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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国时期就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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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所讲的民国时期就业故事大多是吃笔墨饭是文人。如果细数清末至民国的大师，就
可以看出，几乎都是吃笔墨饭是文人，理工科技寥寥无几。现今在大陆出现是大学生就
业难的问题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吃笔墨饭的文科生。从根源上讲，这种热衷文科，嫌
弃理工的现象与中国文化中的“士农工商”传统有关。不同的是，如今商的地位提高，
与士并立，农工变为工农，不知是否与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理论有关。
在民国时，由于社会动荡，经济不发达，人们求职非常不容易。先来讲个就业的故事：
据《中州轶闻》载，那时，有个河南人叫靳志，他不仅致力于国学研究，还留学英法，
精通英文、法文。正因为他精通此两种外语，先是被录用到外交部工作，后又到重庆另
一个部做笔札工作，正好用他中国旧文学的功底。他曾经自我解嘲说：“亏我洋货国货
俱全，可供顾客选购。”可见在民国时，没有两把刷子，想谋个好差事真是难啊！
我们来看看那些民国名人和一般百姓的求职就业之路是如何走的。
1、名人也借调
鲁迅先生就曾有过一次借调的经历。据《金陵掌故》载：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
先后在绍兴几座学堂任教或做监督（校长），后因鲁迅对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的行
为进行抨击，受到威胁，工作很不顺心。就在这时，鲁迅接到好友许寿堂的来信，邀请
他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帮忙。这样，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鲁迅对此回忆道：“然
而事情很凑巧，季茀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范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
1912年元旦，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虽然政府的各个部
门都已经成立，但大多是空架子。拿教育部来说，当时只有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和
一个会计，且连办公用房也没有。蔡元培找到许寿堂等人帮忙，看来许寿堂也是借调过
来的，他们从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那里借到几间房子，直到1月19日，才正式对外办公。
当时的教育部，按照临时政府的规定，主要是“管理教育、学艺及历象、礼教事务”。
工作人员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明确职务。鲁迅来到后，同许寿堂一样都是部员，除食
宿免费外，每人每月有30元的部员津贴。当时，鲁迅的工作，一是对形势和政策进行宣
传演讲；二是收购图书，准备建立中央图书馆；三是创办《文教》杂志。
就是这样一份借调的工作，还差一点因为鲁迅太过耿直，被弄掉了。一次，蔡元培受命
北上北京，次长景耀月来代理部务。此人好大喜功，只知扩充自己的势力，引用私人，
忽然开会要办杂志，鲁迅不睬他，他也不太识人，暗中开了一个名单，送请大总统任命
，竟把鲁迅的名字给无端除去了。幸而蔡元培回来，赶快把这件事撤销了。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南北议和”中一再退让，孙中山不得不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袁世
凯就任大总统，南京政府也迁往北京。3月下旬，蔡元培宣布教育部正式解散，并向北
京政府推荐了一部分部员，其中就有鲁迅和许寿堂。5月初，两人乘船由海路北上，去
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荐任佥事”。鲁迅在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借调生涯就此结束。
另外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叶君健也有过借调的经历。据《京华风云》载：抗战爆
发后，正在日本从事英语、世界语教学工作的叶君健回到祖国，被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
王星拱推荐到湖北随县的一个中学教英文，此时正在武汉的好友冯乃超和张光年推荐他
，借调到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工作，任务是用英语对
外宣传。后来同样被借调到三厅工作的还有著名作家郁达夫。可见那时的名人虽然有能
力，但要是没有人推荐，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还是很难的。
2、名家助人就业
名家有时自己就业都很难，尚需别人推荐，可是一旦他们有能力帮助别人时，他们会义
不容辞，向求职者伸出援手。据《陪都星云》载：徐悲鸿先生曾在重庆慷慨赠送“两匹
马”，扶持青年陈汝言开起了上海杂志公司。
1938年，江苏太仓籍的青年学者陈汝言流亡到山城重庆，他看到沙坪坝高等学府林立，
学生上万，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现有书店，只是经营一些无关抗战甚至趣味低级的
读物，便决心开一家好书店经营世界名著等。但是他此时囊中羞涩，经费从何而来呢？
当时，支持他开书店的知名教授很多，有胡小石、傅抱石、范存忠、吕天石、陈之佛、
柳无忌等，可是他们也都是度日维艰，爱莫能助。这时，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给他出了
个点子：“要钱只有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最好卖，‘一匹马’就是五百元。”那
时，徐悲鸿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著称。抗战以来，他曾屡次将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
里和昆明、贵阳、重庆等地举办画展的收入全部捐献，救济离乡背井的难民。
陈汝言到江北盘溪石家祠堂找到了徐悲鸿。徐悲鸿听了他的想法，对这位小同乡很是赞
同地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我虽然不是大富翁，出点钱作开办费还是可以的
，不过你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沙坪坝是个文化区，知识分子多，应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
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先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做编委，然后来找我拿钱。”不久
，陈汝言再访徐悲鸿，听说有八位知名教授担任编委，徐悲鸿便立即拿出一千元交给陈
说：“这是‘两匹马’的价钱，给你作开办费。”不久，上海杂志公司便在沙坪坝正式
开张，发起人为徐悲鸿，主编是柳无忌、徐仲年。此后，书店果然不负徐望，有系统地
翻译出版了一批世界文学名著，深受莘莘学子的欢迎。
另据《羊城撷采》载：鲁迅先生也有过开书店的经历。1927年1月，鲁迅正在中山大学
任教，为活跃广州青年的文化生活，他在羊城芳草街四十四号开了一间书店。因为店面
不大，卖的都是北新书店的书，所以叫做“北新书屋”。其实，这家书店，鲁迅只是做
个“后台老板”，平时都是交给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料理，从而解决了许月平的就业问
题。
3、名人卖字养家
民国时，就业难吃饭难，真是比比皆是，就连一些名家也时常遭遇无米下锅的尴尬境地
。好在他们还有一技之长，有的就以卖字卖文为生。
据《津沽旧事》载：天津有一个很有名气的末代翰林叫高毓浵，书法功底深厚，深受人
们喜爱。上世纪20年代时，高毓浵一家寓居上海，就是靠卖字养活一家老小。高毓浵的
润例是：楹联及屏幅四尺以内四元，五尺六尺各加一元；堂额每字一尺四元，二尺八元
；扇面跨行四元，单行八元；碑志百字十元；篆刻每字一尺八元；题签二元。篆隶金石
甲骨加倍。另有文例：散文每篇四元，骈体加倍；诗词题咏每首四元，绝句小令减半。
在当时翰林公中，他订的价格并不高。合作的纸店纷纷要求他提价，他不为所动，常常
谦虚地说：“论我的字，本不值这么多钱，他们买的只是我的翰林图章。”
高毓浵一家住在上海租界，三楼三底的一套住房，租价相当高，他共有四个子女，上学
的学费也不是一笔小数字，包括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靠他卖字维持。高毓浵每隔四五
天就能接到二三十件订单，他要集中一天写完。由其妻子一早用尺寸较大的墨海研墨，
这需要一上午。高毓浵午后才开始写字，一直写到深夜，往往要到墨用完为止，因为到
次日，隔夜墨就不能用了。这些生意基本能够养家糊口了。每当碰到巨室豪门的寿辰日
，他们寿堂都要挂寿屏，每堂需要八至十二条不等，这种生意最挣钱。高毓浵连作带写
，大约五六天的功夫，一堂寿屏润笔合计可以收入二三百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每到这时，高毓浵全家就改善生活，下馆子、看大戏，尽情游乐一番，花费还不到十分
之一。
无独有偶，北洋政府时的众议院议员林长民，在曹锟贿选总统时，面对曹锟开出的一张
选票五千元高价，他毫不动心，并公开反对。事后林长民避居天津，以防迫害。据《闽
海过帆》载：林长民寓居天津后，找不到工作，一家老小生计出了问题，因为他工书法
，得柳公权之遒劲，无奈只有卖字为生，他自题润例云：“去年不卖票，今年来卖字。
同以笔墨换金钱，遑问昨非与今是。”他自己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可见其高风亮节。人
们敬重他的为人和书法，前来求书法的甚众，一时收入也不比贿选票价少，使他们一家
渡过了难关。
另外，据《海上春秋》载：著名作家张天翼，三十年代时，寄居其姐姐家里，他姐夫是
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官员邵元冲，可是他却不依靠姐姐家的权势谋得职业。当时他在南京
，没有固定工作，仍以写作为生，而那时的稿费每千字也只有二三元，生活十分艰苦。
可是他仍然活得有滋有味。
4、合营饭店，人人做老板
在那个名家生存尚且困难的时代，百姓的生计可想而知，可是他们能苦中作乐，自谋职
业，走出自己谋职就业的路子来。据《八桂香屑录》载：抗战初期，在广西柳州鹤山旁
河南路上段开了一家名叫“七·七”的饭店，更与众不同的是老板、账房、侍者、卖手
、饭司务等，都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朝气蓬勃。每天边
工作边学习，互帮互教，取长补短。饭店开得热火朝天。
他们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人人既是老板，又是工人。每月结账一次，他们还从盈利中
拿出百分之六十捐助各自的同学——在前线工作的战地服务团团员。有时，他们利用顾
客候车、等人的空隙，开展形式多样围绕抗战的时事问答，宣传抗战；答对的顾客奖励
一碟小菜、一件点心或一份小礼物，答不上的顾客他们深入浅出地解释。这一生动活泼
的形式很受顾客欢迎，因而店内从早到晚，座无虚席。
1939年2月，著名记者陆诒撰文在《新华日报》上介绍了这家别开生面的饭店。
这样的好点子，也不是偶然现象，而在北国的哈尔滨还出现了一个“一毛钱饭馆”。据
《黑土金沙录》载： “九·一八”第二年的冬天，哈尔滨道里中国四道街出现了一个
小饭馆，匾额上书“一毛钱饭馆”。这个饭馆是当时的一些文化人开的，当时在哈尔滨
的一些左翼作家比较困难，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出面，联系了刘昨非、王关石、白涛、冯
咏秋、黄田、裴馨园等六个进步文化界人士，共同筹集资金，租赁房屋，雇用了一个厨
师。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在门前放了挂爆竹，就开业了。
小饭馆的设施虽然简陋，但很洁净、文雅。墙上挂的都是画家们的画。跑堂的都是些文
化人，都很朴实热情，加之他们以经济实惠为宗旨，吃一顿简便的饭，只需要一毛钱；
一盘熘炒，也是一毛钱。薄利多销，顾客盈门，普通市民都愿意到这里就餐，一时生意
兴隆。尤其是一些文化人，当时在哈尔滨的舒群、罗烽、白朗、萧军、萧红、方未艾、
唐景阳、金剑啸等许多作家、画家、编辑、记者、教师，都是这里的常客。因此这里成
了哈尔滨进步文化界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
5、官场求职有喜悲
如果说一些名人和百姓，为了生计可以卖字、开饭馆，那么官场的人们求职是啥样呢？
杜聿明作为堂堂的国军将领，当年曾拒绝其从弟杜聿功的求职请求。据《三秦轶事》载
：1935年，杜聿明任国军二十五师副师长时，其从弟杜聿功没有工作，就写信请他给谋
份差事，结果杜聿明拒绝了。他在给杜聿功的回信中说：“为伊设想已久，皆觉无适当
工作，因外间作事，非文必武，此二者又非伊之长，欲谋其他事务，则政府限令军人不
得干政，虽欲力为亦无门可告，故再四思之实觉为之难也。”
杜聿明应该是一个遵纪守法、按章办事的军人，其弟在他这里求职无望，相信读了此信
后也会慢慢理解他的。
哥哥是高官谋职都靠不上，那么自己去跑官的有效果吗？据《两浙轶事》载：抗战初期
，原浙江省军管区国民军训处少将处长王梦，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也是的嫡系门生。
1939年春，王梦获知蒋介石将对人事有所调整，便想去竞逐中将军长，特将处长职务暂
交与别人代理，自己乘小轿车由浙江金华出发，星夜兼程赶往重庆。由于星夜行车赶路
，王梦很疲倦，结果就进入了梦乡，同时行车时车门又没关好，以致几次颠簸震动后，
车门自动打开了，车行至湖南的一个桥上时，睡梦中的王梦竟掉到桥下的河里。司机发
觉后，立即赶回寻找主人，将他从河里救起。王梦已不省人事，送当地医院抢救。后来
命算是抢救过来了，可是双眼神经受重伤，造成了斗鸡眼，面容破相，住院达半年之久
。这时重庆人事调整已告结束，王梦再回到金华时，他原来的处长职务，也被浙江省主
席黄绍竑的连襟所代替。这真是有猪头没庙门，王梦的升官美梦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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