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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swordzz2 (swordzz2),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大陆憋共科研包工头模式内幕】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an 16 07:35:50 2021, 美东)
主持人：这次我想请教您的是关于包工头模式与瓦房店的事情。您之前说过，匪军的各
种产业，包括军工在内，在改革开放以后其实都变成了包工头模式。前几年台湾受了太
多大外宣的洗脑，我应该是台湾少数一开始就坚定相信您这个说法的人之一。原因是因
为，我本身就从事过半导体业。我的前老板和前前老板，就非常像最近从号称投资了
1280亿人民币的武汉弘芯逃跑的前台积电营运长蒋尚义。我之所以一开始就认定武汉弘
芯和清华紫光这些人绝对搞不成半导体这件事，就是因为我当年已经见过了贵匪手下的
包工头是怎么玩这些游戏的。
简述起来就是，一个大包工头先提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全制程设备要全部国产化的计划
，美其名曰全产业链国产替代。对我们懂这行的人来说，这是极其荒唐的事情，这种模
式连美国都是不敢玩的。同时，他们研发每一种设备的预算，其实是以国外直接进口同
样设备的五到十倍的金额去要补贴。要到补贴以后，最后总是要交出设备来验收的，所
以经过层层包工头转包下来，其中一部分就跑到台湾小包工头的我身上了。当然，这第
一层包工头要求一定是中方控股的。我参加的这个项目的总包工头，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号称匪区龙头的一个半导体公司。
虽然到我这边的时候已经剩下补贴金额的大概五到十分之一，但是我算下来基本上还有
一倍的利润空间。因此，我就不得不被他们列为“外籍专家”，去参加一些无厘头的半
导体科技创新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招待开销，大概又有90%直接算进了贵匪补贴的研
发费用里面。我想，如果是类似柯文哲这样的人，他很有可能就在这些招待场合里面失
去自制力，接着就被贵匪给抓到把柄了。但是最后，整个产线上的投资和补贴，我估计
大概只有10%到20%真正用来研发设备。这个真实的成本里面，大概又有80%必须要靠进
口美国和日本的核心零件，而且完全无法替代。当设备到达武汉弘芯的时候，我觉得真
正自主创新的地方大概只有设备的外壳钣金和商标，还有操作系统的开机画面。
我想请教您的是，长期使用这种研发政策补贴的模式，应该是全匪区做半导体或者科技
业的人都知道是怎么一个玩法，那么为什么贵匪还是在持续往这种根本没有研发的补贴
项目里面当冤大头呢？还是说它另有别的想法？
刘仲敬：其实，科研补贴这个事情是一个制度上的补丁，本身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原
则上来讲，科研是国有化的东西，包工头是不负责科研的。科研的包工头化，是由于利
益分配而后来自动产生的。包工头这种东西本身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可能一开始就
没有完全灭绝，只是在政治运动最紧张的时候濒临全部转入地下。但是实际上，即使在
苏联，真正能够完全自我运行的计划体系几乎是不存在的。中国当然不例外，可能始终
是有地下的包工头提供各种地方性服务，只是不载入账面。否则的话，国有企业是运转
不灵的。
在整个机器逐渐处于崩坏的状态之下，出现了政策上的让步，那就是所谓的八十年代改
革开放。我们要注意，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没有任何政策上的创新。凡是被载入政策和被
自由派知识分子拿出来歌颂的那些东西，其实全都是比如说吴越和南粤这些地方的国企
实际上已经不得不做出来、而且无法放弃的事情，拿出一部分来予以政策上的承认。另
一部分太出格了，就不予承认，继续处在地下状态。那就是说明，这种现象是当地的经
济和自发秩序所必不可少的，也是维持国有企业本身所必不可少的措施。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就是生产力本位制，生产力体现为机器生产力。核心部分是苏联
援建的。另外又包括着一大部分，主要是帝国主义在满洲和上海留下来的那些企业设备
，以及像山西的阎锡山建立起来的那些钢铁企业设备，把它们基本没收。然后，再加上
矿山、土地和重要物资的国有化。这样，无产阶级国家就能够控制基本生产资料和生产
力两大块。生活资料，就是个人消费品，即使花得多一点或者浪费多一点，那是没关系
的。只要基本生产资料控制住，产业链就算是控制住了，那么这个经济体的性质就是社
会主义经济体的性质。
因此你可以看出，这从一开始就留下了一点点漏洞。比如说，某一个煤矿，土地和煤要
属于国家，开采煤的主要机器和技术要掌握在国家手里面；但是很多没有技术含量的工
作，挖坑之类的活，是私人企业来办还是国家来办，对社会主义性质是没影响的。实际
上，社会主义经济一开始就是抓大放小的。把大头抓到了以后，容许各种地方势力去做
一些各种各样挖洞性质的外包产业。这些外包产业在比如说晋察冀边区的时代就一直是
存在的，后来也没有完全被消灭。在国家实力渐渐衰弱、瓦房店化进行得很厉害以后，
外包产业就越来越多。
瓦房店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苏联输出的中断，以及帝国主义和私人资本家留下来的各种
产业渐渐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受到了不合理的磨损。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最有利的就
是机关干部；技术和生产都是无利可图的，只会承担责任。大家都会想办法留在跟生产
没有关系的机关。日本战败以后，国民党在上海接管的那些企业，几个月之内，机关的
人数就超过了工作人员的人数。这是必然的趋势。而机器本身跟利润计算没有关系，磨
损多少跟利润计算也没有关系。在计算工作成绩的时候，必然是不管机器磨损如何、先
把工作成绩搞上来的那些人处在管理人员当中的有利位置。所以，有效的核心机器的磨
耗必然是特别的快。而由于计划方面的失灵，各种不同的供给是不平衡的，因此原有的
机器会不断磨损。
供应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机器，理论上讲应该自主研发产生。由国家供养的科学机器，像
是原子弹研发部门或者诸如此类的部门，像国足那样，以国家投资的方式研发出来。但
是实际上，这种模式只能适用于国家政策重点抓的大项目。而这些大项目主要依靠留学
生。从理论上讲，假如你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以后，你可以不需要留学生。但是小项目，
你就很难这么说了。而且，这个理论上的前景实际上是永远也没有实现过的。一般的小
项目，你永远也不能等到国家技术研发的那种程度。
结果这就导致了设备损耗和更新换代的不平衡性。极少数特殊项目和国家抓的重点项目
，像原子弹这样的项目，是一直能够得到资金养护的。国家政策忙不过来、不可能一一
给你定计划的小项目，特别是人口众多、传统上生活水平比较高、因此地方企业比较多
的吴越和南粤（在这方面是吴越更多），它们的设备更难得到更新换代，因此对包工头
的依赖就更大。得不到更新换代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就要用土办法，各种土代理。像
黄光锐用竹子代替美国进口产品来做飞机的油箱，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瓦房店化。竹
子可以通过当地的私人企业老板之类的，由一批农民工制造出来。
这就是包工头模式的起源。包工头模式本身是一直没有被消灭过的。它作为社会主义制
度的必要补充，在极左路线执行得最彻底的时候，也仅仅是被压迫而没有被彻底消灭。
改革开放等于是政策上的让步，抓大放小。基本精神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不能动。最
核心的资源，国家要所有；但是次要的东西，可以出租。比如说，矿山是国家的，但是
出租几个矿洞给私人老板，那是可以的。山西地方上极其缺钱，我们就对山西进行让步
。国家拥有山西的煤矿资源，但是山西各级政府可以抓一些小矿山。而同样又按照行政
级别的高低，高级政府可以抓一些比较大的矿洞，低级政府只能抓一些比较小的矿洞，
村干部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弄一些苦力活了。这一点主要不是体现了技术上的需要或者计
划上的需要，根本上就是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博弈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缺钱，计划经
济之下人人都缺钱，我们开一个政策上的门户。
特别是在某些地方，比如说浙江人或者广东人，利用地缘上的便宜，某些干部跟包工头
分赃，发了一些财，那么北京干部就要顿时感到不满意。我的级别是不是最高的？你们
捞到了钱没有给我，我有很强烈的动机念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经，证明你是资本主义复辟
，把你的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所以，办法就是要进行统治阶级内部的二次分配。二次
分配的办法之一就是，比如说深圳给王震送了很多钱，这是一种二次分配的办法。另一
种二次分配的办法就是，更高级的机构可以自己也享有政策上的改革开放自主权。我不
用等你送钱，我自己能够进行权力寻租活动，用我拥有的国家资源，跟包工头合作一下
，钱不就来了吗？当然，比较上级、权力比较大、博弈能力比较强的机关，获得的政策
自主权就会比较大。他们在食物链中处于优势地位，大头必须给他们。 | s******2
发帖数: 1 | 2 于是，就产生了跟产业合理本身毫无关系、基本上跟权力斗争平行的“有水快流”。这
是赵紫阳时代产业的特征。“有水快流”本身在当时就引起了技术部门内部相当大的争
议。这种政策对农民工是有利的，对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是有利的。他们终于可以不再
原地挨饿，而是可以干点苦活挣点钱了。尽管他们分到的东西是最少的，但是他们的呼
声是最高的，因为他们是最濒临饿死的集团。阶级地位比他们高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至少是拿着国家各种不同等级的配给，离饿死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还可以比较从容
地谈论长远利益之类的。而农民工是最耐不住的。
当时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我父亲那一代的技术人员亲自参与的。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还非
常小，但是当时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我是经常听到诸如此类的争论的。很明显，这种
政策是自杀性的。承包制的推行，使得好的承包者和包工头利用国家的资源，把放在国
家手里面创造不出利润的机器、矿山和资源之类的创造出利润，并且在小范围里分肥。
这就像租房的房客没有动机去关心房子长期的存续是一样的，他们只关心短期行为。这
会加速机器磨耗，造成对产业非常必要、但是自身不能直接创造价值的那些部门的进一
步消耗。
有些部门比较适合于包工头。比如说对医院来说，药品采购就是适合于外包的项目。但
是有些项目，例如护士部门，你就很难外包。虽然现在也基本上搞成外包了，但是一开
始的时候，在八十年代还被认为是难以外包的。国家医院的护士是一个准公务员的职位
，怎么样外包呢？但是现在，主要是由于包工头体制已经很普遍，护工这一行业也普遍
产生出来，使得医院的有编制人员和没有编制的农民工（也就是护工）之间的关系，变
得跟公务员和临时工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了。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觉得，药品或其他东西能够外包，可是编制人员的工作难以外包，
那么就会形成各机关利益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是难以解决的，会导致非常重要的、需
要技术积累的那些部分失去技术积累的动力，倾向于短期行为。但是，几乎所有的参与
者都看出了包工制能够通过两方面给自己带来利益。一方面是，自己连形式上的工作都
不用做了，由农民工去代替自己工作。第二就是，使自己能够在国家规定的津贴和待遇
之外另外捞一笔，而这一笔是在国家审计系统之外的，一开始就可以看出里面的猫腻是
非常大的。因此，这方面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有水快流”的政策就迅速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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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结果是长期性的，不是说谁一下子就做到的。结果自然就是，苏联时代留下
来的技术资源流失并破坏殆尽。技术资源既包括人又包括物。由于社会主义不承认知识
产权，所以实际上本身就没有什么技术创新的动机。包工制进一步打击了技术创新的必
要性。消耗完了怎么样，大家是不必认真考虑的。事后，江泽民同志英明地为我们找到
了办法：依靠西方的技术引进和外资来做这件事情。实际上对于大多数经理来讲，我们
不再指望自己过去的国有龙头企业技术研发部门能做些什么了，这些部门在改革开放的
过程当中基本上陷入了瘫痪状态。
九十年代的时候，大的项目还是用国家预算，用过去苏联式的方式牵头。但是这时候技
术人员的斗志是非常之差的，所以所有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没有搞出什么结果来。这当然
是一个分红的问题。人家可以很有理由地说，卖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本来没有什
么技术项目、因此被国家认为抓大放小可以让步的那些小项目被交给了包工头，从农民
工身上赚到了很多钱，大家变成了养尊处优的富翁；而我们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和高级管
理人员却必须自己苦干，而且得到的预算是如此的有限，又不能在灰色地带捞钱。国家
管得越死的地方越没前途，技术人员要大量流失。九十年代的格言就是傻瓜才干公务员
，为什么？因为有出息的人要到沿海地区去做企业。这样下去当然是不行的，只能用一
个办法来矫正：重点项目，国家可以增加投资；跟军事有关的项目，可以搞重点投资；
不太重要的项目，只能做政策让步。政策让步仍然是包工制的。为什么别人能干而我们
不能干？我们也可以干一干，把自己的钱搞回来。这样一来，技术投资项目也渐渐向包
工制发展。最开始是末梢产业，最后向核心的军工和其他相关产业逐步推行。军队应该
是最后受到影响的项目。
等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军费开始重新增长起来，国家预算由于加入世贸组织的结果，依
靠大量的美元、外企和农民工的贡献，使得国家终于有能力重新大规模地在高校和原有
的各科研基地进行技术投资。这时候基本上是科技企业机制。这就是江泽民时代所谓的
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结果，基本上所有的科研基地都转而依靠市场经济体制。这里
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包工头体制。比如说，清华大学之类的机构只提供一个名号，
大学附属企业可以得到若干的政策优惠，因此它就处在圈钱的比较有利的地位。内部的
运作基本上是一个层层作业的包工头体制。而与此相配套的比如说研究生扩张、大学扩
招之类的，也是配合这个包工头体制的。包工头体制和企业制度改革结合，有一个明显
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对接中国入世和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基本上是为了满足国
际要求和中国入世承诺而设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旧式的那种依靠国家为中心的科
研投资体制变得不合时宜了，显得跟中国的承诺和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有参差了，转而实
行比国家投资制度显得更符合市场经济的科研补贴制度。
但是，科研补贴制度只能是一个骗局。中国为入世承诺建立起来的这些名义上的私人企
业，它们在幕后的关系和它们在法律上的登记关系是不一样的。它能够享有多少政策上
的优惠，是看它跟党组织和政策的关系密切程度的。因此，这样的东西从原则上讲就是
一个白手套企业。跟党的关系密切的那些企业，比如说像华为或者各种进出口贸易公司
之类的，被人认为是具有政治任务。政治任务不仅是包括偷盗诸如此类的活动，而且包
括重点创汇工程、重点填补空白的工程之类的。只要是政策需要的，那么必然是党组织
的。不重要的小公司，真正民营而没有背景的公司，又站在尾巴上，只能为这样的大公
司打工。
政策优惠才是主要的，技术补贴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当然，技术补贴也是按照不同
层次、不同政策的需要，进行不同的分利。对于一般的真正民营性质的小企业和小老板
们，你并不能够真正指望靠你的技术补贴能做什么。你处在盲目工作的状态中，你不知
道你需要什么。如果你真的把技术补贴拿去发展技术的话，你就变成一个傻瓜。而且发
展出来的技术因为方向性的错误，照例是搞不出什么东西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骗
一笔技术补贴来，利用技术补贴安置一些关系户，真正开发不开发没有关系。这些关系
户的存在，能够保证你继续拿到技术补贴。至于真正技术开发的事情，那是没必要的。
小的民营企业向来是依靠两种东西，第一是重新进入中国的外企带来的淘汰技术，第二
是他们所依附的国企释放出来的淘汰技术和废旧机器之类的东西。他们实行“有水快流
”的政策，赚快钱而不为长远考虑，是不需要搞什么技术投资的。技术投资还是国家项
目和龙头大企业的事情。而这些大企业为了调动主管干部的积极性，容许主管干部跟包
工头合作，利用国家的政策、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让包工头去负责
实际工作。当然，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有编制的人员实际上变成了吃闲饭的角色。他们
的利益跟工作成绩是毫无关系的。他们最大的利益应该是，减少工作量，避免责任，利
用包工头得到的东西来分肥。这就形成一种很变态的格局：体制内部的人员是相互监督
的。也就是说，正职、副职和部下一般来说不会属于同一派系，他们还经常是敌人。这
是一种削藩式的相互监督，符合列宁党彼此之间相互揭发的传统。当然，这样做就更使
得你不可能在短期内出成果了，成果要由包工头来完成。
这些人员在相互揭发和相互控制的同时，共同依靠从包工头来的灰色收入和小金库作为
补充收入甚至主要收入。如果你的钱比别的单位多，那肯定不是因为你的待遇比别的单
位多。待遇基本上是，属于国家体制出来的人，按照自己的学历和年纪，都是一条线。
大学生多少钱，研究生多少钱，博士生多少钱，工作五年多少钱，工作十年多少钱，都
是机械性变化的，无论在哪里都一样。如果某一个单位比较肥，那就是它的包工头给的
灰色收入比较多。那些灰色收入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必问。那是领导跟包工头之间的
游戏。风险由领导承担，领导负责解释政策，证明这个政策是符合党的需要的，不应该
被视为腐败。他应该能够有足够的肩膀扛住这个风险。如果扛不住的话，他会被人说成
腐败，那他就完蛋了，他和包工头都要坐牢，整个体系就完蛋了。
江泽民时代的一般情况就是，最高法院在党的政策的暗示之下做出解释说：诸如此类的
事情不能被视为腐败，跟科研人员有关的灰色收入一概不以腐败论处。这当然不会严格
执行。如果你在政治斗争中得罪了人、而且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的话，那么这一条是不
会发挥作用的，照样会办你的。但是这个基本政策精神是会发挥作用的。大多数情况之
下，它鼓励了一把手或者前几把手之一挑出头来跟包工头合作，建立相应的科研体制。
当然，这绝不仅仅是科研体制。实际上，科研体制是计划经济最顽固的堡垒，在江泽民
时代之前基本上还延续着旧苏联时代吃老本的作风，江泽民时代之后才慢慢包工头化。
而早在科研体制之前，大多数其他体制也早已包工头化。
包工头化和扩招相结合，就导致了高校的学术带头人也逐渐用包工头的方式去主管自己
的部门。被他拉进包工头系统的那些人，是他手下的研究生或人员的一小部分，而不是
全部。他依靠私人关系，把他们拉进这些项目里面去，通过这些项目大量分钱。而他的
主要收入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些项目的钱。同样级别、职称或待遇的教授、研究生或博士
，他拿的钱是多是少，主要取决于他制造项目的能力。制造项目，就能在国家的科技体
系中间分肥。你可以看出这个政策有强烈的封建性。核心就是站在寻租和分肥机制上的
那一系列负责给包工头承包的体制内领导，其次就是从民间来的包工头。这些从民间来
的包工头已经不再是八零年代的那些第一代包工头乡镇企业家，而是以各种方式在改革
开放中积累了第一桶金、又游走于政策边缘的吕不韦式的风险投资家。他们可以称之为
是中国特色的风投人员。他们的能力主要是在各级领导和各部门之间跑来跑去，敏锐地
把握政策，知道哪些部门可以释放出利好，把投资填入那些部门当中去，跟领导共同分
肥。
当然，这种政策搞到规模大了以后就渐渐变成洗钱了。最高级的做法就是，两者联合起
来，我们给国家一个虚假的期望，从国家手里骗出超大量的科研经费来。当然，不仅是
科研部门，其他部门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说像高铁这样的部门。这样自然就可以骗出海
量的经费来。而且，这样的模式显然是全球化了。例如，高铁骗出来的大量利润，显然
德国人是拿了大头的。德国人最初在朱镕基和温家宝他们考察高铁的时候，以为中国顶
多建一个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德国人出售高铁技术，在全世界的经验也就是这样的。
最后他们得知中国人竟然要把在全国用的高铁网络全部覆盖起来以后，惊得连下巴都掉
了。这就是俾斯麦给李鸿章卖军舰以来从来没有的一个大馅饼。而且重要的是，它是一
个开拓产业链的长期馅饼。
技术输出这件事情是一个长期馅饼。比如说，夏威夷的糖厂把他们的设备卖给陈济棠，
那就意味着，设备维修和更新零件这些相应来的一大笔生意说不定可以连续卖几十年呢
。那个糖厂不是一下子马上就要报废的，不是一趟活儿的生意。不说几十年，至少十几
年，它还是能用下去的。中间的磨耗，技术人员培训，各种补充设施和进口，不得全都
找美国人吗？美国人一下子搞到一个几十年的老客户，可以不断地赚钱。所以他们一高
兴之下就拍掌说，给你优惠条件，最初的图纸我们免费送给你，你也不用搞什么技术开
发了。德国人的反应也必然就是这样。于是，这肯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组合。
德国人的估计是建立在，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大概有钱赚，武汉以西的高铁肯定是赔本生
意。但是，中国方面则做了一个政治任务：全国高铁化。中国高铁领先于全世界，特别
是领先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非常羡慕的日本高铁，我们终于超过日本了。这个政治
任务的诱惑是超过一切的，把从农民工那里挣出来的钱喀嚓搞进去。从账面上讲，高铁
是国产的。虽然实际上“国产”只是产了一个铁壳子，内部的零件全都是比如说从德国
进口的，但是这个没关系。宣传上讲，我们实现了自主科研的伟大胜利。从这个铁壳子
上面可以唰唰唰地变出几千几万个白纸黑字的科研创新项目，又可以供无数的各级别包
工头吃着不尽了。于是，在两厢情愿的情况之下，用农民工创造出来的利润，所谓“十
亿双袜子换一架飞机”的模式，在高铁上使用。飞机大家知道是美国飞机，但是高铁可
是国产技术，因此它在政治上非常正确。于是，高铁的大跃进就开始了。
整个中国二十一世纪以后的科研体制，就转入了这种政策导向、官商学三位一体联动、
同时跟国际资本主义和西方相应利益集团连锁互动的基本局面。当然，德国人得到这一
个大单以后，中国市场就变成它的一个大蛋糕了，它必须要为自己的客户说话。像这样
的客户，到哪里去找？到土耳其或其他地方去，你是不可能搞到这样的大客户的。而且
，这是一个长期的大客户，人傻钱多。德国技术人员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大客户。名义上
你是不是自主创新，跟我们德国人是没有关系的。实际上出口的是德国的零件，这就足
够了。德国人和今天特斯拉的马斯克这些人，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在政策上为中国的改
革开放集团说话。当然，这就跟八零年代甚至九零年代的情况不一样了。
政策制定人，比如说制定环保技术、碳排放技术开发和搞绿色金融的中国金融家，请注
意，他们是九十年代才开始培养、以前不存在的红二代或红三代子弟。他们被派到美国
或其他地方去留学，回来以后专门从事这个对党国极其重要、不能开放给民营、要握在
党国信得过的精英手里面的领域——搞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他们跟小布什总统的财政
部长、退休后办私人顾问公司的保尔森(Henry M. Paulson)以及奥巴马和拜登系统的布
林肯(Antony Blinken)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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