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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李怀印：为何不能用GDP衡量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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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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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为何不能用GDP衡量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战略？
当下，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体系中的最大黑马，体量与增速赫然拔群，无论各国投
来的目光是羡艳还是嫉妒，都无法否认中国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但这种狂奔态势是在近二十年才露出端倪的，早期的中国经济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全
国GDP总额304亿美元，人均119元，外汇可以忽略不计，贸易惨淡，工业停滞，5亿人口
的大国经济体量还不如几千万人的英法德，多数人都挣扎在温饱线上。
与近三十年的活跃辉煌相比，那时的中国经济简直可以说是暗淡死寂，以致一些当代经
济学家提起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战略时总是批判良多，对毛主席推广的公社模式深表
质疑。
然而，用当下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去评判那个特殊时代公正吗？李怀印认为狭隘且
有失公允。为此，他以当时的全国局势为底色，具体经济策略为例证，全方位驳斥了经
济学家们的批判观点，辨析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战略为什么不能用GDP衡量，为那沉
寂而苦涩的三十年正名。
结合他的观点，我们将经济放在历史和国内外大环境下去看看毛时代的经济发展受哪些
约束，推行的政策到底是好是坏。
市场竞争与比较优势，理想的伪命题
提起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惨相，经济学家们总要搬出自由市场经济与当时计划经济对比。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想要快速发展必须融入全球体系，通过充分竞争体现自己
的比较优势，进而赢得市场机遇，从中获得利润的同时汲取更多新技术、提升效率，实
现技术和经济的双重收益，完成农业到工业的产业过度。
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优势是劳动力丰富、低价，可以接收发达国家转来的低端产业，加
入美元体系，通过GDP总量确认国际经济排名，从低收入国家慢慢向高收入国家发展。
林毅夫等经济学家以此为标尺，批判建国初毛主席推行计划经济，极限压榨经济去发展
工业，严重违背市场原则和比较优势，结果导致经济结构失调，市场弹性被压缩，发展
失去活力，拖慢了原本可以实现的经济快增长。
而严苛的限制导致市场无法发展，就业发展和城市化速度缓慢，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
，民众收入低且分配不均，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封闭的贸易政策又导致国内的比较优势无法发挥，既没能通过国际贸易获益，也没有机
会从国际吸取新技术实现自我提升，以致经济发展陷入一种死寂的状态。相比之下，当
时的亚洲四小龙都通过加入国际体系大爆，人均收入将中国内地远远甩在身后，是非常
成功的市场经济案例。
这套理论看似完美，但放在整个世界去看其实是狭隘的——所谓比较优势和自由市场经
济理论其实是将一个理想国家模型放在理想国际环境下形成的理想结论。
新中国刚成立的一段时间里，无论国家自身还是面对的国际环境都不“理想”，而真去
践行这套理论的国家也没有真的实现“高收入”大梦。
破碎重组的中国，外敌环伺的局势，拿什么入世？
中国曾无知无觉做了2000年世界经济中心，一直强大富硕，令西方觊觎，直到工业革命
碰撞上衰弱腐朽的清政府，才被西方以鸦片腐蚀，以坚船利炮碾压。一甲子间，列强不
断攻城略地，野蛮掠夺资源和领土，不放过任何谋利之机。
建国后，中国贫弱破败，无利可图，列强又开始不满中国独立、担心中国威胁，在朝鲜
、越南、北境反复挑战、滋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中国的存在对西方而言即是原罪
，近百年间，中国始终在为救国图存奋战，没有一天不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
数十年的残酷战争和痛苦内乱结束后，中国终于拿回了主权，建立了新政权，然而财富
已经被洗劫一空，百姓遭受劫掠屠戮，资源被横征掠夺，留给我们的只有四境的焦土，
破败的城市，全国几乎没有工业和产业人才。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硬件配置和物质基础都低到令人发指，国家领导人都深
居简出、身无长物，百姓更是吃饭都成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农业生产和实现温饱才是国策之首。
加入市场是有条件的，需要别人接纳你的加入，也需要你自己有加入市场的条件。当下
的经济学家每天吃饱喝足，整天西装革履在各大论坛里高谈阔论，不能想象对于一个一
无所有、为了国家存亡和温饱都要拼尽全力的国家和社会来说“发展经济”是一个多么
空洞遥远的词汇。
隔着70年时间差去批评当时的领导人，批评当时的战略决策，批评没人在池梗田间想起
西方精英经济学那一套，是脱离历史现实的事后诸葛。
世界即丛林，怎么可能有美好的公平竞争？
新自由经济是理想化的，但国际上没有真正的公平，只有丛林法则——强国有权说话，
弱国能被大国对抗的余波掀翻。
建国初期，我国站队苏联，从苏联争取了大量工业项目支援，如果进展顺利，中国的军
工、核武、工业框架都会很快形成，对长远发展而言是最便捷的方式。然而当时的国际
大势是美苏两大势力的角逐，工业发展和援助计划对于中国是命脉所在的大计，但对两
个强国不值一提。
因为苏联奉行扩张主义，中苏闹崩，援助计划戛然而止。新仇旧怨之下，中国与美苏关
系同时僵化，又积贫积弱，没钱没技术，成了国际边缘。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国际体
系这条路已经完全堵死，后面的比较优势，市场竞争根本无从谈起。
相比于当时处境尴尬的中国内地，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都融入了
国际，凭劳动力优势抢占低端产业，发展贸易，迅速迎来经济腾飞，二十年后实现产业
升级，渐渐步入发达行列。
“四小龙”被视为西方经济成功范本，但细去看就会发现这些地方并不是靠公平竞争“
上位”的，而是搭上了西方的“便车”，加入了西方地缘政治棋局，成为美国盟友，获
得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援助。
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会被选中，第一是因为都很小，单个不足以左右国际局势，相比之下
，中印这样体量庞大，有可能威胁到西方世界的国家并未从他们手中得到决定性支援，
反而一直明里暗里受到打压；
第二是都在第一岛链上，有利于美国的遏制亚洲大国计划；第三，都勤奋耐劳又向西方
，便于掌控。
而为了搭上便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将精英送往西方培养，社会被西方思想全面渗透，
采纳西方体制框架和制度，成为美国的军事殖民地或情报站。可以说，他们的经济奇迹
并不是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作用的正常结果，而是交易使然。
除了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典型例子，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自由经济实现经济跃迁的
寥寥无几。拉美国家作为美国的后花园虽然承接了低端产业，也很勤劳，但一直被打压
、搅乱，没有实现经济腾飞，反而早早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非洲国家更是连西方世界方法的市场准入券都无法拿到，没有坐上竞争桌的资格。
放眼全世界可以发现，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其实只是西方世界的少数游戏，他们凭借超前
技术和规则制定权主导局面，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中受益的都是他们拉拢的对象，
将这一理论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度量标准是当下经济界整体掉入思维陷阱的结果。
建国前30年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是任何经济数字都没资格衡量的
战争和彻底的社会革命带来的痛苦不是现代人可以想象的。二战后，战后的阵痛席卷世
界，一些国家好不容易通过共产路线推翻了原有专政，却因无法转移和压制激进思潮爆
发血腥内乱和党派清洗，很快再次陷入动荡；
日本因为战后创伤产生了所谓暴力美学，整个社会弥散着某种末日狂欢的意味，从人到
国家都极度脆弱，一波经济打击就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苏联因为胜利自满而大推
扩张主义、封闭主义和对抗主义，最终在冷战中被肢解，成为令人唏嘘的历史尘埃。
放眼世界，中国是唯一保住了国家主权和安定、坚持了社会主义路线且在几十年后实现
经济腾飞的国家，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建国前30年领导人的方针决策和整个社会消化创
伤的能力。
当下，无论所谓发达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在被政治不稳、社会对抗、思想禁锢、资源
分配不均、女性压抑、传染病问题、劳动力问题、外部势力胁迫等问题困扰，长久拉锯
也解决不了一两个，而中国只用了短短三十年间就解决了全部改革。
我们为抵抗外部威胁打了抗美援朝之战，先后推行了土地改革、工商改革、三反五反、
扫盲运动、妇女解放、赤脚医生下乡、流行病治理等一系列政策，扭转了根深蒂固的封
建思想，实现了资源均分之下的劳动力解放。
也经历了大Y进，十年动荡等诸多失败教训，最终实现了全方位改革，创造了一个数亿
人的基础坚实的稳定社会。现在回望过去，那三十年是战后整个社会自我治愈的三十年
，也是在一条未知的道路上不断摸索、修正，挣扎前行的三十年，达成的成就堪称历史
奇迹。
现在我们像享受空气一样享受国家的安全稳定，政策的正确有效，无所不在的人文和设
施基础，总是将一切好事当做理所当然，忘记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遗产。
经济学数字是空洞的，只有放在国家和人这些主体之上才有意义。现在的经济学家喜欢
用经济数字说教，却不谈国家主权的价值、社会稳定的价值、正确政治导向的价值，全
民有目标地奋进的价值……这些如果被兑换成经济数字，足以淹没一切西方经济教科书。
建国初30年的经济政策和努力，不是一些人臆测的那样
经济学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为准绳，对中国建国初期的政策批判主要集中在第一市场不
开放，第二竞争不自由，第三无激励，最终导致经济僵涩无活力，增长缓慢。然而这些
都是以现在角度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当时的经济和发展政策与他们想象的有很大不同。
二战后的世界不像现在这样有序有法、高效流转，很多国家都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中，可
以开放的市场是有限和有选择的。
当时领先的国家都集中在西方，美国、俄国为主，英法、西德、日本等拱卫，中国刚刚
被以上几乎所有国家侵略、欺凌完，且仍被虎视眈眈，主观上不敢向他们开放市场，客
观上他们也对中国不欢迎或不感兴趣，完全不具备开放条件。
但中国也并不是没有在外交和国际大局中做努力。当时的领导人可以说高瞻远瞩且有胆
有识，在扩展市场方面做了全方位尝试。起初中国向苏联和东欧国家争取技术援助，苏
联援助中断后毛主席转变战略，决定在中国内部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
在此期间，政府积极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与日本、欧洲换缓和关系，向美国示好
，以进口先进的工业产品，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念后，我们也对非洲进行了不少
援助，作为一个弱国，我们的国际交互其实已经相当频繁。可叹的是形势比人强，努力
的效果没有即时显现。
在工业发展上，现代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经济期间，企业、员工都是国家政策下的机器，
没有竞争和激励机制，极大束缚了劳动和发展能力，滋长了怠工、混日子的社会风气，
阻碍社会整体发展。这种批判从发展角度有一定道理，但是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去看就
有失公允了。
第一，当时实行了“公社”制，人均资产极低。基础工业是重资产行业，个人财力根本
无法支撑，即便积累够也需要数代、几十年时间，效果可能更滞后，通过国家手段强行
调配反而是最快、最合理的方法。
第二，当时国内资源极其匮乏，如果不推行计划经济，任由市场漫卷，少数人就可能通
过投机手段急速垄断大量资源和财富，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但大多数人会无
法生存，整个社会会陷入动荡。
第三，当时虽然没有推行大规模物质激励政策，但是有很强的精神激励特性。做工人干
部和知识分子在当时被视为社会中坚，很受尊重，代表的是一种身份认证、归宿和信仰
，得到的是精神满足。
那些留学归国的伟大科学家们搞出了核弹，打下了航天和何种科技基础，却没有一个人
是为了报酬奋斗，都是为纯粹的家国和民族观奉献了一生。因此物质激励不能作为促进
经济的唯一重要标准。
第四，虽然管理机制比较低效，但当时的企业并没有因为怠惰崩溃，大都运转稳定且目
标明确，重视自主研发和突破，破产反而都发生在市场开放后，被外部技术和资本冲击
后开始走引进和皮包的捷径，最终被市场淘汰。
这种结果说明计划经济对于中国这片勤奋、善于自我鞭策的土地并不那么坏，而大市场
竞争对于我们这个过于聪明、善于取巧的民族的长远发展也并不是没有弊端。
对于当时农业发展缓慢的情况，经济学家归因为管理分散，监督性弱，周期长，这种归
因劳动力释放不足的观点不符合事实。
为了促进区域农业发展，建国后我们尝试过多种生产模式，互助组、公社、人民公社、
生产队、分产到户等各种制度都推行过，采取了很长一段时间公分制，这其实是一种计
量模式，多劳多得，看似是松散，但监督性不弱，农民也并不怠工。
为了弥补物质匮乏的的天然缺陷，快速积累财物，绝大多数农民反而都超额劳作，拼命
赶工，经历了相当痛苦的劳动阶段。
当时的农业生产缓慢的原因其实主要在外部，第一自然环境恶劣，田地有限，人口众多
。中国的可耕地不多且从南到北自然环境跨度巨大，每年灾害频发，很大程度上看天吃
饭，怨人是不合理的。后来我们推行西北大开荒、修建水坝，修建水利设施来加以改善。
第二是因为技术匮乏，粮种、农药、机械都非常落后，人再怎么干，作物产量不增加也
是无效的。技术和自然条件改善后，农业产值就大幅度提升了。
客观评价毛时代的经济战略
毛时期的经济发展受很多复杂因素影响，我们需要从客观角度去看待，首先需要承认负
面性。
当时在内外生存威胁之下，领导人和国民对于物质发展的渴求极其强烈，急于求成，为
此产生了冒进之风，酿成了悲剧，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创伤。
在对外政策上，由于苏联前期高歌猛进，我们对于共产主义阵营给予了极高期待，以致
建国初期对外政策一边倒，过于依赖苏联工业援助，以致恶交后苏联突然撤走技术人员
，给我们的发展计划造成了很大影响。
这之后领导层想与美国恢复关系，却对西方思维和沟通方式缺乏了解，几次示好都鸡对
鸭讲，错失了一段时间机遇。
从客观角度看，毛时代的政策是高瞻远瞩的，不仅打造了稳定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国家
主权，也完成了思想、物质基础建设，影响足以辐射百年，对后世贡献巨大。单看那段
时间的经济政策，其实更像一个实验期。
社会主义制度与历史上两千年一以贯之的王朝制度完全不同，一切都是新的，需要领导
者自己去开创和摸索，不像亚洲四小龙或后发国家一样有现成的模式拿来即用，可以省
却碰撞过程。
在中国传统智慧和引入的新体制之间找到最和谐有效的办法其实相当困难，因而领导阶
层一直在尝试、调整、修正过程中，政策充满着冒险和不确定性，这种试验状态下的即
时的正确与准确性不能一概而论。
但站在当下来看，土改、农改、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最终都走上了正轨，可以说功在
千秋。综合来看，毛时代的贡献是远远大于过失的。
当下世界的金融体系由西方建立，规则由西方制定，全球的经济学家都是西方“朝圣”
或“洗礼”归来的，对自由市场经济视若《圣经》，衡量经济的标尺总喜欢用一个僵化
且局限的刻度，中国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崇西情节极重，总是跳不出西方思维藩篱。
经济虽然是一种科学之外的经验科学，但其根本还是在社会中，需要从现实出发，需要
客观和辩证精神，靠有限认知和主观臆想设定的规则不能当做金科语录。
中国创造了奇迹，就要用拿出对待奇迹的好奇和敬畏去分析和看待，寻找其独特的规律
，而不是简化思维，强行将其同化到某种条框之下进行定义，向某个固有模式靠拢。
历史有历史的约束条件和必然性，后世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但不能用后世的标准
去指指点点。批判既成的历史是最没意义的，客观评判，不误导舆论，铭记历史教训、
批判当下、优化未来才是学者的责任所在，才能推动社会向正确的发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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