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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诸多“革命”？
汉语中革命的原意是改朝换代，中国从夏商周至清经历了二十六次“革命”，平均每个
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大多数农民起义都逐鹿天下，问鼎中原，以
皇权为目标。
日本皇权从公元前660年日本第一代天皇，直到今天，历经2600多年从未换过。英国历
史上发生过黑死病、大宪章、百年战争、玫瑰战争、光荣革命、英国内战等等社会大动
荡，但自１０２８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一共出现了四十一位国王，都多少带有
威廉一世的血统。波兰只有皮亚斯特和雅盖洛两个王朝。两个王朝有血缘继承关系。朝
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为了铸就万年基业，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改松散管理为中央
集权，加强皇权，严厉控制，整个帝国如同一个铁桶。“朕为始皇帝。后世二世三世至
于万世，传之无穷。”谁料想，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帝国二世而亡。以后的帝国都袭
用秦制，都没能逃过十几年到几百年就改朝换代的命运。大而严厉的中国皇权为什么比
小而松散的欧州，朝鲜、日本的王权更短命？
主要原因是合法性机制。合法性是一个政权的基石。缺乏合法性则得位不正，不为民众
认可，难以持久。欧洲君权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宗教，王位的继承需要教宗的确认。后
来英国亨利八世脱离天主教，但每次新国王即位，还需要国教大主教的加冕。由于基督
教在欧洲的普及，没有宗教的承认，任何王位篡夺者都是名不正言不顺。日本天皇和日
本宗教是合一的，天皇就是神道教总神官，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以血统继承王位。
这种来自宗教的合法性确认，对非法的王位觊觎者是个很难跨越的障碍，把武力篡取的
野心扼杀于摇篮之中。宗教的一贯性强调王位继承的血缘性，英国珀金·沃贝克（
Perkin Warbeck）反叛，需要对外宣称自己是伦敦塔里的两个王子的弟弟约克公爵理查
。而中国的改朝换代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宗教承认，血缘不是障碍。所以有“皇帝轮流做
，明年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中国君权的合法性来自所谓天命，君权神授。秦始皇的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
昌”。皇帝称为天子。与血缘相比，实际上天命是一个更合理的合法性认证。如果天子
失德无道则丢失天命，人民有权推翻他，而天命转移到新朝。革命本意就是天命的更迭
。《易经》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给予人民推翻腐败王朝的正当理
由。但是天命也是一个模糊的低位的合法机制。可以由天象和自然灾害来解释，也可以
由神话传说编造，有很大的任意性。天命的解释权没有一个唯一的权威机构，甚至可以
来自造反者的自封。黄巾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陈胜在布帛上写下“陈胜
王”三个字，塞到鱼腹中，吴广在庙中，装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元末农民大
起义韩山童在河道埋下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独眼石人。几乎
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借用天象、谶语、童谣、自然灾害来作为天命的合法性。天命还可以
事后核准，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成王败寇，天命的合法性也可由胜利者追加。每个
新朝都在自己的史书上编造了开国皇帝得到天命授权的神话。比如刘邦老妈在湖边睡觉
，梦与神交，刘邦的老爹看见一条龙和她满床打滚，因此怀孕，生下刘邦。刘邦起义前
杀一白蛇，遇一老妇夜哭，称其子白帝子被赤帝子所杀。《宋史》中说，赵匡胤出生时
，赤光绕室，异香满屋，通体金黄，三日不变。
既要为我朝推翻前朝提供合法性，又要杜绝自己被革命的危险。所以汉景帝只好说：“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将天命授权当作理论讨
论禁区。这是所有守成君主的忌讳。
原因之二是中国自秦朝开始都是中央集权制。而欧洲和日本都是封建制，君权受限，君
位和权力结合松散，人们对王室有脱离权力的敬畏乃至敬爱，王室成为民族和国家的象
征。追逐权力者不必通过对王位的追逐来实现。而皇权越大，越容易成为追逐权力的野
心家的目标，权力变更只能通过改朝换代而实现。所以皇权越大，越容易改朝换代。
中国的农民起义也远比其他国家多，而且多以争夺皇权为目标。较大的有：秦朝的陈胜
吴广，西汉的赤眉绿林，东汉的黄巾军，隋朝的瓦岗军，唐朝的黄巢，北宋的王小波、
李顺、宋江、方腊，南宋的钟相、杨幺，元朝的红巾军，明朝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清朝
的白莲教、捻军、太平天国。《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有一次
半的农民起义。
跟中国相比，欧洲的农民起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欧洲8世纪才出现了第一次农民起义
的记载，从那时起一直到16世纪，欧洲大大小小那么多国家，农民起义加在一起也不十
次。中世纪欧洲的战争，主要是贵族战争。
中世纪的欧洲，权力比较分散，国王、主教、封建领主互相制约。18世纪末瑞典和丹麦
的国王与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相对较弱的贵族。丹麦君主将农民自由视作遏制贵族地主
的手段。领主们不敢过分压榨依附属的农民，否则农民会逃走。这就会迫使各封建领主
，实施一些比较仁政的措施，以招徕与留住农民。这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相
似，存在很多小国，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使“近者悦，远者来”。人民有用脚选择的权利
。所以春秋战国516年鲜有人民起义发生（历史记载只有小规模的暴动和民溃以及盗跖
和庄蹻这样的大盗）。
官逼民反。但凡有一丝活路，农民都不会起义。实在是走投无路，才会揭竿而起。中国
自秦朝以后都是集权帝制大一统的国家。分散的农民对皇权很难抵抗。封建制下，农民
一般只向领主交租，而在集权帝制下，农民除交给地主的地租外，还要向国家交税。集
权帝制采用流官管理地方，官员们只向上负责，为了政绩和发财，刮地皮似地增加赋税
。所以中国农民远比同时代的欧洲农民生活艰难。中国古代一个自耕农的年均粮食保有
量，在扣除各种税费税赋后，平均约有640斤，而同时代欧洲农奴的年均粮食消费量约
为1070斤，欧洲中世纪农奴的生活，要比同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高很多。11世纪的
英国农民，每周能吃到一两次肉，这对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欧洲社会呈多元结构和多权制衡，社会存在多种改正渠道，在农民忍无可忍之前，常常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每一次暴力的改朝换代都有对社会巨大的破坏性，所以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一直在重复
“发展--毁灭和坐稳奴隶--坐不稳奴隶”的周期循环中。比较宗教和天命，民主制度以
多数人的选票提供合法性机制，是更合理且平稳的“改朝换代”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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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2 中国经济5000年基本面
这里就可以看到粮食生产是一个国家发达的根本。中国老是循环周期论，就是粮食生产
周期性地出现危机，本质就是有限的农耕地和膨胀的人口外加每200年左右的一次太阳
黑子最小期延长带来的灾害。
再次把4亩地/8亩地模型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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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亩地模型和四亩地模型
下面将讨论两个模型，一个叫八亩模型好了，用来描述朝代初期的状态，一个叫四亩模
型，用来描述朝代末期的状态，一个朝代的演化，基本是从八亩地模型向四亩地模型演
化的过程。
一
八亩地模型
假定总人口为一百，总耕种土地为八百亩。 一个农民要温饱需要四亩地的初产，一头
牛需要五亩地的初产，一头大牲畜，如马或牛需要十到十五亩的出产。 没有牲畜的农
民至少可以耕种四亩地，有牲畜的农民可以耕种九亩地。
先谈对牲畜需要粮食的假定。 文革期间，国家对北方农民救济线是人均口粮280斤。农
民人均口粮在280斤（原粮）之上国家不管，280斤之下，农民可以购买返销量，补到
280斤。在某种意义上，280斤是国家眼里农民的生存底线。当然，”大跃进“期间，很
多农户日均口粮远在这个标准之下，不谈。 农民救济底线是280斤，牲畜底线是多少呢
？ 牛是300斤，大牲畜如马骡是一千斤。就是说一匹马的标准定量是农民最低救济线的
四倍弱一点。也请注意，这些数字都是最低限。300斤养出来的牛（不排除饲养员偷窃
牛粮的因素）在地里经常倒卧休息。 军马中蒙古马的定量每天五斤多，折合每年两千
斤。至于西方文献中古代军马的定量，每天九斤十斤很普遍。
在前工业化社会里面一个农民到底能耕作多少土地呢？ 英国中世纪自耕农约克农每户
拥有土地30英亩，即180亩。 18世纪英国家庭农户(无需帮工）的规模可以到五十英亩
（300市亩）。请注意，即使考虑休耕的因素，在有大牲畜助力的情况下，一个农户能
耕种的土地也远多于中国水平。 要再讨论，我们需要区别马力农业，牛力农业和人力
农业。让我们先停止到这里好了。 暂且还是从我们的假定出发。
八亩模型又可以有多种变种，让我们考虑两种情况，一种地主占有20%土地，地租率50%
，地主提供牲畜。一种情况地主占有百分之百土地。 两种情况下国家税率10%，谁有土
地谁交税（不考虑人头税），税收又回到地主（广义地主，包括皇权）那里
从粮食消费角度讨论，地主个人消费 + 非农业人员个人消费 + 牲畜消费 + 农业生产
者消费 + 种子 应该等于总出产。 下面的讨论对问题略加简化，略去种子不谈， 所以
地主个人消费 + 非农业人员个人消费 + 牲畜消费 + 农业生产者消费 = 粮食总产出
而 地主个人消费 + 非农业人员个人消费 + 牲畜消费 = 地主地租
如果地租率为50%， 90%人口为农民，那么90个农民消费400亩粮食，每个人消费为4.4
亩， 温饱有余。在另一方面，让我们假定地主在整个人口中比例为2%， 非农业人员人
口占8%， 我们就可以讨论地主如何消费地租了。 因为地主需要提供牲畜，所以我们可
以假定18头牛消耗90亩粮食，地主剩余地租减少到310亩。 地主吃当然要高于农民，但
人的饭量总有上限。 我们假定一个地主消费的粮食是农民的三倍， 每个非农业人员（
包括工匠，仆人，打手等）每个人消费为农民的150%，即每个人6-7亩，则地主和非农
业人员总消费为90亩出产。扣除后还有220亩出产可以用来养马等大牲畜。 220亩可以
饲养军马11匹或普通大牲畜16-22匹。
文景之治，牛马遍天下可以说是八亩模型顺理成章的结果。
现在讨论地主只拥有2成土地的情况。 在这个情况下，农户自有牲畜比例大为增加，地
主自有牲畜比例在总牲畜拥有中比例大为下降。从财富的角度而言，农户财富增加而地
主财富减少。在这个模型中，地主，非农业人员和地主雇工占人口3成，自由农民为7成
，72个自由农民享用576亩的产出。18个地主雇工享用80个单位的产出， 地主享用244
个单位的产出，即使境况最不好的地主雇工仍可温饱。
每个朝代初期都有一个开荒的过程，上述八亩模型描述的是经过初期开荒后达到的情况。
二
四亩地模型
现在假定人口增加了一倍。由于技术改进和人力投入，总出产增加了近一成.如果以八
亩地模型每亩地出产为一个单元，那末总出产为880单位，要有200人分配这880单位粮
食。 请注意基本事实是，平均而言， 每个人占有的粮食从八亩地模型的8个单位减少
到4.4个单位。虽然全社会人均占有仍旧在温饱线上，但已经面临严重的分配问题。
在八亩地模型中地主和为其服务的非农业人员一共消费90单位粮食产品， 人均9个单位
。现在假定人口翻番，消费量不变，则总消费增加到180个单位。剩下180个人和牲畜要
分享700单位产品。为了获得180个单位的产品，除了88个单位来自税收，地主需要得到
110单位的地租(92个单位用于消费，18个单位用于牛力），即地主至少要占有22%的土
地。 因为地主拥有牲畜，22%土地之需要20个雇工。 问题转化为剩余160人如何分享
576单位产品的问题。
请注意，这时即使农民之间分配绝对平均， 不使用任何畜力，人均粮食享有量也不过3
.6单位，在温饱线之下。
如果有一半农民人均消费为4个单位，那么剩下80人只能分享256 个单位产品，人均3.2
单位，即挣扎在死亡线上。
比较八亩地模型和四亩地模型， 一个结论是，即使地主不增加他们个人消费水平，贫
富差距仍旧不断扩大，四亩地模型中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温饱下下，甚至可能在饥饿线下。
当一部分人变成流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下，就产生了社会大动乱的基本条件。
即使地主总消费量不变， 当一部分人要求得到更多，另一部分人势必的到更少， 因此
资源问题可以转化成政治问题。 当所谓“地主”阶层中相当一部分无法维持原有生活
水平，开始跌入下层，他们自然会怨声载道。这就是社会大动乱的第二个基本条件。
三
现在来讨论如何“均贫富”的问题。 在模型中，在朝代晚期，没有任何“道德”或“
行政”手段能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社会崩溃，人口大量减少，人均资源上升，
最后才又为大治创造条件。
是否能通过社会选择降低人口增长率， 使得人均生产率不因资源紧缺而大幅度下降，
这是另外一个复杂问题， 这里就不讨论了。
中国人谈了“均贫富”谈了两千年，多少根本找错了原因，打错了靶子，因此也不可能
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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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就是相当于明朝的白银，靠出口继续流入外汇是中国基础货币
发币的基础。一旦中国出口增速停滞不前，利率不提高，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停止，那
么热钱流出中国的几率大大增加，中国就会出现类似明末的白银荒。
只要中国不解决粮食能源等资源问题，中国就会走上明末的道路。
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时库内还有黄金白银几千万两，福王被抓时，库银据说是上亿两。
不缺钱呢。
李自成这样的驿吏因为明朝为了节省开支80万两银子而被下岗，最后成为明朝的掘墓人
。 |
Y**M
发帖数: 2315 | 3 楼主又来了。
中国人发生多次改朝换代，是因为中国这边有朝代。没朝代或事实上没朝代的地方
当然不会改朝换代。比方说，如果某个地方是shithole，它完全可以保持几千年不革命
，一直是shithole。
至于农业生产力，那更是“人均土地多少”决定“耕种方式”。而“人均土地的多
少”取决于人口数。
西方国家是通过“农奴制”和“长子继承制”把人口锁死了。只有长子能继承父亲
的身份（哪怕是农奴身份），这种情况下，人口不会大幅度增加，自然人均土地面积大。
连这点事都不明白，自由派的智商也就是黑命贵的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