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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托孤之臣叶剑英在文革崛起的重要本钱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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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孤之臣叶剑英在文革崛起的重要本钱
大中小2014-10-15 21:27:38
多维历史
中共元老叶剑英在文革前,一直处于政治核心边缘。然而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
久,叶剑英即跃升成为解放军主要领导之一,又在毛泽东的政治高压下两度“幸存”,
并发动“怀仁堂政变”最终将“四人帮”送上审判台,结束十年浩劫。叶剑英为何能在
文革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崛起,2002年12月《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九期,刊发广东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单世联的文章《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作者在文中
分析指出,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
毛泽东虽雄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
他限制叶剑英的愿望。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等陪同下第八次检阅红卫兵
叶剑英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是影响深创、足供千秋论说的大事件。
由于档案尚未解密而当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叶剑英与‘文革’”目前还不能成为学
术论题。包括范硕所着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等
在内的有关论着,基本上都还是在现有宣传框架中作细节性叙述。其中一些还明显有误
。比如《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说胡乔木与陈毅同住301医院,相处甚得。陈逝世后,胡
赋诗悼念:“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树。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
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1]1972年,胡乔木还在“冷藏”之中,哪里有
出国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年3月的事。查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风雨情》一书
,原来1971年乔去联大开会时,陈毅邀叶剑英、王震一起为之送行。一年后乔又要到联
大开会,此时陈毅已经逝世,乔感此而作《怀人》一诗。这首诗的第二句在范着中为“
萧瑟门前树”,而在章着中为“门前柳”,就诗韵来看,显然以“柳”为宜。[2]仅仅
30年的时间,史实即已错乱,“历史教训”云云如何谈得上总结?
当然,参照现有论着,对叶剑英的“文革”岁月作一尽量客观的概括性描述并不是完全
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图即在于此。
一、“吕端”与“刘亭长”
善于写诗的毛泽东、叶剑英都有以古喻今的习惯。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
送给叶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从此即成为叶的雅号
。毛也许不知道,早在1954年,叶在《青岛浴感》中已有“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一句。“刘亭长”即刘邦,当了皇帝后滥杀功臣,终至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
凉之音。叶后来说“刘亭长”就是指“毛主席”。毛想象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后,叶
又被刻划为除吕安汉的“周勃”,这也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毛与刘邦的相像。当代政治对
历史的“活学活用”,是一个远未得到透彻理解的论题。
叶不是井冈山下来的将领,1931年4月进入江西苏区后才与毛共事。在毛泽东与张国焘
的较量中,叶获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的陕甘支队的参谋
长,一度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1947年撤离延安后,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
等人留在陕北,刘少奇等人去西柏坡,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在晋西
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据说,“行前,毛泽东与他们约定,一旦他这一部分发生意
外,由刘少奇部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如万一刘少奇等也发生意外,由叶剑英领导
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全党的责任。”[3]当然,毛叶之间,并不总是如此的信任
和亲密,疏离与警觉更多。延安整风时,叶因其有留苏、与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
被认为既与“教条主义”又与“经验主义”沾边,两次被剥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
利。[4]叶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疯。[5]1952年6月,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因土改中的
“右倾”及“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评,在陶铸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反地方主义”已
近于“敌我斗争”。1953年10月,叶进京任军委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训练
总监部部长,不属于受到重用的人物。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
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进野炊,郊游。可见已不再工
作繁忙了。”[6]不忙不代表没事,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叶被点名批评,作
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也被撤销。[7]1959年后,由于叶只是分管科研
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还要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
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大将。总之,直到1965年,资历很老、地位很高的叶剑英不是政治生
活的中心人物。
“文革”一声惊雷,叶剑英从此活跃:
1966年1月,叶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
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叶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
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并参与党和国家的其他重要事务
,1973年成为党的副主席。
1976年的10月,叶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
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声望达于顶峰。
正像毛泽东时代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被打倒一样,叶在“文革”中也风险两
度。一次是1967年后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屡遭地方官员冷
落。在广州,他想到留园五号看电影,一个小小的门卫就可以把他挡在外面。第二次是
1976年2月,中央决定在“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
工作”。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毛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毛不是在当年9月
逝世,叶的命运很难预测。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
取决于毛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据张耀祠回忆,当毛泽东在
杭州决定清罗时,除周恩来、林彪外,还有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知道。[8]1966年3月批
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据范硕说,叶在会上采取了“明批暗
保”的策略;但罗瑞卿本人的印象是:“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
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罗的女儿罗点点则写道:三月会议停
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
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
,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9]可能“诗意大发”且在粉碎“
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的,似乎是指叶剑英。
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于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
年庐山会议期间的8月30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
陈伯达的意思,希望他俩能支持他。……叶剑英立即表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10]会后,叶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
在1971年4月批陈整风会上,叶指出:“陈伯达不是一般的情报特务,而是配合苏修颠
覆侵略中国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在华北地区乱跑乱说,是为苏修进攻中
国创造条件的。”[11]现在看来,说陈伯达配合苏联进攻中国,似无根据。1981年“特
别法庭”审判陈伯达时,也没有列入这一罪状。“九一三”期间,叶配合周恩来拟定了
“紧急战备指示”。事后,叶也赋诗一首:“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
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选人用人特别慎重
。时至1966年,彭德怀已倒,贺龙将倒,罗荣桓逝世,朱德年高,刘伯承养病,陈毅转
业,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
从历史渊源看,同为一方面军出身的叶、聂的可能性要大于原四方面军总指挥挥徐向前
,尽管由于四方面军系统的高级将领甚多,徐的象征性地位必须充分考虑。叶、聂之间
,聂的地位长期高于叶,在1959年的军委领导人中,聂是排在林彪、贺龙之后第三副主
席,叶只是常委。但叶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在长征中的向毛泽东报信。二是叶长期没
有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山头”的嫌疑。这一点很重要,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
,徐向前被认为是陈再道“黑后台”;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聂荣臻被认为是杨、
傅的“黑后台”,只有对叶剑英,毛泽东基本上可以省却敲山震虎的麻烦。三是叶不是
“文革”前军委的主要领导,与刘少奇等人较少工作合作。毛对聂评价不差,1967年夏
说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并不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
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他提议增加的人员中有叶
剑英和徐向前,却明确把陈云、朱德、聂荣臻排除在外。[12]此后聂一直排在徐向前的
后面。现在还不清楚毛何以对聂不满,但聂既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发动“文革”又
需要一次大换班,那么以叶代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后发优势”
。五年后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帅的状况与1966年一样,叶再度主持军委既顺乎时势
也合乎人情。1975年,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常委。
刘少奇有党的基础,林彪有军队的实力,所以威严无比的毛泽东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支持
者。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历史经验相当重要。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
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
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
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
,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13]毛叶关系的真正起点就在此一“电报”,但其真相还不
能说是很清楚的。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
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
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
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
,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
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甚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
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
也不知道。”当年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没有发过要“武
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
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14]叶对此信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徐既是1935
年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文革”中又与叶持同样立场,他的质疑是不能不认真回应
的。范硕在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引用多位领导人的讲话以肯定有这样一份电
报,其中之一是徐向前1977年送给叶的贺诗“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但
表彰叶的“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着认可有“电报”一事。在后来纪念叶的文章中,徐
就完全不提出长征往事。[15]《叶剑英传》没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问题,七年之后的《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也没有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新的说法。
“大事不糊涂”并不代表事事都满意。终“文革”十年,“刘亭长”对“吕端”的态度
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范。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
年1月22日,毛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
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在“意识到军队中潜在的危险”后,“毛
泽东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领导干部,一再声明不能冲击军事
机关,并对一些造反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16]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
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晚,叶向毛汇报白天的争论
,毛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似乎并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帅
”又一次重拳出击。接着谭震林说蒯大富是反革命的话头,陈毅说[17]:“这些家伙上
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
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
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对“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
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在场的周恩来可以缓冲地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但毛泽东可以容许老同志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决不能
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大发雷霆:中
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
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
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
不答应![18]相对而言,叶在“逆流”中的表现较能为毛所容忍,江青当时就发现:“
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
”[19]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
。在毛批准的张春桥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没有被点名。叶还于1969年
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也留有余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陈
毅;[20]4月30日晚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允许他们于“五一”上
天安门城楼。在次年召开的以批判“二月逆流”为中心议题之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毛也说得比较温和:“他们有意见嘛,不同嘛,他要说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
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
了。”[21]当然,这既不是真心话,也不是给浓烈的批判气氛降温,而是毛保持自己一
贯正确的策略。三年之后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
鉴于叶已回到军委领导岗位的现状,再一次重复:“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
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
来讲就好了。”[22]用语雷同意在表明:我从来就是保护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这么说
的嘛!
“文革”中军委三次改组,叶是得大于失:两次重用奠定了他作为军方领袖的地位,而
两次“靠边”都没有使他失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使叶可以在改变历史的1976年发挥作
用。正因此,“吕端”对“刘亭长”表现出来的态度首先是敬。1974年,当张爱萍提出
“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时,叶却说:这也许不是毛主席的本意。[23]“直到晚
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
,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24]其次是畏。1976年,当王震
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叶做了一个手势: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
上晃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25]意思是说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后再说
。严厉的党文化氛围使任何高级干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王震也只有在毛泽
东病重时才敢出此大言。终毛时代,叶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敢与毛有丝毫的对立
,而且不断以“唯心的话”和“唯心的事”来表达自己的忠诚。第三是怨,从50年代的
“刘亭长”的隐喻开始,叶对毛就有很深的怨气。1967年夏,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对叶
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
搞“文化大革命”吗?[26]“文革”结束后,叶对毛也有相当批评。其中最有意义、也
最被忽视的,是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
主”。尽管叶的“民主”主要还限于领导要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等作风、方法的范围,
但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在当时毕竟是“思想解放”之论,其中当然包含了叶对
毛泽东专横作风的反思。“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
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
,但这几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甚么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
《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这篇讲话。”[
27]与许多老干部一样,敬畏与疏离是叶对毛的基本态度。
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成为军队的主要领导,没有后来成就大事的资本和力量。但如
果完全听信毛的一切,叶就不可能参与结束毛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思想,没有成就大
事的动力和理想。“吕端”与“刘亭长”有分有合,毛之所以两度让叶靠边,就是看到
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在这一分歧的背后,是军方将领在“文革”中的复杂关系和自我
维护。
二、从抗争到挑战
党领导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却是要清洗党、改造党。如林彪所说,“文革”是“对
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党既不可信任
,则“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
是靠解放军的力量。”[28]作为军队地位的象征,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
穿上了军装接见红卫兵。刘少奇与军队的渊源甚浅,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军委领导人,在
打倒彭、罗、陆、扬,发动“文革”等问题上基本上是紧跟毛的。但当军队受到冲击、
军方将领也受到清洗时,叶等人不但对军队内部如何进行“文革”持谨慎态度,进而对
“文革”本身也有疑虑。“文革”十年,叶剑英等人殚精竭虑而目标始终明确:在前期
,是维持军队稳定;在后期,是控制军队权力。大体上可以说,叶在前期是失败的,在
后期是成功的。
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是最大的政治力量,谁掌握了它,谁
就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毛泽东需要一支忠于自己而又随时可以调用的力量,他在打倒
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动用了军队。而“林彪身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仅次于毛
泽东的军事领导人,他并不希望军队大乱,乱到足以否定自己‘权威’的地步,只希望
以‘乱’为筹码,以遏制反对力量,使各级领导都听从他的指挥。”[29]叶剑英等人的
观点是:“社会上大乱一下不要紧,就靠军队不能乱”。[30]三种政治力量都不想军队
“大乱”,差别只是在于:毛以“文革”的顺利进行为唯一目标,林彪、叶剑英则更多
地考虑到军队的稳定,而当林彪步步紧跟毛泽东时,叶剑英等人则有所保留,并因此与
毛信用的“中央文革”发生冲突。
《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革”全面启动的标志,叶等人以军队的特殊
性为由,不断发出“通知”、“指示”、“规定”,总的精神是“按兵不动”。但天下
既已大乱,军队亦难保中立,不但军队系统的院校和文艺团体开始造反,各地驻军也无
可避免地逐步介入地方运动,或代地方党政系统保管档案,或为被揪斗的党政领导提供
保护,有的甚至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以至于康生等人认为“军队已经成了走资派的防
空洞”。上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不能容忍军队的“保守”行为,冲击
军事机关的行为层出不穷。叶等人采取各种方式制止针对军队的各种造反行为。他与“
中央文革”的直接对抗主要有三次。一是在1966年11月的两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
批评“文革”,以至被逼“检讨”。二是积极推动制定旨在稳定军队的《军委八条命令
》,其中规定了许多“不允许”、“不准”、“不得”,禁止造反派对军队的冲击。一
时间军威大显,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受到遏制。以“青海事件”为例,在占据报社的造反
派向包围他们的军队开枪后,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下令开枪。叶剑英认为“你们打得
对,打得好”。(赵永夫不久被捕,很晚才获释。最后的结论是:他受了委屈,但有严
重错误。因为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31]三是直接批评“中央文革”,其顶点
是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抗争。这些抗争的意义在于提示并强化了军队与“中央文革”
的尖锐对立,为后来抓捕江青等人作了捕垫。但在汹涌膨湃的运动初期,仅仅不介入,
或在介入之后仅仅从维护军队自身稳定着眼打压造反派等等,都是不能奏效的。
毛泽东要军队支持“文革”、保卫“文革”,他不能容忍军队游离于运动之外。“文革
”要清理的主要目标不在军队,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从严就不完全独立,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且军队内部也山头林立,诸种矛盾日久月深,也有“夺权”与“反夺权”的内在需
要。在此多种因素的结构中,稳定军队的努力不可能按照叶剑英等人设想的方式进行。
1966年10月2日,林彪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定军
队的特殊化,军队运动实际展开。在作为权力与秩序的中心的党已经停止行使其职能,
而汹涌膨湃的群众运动已分裂为对立的派别,社会混乱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军队的介入
成为维持秩序的条件,1967年1月21日,毛要求军队“支左”。但“左”“右”并无客
观标准,几乎所有的大军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保守组织”,召致激进造反派的
反弹。于是有《军委八条》对造反派的限制,军队理所当然地据此对造反派进行“镇压
”。当毛泽东意识到“复辟”的危险后,1967年4月6日的《中央军委命令》又反过来要
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给“全面内战”提供了合法借口,酿成7、8、9三个月的失
控状态。军队不介入不行,介入了也不行,这就需要对限制“中央文革”和军队的极端
倾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人被撤职,而与“揪军队一小撮”口号有关的王力等人不
久也被关押。从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开始,林彪系统的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
等人掌握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消灭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对立派后,逐渐稳
定了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对全国局势发挥了影响。[32]吴等既为功臣,则由他们组成
“军委办事组”不久也就取代了叶主持的“军委常委会”。
在维持军队稳定方面,叶剑英等人与林彪有一定配合。1966年,与江青一个战壕的陈伯
达在一次会议上说:“军队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林彪知道后颇为不满:“怎么
,军队也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不知道呀?”[33]害得江青忙去帅
府道歉。据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介绍,1966年11月,叶剑英等人在军队系统
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发表批评“文革”的讲话。会上有人递条子问:这个
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告
诉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林彪看过军委集体讨论过的。范着在此加了一个括号
[34]:
(笔者注:此讲话是否有林彪“同意”一说不确定。据后来总政一位负责人1968年11月
26日写的一份“检讨”材料上说:“当别人当场提出质问时,他宣布他讲的话是得到林
总军委同意的,接见也是军委批准的。这是公开欺骗群众嫁祸于军委林总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确如这位“总政负责人”所说,那么叶之所以“嫁祸”
于林彪,肯定是有借林的权威对抗“中央文革”的考虑。林彪看了会议记录后,除了对
叶在会上的讲话哈哈大笑之外,没有对“嫁祸”有任何报复性反应。这也许就是叶群说
的“首长(指林彪──引按)对毛主席是紧跟的,对‘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
些老帅也有感情。”[35]由徐向前、叶剑英等人推动的《军委八条》,其实是由林彪主
持制定的。
事实上,由于“中央文革”竭力推动的“文革”扰乱了军队原有的权力秩序,军方将领
在林、江对峙之中多是支持林彪的。以韩先楚为例,他曾在给林彪的电话中,针对江青
等人说过“朝里有坏人”,就这么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击,跟他们干到底。[36]林没
有把韩的话作为礼物送给江青。“九大”以后,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庐山会
议上讲话,“曾让韩先楚兴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
散了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而“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
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
了。”[37]会议期间,韩先楚、许世友等人都签发了支持林彪的“表态信”,他们都想
利用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江青集团,1970年底韩在福州布置下一年工作时,就提
出要大造成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韩是林的老部下,但许世友与林却从无渊源
关系。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警觉的,无论是“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信,还是“九大”前夕拒绝由
陈伯达起草的含有结束“文革”以发展生产力等内容的“政治报告”初稿,都表明毛泽
东并不满意林的行径。1967年10月,林彪着手成立旨在取代军委的“军委办事组”,次
年3月,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
常委会可以不开了。[38]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林也没有掌握军队的全部领导权。“九
大”政治局委员中穿军装的比例很大,除林彪集团外,既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元
帅,也有陈锡联、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军队任职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军将
领。这就是1971年毛泽东可以轻易收拾林彪集团的原因之一。
林彪之后,形势相对平静,但上层斗争的阵线和目标都更为明晰。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
,叶剑英与江青等人都明白他们即将面临最后的一搏,而未来的一切取决于对军队的掌
握。叶在1976年曾说:“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
们手中!”[39]如果说叶剑英在“文革”前期还可以借助一下林彪的话,那么此时则要
直接面对江青集团的挑衅。江青当然善于拉大皮作虎皮,不过正如韩先楚当时就感觉到
的,这虎皮也并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40]在她的背后,是“文革”的
最大动源毛泽东。毛既然对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都没有完全放心,对叶就更不会完全放手
了。1972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
右倾错误”。1973年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发觉军队对他的路线紧跟不够。同年12月
,毛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1974年江青十分活跃
,她俨然凌驾于军委之上,以送批林批孔材料为由插手军队,宣称军队是“军阀管制”
,要“放火烧荒”、“夺权”,并以“批走后门”的方式批评点名叶把女儿送到福建参
军。还直接写信给叶等军委领导人,对军队各大单位横加指责。中央也于74年11月两次
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江青的材料,以示支持。1976年“批邓”后,叶在1975年军
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党内斗争的唯一裁决者。由于叶剑英等人的行为和意图并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
,所以叶剑英对江青的对抗就特别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10月,将决定今后
数年国家领导人的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准备抱病去长沙,争取有利的人事安排。
此时“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治疗。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感到
目前中央正面临着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
人帮’乘机作乱,现在以不提此事为好,坚持总理依期限南行。”[41]周是叶的支持者
,但叶仍然冒险坚持周抱病南行,终于赢得了基本令他们满意的结果,1975年,江青集
团明显居于下风。叶的另一个策略抢占先机,提前进入“战斗状态”。鉴于“文革”前
期的失败,叶剑英认识到与江青等人的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必须尽快地使“
路线斗争”明确化。1974年年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的消息后,叶“利用
一次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机会,一个一个交谈,并给他们看记录。要他们表态
听军委招呼。”[42]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虽然没有点名,却又非常明
确地批评江青“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还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
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稳定部队。军政大学党委改组时
,他一一了解党委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严格把关,绝不让与江青集团有丝毫
联系的人进去。李德生回顾当时的斗争,说叶“特别重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反复强调
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43]王平上将1975年出任武汉军
区政委,行前叶剑英亲自向进行路线交底:“武汉军区很复杂,‘四人帮’及其伸向某
省的黑手,通过各种渠道插手某省军区,大搞反党乱军活动。某独立师参谋长,在四届
人大前写大字报,要周总理下台,要张春桥当总理;某军陷得很深,唯‘四人帮’是从
,防化连是江青的试点单位。”[44]王平依计而行,确保叶对军队的领导。
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毛泽东虽雄
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他限制叶剑
英的愿望。当1976年2月叶再次“靠边”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叶剑英既不
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
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
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甚至代理其职务的陈
锡联也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
45]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毛在临终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叶叫到面前:“只见毛泽东
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甚么,只是说不出来。……他在床边伫立
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46]叶后来说:“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
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济,水平不高
,还是想尽力去扶助他。”[47]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在叶剑英与江青等人的冲突过程中,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和技术来调控和协调。但在毛
之后,对立统一只能展现为一分为二,最终导向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文革”中崛起的
叶剑英也是结束“文革”的领导人;“四人帮”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的
得益者,同样经历了“文革”风雨洗涤的叶剑英及军队终于把“文革”的“弄潮儿”送
上审判台。长城就是长城。“文革”是彻底失败了,中外历史都证明,革命越是彻底就
越是不可能成功。而其直接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军队)和
“文革”的推动者(中央文革)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
三、平衡中的不平衡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阵线一度不清。原则上,只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包
括刘少奇在内,没有人在口头上敢于反对“文革”,绝大多数人也在行动上支持“文革
”。但在“紧跟毛主席”的大旗之下,又确实有各种动机、主张、利益在起作用,党史
、革命史上的诸多矛盾也终于有了一个总爆发。这使得任何简单的划界都难以说明历史
。比如,康生、陈伯达历来被认为是“中央文革”一伙,但叶等“大闹怀仁堂”后,江
青却向毛泽东的报告:“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
站在正确路线一边。”[48]可见“一伙”之中也并不完全一致。同样,积极批判将军的
,也不只是“四人帮”。1966年3月总参谋部批判张爱萍时,有人“昨天,还毕恭毕敬
地向他请示汇报,今天就声色俱厉地对他批短骂长。诚然,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形势
所迫,但是,世态和人心总是那么奇妙!”[49]长期的斗争哲学早已培养了大批运动员
,人性的卑劣和恶毒可以在运动中充分释放。1974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后,韩先楚的
兰州军区司令没有被撤销,但福州军区却揪出了一批“韩先楚的黑干将”。“四人帮”
粉碎了,这些当年批判“四人帮”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功臣,反而多了一顶“反对周总理
”的帽子;而当年给江青写过效忠信的人,却因为“上头”有人,“自然就是‘正确路
线’上的人了,有的还成了运动骨干,整起人那才狠呢。”[50]“路线斗争”不过是把
意识形态的标签嫁接到权力之争、人际之分之中,使本来就存在或潜在的种种矛盾、冲
突具有一种政治的必然性。
当然,“文革”最耀眼的事实,毕竟是江青集团从秘书文人一变而为中央领导,她(他
)们是这场革命的耕耘者和收获者。当刘少奇等重要领导人被打倒在地时,江青等人却
扶摇直上。“在1966年以后,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分的赞扬,除
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在林彪、‘四人帮’以外的重要领导人也参加了过分
赞扬江青的行列。”[51]上有毛泽东的亲睐,旁有老资格领导人的捧场,到1973年的“
十大”时,江青集团羽翼已丰。这就是叶剑英说的:“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
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
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
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52]
然而,江青集团的权力有它的虚幻性,她(他)们的权力局限于党的系统。周恩来始终
掌握国务院的领导权,后来又得到精明强干的邓小平的有力支持。尽管张春桥做了第二
副总理,部长当中也有几个与江青等人关系密切,但在政府系统始终处于边缘。王洪文
、张春桥在1975年1月成为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
区的政委,但除了弄套军装穿穿外,对军队的影响力极小。江青不得不承认:“我们只
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
有我们的人。”[53]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王、张知道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没
甚么市场,又不便发作。只好一言不发。
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对于党的系统,军队与政府系统有一定的技术性格,军
队负有国防使命,国务院要组织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仅仅写几篇文章、发一些议论是
无法承担军政责任的。“九大”结束后,江青曾对人说:“周恩来,行政领导,组织才
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54]江青不知道,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
“大方向”、“大原则”云云只能是大而无当的空话,而具体的行政组织才是权力运作
的基础。同时,共产党的天下是军队打出来的,渊源、资历、战功是取得发言权的基本
条件,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甚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
彪在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还对此极为敏感,有一次曾问罗瑞卿:“我们
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领导人。”[55]林彪尚且有此顾虑,何况毫无军
功的江青等人?1968年5月,林彪就和吴法宪等人议论: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无名小卒
,名字却排在黄永胜等人的前面。[56]功高位显、“大老粗”出身的将帅,不会把那些
长期被认为是改造和批判对象的知识分子当回事,“眼镜”如何能让将军服气?1974年
9月,韩先楚就向林彪写表态信并怀疑张春桥一事检讨,但在他的心中,身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的张春桥甚至不如国民党的战俘廖耀湘:“无论我军吃了新六军多少苦头,又怎
能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
更何况这位新六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八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
战功。可这‘鳝鱼眼’算个甚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
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得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57]在南京军区
,政委张春桥的党内地位高于司令员许世友,但在张在军区并无实权。这一点,许世友
的儿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
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爸爸
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58]
当毛泽东得心应手地依靠军队发动“文革”时,军队系统实际上被置于党的对立面,并
超越党的权威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全国学习解放军”,“军管”代替了
党管,军装成了干部装。1969年“九大”重建党组织时,军方将领大举进入党和政府。
注意到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过重份量,毛泽东在与林彪斗争时有意限制一下军队。
1970年南巡之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口号又在中华大地回响了。林彪倒台后,党
的权威明显提升。“十大”以后,毛以政治局为核心,彻底实行党政军一体化。四届人
大产生的12个副总理中,8个是政治局委员;1975年产生的11个军委常委中,前8个是政
治局委员,3个是副总理。当时的党政军大权,基本上集中在以毛为核心的十来个领导
人手中。但是,党政军毕竟各有工作重点和能力要求,除了周恩来、邓小平等可以胜任
各方面的工作外,其他人还得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主要岗位上,实际上还得有分工。1973
年年底,“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参与管政又管军,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
国务院的工作,由周恩来与邓小平主持;军队的工作,由叶剑英与邓小平主持。这样一
个部署,形成了一个‘周一邓一叶’新三角,三足鼎立,实际上是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
一辈革命家的一个有力支持。”[59]但毛没有冷落江青集团。这一安排本身,就是为了
平衡老干部与江青集团。
据邓小平的女儿说[60]:毛泽东想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但是,
为了制衡和“稳定”,他又不会让任何人独掌一个方面的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
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
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的势力。
平衡的前提和目的是各方势均力敌,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中,江青集团只在党的政治局“
能量颇大”,如何能平衡得了掌握着军队和政府的老同志?党指挥枪固是原则,但没有
军、政的支持与配合,党又指挥甚么?党的领导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从来与枪无缘的
江青集团还不就是40年代的王明等“教条宗派”?何况即使在政治局中,反对江青集团
的也绝不只是叶剑英等人。由于江青没有领会毛泽东一再要她与其他领导人搞好团结的
深意,不善于搞“统一战线”:“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革’
的受益者,他们中间虽有然有的人对‘文革’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很快站到否定‘文
革’的务实派这一边。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
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搞自己的小圈子,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
立的境地。”江青等人过于天真而僵硬地坚持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忽略了权力角逐中的
现实策略,她们的丧钟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就敲响了。毛泽东早有先见之明,1974年就
对江青说过:“我死了,看你怎么办?”[61]
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格局中,军委所在地“西山”极为重要。1966年大乱开始后,叶
剑英和聂荣臻、刘伯承搬到西山,陈毅、徐向前也常来看他们,商量对策。1967年2月
,军委碰头会干脆搬到西山,“那一时期,叶剑英和另外几位元帅在西山接触是何等隐
蔽,何等频繁,斗争何等激烈啊!”[62]抓捕“四人帮”前夕,叶剑英也是在西山与聂
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刘志坚、李德生、宋时轮、肖华、梁必业、苏振华、张廷
发、萧劲光、吴富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军方将领商议行动计划。研究“文革”,
不但要关注“游泳池”(毛泽东)、“西花厅”(周恩来)、“钓鱼台”(中央文革小
组)、“毛家湾”(林彪),也应当关注“西山”。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敢对毛有
任何非议的叶剑英等何以没有与毛泽东信任的江青等人“团结”在毛泽东的大旗之下,
而毛又何以没有及时清理军队系统使之与江青等人密切配合?在没有足够的材料分析这
类问题之前,合理的猜测只能是,叶等人在敬畏毛的同时并没有真心认同毛的思想和意
图,而毛对自己的平衡术和“文革”的效果又过于自信。
进入1970年代后,“文革”已是天怨人怒,而经过“文革”洗礼的将军也更深切地理解
权力对他们的意义。1969年秋,陈再道、李志民、钟汉华、金仲藩等人被发配到江西农
场劳动改造。将军本是苦出生,但过惯了“将军楼”、“红旗车”的生活后再回到黄土
地,身心感受显然苦涩。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甚为同情,以检查身体为名,用一架军用
飞机将他们接到福州,“住到汤井巷。每人一幢小楼,有专车,有保健医生、护士,看
文件,放专场电影。一句话,与在职的军区首长待遇一样。身体是自然要好好检查一番
的。精神和身体都恢复得差不多了,时间也不短了,光看电影、下棋、聊天也没有意思
呀?于是,专车随员从福州到蒲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瑞金、井冈山、吉安、
南昌、九江、景德镇等等,闽赣两省转悠两个多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让身心在湖
光山色中遨游、疗养、放松。……福建前线成了受难将军的避风港。”[63]韩先楚可以
凭借权力让被打倒的将军消遥避风,而一旦失去权力,他连自己的人身自由都保不住。
1973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次年3月,主要是因为“四人帮”的推动,不点名地批评韩
先楚的中央九号文件下发。文件一到,韩先楚马上就看到了变化。“兰州的自来水黄糊
糊的,军区首长家都是喝井水。有了九号文件,军区一号首长家就没了井水。之前每月
按时供应的粮油肉补助,这回也没了。想买点白糖冲奶喝,也说没有。……最让他难以
容忍的,是电话也有人监控,谁来看他,何时来的,何时走的,车型、车号、车的颜色
,马上就有人报告上去了。”[64]
发动“文革”与毛泽东一贯的政治理念相关,这就是以革命精神塑造一个干净理想的新
世界。确实,十多年和平幸福的生活,使得一些高级官员养尊处优,甚至腐败堕落,毛
泽东从中看到革命意识形态的蜕变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严重弊端。就此而言,发动群众
揭发、批判官员不能说是无的放矢。“文革”播下的虽然不是“龙种”,但也不全是“
跳蚤”。狂热的造反运动包含着真实的义愤与合理的要求。既无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
民的不满和抗议就只能借运动之机释放出来。问题是,政治运动的狂飙除了打倒一大批
官员外,并不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文革”后期,一些将军重新出来工作,“有人
到了福州,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甚么叫‘杠子肉’,韩
先楚说可能就是猪脊梁上的那条里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
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
子,老毛病就犯了?”[65]“老毛病”其实不是毛病,仅仅“生活问题”还不足以使他
们丢失官。他们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站在“刘
少奇反革命路线”一边。既然如此,只要这些将军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那么
再吃“杠子肉”、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等等就都不是问题。“文革”折腾了几年,一
些将军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政治惩戒如果是有收获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
到权力的重要性,更加坚定地要与试图夺去他们权力的“四人帮”斗。“文革”的最大
阻力在于,总得有人来当官,当了官就难保不“变修”。因为没有民主宪政的制度性约
束,毛泽东的理想只能靠权力予夺的政治谋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涤来保证。打倒
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旧官僚,谁又能保证新官僚就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次“
文革”不能解决问题,“七、八年再来一次”也不能解决问题。“新世界”遥遥无期,
现实世界却动乱不已,空前的社会改造蜕变为血腥的权力之争。
有将军因此与叶剑英密切配合。萧克、唐亮领导的军政大学坚决与叶剑英保持一致,不
但对王洪文的两次批示置之不理,对江青要求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的批示,
也以“没有经过军委叶副主席,不符合组织程序”为理由不理不问。[66]1975年张廷发
出任空军政委后,叶向他进行路线交底,谈的第一句话就是领导权问题,坚定了张廷发
的信心。此后王洪文约张廷发谈话,遭到拒绝;王洪文托人捎话给张廷发,张也拒不执
行。[67]除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少将和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中将等人外,绝大多数重要的
军方将领,特别是有过下台或挨整经历的,都在叶剑英的支持、领导下抵制过江青集团。
无论天下如何大乱,军队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军队组织系统始终保持了相对连续性
。毛泽东可以用它来“横扫一切牛鬼神蛇”,叶剑英等人也可以用它来遏制江青集团。
还在1976年初,叶就已经准备与江青等人大战一场。“四五”运动后,他多次与王震、
聂荣臻等密议此事,并要求他的办公室全面了解“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然而,军队的
实力必须伴之以党的合法性。虽然与叶相比,华国锋的行动是面对“四人帮”的进攻后
被迫采取的回应,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叶一开始就意识到要“获得
华国锋的支持与合作,并由这位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最后拍板。这是重大的组织原
则问题,也是争取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他在第一次与华国锋商量此事时
就表示:“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68]叶谦虚地把自己定位在“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后来也讲过是华国锋领导了
这场斗争。因而在充分肯定叶在抓捕“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的同时,也有另一种“华
主叶辅”的说法:“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的秘书李鑫,华国
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抓‘四人帮’起核心作用的
是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三人,叶剑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69]严格地说,抓捕包
括中央副主席在内的行动,必须有党、军的密切配合。《李先念文集》(1935-1988)
注157中说到粉碎“四人帮”时的领导人排名顺序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薄一波
说:“剑英同志……同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经过精心筹划,一举粉碎了‘四人
帮’。”[70]这也就回就应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叶剑英的作用所证实的是,能够指
挥枪的“党”,是有枪支持的党。
1965年,当酝酿“文革”风暴的毛泽东抒发着“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清词
丽句时,叶却仿佛预见到一年之后遍地的“吴钩”,在《读〈论持久战〉》一诗中有“
一篇持久重读罢,眼底吴钩看不休”之句。果然,一年后他又有《虞美人》一词:“串
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毛泽东的和平
年月永远不会使元帅有“几曾识干戈”的感叹。战斗正未有穷期,眼底吴钩看不休,直
到“十月惊雷”用吴钩把笔杆笔子彻底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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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孤之臣叶剑英在文革崛起的重要本钱
大中小2014-10-15 21:27:38
多维历史
中共元老叶剑英在文革前,一直处于政治核心边缘。然而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
久,叶剑英即跃升成为解放军主要领导之一,又在毛泽东的政治高压下两度“幸存”,
并发动“怀仁堂政变”最终将“四人帮”送上审判台,结束十年浩劫。叶剑英为何能在
文革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崛起,2002年12月《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九期,刊发广东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单世联的文章《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作者在文中
分析指出,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
毛泽东虽雄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
他限制叶剑英的愿望。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等陪同下第八次检阅红卫兵
叶剑英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是影响深创、足供千秋论说的大事件。
由于档案尚未解密而当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叶剑英与‘文革’”目前还不能成为学
术论题。包括范硕所着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等
在内的有关论着,基本上都还是在现有宣传框架中作细节性叙述。其中一些还明显有误
。比如《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说胡乔木与陈毅同住301医院,相处甚得。陈逝世后,胡
赋诗悼念:“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树。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
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1]1972年,胡乔木还在“冷藏”之中,哪里有
出国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年3月的事。查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风雨情》一书
,原来1971年乔去联大开会时,陈毅邀叶剑英、王震一起为之送行。一年后乔又要到联
大开会,此时陈毅已经逝世,乔感此而作《怀人》一诗。这首诗的第二句在范着中为“
萧瑟门前树”,而在章着中为“门前柳”,就诗韵来看,显然以“柳”为宜。[2]仅仅
30年的时间,史实即已错乱,“历史教训”云云如何谈得上总结?
当然,参照现有论着,对叶剑英的“文革”岁月作一尽量客观的概括性描述并不是完全
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图即在于此。
一、“吕端”与“刘亭长”
善于写诗的毛泽东、叶剑英都有以古喻今的习惯。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
送给叶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从此即成为叶的雅号
。毛也许不知道,早在1954年,叶在《青岛浴感》中已有“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一句。“刘亭长”即刘邦,当了皇帝后滥杀功臣,终至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
凉之音。叶后来说“刘亭长”就是指“毛主席”。毛想象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后,叶
又被刻划为除吕安汉的“周勃”,这也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毛与刘邦的相像。当代政治对
历史的“活学活用”,是一个远未得到透彻理解的论题。
叶不是井冈山下来的将领,1931年4月进入江西苏区后才与毛共事。在毛泽东与张国焘
的较量中,叶获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的陕甘支队的参谋
长,一度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1947年撤离延安后,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
等人留在陕北,刘少奇等人去西柏坡,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在晋西
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据说,“行前,毛泽东与他们约定,一旦他这一部分发生意
外,由刘少奇部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如万一刘少奇等也发生意外,由叶剑英领导
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全党的责任。”[3]当然,毛叶之间,并不总是如此的信任
和亲密,疏离与警觉更多。延安整风时,叶因其有留苏、与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
被认为既与“教条主义”又与“经验主义”沾边,两次被剥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
利。[4]叶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疯。[5]1952年6月,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因土改中的
“右倾”及“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评,在陶铸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反地方主义”已
近于“敌我斗争”。1953年10月,叶进京任军委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训练
总监部部长,不属于受到重用的人物。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
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进野炊,郊游。可见已不再工
作繁忙了。”[6]不忙不代表没事,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叶被点名批评,作
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也被撤销。[7]1959年后,由于叶只是分管科研
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还要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
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大将。总之,直到1965年,资历很老、地位很高的叶剑英不是政治生
活的中心人物。
“文革”一声惊雷,叶剑英从此活跃:
1966年1月,叶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
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叶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
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并参与党和国家的其他重要事务
,1973年成为党的副主席。
1976年的10月,叶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
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声望达于顶峰。
正像毛泽东时代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被打倒一样,叶在“文革”中也风险两
度。一次是1967年后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屡遭地方官员冷
落。在广州,他想到留园五号看电影,一个小小的门卫就可以把他挡在外面。第二次是
1976年2月,中央决定在“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
工作”。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毛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毛不是在当年9月
逝世,叶的命运很难预测。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
取决于毛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据张耀祠回忆,当毛泽东在
杭州决定清罗时,除周恩来、林彪外,还有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知道。[8]1966年3月批
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据范硕说,叶在会上采取了“明批暗
保”的策略;但罗瑞卿本人的印象是:“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
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罗的女儿罗点点则写道:三月会议停
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
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
,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9]可能“诗意大发”且在粉碎“
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的,似乎是指叶剑英。
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于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
年庐山会议期间的8月30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
陈伯达的意思,希望他俩能支持他。……叶剑英立即表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10]会后,叶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
在1971年4月批陈整风会上,叶指出:“陈伯达不是一般的情报特务,而是配合苏修颠
覆侵略中国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在华北地区乱跑乱说,是为苏修进攻中
国创造条件的。”[11]现在看来,说陈伯达配合苏联进攻中国,似无根据。1981年“特
别法庭”审判陈伯达时,也没有列入这一罪状。“九一三”期间,叶配合周恩来拟定了
“紧急战备指示”。事后,叶也赋诗一首:“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
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选人用人特别慎重
。时至1966年,彭德怀已倒,贺龙将倒,罗荣桓逝世,朱德年高,刘伯承养病,陈毅转
业,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
从历史渊源看,同为一方面军出身的叶、聂的可能性要大于原四方面军总指挥挥徐向前
,尽管由于四方面军系统的高级将领甚多,徐的象征性地位必须充分考虑。叶、聂之间
,聂的地位长期高于叶,在1959年的军委领导人中,聂是排在林彪、贺龙之后第三副主
席,叶只是常委。但叶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在长征中的向毛泽东报信。二是叶长期没
有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山头”的嫌疑。这一点很重要,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
,徐向前被认为是陈再道“黑后台”;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聂荣臻被认为是杨、
傅的“黑后台”,只有对叶剑英,毛泽东基本上可以省却敲山震虎的麻烦。三是叶不是
“文革”前军委的主要领导,与刘少奇等人较少工作合作。毛对聂评价不差,1967年夏
说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并不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
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他提议增加的人员中有叶
剑英和徐向前,却明确把陈云、朱德、聂荣臻排除在外。[12]此后聂一直排在徐向前的
后面。现在还不清楚毛何以对聂不满,但聂既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发动“文革”又
需要一次大换班,那么以叶代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后发优势”
。五年后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帅的状况与1966年一样,叶再度主持军委既顺乎时势
也合乎人情。1975年,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常委。
刘少奇有党的基础,林彪有军队的实力,所以威严无比的毛泽东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支持
者。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历史经验相当重要。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
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
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
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
,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13]毛叶关系的真正起点就在此一“电报”,但其真相还不
能说是很清楚的。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
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
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
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
,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
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甚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
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
也不知道。”当年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没有发过要“武
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
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14]叶对此信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徐既是1935
年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文革”中又与叶持同样立场,他的质疑是不能不认真回应
的。范硕在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引用多位领导人的讲话以肯定有这样一份电
报,其中之一是徐向前1977年送给叶的贺诗“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但
表彰叶的“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着认可有“电报”一事。在后来纪念叶的文章中,徐
就完全不提出长征往事。[15]《叶剑英传》没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问题,七年之后的《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也没有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新的说法。
“大事不糊涂”并不代表事事都满意。终“文革”十年,“刘亭长”对“吕端”的态度
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范。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
年1月22日,毛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
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在“意识到军队中潜在的危险”后,“毛
泽东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领导干部,一再声明不能冲击军事
机关,并对一些造反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16]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
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晚,叶向毛汇报白天的争论
,毛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似乎并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帅
”又一次重拳出击。接着谭震林说蒯大富是反革命的话头,陈毅说[17]:“这些家伙上
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
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
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对“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
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在场的周恩来可以缓冲地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但毛泽东可以容许老同志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决不能
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大发雷霆:中
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
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
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
不答应![18]相对而言,叶在“逆流”中的表现较能为毛所容忍,江青当时就发现:“
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
”[19]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
。在毛批准的张春桥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没有被点名。叶还于1969年
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也留有余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陈
毅;[20]4月30日晚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允许他们于“五一”上
天安门城楼。在次年召开的以批判“二月逆流”为中心议题之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毛也说得比较温和:“他们有意见嘛,不同嘛,他要说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
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
了。”[21]当然,这既不是真心话,也不是给浓烈的批判气氛降温,而是毛保持自己一
贯正确的策略。三年之后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
鉴于叶已回到军委领导岗位的现状,再一次重复:“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
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
来讲就好了。”[22]用语雷同意在表明:我从来就是保护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这么说
的嘛!
“文革”中军委三次改组,叶是得大于失:两次重用奠定了他作为军方领袖的地位,而
两次“靠边”都没有使他失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使叶可以在改变历史的1976年发挥作
用。正因此,“吕端”对“刘亭长”表现出来的态度首先是敬。1974年,当张爱萍提出
“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时,叶却说:这也许不是毛主席的本意。[23]“直到晚
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
,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24]其次是畏。1976年,当王震
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叶做了一个手势: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
上晃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25]意思是说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后再说
。严厉的党文化氛围使任何高级干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王震也只有在毛泽
东病重时才敢出此大言。终毛时代,叶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敢与毛有丝毫的对立
,而且不断以“唯心的话”和“唯心的事”来表达自己的忠诚。第三是怨,从50年代的
“刘亭长”的隐喻开始,叶对毛就有很深的怨气。1967年夏,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对叶
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
搞“文化大革命”吗?[26]“文革”结束后,叶对毛也有相当批评。其中最有意义、也
最被忽视的,是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
主”。尽管叶的“民主”主要还限于领导要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等作风、方法的范围,
但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在当时毕竟是“思想解放”之论,其中当然包含了叶对
毛泽东专横作风的反思。“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
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
,但这几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甚么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
《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这篇讲话。”[
27]与许多老干部一样,敬畏与疏离是叶对毛的基本态度。
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成为军队的主要领导,没有后来成就大事的资本和力量。但如
果完全听信毛的一切,叶就不可能参与结束毛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思想,没有成就大
事的动力和理想。“吕端”与“刘亭长”有分有合,毛之所以两度让叶靠边,就是看到
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在这一分歧的背后,是军方将领在“文革”中的复杂关系和自我
维护。
二、从抗争到挑战
党领导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却是要清洗党、改造党。如林彪所说,“文革”是“对
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党既不可信任
,则“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
是靠解放军的力量。”[28]作为军队地位的象征,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
穿上了军装接见红卫兵。刘少奇与军队的渊源甚浅,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军委领导人,在
打倒彭、罗、陆、扬,发动“文革”等问题上基本上是紧跟毛的。但当军队受到冲击、
军方将领也受到清洗时,叶等人不但对军队内部如何进行“文革”持谨慎态度,进而对
“文革”本身也有疑虑。“文革”十年,叶剑英等人殚精竭虑而目标始终明确:在前期
,是维持军队稳定;在后期,是控制军队权力。大体上可以说,叶在前期是失败的,在
后期是成功的。
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是最大的政治力量,谁掌握了它,谁
就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毛泽东需要一支忠于自己而又随时可以调用的力量,他在打倒
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动用了军队。而“林彪身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仅次于毛
泽东的军事领导人,他并不希望军队大乱,乱到足以否定自己‘权威’的地步,只希望
以‘乱’为筹码,以遏制反对力量,使各级领导都听从他的指挥。”[29]叶剑英等人的
观点是:“社会上大乱一下不要紧,就靠军队不能乱”。[30]三种政治力量都不想军队
“大乱”,差别只是在于:毛以“文革”的顺利进行为唯一目标,林彪、叶剑英则更多
地考虑到军队的稳定,而当林彪步步紧跟毛泽东时,叶剑英等人则有所保留,并因此与
毛信用的“中央文革”发生冲突。
《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革”全面启动的标志,叶等人以军队的特殊
性为由,不断发出“通知”、“指示”、“规定”,总的精神是“按兵不动”。但天下
既已大乱,军队亦难保中立,不但军队系统的院校和文艺团体开始造反,各地驻军也无
可避免地逐步介入地方运动,或代地方党政系统保管档案,或为被揪斗的党政领导提供
保护,有的甚至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以至于康生等人认为“军队已经成了走资派的防
空洞”。上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不能容忍军队的“保守”行为,冲击
军事机关的行为层出不穷。叶等人采取各种方式制止针对军队的各种造反行为。他与“
中央文革”的直接对抗主要有三次。一是在1966年11月的两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
批评“文革”,以至被逼“检讨”。二是积极推动制定旨在稳定军队的《军委八条命令
》,其中规定了许多“不允许”、“不准”、“不得”,禁止造反派对军队的冲击。一
时间军威大显,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受到遏制。以“青海事件”为例,在占据报社的造反
派向包围他们的军队开枪后,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下令开枪。叶剑英认为“你们打得
对,打得好”。(赵永夫不久被捕,很晚才获释。最后的结论是:他受了委屈,但有严
重错误。因为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31]三是直接批评“中央文革”,其顶点
是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抗争。这些抗争的意义在于提示并强化了军队与“中央文革”
的尖锐对立,为后来抓捕江青等人作了捕垫。但在汹涌膨湃的运动初期,仅仅不介入,
或在介入之后仅仅从维护军队自身稳定着眼打压造反派等等,都是不能奏效的。
毛泽东要军队支持“文革”、保卫“文革”,他不能容忍军队游离于运动之外。“文革
”要清理的主要目标不在军队,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从严就不完全独立,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且军队内部也山头林立,诸种矛盾日久月深,也有“夺权”与“反夺权”的内在需
要。在此多种因素的结构中,稳定军队的努力不可能按照叶剑英等人设想的方式进行。
1966年10月2日,林彪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定军
队的特殊化,军队运动实际展开。在作为权力与秩序的中心的党已经停止行使其职能,
而汹涌膨湃的群众运动已分裂为对立的派别,社会混乱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军队的介入
成为维持秩序的条件,1967年1月21日,毛要求军队“支左”。但“左”“右”并无客
观标准,几乎所有的大军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保守组织”,召致激进造反派的
反弹。于是有《军委八条》对造反派的限制,军队理所当然地据此对造反派进行“镇压
”。当毛泽东意识到“复辟”的危险后,1967年4月6日的《中央军委命令》又反过来要
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给“全面内战”提供了合法借口,酿成7、8、9三个月的失
控状态。军队不介入不行,介入了也不行,这就需要对限制“中央文革”和军队的极端
倾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人被撤职,而与“揪军队一小撮”口号有关的王力等人不
久也被关押。从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开始,林彪系统的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
等人掌握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消灭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对立派后,逐渐稳
定了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对全国局势发挥了影响。[32]吴等既为功臣,则由他们组成
“军委办事组”不久也就取代了叶主持的“军委常委会”。
在维持军队稳定方面,叶剑英等人与林彪有一定配合。1966年,与江青一个战壕的陈伯
达在一次会议上说:“军队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林彪知道后颇为不满:“怎么
,军队也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不知道呀?”[33]害得江青忙去帅
府道歉。据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介绍,1966年11月,叶剑英等人在军队系统
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发表批评“文革”的讲话。会上有人递条子问:这个
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告
诉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林彪看过军委集体讨论过的。范着在此加了一个括号
[34]:
(笔者注:此讲话是否有林彪“同意”一说不确定。据后来总政一位负责人1968年11月
26日写的一份“检讨”材料上说:“当别人当场提出质问时,他宣布他讲的话是得到林
总军委同意的,接见也是军委批准的。这是公开欺骗群众嫁祸于军委林总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确如这位“总政负责人”所说,那么叶之所以“嫁祸”
于林彪,肯定是有借林的权威对抗“中央文革”的考虑。林彪看了会议记录后,除了对
叶在会上的讲话哈哈大笑之外,没有对“嫁祸”有任何报复性反应。这也许就是叶群说
的“首长(指林彪──引按)对毛主席是紧跟的,对‘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
些老帅也有感情。”[35]由徐向前、叶剑英等人推动的《军委八条》,其实是由林彪主
持制定的。
事实上,由于“中央文革”竭力推动的“文革”扰乱了军队原有的权力秩序,军方将领
在林、江对峙之中多是支持林彪的。以韩先楚为例,他曾在给林彪的电话中,针对江青
等人说过“朝里有坏人”,就这么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击,跟他们干到底。[36]林没
有把韩的话作为礼物送给江青。“九大”以后,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庐山会
议上讲话,“曾让韩先楚兴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
散了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而“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
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
了。”[37]会议期间,韩先楚、许世友等人都签发了支持林彪的“表态信”,他们都想
利用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江青集团,1970年底韩在福州布置下一年工作时,就提
出要大造成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韩是林的老部下,但许世友与林却从无渊源
关系。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警觉的,无论是“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信,还是“九大”前夕拒绝由
陈伯达起草的含有结束“文革”以发展生产力等内容的“政治报告”初稿,都表明毛泽
东并不满意林的行径。1967年10月,林彪着手成立旨在取代军委的“军委办事组”,次
年3月,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
常委会可以不开了。[38]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林也没有掌握军队的全部领导权。“九
大”政治局委员中穿军装的比例很大,除林彪集团外,既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元
帅,也有陈锡联、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军队任职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军将
领。这就是1971年毛泽东可以轻易收拾林彪集团的原因之一。
林彪之后,形势相对平静,但上层斗争的阵线和目标都更为明晰。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
,叶剑英与江青等人都明白他们即将面临最后的一搏,而未来的一切取决于对军队的掌
握。叶在1976年曾说:“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
们手中!”[39]如果说叶剑英在“文革”前期还可以借助一下林彪的话,那么此时则要
直接面对江青集团的挑衅。江青当然善于拉大皮作虎皮,不过正如韩先楚当时就感觉到
的,这虎皮也并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40]在她的背后,是“文革”的
最大动源毛泽东。毛既然对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都没有完全放心,对叶就更不会完全放手
了。1972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
右倾错误”。1973年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发觉军队对他的路线紧跟不够。同年12月
,毛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1974年江青十分活跃
,她俨然凌驾于军委之上,以送批林批孔材料为由插手军队,宣称军队是“军阀管制”
,要“放火烧荒”、“夺权”,并以“批走后门”的方式批评点名叶把女儿送到福建参
军。还直接写信给叶等军委领导人,对军队各大单位横加指责。中央也于74年11月两次
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江青的材料,以示支持。1976年“批邓”后,叶在1975年军
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党内斗争的唯一裁决者。由于叶剑英等人的行为和意图并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
,所以叶剑英对江青的对抗就特别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10月,将决定今后
数年国家领导人的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准备抱病去长沙,争取有利的人事安排。
此时“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治疗。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感到
目前中央正面临着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
人帮’乘机作乱,现在以不提此事为好,坚持总理依期限南行。”[41]周是叶的支持者
,但叶仍然冒险坚持周抱病南行,终于赢得了基本令他们满意的结果,1975年,江青集
团明显居于下风。叶的另一个策略抢占先机,提前进入“战斗状态”。鉴于“文革”前
期的失败,叶剑英认识到与江青等人的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必须尽快地使“
路线斗争”明确化。1974年年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的消息后,叶“利用
一次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机会,一个一个交谈,并给他们看记录。要他们表态
听军委招呼。”[42]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虽然没有点名,却又非常明
确地批评江青“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还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
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稳定部队。军政大学党委改组时
,他一一了解党委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严格把关,绝不让与江青集团有丝毫
联系的人进去。李德生回顾当时的斗争,说叶“特别重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反复强调
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43]王平上将1975年出任武汉军
区政委,行前叶剑英亲自向进行路线交底:“武汉军区很复杂,‘四人帮’及其伸向某
省的黑手,通过各种渠道插手某省军区,大搞反党乱军活动。某独立师参谋长,在四届
人大前写大字报,要周总理下台,要张春桥当总理;某军陷得很深,唯‘四人帮’是从
,防化连是江青的试点单位。”[44]王平依计而行,确保叶对军队的领导。
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毛泽东虽雄
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他限制叶剑
英的愿望。当1976年2月叶再次“靠边”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叶剑英既不
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
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
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甚至代理其职务的陈
锡联也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
45]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毛在临终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叶叫到面前:“只见毛泽东
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甚么,只是说不出来。……他在床边伫立
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46]叶后来说:“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
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济,水平不高
,还是想尽力去扶助他。”[47]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在叶剑英与江青等人的冲突过程中,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和技术来调控和协调。但在毛
之后,对立统一只能展现为一分为二,最终导向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文革”中崛起的
叶剑英也是结束“文革”的领导人;“四人帮”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的
得益者,同样经历了“文革”风雨洗涤的叶剑英及军队终于把“文革”的“弄潮儿”送
上审判台。长城就是长城。“文革”是彻底失败了,中外历史都证明,革命越是彻底就
越是不可能成功。而其直接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军队)和
“文革”的推动者(中央文革)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
三、平衡中的不平衡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阵线一度不清。原则上,只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包
括刘少奇在内,没有人在口头上敢于反对“文革”,绝大多数人也在行动上支持“文革
”。但在“紧跟毛主席”的大旗之下,又确实有各种动机、主张、利益在起作用,党史
、革命史上的诸多矛盾也终于有了一个总爆发。这使得任何简单的划界都难以说明历史
。比如,康生、陈伯达历来被认为是“中央文革”一伙,但叶等“大闹怀仁堂”后,江
青却向毛泽东的报告:“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
站在正确路线一边。”[48]可见“一伙”之中也并不完全一致。同样,积极批判将军的
,也不只是“四人帮”。1966年3月总参谋部批判张爱萍时,有人“昨天,还毕恭毕敬
地向他请示汇报,今天就声色俱厉地对他批短骂长。诚然,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形势
所迫,但是,世态和人心总是那么奇妙!”[49]长期的斗争哲学早已培养了大批运动员
,人性的卑劣和恶毒可以在运动中充分释放。1974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后,韩先楚的
兰州军区司令没有被撤销,但福州军区却揪出了一批“韩先楚的黑干将”。“四人帮”
粉碎了,这些当年批判“四人帮”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功臣,反而多了一顶“反对周总理
”的帽子;而当年给江青写过效忠信的人,却因为“上头”有人,“自然就是‘正确路
线’上的人了,有的还成了运动骨干,整起人那才狠呢。”[50]“路线斗争”不过是把
意识形态的标签嫁接到权力之争、人际之分之中,使本来就存在或潜在的种种矛盾、冲
突具有一种政治的必然性。
当然,“文革”最耀眼的事实,毕竟是江青集团从秘书文人一变而为中央领导,她(他
)们是这场革命的耕耘者和收获者。当刘少奇等重要领导人被打倒在地时,江青等人却
扶摇直上。“在1966年以后,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分的赞扬,除
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在林彪、‘四人帮’以外的重要领导人也参加了过分
赞扬江青的行列。”[51]上有毛泽东的亲睐,旁有老资格领导人的捧场,到1973年的“
十大”时,江青集团羽翼已丰。这就是叶剑英说的:“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
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
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
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52]
然而,江青集团的权力有它的虚幻性,她(他)们的权力局限于党的系统。周恩来始终
掌握国务院的领导权,后来又得到精明强干的邓小平的有力支持。尽管张春桥做了第二
副总理,部长当中也有几个与江青等人关系密切,但在政府系统始终处于边缘。王洪文
、张春桥在1975年1月成为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
区的政委,但除了弄套军装穿穿外,对军队的影响力极小。江青不得不承认:“我们只
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
有我们的人。”[53]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王、张知道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没
甚么市场,又不便发作。只好一言不发。
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对于党的系统,军队与政府系统有一定的技术性格,军
队负有国防使命,国务院要组织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仅仅写几篇文章、发一些议论是
无法承担军政责任的。“九大”结束后,江青曾对人说:“周恩来,行政领导,组织才
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54]江青不知道,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
“大方向”、“大原则”云云只能是大而无当的空话,而具体的行政组织才是权力运作
的基础。同时,共产党的天下是军队打出来的,渊源、资历、战功是取得发言权的基本
条件,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甚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
彪在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还对此极为敏感,有一次曾问罗瑞卿:“我们
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领导人。”[55]林彪尚且有此顾虑,何况毫无军
功的江青等人?1968年5月,林彪就和吴法宪等人议论: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无名小卒
,名字却排在黄永胜等人的前面。[56]功高位显、“大老粗”出身的将帅,不会把那些
长期被认为是改造和批判对象的知识分子当回事,“眼镜”如何能让将军服气?1974年
9月,韩先楚就向林彪写表态信并怀疑张春桥一事检讨,但在他的心中,身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的张春桥甚至不如国民党的战俘廖耀湘:“无论我军吃了新六军多少苦头,又怎
能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
更何况这位新六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八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
战功。可这‘鳝鱼眼’算个甚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
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得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57]在南京军区
,政委张春桥的党内地位高于司令员许世友,但在张在军区并无实权。这一点,许世友
的儿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
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爸爸
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58]
当毛泽东得心应手地依靠军队发动“文革”时,军队系统实际上被置于党的对立面,并
超越党的权威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全国学习解放军”,“军管”代替了
党管,军装成了干部装。1969年“九大”重建党组织时,军方将领大举进入党和政府。
注意到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过重份量,毛泽东在与林彪斗争时有意限制一下军队。
1970年南巡之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口号又在中华大地回响了。林彪倒台后,党
的权威明显提升。“十大”以后,毛以政治局为核心,彻底实行党政军一体化。四届人
大产生的12个副总理中,8个是政治局委员;1975年产生的11个军委常委中,前8个是政
治局委员,3个是副总理。当时的党政军大权,基本上集中在以毛为核心的十来个领导
人手中。但是,党政军毕竟各有工作重点和能力要求,除了周恩来、邓小平等可以胜任
各方面的工作外,其他人还得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主要岗位上,实际上还得有分工。1973
年年底,“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参与管政又管军,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
国务院的工作,由周恩来与邓小平主持;军队的工作,由叶剑英与邓小平主持。这样一
个部署,形成了一个‘周一邓一叶’新三角,三足鼎立,实际上是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
一辈革命家的一个有力支持。”[59]但毛没有冷落江青集团。这一安排本身,就是为了
平衡老干部与江青集团。
据邓小平的女儿说[60]:毛泽东想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但是,
为了制衡和“稳定”,他又不会让任何人独掌一个方面的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
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
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的势力。
平衡的前提和目的是各方势均力敌,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中,江青集团只在党的政治局“
能量颇大”,如何能平衡得了掌握着军队和政府的老同志?党指挥枪固是原则,但没有
军、政的支持与配合,党又指挥甚么?党的领导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从来与枪无缘的
江青集团还不就是40年代的王明等“教条宗派”?何况即使在政治局中,反对江青集团
的也绝不只是叶剑英等人。由于江青没有领会毛泽东一再要她与其他领导人搞好团结的
深意,不善于搞“统一战线”:“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革’
的受益者,他们中间虽有然有的人对‘文革’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很快站到否定‘文
革’的务实派这一边。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
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搞自己的小圈子,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
立的境地。”江青等人过于天真而僵硬地坚持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忽略了权力角逐中的
现实策略,她们的丧钟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就敲响了。毛泽东早有先见之明,1974年就
对江青说过:“我死了,看你怎么办?”[61]
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格局中,军委所在地“西山”极为重要。1966年大乱开始后,叶
剑英和聂荣臻、刘伯承搬到西山,陈毅、徐向前也常来看他们,商量对策。1967年2月
,军委碰头会干脆搬到西山,“那一时期,叶剑英和另外几位元帅在西山接触是何等隐
蔽,何等频繁,斗争何等激烈啊!”[62]抓捕“四人帮”前夕,叶剑英也是在西山与聂
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刘志坚、李德生、宋时轮、肖华、梁必业、苏振华、张廷
发、萧劲光、吴富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军方将领商议行动计划。研究“文革”,
不但要关注“游泳池”(毛泽东)、“西花厅”(周恩来)、“钓鱼台”(中央文革小
组)、“毛家湾”(林彪),也应当关注“西山”。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敢对毛有
任何非议的叶剑英等何以没有与毛泽东信任的江青等人“团结”在毛泽东的大旗之下,
而毛又何以没有及时清理军队系统使之与江青等人密切配合?在没有足够的材料分析这
类问题之前,合理的猜测只能是,叶等人在敬畏毛的同时并没有真心认同毛的思想和意
图,而毛对自己的平衡术和“文革”的效果又过于自信。
进入1970年代后,“文革”已是天怨人怒,而经过“文革”洗礼的将军也更深切地理解
权力对他们的意义。1969年秋,陈再道、李志民、钟汉华、金仲藩等人被发配到江西农
场劳动改造。将军本是苦出生,但过惯了“将军楼”、“红旗车”的生活后再回到黄土
地,身心感受显然苦涩。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甚为同情,以检查身体为名,用一架军用
飞机将他们接到福州,“住到汤井巷。每人一幢小楼,有专车,有保健医生、护士,看
文件,放专场电影。一句话,与在职的军区首长待遇一样。身体是自然要好好检查一番
的。精神和身体都恢复得差不多了,时间也不短了,光看电影、下棋、聊天也没有意思
呀?于是,专车随员从福州到蒲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瑞金、井冈山、吉安、
南昌、九江、景德镇等等,闽赣两省转悠两个多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让身心在湖
光山色中遨游、疗养、放松。……福建前线成了受难将军的避风港。”[63]韩先楚可以
凭借权力让被打倒的将军消遥避风,而一旦失去权力,他连自己的人身自由都保不住。
1973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次年3月,主要是因为“四人帮”的推动,不点名地批评韩
先楚的中央九号文件下发。文件一到,韩先楚马上就看到了变化。“兰州的自来水黄糊
糊的,军区首长家都是喝井水。有了九号文件,军区一号首长家就没了井水。之前每月
按时供应的粮油肉补助,这回也没了。想买点白糖冲奶喝,也说没有。……最让他难以
容忍的,是电话也有人监控,谁来看他,何时来的,何时走的,车型、车号、车的颜色
,马上就有人报告上去了。”[64]
发动“文革”与毛泽东一贯的政治理念相关,这就是以革命精神塑造一个干净理想的新
世界。确实,十多年和平幸福的生活,使得一些高级官员养尊处优,甚至腐败堕落,毛
泽东从中看到革命意识形态的蜕变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严重弊端。就此而言,发动群众
揭发、批判官员不能说是无的放矢。“文革”播下的虽然不是“龙种”,但也不全是“
跳蚤”。狂热的造反运动包含着真实的义愤与合理的要求。既无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
民的不满和抗议就只能借运动之机释放出来。问题是,政治运动的狂飙除了打倒一大批
官员外,并不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文革”后期,一些将军重新出来工作,“有人
到了福州,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甚么叫‘杠子肉’,韩
先楚说可能就是猪脊梁上的那条里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
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
子,老毛病就犯了?”[65]“老毛病”其实不是毛病,仅仅“生活问题”还不足以使他
们丢失官。他们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站在“刘
少奇反革命路线”一边。既然如此,只要这些将军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那么
再吃“杠子肉”、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等等就都不是问题。“文革”折腾了几年,一
些将军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政治惩戒如果是有收获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
到权力的重要性,更加坚定地要与试图夺去他们权力的“四人帮”斗。“文革”的最大
阻力在于,总得有人来当官,当了官就难保不“变修”。因为没有民主宪政的制度性约
束,毛泽东的理想只能靠权力予夺的政治谋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涤来保证。打倒
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旧官僚,谁又能保证新官僚就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次“
文革”不能解决问题,“七、八年再来一次”也不能解决问题。“新世界”遥遥无期,
现实世界却动乱不已,空前的社会改造蜕变为血腥的权力之争。
有将军因此与叶剑英密切配合。萧克、唐亮领导的军政大学坚决与叶剑英保持一致,不
但对王洪文的两次批示置之不理,对江青要求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的批示,
也以“没有经过军委叶副主席,不符合组织程序”为理由不理不问。[66]1975年张廷发
出任空军政委后,叶向他进行路线交底,谈的第一句话就是领导权问题,坚定了张廷发
的信心。此后王洪文约张廷发谈话,遭到拒绝;王洪文托人捎话给张廷发,张也拒不执
行。[67]除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少将和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中将等人外,绝大多数重要的
军方将领,特别是有过下台或挨整经历的,都在叶剑英的支持、领导下抵制过江青集团。
无论天下如何大乱,军队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军队组织系统始终保持了相对连续性
。毛泽东可以用它来“横扫一切牛鬼神蛇”,叶剑英等人也可以用它来遏制江青集团。
还在1976年初,叶就已经准备与江青等人大战一场。“四五”运动后,他多次与王震、
聂荣臻等密议此事,并要求他的办公室全面了解“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然而,军队的
实力必须伴之以党的合法性。虽然与叶相比,华国锋的行动是面对“四人帮”的进攻后
被迫采取的回应,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叶一开始就意识到要“获得
华国锋的支持与合作,并由这位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最后拍板。这是重大的组织原
则问题,也是争取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他在第一次与华国锋商量此事时
就表示:“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68]叶谦虚地把自己定位在“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后来也讲过是华国锋领导了
这场斗争。因而在充分肯定叶在抓捕“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的同时,也有另一种“华
主叶辅”的说法:“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的秘书李鑫,华国
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抓‘四人帮’起核心作用的
是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三人,叶剑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69]严格地说,抓捕包
括中央副主席在内的行动,必须有党、军的密切配合。《李先念文集》(1935-1988)
注157中说到粉碎“四人帮”时的领导人排名顺序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薄一波
说:“剑英同志……同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经过精心筹划,一举粉碎了‘四人
帮’。”[70]这也就回就应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叶剑英的作用所证实的是,能够指
挥枪的“党”,是有枪支持的党。
1965年,当酝酿“文革”风暴的毛泽东抒发着“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清词
丽句时,叶却仿佛预见到一年之后遍地的“吴钩”,在《读〈论持久战〉》一诗中有“
一篇持久重读罢,眼底吴钩看不休”之句。果然,一年后他又有《虞美人》一词:“串
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毛泽东的和平
年月永远不会使元帅有“几曾识干戈”的感叹。战斗正未有穷期,眼底吴钩看不休,直
到“十月惊雷”用吴钩把笔杆笔子彻底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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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975
3
如果林彪坚辞不受,不上贼船的话,花帅就是替补,事实上,林彪出事后,就是花帅掌
军。
林彪是嫡系,毛信任,林彪有自己的班底,各路骄兵悍将镇得住。花帅没有自己的班底
,事情如果做得出格,各总部各大军区就不会俯首帖耳。
但林彪的长处也是他的致命弱点,华帅的短处恰好是其长处。林彪重用四野人马,不仅
把持军队,黄吴邱李叶还都弄进政治局,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毛家利益,其死必然。打
倒刘少奇,肥了林秃子,这他妈的文革不时帮你林家搞了吗?没有自己班底的花帅,也
许没那么得力,但用起来比较放心,事实证明,即使后来政变成功,也是借助华汪之力
,而且花帅自己没有上位,也没有自家山头人马(本来就没有嘛)上高位。当年要是后
党不是那么咄咄逼人,而是对花叶分别利诱争取,毛主席的革命事业是可以继续前进的
,哪怕让华主席过渡几年,江山依然会回到新毛主席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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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高文谦实在是丢人彭与贺以及其他将帅的关系
邓小平经由汪东兴转华国锋的信(1976.10.10 )1976年谁促成华国锋和叶剑英联手粉碎四人帮
怀仁堂政变后司马懿写给曹爽同志的效忠信 (转载)老毛到底有没有真的想把位置传给林彪?
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高饶事件当真是要反周?
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1977.4.10)罕见 粉碎四人帮35周年两百多太子党聚会 (转载)
8341部队指挥人汪东兴为何支持抓捕江青抓捕四人帮是什么性质?政变?且不合法?
其实华最大的失误是"两个凡是"习近平若还华国锋以公正 会令邓小平地下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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