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版 - “通商宽衣”典故可查最早的出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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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通商宽衣”典故可查最早的出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Jan 31 21:48:45 2018, 美东)
http://jyw.znufe.edu.cn/pub/znjjslt/xstd/yhy/xscg/t20051115_0120.htm
学者：姚会元
教授，男，1948年生，辽宁沈阳人，博士生导师。
西部呼唤新票号资本——中国黄土高坡育成大资本的历史考察
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山西既非物产丰盈之区，又非经济发达之省，它坐落于黄土高
坡之上，延展于穷山恶水之中，“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以晋中平遥为
例，该县“特产独少，蚕丝鱼盐不及河东；骐骝水利不及屈产、介汾，即陶冶布苇之微
，亦不敢望邻邑，地力之硗薄若此”．这种地理自然环境绝不表明上帝是在特别恩赐于
山西省及其子民．
但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山西省平遥、祁县、太谷一带竟然产生中国的票号
金融大资本并且辉煌了100年．这种历史上奇特的经济现象为中国民间留下不衰的话题
，为中国史学留下了值得探索的疑案．这不能不使我们中国人感悟到：票号生成山西辉
煌全国，这种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现象，在启迪和昭示今人一个问题：即经济落后
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造成大资本．
如何在经济落后地区积聚资金，造成资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当前实
施中国西部开发战略的时候，更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新经济
增长理论分析揭示：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主要推动力是资金、劳动力、技术、知识、
人才等要素的投入。分析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要素供给情况，其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供给
充足，而特感缺乏，难以解决的是资金要素．由于资本不足，西部经济长期处于“低水
平循环陷阱”，即资本不足导致劳动生产率低，进而要素的收益水平低，社会成员收入
低，低水平低收入造成需求拉动不足，障碍局限市场扩大，再导致投资引诱不足，如此
往复循环。不仅使投资引诱不足，甚至由于东西部间实际存在的效益差别，西部储蓄积
累的一部分，也将沿着“西部居民购买股票和基金——资本市场一一东部上市企业的资
本’渠道流出西部进入东部．经济建设社会生活资金的筹集和投入，需要解决资金融通
的方式和渠道．在解决西部开发资金问题上，除了国家和财政支持。宽松政策和东部省
区的帮助之外，西部地区在大开发的过程中，一定要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所稀缺的资本
要素活力，更多地积累资金、进而造成今日“新票号资本”。人们有理由相信“新票号
资本”的造成必将成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主导性动力．
二
自嘉庆道光年间，平遥日升昌票号产生，它所经营的银钱汇兑业务给商界提供了方
便．前此，山西商人足迹遍于全国各大中城市，他们销货兑款，’商途，往返赖于镖运
，殊多不便．该号适应于此种形势，调派号中精明干练伙友赴全国各地如汉口、天津，
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苏州、上海、扬州等地开
设日升昌票号分号，扩充业务，经营汇兑，客户中不仅有山西藉商人，且有许多外省商
人．
日升昌票号汇兑生意蒸蒸日上，起到明显示范效应，太谷、祁县商人纷纷仿效急起
直追，致山西票号家数迅速增加。1 824年，只有日升昌1家票号；1826年票号则增至6
家；1837年为9家，1856年为12家，1860年时为16家，其中，主要的票号有日升昌、蔚
泰厚、蔚丰厚、新泰厚、合盛元、大德兴、百川通等．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1 824年—1860年的30余年中，票号频频设立，竟无一家倒
闭。30年时光并非短暂，不难由此看出当时山西票号积极经营、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
进入19世纪 90年代，票号由19世纪60年代的10余家增加到28家．其分支机构扩展趋向
，除东南沿海等城市外，还向营口、贵阳、昆明、兰州、肃州，凉州、迪化，归绥等东
北、西南、西北等许多边远地方发展。
票号敷设分号的缄市由19世纪60年代的27个扩充到90年代的六，七十个。重要大都市票
号的分号数量增加迅速。1875年至19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票号由24家增加到39家，
1875年—1 881年，汉口的票号由24家增加到33家．重庆的票号发展到16家．据不完全
统计， 20世纪初时，山西票号在国内95个缄市中的总分号数达475家，在日本、朝鲜、
印度等国也派设分号．随着山西票号及其各地分号的建立，全国逐步形成了蜘蛛网般的
金融汇兑网络，山西平遥、祁县、太谷3县成为全国金融调拨中心，票号并以自己的“
聚散全国金融主权，而能使之 (资金)川流不息”的巨大能力，极大地影响着北京、上
海、汉口、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的金融市场，博得“汇通天下”之声誉。
票号资本的形成及其成功，有两方面的原因和条件．一方面是得力山西省独到的地理位
置、悠久的经商传统和早期大商业世家的雄厚财力．另一方面，票号本身是一个裕国、
便民、创新，赢利的机构。因为裕国、便民，它才有了生存的外部社会条件；因为“创
新”，它才有活力和生机；因为赢利，它能满足经营者的事业满足和经济要求，使经营
者的内在积极性永不止竭．
三
票号的成功，得力于地理位置、经商传统、大商业世家及醇厚的商业人才成长的氛
围。
就交通和地理位置而言，山西历史上是重要的“商贾之途”。表面观之，该省东太
行、西吕粱、南滨黄河是封闭之区。实际上，由于宋代以后繁盛起来的茶马交易，促进
了茶叶贩销南自闽浙粤经由汉口、开封、太原，北京、恰克图南北商路的形成．这条历
久不衰的商路，与东起北京经张家口，大同。榆林西至甘州，嘉峪关的中国北部东西商
路相互交叉，造成当时北方经济区的大交通十字架，它东拱京津，西连秦蜀、南通太行
、北倾恰克图．得天独厚的交通网络是山西商业发达的重要条件，使山西形成了“乃商
贾之途”的经济地位．基于这种商业地位，山西人商业信息较为灵通，所谓刚“闻道于
阗琼玉多，又传眉宾毛衣贱．”他们有机会亲眼看到许多人走出山西而发财致富，耳濡
目染“某家携归万斛装，某客手挥千金便”，“赢得腰缠十万多”的诱惑，他们相互影
响而“从此相将爱远行”，“通利辞乡县”．清代山西忻州诗人和作家王锡纶关心山西
社会经济、家乡风土人情，他在自己的文集中对此种情形做了认真的记录：“晋省之人
多务于出外贸易广，……太汾、忻代之人，经商者十人而八，太原之太谷、祁县，汾州
之介休、平遥，其投资于川广、三吴、两楚广……忻人之敢于远行，自乾隆时，开新疆
、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叶尔羌等处”，“有率车驮贩茶，以通
俄罗斯者．”这些山西人“冒险前进”，“虽绌不怨”，“各思创一未有之业，以冀奇
获”。
山西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春秋晋文公(公元前636—628年)时，晋国已实行“轻关
易道，通商宽衣”的鼓励商业政策；秦汉时期，山西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渐
成商品集散市场；到中国游历并居住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著作中写到“从太原到
平阳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反映出元代时山西商业的盛况；明
代时，山西大商人资本雄厚“非数十万不称富”．山西商人活跃于全国各地，他们或“
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或“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
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源、迈九河，翱翔
长芦之域．”
以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为例，山西平遥城内的工商铺户已形成很大力量．
这些商号涉及的行业有麻布行、花标行、颜料行、木厂行、染坊行、经纪行、货行、驼
店、驴柜店，南京行、皮房行、成衣行、荷包行、车铺行，毡行，茶庄、行头行。洋货
行，铜匠行、锡匠行、铁匠行、木匠行，银匠行、泥瓦行、纸画行、估衣行、珠宝行、
杂货行、肉行、六阵行、斗行、牙行、瓷器行、金铺业，砖厂、典当、钱铺(庄)，账局
、银号、票号等．商业的繁盛，为山西造就了众多大商业世家．著名的盐商有：太原阎
家、大同李家、河津刘家、襄陵乔家高家、平阳亢家，蒲州张家．他们都曾称雄于扬州
盐市．至于各省盐市，也多为晋人所垄断．明末清初时，山西人大商人竞控制了张家口
贸易，以至朝廷为笼络他们，给予他们“晏便殿”，“赐上方服馔”的宠惠．稍晚，晋
商榆次常家赴恰克图投身中俄贸易活动．清代道光以后，常家发展到在恰克图开设大升
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多家大商号。“并以独慎玉字号在莫斯科设立分店，至
晚清之际，常家一门在恰克图对俄贸易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大商业世家
太谷曹家．曹家商号众多，除在各地开设绸缎庄外还有锦泉涌、锦泉兴等茶业庄，有锦
丰泰等皮毛庄，还有粮行、货行及15家钱庄、 5家账庄等，其累计财产在银1000万两以
上．此外还有介休冀家，道光年间资本总额达300万两以上；祁县乔家资本总额达1000
万两以上；介休范家，资本总额达3000万两银元多，仅在外贸市场上每年资金周转额就
达1000万两以上．咸丰三年(1 853)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奏：“山西太谷之孙姓富约
2000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之候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
，……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山西商人雄厚的资本、遍布于各地的商业网络、长久经商的经验是票号产生和发展
的条件，还有就是，山西逐渐形成了经商和票号人才成长的醇厚的氛围。人们对于经商
给子理解和宽容，山西历史上有许多(如王现等)既有封建文化素养，又有经商致富实践
的儒商．在他们眼中，经商不卑，牟利不贱．他们不断阐释仁义与牟利，经商与道德的
辩证关系，即“义能为我利，德足润我身”．认为正当的商业活动，与为人师表的士大
夫言行相比并不逊色．基于道义的牟利行为就是正当的，就是符合道德准则的．经商与
举仕本来就是异术同心，所谓“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行，是故必名而有成
，故利以义制”，“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
不同于其他地方鄙视商人的是，山西省的民俗儿歌中也反映出，商人有较高的社会
地位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爱戴．明清时期流行于山西民间“俺娃蛋，俺娃亲，俺娃长大了
走关东，深兰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罄”．“咚咚喳、娶来啦，俺女儿不嫁啦，
不嫁你那掏粪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要嫁的是字号里的掌柜的”的民谣儿歌表达出这
种感情．民不以经商为耻，太谷农民“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榆次人“服贾者十之三四”；绛县民人“多贸易’；盂县人“往往服贾于远方’的记载
充斥于山西各县志书之中。显然，这种氛围的耳濡目染是十分有利于商业人才的孕育与
成长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商业人才的培养成为社会必须重视的大事．广泛流
传于山西的“三年出一个状元易，十年出一个经纪难”的说法，既表明商人相对高的社
会地位，又表明造就商业人才的艰难．在封建后期向中国近代社会的过渡中，商业经营
企业管理中关于资金的筹措、预算的编排、成本的核算；会计的掌握、市场的预测、人
员的管理等都是“四书”、“五经”中找不到答案的．商业人才的教育与培养绝不能循
正统“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路子与方法，必须另辟蹊径．于是乎，山西票号注重在实践
中培养伙友的技术和道德。在经营实践中培养其珠算、记账、写字抄录，平码口诀、待
客语言(根据需要、需求掌握满语、蒙语，俄语)．经过三年的训练培养，方能派赴任事
。在道德涵养方面，则要求重倍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
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等．
山西商界注重考察人才．“远则易欺，远使而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之而观其敬
；烦则难理，烦使之而观其能；财易起贪，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危则改节，告之以危而
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四
票号之所以能在百年的长时期中被民众商家所信任、为社会经济所倚重，除了所述
及的地理位置、历史商业传统之外，从票号内部方面看，它有便民、裕国、创新、赢利
之特点．这些特点是票号资本得以生存并壮大的内在动力．
先看票号的“便民”．票号“汇通天下”，为资金调拨调剂，为商家贸易经营提供
了便利条件．冯桂芬曾指出：“今山西钱票，一家辄分十数铺，散布各省，会票出入，
处处可通．”票号汇兑业务使“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从而将过去
繁难并潜在险祸的货币流通、债务划拨变成便于取携之事，“商既便于取携，官亦籍省
赉运，国民两利莫于此．”票号汇兑安全可靠，“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空票”．
而且一旦会票遗失，持票人可向相关票号知会，如“盗贼用之，直自投落网耳”．所谓
“知会”，实际上是近代银行“挂失”的通常做法，票号那里早已实行。
其次，再看“裕国”。杨荫溥说：“自票号之兴，国内贸易日便，商业渐盛，而本
地换钱铺，亦随之发展．”这里，他分析的虽然是票号对于近代天津商贸金融发展的作
用，实际上对于全国亦然．以汉口为例，蔚长厚票号1907年(清老绪三十三)仅收回的对
32家工商业产的贷款数额就高达2948000两。由此可看出票号对中国近代工商业资金支
持的力度．其对于经济发展，允裕国家的作用可见一斑．
票号对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矿运输业的发展倾注了很大热情并给予了有力的资金支
持．据统计，票号自19世纪60年代后，支持了30家近代：厂业公司和公用公司的成立，
这些私人资本企业和服务社会的公用公司，分布于晋、陕、甬、赣、京、苏、鄂、豫、
津、沪、渝、川、冀、闽等广大区域内；涉及了机器、棉纱、染织、面粉、榨油、火柴
、瓷厂、水泥、毡呢、丝厂、印刷、制帽，造币、自来水．票号为这些企业，公司或直
接投资，或代为招股，或经收股本，或给予放款。这反映了票号资本从流通领域向产业
领域的延伸和票号对中国近代民族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
对近代矿业方面，早在左宗棠创办肃州文殊山金矿时，阜康票号曾捐助机器；1907
年源丰润票号对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现代化煤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投资12 950两；1910
年义善源票号牵头为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在外埠代理招股筹资事项．从铁路建设看，
1891年至清王朝结束的20年时间中，票号为关东铁路、芦汉铁路、川汉铁路、粤汉铁路
、豫省铁路汇兑、经收、收存路银共约千万两左右．票号三晋源、源丰润等向浙江铁路
公司、苏路公司、晋省同蒲铁路认购和投资60万多两银．不能不强调，票号经营的成功
，使它不仅对全国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促进山西近代经济发展更起到重要
作用．这是其“裕国”功能的明显之点．
再看票号的“创新”．票号产生之后，发展迅速，汇通天下，成为中国近代最重要
的金融机构，实在还由于它在许多方面的创新．创新就是活力，创新才有生机，除了在
汇兑、存放款、转帐结算、业务手续等方面有创新之处，票号的创新突出表现在经营的
两权分离、劳力作为资本顶股(力股)、分支机构设海外等三方面上。
两权分离．票号在它的金融营运中，创造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制度．
创办票号时，老板首先做的一件事是“聘请经理，由介绍人说项，或自己注意查访，确
实认定此人有谋有为，能攻能守，即以礼召聘，委以全权”。“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诸
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平素经营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经
理既受财东信赖和委托，得以经理全号事务”．这种两权分离的金融企业管理制度，并
不是西方舶来品，而是山西票商们的创造，虽然它有些方面显得粗糙(如股东们对掌柜
“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又不施其监督于事后”，袖手等待拿红利)且土气，但它毕竟
是中国最早的“两权分离”，因而Erg就成为世人瞩目的“东方特异之点”．早在20世
纪20年代，一家有影响的刊物已指出这一点，票商“将资本交付于管事人一人，而管事
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闻问，……，此项实为东方之特异之点．”
劳力作为资本顶股．这种所谓顶股“并不缴纳资金，以掌柜及一部分伙友的劳力作
为若干股”。新伙计入票号后一般要经10年以上的勤奋与努力，没有过失，即可得到“
顶身股”(力股)．顶身股自l厘(十分之一股)起，凭其业绩可渐增加．大德通票号1889
年帐期分红时，银股20分，人力股是9分7厘；1908年分红时，银股为20分，人力股增加
至23分9厘5毫．票号经营中将伙友的劳动力做为资本计算顶身股，将其与银股合计，参
加平均分红的作法，对于票号起到两种有利的后果．第一，调合了票号内劳资两方的矛
盾；第二，调动了伙友的积极性，力(股)银(股)均分，使票号中人“不责而勤，不检制
而俭”，企业充满活力．
分支机构设海外。票号这样做，其结果是开中国金融机构进入国际市场之先河．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前后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神户、东京、大阪和朝鲜仁川开
设多处分号． 由黄土坡走向大洋外，必然扩大票号活动范围和经营规模，并开拓视野．
五
商投资目的是赚钱盈利，“赢利”要求对于他们是永恒的，如果票号一味赔钱，不
仅不符合金融经营的法则，而且它将无以为继．
票号营运中盈利情况如何呢？就个别票号而言，利润是通过分红派利进行内部分配
的．具体形式有大帐、小帐和东家存款几种．大帐结算按帐期(一般为4年一期)进行．
如票号资本10万两银，每万两为一股，则银股为10股．光绪年间(1874—1908)时，票号
红利高的时候每股达 3-4万两银，低的也在每股5000两上下。每届4年的大帐期，股东
们拿走大量红利．而经营人员如票号总号经理通过拿“顶身股”的方式每个帐期可获
16000-20000两红利，年均可得四五千两．
大德通票号经利增长表
年份 资本数额 盈利额 每股红利
银两数 占资本额%
1888 100000 24723 24.72 850 100
1892 130000 3040 357.65
1896 140000 3150 370.58
1900 160000 4024 473.41
1904 180000 6850 805.88
由上表看出，投资开设票号和投身经营票号均能获取高利，明显的“赢利”刺激了
人们的积极性．票号行业“自光绪甲午(1894年作者注)后，为增盛时代，自庚子至辛亥
为极盛时代，每家存款多至七八百万两，少则二三百万两，每年结帐共得利银五百余万
两，四年帐期，每年每股挣银二万两，一万两不等．此外，八九千两，五六千两者平常
数耳．如平(遥)帮之百川通共资本二十余股，每股挣银一万二千余两，则四年共挣七十
余万两矣．祁(县)帮之大德恒，大德通皆二十余股，每股挣银一万两、九千两不等，则
四年皆挣二十余万矣．太谷帮之协乾，志成信亦皆二十余股，每股各皆挣一万二千两，
则四年亦皆挣二…卜余万两矣．其它挣十余万两者尚居多数．”
我们将票号资本获利情况与当时工业企业的获利做一比较．山西大德通票号1900年
和 1904年两账期获利共计约1124135两，相当于该号资本总额14万两的8.029倍．民族
资本的大生纱厂，资本70万元，1899年开车到1913年，帐面盈利489万元，公积金73万
余元，总计562万元，其获利情况是最初资本的8倍多。但是，同样获利倍数所用的时间
票号是8年，大生沙厂用了15年．显然，票号的盈利水平确高于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但
是，两者盈利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上述的比较尽管还缺乏缜密性(如比较的时段不完
全一致)，但毕竟提供了一种参照．这种比较既表现出票号金融资本高于工业资本的盈
利水平，又表现出其盈利与工业盈利增长的同步性．
票号并非将盈利分光吃绝。它将部分盈利分配后，还是注意做好资本积累用以稳定
和扩大经营的．资金的积累通过“公座厚利”财神股”和“厚成”实现的．“公座厚利
”是，票号在帐期按银股和力股(亦称顶身股)分红之前预先提取一个数额作为“公座(
公积金)，以便充实资金在下一帐期争取更多的营利(厚利)．有的票号在分红之前提取
“财神股”．“财神股”有些类似于公积金．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其目的都是为夯实营业
资金基础；不同之处是，公积金每至帐期分配时均予提取加以积累．而财神股财是以新
替旧，如本次帐期提取1万两财神股，则将上次帐期提取的1万两财神股投入分配，并不
积累．所谓“厚成”则是，票号在帐期结帐时，将应收帐款、现存资产按一定标准打折
，以达到实际资产额超过帐面资产额的目的．通过上述办法，票号确保了流动资金的充
足度，这也正是票号很少实行负债经营的重要原因．每届帐期时，票号通过“公座”等
形式提取多少公积金或“财神股”呢？决定权在股东和总经理，常无定数，营业兴旺发
达时，一个帐期有提10万两或20万两以上的，营业平平或欠佳时，有仅提1万两的．提
取财神股和公积金成为票号扩大经营的主要动力．对票号扩大经营起挹注资金作用的还
有股东们帐期分配后的特殊存款，曰：“倍股”，每到帐期，票号股东分红后，按所持
股份比例多少，提留部分红利分别以“普通存款’或“统事”名目留存票号内加入下一
帐期的周转．二者的区别是，普通存款的利息由股东独享；而“统事”存款的利息则由
股东与伙友分享．但不论股东的“普通存款”抑或“统事”存款存于号内，都起到了壮
大票号资本提高票号活力的作用．
笔者认为，在中国西部大开发进程中，资本较其他要素更为稀缺．要解决这一矛盾
，固然要靠外部的支持，靠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策、靠东部经济发达省区的大力支持，
但更要靠西部省区和西部人民．因为与其说西部缺乏的是资本，不如说，西部真正缺的
是充分调动金融资本的体制，西部应着力造就的是培养可形成大资本的温床．在这一问
题上，票号大资本生成于经济欠发达的黄土高坡，将赋予我们许多历史启示．票号资本
所表现出裕国，便民的特征使其存在成为社会必须，因而为自己开拓了外部生存与发展
条件；而票号资本创新，赢利的特性，不断增强了其自身活力，则不断激发投资者和经
营人的热情．
我们需要资本，尤其是大资本．大资本的形成不能仅指望国家及“外资”，应该在
西部开发中，兼顾国家，地区、个人的利益，融合天时、地利的优势；造就西部“新票
号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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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若民．票商兴衰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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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已亥。
[5]李梦阳．王现传记．明故王文显墓志铭，空洞集卷44．
[6]王世贞．张公居正传．国朝献征录卷17．
[7]冯桂芬．用钱不废银议．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8，钱币(上)．
[8]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9]秦翰才．左文襄在西北[M]．长沙：岳麓书社，1984．
[10]山西票号史料[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1]晋商史料与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12]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太原：说文社，1944。
[13]史若民．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国家社科课题送审电脑稿，200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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