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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于光远逆天言论: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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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逆天言论: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
大中小2016-03-16 19:23:04
多维历史
回到北京不久,于光远身边就集合了一群老朋友、老同事,他们自发地重新开始研究因
为“文革”中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刘世定1975年在北京再见于光远的时候,发现
他又开始忙碌起来。于光远对刘世定说:去读读经典吧,读一读列宁,梳理一下他关于
国家的论述,看看苏维埃国家体制中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想得
很好,要建立一个比议会制民主更好的民主制度,把行政权和选举结合在一起。他认为
更好的做法是直接选,直接管。当然,今天来看,这种方法未见得好,因为没有制衡。
”没有制衡的体制必定要出问题,于光远对刘世定说:“为什么会出文化大革命?看来
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本文摘自2013年10月9日《中国青年报》,原题为《大
玩学家于光远走了》。
2004年10月20日,于光远出席第四届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图源:VCG)
于光远,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1915年7月,出生于上海。1934年,转入清华大学
物理系。1935年底,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48年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曾任
理论教育处副处长、科学处处长,直至1975年。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受迫害,被下放
到宁夏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底,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担
任负责人之一。1977年,被重新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2年、1987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1年,因患癌症住院治疗,在治疗期间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
并于1992年8月出版,这被认为是十四大之前唯一一部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专著。
1992年,列席中共十四大。1993年,提出“要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出版了《碎
思录》、《古稀手记》两本带有文学性的书。1997年,列席中共十五大。1998年,在纪
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之际,出版了《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2000年,85岁生
日后“换笔”,开始用电脑写作。2002年,列席中共十六大。2007年,列席中共十七大
。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办评选的“改革开放经
济人物奖”和“改革开放杰出人物奖”。
2013年9月2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
9月26日凌晨3时,于光远先生走了。
4天后,在北京医院西门那个略显局促的告别室里,近千人自发地来为他送行,安详静
谧的乐音代替了凄楚沉重的哀乐。前来送行的人们有满含热泪者,却也有面带微笑者,
光远先生或许更愿意看到人们笑着目送他的背影远去。
生前,先生曾说,自己的墓志铭上就写一句话:大玩学家于光远走了。他说,我走了,
你们还得玩啊!
被称为“地方改革家”的吕日周送的花圈和挽联置于追悼大厅的入口处,挽联上写着:
“于老,您发现了改革的规律,曾给我说改革是对不断产生的阻力的不断克服。”
每一个从光远身边走过的人都会从心底咀嚼出这句话不同的含义。
灵车渐行渐远,好在光远先生留下了他的思想。翻开先生的近百本著述,我们走近光远
,走进光远……
剪影之一
1934年,于光远通过严苛的考试,从上海大同大学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插班,与
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成为同班同学。这一年,他19岁。于光远的研究课题是当时
号称“世界上只有不超过3个人懂的‘广义相对论’”。1935年,老师周培源去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讲学,他把随身带去的于光远的物理学论文交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两眼
放光,亲自对论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可是,等周培源回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于
光远成了最积极的学生运动参与者。他最终放弃了成为一个大物理学家的梦想,加入中
国共产党,投身抗日救亡。
1937年,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要在中国招收一名研究生,于光远本很有竞争力
。但他正面临着“从一个有职业的人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的选择,他“没有犹豫”。
“当我知道同班同学钱三强也准备应约里奥·居里招收研究生的考试时,我真高兴极了
。他使我有了一个不去报考的借口。我对大家说,我不想和同班同学争这个名额。”
不久,考试成绩揭晓,钱三强真的被录取了。出国前,钱三强要于光远在他的纪念册上
写一段话,于光远写道:
“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做
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
,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
10年后,钱三强回到祖国。又过了10年,于光远和钱三强都参与了周恩来主抓的《十二
年科学规划》。
剪影之二
“文革”开始,中宣部成了重灾区,毛泽东说它是“阎王殿”,陆定一、周扬分别是阎
王殿的大、二号阎王,于光远作为副部级的处长,成为了阎王殿的“大判官”。他分管
的事多、面宽,“罪行也就很全面”,所以他的批斗会也格外多。为此,北京组织了一
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联络站下设若干分站,各个分站轮流给他开批斗会。
开始的时候,都有红卫兵押送,于光远嫌烦,说,你们也不用押送了,我就自己去,反
正我也不会逃避。小将们说,好吧!
那天,批斗会场设在木樨地的政法学院,于光远要进会场,红卫兵让他出示门票。
“我不知道要票,也没有人给我什么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去!”对方的回答斩钉截
铁。
“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可是还要进去。”“不行,就是不行!”
很多人过来围观。
“你这个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吗?”“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
的会就开不成!”
对方猜不透于光远的来头,有点懵。
“今天你们开什么会?”“批斗会。”
“斗的是谁呀?”“于光远。”
“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
于光远后来写到:“我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进去之后,便坐了‘
喷气式飞机’。”
于光远挨斗也和别人不一样,站在台上,低着头,弯着腰,听着批判,人家高举手臂大
喊“打到于光远”,他也喊,而且手举得特别高,他这是想借机活动活动筋骨。
光远生性爱笑,在牛棚里,也常常哈哈大笑。“棚友”林涧青认真地劝他:“我们过这
种日子,有什么好笑的?你这样,别人会说你态度不好。”于光远说,“我接受他的意
见,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都会遇到我觉得好笑的事情,每当这时,我就又控制不住
哈哈大笑一阵”。
特写——
改革大潮中的于光远
1975年,在政研室的岁月
1975年的春天,刘世定从山西回北京探亲。刘家与于光远家同住东城区的史家胡同,放
下行李,他就直奔于家的院子。
于光远还像以往那样,爽朗地大笑着迎接了这位小字辈的忘年交。后来,刘世定成为于
光远的研究生,并担任他的秘书。
那个时候,于光远从宁夏的中宣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在干校的
最后一年,军管组为这个“阎王殿”五七干校的头号人物作出了最终的处理决定:
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
权威”;属“敌我矛盾”,但“人民内部处理”,保留公民权,保留公职;开除党籍,
撤销党内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到14级……
于光远坐在台下品咂着这几顶大帽子的滋味,心情并不那么沮丧,他明显地觉得“这不
过是走过场而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我当时的那种处境
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而听了这样的决定之后,我认为它是不会作数的。”
回到北京不久,于光远身边就集合了一群老朋友、老同事,他们自发地重新开始研究因
为“文革”中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刘世定1975年在北京再见于光远的时候,发现
他又开始忙碌起来。于光远对刘世定说:去读读经典吧,读一读列宁,梳理一下他关于
国家的论述,看看苏维埃国家体制中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想得很好,要建立一个比议会制民主更好的民主制度,把行政权
和选举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更好的做法是直接选,直接管。当然,今天来看,这种方法
未见得好,因为没有制衡。”没有制衡的体制必定要出问题,于光远对刘世定说:“为
什么会出文化大革命?看来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
对这一“逆天”的言论,刘世定没有惊讶,在通读《列宁全集》的时候,他也朦朦胧胧
地悟到了些什么。刘世定所不了解的是,当他和于光远在书房里讨论国家政治体制的时
候,对于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邓小平来说,更加迫切的问题是补天。近10年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已经让中国的天塌了半边。
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这其实是毛泽东无奈的选择。因为国内的经济形势已经严重地
崩坏。毛只能让邓来收拾烂摊子。
那些年,“四人帮”控制了所有的舆论阵地,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邓小平想到了这群
从牛棚回到京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1975年6月至7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中央
批准,国务院设立了政治研究室,于光远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
“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分配给我这样一个工作。”于光远后来说。
胡乔木找于光远谈话,说“小平同志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机构为他服务”,考虑到工作上
的方便,这个机构不是设在中央,而是设在国务院。
于光远当时就明白了邓小平的用心。“当时党中央好几个机构都在‘四人帮’手中,这
个机构如果设在党中央就很难工作。”
政研室由邓小平直接领导。
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16000字的长文同
“四人帮”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提出了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
(反修防修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显然,政研室
对于邓小平的用心心领神会,他们要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特别是第三项指示竖立起来
,它成了一面同极“左”势力进行公开对抗的旗帜,也成了邓小平全面改革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取得了良好的成果。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
年增长11.9%。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
年。
充满期待的于光远度过了这些年中最令他兴奋的一个夏天。万万没想到的是,政局的逆
转竟来得那样突然和迅速。
“进入十一月,忽然小平那里不再找我们了。”
197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发动的最后一次政治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
小平的整顿被冠以“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邓小平被再一
次赶下台。
随即,“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机关内部的运动开始了”。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是
“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于光远面临着“又一次受批判”,他的工作被再一次停
止,“那些日子研究室天天开会,有人批,我们这些人就天天作交代和检讨”。
但终于有人受不住,“精神完全垮了”,把连续20多次邓小平对政研室的谈话一点一滴
地回忆起来,记录下来,汇报了上去。于光远痛苦地看到了这一幕的再次发生。但作为
“老运动员”,他非常清楚,1976年已经不是1966年了。
很多年后,当年的政研室工作人员郑惠在临终之前回忆起这段历史,他特别提到了于光
远——“于光远那次是表现最好的! 他在批斗他的会上可以东拉西扯,天南海北,交
待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交待出来。”
周恩来去世,是于光远最感到痛苦的时刻。“在那些天,白天开会,晚上就思索中国可
能的发展。我认为中国的形势,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而且不会很久,这是可以肯定
的。中国不能也不会沿着‘文革’十年的路走下去了。”
1976年10月7日,于光远从唐山大地震的现场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听说:“那四个人
被抓起来了!”
那个晚上,于光远带着夫人,叫上黎澍、李鑫走在长安街上,边走边说。他们试图分析
出“四人被抓”的消息的真伪。半夜12点,又把老朋友李昌、冯兰瑞叫到家里,大家越
说越觉得这一定是真的,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实在是一个10年来最让他们高兴
的日子。
“这一天晚上,我们真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为“按劳分配”正名:与真理标准大讨论比翼齐飞
1976年12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要在会上
讲话。讲话稿起草者把征求意见稿寄给了于光远,让他提意见。
“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抓生产,但是却把‘唯生产力论’当作错误观点。
我给起草文件的同志打电话,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还写了两页信。”
过了几天,于光远接到通知,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他发现李先念、纪登奎和陈永贵三
位副总理都正等着他呢。
等他坐定,纪登奎说,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
比画了一下,“有这么厚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出的这条,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
你的看法”。
于光远直言不讳:“‘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承认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是起决
定作用的因素,是第一性的,理应称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正是马克思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于接着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纪登奎面露难色,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
告是毛主席审查过并表示了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
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
“我听了以后心想,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写的东西要是不对,为什么不能改变?”临走时
,于光远对三位领导说:“我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
一个月后,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的讲话中,真的删去了批判“唯生
产力论”的内容。
这件事引起了于光远的深思。“‘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但是,因为仍然受到‘文革’
中的那套理论的束缚,许多工作开展不起来。大部分报刊上讲的仍然是‘文革’时期的
理论。不改变这种状况,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活跃,都是不可能的。”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
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样的言论让于光远顿时觉得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一刻也不能耽搁了。于是,他找来了冯
兰瑞和周叔莲,加上吴敬琏等人,开始“密谋”“应当做点什么”,“研究针对‘四人
帮’宣传的那套理论,首先讨论什么问题”。
冯瑞兰回忆说:“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主要是在于光远同志的领导下,从理论上面
来揭批‘四人帮’,于光远组织了三个小组,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讨论,二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三是讨论关于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按劳分配”、“生产力标准”为何成了一个需要“密谋”、
需要“突破”的问题,就如同后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何成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这不都是
常识吗?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常常出现的问题就在于此——常识被颠倒了。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党的基本路线,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将长期“存在
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路线的理论依据就是: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形式的
分配制度是资产阶级法权,只要这一制度继续存在,资产阶级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因此
,必须长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坚持阶级斗争。
于光远太清楚这里面的诡异:要想冲破“两个凡是”,要想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
首先就是要给“按劳分配”正名。
同样,他和他周围的人都十分清楚,这一大讨论的政治风险也在于此,它绝非仅仅是一
个经济的问题,绝非是一个劳动报酬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
于光远没有退缩。
就在“两个凡是”方针提出半个月后,1977年2月25日,于光远组织人员,在北京地区
召开了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
4月,于光远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大会第一次从正面论证恢复
奖金制度的必要性。奖金,多么激动人心的字眼!
6月,于光远组织召开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代表们的发言再次深刻触及了理论
禁区,比如吴敬琏的发言主题是“物质刺激”。
邓小平在不远处也关注着这场讨论。他仔细阅读了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并且约谈于光
远等人,说作者的思想放不开,要组织力量再写一篇,把问题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
论员的名义发表。
于是,政研室起草了一篇重头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交小平
审阅。“念给小平听了两遍……”冯兰瑞回忆说。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专门谈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
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
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
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
格。”
文章再次修订后,交给了《人民日报》。5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特约评论员
”名义发表了上述文章。此文颇长,头版占了大半个版,然后转第三版,占了整整一版
。全国各大报同时转载,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同日播送。文章发表后,人民出版社马上
出版了单行本,影响极大。
6天后,《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两篇檄文的矛头所指正是“两个凡是”,因此在中央负责宣传的最高领导人那里遭遇痛
斥。
5月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和王殊谈话,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
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汪东兴说:“这两篇文章当时看来还可以,
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
邓小平对此很不以为然。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说:“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
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
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
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
从1976年冬天发轫,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于光远总共组织了7次“按劳分配”及“
唯生产力论”的大讨论,参加会议的人数超过两千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力
之深远,都是十分罕见的。
为“按劳分配”正名,就打破了绵延多年的大锅饭,打破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行
体制。在农村,它积极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在城市,它为企业争取了自主的
权利。所有这些,已经开始悄悄侵蚀到了中国顽固的计划经济的基石,并最终让市场经
济的萌芽生长起来。
1978年,从中央到地方,从理论界到舆论界,大转折的时机正在到来。
剪影之三
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出访归来,立刻就来到了京西宾馆。这里,正在举
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将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
早在会议之前,胡乔木就邓小平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准备了一份讲稿。但形势出乎意料,
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
他找到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
胡耀邦找到的人就是于光远。
光远回忆说: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
话稿的提纲,一共……是八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
,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
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
机器。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
官僚主义。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
策。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于光远又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只用了两
三天时间,讲话稿就完成了。
这就是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那个著名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标题是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
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
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
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终于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几天后,197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入党中央的报告
三中全会结束,不到半个月,中央又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邓小
平对此也十分赞成,“索性摆开来,免得背后讲”。于光远成为11人组成的会议领导小
组成员之一。
会上,冯兰瑞作了一个发言,题目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
章认为:(1)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社会的发展必然
要经过几个阶段;(2)我国当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董辅礽听到他们的发言后,很感兴趣,遂将此文在他主编的《经济研究》上发表了。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看到文章后认为,“说中国现阶段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处
在过渡时期。这个观点……公开发表,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简单地做出结论并公开发表
,可能会被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所利用。说得再严重些,会引起公愤,全党会反对,全国
人民会反对。”
他对于光远的秘书交代:“你跟光远同志讲一下,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改变这种
研究问题的方法。”
于光远一笑了之。
“我对苏、冯的文章给以充分肯定的评价。”于光远说。
虽然于光远“并不完全同意这篇文章中说那时中国还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
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说法”,他认为应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表述,但这只是
一个理论问题,可以讨论,不应上纲上线。
于光远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初级阶段”的表述,却一直被几个理论权威上纲上线
,须全力奋争,才最终得以正名。
1980年,于光远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小组。
“我主张要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写入文件,以便更深刻地认识走
过的弯路。”作为起草小组的重要一员,于光远甚至窃喜或许有机会实现这一愿望。而
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想的却正好相反。他再次批判了1979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那
篇冯兰瑞的文章——
“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
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
要把这样的文字写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光远坚决反对。于光远去找这位领导,明
确地对他说:“你这样做非常不对!”
“这次谈话,我因为很生气,表现得非常激动。我对他说:‘你至少要承认我国社会主
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讲我的意见时嗓门越来越高,激动得都拍了桌子。”
在于光远的强烈抗议下,最终在《决议》第33节才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尽管我们的社会
主义还是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
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这是党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羞羞答答地
,藏着掖着,希望人们尽量不要注意到它的存在。
但它的意义决不可小觑。于光远说:“这样,“初级阶段”的研究具有了‘合法性’”
,而不至于动辄被扣上“否认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这是第一个回合。
第二次,起草十二大报告,于光远依然坚持一定要写进“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
这一想法再次遭到反对。
最后,胡耀邦亲自审稿,于光远不失时机地说:“我认为应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
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于光远的话音刚落,胡耀邦立刻表态:“很好,应该写!”
第三个回合,1986年,胡耀邦召请于光远担任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起草小组顾问。
报告的草稿这样写道:
“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
级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
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
对这一提法,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还对《决议》修改稿提出了另一个修改稿。在
这一稿中,加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
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等词句,且引征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的“共产主义”段落,突出“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
看到这样的修改意见,胡耀邦亲自给小平写信,申明不再沿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
思想为核心”这个提法的理由。
9月14日晚,这封信送邓小平。第二天上午9点,邓小平办公室即告:小平同意了耀邦的
意见。
9月17日上午,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谈了近一个小时。小平说:现行的路
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是还要放,而不是收。
最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终于光明正大地写入了决议,并被作为制定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基础。
几个月后,邓小平再次同意了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论,……把必须避
免的‘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的请示报告。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那几天,许多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
照片摄于浙江温州,百姓排队争相购买全文刊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党报,争抢一空!
十三大报告在我们党的纲领性文件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和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战略和各项基本政策;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
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报
告提出了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
斗。”
至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终于真正确立起来,它最终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和重
要组成部分,是今后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今天,“初级阶段”的理论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而它在30多年前的起点却是“割喉”式
理论论争,是于光远顶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棒,拍着桌子,激动地为之辩护,用尽心
机地一点一点将其写入中央文献。
中国的改革何其难也!正如光远所说——改革是对不断产生的阻力的不断克服。
烈士暮年
正因为数年中于光远的种种坚持,因为“生产目的”的讨论,因为“人道主义”的讨论
,因为“精神污染”、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等等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他一直都在高压之下。
于光远自己回忆:“对那些诋毁我攻击我的批判,我都硬顶。”
有一小篇文字出自董辅礽先生,或许是于光远式“硬顶”的一个注脚。2004年4月,董
辅礽已是弥留之际,他把自己最后的一篇文章发给了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请她转交于
光远,文章的题目是《守身为大》。守身,乃守住自身的节操。
董辅礽在文章写到:
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
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转变成政治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
,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在这方面,于光远同志是一个典
范,为学术界所敬重。
他曾多次因为倡导改革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并几乎丢了党籍,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毫不
动摇。我曾参加过一个高层机构对他的批判会。我是唯一一个以陪他受批者的身份参加
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激烈时,有位批判者竟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于光远也拍着桌
子回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进行反批判。他的这种坚持真理的学术节操,深深地
教育了我,使我也顶住了要我批判他的压力。
董辅礽提到的这个场景,已经不是在十年“文革”之中,而是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改革的步履之艰辛,中国改革理论家的命运之坎坷,于光远的后半生,正是一个真
实的写照。
光远先生回顾以往,曾说:“我更感觉到鲁迅喜欢引用的裴多菲的那句话,‘绝望之为
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意义,鲁迅提倡的韧性的战斗,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革命者,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要用这个精神来奋斗。”
(嘉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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