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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在社会层面，今天的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乱象，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无论是
进口的还是本土的，纷纷涌现。尽管意识形态的多元是常态，但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互相
争吵和敌视，并没有一点点共识。同时，官方本身更缺少能够让多数老百姓接受和相信
的有效意识形态。官方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因为这是一种极其精英的意识形态，并
不为老百姓所理解。尽管近年来官方也试图拓展其意识形态的社会性，但并没有显著的
效果。
这绝非好现象。有效的意识形态为治国理政所需，社会稳定所需，国家发展方向所需。
这里首先要厘清什么是意识形态。为什么说中国充满意识形态，但又缺少有效的意识形
态？有人说，就治国理政而言，有效的意识形态就是没有意识形态。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治国理政所需要的是经验，不是外国的经验，而是本国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
，因为大家都是人类社会，可以共享经验，尤其是在近代以来，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把
世界各国都连接在一起，并且互相影响，治国理政更需要考量到国际因素。但外国的经
验必须融合本国的经验才会有效；如果不能有机融合或消化不良，将适得其反。治国理
政的意识形态和学界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并非同一件事情。实际上，学界所说的意识形
态只是对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即概念化和理论化。
从历史经验寻找意识形态的源泉，这是中国的传统，主要表现在经史的传承上。在世界
各个民族和国家中，很难找到像中国那样重视历史经验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作用的。所以
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也不断被当代人所重复强调。历史更是最
重要的政权合法性来源，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变化。
“经”是写“史”的理论
中国有《二十四史》，但这里的“史”并非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历史。在中国政治传统
上，如何写史是最为重要的。写史必须以“经”为原则和指导思想，所以孔子有“吾道
一以贯之”的说法，这不仅仅指孔子思想中有一个内核，而且可以指数千年历史中的内
核。在不同时代，人们对“经”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就有“七经”“九经”“十一经”
“十二经”“十三经”和“十四经”之说。但不管如何变化，大家是有共识的，所包括
的都是经典。放到“经史”的内容中，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经”就是写“史”的“
理论”“原则”和“指导思想”。
不难理解，许氏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
正也”。尽管史官为帝王“掌书”“记事”，但其所记的事情，应当处处以“中正公平
”为原则。“史”当然不好写，尤其是当代历史，因为皇帝都是有“私心”的，都想把
“历史”拉到自己的一边。不过，中国人又发明了本朝写前朝的历史的方法，从本朝看
前朝，既可以比较客观公正，又可以吸取前朝治国理政的经验。
只有对历史“公正”，才能吸取有效的经验。中国《二十四史》很明显体现这一点。例
如，清朝修的《明史》就有《阉党传》，记载宦官作恶之事。尽管汉唐以来都有宦官作
恶，但明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朝就很注意宦官问题。《明史》又有《流贼传》
，记载李自成、张献忠两位农民起义领袖的事情，他们的起义如何促成明朝的灭亡。这
里除了立场问题，对“史”的论述还是很公正的。
“经”指导写“史”，但“史”对“经”的贡献更重要。中国人重实践经验，不喜欢谈
论抽象的哲学与理论，人们所说的理论大都是经验性理论，就是基于经验之上的理论。
这和今天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概念相似，就是实证性的理论。从这个视角看，历
史上，“经史”是分不开的，“经”便是“史”。因此，清代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说
“六经皆史”。中国到先秦时期没有大家公认的“经”，到汉唐之间，经与史的分类才
开始变得比较清楚。到了宋代，儒家哲人尽管非常重视经典，但仍没有能够决定到底有
多少种“经”。王赓武教授认为，在早期，与“经”相比，“史”的用途比较明确，从
华夏各民族有记录开始，就已经有整理史料的想法和做法。之后每个朝代的法政典章、
食货、国防、地理形势等主要的条例，都成为治国理政的构架。“六经皆史”的概念就
是说明，“经”并非抽象的、玄妙的伦理道德，而是国家从历史教训集成的结晶。到了
宋朝之后，思想家们坚持用儒家的经书作为主导思想，形成社会各阶层的共同价值观。
他们编启蒙读物《三字经》，教导儿童，“经子通，读诸史”，即先掌握“经”和“子
”的学问，之后才能领会诸史的深层意义。
回到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缺少有效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经”“史”断
裂。这里的“断裂”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传统经史和现代经史之间的断裂，第二是经和
史之间的断裂。
《清史》至今写不出来
就第一方面来说，《明史》为《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之后就无中国历史，
到今天《清史》还都没有写出来，更不用说是《民国史》了。当然，这不是说《清史》
之后没有历史书了。今天有太多学者写的历史书，但都是学术论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
“史”。这就造成了传统历史和近现代史之间的断裂。
问题在于，为什么就写不出《清史》和《民国史》？这里可能涉及修史本身所遇到的困
难。自晚清以来，中国开始受西方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上，也表现在实践上。西方对
中国的影响改变了中国历史数千年来的发展轨迹。此前，从秦始皇到清代早期，尽管期
间有很大的变化，但都是同一个政治构架内部的变化，也就是说，都是皇朝政治。随着
西方力量的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
一种新的历史发展轨迹。
不过，写不出来的主要原因还是“经”的问题，就是修史的主导思想和原则问题，大家
对之没有共识。就清史来说，之前出版的《清史稿》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所设清史馆编
纂清史未定稿，体例依照之前的正史，分“记、志、表、传”四个部分。再者，因为时
间仓促，《清史稿》事实错误很多。不过，事实错误容易纠正，属于技术原因。《清史
稿》不能成为《清史》主要是政治原因。由于编纂者多为晚清遗老，对清朝歌功颂德，
贬低辛亥革命。
这里所说的政治问题也就是“经”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方法论问题，例如史料收集方
法，而是分析和评估的问题。分析和评估就必然涉及到“经”的问题。从前的做法不可
行了，现代的做法又如何呢？从晚清尤其是“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学者使用不同的从
西方进口的政治观念（也就是“经”）来写历史，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过，在这
样做的时候，人们忘记了，世界上并没有单纯的理论，理论就是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
理论。结果，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来写中国历史，最终都是对中国历史的曲解。
近代以来的很多史学著作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史”，而是“以史适经”，就是用中
国的历史去适合西方进口的“经”。这很难说是“史”，而是政治。很多历史概念和论
述，直到今天很难理解。例如，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性、有关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
、有关皇权等。“阶级”概念也是如此，人们试图通过用“农民革命”来论述历史的发
展。尽管农民造反的确扮演了一些的作用，但如何能决定中国历史呢？因为往往是曲解
历史，人们很难看到真实的历史。没有真实的历史，哪会有有效的意识形态？
这里必须强调“史”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作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就是建立在西方的历
史经验上的，而历史是可验证的。西方的社会科学之所以是西方的软力量，就是因为它
是基于经验材料之上的，而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和空泛的意识形态。中国无法建立自己
的社会科学，而只能照抄照搬西方社会科学，主要是因为中国经史的断裂。如果没有“
史”，哪有中国社会科学？没有社会科学，哪有意识形态？
就写“史”的方法论而言，中国自己具有很优良的传统。很多方法和今天西方的历史史
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并没有什么矛盾。也就是说，人们有很多方法论可以使用。同时，晚
清以来的实践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也不是单纯的旧史学观可以解释的。但这些都不能是
写不出《清史》和《民国史》的借口。人们必须看看清朝是如何修明朝史的？清朝是“
外族”，但也修了高质量的《明史》。当然，清朝也是立国100多年之后才修成《明史
》的，但毕竟修成了。今天离清朝灭亡100多年了，但《清史》还没有修出来。对中国
的知识界来说，这应当是个说不过去的事情。
因为自晚清以来，意识形态一直主导着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要续“史”或者建设社
会科学，首先必须有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同时，写“史”的过程也是再次确
定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如前面所讨论的，在中国传统中，意识形态并不是抽象
的理论和教条，而是隐含于一个国家的历史论述之中的。没有历史，就没有意识形态。
今天各种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进口的还是官方所拥有的，之所以无效，主要是带有太
多的道德说教和价值提倡，空洞无物，既不能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证据，更不能被现实
生活所验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叫老百姓相信？
说到底，有效的意识形态建设取决于“史”的论述。没有“史”，如何解释今天从何而
来？如何论述今天执政的合法性？又如何通向未来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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