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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
谢贵平
新疆塔里木大学文理学院讲师
一、“人民公社”制度下无为县的“大跃进”真相
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三、从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到饥民食尸
【注释】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灾难
。安徽省是全国的“重灾区”，地处江淮之间的鱼米之乡无为县1]在全省率先创办了第
一个人民公社，当时全县“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
）盛行，最后全县竟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左右。笔者搜集
了该县的相关资料，辅之以对当地经历过“大跃进”的干部农民的访谈，试图将无为县
“大跃进”的始末和后果展现给读者，帮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理解1950年代末期发生
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浩劫。
一、“人民公社”制度下无为县的“大跃进”真相
1958年9月，无为县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将无城、虹桥、新民、观音、官镇、凤河等乡镇合并办起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无为
县红旗人民公社，10月上旬将全县乡镇合并为31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
”，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劳动组织按营、连、排、班建制实行
军事化管理；生活则实现集体化，各村办集体食堂，财务上以连（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对劳动力统一调配。[2] 人民公社把原来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村合并，实行统
一核算，实际上就是穷村共富村的产。当时流行的“全民大办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
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等群众运动，无一不是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
力、财力，连所需房屋、用具等多向各村和民众调用。
那时任用基层干部只考虑个人关系、家庭出身、政治表现，很多干部的文化素质低
，村一级干部大部分是文盲。地方干部为了完成上级层层加码下来的任务，不顾实际情
况，只知“下面听上面的、上面听中央的”，一昧蛮干。而人民公社制度却让这样的干
部们控制了农村几乎所有的社区经济资源，而且可以集中分配，干部们得以用经济手段
和行政措施支配、控制农民的行为，中饱私囊也大为便利。结果地方干部贪污腐败，官
僚主义盛行，同时“大呼隆”生产、吃食堂制度也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由于实
行供给制和无偿劳动，收获的粮食一律归公，公社社员们认为，“干不干、三餐饭”，
“做多做少、一样吃饱”，于是吃饭时人多，出勤时人少，装病的人多，没病装病，小
病装大病，过去能挑1百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1958年底，全县有农业劳动力近35万人，非农业劳动力近4万人。为了实现工业“
大跃进”，全县共抽调劳动力74,229人，其中外调支援省、地和其他县工业建设47,266
人，参加本县工业建设26,963人（钢铁3,107人，机械1,517人，采矿9,126人，炼焦1,
414人，电力工业164人，交通运输6,481人，建筑843人，纺织、冷冻等4,311人）。而
各公社内和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劳力调动则无法统计。被调走的农民每天只有约1.5斤至2
斤口粮，毫无报酬，还得日夜苦干。后来发生了严重的饥馑，再加上超强度劳动，许多
人饿累而死。笔者调查走访的对象多为60岁以上的民众，对那段痛苦岁月的经历记忆犹
新，现在仍能娓娓道来。据新店大队靠山村农民程长水说，当年兴修全县最大的新华水
库（位于昆山乡西南角）时，每天都有饿死人、累死人的现象；有的劳力被调往外地劳
动，照顾不到家里的妻子儿女，致使家里人也饿死不少。他本人（父母已饿死）因在新
华水库连续劳动40天，照顾不了家里两个年幼的弟弟，他的小弟被活活饿死。
1958年姚奎甲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他受到上级的压力，也对下级施压。1958年全
县粮食总产量是6.2亿斤，却上报13亿斤；1959年总产量是4.4亿斤，上报11亿斤。[3]
为了制造“高产”假象，很多公社都采用了“并田”的方法，即把许多茁壮成长或基本
成熟的庄稼移栽并到一块田里，因密度过大，又钉木桩支撑，用绳索捆绑住稻禾。当时
任职县粮食局的夏可文[4]回忆说，1958年他奉上级命令去调查农民亩产的真实数，他
随机抽取3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结果发现上等
田平均亩产120斤、中等田80斤、下等田40斤。他想将真实数字上报，但区里干部怕影
响政绩，不给盖章，最终粮食产量还是按区里干部虚报的数字盖章上报。当时流行的说
法把创造粮食高产纪录称为“放卫星”。据当时的报导，石涧区拓城社第五作业区第17
小队曾放出一颗中稻产量“卫星”，1亩多的稻田共收稻谷33,709斤；汤沟区蛟矶乡燎
原一社的1亩4分“湖南籼”中稻共收稻子35,859斤，平均亩产25,619斤。[5]
以前自留地、家庭副业是社员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向城镇提供蔬菜、副食品的重
要来源。但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自留地归集体，家庭副业也不准经营，否则就被
指斥为“搞资本主义”。1958年秋至1959年上半年，无为全县毁去村庄1,591个，拆毁
农民住房6万5千多间；还有的公社移民并村，把农民一家祖孙3代并在一间房里睡觉。
1960年春，为了办“万头养猪场”、“万鸡山”、“万鹅湖”，无偿夺走人民公社社员
家中的家禽，集中到公共的饲养地，最后公共饲养场里家禽全部死光，而大部分村庄里
则鸡、鸭、鹅断种。[6]
“大跃进”时期的口号是，为了“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各级政府按
照“人定胜天”的指导思想“瞎指挥”，不顾自然规律一昧蛮干。1959年春，县政府要
求全县提前半个月（即在清明前3天）播种、提前栽插，结果因气温偏低，稻种不能正
常发芽，8万斤稻种烂掉了，长出来的仅有的一点弱苗栽到田里，又几乎冻死殆尽，于
是20多万亩稻田差不多绝产。有的地方干部还强迫社员用盐水拌种，仅开城区在早、中
稻栽插后就在稻田里洒了近2万斤食盐，严重破坏了土壤结构。[7] 还有一些公社干部
以为，耕地深翻是翻得越深越好，竟将地表1丈2尺以下的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了大量
人力物力，还破坏了耕地土质，降低了产量。据当地民众说，石门大队和兴胜大队（现
改为莲花行政村）的干部为了完成积肥任务，竟将黄豆磨成豆浆，用大缸盛放置于野外
田埂上，晚上大缸上面点白炽灯以吸引各种飞虫落入缸中，经日晒雨淋后发酵成臭气熏
天的所谓“人造化肥”，却不用这些黄豆去救济正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群众。
为了放更高的产量“卫星”或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层层加码的生产指标，地方干部
大量采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叫民众干活就象赶鸭子一样。有的干部竟打人成风，完不成
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中根本不顾妇女的生理特点，
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由于强行实行集体食堂制度，取消了农民的
家庭厨房，基层干部得以用控制食物分配的手段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动辄用克扣饭
票或不给饭吃来威胁民众。农民干活迟到、误工肯定要被克扣饭票，若因饥饿或生病不
能下田干活，或讲干部坏话被干部听见或被别人举报，只凭干部（指导员、书记、生产
队长等）打一声招呼，开饭时食堂会计和炊事员便将这些社员的饭票扣掉并摔破其饭碗
。农民们即使被冤枉了，心里充满怨恨，也敢怒不敢言。就这样，干部们掌握了群众的
生死予夺之权，最后把许多农民逼上了饥饿而死之路。
虚报了总产量，就得相应地增加缴纳给国家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样各级政府便
用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家中存粮和留给家畜的饲料粮，上交国家粮库，同时在集体食
堂里减少社员的口粮供应，实行所谓的“低标准、瓜菜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农
村全面推行了集体食堂制度，不准农民退出，群众也不敢退出。干部们对上级报告说，
群众不愿解散食堂，其实是为干部们自己打算，因为办了食堂他们就可以多吃多占，晚
上还能吃夜餐。
1959年7月4日，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到无为县调查，发现“浮夸风
”非常严重。7月7日他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批评：明明亩产4百斤，硬说是8
百斤、1千斤；你多我比你更多，横竖是越多越好。张恺帆还注意到，社员劳动强度过
大，口粮供应偏低，社员面呈饥色，浮肿病患者普遍，年轻妇女几乎都丧失了生育能力
，广大群众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及时向省委、省人委作了汇报，提出立即停止
蛮干，提高口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不少于1斤原粮）；并责成县委纠正“共产风”，
并提出“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两开放（集体鱼塘开放
、自由市场开放）”等应急措施。[8] 如果能按张恺帆的意见办，数十万农民后来就不
致于因饥饿而死。
然而，就在这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张恺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
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
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9]。由此，张恺帆被安徽省委定为“右倾分子”，一
大批党员、干部、群众受到种种打击。这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贯彻党的“八届八中”
全会精神，组织批判张恺帆，全县有28,741名干部、群众也遭到批判。[10] 于是，张
恺帆试图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导致形势迅速恶化。张恺帆被批判之
后，地方干部的专权和高压越来越严重。据夏可文说，当时由干部组织的会议讨论的主
要问题就是，“目前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思想问题，还是现实问题？”经过一番“讨论”
后，干部就“得出”主要结论：目前的困难是社员同志们思想认识不清，勇气不足，缺
少建设共产主义的激情等等。至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自然是闭口不谈。在地方干部
对人民公社社员的“帮教”活动和“点拨”指导之下，所有社员讨论的结果必须与干部
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必遭打击。许多讲了真话的人被打击，甚至被判刑投进监狱
。据夏可文说，当年被打成“右倾分子”的人不计其数，在无为县体育场上，公检法部
门判处罪名的方式是用大喇叭喊来代替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喇叭上喊判多少年就判多
少年。由于被判的人太多，以致于无为县监狱爆满，连仓库里都关满了人。后来政府不
得不将那些无处关押的人押往临近的白湖农场（庐江县境内）和普济圩农场关押。在押
送路上，老百姓说劳改犯多得象行军队伍一样。
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大跃进”给农村带来巨大的破坏和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农民缺吃少穿，生活用品奇缺，人们生活、生产困难，导致土地抛荒，村野
荒凉；而基层干部们却“多吃多占”，以致当地群众流传着“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
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之说。据笔者在昆山乡和周边乡镇调查，“大跃进”时期最
初每人每天的标准是1斤（原粮）；后来由于粮食日益短缺，下降至7两、4两、2两，小
孩再减半，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最困难时，有时连续3、4天1两米都不供应。张恺帆
1959年到无为县调查时，社员反映，当时每人每天的口粮“县里讲一斤（原粮），其实
一家老小平均不过二两[11]”[12]，群众个个象叫花子一样，不论雨雪天都带个瓢，扶
着老人、带着孩子跑到公共食堂吃饭。[13] 据农民徐伍荣回忆，1960年下半年曾连续3
天1两米也不供应，大年三十除夕之夜，社员必须打完规定数量的积肥才准吃饭。
当时不仅城乡居民口粮严重不足，而且生活用品奇缺。1959年至1961年，农产品的
黑市价高于国家牌价数倍，城市里粮、油、布匹、棉花等8种必需品凭票配售，烟、酒
、食糖等10种则限量供应。[14] 据当时的一位回乡大学生黄立众描述：“只有公社书
记或省、县级部长才能买到东西，当时社员每人每天口粮是每人4、5两。农民一年不见
一块洗衣肥皂，连吃盐都没钱买。胶鞋、力士鞋是看不到的。纸没有了，把古老的封建
时代宗谱拿来染色再用。……以前繁华的集市现在就像清水洗的一样。蔬菜比米还贵，
毛鸡价值每斤80、90块钱。”[15] 连无为县城也是这样，县城里仅有的一点菜只卖给
机关团体，不卖给群众。[16]
农民们由于饥饿乏力，加上劳动强度大，个个都骨瘦如柴，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
拐杖，致使农民无法正常耕种。同时，耕牛、农具也大量减少，1958年底全县有耕牛37
,774头，而1960年底只剩28,100头，大型农具减少176,244件，占60%。[17] 这是田地
荒芜的重要原因。更有甚者，稻种白天洒下田，晚上即被成群结队的饥饿群众捞上来，
清除淤泥后将湿稻种带回家，用两块砖头一搓即食其米。当时可以说每村晚上都有饥民
用这种方法偷食。如此则田里何能长出许多稻谷？当时，即便田里长着水稻，往往也是
四周有禾苗，而田块中间荒芜。其原因是，农民饥饿无力，走路都摇摇晃晃，需要拐杖
，无法下田劳动；即使被干部用棍棒驱赶下田，农民两腿也深陷淤泥中而无力拔出，只
好在田块四周播种、插秧，消极应付，于是田块中央长满了稗草。南方多水田，淤泥较
深，正常情况下行走于田间本不费太大力气，当时农民居然连在田间连挪动脚步的力气
都没有，可见其饥饿的程度。当干部在场时，农民们弯下腰假装劳动，干部不在场就消
极抵制；尽管干部逼着农民日夜干活，但晚上干部一离开，农民们就在田埂上睡觉。
官方的说法把这段时间农作物的普遍减产归结为“三年自然灾害”。据笔者查阅相
关气象和灾情资料和多次走访调查得知，历史上对无为县影响较大的灾害性天气有低温
、连阴雨、暴雨、旱涝、冰雹、龙卷风。笔者分析了无为县1957年到1988年各月平均最
高、最低及极端气温表，各月平均雨量、雨日及最大、最小降雨量和一日最大雨量表，
1952年到1988年梅雨情况表[18]，发现在1958至1960年间，除1958年旱情较严重、1959
年有轻微旱情外，基本上风调雨顺，并无其他灾害性气候的记录。据“三年困难时期”
在无为县教书的杨金声分析，从1958年到1961年这4年无为县的气象资料来看，无论是
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来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
续日数来看，既不存在涝灾，也不存在旱灾。当时出现的大饥荒完全是一场人祸。[19]
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情况下，由于政治高压的存在，各地干部对农民实行了“饿死
也不开仓”的政策。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谁要是擅自开仓，轻则开除党籍、公职，重
则挨批斗，甚至被整死。与此同时，干部们对私藏或偷取粮食的农民则严惩不贷。干部
们认为，农民家中若藏有粮食，就肯定是偷来的，一经搜出必遭毒打。有些农民将晚上
从田里偷来的粮食用瓦片煮烧（铁锅已被砸碎用于“大炼钢铁”），干部们发现谁家有
炊烟，即蜂拥而入，砸打一气，并将偷食者拖入食堂吊打。干部们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
生植物充饥，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而土地是共产党的，所以野生植物也是共
产党的。干部对偷食小孩也不肯放过。无为县南乡有一小孩，因饥饿难耐，大白天爬到
生产队田边偷食田中稻种，被生产队长发现，冲上前去，一锹铲下去，将偷食小孩的右
手四指齐刷刷铲断。后来张恺帆到无为调查时，经群众举报，这两位村干部被逮捕。
三、从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到饥民食尸
“三年困难时期”，饿、病、逃荒、死亡，都不同程度地波及全县。首先，因人民
公社留存的口粮严重不足，社员收割后就近乎断粮。接着就出现非正常死亡、人员外流
现象。因为人口骤减，进一步导致土地大量荒芜，粮食连年减少。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
量为7亿斤，1959年为4.5亿斤，1960年仅4.0亿斤。[20] 据无为县志记载：1960年春，
由于“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加之浪费严重，城乡居民口粮严重不足，
发生了浮肿病，一些地方出现了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严重情况。[21] 人口外流以
石涧、陡沟、蜀山等区为甚，蜀山区得胜乡小坳第四社桥头坟和双泉两个生产队，就有
45%的农户流往江西省。[22] 当时社员饿得没有办法，只好找树皮、树根、蒿草、糠秕
、蕨类、小鸡草等野草野物充饥，实在没办法时只能大量喝水充饥，结果大批人浮肿，
许多人饿死，昆山公社的非正常死亡率约27%。“三年困难时期”无为县的人口总数连
年下降。除了干部家庭的妇女外，绝大多数妇女都不再能生育，在这3年中群众家里出
生人口寥寥无几。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
524人。据《无为县志》记载，1957年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而1960年年底仅余
662,557人。
据笔者在昆山乡大范围内调查得知，当时几乎每村每天都有饿死人现象。在冬春季
野外没有可供偷食的农作物，若粮食再供应不上，大多数农民就只有坐以待毙；若是在
夏秋季，农民们如果不想被饿死，晚上都出去偷正在生长或收割的农作物，当时这是普
遍现象。在饥饿的逼迫下，人们已经没有了羞耻感，每到收获季节，晚上田野里到处都
是偷食的人群，大都如惊弓之鸟，战战兢兢。如果是群众碰见群众，彼此都心照不宣，
因为都是出来偷食的，一般不会互相检举；一旦群众碰上干部，不等对方看清自己就得
拼命逃脱，否则落入干部之手，就难逃惩处。有许多人因此即遭捆绑拖入食堂吊打，还
有许多妇女因偷食被干部揪着发辫倒着拖，沿村饶圈，或将妇女的头发剃成阴阳头，许
多妇女不堪其辱，精神失常，甚至自杀身亡。
据苏老村苏秀芳[23]回忆说：当时苏老村至昆山街沿途3、4里路，每天都见无人收
埋的尸体十几具，要么是其家人已全部饿死，要么是家人因饥饿无力挖坑掩埋亲人的尸
体。因此，各大队不断组织人民公社社员专门掩埋尸体，因尸体太多，埋尸的社员也饥
饿而空乏无力，只将尸体草草掩埋。荒野常见不知是饿狗还是饥狼刨土扯拉啃咬尸骨的
惨境，人见了也无力去驱赶。据她说，苏老村原有570人，到后来因饿死加上外流，全
村只剩下2百多人，好几户人家死绝。苏秀芳一房（共一个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人
，其中饿死和被折磨死53人。她母亲死后，她的弟弟时年2岁，依偎母尸旁，嗷嗷待哺
；为了多领得一勺稀饭（当时他们村按人口到食堂领取口粮），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亲
的尸体，与家人同卧一床，不让别人知道她的母亲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领取一勺
粥水，从而使姐弟俩得以苟延残喘，度过危机；后因尸体腐烂臭不可闻，才埋掉她母亲
的尸体。据笔者在昆山乡内随机访谈，当时为了多领取一份粮食，几乎每村都有苏秀芳
家这种情况。据程长水回忆，他居住的村子原有人口327人，吃食堂期间，饿死加上外
流，全村后来只剩下70人，好几户人家绝户。
基层干部常把外流人员和因饥饿而死绝的家庭之住房拆毁，以取得木料和茅草作食
堂燃料。所以当时各村都见残垣断壁，房前屋后，杂草丛生，低矮的茅屋和残垣断壁掩
映在茂密高深的草丛中，常有野兔出没其中，一片荒凉萧条景象。
饥饿使许多人变得野蛮和残暴，为求生存，不择手段。曾任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执行委员会主席、南北美洲巴西营养研究所所长的卡斯特罗教授曾指出，“没有别的灾
难能像饥饿那样地伤害和破坏人类的品格”，“人类在完全饥饿的情况下，所有的兴趣
和希望都变为平淡甚至完全消失”，“他的全部精神在积极地集中于攫取食物以充饥肠
，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危险”，“而且对于环境的一切刺激所应有的正常反应完全
丧失消灭，所有其他形成人类优良品行的力量完全撇开不管，人类的自尊心和理智的约
束逐渐消失，最后一切顾忌和道德的制裁完全不留痕迹”，“其行为之狂暴无异于禽兽
”，盗窃、抢劫、卖淫以及其他一切道德堕落越轨行为，“或多或少都是饥饿对于人类
品格的平衡和完整所起的瓦解作用的直接后果”。[24]
这些现象当时在无为县全都出现过。一位当年对形势不满而遭到政治迫害的焦水云
在1983年3月22日写的申诉材料中提到了他在“三年困难时期”看到的情形：“有一点
吃的，老子抢儿子的，儿子抢老子的，弄得不成一家人”[25] 现任涧李小学校长的谢
益文说，当时他父亲是生产队长，且在食堂工作，每次从食堂回家带些米饭之类的粮食
，放在家中柜子里锁藏起来，等自己饿时再吃；而对几滴米未进、一直囔着叫饿的两个
儿子置之不理，结果他的弟弟被活活饿死，自己后来被叔父救济才活了下来。据苏秀芳
说，她的堂妹饿死后，她的二伯以收埋尸体为借口，将尸体带到苏老村村后山冈上，割
下尸肉煮烧食用，而将尸骨仅草草掩埋，苏老村许多村民都看到这一幕。据夏可文说，
无为县城有一货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一些小生意（当时叫“投机倒把”），经常将赚
的钱换一些食物藏在货郎担子里自己食用，从不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吃；每当他的妻子和
儿子向他求食时即遭他的毒打，并扬言要杀掉他们母子俩；妻子饿得快要死的时候，趁
丈夫熟睡之际，与儿子一起用绳子勒死他，以夺取食物。后来无为县公安局破了该案，
周边群众纷纷要求减轻对这母子俩的处罚。据昆山乡新华村村民反映，当时该村有一老
妇，一日邻居偶进其屋，见老妇人正在吃肉，忙问其来源，老妇良久不语，后在干部的
追问之下被迫说出实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虎毒尚不食子”。“大跃进”竟逼
得母亲腌其亲生子尸以食，由饥饿导致的人伦之变异，真是骇人听闻。当时即将饿死的
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
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
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据时任无为县看守所所长的胡大海对夏可文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
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情都有，但大都是因为饥饿
的原因”，“无为西乡有一大队书记，以捆绑毒打社员而出名，深得群众怨恨。该村有
两名社员因饥饿加仇恨，将这个书记七、八岁的胖乎乎的儿子杀吃了，后无为县公安局
破获了此案”。
历史已经过去，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了我们严酷的教训。
【注释】
[1] 无为县在安徽省中部，当时行政上隶属于芜湖地区，现在隶属于巢湖地区。该县地
处江淮之间，地形平坦，水利方便，自然条件利于农业，历史上一直是鱼米之乡。
[2] 无为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无为县志》，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2-343页
。
[3] 出处同上，第28页。
[4] 夏可文，男，76岁，现居无为县无城镇上河街18号。“三年困难时期”曾任无为县
粮食局主任。笔者曾于2004年8月份与夏可文多次交谈得知，他因工作需要，“三年困
难时期”经常下乡检查统计粮食产量情况，经常与基层干部和农民打交道，所以对当时
农村和农民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现在讲述起当时的事情来，仍然记忆犹新。他根据自己
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为笔者提供了许多真实的一手资料。
[5] 1958年8月20日《无为日报》（号外）刊登。
[6] 出处同注[2]，第126页。
[7] 出处同注[2]，第126-127页。
[8] 出处同注[2]，第85-86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第431-432页。
[10] 出处同注[2]，第87页。
[11] 当时市秤1斤是16两，每两等于公制31.25克。
[12] 出处同注[2]，第600页。
[13] 出处同注[2]，第601页。
[14] 出处同注[2]，第323页。
[15] 黄立众是无为县昆山公社芦塘黄村人，原为北京大学学生，因被划为“右派”而
遭开除学籍，回乡后因对“大跃进”不满，在当地组织了“中国劳动党”。其活动于
1961年被破获，黄立众等8人当时即被逮捕判刑，对此案的追查一直延续到1968年的“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来当地政府承认，打击面过宽，造成了大量怨案。这段话引自
黄立众写的“告全国同胞书”，见无为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案卷，现藏县人民法
院，档号10120。
[16] 出处同注[2]，第602页。
[17] 出处同注[2]，第127页。
[18] 出处同注[2]，第88页。
[19] 杨金声，“我亲历的的瓜菜代生活”，《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第41页。
[20] 出处同注[2]，第127页。
[21] 出处同注[2]，第27页。
[22] 出处同注[2]，第126页。
[23] 苏秀芳，60岁，现居无为县昆山乡莲花靠山村，访谈时间是2003年8月19日。
[24] 约绪·德·卡斯特罗，《饥饿地理》。上海：三联书店，1959年译本，第63-66页
。
[25] 出处同注[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