堂必致生事”，如强行在此建堂“ 群怀疑虑，众志沸腾”。英国窦牧师宜都设堂受阻案中，也有地方士绅称“教堂均未习见，恐乡愚骇异滋事”。在传教士继续建堂的要求下，地方士绅通过地方官员禀称“民情如水，可导而不可逆，盖导则易从，逆则横决而难御”，“民视教士为仇雠，将更有不并立之势，宽之实所以导之，……，所办均协机宜”，“况教士以劝善为怀，尤当以顺人心为要义，正不必勉强就教，转遗隐忧” 。在此，地方士绅和地方官员是动了一番心思的，他们尽量让教会认为劝阻传教是为教会考虑和打算的，在“民意”、“民心”上大做文章，最后用基督教所提倡之“劝善为怀”进行阻止。教会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该县百姓接待教士甚属悦睦”，所反对的只是地方官绅，地方官绅的态度不能代表民众的意愿。地方官员认为“甚属悦睦一层，料系该教士欺饰之词，果有其事，则贵领事前文粘抄百姓告白，究系从何而来，不亦自相矛盾耶！总之，传教原为劝善，果系民情悦从，于该令办公毫无窒碍，该令何肯从中为难，致受迭札严饬。”地方官员再次言辞激烈的表示，传教是地方民众禁止的，如真的是民众愿意接受，地方官员是不会阻止的。同治十二年，鄂西北代牧主教毕礼将谷城磨盘山道教圣地玉皇顶，改为十字山。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地方士绅多次带领民众推到十字山，驱逐教民。其间，教会依据条约，要求地方官府保护，将多名绅民抓捕，但地方民众并未退缩。有学者认为，在原有的信仰受到威胁时，“当民众看到矗立在土屋茅舍、寺庙族祠间的教堂时，总会感受到传统的宗教氛围和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威胁。而如果失去旧有信仰及体现于其中的文化传统的依托，民众就会找不到自己在既定社会格局中的位置，产生无可凭依的失落感。尤其令民众感到担忧的是，新出现于面前的洋教似乎并不满足于与原来宗教并存的现状，它还在不断地吞并废庙；即使是一些香火鼎盛的民间寺观，也不由自主地感受到来自洋教咄咄逼人的威势。在文化本土意识的支配下，民众以传统信仰为出发点，通过各个角度及不同方式的努力来试图消除日益逼近的信仰危机，重建旧有宗教信仰的权威。” 推倒十字架山，也是地方士绅为重建和维护旧有宗教信仰，对教会对其信仰资源争夺不满的一种表现。 (二)文化资源的争夺教会进入湖北之后，除开展传教活动外，还兴办各种文教、卫生、医疗事业。这一方面以基督新教为主。其中以杨格非最为典型。杨格非1861年至汉口传教，在汉正街设堂传教，第二年，在后花楼街建立花楼总堂，1864年，在武昌戈甲营建立武昌第一个基督堂 ——崇真堂。后又分别至黄陂、孝感、大悟等地传教。杨格非在湖北传教长达50年，在此期间，他创办宗教报刊《谈道新编》，开办印刷所、书局，并创办 “伦敦会经学馆 ”、伦敦会中学、博学书院、武昌伦敦会女校等学校，创办英文报纸《楚报》等文教事业。杨格非在将西方文化引进的时候，带着一种自信的态度，认为：我们难道不比他们（中国人）要优越得多吗？我们不是更伟大、更智慧、更灵活、更人道、更文明吗？而且，不管在哪一方面，我们不是比他们要更有价值吗？”他将长江视为“十字架使者们的大道”，溯江而来，是要开创一个“新的世界”。在杨格非之后，新教其它教派也纷至沓来，纷纷创办学校、报纸、医院。对于开办学校，传教士有自己的看法。其一，教会在湖北地区发展的教民，多为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他们所受教育很少，有的甚至目不识丁。这一点，传教士很早就认识到了，早在1867年，有传教士称：“在教之友，多是质胜于文，偶或提及古时旧典，则赧尔茫然，亦莫怪为儒所鄙。自后应请将新旧约添以诸子百家之论，则读者喜有学问琢磨，勤而不倦。”提出应提高教民的文化水平，以免被当时的士绅和有知识的阶层看不起。其二，教会认为“接近中国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办教育。理由有二：一是因为中国人是有智慧的人民，二是因为他们看重教育也需要超过其他国家。”所以，在中国，掌握知识的地方士绅在地方社会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中国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教会开办学校，既动摇了地方士绅“师”的地位，同时也对地方士绅的文化特权构成了挑战，为地方士绅所不能容忍的。一方面，地方士绅和稍为富足的耕读之家的子弟，都不进教会学校读书，故早期教会学校的多为贫苦家庭的子弟。另一方面，地方士绅也与教会竞争，争相开办书院、义学，以保障地方子弟求学。同治年间、光绪初年，湖北各地一时之间出现了重建书院的风潮，如光绪年间，地方士绅协助襄阳知府增建鹿门书院，修建齐舍数十间，且捐银七千余两发商生息，为书院增加经古课之费用。汉阳士绅陈大文，捐银二千两，作地方办理学堂经费之用。绅董汤某等筹集巨资，在汉阳东门外东街巷玉皇阁开办蒙养学堂，来求学的学子，一切费用均由学堂提供。如此种种，都体现了地方士绅兴办学校的殷切希望，而这次风潮的出现与教会办学不无联系。面对教会广泛创办报刊、书局、出版社，士绅和官府联合开始整理国故。湖北儒家经典因屡遭兵燹被毁。1867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在武昌设立湖北官书局，但进展不大。1870年，李瀚章仿江浙书局，在武昌设立崇文书局，邀请地方士绅主事。崇文书局整理国故如《五代史》、《明史》、《十三经》等，刊行书籍300多种。（三）慈善事业的竞争地方士绅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和威望，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为知识广博、见闻广，令百姓折服；二为熟悉礼义法度，并以其行为为标准，制定乡约民规；三是以其家财和威望，能号召捐赠，进行地方重大工程建设、慈善事业的开展；四为有功名，能号召地方，联络地方官府。赈灾济贫、开展慈善事业，除官府外，更多时候是由地方士绅主持开展。地方士绅也乐于从事这样的事业，因为可以获得“乐善好施”之名以赢得社会声望。但教会进入湖北之后，举办了很多慈善事业。在大灾前后，临时性的施药、施粥，次数之多，难以统计。教会还在传教所至之地，开办育婴堂、孤儿院等慈善机构，约有20多处。教会在湖北很多地方进行的慈善事业，其规模之大，让当时的士绅望尘莫及。湖北水灾、旱灾频仍，由于长期持续的赈灾，地方乡绅举行大的救济慈善已显得无能为力。而这时，有着强大经济实力的教会的进入，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士绅原有的在慈善方面的作用，这无疑对传统上垄断地方公共福利和慈善事业的地方士绅发起了挑战，无异于与地方士绅争夺民心。面对教会的挑战，地方士绅也不甘示弱，针对教会开办的育婴堂和孤儿院的各种谣言此起彼伏。关于教堂迷拐幼孩、采生折割等谣言引发的教案，占谣言引发教案的40%。张之洞在湖北任湖广总督时，曾派官员和地方士绅定期到教会的育婴堂和孤儿院查看，以证明各种谣言系无稽之谈，但仍然不能阻止此类谣言的扩散、蔓延。另一方面，地方士绅更是在地方官府的倡导下，开始了一场兴办育婴堂的运动，与教会在慈善事业上展开了竞争。（本文为2016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晚清湖北教案中的地方士绅<1860— —1911>”成果）刘元：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w********9 发帖数: 8613	23 那些都在显示义和团的飞速膨胀和最后的飞速进发义和团在5月甚至之前就有不少人在北京城里活动发条文了你稍微查查就可以找到此类信息我看过，而且有城里人的感受如果找不到，我会帮你找【在 n****t 的大作中提到】 : 你不知道入京里那个京指的是北京外城？房山？在老北京嘴里，算北京吗？北京那时城 : 墙还在，城门也有清军把守，除非义和团化整为零，乔装入城，只要清廷禁止，义和团 : 根本进不了外城，更别说10万之众了。
w********9 发帖数: 8613	24 “过度解读”那很短时间发生的大血腥事件的短期根源是错误的在那之后，民教冲突还是有不少，而且在前面提到的主要是北方部分地方以外的“其它 ”地区发生了大的教案南方有：漳浦教案南昌教案连州教案中国的民粹思想可能由于8国联军而更变得传播开来而使得传教不能得以大发展
n****t 发帖数: 729	25 我不需要你帮我找。我想说的是如果清廷真的要保护大使馆免受义和团攻击，城门紧闭，抓捕城内拳民即可，而不是允许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城，甚至成为一些王公大臣地座上宾。【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过度解读”那很短时间发生的大血腥事件的短期根源是错误的 : 在那之后，民教冲突还是有不少，而且在前面提到的主要是北方部分地方以外的“其它 : ”地区发生了大的教案 : 南方有： : 漳浦教案 : 南昌教案 : 连州教案 : 中国的民粹思想可能由于8国联军而更变得传播开来 : 而使得传教不能得以大发展
w********9 发帖数: 8613	26 ：而不是允许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城，甚至成为一些王公大臣地座上宾。这2个的出处是什么？（6月10日前）别忘了：6月6日义和团和清军还在血战，显然清军控制不了了义和团有很大的民众基础清廷内部都有不少人支持之间的人群，包括一些清军，肯定也有不少支持义和团【在 n****t 的大作中提到】 : 我不需要你帮我找。我想说的是如果清廷真的要保护大使馆免受义和团攻击，城门紧闭 : ，抓捕城内拳民即可，而不是允许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城，甚至成为一些王公大臣地座上 : 宾。
w********9 发帖数: 8613	27 读过的几个资料说：由于有列强国的洋人教堂支持，（政府/地方官员被压后）教民会得到其他平民不同的优待，甚至能够逃脱一些（尤其是经济上的）责任挟洋自重是入教的一大诱惑
w********9 发帖数: 8613	28 第21帖引文中一段信息量很大： “ 天门人胡维良，加入英国浸礼会，在成为汉阳火星庙福音堂牧师后，雇佣轿夫、马夫、花童、丫鬟等，并置有三人抬蓝呢大轿、坐马一匹，将地方士绅不放在眼中。黄陂人李福寿，本是到汉口做零工的一个木匠，加入英国伦敦会后，被杨格非派回家乡传教。其回乡后，成立了数百人的教会武装，聘有师爷和教头，后来出钱捐了道台，地方士绅不得不屈尊与之来往。“在地方一级，除了绅士以外，传教士是唯一的一批允许以平等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当局往来的人，而且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绅士阶级却从未享受过这么多免遭中国法律处分的权力。” ”
l*w 发帖数: 3758	29 真是戏说历史，义和团这么多史料也能瞎掰。为什么1，2是关键？义和团烧长辛店丰台车站，同时烧毁丰台的欧洲人住宅区，切断京津交通以及525烧杀九名教徒不是关键呐？ 525之后使馆就要求派兵来京保护使馆区。528，529各使馆发了照会。 530各国使节面见徐用仪五大臣要求进京。五大臣答应回报皇帝定夺。 531各国使馆没等来清廷回复，见许用仪后30小时清廷没音讯。根本不存在什么531要求撤离人员，然后各国不干什么的。你这个又是从哪里听的。清廷就是被动应付，使馆要求派人来京在531之前，我是没看到清廷让洋人滚出北京的史料。有意无意混淆是啥意思啊？义和团事变要说根本，就是是否废掉光绪，让大阿哥上台。要是想把义和团这事赖到外国身上，就从己亥建储讲好了。扯些别的干什么。要是立大阿哥，各国支持了。朝廷早就把义和团给剿了。各国没支持，那把义和团拿来解决洋人是慈禧载漪早晚要干的事。除了义和团他们也没啥可以指望的力量了。提庚子之乱，不提大阿哥，反复扯别的东西，真是不是无知就是坏。【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地方民教冲突已经有历史 : 在8国入侵近1个半月到1个月前发生了2次大规模的械斗，义和团占了上风后还杀了前去 : 平定的清朝将领 : 发展到数万人开始向北京进发，沿路对一些重要的铁路和桥梁破坏 : 在5月29日烧毁丰台火车站 : 显然清朝没法很快控制实际是与朝廷也是有些对立的义和团 : 朝廷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有不小的纷争 : 1. 5月31日清廷要求西方国家从北京撤离人员，这非常合理。但西方国家不听，反倒要 : 求清廷允许派驻一定的入京军队，而清廷也让步了 : 2. 但是10天后，未经主权国家政府的允许，西方国家单方面增派2000军队入京，把北
F***e 发帖数: 23	30 驱逐洋教，恢复中华。
l*w 发帖数: 3758	31 他就瞎扯胡编。根本原因是废立光绪。慈禧要立大阿哥，各国反对。要把大阿哥弄上位，朝廷洋人都不能依靠。只能依靠搅局的义和团。载漪这傻逼去引进的义和团我党话语体系下义和团是革命运动，自然不能把这大阿哥这些烂事搅和进去，所以弄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来遮羞。居然还真有人当宝 32] 33] 【在 R******6 的大作中提到】 : 楼主用自己re自己的方式，把不顾事实，凭空spin，无下限的定性，只看对自己观点有 : 利的证据，故意回避不利证据的这些技巧，来了个大总结 : 这是我对楼主的回应：大清和义和团不得不说的故事如下，对这个问题认清了，才能从 : 多方势力冲突里看出端倪 : 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 : 袁世凯來到山東之後，採取了與毓賢不同的作法，他认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 : 主张严格取缔，下令张贴解散拳会的告示，要“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 : 晓”[31]；还大量刊刻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宣傳義和團即白蓮教[32] : ；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乡绅的力量来实行查禁[32]，责令“各村首事庄长出 : 具不得设厂习拳甘结”，要求各村庄的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33]
w********9 发帖数: 8613	32 https://www.globethics.net/pdfs/CNKI/CJFD/YTXS200503023.pdf 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 ) ) ) 兼评义和团运动中 /打杀 0教民现象 1 于作敏 (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 山东烟台 264025) 据王文杰5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6统计, 从 1856 至 1898年的 40多年间, 比较大的教案有 78件, 其中, 由于传教士袒护教民的有 8件。一些平时在地方上声名狼藉的人, 一旦入教, 依恃势力, 欺压平民。遇有诉讼, 传教士虽明知其非, 亦必出面袒护, 以曲作直。教士袒护教民, 中国官府无法主持正义, 平民受到委曲, 怨恨遂愈积愈深, 激起民教冲突, 激起教案。发生于 1865年的酉阳教案即为此类事件。法国传教士邓司铎、李国等在当地收买痞匪入教, 痞匪教民仗势欺人, 横行乡里。当地一居民何大发不愿入教, 痞匪教民刘明钊等数十人血洗何家, 杀死何父等 20余人。事件发生后, 法国教堂加以庇护, 传教士竟至将绑赴刑场的一痞匪教民劫至堂内包庇起来, 官府无可奈何。张佩超等率领民众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 杀死教士玛弼乐。这些惹事的痞匪教民, 多数原即为罪人讼棍, 漏网痞徒, 因传教士的庇护才得以逍遥法外, 一旦入教, 更加有恃无恐, 为非作歹, 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但平心而论, 应把握以下两点: 其一, 教民中良民是绝大多数, / 莠民0为数甚少, 而非/ 半属不安本分0、/ 良民甚少, 莠民甚多0。如前所述, 教民的基本来源是贫困农民, 主要动机是 / 吃教0、/ 恃教0。就文化程度来讲, 由于传教士创设教会学校等因素, 与一般人相比, 教民的情况还要略优一些。据 5中华归主6统计, 各省男信徒识字率均在 60% 以上, 有的高达百分之七八十, 女信徒识字率是 43% 左右, 教民中还有一些官员、文人等上流人物。其二, 教民中绝大多数具有民族意识, 丧失民族立场的败类是极少数
l*w 发帖数: 3758	33 尽扯这些没用的，洋人支持大阿哥。教民冲突再多，朝廷也能维稳，一个个全砍了。不支持大阿哥，洋人朝廷不敢惹，就只能请团来给洋人点颜色看看【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s://www.globethics.net/pdfs/CNKI/CJFD/YTXS200503023.pdf : 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 : ) ) ) 兼评义和团运动中 /打杀 0教民现象 : 1 : 于作敏 : (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 山东烟台 264025) : 据王文杰5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6统计, 从 1856 : 至 1898年的 40多年间, 比较大的教案有 78件, 其 : 中, 由于传教士袒护教民的有 8件。一些平时在地 : 方上声名狼藉的人, 一旦入教, 依恃势力, 欺压平民。
w********9 发帖数: 8613	34 一个脑子里灌满了水的人怎么可能理解内部都有多种势力相互牵扯的复杂的局面和事态？对乌克兰那种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你闹出的笑话还不多吗？我们不是有未成文约定，尽量互不跟帖吗？【在 l*w 的大作中提到】 : 尽扯这些没用的，洋人支持大阿哥。 : 教民冲突再多，朝廷也能维稳，一个个全砍了。 : 不支持大阿哥，洋人朝廷不敢惹，就只能请团来给洋人点颜色看看
l*w 发帖数: 3758	35 到底是谁低估了复杂程度啊。义和团这么大乱子，扯啥五月份谁先谁后不是奇怪吗。而且也不能瞎编啊。531清廷先让各国离开北京的史料在哪儿？531各国使节一直在等清廷对派兵的回复。义和团研究，大阿哥这种涉及国本的事情不扯上，到底是更简单还是更复杂。乌克兰这事吗，你还好意思扯。拿着什么网上军力对比在哪里和我剿，说啥乌克兰不堪一击的是你吧现在已经五个月了，按照你设想乌克兰被剿灭好几次了吧？这是你想简单了还是想复杂了？态？【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 一个脑子里灌满了水的人怎么可能理解内部都有多种势力相互牵扯的复杂的局面和事态？ : 对乌克兰那种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你闹出的笑话还不多吗？ : 我们不是有未成文约定，尽量互不跟帖吗？
w********9 发帖数: 8613	36 西方一个学者的研究性文章很有信息量 http://194.246.119.58/pdfs/CNKI/CJFD/LSYJ200205005.pdf 。。。由于天主教的防御性措施在华北各处有着大致差不多的模式, 似乎没有必要一一叙述义和团与天主教社群间的每一次武装冲突。对于我们来说, 直隶东南部威县的情形就是论证天主教武装活动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在赵家庄、魏村和潘村这三个村庄组成的一个集合体中, 在 1900 年的武装冲突发生之前, 教民和耶稣会传教士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早在反教会活动于 1898 年秋在十八村地区开始高涨时, 在与赵三多的梅花拳的冲突中, 赵席珍 ( Remi Isore) 就劝说赵家庄的教徒组织了一支教民自卫武装¼。在邻近的魏村, 万其偈 ( Albert Wetterwald) 也建立起另外一支武装。据万其偈称, 事实上, 正是由于教民做了充分的防御准备, 他们的对手才未敢贸然发动攻击, 并在 1898 年 11 月间发生了内部的分裂½ 。。。传教士与帝国主义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 在 19 世纪90 年代, 基督教在华北的各省交界地区发展最为强大。在这里, 传教士介入到当地对有限资源的长期争夺之中, 从而给传教事业带来显著的成果。他们的 / 政治0 刺激特别具有吸引力。许多难以从激烈的生存竞争地方体系的支配因素中得到帮助或者与这些因素不和的人, 转向教会来谋取支持。这样, 皈依基督教就成为了乡村群体性 )))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体性的)) ) 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外国教士帮助教民和望道者推翻对他们的错误指控, 对抗贪婪的衙门差役的勒索, 阻止过分的土地剥削, 有时甚至还抵御土匪的进攻, 通过在各种纷争中取胜的能力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换言之, 他们成为有效能的地方保护者, 影响着侵掠性行为和寄生性行为的模式。尽管我们确实强调了各种内部问题是基督教发展同时也是反对基督教活动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也不能低估这一过程中的外来因素。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 传教工作就从 / 不平等条约0 以及一些附属协议中得到极大的便利。1860 年的 5北京条约6 为传教事业在 19 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重大扩展奠定了基本框架。如果没有现存的内部矛盾, 传教士也会有机会干涉地方事务。但是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支持, 这种干涉就会困难得多, 也不会取得这样大的成果。也就是说, 虽然侵入的基督教不是乡村社会秩序长期恶化的始作俑者, 但它却从许多重要的方面强化了这一趋势。传教士介入地方的巨大成功, 在教民和平民之间制造了新的纷争和冲突。在中日战争期间和战后内部社会动乱、外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 传教士有可能对乡村居民提供有吸引力的政治和经济诱惑。例如, 在徐州府, 法国耶稣会于 1896 年成功地解决了大刀会事件, 结果使该会名声大振。因此, 大批乡村居民被吸引到教会中, 希望从那里获得帮助和保护。正如传教士所指出的, 参加教会的主要动机是希望逃脱地方官员、官府差役、地方绅士和土匪的不公正压迫。传教士成功地进行干预, 以减轻其皈依者的痛苦。结果是地方官员被迫道歉, 支付赔偿以保护教会。正如雷诺德指出的, / 没有任何权力 ))) 皇帝的权力除外 ))) 曾经得到过我们在徐州府的所得到的东西0 1 。正如已经指出的, 在总体上看, 教民的生存方式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没有根本不同, 而在动荡不安的各省交界地区, 由于其特有的暴力竞争和国家权力的相对虚弱, 就更是如此。在这一地区, 被压迫者寻找新的权力资源, 希望在这一过程中改变现状, 对以前的纷争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在中日战争以后传教士势力强盛的几年中, 他们的干涉实质性地改变了某些地区的压迫和剥削的模式。扩展着的教民团体又充分利用了他们新建立的权力。或者正如一位耶稣会教士所说: / 至为重要的是, 对于正义的渴求驱使贫穷的中国人走向我们。但这种自由, 或者说是对于压迫的摆脱, 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 他们从被压迫者成为压迫者。0 o 由于赢得了教会的支持, 地方上各种势力斗争中的弱势集团因而有机会成为支配者和压迫者。一位耶稣会教士指出, / 不公正的牺牲者0 转向传教士, 以摆脱那些靠诉讼和敲诈勒索谋生的人的魔爪 1 。传教士的权力和教民的蛮横来源于他们按照条约得到的特权地位, 或许更重要的是, 来源于法国以及 1890 年以后德国的保护权。考虑到如此多的教案只有在外国外交官干预以后才得以解决, 因此, 传教事业长期以来被密切地与帝国主义扩展的整个过程联结起来, 就不会令人吃惊了。但这并不一定表明, 在传教士和外国列强之间存在着有意的勾结, 前者在 19 世纪起着 / 外国侵略扩张的工具0 的作用。不过, 比较清楚的是, 如果不是经常的外交干涉和军事威胁的话, 传教士的地位可能就不会那样稳固。山东西南部巨野县的张家庄 ( 也被称为磨盘张家庄) 在义和团运动酝酿时期非常著名。在那里, 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一个名叫姚鸿烈的人组织了这一时期反抗天主教扩展的活动。姚鸿烈是邻近村庄姚家楼的一名武举人, 是当地二十多个村子的民团的团总, 但其影响力显然要扩展到曹州府以外更宽阔的地区o 。然而, 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 这类坚决且各方协力进行的反基督教扩展的活动, 往往与现存矛盾的多样性以及生存竞争的斗争模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这在山东南部地区尤其明显, 当然并不仅限于这一地区。比如, 对 1884 年到1886 年张家庄教案的仔细考察就表明, 反教会活动根源于村社内部的纷争。乡村中有如此多的新入教者是民间宗教教派成员, 这就很好地说明村社内聚力的衰落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对一亩土地所有权的长期争夺进一步破坏了村社团结, 很可能正是这一纠纷推动着一些村民转向圣言会传教士寻求帮助» 。此外, 姚鸿烈对基督教强烈而持久的仇恨, 事实上很可能是由于他的一个兄弟皈依基督教而引发的¼。但是, 正是十多年以后两名传教士于 1897 年 11 月 1 日在这里被害, 才使外部世界注意到张家庄。人们对这一事件十分熟悉, 这里毋庸重述。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 重要的是圣言会从 / 巨野事件0 的解决中得到了实质性的利益, 他们欢呼这一事件的最终解决办法是 / 对两个被害传教士最成功的赔偿0。中国被迫接受的这一解决方案由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福若瑟副主教、安治泰主教和德国政府集体制订, 包括赔偿3 000两银子作为被盗被毁财产的赔偿, 分别在兖州、曹州和济宁 ( 需要指出, 济宁大教堂已经在建设之中, 并且即将完成) 建筑三个大 / 赔偿0 教堂 ( 每座66 000两银) , 每座教堂都有一块刻有 / 敕建天主堂0 字样的门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要求在曹州府各处修建 7 座较小的建有防御措施的居住点 ( 共计银24 000两) , 以及给予修建这些居住点所需要的土地。建立这些基督教据点的要求是福若瑟提出的, 他还想规定对旅行的传教士提供武装护卫, 因为邻近的徐州府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已经享有这一保护性特权了1 。的确, 在整个华北, 没有一个地方比直隶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法国耶稣会更为突出地表现出传教士的权利了。如上所述, 在这些地方, 外国教士拥有几个建有防御措施的大院落。这些大院通常是用当地赔款修筑的, 由中国当局提供长期性的武装卫兵。在江苏北部, 也有几个作为传教士干预村社内部或村社间冲突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重要基督教教会。在 1896 年大刀会事件中达到高潮的砀山县庞、刘两大家族间的械斗, 就是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在这种暴力竞争的环境中, 许多基督教社群就这样比大多数平民社群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 需要牢记在心的是, 在由竞争着的垂直权力结构组成的社会 ) 政治秩序中, 传教士像其他地方社群领袖一样, 利用他们的权利和影响来使其社群能够最大化地获取并控制各种资源。传教士有相对较大的权利, 能够更有效率地推进其团体的事业。通过他们精心构筑的教会网络以及与其本国政府代表的联系, 传教士能够对清朝中央政府不断地施加压力, 清廷又被迫要求地方官员采取行动。特别是在省一级, 这种教会引起的国家干预能够对长期抚育起来的半自治的地方体系形成破坏。至于山东南部地区的圣言会, 通过对现有资料的仔细考察, 表明在 1900 年以前, 在天主教教士和德国政府之间并不存在一贯明确的 / 政治合作0。圣言会教士对推进其祖国在中国的狭隘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并不太感兴趣。他们的目标本质上是一个超国家的事业, 他们首先忠于的是梵蒂冈而不是柏林。更加确切地说, 在德国于 1890 年从法国手中夺得对山东的德国天主教会的保护权以后, 安治泰合乎时宜地利用了德法之间存在的帝国主义竞争, 以推动整个世界的教会以及圣言会的事业, 以及实现他个人的野心o 。同一时期, 山东北部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似乎也同样试图利用法德间的竞争。例如, 马天恩 ( Pier Paolo DeMarchi) 主教在给法国外长的报告中说, 山东官府对德国传教士很好, 是因为强有力的是因为强有力的德国政治压力, 而意大利方济各会则被当做 / 一群无赖, 尽管有条约和法国的护教权0 » 。山西南部的冲突众所周知, 较之其他省份, 山西省的教民和传教士遭受了更大的痛苦。但在这里, 中国天主教徒在外国传教士的支持和领导下, 也在一些特定地方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我首先是在山东北部代牧区主教申永福 ( Ephrem Giesen) 1919 年去世时的讣闻中注意到了这一冲突。据称, 申永福在 1900 年夏天与义和团的暴力争斗中两次受伤, 当时他还是山西南部荷兰方济各会的传教士1 。我发现了一本罕见的有关这些事件的出版物, 它促使我进一步追踪这一故事o 。下面的记载根据的是山西南部荷兰传教士在义和团冲突中寄给其主教贺广才 ( Joannes Hofman) 的一组信件, 当时, 贺广才已经逃到邻近的河南省林县田家井 ( 音) 的基督教据点。应当注意的是, 这些信件是写给本国人的, 因此可能更代表了传教士在被围困时期的真实观点, 而且它们写于义和团起义期间, 传教士在那时做出的观察与此后进行的思考会有很大不同。据记载, 在 1900 年 5 月中旬以前, 这一地区一直十分平静, 但到了 7 月初, 大多数教会就遭到破坏» ; 。然而, 当教会决定进行抵抗并着手组织战斗时, 就出现了一个与华北平原的情形非常类似的模式。在潞安府城 ( 今长治) 附近, 教会仓促修建起一组设有防御措施的据点, 7 个荷兰教士¼ ; 聚集在马场 ( 音) 及其邻近的高家庄 ( 音) ; 前面提到的申永福则以马场南面与其相隔 1 个半到 2 个小时路程的辛庄 ( 音) 为据点; 第三个防御据点在潞安北面的赵家陵 ( 音) , 由林国栋 ( T heodorus Leenen) 和孔诺定 ( Winfridus Groeneveld) 负责修建。在更西面的洪洞县的韩罗岩 ( 音) , 有一个单独的设有防御的据点。传教士立即担任了防卫行动的组织者, 负责在各自的村庄里修筑圩墙。他们有权购买和制造枪支弹药, 并且亲自指挥反击进攻者的军事行动。尽管这里的乡村居民并不擅长战斗 , 而且也没有群体性暴力的历史, 但当地的天主教徒还是很快地学会了怎样使用火枪和其他武器½ 。人数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并不特别精良的教民们, 在 1900 年夏天长期的围困中, 还是设法守住了自己的据点, 有几次还打败了他们的敌人。事实上, 的确没有一个荷兰教士遭到杀害。还应注意, 天主教传教士总是尽可能地与其教徒留在一起, 在危险时刻起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这与那些只要可能就逃离危险地区的新教传教士¾, 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内蒙古的事件内蒙古代表着另外一种环境背景。在这里, 天主教会存在的时间更久远, 在最初的宗教迫害时期, 就有北方省份的基督教徒逃到这里。到 19 世纪后半期, 主要在汉族移民中活动的圣母圣心会的比利时教士负责管理这些教会。我无意详细描述内蒙古地区义和团危机的背景或是历史, 但我还是愿意指出长城以北的反教会活动和教会自卫活动模式与华北平原的某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很显然, 蒙古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比如, 应该注意到, 在内蒙古西部, 鄂托克、乌审和达尔察克联合旗就参加到对汉族天主教徒的攻击之中1 。所以, / 义和团 0 o 、清朝官军和蒙古军队相联合, 成为对基督教社群强有力的威胁, 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使得长城以北的教会在 1900 年夏天也遭受到沉重的打击» 。尽管如此, 与华北的其他部分一样, 某些教民据点在这一旷日持久的危机中, 设法抵抗着连续不断的强大攻击。实际上, 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 由于这一地区的一般性骚乱日益严重, 比利时教士就开始在一些传教站修筑防御体系¼。 1895 年, 由于谣传甘肃将爆发新的回民起义, 内蒙古西部的天主教居民地小桥潘 ( 音 ) 就建立了防御性措施。1900 年 7 月 31 日, 来自山西教会的 10 名比利时传教士和 6 名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聚集在这一据点。从 1900 年 8 月 9 日到 9 月 29 日, 一股较大的反教会武装对该村进行了长时期的围困。在抵御这股武装的斗争中, 这一据点的防卫措施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 189; 。这一时期内蒙古天主教防卫活动另外一个超乎寻常的方面, 是比利时陆军炮兵部队的一名指挥官维特默 (Arthur Wittamer) 参与了这一活动。维特默是一支甘肃探险队的成员, 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 他从甘肃穿越内蒙古, 来到张家口附近的重要传教站西洼子 ( 音) 。他于 1900 年 6 月到达那里后, 中蒙古代牧区主教、圣母圣心会的方济众 ( Jeroom Van Aertselaer) 任命他为 / 武装部长0。维特默立即负责布置防务, 把教民组织成两个部队, 进行军事训练, 挖掘壕沟, 并且设立了一个工场, 制造炮件和火药。据维特默说, 西洼子有 400 枝来复枪和 6 门大炮, 防御非常坚固。由于采取了这些有效的防卫措施, 该站没有受到义和团的严重骚扰。据说, 维特默还试图带领 400 教民穿越蒙古去与义和团作战, 但方主教没有同意¾。维特默受过军事训练, 显然具有专门技术来加强中蒙古代牧区主要传教站的防御能力。在附近的东蒙古代牧区, 则是由入侵的俄国军队对松树嘴子教区的居民以及来到这里避难的3 000 名教民进行保护。在由西伯利亚轻骑兵和哥萨克组成的这支 75 人的部队到来之前, 该处已经加强了其防御措施1 。这些防御措施包括一道壕沟和一道圩墙, 在村子四周建起了 10 个防御工事。该站有大约2 000磅火药和同样数量的铅弹。俄军指挥官艾勒斯 ( Iu L. Elets) 立即把 23 名传教士和当地教民纳入他的军事指挥体系。这支联合武装随后发动了打击所谓义和团和清军的扫荡战役。等到捷潘斯基 ( Tserpinskii) 中将率领1 000名士兵来到之后o , 俄国人不仅能够维持地方和平, 而且还抓捕并审判了那些被控招引义和团攻击教民的人» 。法国拥有比利时在华天主教的保护权, 而在附近的山海关的法国军队不愿意对比利时的传教站提供保护, 而俄国人却愿意这样做。对此, 圣天母圣心会的副主教葛崇德 ( Van Dyck) 极为不解, 他抱怨 / 基督教法国被掌握在共济会员和犹太人的手中!0 ¼ 华北平原的外国军事干预俄国占领松树嘴子传教站, 是因为它接近俄国在山海关的主要基地。但自从 1858 ) 1860 年条约缔结后, 外国就经常对教案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或者以军事干涉相威胁。这类干涉通常发生在沿海及长江沿岸的城市, 但偶尔也有例外, 比如东南直隶代牧区的情况。直隶东南部的法国耶稣会与法国在北京和天津的官员保持着长期的联系, 1863 年, 欧洲军队第一次出现在这一教会, 但与传教事务没有关系。当时, 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受命镇压直隶南部的 / 土匪0 , 他邀请大沽炮台的一些英国军事教官来到他的部队。此后在威县南面镇压叛乱者的战斗与本文的研究没有直接关系, 但有意义的是, 崇厚要求法国耶稣会教士徐博理随军, 为科尼 ( A. H. Coney) 率领的英国士兵和天津代领事吉必勋 ( John Gibson) 担任翻译½ 。很可能, 这支深入到法国传教站领地的英国部队促使法国官员对东南直隶代牧区的事务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前面已经提到, 1863 年 / 白莲教0 骚乱发生之后, 耶稣会教士决定加强其主教座堂张家庄的防御。徐博理被派到北京和天津, 一方面取得清政府和法国官员的许可, 一方面为这一防御计划购置武器。在张家庄防御工程修筑时期, 两名法国军官访问了该教站, 显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在1868 年春, 天津领事派曾为法国陆军预备役军官的西蒙 ( Simon) 到张家庄, 训练教民使用教会拥有的大约 300 枝欧式来复枪。如杜巴尔 ( Edouard Duba) 主教所说: / 这位勇敢的先生不遗余力, 在我们的教徒中间发现了许多友好感情和军事才能。0 由于这些天主教徒能够学习到一些军事技术, 所以, 甚至那些有权势的平民们对基督教的防御措施寄予了很大希望 1 。有许多耶稣会平信徒在法国军队中度过一些时间, 这样有了必要的知识来组织和训练当地教民进行防御。此外, 在 19 世纪末, 法国的文武官员也经常访问张家庄o 。北京使馆最终于 1900 年 8 月被解救以后, 许多惩罚性远征军被派到周围农村以保护基督教社群, 并且从平民手中收集赔款。这些义和团起义后的军事干涉大都发生在北京和天津地区, 远离义和团最初的中心地区, 只有一次例外。为了加速直隶东南部耶稣会的地方谈判, 一队法国军队被派到献县, 在这次绥靖地方的行动中, 使用张家庄主教座堂作为他们在当地的大本营» 。一位耶稣会教士在给法国公使的信中说: 我们有两连法国士兵, 他们在维持该地区的和平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由于这支部队的存在, 所有的中国军官都为自己准备了一面法国旗。同时, 为了避免这些士兵来到自己管辖地, 所有地方官员的工作都很努力。我已经写信把此事报告给华伦 ( Voyron) 将军, 你可以告诉他这支前哨部队所做的一切好事。我们的 200 人在这里做的, 比1 000人在天津做得还要多, 因为这里的中国人感到更受威胁, 更为不安。河间府的 11 名官员让地方士绅给士兵们送来牛、羊等, 作为他们的礼物。与此同时, 法国军队的存在, 还有助于迫使 / 有罪的村庄0 向其基督教邻居进行赔偿。在地方上对于赔偿的评估完成以后, 就要求进行最初的支付。在一些较贫穷的地方, 要从税收中或从省金库中进行补充¼。结论在义和团起义之后的外国惩罚性远征显然代表着近代中外关系中最黑暗的历史, 然而, 如前所述, 这类直接的外国军事干涉局限于京津地区, 只有张家庄的法国军队接近于进入义和团最初的中心地带。本文聚焦于义和团事件中迄今被学术研究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即中国教徒和义和团之间的武装冲突。我没有把天主教武装活动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联系在一起, 而是首先把这些武装冲突置于华北平原各省交界地区非常普遍的暴力历史背景之中。然而, 传教士担任双重角色, 他们比其平民竞争对手有一个重大优势: 他们延伸的高层网络使他们能够动员外国帝国主义的高层的政治力量。这样, 他们就能够为其教民获取各种高层资源。这加强了许多较大的教徒社群进行有效反抗的能力, 从而度过义和团的风暴。。。。作者狄德满 ( Gary T iedemann) , 1941 年生, 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
R******6 发帖数: 609	37 好像是这么回事，时间、逻辑都对得上 …… 慈禧太后很认同，她随即就选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人选。不久，慈禧太后懿旨，命溥儁入继为同治帝子嗣，赏头品顶戴，使之成为了“大阿哥” 。同时，她还计划举行禅位典礼，改年号为“保庆”。此诏令一出，中外各方议论纷纷。不出所料的是，各国公使都不同意，他们还提出警告，说到时会拒绝入贺。慈禧太后见此情况，也不敢硬来，就把计划搁置。立储一事遭到阻挠，令慈禧太后和载漪对外国人生出了怨恨之心。此时，号称“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正在京津地区兴起。载漪想利用义和团打击外国人，就力主慈禧对外宣战。慈禧太后刚开始并不同意，可载漪想促成立储一事，就频频劝说慈禧。他还称赞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神功，慈禧就派人去考察，考察的人和载漪是一伙的，也帮他吹嘘义和团的本事。最终，慈禧太后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功，就对英、法、美等11国同时宣战。不久，这些国家组成了八国联军，一齐攻向了北京。慈禧太后不得不领着光绪帝和大阿哥溥儁，向西逃跑。 1901年，清朝和八国联军议和了，慈禧太后等人又回到了北京。载漪此前纵容义和团，因此获罪了。他的儿子溥儁因此，更不适合做"皇储“了。慈禧就废除了大阿哥，命溥儁归宗，继续给载漪当儿子。后果义和团进京 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的联军，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犯。这次侵略行为发生于农历庚子年，被称为“庚子事变”或“庚子国难”。【在 l*w 的大作中提到】 : 尽扯这些没用的，洋人支持大阿哥。 : 教民冲突再多，朝廷也能维稳，一个个全砍了。 : 不支持大阿哥，洋人朝廷不敢惹，就只能请团来给洋人点颜色看看
w********9 发帖数: 8613	38 我在几个月前说：“战事系列”不到83，也要到38。我的帖几乎全在那个系列里，没删除1个帖。还是老话：随便挖坟？ 384=？ 834=？你3个月前就说了几次kherson大反攻了你在一月底就说俄国不行，“打不起来”，我说”肯定打“ 。。。要不你把你那些还在的坟自己都挖出来？？【在 l*w 的大作中提到】 : 到底是谁低估了复杂程度啊。 : 义和团这么大乱子，扯啥五月份谁先谁后不是奇怪吗。而且也不能瞎编啊。531清廷先 : 让各国离开北京的史料在哪儿？531各国使节一直在等清廷对派兵的回复。 : 义和团研究，大阿哥这种涉及国本的事情不扯上，到底是更简单还是更复杂。 : 乌克兰这事吗，你还好意思扯。拿着什么网上军力对比在哪里和我剿，说啥乌克兰不堪 : 一击的是你吧 : 现在已经五个月了，按照你设想乌克兰被剿灭好几次了吧？这是你想简单了还是想复杂 : 了？ : : 态？
w********9 发帖数: 8613	39 我引用的相关文章几乎都是学术界的覆盖相当广你们2个能不能自己去开个主题去发放些大众化/个人化过强的内容？ wiki的不算，除非源头是比较接近原始的或者有一定学术性的谢谢你们
w********9 发帖数: 8613	40 上帝教的教派之间也有不少教案子很多发生在1900年后 http://www.historychina.net/wszl/xlxh/2006-10-11/30057.shtml
l*w 发帖数: 3758	41 有啥可挖的？科尔松不是一直在反击吗？反击不能遇到挫折是吗？我们没这规矩。你们嘴里不是毛子早赢了了吗？我说打不起来是因为相信普京知道毛军是垃圾。就和我判断一个人不会去吃屎是因为相信他知道吃屎没好处。他要真吃了，我有啥办法。您老根据啥网上军事力量对比论证毛子如何一出手几天内速胜。我没说错吧。你那个算是简单了吧？这个帖子既然是义和团就聊义和团。别扯别的。你那有眉有眼的5月31日清廷要求各国滚出中国的资料在哪儿？我学习一下。你要是不知道这事和大阿哥有关就承认一下，这算无知。要是明明知道大阿哥这个背景，在这胡搅123，那真是有点坏啊。你挑哪个我都不奇怪。【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上帝教的教派之间也有不少教案子 : 很多发生在1900年后 : http://www.historychina.net/wszl/xlxh/2006-10-11/30057.shtml
w********9 发帖数: 8613	42 http://iqh.ruc.edu.cn/qdzwgxyj/zwgx_xgd/c1dceb2d6b8a446badbd6eb25e6e7461.htm 晚清国家基督教治理中的官教关系陶飞亚李强内容提要：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使在华西教成为有相对独立地位的民间团体，迫使官方对教会从查禁变为保护和治理。因长期禁教及缺乏对西教的清晰认知，清廷仍从异端角度笼统地处理基督教问题。道咸两朝官教渐有接触，双方关系因当时战局时松时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全面开放传教，民教冲突频发，多数官员同情反教、治理消极。天津教案后，教会迎合中国发展需要，改善自身形象，部分官员渐以务实态度处理民教事务。长江教案后，朝廷肯定教会“善举”，双方沟通加强，官方政策随内外形势的震荡，从过分向教会倾斜突变为激烈排教。庚子反教双方创巨痛深，促使官教双方合作治理寻求共识，建立起区分矛盾、各负其责的制度安排，尽管无法摆脱条约束缚，但从国家治理角度初步纾解基督教问题的困局。关键词：国家治理基督教官教关系民教冲突教务章程 1844年12月清政府宣布对天主教弛禁，被迫承认天主教及后来耶稣教的合法存在，从此晚清官方就面临着对这些西洋宗教从一禁了之变成如何治理的公共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已经从民教冲突、官方政策及条约背景等不同侧面涉及了这一问题，①但迄今学界还没有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研究清政府究竟是如何治理教会问题的，治理的成效如何及影响成效的关键在哪里等问题。众所周知，国家治理古已有之。有学者将治理界定为“政府制定和实施规则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而不论这个政府民主与否”。②事实上，清政府从清初就面临着治理天主教的问题。按现代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国家治理理论，国家治理分为“单一主体”治理与“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两种类型。③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是国家治理的“单一主体” ，它对天主教是绝对权力意义上的“单一主体”管理，所以就有了清前中期对天主教宽容与严禁的多次反复。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国家治理的单一主体地位受到半殖民地格局的削弱。在不平等条约支持下的西方在华教会，相对于清政府是具有某种独立性的社会主体。基督教既是被治理对象，一定程度上也是治理的参与者。当然，这种参与在晚清都是通过列强驻华使领公开或幕后支持实现的。在这一逻辑中，如果晚清国家治理基督教的目标已经不可能是清前中期那样以禁绝为目标，而是通过管控冲突以维持自身统治，那么决定其目标能否实现就取决于主导治理的官方与被治理的教会是如何互动的。因此，考察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治理，官教关系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涉及官方究竟怎样认识教会对清朝统治的影响，是危害性的，还是有益并可利用的?官方的认识是因何变化的?另一个考察的重点是教会方面如何看待自己与清朝统治的关系?它通过什么方式让官方认识自己的真实情况，并最终影响到官方治理政策变化的?最后必须强调，晚清治理基督教是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下遭遇的新问题，这一问题把侵略与反侵略、文化与利益的冲突、保护正常信仰与规范民教关系等矛盾纠结和叠加起来了，加剧了治理的复杂性。在这个视角下考察官教关系，希望能带来一些新的认识。一、路径依赖下的官教重逢弛禁之初，官方对天主教的看法很难摆脱“路径依赖”的惯性。清廷自雍正朝以来的禁教政策，形成了从意识形态、法律条文到司法判例一整套的查禁体系。这个体系重在防范天主教“左道惑众”危及清朝统治。④因此弛禁上谕虽然承认天主教旨在劝人为善，同时也强调“其有藉教为恶及招集远乡之人勾结煽惑，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藉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⑤显然，这个声明的重点似乎更在意警告和防范天主教“作奸犯科”的影响。道光皇帝对战争失败记忆犹新，1846 年1月清廷寄给闽浙总督的上谕中，要求他对天主教“不动声色，持以镇静，内查民情，外弥夷衅”，⑥不要因天主教惹出衅端。但清廷的指示过于笼统，地方治理更取决于封疆大吏对问题的理解。耆英在广东任上对天主教有所了解，希望息事宁人，这也体现在下属知县的施政上。1847年美国浸礼会牧师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欲在广东番禺设堂传教，番禺县令对教会活动采取事先安民的做法。⑦徐继畬在福建巡抚任上时对传教士租住神光寺也做了柔性处理。⑧ 但也有官员在处理天主教问题时表现得比较严厉。1847年9月耶稣会传教士郎怀仁( Adrien Languillat)在山东平度州传教时被地方官抓住审讯，并被押送上海。⑨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直隶、湖北、西藏等地。这时刚刚走出被禁困境的天主教开始活跃起来。如教会史家赖德烈(K.S.Latourette )指出的，传教士们很明白“敕令和条约的履行大都依赖于地方官和士绅的好心好意，况且这些条约和敕令都是来自战败后的惩罚，中国人对它们的遵守大多是半心半意的” ；一些传教士希望像康熙年间的先辈一样，通过科学和教育的服务重获官方信任。⑩在上海的耶稣会士梅德尔(Mathurin Lemaitre)1846年8月向地方官“详细地介绍了在这批行将拨给的土地上准备建立的那些科学、慈善和宗教事业的机构”，(11)期望后者理解和支持他们的活动。耶稣教医学传教士在弛禁之前就和官方有过接触。伯驾(Peter Parker)1835年就在广州建立医院。“这种慈善式的努力，对移除人们思想中的偏见有很大的助益。……总督和广东省的其他高级官员也都是病人中的一部分。”(12)伯驾和林则徐有过“间接的接触”；“耆英和潘仕成的父母都曾是伯驾的病人，潘仕成和黄恩彤是伯驾的好友”。 (13)鸦片战争之后，1844年春厦门美部会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与时任福建布政使徐继畬见面。雅先是给徐带去一本(世界)地图集，“把他最感兴趣的那些地方的位置和范围指给他看”，后来还“给他寄去有《新约圣经》和其他一些书的一个包裹”。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雅裨理还拜访知县、水师军官等。雅拜访厦门同知时，“和他充分和毫无拘束地讨论了自然的和启示宗教的重要真理”。(14)1847年12月10日，厦门的道台、水师提督、海关委员、同知拜访波罗满牧师(William J.Pohlman)和罗啻牧师(Elihu Doty)，他们“还想看看有关电的实验”。(15)传教士们通过各种方式尽力培养上层社会对教会的善意。总的来说，道光晚年除了个别突发事件外，官教之间关系不甚紧张。但咸丰皇帝登基之初对外政策趋向强硬。(16)缺乏对外部世界真正了解的清廷对天主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有一种混杂夸张而缺少实际根据的紧张，采取一系列措施抵制天主教。一是以黜贬降级来惩罚许多被认为对洋人太过容忍退让、有伤国体的官员。(17)福建巡抚徐继畬等高官被申斥问责；阻止洋人传教的浙江巡抚常大淳及两江总督陆建瀛却受到表彰。( 18)二是从思想上防范天主教。1851年8月咸丰接受陆建瀛建议，下令将道光钦定的《圣谕广训》颁行天下，抵制“邪说”。(19)1851年9月，清廷下令将两江总督陆建瀛拟定的限制内地民人习教的章程咨行内地各省实行。(20)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军兴起后，曾国藩的《讨粤匪檄》猛烈抨击太平军“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官教关系更加恶化。边远地方官员处理涉教事务时走得更远。1856年2月广西西林知县张鸣凤无视朝廷明文规定，自作主张处死教士。(21)此事最后成了法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在清廷面临统治危机希望借师助剿时，官方主动接触教会，也展现了很实际的一面。太平军进逼上海之际，上海官员与耶稣会士梅德尔联系，要求他在英法外交官及联军军官前斡旋调节，至少使上海地区免遭战祸。这一时期官教联系明显增多。中国官员请梅德尔向法国公使要求把“日达尔”号上的华工遣送回家；梅办成此事，使传教事业得到官方的关照。(22)在京师方面，1859年10月清朝官方曾有请传教士把合作镇压太平天国的想法带给英法官方。差不多在同时，法国传教士已经“谒见恭邸”，对朝廷发还天主堂向恭亲王表示感谢。(23) 这一时期来华耶稣教传教士人数仍然很少，但他们有时越出五口与其他地区的官员们交往。英国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与艾约瑟(Joseph Edkins)曾到过苏常杭等地，各地官员对传教士的态度因人因时而异。杨说：“在去年(1859年)4月我带着6000 本《新约全书》和其他的宗教书籍来到杭州，并把它们全部发放出去。那个时候有一位美国传教士和他的家人也住在那里，他们与当地官员的关系都非常好。当时一些当地官员和传教士还常常互相拜访及交换礼物。……直到国外传出英法联军在中国北方战败的消息。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杭州，整个情形就发生了变化。”(24) 个别传教士的经历比较特殊，如丁韪良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外谈判，在担任翻译期间认识了总督(谭廷襄)及其同僚崇纶。他回忆这对自己“以后在北京的活动非常有利。他们后来都进入总理衙门任职”。他还利用在官场服务的机会，向文祥、崇厚及李鸿章等赠送他自己撰写的《天道溯原》。(25)与丁韪良的自述一致的是，这个因参与外交活动结识清廷高官的传教士，后来一直受朝廷欢迎并委以重任。总之，道咸两朝的官教关系因朝代更迭，政策多变而不太稳定。同时，天主教刚告别查禁也比较谨慎，耶稣教人数更少，两教都被限制在五口及附近地区，民与教、官与教的接触比较有限，清政府基督教治理的难题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二、羁縻防范与教会的开拓《北京条约》为西教在华传播打开大门，但城下之盟带给中国官方的屈辱只能使官教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天主教在两方面加剧清廷对天主教的反感。第一是普遍的索还教产；第二是一些教士和教徒的行为冒犯了官场礼仪。1860～1870年间，据《教务教案档》统计，上报到总理衙门的天主教索还教产案共有33起，传教士擅用官场仪制6 起，传教士、教民违约传教、干预地产公事等7起，命案20起。(26)其中暴力打教通常有官方背景。(27)清廷虽然被迫对如田兴恕等高官追责，但总体政策上对西教牵扯到的中外关系、价值观及具体利益等多重矛盾的笼统定性没有变化。奕等人提出的治理之策重在防范，要抓住“有隙可乘之机，自必悉心筹办，以期维持一分，即少一分流毒” 。(28)这种不分主次的既羁縻又防范的做法是一种高难度的治理要求，使清廷上下，尤其是地方官员们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陷入困境。只有极个别高官看到了要区分教会引起的不同矛盾。1862年8月湖南湘潭等地发生焚烧教堂事件，巡抚毛鸿宾在告示中追溯天主教在“康熙年间，建堂设教”，由来已久，认为“彼教与中国民人各无侵犯，亦无强人从教之条，其堂宇基地，亦皆鬻之平民，不准强占，原可相安无事”，而且“惩奸罚罪，国有常刑”，如果该教士确有毒害民众的事实，应该告官办理，不应该“动辄鸣锣聚众，挟制官长，是即犯上作乱之渐，此风尤不可长”。这位巡抚把条约时代的天主教完全等同于佛教有失偏颇，但他将笼统的问题进行了区别，看到了政府官员默许或者借用民力冲击教会是不知教会源流、不负责任的做法，最终只会伤及政府本身的统治。但总理衙门的回应强调天主教弛禁“系不得已之举”，湖南百姓反教“犹知扶持名教。然以现在官面文章而论，其势不能不出示惩治，以作羁縻之计”。(29)显然，清廷此刻还远未认识到毛巡抚提出认识“教会源流”的重要性，而在国家治理的大局中玩起纵民于前、惩民于后的“自做聪明”。天主教方面看到了官方限教有缺乏了解宗教的一面，为使官绅阶层了解天主教的基本情况，北京主教孟振生(Joseph M.Mouly)写了《天主教论疏》一文送给总署，“请检寄各省官绅共相传诵”，以便避免误解，使“不奉教者与奉教者，皆可永远相安”；此外，已经有传教士看到缓和官教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不干预地方行政。1860年12月孟振生就宝坻县有教民参与抗粮泄愤诬告县主一事，答复总署称二人“一为乡里刁恶，一为教中丑类，求饬知宝坻县按律惩治，以后凡天主教人有不遵法律者，本鉴牧查知必为首告，以伸国法”；孟振生支持地方政府施政得到总署肯定。前面提到的郎怀仁也受到官方褒奖。总署给法国公使哥士耆信中称赞郎能“守康熙间西士风范”，“并望各处传教士皆能守康熙年间西士风范，则地方官民必照彼时西儒相待，彼此均有裨益”。清廷和地方官教之间互动日渐增多。如1865年4月奕派人出席天主教北堂的奠基礼。(30) 1867年8月孟振生看到朝廷“多设育婴堂”的谕旨后，向总署介绍天主教办理慈善事业的经验。(31)1868年12月上海道台派代表和文武官员出席钱家天主堂开堂与祝圣礼仪式。(32)这反映了在遵守中国“政主教辅”传统下官教关系有可能改善的一面，但这种教会尊重官方、官方顾及彼此利益的正常互动还只是开端。耶稣教此时的信徒很少，但传教士已经开展了较多现代色彩的公益慈善活动，(33) 改善教会在百姓和官员心中的形象。如原伦敦会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在北京行医，“将西方医学推荐进政府圈子”。德贞的解剖学著作《全体通考》出版时为其作序的有荣禄、吏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广寿、毛昶熙、总理衙门大臣陈兰彬、刑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谭廷襄侄子谭宝琦、总理衙门大臣崇厚等7人。(34)直接在清政府服务的传教士也有助于改善官对教的认识。例如，军机大臣文祥听人说传教士经常辱骂孔子十分愤慨，在京师同文馆教书的丁韪良给文祥解释说：“传教士通常对圣人都十分尊敬。孔子要感谢传教士把他的作品译成欧洲语言，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吗?”(35)这种官教直接沟通显然有助于减少官方对教会的误解。尽管传教士在遭遇暴力反教、求助官方无效时，最终会寻求自己国家驻华代表的保护。但他们意识到最有效的保护来自中国政府，特别是现场的地方官。因此，1868年耶稣教中文刊物《教会新报》出版后，林乐知(Young J.Allen)注重报道官方保护教会的新闻。(36)一方面起到了劝谕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教会对于官方治理的认可。传教士们这么做并非完全是做给官方看的，教会依附政府是基督教主流传统。1867年 8月面向传教士读者的英文《教务杂志》刊载了一位作者的批评来信，“在迄今为止的外国人中的英语礼拜中，几乎没有听到为中国皇帝和那些省级高官的祈祷”，他提出每一位《教务杂志》的读者都理所当然地经常地为这个国家的皇上和大臣们祈祷。(37) 耶稣教也注重对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解释基督教。《教会新报》不时提出讨论耶稣教与儒教关系的题目，结果各地读书人多有参与。有读者要求解释揭帖上流传的“天主、耶稣教许多弊端，有童女终寡，侍奉神父，服毒入迷，挖眼带脑抽筋，累及父母妻女，自身难顾等语”。林乐知说：“究竟教会内情，中国人终不深悉。既经此问，故刊列报中，请吾等教友明晰之，一可免其所疑，二可使中国人知教会无此诸病。”(38)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能厘清官绅士民对教会的认识。不过，官方对教会的看法虽有变化但仍笼统与肤浅。1867年10月清廷要应付即将到来的修约谈判，总理衙门要求沿江沿海17名督抚就“开拓传教”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回奏中，这些大臣对天主教、耶稣教的了解参差。曾国藩、李瀚章称为“异端”。(39)李鸿章、官文认为是“邪教”。(40)沈葆桢认为天主教是“邪说”，而耶稣教“清净为宗 ”；只有吴棠、李福泰提到这些洋教“讲书劝善”，“劝人为善”，但认为“惟穷苦愚民，听其讲说，稍有知识之人，鲜有受其愚弄者”；只有署江苏巡抚、湖北巡抚郭柏荫认为天主教在中国流传很久了，不过“九流之一家”，因为教义“较佛为尤诞”，“似不致为风俗人心之大害。虽其为讲正学，卫圣道者所必争。臣愚窃以为非救时之切务也 ”，降低了应对传教在国家政务中的重要性。总起来说，尽管这些大员们的态度已经有了激烈和温和之分，但还是不能认知缠绕教会各种问题的不同性质需要区别对待，除了 “阳为抚循，阴为化导，或启其悟，或破其奸，不禁之禁，斯为正办”的老套外，(41) 也没有提出新的治理办法。在朝廷和地方大员的模糊认识下，对反教的同情和消极防范还是相当普遍。1868年因谣传天主教育婴堂食小儿肉，殃及内地会教堂被砸，引发“扬州教案”。英国政府虽对传教惹出麻烦不满，但为维护条约权利立即派军舰到南京施压。其后1870年6月21日 “天津教案”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有地方官坐观教会难堪的心态和消极作为的因素在内，结果20余西人在突发事件中毙命。列强要求清廷严惩肇事人犯，以开战为挟，严重危及清廷统治。清廷急令曾国藩赴津查办，最终以处死中国民人20人军徙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革职并从重发往黑龙江军台效力，(42)派崇厚去法国道歉结案。这些教案，尤其是震惊中外的津案把国家拖进原可避免的危机，使无辜百姓死于非命。清政府对基督教治理的失效显而易见；对教会来说，数十个生命和巨大财产顷刻化为乌有，也是触目惊心的沉重教训。因此，津案成了官教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三、务实与合作的开端但转折姗姗来迟。因为在“天津教案”危机中，清廷仍然笼统与绝对地将教会看成 “仇敌”，将打教者看成是“义民”，认为“民心失则天下解体”。(43)曾国藩处理津案后赴江南任前，慈禧太后问他为什么“教堂就常常多事”。曾答道：“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44)显然曾国藩因津案被朝野痛诋而反映情况有所保留，没能指出官方在教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1871年1月奕、文祥等向各国驻京公使递交照会，阐述了清廷管理传教八条章程。除了曾提出的由官方管辖育婴堂与传教士不得干预司法外，还增加对传教士的管理，提出对教产、教徒实行登记，并要求传教士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准妇女进入教堂，外国女修士不准在中国传教等。(45)显然，清廷着眼于建立治理基督教的制度是必要的，但该章程只从“官”单方面要求出发，全面强化对 “教”的管控，而不考虑教会的利益及官方在教会治理及司法公平中承担的义务。因此被郭嵩焘批评为“是非互淆，轻重倒置”。(46)欧洲各国政府认为章程指责传教士劣迹并无证据，总理衙门立论偏颇。(47)章程最后被拒。显然，在教会及其背后驻京公使都有发言权的半殖民地“多元主体”格局下，清廷仍以前朝惯例行事是难以实现其治理教会的目标。但中国民众反洋教怒火瞬间爆发的巨大力量使得传教士们心有余悸，他们试图寻求缓和冲突的办法。湛约翰(John Chalmers)在《教务杂志》上说，“渴望纯粹政治层面的‘强有力的干涉’是徒劳的”。(48)摩怜(Caleb C.Baldwin)认为对于民教冲突“应该尽一切可能采取一种友好的方式来进行协商和仲裁，或者直接、间接地通过中间人来解决矛盾”。(49)但是，教会如何在中国来获得“协商与仲裁”的资格呢?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的结论是：“首先应继续我们现在所作的所有善事，使中国人了解基督教；通过个人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处于政府和宗教领袖地位的官员交往沟通；另外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是：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需要很好地做好自身准备。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哲学、科学以及宗教的仔细学习，对我们认清当前的真实形势是必要的，以便能够更好地帮助中国人解决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以及宗教的等等各种困难。”(50)实际上，李所讲的“善事”指的是那些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慈善教育医疗等事业。他强调学习中国文化，是试图调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张力。众所周知，宗教对于社会是有正功能的，这一时期传教士确实做了一些“善事”。在1871年直隶水灾、(51)1877年山东大旱、1878年山西大旱时天主教与耶稣教都参加救灾活动。(52)传教士魏丁(Albert Whiting)在救灾中染病身亡葬在山西，临汾县令蒋濂撰“平阳记灾碑文”对魏等传教士表示感谢。(53)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在奉命向英国政府致谢词中也提到了“在天下之教士”。(54)传教士参加1879年河南救灾后，“该境民人之待西人较前大不相同。”(55)1889年在苏皖灾荒后，两江总督曾国荃赠送伦敦会牧师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行善有术”的匾额。(56) 耶稣教医疗教育事业这一时期有较大的发展，1889年时全国有61个医院，44个诊所，接诊348439名病人。(57)就诊者中不乏官员及眷属，如李鸿章妻子患病，得到传教士医生治理而痊愈的事情，在社会上流传很广。(58)教会办的各类学校也有大幅增加。( 59)传教士还通过兴办新式教育与官方建立合作。总署请丁韪良赴欧美日六国了解各国教育制度，回来写成《西学考略》刊行给官员阅读。(60)1875年林乐知报道格致书院成立消息时称，此举一开始就得到李鸿章、李宗羲等官绅的大力支持；有意思的是就像丁韪良被禁止在同文馆传教一样，书院章程写明“凡各种传教之书，断不可入馆”。(61) 尽管官方坚持把宗教拒之学校门外，但传教士看出要在中国兴办教育“必得中国各官皆实力襄助”，(62)因此他们在传教问题上做出实用主义的让步。除了现代性事业外，这一时期教会继续通过大众媒体对民众解释基督教，批驳鼓动反教的《辟邪实录》。(63)不仅如此，1877年耶稣教在上海召开全国大会推荐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杨格非、美国教士晏玛太(Matthew T.Yates)、林乐知等联合撰写《耶稣圣教析义》，希望“官绅士庶与教外诸君留心细阅，或可免从前之固执，即可释今日之猜嫌，此固教会中之幸，亦中国君臣之幸也”。(64)中国信徒则尝试在耶稣教和儒学之间折衷平衡。1880年10月《万国公报》连载山东信徒刘世镜的《行道要则》，文中直接提出“孔子教与耶稣教互补”之说。(65)尽管不是所有传教士们同意耶儒互补之说，(66)但他们已经觉察到“调和耶儒”是在价值观层面与中国官员对话的必要前提。天主教则致力于强调自身的合法性。1877年上海天主教中国籍神父黄伯禄编辑出版了以官方文献为主要内容的《正教奉传》，说明天主教在中国流传已久。(67)1883年黄伯禄又将道光六年(1826)以前的历代天主教会获得中国官方表扬的文字汇为一编。(68) 这些立足于官方文献的护教著作对还原天主教的历史形象有一定的影响。教会方面也比较重视直接向官方表达善意。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时上海耶稣教各教会集合祈祷“恭祝圣上大婚”；同年，丁宝桢从山东巡抚升任两江总督；1880年刘坤一从两广总督调任两江总督，新教报刊都表示了祝贺。(69)天主教报刊也是如此。《益闻录》 1883年以“丞相爱民”为题，称赞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政绩；1884年中法战争之际报道两广总督张之洞出示告诫百姓“临阵杀法兵者则为勇士，无故扰害外国人者则为乱民。勇士有赏，乱民有罚”。(70) 另外，天主教在买地建堂方面，对官方的要求也表现出某种灵活性。1880年北京天主教堂在琉璃厂买得书铺门面房三间，原计划在琉璃厂建堂，但“厂中各书坊不允，联名呈禀北城都察院”，后来有御史出面交涉，教会最后让步。(71)在清廷修理南海要求迁走邻近宫闱的天主教蚕池口教堂时，由李鸿章与教会交涉，教会方面表现了慎重和配合。(72) 更为重要的是，两教这一时期开始制订一些约束教徒及传教士的具体规则，客观上有助于清廷治理教会。如1871年福州美以美会教士译有例文一本，要求入教者了解教徒应遵守的规矩。书中强调教徒“理宜服国家官长，教士传道者尤宜如是，自己和平端正，教人尊敬官长，顺守国法”。(73)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基层官员取得教会方面支持发布了治理教会的告示。1874年登莱青兵备道龚易图与美国烟台领事施博(Eli T.Sheppard) 议定条规对中国官方最痛恨的传教士干预司法一事，申明“如外国传教士出头护庇，亦准该民人来烟赴本监督衙门及领事官衙门指名控告，必为秉公审理”。(74)天主教方面还有官教合作发布的告示。1876年巴东县令与湖北天主教传教罗司铎联合告示中强调“ 所有设堂传教以及设立义学、医馆，皆系心存济世以善及人，且系条约所准，并无违法害人之事”，造谣生事要受官府严惩。同时，该告示特别把守法列为“奉教之人”的入教条件，强调教会司铎“专理教内灵魂事务”，不得干预司法。(75)这些规则预示官教之间在协调各自基本利益前提下存在彼此合作的可能性。到19世纪90年代，新生代传教士明确提出了要重视官教的直接沟通。传教士租地建堂常常容易引起纠纷。1890年李佳白(Gilbert Reid)专门撰“教堂租置房地条例”讨论这一问题，他一方面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中朝待教甚厚，而各教报效亦须孚之以信，结之以义也”，主张有问题应在地方政府层面解决，不要专靠外国使领施压。但另一方面如果传教士“未能妥办”，还是要 “呈禀本国大臣等官保护，以求持平之意也”。(76) 一般来说，“天津教案”以后，基督教会在各种场合不断发声为自己辩护。(77)个别参与世俗活动较多的传教士已经在高层赢得影响。1887年李提摩太在北京期间，写了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送给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廷高官。他借此极力向李鸿章介绍基督教能够给国家带来的好处，这也是促成他之后写《救世教益》一书的“决定性原因”；此外，1888年曾纪泽因倡议在天津和北京之间修建一条铁路，为了准备回应醇亲王咨询的材料，求助李提摩太解决了这个难题。(78)1890年5月23日总署设宴欢送丁韪良回美国。这些官员认为丁“较之从前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诸公，倍有光采，获益无涯”。(79)这都说明官方对教会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弛禁之初官方一致认为西教像传统的“邪教”一样危险，经过几十年的接触，这种猜疑正在淡去。1891年5月长江沿岸安徽芜湖、江苏镇江各属连续发生会党发动的教案，案情震动朝廷，但此次清政府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四、教会影响朝廷与官方政策的倾斜和剧变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劻1891年6月的奏折反映了高层的态度。第一，在奏折中首次公开为教会辩解，肯定了“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并称赞“其教中施医育婴，皆属善举。近年各省被灾地方教士等捐资助赈者，颇不乏人，其乐善好施，亦属可嘉”。第二，奏折提到了反教群体中有乘乱打劫的“不逞之徒”及其打教给政府造成的威胁。第三，采取措施查禁鼓动反教者。奕劻要求对造谣惑众者“严密查拏，从重治罪”。( 80)1891年9月，驻外公使薛福成的奏折中也认为天主教、耶稣教本质上是劝人为善者，断无杀人入药之事。(81)对于清政府教案治理方针的上谕，传教士评价是：“这道圣旨要比政府以前所颁发的任何内容都开放友好。圣旨痛斥所有煽动暴乱的邪恶分子。声明并重申传教士在华居住和从事传教的权利，以及基督教皈依者自由信教和享有政府保护的权利。”(82) 但官方长期以来的仇教意识，仅靠一道圣旨难以消除。在一些地方，就如丁韪良所说：“官员们把它扔到了一边，根本不以为然。”(83)因此，在清政府强调保护教会之际，教会也有新的行动。第一，游说高级官吏。1891年《万国公报》中林乐知说李鸿章曾问李提摩太基督教会如何有益于中国社会。李氏专门写了《救世教益》解释了耶稣教的内容，也强调耶稣教在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建树。(84)第二，继续表示教会是服从国家管理和忠于朝廷的。例如，1894年5月德国传教士在“两粤传教章程”中说“ 教士时常开导教民，尔等入教仍系中国子民，当存尊君亲上之心，归地方官管理，与平民一律尊敬绅士。”在教会礼拜时“亦应代中国皇帝祈祷，《圣书》内载明：居位者，乃上帝所立。教内之人自应深加敬服。”(85)第三，耶稣教教会还抓住机会向慈禧太后表达敬意。1894年适逢慈禧六十大寿，宁波的耶稣教女传教士发起向慈禧“献经祝嘏” 的活动，把特制的《新约全书》献给慈禧。(86)至少在表面上，传教士与清廷的关系进入比较密切的阶段。甲午战败后，中外关系的新格局使得官教关系的天平向教会一方倾斜。清政府新败之后深恐引起中外冲突，在教会问题上对地方官采取高压措施。1895年5月成都教案后，总督刘秉璋著即革职永不叙用；除行政处分外，清廷还制定了经济处罚的措施，得到皇帝批准实施。(87)尽管如此，连连发生的教案还是使得传教士们非常惊恐。1895年耶稣教会采取集体行动，推举李提摩太和美国传教士惠志道(John Wherry)进京上书，并于1895年10月31日受到恭亲王奕的接见。(88)11月14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亲自陪同两位传教士正式到总理衙门上书。总理衙门收下了传教士的两份文件，允诺上奏光绪皇帝。传教士们终于使清廷高层直接听到自己为基督教、特别是为历来被官府鄙视的中国基督徒的辩护。(89)值得一提的是上书采用了奏疏的形式，陈述教会的两个要求：第一是将《海国图志》及《经世文续编》中“谤教之文”及各种“诬蔑教会之书”，“划除禁止”；第二是“无论官民，如愿入教，悉听其便，万不可迫之使背教规。皆当实准奉教，无容歧视也”。(90)1896年1月继传教士上书之后，耶稣教又委派人员著成《圣教入华说》，“拟呈中国政府，恳讬进呈御览”，“请旨谕令各省督抚，转饬司道，分行各府州县，据情出示，使中华读书知理之士，以及凡能识字之人，洞悉圣教之道，皆正大光明，朴实说理，足能赐福于天下人民”；在李提摩太等上书之后，1896年8月李佳白也写了《民教相安议》，从妥协折衷的立场，写了民、教、官在相互关系中都有“当尽之本分”。(91)李佳白这种认为传教士、教徒、平民及官员在处理民教关系中都有各自义务的说法，相比过去彼此指责而言，指出了一条合作治理教会问题的路径，这使得李在清廷赢得不少听众。天主教方面并没有像耶稣教传教士一样在清廷改革活动中那样活跃。但在“长江教案”后，为了破除天主教堂的神秘感，各地教会邀请官员参观天主教堂的行为逐渐多了起来。(92)同时他们也像耶稣教一样，一再向朝廷表达忠诚。在慈禧六十大寿时，江南主教倪怀纶发出“主教谕单”宣称，为庆祝“皇太后六旬万寿”，要求苏皖两省信徒在慈禧生日那天都要到教堂去“虔祈上主佑我皇太后徽祚绵长”。(93)同样，天主教也请法国公使施阿兰给总理衙门照会，要求删去“禁教明文”，“禁绝谤书”。(94) 实际上这一时期耶稣教与官方互动日益增多。翁同龢1895年2月10日的日记中说：“ 英教士李提摩太有妙法，救目前亦救将来，请酬银百万，不成不取。”(95)1896年8月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答谢李佳白向朝廷高官赠送《中东战纪本末》一书，透露“王爷各位堂宪阅讫”，评价“此书著述渊博，实事求是……要终总不外发人深省之意”。(96)在山东登州以办文会馆著称的狄考文和另外一批传教士在1897年给总理衙门上书建议在京师“创设总学堂”。(97) 维新运动前后也许可以看成官教关系短暂的蜜月时期。两教多年的言说和行动已经影响清廷对教会的看法及治理教会的政策。与教会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从对国家治理的利弊出发，明确提出了“非攻教”看法。(98)即便是“戊戌维新 ”之后，官教的权力关系还在向教会方面倾斜。为减少教案对清廷中枢的压力，1899年 3月清政府颁布“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五条”，规定传教士可按各自教阶见相应级别的政府官员。(99)这个章程多少出于总理衙门的主动，其目的不在于给传教士虚衔，而是要促使地方官必须按一定级别接待传教士，以直接在地方上了结教案，避免动辄上升到国家层面。尽管章程规定了“如民教涉讼，地方官务须持平审办，教士亦不干预袒护，以期民教相安”，(100)它还是无法防范教会方面可能滥用权力。这一条款遭到耶稣教传教士的猛烈抨击。林乐知和蔡尔康以“铸错危言”为题大声疾呼“既行此例，大错至危”。(101) 这一时期官方给予传教士的待遇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杨格非1899年春造访湖南。他写道：“这是我第四次来到湖南，却是我第一次感到生命没有危险。这一切都归功于当地官员对我们以礼相待，关照有加。百姓的眼睛都在盯着那些官员，对我们的态度，也完全在于他们看待当地官员与我们交往的想法和政策。这次，他们读懂了官员的想法，所以百姓对我们非常友善。”1899年10月，杨格非与伦敦会湖南分会的一位传教士再次造访湖南。他们坐总督的“文星号”到岳州，“晚上，所有的官员都送来拜帖，向我们嘘寒问暖。所来之人，皆是毕恭毕敬。……这就是我们与官员的交往，我们对此非常满意”。(102)这种官教关系中已经孕育“物极必反”的危机。在官方内部对教会不满或仇视者仍是大有人在。如在甲午前后先后担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毓贤等地方大员以及在朝廷的刚毅、赵舒翘等。林乐知警告说“假使有十八李 (秉衡)者起，盘踞于十八省，六赵(舒翘)者起，蔓延于六部，必有四国者起(指列强效法德国瓜分中国)，瓜分于四方，悬想及此，不觉心战手颤，不敢书，并不忍书矣”。( 103)但维新运动失败后恰恰是保守派官员逐步控制清廷中枢权力，官教关系进入多变和混乱时期。慈禧一方面延续此前对基督教的政策，重申传教载在条约，官员不能歧视教民、教民要尊敬官长和睦乡邻，督抚要广行晓谕绅民使民教相安。另一方面，因其废立计划未得到列强支持，对外态度趋于强硬，连带影响到对西教的态度。1900年6月16日八国联军进犯大沽炮台。6月21日清廷颁布宣战上谕，痛斥西方传教“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肯定“义勇焚教堂屠杀教民”事出有因。(104)7月1日清廷下令教民能悔悟者，准予自新既往不咎。各国教士一律驱逐回国。(105)但到7月17日清廷转变政策反过来下令剿办土匪乱民，保护教士教民。(106)8月2日下令文武官员不得杀戮感悔投诚之教民。(107) 不过，此次清廷政策骤然反复，对地方官教关系的影响因地因人而异。传教士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也有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因素，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冲突”。(108) 整体而言，其中京津和华北、东北、蒙古等地官员普遍镇压教会，陕西、甘肃基本持保护教会态度，另外则有南方的“东南互保”。(109)清廷政策反复，庚子一役教民死者约3万，(110)教士100余人，拳民平民无法统计。林乐知的一些预言不幸成为现实。五、妥协与合作的治理庚子事件对官教双方创巨痛深，事后清廷和教会都想寻找长治久安的办法。1901年的《辛丑条约》没有直接提到基督教问题，但议约之际，清廷要求谈判代表奕劻、李鸿章“亟宜将传教妥定章程，以防后患”。(111)湖广总督张之洞进而提出希望订入专条的内容，如对教士教堂有所限制、传教士不能干预中国司法行政、教民要受地方官管束，恪守子民之分等。(112)但在清廷权威受到重挫之际，只有官方的声音是不现实的。实际负责谈判的官员以和解的姿态寻求教会的合作，这也符合了教会方面一直希望能在官方治理中维护自己利益的愿望。 1901年9月直隶布政使周馥发出“分请耶稣天主教各牧师约束教民公函”，称“平民教民正当永除嫌隙”，“官长虽有治理之权，仍望教士剀切开导。但得各教堂教会首士与仆等同心商办，必能安保无事”；这位地方官承认了对基督教的治理需要得到教会的合作。受到义和团运动教训的教会方面迅速做出积极反应。直隶耶稣教众牧师复函表示支持周馥；天主教方面樊国梁告诫北京等处天主教徒：“弗论教民、平民同是一民，均是国家赤子，均当诚心遵听上命，辑睦乡堂，俨若一家。”(113)法国历史学家巴斯蒂(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运用遣使会档案证明了在直隶正定府的包儒略主教( Jules Bruguière)是如何避免公使团介入而直接与地方官交涉赔偿问题。而地方当局感谢代牧区主教能使占领军规规矩矩，因而对此满口答应。(114)《万国公报》刊出的 “直隶正定府包主教复周馥函”也表明了包对地方官的坚决支持，警告教民不得犯有讹诈、抗粮、讼棍、挟制官长等罪，“本主教已速恳地方官认真照办，尔等切莫以身试法 ”。(115)湖南、湖北的英国伦敦会及山东青州的英国浸礼会都订出类似章程，希望当局“可知劝华人入教并非外其心也”。(116) 各地也纷纷出台类似章程。1902年的山西教案善后章程更列出地方官应尽之责、教士应尽之责及教外人与教内人应尽之公共职分。(117)其中如习教生员应该参加助祭文庙，体现了明显的妥协色彩，因其明确了地方官、传教士、教民及平民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了官教双方的认同。1902年两广总督陶模签订了一个中美法《广东教务章程》，其核心内容也涉及传教士与民教诉讼方面。该章程强调了“凡非教案，教士等一概不得藉词干预”外，也承认教士对“案关真正教务，须查明的确证据，先由教士报知县官及地方各官，并须将案情按照应行款式，明白书写，使华官易于明晓。如县官判断不公，或不按办，可将该案控于领事官，惟须将全案原委报明”。(118)《广东教务章程》规定了与教务无关，教士不得干预词讼及强调了对教士、教民的管束。由于其最为翔实和具可操作性，这一章程后来转发全国，被“一体奉行”。(119)类似的教案善后章程还有很多，如“奉省天主教议结合同”、“美以美会耶稣教案议结条约”等。(120) 地方上一定程度的合作为清廷与相关国家协商教会问题提供了基础。1903年签订的《中美通商行船条约》中的“传教条款”表明国家保障传教和信教自由，以承认“耶稣、天主两等基督教原为劝人行善”为前提，并保障“华民自愿奉基督教，毫无限止”；此外，新增的许多内容体现了“衡平”的原则，第一次把对教徒教士的限制写得清清楚楚：一是作为中国人应“一体遵守中国律例，敬重官长，和翕相处”；二是“于未入教以前或入教后，如有犯法，不得因身已入教，遂免追究”；三是“凡华民应纳各项例定捐税，入教者亦不得免纳”，但在此问题上明确“与基督教相违背者，不得向入教之民抽取”。另明确规定“教士应不得干预中国官员治理华民之权”。此外，规定中国官员应一视同仁，“须照律秉公办理，使两等人民相安度日”。最后，保留教会的置产权，但同时也确保官方的监察权。(121)这一“传教条款”成为随后与葡、德、意等国谈判时的模板，尤其1908年7月与瑞典签订《通商条约》，其第十二款与此款语句基本相同。(122)而这些条款与《广东教务章程》一脉相承。这些改动自然还是在条约体系之内的修补，但就国家治理而言，正如时人评论所言“实欲教民、教士此后与华官不致龃龉。各教士果皆能照章办理，则将来受益自是无穷”。(123)1904年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根据清廷与各国签订的各条约总结出处理天主教教案简明要览九条颁发给各州县。( 124)这一要览从教士、教民、地方官三方面阐述教案的处理，同以往的一些教案处理办法相比详细而更全面。在谈判赔款数额及用途等问题上，官方也寻求教会合作。耶稣教传教士多认为传教士的生命是无法用金钱来赔偿的。他们不愿意造成传教士生命值多少钱的印象。至于信徒的财产损失，他们要求“任何基督徒都不能抱着恶意或者复仇的心理；基督徒提出的不应该是太苛刻的或者超常的要求”。至于具体办法，他们认为“如果能通过地方官绅的友好安排而协调最好不过了，这样做既可以得到满意的解决也可以建立新的友谊；事实上，地方官员经常愿意直接跟传教士来协商解决”。传教士认为求助外交官是最后不得已的办法。(125)至于赔款的用途，有些传教士主张用在发展教育上。李提摩太被山西巡抚岑春煊邀请赴晋谈判赔偿时，主张山西五十万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通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道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 (126)李提摩太用赔款办学的举动使得山西官绅很受感动。庚子之后，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官教互动成为常态。1907年端方任两江总督时，曾发文敕令下属官员“平时与教士联络，期无隔阂，并推诚相与，实力照章保护，尤为调和民教第一要义。此全在地方官参酌机宜，消融意见，不卑不亢，无诈无虞，自可共保治安，永弭嫌隙”。(127)值得一提的是官教双方还在有的场合公开讨论如何治理教会的问题。1907年李佳白的尚贤堂开会欢迎来上海参加耶稣教入华百年大会的各地传教士，南北洋大臣、粤苏浙三省督抚都认为以此举足以联络睦谊消弭扞格，写信表示祝贺。会上官方代表表示了对于教会方面配合治理基督教的肯定。浙江巡抚张曾敭的代表在致辞中说，李佳白的《民教相安议》对教士教民的行为和义务说得很清楚，表明教士一方的“律己之严”，“于平民则毫无畛域之分，于官长则自尽交际之道，此待人之恕也 ”。这样做就能使得民教“情好永敦，猜嫌悉化，尚何有因教滋事之案”。(128)上海道台瑞澄在颂词中说“民教积不相能”有两个原因，“即法律政治上之服从与否及干涉与否”。他也认为李佳白的书和教士联会的《防讼释疑说略》，有助于“中国得与美国特定传教之约，使凡服从基督教之民人，咸知遵守法律，尊敬官长，不致藉入教以为非，又使吾民知教士宅心公正，不干预中国官员治理华民之权，而中国官员亦必行其秉公办理之实”，对调和民教“收辑睦邦交之效果，功莫大焉”。这位道台还从自己治理教会的经验出发，认为一年以来“默察各属奉教之民，悉能安分守法，彼此相安沪上，耶稣暨天主各教士又皆率身诚笃，持论公平，足辅鄙人所不及，此尤为鄙人所欣慰而不禁为他省人民祷祝以求者也”，对官教合作表示了满意。耶稣教士百年会会长英国教士纪伯生(John C.Gibson)答词表示“敝教会当尽其力于各种教育事业，以助中国达其目的，初无别树一帜，以相倾轧之意也”，同时一再表示“敝教士等与习教之华人常祷祝中国君民，邀天之佑，太平安乐，日见兴盛也”，(129)再一次向官方解释了教会的动机及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清廷方面也总结处理民教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1906年3月御史杜彤上奏，认为教案频发由于民智未开，无识之辈，一唱百和，欠缺思考，奏请将历次教案汇辑成书，刊行各省，遍颁各州，并仿照讲报所、说书处办法，广为宣讲。(130)当时未见清廷对此奏的批示，但1907年10月，清廷下令各省督抚迅将中国与各国所定约章内传教各条摘要辑刊成册，分发所属各官认真讲习，遇有外国教士交接事件，遵照约章切实办理。(131) 除中央外，地方官员也有类似的举措。周馥因感到历次教案创巨痛深，遂委任进士李刚己编成《教务纪略》一书，希望有助于改变当时一些官员不通外情，不达教旨，以致引起中外争端的状况。另外，清廷一向认为法国保教权使得官方与教会直接交涉增加了困难。早在1886年就试图联络罗马教廷废除法国保教权的计划。在庚子之后，不断有官员提出直接联络教廷废除法国保教权的问题。(132)1904年7月法国政府和罗马教廷断绝外交关系。1905年法国正式宣布政教分离。1906年1月法国驻华公使通知清廷放弃对他国的保教权，此后只保护本国教徒、教士。这也使得官教关系减少了非宗教因素的影响。随着官教关系的缓和，1908年3月清廷批准了奕劻取消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的奏折，(133)同时外务部宣布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各事宜一体撤销。《字林西报》曾发表专门的评论文章，称此举 “实能免除民教失和之惟一大原因”。(134) 不过，官教之间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教会方面除了仍在各个层面为宗教辩护外，还继续以集体名义向朝廷最高层喊话。1907年基督教入华百年大会委托英德美三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交两件禀文。第一件重点是“辨明传道有益国家人民各缘”，向官方解释基督教到底对中国政府及社会有什么好处。禀文说“教会与政党迥殊”，无论在“君权无限”、“君权有限”还是“直行民政”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都有传播，但都是顺服政权的，因为“《圣经》曰：掌权者，由上帝而设，又命我等为国君执政者，恒为祈祷。……吾等亦恒劝教友谨为顺民，敬重长上，爱惜本国，按期完课等事。倘若干预私会政党，实为教规所厉禁也”。禀文还说“中国兴盛，将来能至诸国首领，是我侪所甚愿也”。同时，传教士们强调道德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劝告清廷“以仁义道德治民，则政治完备，止于至善矣”。第二件重点要求公平对待中国信徒。禀文追溯了西方也是从 “逼其子民遵从国君之教者”，然后发展到“厥后有改易以宽明处民者”，这“不惟使民能辩，邪正愈明，复使执政者，尤能辨人心之虚实也”。所以，“中国若宽以待民，不复有民教之区别，将来获福无穷”。禀文还要求在各种机会方面对教徒一视同仁，“ 至授官职、选教习、派学生等事，亦请如是秉公办理。盖教民不被官势欺压，必至深感恩庇，倍示忠诚。是则民之奉教，不但于政务无损，亦于国之兴盛不无小补”。(135) 如果说禀文有点老调重弹且把责任都推给清政府的话，中国官方的回应则是迥异从前。某巡抚在回答李提摩太的公开信中，一方面赞扬传教士们“艰苦耐劳，热诚教务” ，同时也申明中国自古以来宗教宽容的传统，如果民教有冲突，“教民、非教民，当两任其咎者也”。他举出公私学堂“多有延各国教士、或本国教友，为西文科学之教员者 ”，“谢洪赉卒业于东吴学堂，授以进士；马良本神甫，而许为道员”的例子，说明政府“无疑忌基督教徒之心”。同时，基督徒读书人不拜孔子，而教会学校强迫礼拜都是引起“不便”的原因。不过这位官员认为：“此等仪文，均系外貌上之障碍，无关心理，本部院深望政教大同，彼此终有融合之一日也。”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官员还提到“信教自由，已成世界公理”。(136)官方的这种认识对于治理宗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尽管晚清最后十年教案还时有发生，甚至有“南昌教案”这样的命案，但官教关系缓和以及清廷对基督教治理的成效，都远非弛禁初年乃至1900年之前可比。1910 年新教世界传教士大会在英国爱丁堡召开，大会议题之一是“差会与政府”，讨论基督教会与非基督教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华传教士罗约翰(John Ross)发言认为“中国政府并不反对基督教，而是反对外国人”，他还声明“其实条约权利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能够移除中国政府和官员对基督教和传教差会是政治性代理机构的想法，那么就会移除当今教务在中国进展的最大障碍”。(137)罗约翰对清廷对基督教的治理并无非议，但他看到了这种治理存在的瓶颈。老资格的传教士丁韪良也说：“本土教堂还不够成熟，必须依赖外国教士，必须有外国干涉，使政府履行保护教堂及皈依者的义务，这难免引起一定程度的反感。等到本土教堂强大起来，不再需要外国教士……充分认识到信仰自由的权利，转而庇护基督教社区，许多源于虚假爱国主义的反感将会消失。”( 138)中国信徒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有远见者如上海长老会牧师俞国桢早在1905年就提出了并尝试自办教会以“挽回教权”。1910年湖北浙江两省又有中国信徒申办自立教会，两广总督瑞徵和浙江巡抚增韫分别给予批准“以期调和民教，消嫌释疑”。(139)不过，自立教会的兴起及对政府治理产生影响已经是辛亥以后的事情了。六、结语从国家治理角度看晚清政府与基督教的关系，必须看到在当时的中外关系格局中，清政府无力否定其“合法”存在的地位，而只能作为一种社团进行管理。从清政府的立场看，国家治理基督教应该以控制冲突维护自身统治为目标，甚至在“神道设教”思维下利用宗教为自己服务。从基督教的利益出发，是要使得在中国传教和民人信教能得到官府的保护。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官教双方，建立起治理而非查禁的关系注定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晚清官方花了很长时间终于逐渐从清前中期禁教的惯性中走了出来，摆脱了对教会笼统和绝对化的看法，认清了基督宗教叠加的多种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也看到了基督教的“劝人为善”及其现代性事业对中国的益处。而基督教也为了自身利益在逐步适应中国“政主教辅”的传统，约束传教士和教徒行为，向官方喊话并与官员保持接触，使得官方对西教从怀疑不安转向正常治理。不可否认的是，晚清基督教的输入是与列强侵略同步的，列强政治势力的介入加剧了清廷治理基督教的难度。但清廷逐渐以务实的态度，把教会作为治理基督教议程中的一个参与者而尽量减少列强插手，在建立保护正常信仰同时规范民教关系的治理制度方面，达成某种妥协与合作，基本上缓解了长期困扰晚清政治的基督教问题。当然，官绅和民众对“洋教 ”的抵制以及列强在条约框架下对教会的支持，都从不同侧面影响了晚清国家治理基督教的进程。尽管真正的现代宗教治理制度的建构还有待民国肇兴，但这一段治理基督教的曲折历史，或许值得我们深思。
l*w 发帖数: 3758	43 我鳖学术界有个义和团是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最近十几年才开始扩展一下。有啥东西拿史料说话。531哪个清廷要求各国使馆撤离我是第一次听说。各国使节回忆都是530和徐用仪五大臣会面提增兵要求，然后等了30小时没回音。你要有就拿出来学习一下。别整的你好像多学术似的。【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我引用的相关文章几乎都是学术界的 : 覆盖相当广 : 你们2个能不能自己去开个主题去发放些大众化/个人化过强的内容？ : wiki的不算，除非源头是比较接近原始的或者有一定学术性的 : 谢谢你们
w********9 发帖数: 8613	44 你想挖就挖，不想挖就不挖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Military/62994279.html 你说了几次正在发生的大反击你大了几次后就没了，成了菌斑的笑话我没有说过你随便找。我从来不删帖。你是挖不到的。大错特错。我说过比克里米亚长，比顿巴斯战争时间短。开战后我就开了战事系列，知道会有不少。几个系列后，我说：不到83也要到38。也就是说：至少半年。我也在比较早就说过：激战期间不会比1年长什么。这些都应该是在 “战事”系列10之前。这是你的朋友 Roshou16 (肉手儿)提供的。我猜是wiki上的。我开始还是信这个的。。。但6月10日要重要得多。这个日期是没问题的。那之前某日被要求过“24小时撤离”是在这里的一个学术性文章里提到了。发信人: lgw (abcdefg), 信区: Military 标题: Re: 俄罗斯地盘那么大，为啥还要东乌克兰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Mar 3 10:31:44 2022, 美东) 挖个坟吧【在 l*w 的大作中提到】 : 有啥可挖的？科尔松不是一直在反击吗？反击不能遇到挫折是吗？我们没这规矩。 : 你们嘴里不是毛子早赢了了吗？ : 我说打不起来是因为相信普京知道毛军是垃圾。就和我判断一个人不会去吃屎是因为相 : 信他知道吃屎没好处。他要真吃了，我有啥办法。 : 您老根据啥网上军事力量对比论证毛子如何一出手几天内速胜。我没说错吧。 : 你那个算是简单了吧？ : 这个帖子既然是义和团就聊义和团。别扯别的。 : 你那有眉有眼的5月31日清廷要求各国滚出中国的资料在哪儿？ : 我学习一下。 : 你要是不知道这事和大阿哥有关就承认一下，这算无知。
l*w 发帖数: 3758	45 你以俄军可以速胜为基础预测普京出兵。我以俄军很垃圾，没法速胜，认为普京睿智知道俄军垃圾这点为基础预测普京不会打。这个没啥疑义吧。这贴义和团的，咱别扯别的，宏观上，你知不知道大阿哥这背景？要是不知道，算无知不？要是知道，还这么123的，算坏不？微观上，5月31日清廷要求各国从北京撤离这个史料在哪儿？您这么动不动就摆个学术范架子的不会没有史料支持就在这里123吧。兄弟我都这么严正要求了，史料上回应下吧。承认没有无所谓，我这人好说话，啥事都不惊讶。【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 你想挖就挖，不想挖就不挖 :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Military/62994279.html : 你说了几次正在发生的大反击 : 你大了几次后就没了，成了菌斑的笑话 : 我没有说过 : 你随便找。我从来不删帖。你是挖不到的。 : 大错特错。 : 我说过比克里米亚长，比顿巴斯战争时间短。 : 开战后我就开了战事系列，知道会有不少。几个系列后，我说：不到83也要到38。也就
w********9 发帖数: 8613	46 我过去那些帖都在，除非在别人的主题里或者被站方删了你过去帖的意思和我的帖子的意思基本不会对其他人产生根本性误解好了，我不会跟你任何帖了
l*w 发帖数: 3758	47 这句话“1. 5月31日清廷要求西方国家从北京撤离人员，这非常合理。但西方国家不听，反倒要求清廷允许派驻一定的入京军队，而清廷也让步了” 没一个对的知道术范【在 l*w 的大作中提到】 : 你以俄军可以速胜为基础预测普京出兵。我以俄军很垃圾，没法速胜，认为普京睿智知道 : 俄军垃圾这点为基础预测普京不会打。 : 这个没啥疑义吧。 : 这贴义和团的，咱别扯别的，宏观上，你知不知道大阿哥这背景？要是不知道，算无知 : 不？要是知道 : ，还这么123的，算坏不？ : 微观上，5月31日清廷要求各国从北京撤离这个史料在哪儿？您这么动不动就摆个学术范 : 架子的不会没有史料支持就在这里123吧。 : 兄弟我都这么严正要求了，史料上回应下吧。承认没有无所谓，我这人好说话，啥事都 : 不惊讶。
w********9 发帖数: 8613	48 现在这个主题的第一帖是我写于下面的主题我在里面等同性地“引用”了下面那个楼主1帖中的一段也就是point 1那段（源于wiki？）不知是否真实待查发信人: Roshou16 (肉手儿), 信区: History 标题: Re: 八国联军修理清政府，到底正当不正当？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Jul 15 21:19:43 2022, 美东) 。。。 1900年5月31日，“義和團”波及北京，東交民巷的各國大使館多次要求“加强保护使馆”，并藉此要求在北京驻军。清廷要求各使馆人员暂离京回避，各国不允，清廷反而被迫允许英、俄、法、美、義、日六國從天津派海軍官兵及陸戰隊，共349人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6月3日，德、奧又派兵83人至京。
M******k 发帖数: 27573	49 你们的私人恩怨我建议还是别在这里多提了，对讨论也没有什么帮助。大阿哥这件事，在朱东安那篇文章就提到了，后面还有专门的评述。当然怎么解读这件事是各人的自由，就是说明一点这个问题没有被忽略。知道术范【在 l*w 的大作中提到】 : 你以俄军可以速胜为基础预测普京出兵。我以俄军很垃圾，没法速胜，认为普京睿智知道 : 俄军垃圾这点为基础预测普京不会打。 : 这个没啥疑义吧。 : 这贴义和团的，咱别扯别的，宏观上，你知不知道大阿哥这背景？要是不知道，算无知 : 不？要是知道 : ，还这么123的，算坏不？ : 微观上，5月31日清廷要求各国从北京撤离这个史料在哪儿？您这么动不动就摆个学术范 : 架子的不会没有史料支持就在这里123吧。 : 兄弟我都这么严正要求了，史料上回应下吧。承认没有无所谓，我这人好说话，啥事都 : 不惊讶。
w********9 发帖数: 8613	50 清廷里有不少支持义和团的是常识我在多个帖子（基本上在roshu那个主题里）里提到过清廷内部的大纷争比如，在这个主题里的第25帖慈禧本人就是偏强硬派的，如果不是强硬派的我主要感觉有的人就是来抬杠的，因此我才要轰回去，希望井水不犯海水，否则会跟从前一样没完没了我跟他本来可以像以前一样互不跟帖就好了【在 M******k 的大作中提到】 : 你们的私人恩怨我建议还是别在这里多提了，对讨论也没有什么帮助。 : 大阿哥这件事，在朱东安那篇文章就提到了，后面还有专门的评述。当然怎么解读这件 : 事是各人的自由，就是说明一点这个问题没有被忽略。 : : 知道 : 术范
w********9 发帖数: 8613	51 我会继续坚持这点这样的1大好处是不会有过多的不靠谱的东西最大的好处当然是：自己能够学习，并且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几乎都是” 与 “都是” 还是有差别的我通常会尽量让自己尽量严谨 lol 发信人: wewill2009 (daluobe), 信区: History 标题: Re: 从义和团爆发到8国联军入侵，以及清廷变化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Jul 17 17:43:02 2022, 美东) 我引用的相关文章几乎都是学术界的覆盖相当广
l*w 发帖数: 3758	52 啥事也不能瞎编啊。弄个五月三十一日的没根据的东西，然后硬掰出123。结果二十平米房子里一大象看不见。清廷没提出过让各国使节出京的要求。满人大老爷们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杜撰这个事情的人非常的坏比看不见大阿哥的人还坏。【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我会继续坚持这点 : 这样的1大好处是不会有过多的不靠谱的东西 : 最大的好处当然是：自己能够学习，并且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 “几乎都是” : 与 : “都是” : 还是有差别的 : 我通常会尽量让自己尽量严谨 : lol : 发信人: wewill2009 (daluobe), 信区: History
w********9 发帖数: 8613	53 第41帖引文里提到：绝大多数清廷官员对上帝教没有好感，认为那是”异端“/”邪教“/“邪说” 李鸿章认为是“邪教” 那应该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看法
l*w 发帖数: 3758	54 又装。 5月31日清廷要求各国使节出京这个事情是哪个学术文章里写的？ “1. 5月31日清廷要求西方国家从北京撤离人员，这非常合理。但西方国家不听，反倒要求清廷允许派驻一定的入京军队，而清廷也让步了” 能不装一天吗？【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我会继续坚持这点 : 这样的1大好处是不会有过多的不靠谱的东西 : 最大的好处当然是：自己能够学习，并且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 “几乎都是” : 与 : “都是” : 还是有差别的 : 我通常会尽量让自己尽量严谨 : lol : 发信人: wewill2009 (daluobe), 信区: History
w********9 发帖数: 8613	55 现在这个主题的第一帖完全是从下面主题转来其中： “”“”“”“”“”“”“”“”“”“ 1. 5月31日清廷要求西方国家从北京撤离人员，这非常合理。但西方国家不听，反倒要求清廷允许派驻一定的入京军队，而清廷也让步了 ”“”“”“”“”“”“”“”“”“”“”“ 是我同等性地“引用”了那个楼主一个帖中的一段（源于wiki？）不知是否真实待查如果那不是事实，我道歉发信人: Roshou16 (肉手儿), 信区: History 标题: Re: 八国联军修理清政府，到底正当不正当？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Jul 15 21:19:43 2022, 美东) 。。。 1900年5月31日，“義和團”波及北京，東交民巷的各國大使館多次要求“加强保护使馆”，并藉此要求在北京驻军。清廷要求各使馆人员暂离京回避，各国不允，清廷反而被迫允许英、俄、法、美、義、日六國從天津派海軍官兵及陸戰隊，共349人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6月3日，德、奧又派兵83人至京。
l*w 发帖数: 3758	56 38楼里，你说的：我引用的相关文章几乎都是学术界的覆盖相当广你们2个能不能自己去开个主题去发放些大众化/个人化过强的内容？ wiki的不算，除非源头是比较接近原始的或者有一定学术性的谢谢你们 ------------------- 50楼里你说的：我会继续坚持这点这样的1大好处是不会有过多的不靠谱的东西最大的好处当然是：自己能够学习，并且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几乎都是” 与 “都是” 还是有差别的我通常会尽量让自己尽量严谨 lol 发信人: wewill2009 (daluobe), 信区: History 标题: Re: 从义和团爆发到8国联军入侵，以及清廷变化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Jul 17 17:43:02 2022, 美东) 我引用的相关文章几乎都是学术界的覆盖相当广 ------------------------- 你不觉得你很幽默吗？写了那么多学术规范，最后雄文的基础是wiki里一段不知道哪个粉红编造的文字。而且你这把脏水泼同道身上也不合适吧。 Wiki文字：“1900年5月31日，“義和團”波及北京，東交民巷的各國大使館多次要求 “加强保护使馆”，并藉此要求在北京驻军。清廷要求各使馆人员暂离京回避，各国不允，清廷反而被迫允许英、俄、法、美、義、日六國從天津派海軍官兵及陸戰隊，共349人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6月3日，德、奧又派兵83人至京。” 你的文字： “1. 5月31日清廷要求西方国家从北京撤离人员，这非常合理。但西方国家不听，反倒要求清廷允许派驻一定的入京军队，而清廷也让步了” 【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现在这个主题的第一帖完全是从下面主题转来 : 其中： : “”“”“”“”“”“”“”“”“”“ : 1. 5月31日清廷要求西方国家从北京撤离人员，这非常合理。但西方国家不听，反倒要 : 求清廷允许派驻一定的入京军队，而清廷也让步了 : ”“”“”“”“”“”“”“”“”“”“”“ : 是我同等性地“引用”了那个楼主一个帖中的一段 : （源于wiki？）不知是否真实 : 待查 : 如果那不是事实，我道歉
R******6 发帖数: 609	57 你是对的，Wikipedia要是不给出学术界站得住脚的引用源的话，可能就是wiki编辑者对历史事件的解读，都是可以讨论的范围里 Wiki编辑者的解读，有可能是对的，有可能是错的。只要不是反复且刻意的歪曲事实，有解读总比没解读好，错了的话，改正就好最错的不可救药的，是随便拿一个东西，就说是绝对真理。正着说，反着说，全凭政治需要，不容辩驳。你反对他就给你扣帽子【在 l*w 的大作中提到】 : 38楼里，你说的： : 我引用的相关文章几乎都是学术界的 : 覆盖相当广 : 你们2个能不能自己去开个主题去发放些大众化/个人化过强的内容？ : wiki的不算，除非源头是比较接近原始的或者有一定学术性的 : 谢谢你们 : ------------------- : 50楼里你说的： : 我会继续坚持这点 : 这样的1大好处是不会有过多的不靠谱的东西
w********9 发帖数: 8613	58 工农兵大学生？ “几乎都”不是“完全”的意思那1段实际是从roshou16那来的就为那个还能够纠结地追问几次，以为抓到了个救命稻草还像从前那么抬杠心眼没针尖大
w********9 发帖数: 8613	59 看了点清廷官员的一些日记和相关文章初步印象是：在京官员里强硬的旗人比汉人多得多北方人更亲义和团南方人亲义和团的似乎很少北京城一些地方（商家到人家）被各类人（从义和团、清军到联军甚至不少普通人）在不同是时期糟蹋/零元购。。。了几次
l*w 发帖数: 3758	60 你的心眼很大啊。看见一个没出处的东西，觉得印证了自己的是非观，如获至宝，其他网友就是单纯拷贝下，被你捡到宝了，作为基础写了一骗雄文。然后还可以倒打一耙，脏水泼别人身上。真有学术范不去核实下吗？那段要不是真的，你这雄文算个啥？这算是现有是非观后找证据的我鳖正统学术范吧再引一百篇八竿子打不着的所谓“学术文章”。然后自吹自擂自己几乎都是看学术文章，挖苦别人看wiki，还自我感动来段感言。被抓包了，就拿几乎都是当挡箭牌。装逼里，你绝对算一号的。【在 w********9 的大作中提到】 : 工农兵大学生？ : “几乎都”不是“完全”的意思 : 那1段实际是从roshou16那来的 : 就为那个还能够纠结地追问几次，以为抓到了个救命稻草 : 还像从前那么抬杠 : 心眼没针尖大
w********9 发帖数: 8613	61 义和团人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毕竟是完败方只看到2个民谣 1个是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佛忘祖先。男不伦、女行奸，鬼孩不是人所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皆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遮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口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煙，请来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兵法艺、都学全，平定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愚蒙之体仙人艺，定灭洋人一扫平。而另1个时代感不强/有些永久性 “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 都收集到了中学课本里？
w********9 发帖数: 8613	62 接第53帖找到了相关内容（但还是有些出入或者不同）这人是较有名气的华裔历史学家 http://www.sskyn.com/plugin.php?id=freeaddon_pdf_preview:pdf&pid=55732&aid=11255&md5hash=15fec04b9deaeb9660477d0bcdfb6e7b 原来在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自山东渐次北移时，北京东交民巷里的列强使馆已开始紧张起来。英美德法日等大国驻华公使纷向各国政府及各该国驻华海军，要求派兵保护。按当时（乃至今日）的国际惯例，使领馆的安全，原应由驻在国政府负责的。聚居北京东交民巷一带的十一国使馆，理应由中国政府派军警保护。但是拳乱一起，外国公使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我们今日回看，这实在不能厚责于他们。我们确实是太落后、太野蛮，外国人对我们才失去信心的。君不见前篇所述日本的杉山书记官和德国的克林德公使，不都是死于街头？洋公使们既然对清方保护不存希望，他们驻在天津一带的水兵就奉命前去北京担任守卫了。洋水兵开往北京保卫使馆，按国际法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所以中国总理衙门里负责官员徐用仪、联元等人曾亲往各国使馆抗议（见美国国务院档案）。可是徐、联等人后来连自己脑袋也保不住，怎能怪洋人对他们不信任呢？——据说某次英国公使亲往总理衙门交涉，而接见他的两三位大臣之中有一位可能太胖太老了一点，天气又热，他老人家竟在接见当场中打起鼾来。英公使曾引为绝大的侮辱。然几经磋商之后，总理衙门终于答应各国公使可自带警卫，惟每国以三十人为限。中国政府既已让步，各国在天津的水兵就准备前往北京了——他们自己之间的协议则是各遣水兵一百人。但是各国在津水兵又多不足额，俄人只能派遣七十九人，乃又相约最高额以水兵七十九人为限。八国派往北京人数如下：英国七十九人；俄国七十九人；法国七十五人；美国五十三人；意国三十九人；日本二十四人。以上六国警卫于五月三十一日乘火车入北京。另有德国水兵五十一人；奥匈士兵三十二人，则于六月三日抵京。另加军官十九人。所以当使馆被围攻时，各国共有武装警卫四百五十一人。其中军官二人率水兵四十一人被派往守卫北什库教堂。余众则是保卫使馆区的全部武装了。其中英、美、奥、意四队，各携重机枪一挺。 ——这支拥有「后膛钢枪」四百余支，加重机枪四挺的东交民巷卫队的实力，在那时也不算太小。所以董福祥那支土军队屡攻不下，也在李鸿章意料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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