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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1 北大校长谈六四：学生游行绝非靠少数人煽动(图)
文章来源: 炎黄春秋 于 2016-03-18 13:0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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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学潮不断。《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刊登丁石
孙专访《我在北大当校长》爆料，八六学潮时，北大校长丁石孙曾在民盟小组会上说，
“学生要去游行，绝对不是少数人煽动，而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是少数人煽动的
话，就说明我这个校长无能。我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都煽动不起来，他们怎么能煽动起
来呢？”
我是北大的民选校长
访：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的？
丁：1983年10月。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她说现在北大正在
酝酿校领导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处长以上的人
参加的民意测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副校长人选，不记名
。然后，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我爱人也参加了投票。不久，有人告诉我，北大有位
领导要到哈佛来访问。北大并未告诉我有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谁来。有一天，我跑到哈
佛大学的办公室去问这件事，想了解来的人的访问日程。办公室秘书说：“你来的太好
了。”因为北大的客人来的时候是礼拜天，没人办公，他正愁没人帮助接待。于是，他
让我到机场去接一下，并事先把教职员会所（facultyclub）的一把钥匙给了我，让我
直接把客人送去。丁石孙
1984年邓小平（左五）接见陈省身（左六）及夫人（左四）时，丁石孙作陪（左二）
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他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秘书长
，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将。他来的那天，哈佛大学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到教
职员会所后，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他跟我聊到很晚，差不多聊了3个小时；
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并谈了很多想法。他显然雄心勃勃，想在北
大干一番事业。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身体很好，表现得非常积极，当时就要我跟他一
块回去。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进修时间，并安排了到西部访问的计划，也已
经买好去西部和回国的机票。听我这样说，他没有勉强。当时他完全没想到回国后并没
有让他当北大的党委书记。
访：项子明为什么没有当成北大党委书记？
丁：据说是得罪了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时，彭真说项子明不能用。“文革”前
，彭真搞了个写作班子，地点在畅春园。“文革”中，项子明顶不住压力，揭发说这个
写作班子是反毛泽东的。这对彭真很不利。项子明就成为彭真眼中的叛徒。对我个人来
说，项子明没有当党委书记是件好事。因为他党龄老，主意多，如果他担任这个职务我
有很多事不好办。
访：在您之前，北大校长都是被任命的，并不是民主选举的。您当校长这次是北大第一
次民主选举校长。这次民主选举，把您——一位屡遭政治运动冲击的学者，推上了世界
著名学府——北大的校长职位。您在美国时，是否听到一些人对您要当校长这件事的反
应？您知道自己回去要当校长这个消息后，对做校长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丁：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见到的华裔数学家，比如项武义、伍鸿熙等，知道我回去
要当校长，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并跟我说中国能启用一个毫无背景的
人当北大校长，表明中国以后有希望。
当时我对回去怎么当这个校长考虑得比较少，但意识到这个校长不好当，会得罪很多人
。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的一些教员说：“我回去要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
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对
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
访：您是什么时候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
丁：1984年3月。我从美国回来后，情绪比较乐观，认为前途非常美好。但一直待到春
节后，组织上也没找我谈话。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事后才知道，彭真不同意项子明
当北大党委书记，要重新找书记。一直到3月份，北大才开了个范围很小的会。会上，
何东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当校长，王学珍当书记。项子明当了顾问。我的前任校长是张
龙翔。
访：在何东昌宣布您当北大校长的会上，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了吗？您在会上表态说：
“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是这样的吗？
丁：何东昌没有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我确实是这样表态的。记得我的发言很简短。大
意是说：我对学校的工作没有经验，希望大家给我3个月学习的时间。在这3个月里，原
来怎么搞的，还怎么搞。我还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大概没有三把火
，一个理由是，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有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
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
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访：当校长后，您提出过办校原则吗？
丁：1986年暑假王学珍住院，有一段时间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我主持。有两次常委会专门
讨论办校原则，我记得提了六条或七条原则。其中一条是从严治校。因为北大一贯工作
效率比较低，也比较松散。二是发扬民主。当时提出对不同的事情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
形式。如对学术问题不能全校讨论，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生活问题，要在教代会
上讨论，要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三是要坚持“双百”方针。我同意蔡元培“兼容并
包”的思想，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考虑到当时有一种议论，反对蔡元培的兼
容并包，我就提出坚持“双百”方针。四是干部不能越权管事。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有
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条件太坏。对这样的事情，我很少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
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再如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我管，我绝对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
条子。我不能越权，越权的后果就是人家就不管事了。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目前国内最有名的商学院之一。据厉以宁说，光华管理学院的
历史要从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算起，而管理科学中心的成立跟您
密不可分。而且，这个中心的办学方针，是您和厉以宁、陈良焜、王恩涌在您家的小会
客厅内决定的。是这样的吗？
丁：对。当时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学中心，是为了帮助厉以宁，让他躲开经济系，有自己
的发展空间。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
沟劳动锻炼，“文革”开始后又跟我一起关在黑帮大院。“文革”后，他在经济系受排
挤，有些人认为他是搞邪门歪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厉以宁想入党，在系里的党支
部就是通不过。我当校长后，别的领导跟我说：对厉以宁要控制使用。他会画画，如果
办展览，可以用他。但当时赵紫阳很重视厉以宁，长时间让他住在中南海。中央认为他
可以入党，胡启立曾打电话过来问：“厉以宁为什么不能入党？”
访：中央过问后，厉以宁入党了吗？管理科学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
丁：入了。中央一过问，情况就变了。管理科学中心是学校领导的跨学科的学术性机构
，跟系的地位类似。当时我有一个看法，成立系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如教学计划要
很清楚；但中心不需要，能搞研究就可以。这个中心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包括管理、
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心的人员来源也很广，各种人才都要。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几个人
，中心的主任由我当；副主任有两个，一个是厉以宁，另一个是陈良焜（陈良焜原为北
大数学系教授，研究经济计量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还有王恩涌，是北大地理学教授
）。
除管理科学中心外，我当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四个中心，其中包括人口中心、环境科学中
心。现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非常热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于1989年5月4日）。在
我之前，张龙翔校长曾提出成立几个中心的设想。因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
出的。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
访：北大方正是您当校长后成立的一个公司，现已成为我国计算机行业中的一个知名品
牌。请您回忆一下这个公司成立的经过。
丁：成立北大方正是我1986年做的一件事。之前，北大跟山东潍坊的华光公司合作，利
用王选发明的汉字排版系统，生产汉字排版印刷机已有多年，1986年已经做到华光四型
机。有一次我问起卖出这么一台机器，北大能得到多少钱？他们说卖出一台机器，华光
公司给北大一万元钱。我记得当时一台机器至少卖十万以上，或者更多。我觉得这对北
大不公平，因为潍坊的公司也不会生产机器，只是从日本买来机器，安装上王选的汉字
排版系统。我就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王选的重要发明是信息压缩技术，这
项技术就是把包括大量字型字号的信息进行压缩，而只有把各种字型字号的汉字储存下
来，才能印报纸。
当时要把王选发明的这个系统固化，做到芯片上，国内还做不到，要到英国去做。我们
和英国的公司联系，他们答应为我们做，还负责保密。这样，学校就出钱派王选到英国
去，把他的系统固化，拿回来。很快北大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开始不叫方正，叫北大新
技术开发公司。我考虑王选不会做生意，就跟有关同志商量，把王选的工作跟公司的工
作分开，给王选成立一个研究所，负责研究开发；公司负责生产销售。
我在学校里挑选了两个人筹建公司。一个是无线电系的技术员，叫楼滨龙；另一个是数
学系的总支副书记，叫黄禄平，是学计算数学的。记得我专门和楼滨龙谈过一次话，因
为当时要动员教师出来开公司难度相当大。我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出来开公司的人一定
要跟学校脱钩。你挣多少钱学校不管，但你不能再保留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公司的水电
费也要跟学校明算账。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学游泳，就要跳到水里去。”我印象中公
司开始时没有招工人，干活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整个技术水平比较高。
访：公司成立后，北大和潍坊华光公司中断合作关系了吗？
丁：我们把潍坊华光公司抛开了。但由于华光这个品牌由我们跟这家公司共同拥有，我
们不能再用华光这个名字，于是就有了方正这个品牌。它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不知道。
一开始，方正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北大附近零散地找了些小房子。我去看过，里边也没
有什么机器，只是看到很多人在忙着写字，因为很多字体要靠人写出来。记得当时市场
相当大，从中央级报纸到省级报纸，甚至地市级和县级报纸都要上激光排版系统；楼滨
龙到处去推销。
访：北大方正崛起后，跟北大脱钩了吗？
丁：我说要它跟北大脱钩，但实际并没有。当时我就感到，像方正这种公司，所有制不
清楚；但另一方面，北大也没有向方正注入资金。方正启动的时候，向北京市的一家公
司借了几十万元作本钱。方正的产权归谁所有，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一点我当时就看到
了。
没有闹大的学生事件
访：您当校长的时候，北大不太平静，经常有学生闹事，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对几点
熄灯都要闹一闹，我们对此只略有耳闻，实际并不了解具体情况，您能详细讲讲吗？
丁：可以。1984年发生了熄灯事件。这是我当校长后，北大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过去北
大学生宿舍晚上不熄灯，有很多学生到十一二点还不睡觉，在听收音机或洗衣服等，影
响别的学生休息。在一次校长办公会上，我们议了这件事。有人提出部分学生晚上不睡
觉，搞得大家不得安宁，应该11点熄灯。我知道这件事很敏感，北大学生自由惯了，突
然让他们改变作息时间，恐怕会引起不满。为慎重起见，我叫沙健孙开了两个座谈会，
听听学生的意见。有一天，沙健孙告诉我，座谈会开了，多数学生支持熄灯。他认为可
以实行。所以我们就决定晚上11点熄灯。
实行熄灯这天晚上，数学系的干部打电话到我家，说学生闹起来了，一会儿就要到我家
里来。我想在中关园的家里给围住就不好办了，赶紧骑自行车到办公室。因为怕半路上
碰到学生，我绕道中关村，从西门进了学校。我住中关园的四十二楼，学生没搞清楚我
住哪座楼，他们包围了四十三楼。看到这种情况，桂琳琳就在我家阳台上喊：“丁石孙
不在四十三楼，在这里。”她还跟学生们讲，她不怕他们闹，“文革”时比这厉害得多
。丁干这时年龄还小，看到这么多人，觉得很好玩。
学生发现我不在家里，就没劲了。这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第二天开了个教职员会，
我讲了话。会没开完，何东昌到北大来了，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开完会，把学生闹事
的情况给他讲了，他听后才放心：熄灯事件没闹大，也不是政治事件。我让沙健孙给学
生做了些工作，事情就解决了。
访：您做过班主任、年级主任、系主任，应该对做学生工作有些经验。当校长后，您还
亲自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吗？
丁：1984年，我应校党委组织部的要求，给学生讲过一次党课，有几百人听。当时学生
的思想有点虚无主义，对共产党不相信。这次党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说服学生相信共产
党。在党课上，我没有讲大话、空话，主要是结合亲身经历，讲解放前怎么相信了共产
党，解放后怎么加入了共产党，以及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我当时主
要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共产党是值得相信的。
访：这次党课成功吗？
丁：比较成功，至少没有引起学生反感。我讲的也是我的真实思想。当时我确实对改革
开放的复杂性，对后来的曲折，对可能的困难没有充分的估计。我的讲话充满了信心。
现在来看，我当时的讲法过于简单，过于乐观。记得讲完党课不久，我的一个在《人民
中国》日文版当编辑的老同学车懋祺来找我，要给我写篇报道。我把讲课的录音带给了
他，他把录音整理出来请人译成日文发表了。
访：您的坦诚，在处理学生事件时起了作用。之后又遇到过别样的学生事件吗？
丁：1985年9月，北大学生由于对我们国家的对日政策不满，闹得很厉害，贴了很多大
字报。那时胡耀邦想跟日本搞好关系，准备邀请3000日本学生来中国访问，引起了学生
的反感。再加上电视台在播《四世同堂》，激发了反日情绪。当时王学珍作为中央委员
到中央参加全会，不在学校，只有我来面对学生。
我在大会上讲，希望同学们顾全大局。我说：我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从个人感情上，
我对日本人的痛恨比你们要强得多。我的小妹妹亲眼看到，我的一个亲戚被日本人一枪
打死。你们对外交政策不能感情用事。我的讲话虽然把学生的嘘声压下去了，但没有真
正解决问题。学生还是闹，并扬言要在9月18日上街游行。
9月17日晚，我召开学生干部会，希望他们劝说学生不要上街，但学生的情绪还是非常
激烈。有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第二天要在图书馆前集合，上街游行。当时北京市领导
很紧张，因为学生一上街就变成北京市的事。副市长陈昊苏到北大来，拉我到学校的广
播电台发表讲话。讲话的稿子是他给我准备好的。
9月18日早晨，我在办公楼听说学生已涌向南校门。当时南校门已经关了，学生被堵在
校门内。究竟是谁下令关的，至今我不清楚。有些学生干部站在铁门上做工作，希望同
学不要冲出去。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学生终于散了，但校园里并不平静，贴了很多大
字报，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有张大字报，把我的讲话跟吴德“四五”时在天安门的讲话
比较，说我已经堕落成了吴德。最终这个运动没有闹大。
阻止学生出去时，学校准备在校内开个大会，让学生把他们的想法讲讲。当时没人敢主
持这个会，怕学生情绪太激动，控制不了局面。这时我认识了校研究生会主席张来武，
他说他主持。当时学生聚在南门准备冲出去，五四广场就在开这个会，把很多学生吸引
过来了，减轻了南门的压力。
访：对学生要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这件事，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您也一样紧张吧！
丁：我对这件事不是很紧张。当时整个国内形势没那么严重，中央抓学生工作的有两个
人，一个是李鹏，代表国务院；一个是胡启立，代表党中央。事后他们把我和王学珍找
到中南海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强调要把善后工作做好，把学生的思想和情绪稳定下来。
当时中央比较重视北大学生闹事，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过，让我和王学珍列席了会议。
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么高层次的会议。
访：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您和王学珍发言了吗？政治局领导对北大学生闹事是什么态度？
丁：在这个会上，轮不到我们发言。胡耀邦是总书记，主持了会议，李鹏和胡启立汇报
了这次北大闹事的情况。当时我觉得胡耀邦对学生游行好像并不赞成采取强制措施。因
为当李鹏和胡启立汇报学生因校门关闭没出去时，胡耀邦就问：“你们干吗关校门？”
他是冲着我和王学珍问的。胡启立赶紧把话头接过去，说是为了避免出更大的事。我感
觉胡耀邦比较开明。
访：据说，一年多后的1987年元旦，北大有几千学生包围过您的办公楼？
丁：提起这件事，要从1986年说起。这一年是知识界思想比较活跃的一年，背景是将要
召开中央全会，要对过去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决定，知识分子希望这个决定能对过
去“左”的东西做出结论。总的说来，会后发表的文件跟很多人的期望值有距离，特别
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想法。1986年年底前，北京市出台了一
个关于游行的条例，内容是允许游行，但必须向公安局申请。出台这么一个条例，本意
是不希望游行，但又不能明说。当时北大学生想利用这个条例，申请合法游行。
1987年元旦这天，北大部分学生到城里游行。下午，有学生打电话到我家里，说有同学
被公安局抓了，听得出来他们情绪非常激动。我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放不下心，吃过
晚饭就去了校党委办公室。这天正好王学珍的女儿结婚，在家里请客。有人告诉我确实
有些学生被抓，学生游行时，警察在路上泼了很多水，路面结了冰，很滑，有些学生摔
倒，被警察抓了。
大概晚上8点钟，我在办公室听说学生要包围办公楼。这时王学珍不在，党委副书记郝
斌在。时间不长，就有三四千学生把办公楼包围了。这时我想如果学生冲进来就更乱了
，于是，我下到办公楼东门，让人从楼上放下一个话筒，我手持话筒跟学生对话。这时
气氛非常紧张。郝斌立刻跟市委通了电话，说办公楼已被包围。
访：还记得您跟学生的对话内容吗？
丁：我要他们冷静。我说有人被抓了，我们去交涉；把我围起来没用，我只有腾出手来
才能做事。我刚讲完，有学生大声喊：“不要听丁石孙的话。他用的是缓兵之计。”这
时楼上有人下来跟我讲，市委准备放人。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底，就大声说，谁说我骗人
，站出来，我从来不骗人。听我这么一说，学生安静了。这时是晚上8点多钟。我让他
们11点再来找我，听答复。这样，学生慢慢散去了。
访：在这之前，您肯定没有骗过学生。否则学生不会听您的话。
丁：对。学生散去后，我和郝斌跟北京市联系，了解清楚被抓的学生有几十个，分别关
在四个分局。我们商量决定派人去接，但不敢让校园里的学生知道，怕他们跟去把事闹
大。随后，我们打电话通知车队，把汽车开到校外，让学生干部到校外集合上车，分几
路去接被抓的学生。记得负责接学生的有校办主任黄槐成。
据说，被抓的学生在公安局里还是很受优待的。警察请他们喝茶，吃点心，看电视。他
们被接回来时，已经快12点了。11点时，有个别学生到办公楼来听答复。我说接人的车
已派出去了，还没回来，但他们依旧等着。这次学生运动就这样平息了。
不久，我到京丰宾馆参加民盟代表会议的小组会。我对参会的人都不熟悉，很多人问我
学潮的情况。我说，学生要去游行，绝对不是少数人煽动，而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如
果是少数人煽动的话，就说明我这个校长无能。我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都煽动不起来，
他们怎么能煽动起来呢？
这次学潮之后，胡耀邦下台了。那时我的情绪很坏。因为市委经常把我们找去开会，市
委书记在一次会上还点了我和王学珍的名。他说，你们书记跟校长一定把学生带好，要
负起责任。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但也不好顶他们。我只好说，我们只有在市委的正确
领导下，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其实，那时北大并没有闹得太厉害，闹得最厉
害的是中国科技大学。
在政协会上“闯祸”
访：1988年您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是民盟推荐的，还是北大推荐的？
丁：可能是民盟推荐的。这时我已是民盟中央常委。1957年反右运动后，我跟民盟几乎
没有任何联系。1986年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找我，让我参加一点民盟的活动。他告
诉我，他看中了我和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高景德也是民盟盟员。这年年底，民盟开
了一次代表会议，我跟高景德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此后我跟民盟有了比较多的
联系。北大也有可能推荐我当政协委员：王学珍是党中央委员，书记和校长要有个平衡
。记得高景德和我一起当选为政协委员。那一届北大在民盟组的政协委员还有中文系王
瑶和化学系的邢其毅。
访：您当政协委员后参加了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您还记得参加这
次会议的经过吗？
丁：记得一些。在这届政协会开幕前，民盟开了个会，参加会的人是全部的盟员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高天主持会议，让我上去讲话。我说我毫无思想准备，记者来采访我才
知道当上了政协委员，在学校里人们并不太关心谁当了政协委员。我讲话的调子比较低
，说我尽量反映一点老百姓的情况和意见。那时我不大清楚政协委员能起多大作用，但
知道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所以我的调子比较低，也没把当政协委员看成很重要的政治
待遇。
参加这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组委员住在国谊宾馆，教育经费不足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
个话题，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和高景德。我们两人都说教育经费不够。我简单地算了一笔
账：教育部给多少钱，文科学生一人多少钱，理科学生一人多少钱，这些钱是远远不够
学校支出的。我们两人共同的想法是：校长赚不来钱，多招一个学生，就要赔多少钱。
在这届政协会上，钱老（钱伟长）代表民盟做大会发言。1987年下半年，费老（费孝通
）就让我负责准备这个发言稿，内容是谈教育问题。为此民盟组织了一个班子，成员主
要是民盟的人，记得有张毓茂、有吴修平的侄子（当时的福建民盟的秘书长）和黄景钧
，我从北大找了两个博士生参加。准备这个材料前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我也抽时间参
加过几次讨论。当时我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不能说共产党的官员一定不重视教育，也不
一定说共产党的官员是在说谎，只是口头说重视，我们要找出教育经费总是落实不下来
的原因。
访：在这届政协会上，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发言？
丁：王瑶的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是在这次会上讲的。千家
驹的大会发言引起了轰动。最初他是在小组会上讲的，大家都认为他讲得好，就让他到
大会上讲。两次讲的内容一样。千家驹说他的发言是在从深圳到北京的火车上想出来的。
访：千家驹的发言主要讲了什么？
丁：他讲了腐败问题，也讲了教育。他的发言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并没有夸张。我们
在小组会上听他讲时，没想到反响会如此强烈。他的口才很好，讲话有鼓动性。
访：您在这届政协会议上发言了吗？
丁：在民盟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了言。我在民盟组除了北大的人，对其他人基本都不熟
悉，所以一直没发言。最后一次小组会来的人不多，大家的话也讲得差不多了，我说我
讲一点。我讲的内容也很普通。我说：现在做思想工作的理论水平比建国初高得多，但
为什么效果不如过去好？主要在于行为。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在理
论上对党搞得很清楚，而是因为我看到周围的共产党员真正为别人办事。我当了校长，
有一点和过去不一样，就是能接触到一些上层人士，也不是地位很高的，就是学校一级
的。我过去想，校领导党性都非常强，等到我当了校长，才知道这些领导对利益、名位
等等考虑得很多。我最后讲了一句话，让当时的领导不高兴。我说：很多领导觉得现在
年轻人的思想有问题，个人考虑多；实际一些老同志、老革命也不见得觉悟就很高，没
有私心。老同志应该扪心自问。
访：您的发言反响大吗？
丁：我觉得自己讲的都是些大实话，没想到会有什么轰动效应。小组秘书曲伟把我的发
言记了下来，当晚寄到报社，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就登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时，
报纸已经到了。我的发言发表后，很快在学生中传开了，引起了强烈反响。学生们认为
我为他们说了话。
1988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报道得比过去都充分。即使如此，我的
发言跟千家驹的发言都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了两天，有人传说赵紫阳在内部对
我们两人的讲话都有很重的批评，把一个说成是哗众取宠，把另一个说成是耸人听闻。
有人说我闯了祸。
访：这说明您的发言确实使一些领导不高兴。
丁：1988年暑假期间，国家教委认为学生不大稳定，在北戴河办了个学习班，让大学校
长和党委书记参加。学习班时间不长，快结束时，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其中有邓小平，
记不清是否还有赵紫阳。接见完要合影，这时有一点出乎我的意外，我被安排坐在第一
排，别的校长都坐在第二排，邓小平还跟我握手。看来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我没什
么特别的表示，邓小平跟我握手就握了握。
过了暑假，统战部突然通知我，说部长阎明复要请我吃饭。那天在统战部，吃饭的人连
我一共4人，有阎明复，还有一局局长孙楠、孙公麟。在吃饭的过程中，阎明复跟我说
，中央是信任我的。他说他参加了中央的一些会，发现中央对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是我
第一次去统战部，我搞不清楚中央为什么要让阎明复请我吃饭。事后我把这事跟邓小平
和我握手联系起来，才意识到这些是中央的表态。大概中央觉得对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
批评重了，我并不是学生闹事的后台。
提出辞呈，卸任校长
访：辞职卸任是什么时候？
丁：大概在1989年8月份，教育部在北戴河开了个会。每个学校去两个人：校长和党委
书记。我检讨自己政治上比较简单，做了一通自我批评。
8月下旬，何东昌找我去教育部。何东昌和滕藤两人跟我谈话。他们没说我有什么错误
，只说你不是要辞职吗？现在可以辞，教育部批准。谈话很简单，我说我很高兴接受这
个决定。回来后，我的情绪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跟桂琳琳说教育部终于同意我辞职了
，我让她晚上做顿红烧肉，吃得好一点。
访：在此之前您提出过辞职？
丁：1988年，我给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我已经干了4年，身体也不好，请让
我辞职，后来，教委副主任朱开轩亲自到我家劝我继续干。
访：何东昌到北大宣布批准您辞职的决定。何东昌对您是怎么评价的？您也讲话了吗？
丁：何东昌到北大宣布决定时，说了我一些好话，肯定我在北大做了一些好事，但讲得
很抽象。在会上，我讲了一些客套话。我说：当了5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
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这样，
我就结束了校长的工作。记得第二天报纸还登了消息。
访：辞去校长职务，是您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辞职之后，您对自己在校长任期内做的
工作有何感触？
丁：我确实感到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真想把北大办成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大
学。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如当时我觉得北大文科的教条主义太厉害，就想通过研究
方法论等途径突破这点。但在当时整个大环境下，没有做到，我的很多措施也没有实现
。如1985年我对职称评定抓得很紧，但在后来几届的职称评定中，我就坚持不住了。当
了5年校长，我能够得到安慰的，就是我离开北大这么多年，北大的多数人还对我留下
了比较好的印象。
1989年9月，我就没什么事了，有时跟桂琳琳一起骑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有一次，我在
紫竹院碰到北大一个教政治课的老教员，叫陈哲夫。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应该为陈独
秀翻案，他在“文革”中受到过激烈的批判。这次他看到我，为我流了眼泪。中文系的
严家炎也专门到家里看我，来安慰我。实际上，我对不当校长无所谓。
访：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季羡林说在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
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您。他对您的评价很高。您当校长期间，北大哪
一年发展得最好？
丁：季先生是在报上发表的这个评论。他把我抬得太高，让我受宠若惊。我觉得1988年
，北大的工作表现得比较突出，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教师和学生的情绪也非常
高。这一年恰好是北大建校90周年。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叫《北大素描》的电
影，讲述北大整个的情况，后来拍出来了。里边有我两个镜头，一个是我坐在校长办公
室，讲北大的历史；还有一个镜头，是让我从家里走到办公室，并且要在雪地里拍。导
演的意思大概是表明北大今后的道路还有很多困难。
访：您不当校长后，北大对您是怎么安排的？
丁：回数学系教书。我找了数学系主任李忠，告诉他从下学期开始可以安排我的教学工
作。我的组织关系又转到了几何代数教研室。 | c********i
发帖数: 942 | 2 开始的时候肯定是靠少数人煽动才起来的
其实那时候大多数人对胡耀邦基本上都没什么了解，学生就更是这样，咋就突然间游行
起来了呢？靠的就是少数人的煽动 | r********9
发帖数: 10694 | 3 被抓的学生在公安局里还是很受优待的。警察请他们喝茶，吃点心，看电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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