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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1 人民日报38小时挣扎 大玩春秋笔法报道六四
大中小2015-03-23 19:37:56
多维历史
原编者按：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个周末之夜，当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响起第一排枪
声之后，写历史的中国人再也不会有昨天。无论是祭一周年，还是两周年、三周年……
，血迹永远鲜目，不会因时间而蒙污尘埃。“淡化”，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一厢情愿。以
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报，其编辑和记者，因《四·二六社论》忍辱负重，一些内
情外人并不知详。这种追忆当时三十八小时的心情，也许可应验中共领导人此前常用的
一句口头禅：党心民心、人同此心。
本文选自《世界周刊》（1993年5月28日-6月3日），作者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子
夜（笔名），原题为《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
六四事件期间，人民日报记者手持横幅上街声援学生
社长总编 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
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
（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
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
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
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
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
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
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
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
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
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
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
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
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
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
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
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
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
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
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
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
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
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
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
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
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
，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
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
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
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
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
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
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
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
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
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
，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
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
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
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
，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
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
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
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
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
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
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
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
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
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
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
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
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
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
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
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
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
，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
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
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
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
。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
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
，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
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
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
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
：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
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
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
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
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
）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
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
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
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
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
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
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
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
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
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
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
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
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
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
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
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
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
，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
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
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
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
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
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
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
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导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被
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
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
，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
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
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
，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
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
到旁边的树从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
，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
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
新闻是报导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
局屠杀镇压”。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
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
，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
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
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
。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
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
六社论！”（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
，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
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
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导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
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
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
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
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
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
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
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
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
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
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 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
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
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
，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
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
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
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
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
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杜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
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
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
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
和一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
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
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
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
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
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
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
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失为党报的一个突破。稿子改完后，
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
，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
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
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
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
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
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蓬，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导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
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
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
他负责与人民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
，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
。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
报一律不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
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
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
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解放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
“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报以“
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
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解放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
，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
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
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导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
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社论说
，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
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
。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
，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
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导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
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
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
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
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
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里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
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
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
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
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
种地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
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
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
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
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
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
，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
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
辆。
历史镜头 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
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
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
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
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他们和学生从
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门仍亲眼看
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
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
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
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
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
。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
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
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
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
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 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风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
，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
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
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
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
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
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
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
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
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
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 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
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
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
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
，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
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
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
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
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
，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必竟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
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一九八九，对人民日报来说，绝不会成为昨天，他蕴蓄着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不灭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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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2 牺牲胡耀邦赵紫阳 透视邓小平“祭坛”哲学
大中小2015-03-18 22:22:51
多维历史
与偏爱神坛的中共“伟大领袖、导师、统帅、舵手”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偏爱“祭坛”
。所有与邓发生亲密关系的人和事，都或迟或早要被供上祭坛，成为他政治目标——实
现四化的牺牲品。《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在书中指出，“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发
展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六四事件前供职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
学者吴稼祥撰文《<邓小平时代>：为中国强大甘愿受难的人》，剖析了邓小平与众不同
的执政心理，他认为“前半生都被党内激进派整的他（邓小平），80岁后开始激进：
1986年急切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激起同年学潮；1987年急切提出全面价格改革，导致物
价飞涨……胡为前者埋单，赵为后者背锅。邓小平不是神，他是一个想通过自我牺牲来
完成自我救赎，通过自我救赎，来救赎他的党和他的国家的悲剧英雄。”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对毛泽东的历史
地位作了重新评价
有两个原因，促使我答应邀请，谈谈我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感想：第一，我是中
国大陆最早的邓小平思想研究专着《邓小平：思想与实践（1977——1987）》（1988年
版）的作者之一；第二，傅高义先生于2000年决定写邓小平专着时，我是最早与他交谈
这个主题的人之一，我2000年3月开始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自费访问学者，我
们每周交谈一次，持续半年。
一、四次取经
读完傅教授这本巨着（下称傅着），加深了，而不是修改了一直以来我对邓小平的一个
印象：他是一个为自己祖国强大到处取经、并甘愿受难的人。
一般人都知道，傅着也同意一个看法：邓的一生，多灾多难，三落三起。其实，他的一
生，可不止三落三起，而是四落四起。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那是传
说。邓小平16岁就踏上西天取经之路，则是真实的故事，第一站是西方法国，第二站是
东方苏联；74岁第二次踏上西天取经之路，第一站是日本，第二站是美国。根据傅着记
载，邓1978年10月访问日本时，他对好客的东道主说，此次来日本有3个目的，第3个目
的，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并解释说，他所说的“仙草”，就是如何实现
现代化的秘密。3个月后，1979年1月，为寻找“仙草”，他又踏上了访美之路。
四次取经，前后相隔近60年。60年，一甲子，在中国文化里，其含义，就是一个轮回。
这个轮回，对邓小平而言，是一个痛苦的反思过程。这个反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
，要取的经卷，从东方苏联，转向西方美日，这是今天的自我，对过去自我的痛苦否定
；第二，他当时其实已经很清楚，中国强大的仙草，不在别人手里，就在自己脚下：从
经济生活开始，逐步扩大个人自由。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做到的（除了民国10年），
限制，甚至禁止工商业，是华夏历史上所有王朝的国策。1949年后，官方不禁止，反而
亲自操办“公有制”工商业，但绝对禁止民间工商业。
正是因为邓找到了这根仙草，他才鼓励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的农民单干，从广东深圳开始
的引进外资，和自由经济特区。旧体制的多米诺骨牌，就是从这两张牌开始倒下的，一
张在牌头，一张在牌尾，一起向中间倒。
二、五次受难
我这里所说的“五次受难”，其中三次，也就是“三落三起”中的三落（1933年江西，
1969年江西，1976年北京），就不必浪费笔墨再重复叙述了。我想说的另外两难，一是
头难，第一难，一是尾难，第五难，也是最后一难。第一难，虽然很少人提起，但痛楚
想必最深。
邓小平一生三任妻子。第一任是张锡媛，1926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1928年春结婚，
1930年春病逝；第二任是金维映（阿金），1931年下半年结婚，1933年5月在邓受打击
时离开了他；第三任是蒲琼英（卓琳），1939年结婚，相伴终生。三任妻子中，他最爱
张，最遗憾金，最感激浦。他为了领导广西左右江起义，张怀孕时不能照料，难产时束
手无策，母子双亡后无暇安葬。他的女儿毛毛谈到她父亲此时的感受时，用了“十分悲
痛”四个字。这种悲痛如此之深，以致于从那以后，邓便从一个“又说又笑”（邓颖超
用语）的川哥，变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硬汉。来不及安葬亡妻，应该是他一生的痛。
1949年他率领部队进入上海，第一时间就去寻找张锡媛的墓，并把被水浸淹的遗骸取出
，重新安葬。
他所经受的最后一难，是1989年。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时刻，是一直被他打压的苏联
，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来访，苏联人第一次完全按照中方开出的条件，缓和了两国关系
，但他却不能在国家广场上为他举行欢迎仪式。这一年，他已经85岁，不会不知道，镇
压学生运动，将会背上何等的历史骂名，当他下决心这样做时，如果不是肝胆寸断，也
是汗发沾衣。他这样做的理由，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认为，不这样做，国家就会失
去稳定，他所珍视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很可能夭折。现代化和改革，此时
，几乎成了他心中的上帝，为了它，一切都可以牺牲，无论他自己生前事、身后名，还
是作为他使徒的改革派领袖及其阵营。他遭遇的悖论是，假如为了稳定牺牲了改革团队
，稳定又有何用？改革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992年南巡，表明他自己已经意识到这
个悖论。
为了表明那个困难抉择，与他个人权力考虑没有关系，他在那场事件发生5个月后（
1989年11月）全面退休，让出了军权。
五次受难，他从不抱怨，原因之一，就是他甘愿承受。每一次，他都清楚地知道，他所
坚持的东西，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
三、供上祭坛
与偏爱神坛的伟大领袖、导师、统帅、舵手不同，邓小平偏爱祭坛。所有与邓发生亲密
关系的人和事，都或迟或早要被供上祭坛，成为他政治目标——实现四化的牺牲品。因
为这个缘故，为了减少牺牲，他很少任用私人。傅着注意到了这一点：“邓小平不跟他
任命的人发展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不发展私人关系，不仅不
是冷遇，而是真正的关心，为了保护那些被他用的人。因为他知道，所有与他发生亲密
关系的人和事，对手迟早要他作出牺牲。而且，他控制什么，目的是要便于牺牲，为改
革和现代化扫清障碍。
他直接控制的是中顾委和中央军委，与他关系最近的是胡耀邦、赵紫阳。结果怎么样呢：
——首先，刚刚被他和胡耀邦等平反的老干部们，宝座还没有捂暖，就要被邓抽走——
1980年就提出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让“老同志
”退到这儿。他自己做了中顾委主任，目的是带着他们第一步退居二线，第二步彻底退
休。老干部们是爱他，还是恨他，可想而知。他设立并领导中顾委，就是为了让它消亡。
——其次，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排序上，他把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都
置于优先地位，把军队现代化排在最后，推迟军队现代化的目的，是不与民用产业现代
化争资源。不仅推迟，还主动对军队动刀：1979年3月，对越自卫战刚结束，他就提出
裁军，1985年提出裁军100万，1988年基本完成；而且还不断减少军费开支，军费开支
“从1979年开始改革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不断下降到1991年的1.4%。1980年代，
中国购买外国武器的花费只及越南的1/6，台湾地区的一半，但中国的人口却分别是越
南的20倍和台湾地区的50倍。这两件事情，不是邓小平，估计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做到
，他管军队，似乎只是为了让它服服帖帖地接受先发展民用经济，再强大国防的国策。
——第三，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的猛将，邓不仅与他们价值认同
，还是改革的战友，胡和赵是他的左右手。但是，改革就是革执政党自己的命，并不是
所有党员，所有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和老干部愿意接受的。当不接受某些触及到
命根子的改革的党内高层人数增多时，他们选择的反对方式，就是直接剪除邓的左右手
，间接警告邓本人。这时，为了不让自己立即出局，改革终止，他选择的对策是，必要
的退步和挥泪割爱。他这样做时，想必痛彻心扉。某些邓本人曾经欣赏，但读不懂他内
心的人，在给胡开的生活会上，痛下杀手，想博邓的欢心，殊不知是在他伤口上撒盐。
这样的人从此淡出接班梯队，容易理解。
——最后，牺牲的是他自己。1989年，他最后做出清场决策，知道自己牺牲了身后美名
。几个月后，全面退休，放弃的是他生存的主要精神支柱——权力。1992年春天，以88
岁高龄，孤注一掷地到南方各省呼吁改革，他押上的，是他一生的资本：身名。如果失
败，必将身败名裂。1997年2月19日，他献出了他最后的珍宝——遗体：眼角膜，捐献
给眼科研究；内脏，捐献给医学研究；躯体，捐献给火苗；骨灰，捐献给大海。
四、悲剧英雄
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他这样，领导自己的国家转型，从贫穷落后难得温饱，到经济
总量世界第二，在自己的国家名声不佳，在其他国家，却被高度评价。这也决定了这本
傅着的命运：作者非常“钦佩”邓小平，美国舆论非常钦佩这本书，获得各种最佳图书
称号，但它的译本到了中国——主人公的故乡，主流舆论保持缄默，网络舆论毁誉参半。
北京奥运会前，有英国出版商多次找我，希望我在奥运会前写一本邓小平评传，用英文
出版，因为我当时在构思《公天下》，不敢允诺。他每次来，几乎都要问同样一个问题：
“邓小平到底做了什么，让中国这样脱胎换骨？”
“施了魔法，”我第一次这样开玩笑，但随后解释说，“大概是改变了执政党的基因吧
，从一个残酷斗争的党，到一个可以内部谈判的党。”
这个转变，是以邓小平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的。他牺牲自己，这还好说；牺牲他自己的党
，自己的阶层，自己的同龄人，以及自己的学生，就不那么好说了。所有被牺牲的，都
可能引起对他的广泛怨恨。
不仅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全权且堕入文革疯狂的国家，改革，意味着扩大
自由的边界，同时，还要保持社会稳定与秩序，不重蹈十年动乱的覆辙。为此，他与他
的对手，也与他的战友，在自由的边界上反复拉锯。就因为这个，他必然左右不讨好。
保守派恨他太右，自由派讨厌他无情。
他想与他亲手参与缔造的旧体制同归于尽，遗憾的是，他垂垂老矣。为了赶时间，前半
生都被党内激进派整的他，80岁后开始激进：1986年急切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激起同年
学潮；1987年急切提出全面价格改革，导致物价飞涨……胡为前者埋单，赵为后者背锅。
邓小平不是神，他是一个想通过自我牺牲来完成自我救赎，通过自我救赎，来救赎他的
党和他的国家的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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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3 张春桥被捕后对中国未来惊人预言
大中小2015-03-16 20:35:29
多维历史
张春桥早年曾是文艺活跃分子，在几十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1949年后仍不断写作，发
表多篇文章。1958年，张春桥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深为毛泽东赞赏，
使他由上海进入中央。文革爆发后，张春桥更是平步青云，直至毛泽东去世后，张春桥
被捕。作家文贝在个人博客中撰文《张春桥是有才能的“预言家”》指出，张春桥在生
活作风上非常检点，同时是个有思想的人。
张春桥在庭审现场
军师是出谋划策的人。中国古代的军师，往往是智慧的化身。历史上很多军师曾经以自
身超凡脱俗的智慧在军事上筹划奇谋妙计，决胜于千里之外。
把张春桥称为狗头军师来源于郭沫若在《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政治流氓文
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政治流氓”是王洪文，“文痞”是姚文元，“狗
头军师”是张春桥，“精生白骨”是江青。其实郭沫若在人格上一点也不比张春桥高尚
，这位没有骨头的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并不为人称道。
把张春桥称之为“狗头军师”，其实是看轻了他。张春桥不是军师，而是主将。在四人
帮里，他是最有能力，最有主见，最有城府，心理承受力最强的主心骨。当然，也可以
说他阴险狡诈，顽固不化，能出坏主意的人。
张春桥1917年生，山东巨野人。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到达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
门日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
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分管宣传文化工作。从1966年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任上海市
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
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
任。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委员。1976年10月被捕，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
1月被减为无期徒刑，2005年4月21日因肝病病逝。终年88岁。
张春桥是个文化人，早在1932年就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春雨之夜》《为国捐躯》《爱
痕之一》《这一天》《漫谈》《学校生活素描》《银铃》等文章，后来又在《华蒂》《
妇人书报》《新诗歌》《中华日报》《文学季刊》《新文学大系》《太白》《中央日报
》《漫画与生活》《新艺》《漫画漫话》《大晚报》《创作》《时事新报》《申报》《
立报》《抗战文艺》《晋察冀日报》和《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解放
后仍不断写作，发表多篇文章。其中1958年在上海《解放》上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
法权思想》一文被转载于《人民日报》，毛泽东为之加了按语。
批判他的时候说张春桥是叛徒，说他1935年5月在上海从事拥蒋活动，疯狂反对鲁迅，
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说他是1938年1月混入延安，一直都在为国民
党执行秘密任务。不知道张春桥这个特务对岸的国民党政权是否承认，承认的话他的后
代该去要特务津贴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张春桥的老婆文静，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
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
文革前张春桥已经高居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张春桥作为市委
书记，也曾受到过多次冲击。如果张春桥不被捕，国务院总理的位置基本肯定是他的，
当时他59岁，华国锋55岁，邓小平72岁。
1980年11月20日，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张春桥罪名包括：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
全国刮起夺权风。在上海争当一把手，整陈毅的黑材料。诬陷朱德、陈毅；提出“改朝
换代”；指使、煽动“打倒刘少奇”。制造上海康平路事件；支持济南“五·七”武斗
事件。1980年12月13日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这些带有政治符号的定性
不具法律意义。
张春桥在审判中实行“三不主义”：面对提问，不答；送达文件，不看；要他签字，不
签！
张春桥的长寿，是他城府深和心理承受能力超强的结果。他不像青那样的浮躁，不似王
洪文的浅簿，没有像姚文元那样侥幸的脱罪企图。他城府很深，经得起任何打击，这是
他的素质。
在审判他的法庭上，他从头到尾都保持沉默，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这种丝毫不在乎的
心态，使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他发迹于柯庆施，担任过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恰恰是毛泽东最看中的人，差一点
当了总理。
时任张春桥预审主法官的原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回忆，在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
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时，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
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张春桥嘴中“你们的法”指的是
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即使张春桥有罪也不应当追溯，因
为他的问题只能依据当时的《公安六条》惩处。这一点张春桥是对的。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
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的理由。
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个规矩，就是晚上送夜宵不要女服务员而让男服务员或警卫员送，
不让女同志上楼，说明张春桥在生活作风上非常检点。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组织、领导反革
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发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
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到了1983年1月，缓期二年已满，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张春桥是个有思想的人，他的思想从1976年发表在《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
么反对洋奴哲学》中可以看出端倪：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
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
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
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
“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
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
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
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
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
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
“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那些依赖
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
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是社会主
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
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
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
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
、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
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
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
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
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
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安逸
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
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
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
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
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
产阶级。”
据说张春桥被捕后，包括在法庭上都一言不发。后来他在法庭上作了一次发言：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
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
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
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
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
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
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
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
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
己官僚机构的特权……
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
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
；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
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
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
—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
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
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
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
的血液……这绝不意外。
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
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
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
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
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张春桥的发言在今天看来多发的令人震耳发聩！他是真正的预言家。
无须对张春桥做出评价，他的思想在文章里，他的性格也反应在法庭发言中。
当我们结合今天的社会情况，再看张春桥的思想，该如何想呢？
2013.7.13
(一青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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