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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诸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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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诸多“革命”?
汉语中革命的原意是改朝换代,中国从夏商周至清经历了二十六次“革命”,平均每个
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大多数农民起义都逐鹿天下,问鼎中原,以
皇权为目标。
日本皇权从公元前660年日本第一代天皇,直到今天,历经2600多年从未换过。英国历
史上发生过黑死病、大宪章、百年战争、玫瑰战争、光荣革命、英国内战等等社会大动
荡,但自1028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一共出现了四十一位国王,都多少带有
威廉一世的血统。波兰只有皮亚斯特和雅盖洛两个王朝。两个王朝有血缘继承关系。朝
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为了铸就万年基业,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改松散管理为中央
集权,加强皇权,严厉控制,整个帝国如同一个铁桶。“朕为始皇帝。后世二世三世至
于万世,传之无穷。”谁料想,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帝国二世而亡。以后的帝国都袭
用秦制,都没能逃过十几年到几百年就改朝换代的命运。大而严厉的中国皇权为什么比
小而松散的欧州,朝鲜、日本的王权更短命?
主要原因是合法性机制。合法性是一个政权的基石。缺乏合法性则得位不正,不为民众
认可,难以持久。欧洲君权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宗教,王位的继承需要教宗的确认。后
来英国亨利八世脱离天主教,但每次新国王即位,还需要国教大主教的加冕。由于基督
教在欧洲的普及,没有宗教的承认,任何王位篡夺者都是名不正言不顺。日本天皇和日
本宗教是合一的,天皇就是神道教总神官,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以血统继承王位。
这种来自宗教的合法性确认,对非法的王位觊觎者是个很难跨越的障碍,把武力篡取的
野心扼杀于摇篮之中。宗教的一贯性强调王位继承的血缘性,英国珀金·沃贝克(
Perkin Warbeck)反叛,需要对外宣称自己是伦敦塔里的两个王子的弟弟约克公爵理查
。而中国的改朝换代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宗教承认,血缘不是障碍。所以有“皇帝轮流做
,明年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中国君权的合法性来自所谓天命,君权神授。秦始皇的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
昌”。皇帝称为天子。与血缘相比,实际上天命是一个更合理的合法性认证。如果天子
失德无道则丢失天命,人民有权推翻他,而天命转移到新朝。革命本意就是天命的更迭
。《易经》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给予人民推翻腐败王朝的正当理
由。但是天命也是一个模糊的低位的合法机制。可以由天象和自然灾害来解释,也可以
由神话传说编造,有很大的任意性。天命的解释权没有一个唯一的权威机构,甚至可以
来自造反者的自封。黄巾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陈胜在布帛上写下“陈胜
王”三个字,塞到鱼腹中,吴广在庙中,装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元末农民大
起义韩山童在河道埋下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独眼石人。几乎
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借用天象、谶语、童谣、自然灾害来作为天命的合法性。天命还可以
事后核准,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成王败寇,天命的合法性也可由胜利者追加。每个
新朝都在自己的史书上编造了开国皇帝得到天命授权的神话。比如刘邦老妈在湖边睡觉
,梦与神交,刘邦的老爹看见一条龙和她满床打滚,因此怀孕,生下刘邦。刘邦起义前
杀一白蛇,遇一老妇夜哭,称其子白帝子被赤帝子所杀。《宋史》中说,赵匡胤出生时
,赤光绕室,异香满屋,通体金黄,三日不变。
既要为我朝推翻前朝提供合法性,又要杜绝自己被革命的危险。所以汉景帝只好说:“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将天命授权当作理论讨
论禁区。这是所有守成君主的忌讳。
原因之二是中国自秦朝开始都是中央集权制。而欧洲和日本都是封建制,君权受限,君
位和权力结合松散,人们对王室有脱离权力的敬畏乃至敬爱,王室成为民族和国家的象
征。追逐权力者不必通过对王位的追逐来实现。而皇权越大,越容易成为追逐权力的野
心家的目标,权力变更只能通过改朝换代而实现。所以皇权越大,越容易改朝换代。
中国的农民起义也远比其他国家多,而且多以争夺皇权为目标。较大的有:秦朝的陈胜
吴广,西汉的赤眉绿林,东汉的黄巾军,隋朝的瓦岗军,唐朝的黄巢,北宋的王小波、
李顺、宋江、方腊,南宋的钟相、杨幺,元朝的红巾军,明朝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清朝
的白莲教、捻军、太平天国。《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有一次
半的农民起义。
跟中国相比,欧洲的农民起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欧洲8世纪才出现了第一次农民起义
的记载,从那时起一直到16世纪,欧洲大大小小那么多国家,农民起义加在一起也不十
次。中世纪欧洲的战争,主要是贵族战争。
中世纪的欧洲,权力比较分散,国王、主教、封建领主互相制约。18世纪末瑞典和丹麦
的国王与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相对较弱的贵族。丹麦君主将农民自由视作遏制贵族地主
的手段。领主们不敢过分压榨依附属的农民,否则农民会逃走。这就会迫使各封建领主
,实施一些比较仁政的措施,以招徕与留住农民。这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相
似,存在很多小国,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使“近者悦,远者来”。人民有用脚选择的权利
。所以春秋战国516年鲜有人民起义发生(历史记载只有小规模的暴动和民溃以及盗跖
和庄蹻这样的大盗)。
官逼民反。但凡有一丝活路,农民都不会起义。实在是走投无路,才会揭竿而起。中国
自秦朝以后都是集权帝制大一统的国家。分散的农民对皇权很难抵抗。封建制下,农民
一般只向领主交租,而在集权帝制下,农民除交给地主的地租外,还要向国家交税。集
权帝制采用流官管理地方,官员们只向上负责,为了政绩和发财,刮地皮似地增加赋税
。所以中国农民远比同时代的欧洲农民生活艰难。中国古代一个自耕农的年均粮食保有
量,在扣除各种税费税赋后,平均约有640斤,而同时代欧洲农奴的年均粮食消费量约
为1070斤,欧洲中世纪农奴的生活,要比同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高很多。11世纪的
英国农民,每周能吃到一两次肉,这对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欧洲社会呈多元结构和多权制衡,社会存在多种改正渠道,在农民忍无可忍之前,常常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每一次暴力的改朝换代都有对社会巨大的破坏性,所以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一直在重复
“发展--毁灭和坐稳奴隶--坐不稳奴隶”的周期循环中。比较宗教和天命,民主制度以
多数人的选票提供合法性机制,是更合理且平稳的“改朝换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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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5000年基本面
这里就可以看到粮食生产是一个国家发达的根本。中国老是循环周期论,就是粮食生产
周期性地出现危机,本质就是有限的农耕地和膨胀的人口外加每200年左右的一次太阳
黑子最小期延长带来的灾害。
再次把4亩地/8亩地模型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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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亩地模型和四亩地模型
下面将讨论两个模型,一个叫八亩模型好了,用来描述朝代初期的状态,一个叫四亩模
型,用来描述朝代末期的状态,一个朝代的演化,基本是从八亩地模型向四亩地模型演
化的过程。

八亩地模型
假定总人口为一百,总耕种土地为八百亩。 一个农民要温饱需要四亩地的初产,一头
牛需要五亩地的初产,一头大牲畜,如马或牛需要十到十五亩的出产。 没有牲畜的农
民至少可以耕种四亩地,有牲畜的农民可以耕种九亩地。
先谈对牲畜需要粮食的假定。 文革期间,国家对北方农民救济线是人均口粮280斤。农
民人均口粮在280斤(原粮)之上国家不管,280斤之下,农民可以购买返销量,补到
280斤。在某种意义上,280斤是国家眼里农民的生存底线。当然,”大跃进“期间,很
多农户日均口粮远在这个标准之下,不谈。 农民救济底线是280斤,牲畜底线是多少呢
? 牛是300斤,大牲畜如马骡是一千斤。就是说一匹马的标准定量是农民最低救济线的
四倍弱一点。也请注意,这些数字都是最低限。300斤养出来的牛(不排除饲养员偷窃
牛粮的因素)在地里经常倒卧休息。 军马中蒙古马的定量每天五斤多,折合每年两千
斤。至于西方文献中古代军马的定量,每天九斤十斤很普遍。
在前工业化社会里面一个农民到底能耕作多少土地呢? 英国中世纪自耕农约克农每户
拥有土地30英亩,即180亩。 18世纪英国家庭农户(无需帮工)的规模可以到五十英亩
(300市亩)。请注意,即使考虑休耕的因素,在有大牲畜助力的情况下,一个农户能
耕种的土地也远多于中国水平。 要再讨论,我们需要区别马力农业,牛力农业和人力
农业。让我们先停止到这里好了。 暂且还是从我们的假定出发。
八亩模型又可以有多种变种,让我们考虑两种情况,一种地主占有20%土地,地租率50%
,地主提供牲畜。一种情况地主占有百分之百土地。 两种情况下国家税率10%,谁有土
地谁交税(不考虑人头税),税收又回到地主(广义地主,包括皇权)那里
从粮食消费角度讨论,地主个人消费 + 非农业人员个人消费 + 牲畜消费 + 农业生产
者消费 + 种子 应该等于总出产。 下面的讨论对问题略加简化,略去种子不谈, 所以
地主个人消费 + 非农业人员个人消费 + 牲畜消费 + 农业生产者消费 = 粮食总产出
而 地主个人消费 + 非农业人员个人消费 + 牲畜消费 = 地主地租
如果地租率为50%, 90%人口为农民,那么90个农民消费400亩粮食,每个人消费为4.4
亩, 温饱有余。在另一方面,让我们假定地主在整个人口中比例为2%, 非农业人员人
口占8%, 我们就可以讨论地主如何消费地租了。 因为地主需要提供牲畜,所以我们可
以假定18头牛消耗90亩粮食,地主剩余地租减少到310亩。 地主吃当然要高于农民,但
人的饭量总有上限。 我们假定一个地主消费的粮食是农民的三倍, 每个非农业人员(
包括工匠,仆人,打手等)每个人消费为农民的150%,即每个人6-7亩,则地主和非农
业人员总消费为90亩出产。扣除后还有220亩出产可以用来养马等大牲畜。 220亩可以
饲养军马11匹或普通大牲畜16-22匹。
文景之治,牛马遍天下可以说是八亩模型顺理成章的结果。
现在讨论地主只拥有2成土地的情况。 在这个情况下,农户自有牲畜比例大为增加,地
主自有牲畜比例在总牲畜拥有中比例大为下降。从财富的角度而言,农户财富增加而地
主财富减少。在这个模型中,地主,非农业人员和地主雇工占人口3成,自由农民为7成
,72个自由农民享用576亩的产出。18个地主雇工享用80个单位的产出, 地主享用244
个单位的产出,即使境况最不好的地主雇工仍可温饱。
每个朝代初期都有一个开荒的过程,上述八亩模型描述的是经过初期开荒后达到的情况。

四亩地模型
现在假定人口增加了一倍。由于技术改进和人力投入,总出产增加了近一成.如果以八
亩地模型每亩地出产为一个单元,那末总出产为880单位,要有200人分配这880单位粮
食。 请注意基本事实是,平均而言, 每个人占有的粮食从八亩地模型的8个单位减少
到4.4个单位。虽然全社会人均占有仍旧在温饱线上,但已经面临严重的分配问题。
在八亩地模型中地主和为其服务的非农业人员一共消费90单位粮食产品, 人均9个单位
。现在假定人口翻番,消费量不变,则总消费增加到180个单位。剩下180个人和牲畜要
分享700单位产品。为了获得180个单位的产品,除了88个单位来自税收,地主需要得到
110单位的地租(92个单位用于消费,18个单位用于牛力),即地主至少要占有22%的土
地。 因为地主拥有牲畜,22%土地之需要20个雇工。 问题转化为剩余160人如何分享
576单位产品的问题。
请注意,这时即使农民之间分配绝对平均, 不使用任何畜力,人均粮食享有量也不过3
.6单位,在温饱线之下。
如果有一半农民人均消费为4个单位,那么剩下80人只能分享256 个单位产品,人均3.2
单位,即挣扎在死亡线上。
比较八亩地模型和四亩地模型, 一个结论是,即使地主不增加他们个人消费水平,贫
富差距仍旧不断扩大,四亩地模型中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温饱下下,甚至可能在饥饿线下。
当一部分人变成流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下,就产生了社会大动乱的基本条件。
即使地主总消费量不变, 当一部分人要求得到更多,另一部分人势必的到更少, 因此
资源问题可以转化成政治问题。 当所谓“地主”阶层中相当一部分无法维持原有生活
水平,开始跌入下层,他们自然会怨声载道。这就是社会大动乱的第二个基本条件。

现在来讨论如何“均贫富”的问题。 在模型中,在朝代晚期,没有任何“道德”或“
行政”手段能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社会崩溃,人口大量减少,人均资源上升,
最后才又为大治创造条件。
是否能通过社会选择降低人口增长率, 使得人均生产率不因资源紧缺而大幅度下降,
这是另外一个复杂问题, 这里就不讨论了。
中国人谈了“均贫富”谈了两千年,多少根本找错了原因,打错了靶子,因此也不可能
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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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就是相当于明朝的白银,靠出口继续流入外汇是中国基础货币
发币的基础。一旦中国出口增速停滞不前,利率不提高,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停止,那
么热钱流出中国的几率大大增加,中国就会出现类似明末的白银荒。
只要中国不解决粮食能源等资源问题,中国就会走上明末的道路。
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时库内还有黄金白银几千万两,福王被抓时,库银据说是上亿两。
不缺钱呢。
李自成这样的驿吏因为明朝为了节省开支80万两银子而被下岗,最后成为明朝的掘墓人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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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又来了。
中国人发生多次改朝换代,是因为中国这边有朝代。没朝代或事实上没朝代的地方
当然不会改朝换代。比方说,如果某个地方是shithole,它完全可以保持几千年不革命
,一直是shithole。
至于农业生产力,那更是“人均土地多少”决定“耕种方式”。而“人均土地的多
少”取决于人口数。
西方国家是通过“农奴制”和“长子继承制”把人口锁死了。只有长子能继承父亲
的身份(哪怕是农奴身份),这种情况下,人口不会大幅度增加,自然人均土地面积大。
连这点事都不明白,自由派的智商也就是黑命贵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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