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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1 老婆，感谢你 !
1976 年，中国那座大座钟的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但是，开始摆向另一个
方向。1970年代末高考恢复之后，成为海南岛的外语类状元，由于环境的因素， 就读
中山大学德语系。在中山大学，我遇见了爱妻张申华，1988年两人一起坐火车经过蒙古
、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到西德巴伐利亚自费留学。
老婆最了解老公的身体，不管哪个部位，所以，老婆亲自裁缝制作的衣服自然合身，合
身得十分自然。自然合身的衣服穿上去就很自然、很舒服。申华说，男人的衣服领子要
挺、袖子要直，这样男人穿起来看上去具有雄心壮志、魅力无限。
三十多年了，这件衣服一直伴随着我，过去在中山大学天天穿，现在不舍得穿。我走南
闯北、从亚洲到欧洲，不知道搬家多少次，该扔的都扔了，不该扔了也扔了，可是，这
件衣服一直紧紧地贴身贴心，直至永远。
我 们成长的年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老三届”是指中国1966年、1967年、1968
年的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考大学。1966年到1968 年，中国正陷于“文化大
革命”的溷乱之中，大学停止招生。在1968年至1969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中，这三届本应
已毕业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结束学业高 中，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
，被安排下乡，或集体到农林牧场，或分散插队落户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已
经超过正常的高考年龄，但鉴 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
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国家恢复高考后，先后于1977年、1978年、1979年参
加高 考，并相应于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进入大学学习的三个年级的
大学生，习惯上统称为“新三届”大学生。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在年龄 构成上差距相
当大，有十四五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文革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历届高、初中学生，更
有年龄已在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多岁的。
我找不 出能确切描绘那个时代的词汇。当时正逢三中全会前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
待兴。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在77年恢复，77级开始，考生可以自由报名，全省统考。 78
级全国统考，更是排除了家庭出身和家庭背景，以分数录取。记得在学时有美国的大学
代表团来中大访问，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大学生”。那时图书馆座 位太少，傍
晚时分，开馆之前，学生已经排起长龙，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不然，大门的玻璃又要被
挤破。
那年头，同学们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课 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队买饭时
，也背英语单词。外语专业自古以来是“计划”式呆板教学，一二年级学习语音语言基
础、口语、听力，三四年级精 读、泛读、翻译、报刊选读。我这个人天生叛逆，最不
喜欢学习内容被规范、被计划、被灌输、被指导。所以，我下午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历史
系课室，听世界通史、 中国通史等；在经济系课室，学西方经济地理；在哲学系课室
，读黑格尔。
我自己有最经典的论述：“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
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煳
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诗，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海外学子可以体会、可以承受?
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催生了中山大学的学生文艺刊物《红豆》。
我非常热心关注和事奉《红豆》。中文系苏炜（海南知青）他们成立了“中山大学钟楼
文学社”，得到了吴宏聪、王起、金钦俊等老师的支持，苏炜任社长，不久创办校园杂
志《红豆》，苏炜任主编。编委有王培楠、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林英
男、辛磊等。
永远不会忘记，永远缅怀当年推着三轮车冲过海珠桥，到市区叫卖自己杂志的豪情。
如今在欧洲，留而不归，留而不学。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知识很远，竟然担任过
德国班贝格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巴伐利亚工商会顾问、中德双语专栏作家 ，班贝格
民选市议员。 | s*******w
发帖数: 2257 | 2 那一年我十八岁
作者：谢盛友
那一年我十八岁，刻下青春的痕迹。那一年，家乡的茶园小学由于校长患病，缺少老师
，我当了半年的代课老师。我教三年级的算术和五年级的语文课。校长不在学校，校务
由教导主管，他经常跟我开玩笑：“小谢，应该是你主管，不是吗？校长病了，你代校
长的课，应该也是代校长了！”
教导喜欢开玩笑，后来校长回来，我就“失业”了，回去生产队干活。
我们的生产队长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堂哥每年都被选上，后来他不愿意干了，
队员们选我当生产队长，我便从“代校长”成为“代队长”。
当队长很简单，体力劳累不怕，怕的是心里劳累。那年头，我们在田地里插秧，累得腰
板直不起来，狗爬式到田埂上，顶着大太阳，盖个草帽，就睡着了。
二十多年前刚到德国时，看到公园里男男女女一丝不挂地裸浴晒太阳。矣，叹一声：海
南人穿衣服躲太阳是享受；德国人脱衣服晒太阳是享受。
心 里有时极度疲惫的是，生产大队要开阶级批斗大会，我们找不到被批斗的对象，我
们一个生产大队的，都姓谢，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没有一个是“地富反坏 右
”，况且，我们大家无法“阶级划分”，家家户户都是贫农阶级，一穷二白苦度日。我
这生产队长“失职”，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坏右”来批斗，只好让社员们批 斗自己。
斗私批修嘛，这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是公社派人来了，我们的批斗会必须
有个批斗对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据说是“坏分子”，也 不知道是谁封的
，我们只知道伯伯在旧社会读了几年书，经常帮助父老乡亲看相择日，比如婚嫁择日，
乔迁择日，等等，文革来了，伯伯凭这本事就是闹迷信的“坏 分子”。
其实大家都不舍得批斗伯伯，就连公社书记也不舍得，有一次公社书记在台上说：“您
会择日，就给我们大家择一些好的富的日子，过过嘛，省得大家穷得发慌！”引起台上
台下众人苦闷大笑。批斗会变成黑色幽默会。
海 南岛由于是祖国的前哨，十六岁至三十五岁的年轻人都是义务民兵，我当年还是民
兵排长，每个民兵排长都拥有一支冲锋枪，配有二十四颗子弹。枪支和子弹由公社 的
武装部注册登记，每年检查，若无故少了一颗子弹，排长要“偿命”。我农闲时没事就
擦亮冲锋枪，可惜，从来“英雄无用武之地”。
无用武 之地的“英雄”没过多久，获邓大人恩准，恢复高考，我没交白卷，考上了大
学，总分成了海南岛外语类状元，因家穷没钱买棉袄，填报志愿不填北京大学， 第一
志愿报中山大学。还好，不然不认识现在的太太，现有贤妻良子、享受天伦之乐，有失
有得。只是到了海外，有时开会看到来自北大的很牛，什么“北大是思想 家的摇篮”
，什么 ......
心里就倍感不舒服：“你们不就是比我多一层棉袄？”
之后的日子就跟你们一样了，没什么好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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