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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数据完全不可信
吴法天在微博中引述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的说法，认为持“饿死三千万人”主张的
人“既然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那么为何无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1949
-1995 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1959非正常死亡17853人；1960非正常死亡374890人；
1961非正常死亡647010人。三年灾害期间合计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详细]那么，
这本书中的数据是否可信呢？
经考证，这本书中非正常死亡的数据显然远低于实际数据，比如说，该书第267显示的
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确是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但在第273-273页
各省的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中明显可以看出严重的漏报情况，以河南为例，本书中显示
1959年河南春荒非正常死亡7289人，1960年为71658人，总计近8万人。但1960年信阳地
委呈交给河南省委和中央的关于信阳受灾情况的报告中却显示：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
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
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
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
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第419-430页。）
另外，中央和河南省委调查组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据县委的
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
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
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
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
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
个。”（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
年10月9日，1960－3017）
也就是说，正阳、新蔡、息县三县仅仅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的死亡人口就有30万
人（注意，这里明确说的是死亡人数，排除了人口迁移因素），姑且认为这里边包含正
常死亡的人数，那么即便按照孙经先在书中确认的全国平均死亡率14.19‰计算正常死
亡人数，全信阳八百多万人中全年的正常死亡人数为11.35万人，将此人数全部从这三
个县的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的死亡人数中扣除，剩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将近18
万人，比《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1959、1960两年河南省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之和还要多10万人，其数据漏报之严重可见一斑。由于这属于灾情报告，不可能用于邀
功，所以不存在信阳地委和中央调查组多报人数的情况。即便按照孙经先在网上发布《
关于我国20 世纪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一书中分析得出的“信阳事件”中
“可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8万的结论，也要比《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两年
河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总数多20万，孙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
发表的同题文章中谈到总人数时又称这本书的数据可信，岂不是自相矛盾？此外，《
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1959年没有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数据，1960年的数据
仅为14人，而上引1960年陈振亚报告中仅凤阳县就有60245人非正常死亡。
由此可见，《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各省数据严重失实，完全不靠谱，那么总
数据就更不可信了。
人口大规模减少是因为户口漏报而非饥荒饿死人？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我
国 20 世纪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认为现有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年鉴
和县志等人口资料得出的饿死上千万人的结论不成立，他认为造成统计资料中60年代初
减少1000多万人的主要原因是“1956－1959年期间出现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移中
有1144万人重报了户籍；这些重报的户籍在1960－1964年期间被注销。我国1960－1964
年期间出现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由于上述原因，造
成1960－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人。这是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大幅
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1959年－1961年“我国有一千万至数
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并认为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为
104 万。
其实早在1995年，杨子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中就将1959年－
1961年人口异常减少的原因归结为户口漏报的问题（详见《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
》P1521-1523），从而认为不存在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
这种为人口统计数据找的一种合理性解释并非没有可能，但即便这种说法成立，也不能
否定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同样的，如果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资料不可信的话，
我们可以从当时各省的报告中找到饿死人的直接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从村到公社再到省
市直接上报的，而不是杨子慧和孙经先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得出的数据。这方
面的资料有很多，比如：
1958年11月18日，云南省委就关于发生肿病死人情况向中央、毛泽东呈报书面检查报告
。报告说：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肿病而死
者约占半数。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大理
州在大跃进3年中，发生肿病160280人，死亡14141人。[详细]
“通渭县这三年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人孩子失去亲人成了孤儿；外
流11940人。”（1965年7月5日下发的《通渭县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转引自《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1960年底青海湟中县委书记刘择西的揭发：“全县163个队中有112个队大量死人，尸体
成堆，有的队死亡达40％。汉东公社小磨石沟的一个水田内就放了100多具尸首，黄鼠
湾队有一天一个马车就拉出30多个死人。上新庄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队死亡
600多人。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占总人口的12．87％，死绝达1000多户。”（
1961年7月1日青海省《小组会议简报》，农业区第14号。此件藏青海档案馆。转引自《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中央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
：“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
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写的则是“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
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中共河南省委：《关
于信阳事件的检讨》，1960年11月1日）这个数据后来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仍有大幅增
加。
赵继士从西和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察知，1960年前后，甘肃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
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
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
人。[详细]（赵继士《一九六O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
江苏省高淳县“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 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
114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严重事件”。（《中央转发江
苏省委关于高淳事件的通报》, 中发( 60)309号文件, 1959年1月22日。蔡天新《三年
困难时期“粮食烹调增量法”的历史反思》）
……
从这些直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确确实实存在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人口的
急剧减少并非仅仅是因为户口漏报（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
当时的官员和记者关于饥荒情况的回忆
近年来，关于1959-1961年大饥荒各地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有很多当时的省市一把手或
者负责人、新华社记者在回忆录或者采访中给出了一些死亡数据，尽管这些数据的准确
性众说纷纭，一时难以证实，但是在权威资料尚未公开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回
忆的数据中略略看到当时饥荒的惨状。
关于河南信阳，据当时在信阳行署办公室担任秘书的余德鸿回忆：“国务院内务部曾于
1960年春派郭处长（编者注：具体姓名不详）来信阳了解情况。……他们花费了近三个
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105万的数字。”（余
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
关于四川梁平的情况，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明朗回忆说：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数字
。我专门问过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实实给我说，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说是
八万。那时粱平的人口是五十万左右，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住的。……我那时是县委的
一把手，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确实的。”（明朗《“大跃进”中在梁平》，《当代四川
要事实录》第一辑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关于安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原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回忆，大概为
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
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张凯帆
回忆录》，第3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
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就饿死200余万人。当年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
，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关于山东的情况，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在回忆中说：“1960年山东省召开的全省五级干
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
了这次会议。……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
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
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
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
万，减少了500万。1961年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会议通报：饿
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
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
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
关于饿死人总数的争议
1959-1961这三年总共饿死的多少人，由于资料的限制，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现在的学者专家们多是根据1953、1964、1982年等年份的人口资料以及一些县志、档案
等材料加以推算。
比较官方的说法来自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根据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首次确认了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详细]
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根据80年代以来出版的人口资料和
各地的县志，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推算出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
亡人口多达3250万。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推算出的数据约为1700万。上海大学教授金辉
以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认为“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
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他还认为总计损失人口数为6000万-7000万， 非正常死亡人
口中，男女比5：2。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
则认为这三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葛剑雄认为，“三年
的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过量死亡至少要超过1530万”。另外还有国外的学者测算出从890
万到3300万不等。（李成瑞、尚长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
除了完全否认有饿死人现象者，关于总人数最少的说法来自孙经先，他根据其人口减少
主要是因为户籍错报的说法，相信《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我国1959－1961 年
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 万，其中1959 年1.8 万人，1960 年37.5 万，1961 年64.7
万”的说法是可靠的。事实上，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的
统计数据完全不可信。 | l********e
发帖数: 3986 | 2 其实很好统计，毕竟没饿死的大都还活着。５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时加一项调查就可以。
这件事的关键是ＴＧ没脸不愿做；有３０００万，Ａ－ＴＧ的也不着急。于是大家就在
０到３０００万之间各取所需作文字游戏。 | P****R
发帖数: 22479 | 3 我们绝对可以肯定的是，1959-1961年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大饥荒，在这场饥荒中有
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政策失误被饿死。
其次，关于这三年中国一共有多少人饿死，尚未有最权威的资料出现。关于人数的问题
大家众说纷纭，在关键史料解密之前，真正的数据依然只能靠各种推算和猜测。但我们
有权呼吁官方公开史料，给死去的千百万人一个说法；我们有权要求将遇难人数精确到
个位数……
最后，在探讨具体的遇难人数的同时，需要真正认清那个时代的悲剧，如此才能让让这
样的惨剧不再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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