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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 发帖数: 43 | 1 瑞士人杰地灵,景色优美,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甚至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它都能“置
身世外”,因此向有世外桃源之称,为世人羡慕。然而,有“革命导师”之称的列宁却
非常不喜欢瑞士。瑞士政治开明,接纳了大批俄国、波兰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因受沙皇
政府迫害,列宁曾长期流亡瑞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
社1960年版)中详述了他们在瑞士的流亡生活。他们在瑞士生活稳定,从事革命的实践
和理论研究也颇自由,基本不受瑞士政府干预。条件如此优越,可说是革命者“理想的
”流亡地,但列宁仍非常讨厌瑞士。此中原由,颇耐人寻味。
列宁喜欢爬山,瑞士山景绝佳,“革命工作”之余,经常爬山,所以列宁夫人回忆录中
关于爬山、山景的描写尤多。长期收录内地小学课本、讲列宁登山看日出时专走靠近悬
崖的小路以锻炼意志的《登山》一文,即据此演变而来。在身体、精神疲劳、痛苦之时
,列宁更是常到山中长期修养“疗伤”,恢复精神和体力。1903年夏,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上因建党模式问题发生争论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
孟什维克”。激烈的党内斗争,尤其是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手使列宁非常难过,筋疲力尽
。于是列宁和夫人就背起背包到山里住了一个月。“我们的钱刚刚够用,所以我们多半
是吃干的干酪和鸡蛋,喝点葡萄酒和泉水。”他们立即找到了省钱的办法,在底层人去
的小饭店,同样的饭菜价钱只是“上等人”饭馆的一半。他们本想在修养时还读读书,
带了厚厚的法文字典和法文书,结果“不论字典和书本在我们旅行的期间,连一次也没
有翻开过;我们看的不是字典,而是长年积雪的大山、蓝色的湖泊、奇异的瀑布”。“
这样消遣了一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神经恢复了常态。好像用溪水擦洗身体
,也洗掉了乱糟糟的小纠纷。”由于克鲁普斯卡娅有严重的甲亢,他们经常整个夏天或
冬天都在山中、林中疗养。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名叫秋吉维泽的休养所住了6个星期。
这个休养所地势很高,几乎接近白雪皑皑的山顶,是所“牛奶”休养所,每天三餐几乎
都以奶制品为主,而且收费非常便宜,每人每天只要交两个半法郎。收费虽然低廉,但
房间却干干净净,还有电灯。在电灯发明不久的20世纪初年,电灯还属“奢侈品”,所
以列宁夫人曾多次提到新搬的房间里有电灯,有一次几位客人来访,她专门打开电灯,
“给他们看亮得多么奇异”。她回忆说,住这个低廉修养所的代价是房间“没有什么摆
设,必须自己收拾屋子,鞋也得自己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承担擦鞋工作;
他学着瑞士人的样子,每天早晨把我的和他自己的爬山皮鞋提到房檐下面去擦(规定在
那里擦皮鞋),同别的擦鞋的人开着玩笑,擦得那样热心,有一次竟在大家笑声中把一
个装着一些空啤酒瓶子的藤篮碰倒了”。如此低廉的价格,是专为贫苦的穷人而设,富
裕的“体面人”自然都不来这里面休养。使列宁夫妇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瑞士还有一种
几乎完全免费的疗养院,专为赤贫之人而开,病人只要每天在果园和菜园中工作几小时
,或者在室外编织几小时藤椅就行。
作为革命领袖,列宁十分注重革命理论的研究、建设,自然更看重读书、研究的条件,
瑞士的研究条件之优越,确实超出人们想象。无论是在日内瓦、苏黎世还是在伯尔尼,
都有许多藏书甚丰的图书馆,任何人都可自由借阅。在日内瓦一家图书馆,由于馆大人
少,“伊里奇可以占用整个一间屋子,在这个屋子里他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墙脚踱到
另一个墙脚,可以考虑要写的文章,可以从书架上拿任何一本书”。他们没想到的是,
哪怕在非常偏远,周围都是高山、森林的山村休养,“竟能免费从伯尔尼或苏黎世的图
书馆里借到任何书。只要给图书馆寄一张写着地址的申请借书的明信片去就成。没有人
向你盘问什么,不要任何证明,不要任何人保证你不会把书骗走”,虽然是在偏远山村
,由于“邮递工作具有瑞士式的准确性”,“两天之后,你便可以接到用硬纸包起来的
书,纸包上用细绳系着一张硬纸做成的证签,证签的一面记着借书人的住址,另一面记
着寄书的图书馆的馆址。这使住在最偏僻的地方的人也能够从事研究工作。伊里奇竭力
赞扬瑞士的文化”。因此,列宁才能在流亡期间写下大量革命理论著作,包括他最重要
的著作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写此书,列宁几个月都是每天早
晨沿湖滨散步,然后就是一整天“泡”在图书资料齐全、借阅方便的图书馆,全身心投
入研究、写作之中。
生活、读书、研究条件如此优越,但列宁夫妇却并不喜欢瑞士。对日内瓦,他们的印象
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小市民习气严重的、平静的湖滨日内瓦过得很厌烦。
”对伯尔尼,他们如此评价:“伯尔尼主要是一个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
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学者,可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浸透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伯尔
尼这个地方是很‘民主’的。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的妻子每天在凉台上抖弄地毯;伯尔尼
的妇女完全被这些地毯和家庭的舒适生活吸引住了。”伯尔尼有很少的几位左派分子,
列宁对瑞士的左派组织当然很感兴趣,便指派一位俄国革命者与他们的两位领导人直接
联系,想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但没想到,怎么也见不到这二人,不是这位钓鱼去了,就
是那位忙于晾衣之类的家务事。列宁夫人感叹道,“钓鱼、晾衣服这些事儿都不坏”,
“但是当晾衣服和钓鱼之类的事情妨碍了重大问题的讨论、妨碍了讨论左派组织问题时
就不很好了”。连左派组织的领导们都把休闲、家务看得比政治更重要,遑论他人!对
苏黎世,他们的印象似乎要好一些:“苏黎世比伯尔尼热闹些。苏黎世有许多具有革命
情绪的外国青年,有工人群众,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比较左倾,这里小市民气也似乎少一
些。”不过,苏黎世最终也令他们失望。列宁当然认识到瑞士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工
人的革命情绪不高,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发源地,但作为革命者,他们认为:“不能
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在瑞士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不必帮助瑞士工人运动和瑞士的党
革命化起来。”所以,他们就和波兰流亡者一起,与苏黎世的瑞士工人组织举行一系列
联席会议,主要是列宁给瑞士工人演讲,分析当前形势,以使瑞士工人组织“革命化”
。但工人们却对列宁尖锐、激烈的观点感到困窘不安,有位青年代表甚至反驳他说,用
前额是碰不透墙壁的。列宁夫人不无自嘲地写道:“结果,会议涣散起来了。第四次到
会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们就这个事实讲了一阵笑话,便各自回家去了。”
列宁是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随时随地宣传革命,哪怕只有一个对象,他也决不放弃。
1916年夏,列宁夫妇在秋吉维泽那个“牛奶”休养所休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鏖战方
酣。休养者都是穷人,但他们对政治也都漠不关心,甚至连战争都从未谈起过。休养者
之中有一个士兵,肺不大好,所以他的上司就拿官费叫他到这个牛奶休养所来休养治疗
。瑞士没有常备军,只有民兵,政府对这些士兵非常关心。“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小伙
子。伊里奇接近他就像猫儿接近荤油一样。伊里奇和他谈过几次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
青年人没表示反对,但显然也并不赞同。看得出来,他对政治问题很不感兴趣,他感兴
趣的是在秋吉维泽消遣。”
俄国“革命者”与瑞士“小市民”的格格不入表现在方方面面。《活尸》是列夫·托尔
斯泰晚年创作的话剧,主要内容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普罗斯塔索夫由于酗酒使妻子丽查受
到伤害,后来良心发现,自我责备,于是假装死去,远走他乡,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完全
决裂,来到社会底层,好让妻子能嫁给她真心所爱的人。但不幸的是,警察终于发现他
还活着,就将他送上了法庭。为了让妻子幸福,结果他真的自杀了。这出话剧在瑞士上
演时,不仅俄国流亡者非常喜欢这出剧,瑞士人也很喜欢。俄国人认为,这出剧的主题
是批判当时的法庭和“合法的”婚姻制度,揭露那些资产阶级体面人物的小市民习气和
庸俗,批判他们的自私、伪善和冷酷;主人公普罗斯塔索夫认识到社会的丑恶,不愿与
之同流合污,却又无力与之斗争,只能以饮酒作乐、最终自杀表示消极抗议。列宁看后
,大为感动,还想再看一遍,因为他“从心里讨厌一切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不
过,俄国革命者感到奇怪的是,充满“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的瑞士人竟然也喜欢
这出话剧,不禁想知道,他们喜欢这个戏的什么呢?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他们很同情
普罗斯塔索夫的妻子,把她的遭遇牢牢记在心上。‘嫁了这样一个放荡的丈夫,而他们
两人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本来能够过幸福的生活的。不幸的丽查!’”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出话剧,“革命者”与“小市民”的观感竟如此不同。
瑞士生活安定安逸,但革命者恰恰认为这是“充满小市民气息”,所以列宁在瑞士流亡
多年,但“怎么也不能去掉这种被囚禁在小市民式的民主主义笼子里的感觉”。革命者
向往的是那种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社会近于沸腾的生活,可景色如画、生活静如止水的
瑞士,却使他们不能不发出“这一切却离我们很远”的感叹。
1917年3月下旬,列宁离开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却因此令他讨厌的瑞士,返回
已经沸腾的俄国,几个月后就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被视为“改变
人类命运”、“开创人类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列宁因此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
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
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一个穷人生病都
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确难发生革命,确难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
的造反者,都将一筹莫展。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激进”者,但只要社会
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
“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
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自然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只能无奈地指
责社会“充满小市民气息”。还是说过多次的老话,革命、动荡实非“激进”制造出来
,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种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最后的总暴发。所以,
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
重要的是吁请统治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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