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版 - ZZ 郭松民 ： 《暴雪将至》：国企工人阶级的湮灭 (转载) |
|---|
|
|
|
|
|
|
s******n
发帖数: 518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LeisureTime 讨论区 】
发信人: shaodian (有熊), 信区: LeisureTime
标 题: ZZ 郭松民 ： 《暴雪将至》：国企工人阶级的湮灭 (转载)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Feb 19 22:17:44 2018, 美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l7n44oggSM
暴雪将至 ( 犯罪电影2017 ) - 主演: 段奕宏 / 江一燕 / 杜源 / 郑伟 / 郑楚一 《
暴雪将至》是由世纪百年影业等公司出品的犯罪悬疑片，由董越编剧并执导，段奕宏、
江一燕、杜源、郑伟主演。影片于2017年10月29日在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首映，
2017年11月17日在中国上映。
发信人: shaodian (有熊), 信区: Movie
标 题: ZZ 郭松民 ： 《暴雪将至》：国企工人阶级的湮灭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Feb 19 22:16:13 2018, 美东)
郭松民 ： 《暴雪将至》：国企工人阶级的湮灭
《暴雪将至》让很多人联想起，《钢的琴》《白日烟火》，我却有点不合逻辑的想起了
《不夜城》。
《不夜城》，是由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孙道临主演，1957年摄制的老电影，讲述了民
族资产阶级在经历了犹豫、彷徨之后，终于满怀信心的加入公私合营，跟着共产党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
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在被消灭的时候却敲锣打鼓庆祝，这听起来有一点匪夷所思，但
在五十年代的社会氛围中，却不是不可理解的事。
一方面，徐徐展开的社会主义蓝图，为新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勾画了美好未来；另一方
面，对民族资产阶级个人来说，整个阶级在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被消灭，反而是个人乘上
社会主义时代列车的开始。
毛泽东主席制定的用“赎买”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使他们不仅可以长期享受
“定息”收益，而且还被纳入新体制，获得新身份，有的成了企业管理者或技术人员，
有的成了国家干部。
在人类革命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阶级被推翻后能够获得如此优厚的善待。
五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能够进行得如此温和、顺利，是因为在当年的中
国，帝国主义势力已被驱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已被推翻，新政权获得了知识分
子、农民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坚定有力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陷于孤立，除了
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其实无路可走，这堪称是社会革命、社会改造方面的“北平
模式”。
时间过得真快！从1957年到2017年，刚好六十年。六十年一个甲子，世事出现了轮回。
在《暴雪将至》中，我们看到了“国企工人阶级”的被消灭，以及他们堙灭前夕的挣扎
和绝望。和民族资产阶级被消灭时“痛并快乐着”不同，“国企工人阶级”却只有“纯
粹的痛苦”，因为消灭民族资产阶级，遵循的“阶级消灭，个人心情愉快”，最终将他
们纳入体制，“国企工人阶级”被消灭却意味着被体制所抛弃。
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国企工人阶级”正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被消灭而出现的
，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从区区200多万人的规模，发展到几千万人。而随着“
国企工人阶级”在九十年代的土崩瓦解，“资产阶级”（这个新资产阶级是不是“民族
”的，还要继续观察）也再次出现并开始觊觎政权。
这里说的“国企工人阶级”指的是存在于1950-1990年代，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建
立的国营企业中工作，其身份、待遇获得国家保障的工人阶级，不是指“一般的”工人
阶级。“一般的”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被消灭的，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但“国企工人阶级”是可以被消灭的。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后，他们是1949
年以来第三个被消灭的阶级。
记得新世纪初有一部讲述国企改制的电视剧《省委书记》，提出了论述工人下岗合理性
的“跳船论”，大意是说，国企现在是一条破船，马上要沉了，为了救船，就必须有人
先跳船，工人最热爱国有企业，所以应该先跳船，云云。
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深感困惑：跳水救船，貌似有理，但工人阶级不是国企主人
吗？船主跳了船，即便保住了船又有什么意义呢？船又归了谁呢？如果有人说这是一场
骗局或者阴谋，散布“跳船论”的人又该如何为自己辩解呢？
当然，编剧不管这么多，在结尾，黑压压的工人群体，在劳动模范、党员等工人中的先
进分子带领下，伴随着慷慨激昂的音乐，潮水般的涌出工厂大门，自豪的下岗了，一如
他们在五十年代，带着国家主人的自豪感，在解放军和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慷慨激昂的接
管工厂。
在《暴雪将至》中，不断被预报要来，但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真正到来的“暴雪”，
其实隐喻了即将到来的“下岗潮”。“改制”、“下岗”虽然引而不发，将至未至，但
却决定了所有可能被卷入的人的心境和行为方式——人人都感到恐惧、抑郁乃至窒息，
都在拼命挣扎，努力想抓住点什么。
男主角余国伟，这位在保卫科工作的工人，把工厂附近出现的连环凶杀案，视为改变自
己命运的最后机会。如果能够成功破案，像“轴承厂老马”那样，从工人身份转为警察
身份，自己就可以在下岗潮袭来之前，成功逃到岸上。
这个念头诱惑着他，也强烈支配着他，为了实现梦想，他放弃了一切——尊严、爱情、
乃至生命，如果不是为了破案，他甚至连爱都懒得做。对失去体制身份和荣誉的恐惧有
多么大，他破案的劲头就有多么大。在破案过程中连续失去了爱徒和恋人之后，他完全
疯狂了，最终让自己成了杀人犯，不仅没有获得体制的接纳，反而获得了监狱的接纳。
扮演余国伟的段奕宏，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可谓名至实归。他把一位自视
甚高但又时刻担心将被“暴雪”掩埋的小人物的焦虑、恐惧演绎的活灵活现——在看上
去邋里邋遢，基本都是工作服的人群中，他穿着一件“很酷”的皮夹克，像模像样的打
着一条“一拉得”领带，骑着一辆虽然经常熄火但很拉风的“偏三”摩托车，显得有点
鹤立鸡群。但在有可能改变他命运的警察面前，他的姿态又永远都是卑微的，甚至是谄
媚的，膝盖好像永远直不起来，在大雨里瑟缩着手护着火苗儿，等一个给警察点烟的机
会……“工人老大哥”的自豪和尊严，早已被迫在眉睫的“暴雪”扫荡得无影无踪。
在“暴雪”来临之前焦虑、恐惧以至于变态的并不仅是余国伟一个。他的徒弟在临死之
前向他吐露真情，他们早就和厂外的盗窃团伙沆瀣一气，偷盗工厂的设备和材料了。“
国企工人”盗窃国企，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反而为要求他们下岗的力量提供了口实。
另一个发生在工厂家属楼的凶杀案则表明，下岗的巨大压力甚至使家庭这样一个“本来
是互相取暖的地方”也分崩离析。
灯光球场，这个本来应该是国企工人自豪地进行文体活动，展示自己“主人翁精神风貌
”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下岗女工秘密卖淫的场所……
如果说，八十年代兴起的“伤痕文学”，由于充溢着“落地凤凰”式的自恋而令人感到
矫情的话，那么类似《钢的琴》、《暴雪将至》这类展示下岗“暴雪”给国企工人阶级
造成伤痕的电影，则因为过于真实而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他们遭遇的剥夺是整体性的，但他们的“反抗”或应对，则基本上是个人化的、“逃离
”式的；虽然有所谓“买断工龄”的政策，但由于价格过低，实际上他们未能给自己争
取到“赎买”的待遇；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庞大、重要的阶级在退出历史舞台时如此灰心
丧气、自暴自弃，在完成了“身份转换”，也就是失去了国家保障的体制身份之后，不
旋踵即全军溃散，不复存在。
说起来，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的命运真的是光荣与悲剧的混合体。作为“共和国长子
”，他们是中国完成工业化的主力军，没有他们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就没有新中国
成立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更谈不上今天的“崛起”。
在八十年代之前的岁月里，他们还在中国社会扮演着类似“中产阶级”的角色，是国家
和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此外，国企工人阶级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阶级，还深刻塑造
了社会的价值观——劳动光荣！
今天我们都明白，在工人阶级失去了主流地位之后，劳动并不“光荣”，再也没有青年
以成为一名工人为荣，也再也没有一位姑娘以嫁给工人为荣。在追求快富、暴富的社会
氛围中，不劳而获才是“光荣”的，能够空手套白狼，瞬间暴富，甚至是最“光荣”的。
“国企工人阶级”虽然对中国的工业化居功至伟，但政治上的保守，承担不了继续革命
的重任，决定了他们的悲剧性命运。
说起来令人叹息，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工人像中国的“国企工人阶级”那样获得过这么
好的上升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机会，毛泽东主席他晚年的政治实践中，甚至把领导权硬塞
进他们的手中。
但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国企工人阶级仍然不能作为一个阶级采取有意义的政治行动，当
他们开始放弃保卫鞍钢宪法，默认了厂长负责制，并且为奖金的增加而沾沾自喜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默认了自己没有管理企业，更谈不上领导国家的资格了。这个时候，“暴
雪”就蓄势待发，余国伟的命运已经等在前方了。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受到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保障的国企工人阶级，他们的权利太多（比
如不能随意解雇），待遇也太高（甚至超过干部），不适合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
下的雇佣奴隶，这就使得有一股力量，处心积虑的要消灭他们。除非他们能够从政治上
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奋起保卫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否则也不能保住自己的权利和经
济地位。
“国企工人阶级”的消失，给中国社会留下的空白是巨大的，以至于谁能代表中国的形
象都成了大问题，各种文艺盛典和官方的宣传画中，“当代中国人”的形象都消失了。
此外，如前所述，国企工人阶级曾经是中国稳定的“压舱石”。他们的消失，是中国社
会九十年代以来一直缺乏稳定感、安全感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暴富阶层并不认同现行体制，他们最热衷的是向国外转移财富，城市新出现的“中
产阶级”极不稳定且首鼠两端，政治底色是自由主义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
阶级并不像国企工人阶级那样是由体制一手培养起来的，缺乏和体制的深厚感情，甚至
形同陌路。
体制在失去了曾经的阶级基础——国企工人阶级——之后丧失了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
感又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了全社会，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危机感却越来越严重的
根本原因。
在《暴雪将至》的最后，天空终于开始飘下雪花，余国伟在目睹了曾经作为他生活全部
意义的工厂在“整体爆破”中灰飞烟灭之后，上了一辆公交车，但这辆公交车却熄火了
——车上并非余国伟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他们被时代滞留在原地，自生自灭，听
任雪灾的降临无处可逃。
国企工人阶级的诞生及堙灭，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最大遗产，也是最重要的历
史教训，但直到今天，这个教训并没有被认真总结，这可能是比国企工人阶级堙灭本身
更严重的问题。
延伸阅读：
郭松民观影笔记之 |《钢的琴》：工人阶级的寓言与荒诞
电影《钢的琴》被誉为“2011年口碑第一强片”，看来并非溢美之词，笔者最近出差比
较多，遇到的朋友左中右都有，但凡看过的，都说是好片子，这就不简单。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场景：
下岗工人陈桂林，组织了一个小乐队，唱着前苏联歌曲《三套车》，为一次葬礼助兴。
灵棚就搭在一个发电厂的围墙外面，背景是两座巨大的冒着水蒸气的凉水塔，一望而知
是建于“一五”期间的大型国有企业，灵棚的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母亲”。
导演安排这样一个画面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曾经有不少下岗工人把国企深情地称为“国
企妈妈”——
陈桂林们参加的葬礼，其实正是“国企妈妈”的葬礼，国企死了，陈桂林们也就成了孤
儿。
但陈桂林们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没有意识到和国企一起被埋葬的，还有
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反而按照吩咐把曲调从沉痛舒缓的《三套车》，换成了欢快热
烈的《步步高》。
这的确是够荒诞的，但也颇为真实地反映了90年代国企改制高峰时，相当一部分工人的
精神状态：他们被忽悠了，还真的以为国企改革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呢。
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国企死了，陈桂林和他的工厂同事们也就只能作鸟兽散，各奔东
西，自谋生路，从头再来。
好一点的卖唱、杀猪，次一点就变成了黑社会、小偷和赌徒，曾经是统一的、自豪的，
占据社会舞台中心的“工人阶级”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群挣扎在社会边缘的流氓无产
者，小手工业者等；
他们的命运，更大的可能是向下坠落，只有极个别人，才会由于某种偶然的机缘或特殊
的条件，上升为“中产阶级”。
但舞台中心的空白还是要有人来填补的，什么人呢？“卖假药的”。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就是“卖假药的”取代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
陈桂林风姿绰约的妻子就是跟“卖假药的”走了，然后她又带着被金钱支撑起来的自豪
感回来了。这次回来，她不仅把“她们车间所有的女工都请去吃饭”，还要带走她和陈
桂林的女儿，理由居然是“让她受到更好的教育”。
影片用一种赵本山式的调侃来讲述这个故事，但却让人体会到了一种“含泪的微笑”—
—曾经支撑起共和国脊梁的产业工人沦落了，靠坑蒙拐骗发家致富的“卖假药的”隆重
登场了。
“卖假药的”虽然在影片中从来没有真正露面，但他却给陈桂林制造了一种无法承受的
压力。透过陈桂林的压抑与无奈，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卖假药的”骄横与贪婪，他俨
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他不仅夺去了陈桂林的爱情，甚至还要垄断
艺术，夺去陈桂林未来的希望——他的女儿。
初看这部影片时，一直有一点不解：陈桂林除了会拉手风琴，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过人
的地方，何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把淑娴、王抗美、大刘、胖头、季哥、快手、
二姐夫，包括当年留学苏联，曾经为女工偶像的“汪工”等都动员出来，参与他近乎荒
诞的制造钢琴的行动呢？
看到后来我就明白了，真正把他们动员出来，正是那个“卖假药的”，他要夺去陈桂林
们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尊严，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发出最后的吼声”，用制造“钢的琴
”的来进行反抗。
但陈桂林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不经意间，他们已经置身于
一个市场-金钱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陈桂林们所拥有并长期为之自豪的技术、
友谊、爱情……甚至团结等，都变得一钱不值，真正能够君临天下的只有金钱。
制造“钢的琴”行动，根本改变不了这一格局，所以他们的反抗，与其说是一种“反抗
”，不如说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挣扎”。已经和“卖假药的”鬼混在一起的陈桂林的妻
子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对整个事件都采取了冷眼旁观，好整以暇的态度，静待陈
桂林们的失败。
“钢的琴”果真造出来了，陈桂林们不愧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人；但陈桂林们也果真失
败了，“钢的琴”的竣工仪式，也是他们的失败仪式——
当他们开动吊车，在静穆的气氛中，把这架沉重、冰冷、寒伧的“钢的琴”缓缓吊运到
空旷的厂房中央时，“钢的琴”预设的主人——女儿，已经和妻子一起整装待发，准备
投奔能够给她“更好教育”的“卖假药的”去了。
整个影片中，陈桂林们始终都是处于一种“自发”的而非“自为”的状态，他们始终没
有从宏观上去思考自己的命运，而只是试图依靠亲情、友情、技能和勤劳等来改变自己
的命运。
故事悲凉的结局又似乎在提醒观众，如果陈桂林们眼睛里只有自己的妻子与女儿，而不
考虑通过某种整体性的方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则不仅会失去妻子，还会失去女儿。
故事讲到这里，马克思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也就
呼之欲出了。当然，这个道理可能并非是编导主观上想告诉我们的，但却是人物命运的
逻辑和生活的逻辑所决定的。编导只要不故意违反、扭曲这个逻辑，则这样的结论一定
会自然浮现出来。
试想，除非重建公有制，否则的话，陈桂林们作为一个整体，又如何能够战胜“卖假药
的”，回到舞台的中央呢？
有趣的是，从激进批判的角度看，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影片所诉求的对象，却恰恰
是以“卖假药的”为代表的市场成功人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目
的是要唤起他们的同情，赢得他们的泪水，让他们做出某些善行来抚慰自己的良心。
影片讲述了下岗工人的苦难，但却用喜剧手法做了柔化处理，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任何
人，这是这部电影能够赢得几乎各阶层人士“口碑”的一个主要原因。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