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s*******w
发帖数: 2257 | 1 托孤之臣叶剑英在文革崛起的重要本钱
大中小2014-10-15 21:27:38
多维历史
中共元老叶剑英在文革前，一直处于政治核心边缘。然而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
久，叶剑英即跃升成为解放军主要领导之一，又在毛泽东的政治高压下两度“幸存”，
并发动“怀仁堂政变”最终将“四人帮”送上审判台，结束十年浩劫。叶剑英为何能在
文革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崛起，2002年12月《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九期，刊发广东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单世联的文章《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作者在文中
分析指出，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
毛泽东虽雄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
他限制叶剑英的愿望。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等陪同下第八次检阅红卫兵
叶剑英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是影响深创、足供千秋论说的大事件。
由于档案尚未解密而当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叶剑英与‘文革’”目前还不能成为学
术论题。包括范硕所着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等
在内的有关论着，基本上都还是在现有宣传框架中作细节性叙述。其中一些还明显有误
。比如《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说胡乔木与陈毅同住301医院，相处甚得。陈逝世后，胡
赋诗悼念：“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树。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
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1]1972年，胡乔木还在“冷藏”之中，哪里有
出国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年3月的事。查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风雨情》一书
，原来1971年乔去联大开会时，陈毅邀叶剑英、王震一起为之送行。一年后乔又要到联
大开会，此时陈毅已经逝世，乔感此而作《怀人》一诗。这首诗的第二句在范着中为“
萧瑟门前树”，而在章着中为“门前柳”，就诗韵来看，显然以“柳”为宜。[2]仅仅
30年的时间，史实即已错乱，“历史教训”云云如何谈得上总结？
当然，参照现有论着，对叶剑英的“文革”岁月作一尽量客观的概括性描述并不是完全
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图即在于此。
一、“吕端”与“刘亭长”
善于写诗的毛泽东、叶剑英都有以古喻今的习惯。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
送给叶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从此即成为叶的雅号
。毛也许不知道，早在1954年，叶在《青岛浴感》中已有“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一句。“刘亭长”即刘邦，当了皇帝后滥杀功臣，终至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
凉之音。叶后来说“刘亭长”就是指“毛主席”。毛想象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后，叶
又被刻划为除吕安汉的“周勃”，这也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毛与刘邦的相像。当代政治对
历史的“活学活用”，是一个远未得到透彻理解的论题。
叶不是井冈山下来的将领，1931年4月进入江西苏区后才与毛共事。在毛泽东与张国焘
的较量中，叶获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的陕甘支队的参谋
长，一度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1947年撤离延安后，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
等人留在陕北，刘少奇等人去西柏坡，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在晋西
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据说，“行前，毛泽东与他们约定，一旦他这一部分发生意
外，由刘少奇部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如万一刘少奇等也发生意外，由叶剑英领导
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全党的责任。”[3]当然，毛叶之间，并不总是如此的信任
和亲密，疏离与警觉更多。延安整风时，叶因其有留苏、与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
被认为既与“教条主义”又与“经验主义”沾边，两次被剥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
利。[4]叶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疯。[5]1952年6月，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因土改中的
“右倾”及“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评，在陶铸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反地方主义”已
近于“敌我斗争”。1953年10月，叶进京任军委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训练
总监部部长，不属于受到重用的人物。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
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进野炊，郊游。可见已不再工
作繁忙了。”[6]不忙不代表没事，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叶被点名批评，作
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也被撤销。[7]1959年后，由于叶只是分管科研
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还要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
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大将。总之，直到1965年，资历很老、地位很高的叶剑英不是政治生
活的中心人物。
“文革”一声惊雷，叶剑英从此活跃：
1966年1月，叶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
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叶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
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并参与党和国家的其他重要事务
，1973年成为党的副主席。
1976年的10月，叶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
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声望达于顶峰。
正像毛泽东时代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被打倒一样，叶在“文革”中也风险两
度。一次是1967年后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屡遭地方官员冷
落。在广州，他想到留园五号看电影，一个小小的门卫就可以把他挡在外面。第二次是
1976年2月，中央决定在“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
工作”。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毛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毛不是在当年9月
逝世，叶的命运很难预测。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
取决于毛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据张耀祠回忆，当毛泽东在
杭州决定清罗时，除周恩来、林彪外，还有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知道。[8]1966年3月批
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据范硕说，叶在会上采取了“明批暗
保”的策略；但罗瑞卿本人的印象是：“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
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罗的女儿罗点点则写道：三月会议停
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
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
，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9]可能“诗意大发”且在粉碎“
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的，似乎是指叶剑英。
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于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
年庐山会议期间的8月30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
陈伯达的意思，希望他俩能支持他。……叶剑英立即表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10]会后，叶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
在1971年4月批陈整风会上，叶指出：“陈伯达不是一般的情报特务，而是配合苏修颠
覆侵略中国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在华北地区乱跑乱说，是为苏修进攻中
国创造条件的。”[11]现在看来，说陈伯达配合苏联进攻中国，似无根据。1981年“特
别法庭”审判陈伯达时，也没有列入这一罪状。“九一三”期间，叶配合周恩来拟定了
“紧急战备指示”。事后，叶也赋诗一首：“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
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选人用人特别慎重
。时至1966年，彭德怀已倒，贺龙将倒，罗荣桓逝世，朱德年高，刘伯承养病，陈毅转
业，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
从历史渊源看，同为一方面军出身的叶、聂的可能性要大于原四方面军总指挥挥徐向前
，尽管由于四方面军系统的高级将领甚多，徐的象征性地位必须充分考虑。叶、聂之间
，聂的地位长期高于叶，在1959年的军委领导人中，聂是排在林彪、贺龙之后第三副主
席，叶只是常委。但叶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在长征中的向毛泽东报信。二是叶长期没
有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山头”的嫌疑。这一点很重要，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
，徐向前被认为是陈再道“黑后台”；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聂荣臻被认为是杨、
傅的“黑后台”，只有对叶剑英，毛泽东基本上可以省却敲山震虎的麻烦。三是叶不是
“文革”前军委的主要领导，与刘少奇等人较少工作合作。毛对聂评价不差，1967年夏
说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并不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
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他提议增加的人员中有叶
剑英和徐向前，却明确把陈云、朱德、聂荣臻排除在外。[12]此后聂一直排在徐向前的
后面。现在还不清楚毛何以对聂不满，但聂既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发动“文革”又
需要一次大换班，那么以叶代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后发优势”
。五年后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帅的状况与1966年一样，叶再度主持军委既顺乎时势
也合乎人情。1975年，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常委。
刘少奇有党的基础，林彪有军队的实力，所以威严无比的毛泽东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支持
者。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历史经验相当重要。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
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
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
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
，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13]毛叶关系的真正起点就在此一“电报”，但其真相还不
能说是很清楚的。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
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
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
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
，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
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甚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
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
也不知道。”当年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没有发过要“武
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
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14]叶对此信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徐既是1935
年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文革”中又与叶持同样立场，他的质疑是不能不认真回应
的。范硕在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引用多位领导人的讲话以肯定有这样一份电
报，其中之一是徐向前1977年送给叶的贺诗“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但
表彰叶的“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着认可有“电报”一事。在后来纪念叶的文章中，徐
就完全不提出长征往事。[15]《叶剑英传》没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问题，七年之后的《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也没有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新的说法。
“大事不糊涂”并不代表事事都满意。终“文革”十年，“刘亭长”对“吕端”的态度
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范。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
年1月22日，毛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
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在“意识到军队中潜在的危险”后，“毛
泽东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领导干部，一再声明不能冲击军事
机关，并对一些造反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16]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
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晚，叶向毛汇报白天的争论
，毛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似乎并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帅
”又一次重拳出击。接着谭震林说蒯大富是反革命的话头，陈毅说[17]：“这些家伙上
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
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
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对“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
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在场的周恩来可以缓冲地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但毛泽东可以容许老同志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决不能
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大发雷霆：中
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
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
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
不答应！[18]相对而言，叶在“逆流”中的表现较能为毛所容忍，江青当时就发现：“
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
”[19]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
。在毛批准的张春桥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没有被点名。叶还于1969年
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也留有余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陈
毅；[20]4月30日晚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允许他们于“五一”上
天安门城楼。在次年召开的以批判“二月逆流”为中心议题之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毛也说得比较温和：“他们有意见嘛，不同嘛，他要说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
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
了。”[21]当然，这既不是真心话，也不是给浓烈的批判气氛降温，而是毛保持自己一
贯正确的策略。三年之后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
鉴于叶已回到军委领导岗位的现状，再一次重复：“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
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
来讲就好了。”[22]用语雷同意在表明：我从来就是保护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这么说
的嘛！
“文革”中军委三次改组，叶是得大于失：两次重用奠定了他作为军方领袖的地位，而
两次“靠边”都没有使他失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使叶可以在改变历史的1976年发挥作
用。正因此，“吕端”对“刘亭长”表现出来的态度首先是敬。1974年，当张爱萍提出
“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时，叶却说：这也许不是毛主席的本意。[23]“直到晚
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
，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24]其次是畏。1976年，当王震
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叶做了一个手势：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
上晃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25]意思是说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后再说
。严厉的党文化氛围使任何高级干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王震也只有在毛泽
东病重时才敢出此大言。终毛时代，叶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敢与毛有丝毫的对立
，而且不断以“唯心的话”和“唯心的事”来表达自己的忠诚。第三是怨，从50年代的
“刘亭长”的隐喻开始，叶对毛就有很深的怨气。1967年夏，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对叶
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
搞“文化大革命”吗？[26]“文革”结束后，叶对毛也有相当批评。其中最有意义、也
最被忽视的，是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
主”。尽管叶的“民主”主要还限于领导要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等作风、方法的范围，
但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在当时毕竟是“思想解放”之论，其中当然包含了叶对
毛泽东专横作风的反思。“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
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
，但这几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甚么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
《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这篇讲话。”[
27]与许多老干部一样，敬畏与疏离是叶对毛的基本态度。
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成为军队的主要领导，没有后来成就大事的资本和力量。但如
果完全听信毛的一切，叶就不可能参与结束毛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思想，没有成就大
事的动力和理想。“吕端”与“刘亭长”有分有合，毛之所以两度让叶靠边，就是看到
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在这一分歧的背后，是军方将领在“文革”中的复杂关系和自我
维护。
二、从抗争到挑战
党领导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却是要清洗党、改造党。如林彪所说，“文革”是“对
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党既不可信任
，则“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
是靠解放军的力量。”[28]作为军队地位的象征，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
穿上了军装接见红卫兵。刘少奇与军队的渊源甚浅，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军委领导人，在
打倒彭、罗、陆、扬，发动“文革”等问题上基本上是紧跟毛的。但当军队受到冲击、
军方将领也受到清洗时，叶等人不但对军队内部如何进行“文革”持谨慎态度，进而对
“文革”本身也有疑虑。“文革”十年，叶剑英等人殚精竭虑而目标始终明确：在前期
，是维持军队稳定；在后期，是控制军队权力。大体上可以说，叶在前期是失败的，在
后期是成功的。
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是最大的政治力量，谁掌握了它，谁
就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毛泽东需要一支忠于自己而又随时可以调用的力量，他在打倒
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动用了军队。而“林彪身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仅次于毛
泽东的军事领导人，他并不希望军队大乱，乱到足以否定自己‘权威’的地步，只希望
以‘乱’为筹码，以遏制反对力量，使各级领导都听从他的指挥。”[29]叶剑英等人的
观点是：“社会上大乱一下不要紧，就靠军队不能乱”。[30]三种政治力量都不想军队
“大乱”，差别只是在于：毛以“文革”的顺利进行为唯一目标，林彪、叶剑英则更多
地考虑到军队的稳定，而当林彪步步紧跟毛泽东时，叶剑英等人则有所保留，并因此与
毛信用的“中央文革”发生冲突。
《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革”全面启动的标志，叶等人以军队的特殊
性为由，不断发出“通知”、“指示”、“规定”，总的精神是“按兵不动”。但天下
既已大乱，军队亦难保中立，不但军队系统的院校和文艺团体开始造反，各地驻军也无
可避免地逐步介入地方运动，或代地方党政系统保管档案，或为被揪斗的党政领导提供
保护，有的甚至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以至于康生等人认为“军队已经成了走资派的防
空洞”。上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不能容忍军队的“保守”行为，冲击
军事机关的行为层出不穷。叶等人采取各种方式制止针对军队的各种造反行为。他与“
中央文革”的直接对抗主要有三次。一是在1966年11月的两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
批评“文革”，以至被逼“检讨”。二是积极推动制定旨在稳定军队的《军委八条命令
》，其中规定了许多“不允许”、“不准”、“不得”，禁止造反派对军队的冲击。一
时间军威大显，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受到遏制。以“青海事件”为例，在占据报社的造反
派向包围他们的军队开枪后，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下令开枪。叶剑英认为“你们打得
对，打得好”。（赵永夫不久被捕，很晚才获释。最后的结论是：他受了委屈，但有严
重错误。因为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31]三是直接批评“中央文革”，其顶点
是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抗争。这些抗争的意义在于提示并强化了军队与“中央文革”
的尖锐对立，为后来抓捕江青等人作了捕垫。但在汹涌膨湃的运动初期，仅仅不介入，
或在介入之后仅仅从维护军队自身稳定着眼打压造反派等等，都是不能奏效的。
毛泽东要军队支持“文革”、保卫“文革”，他不能容忍军队游离于运动之外。“文革
”要清理的主要目标不在军队，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从严就不完全独立，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且军队内部也山头林立，诸种矛盾日久月深，也有“夺权”与“反夺权”的内在需
要。在此多种因素的结构中，稳定军队的努力不可能按照叶剑英等人设想的方式进行。
1966年10月2日，林彪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定军
队的特殊化，军队运动实际展开。在作为权力与秩序的中心的党已经停止行使其职能，
而汹涌膨湃的群众运动已分裂为对立的派别，社会混乱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军队的介入
成为维持秩序的条件，1967年1月21日，毛要求军队“支左”。但“左”“右”并无客
观标准，几乎所有的大军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保守组织”，召致激进造反派的
反弹。于是有《军委八条》对造反派的限制，军队理所当然地据此对造反派进行“镇压
”。当毛泽东意识到“复辟”的危险后，1967年4月6日的《中央军委命令》又反过来要
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给“全面内战”提供了合法借口，酿成7、8、9三个月的失
控状态。军队不介入不行，介入了也不行，这就需要对限制“中央文革”和军队的极端
倾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人被撤职，而与“揪军队一小撮”口号有关的王力等人不
久也被关押。从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开始，林彪系统的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
等人掌握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消灭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对立派后，逐渐稳
定了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对全国局势发挥了影响。[32]吴等既为功臣，则由他们组成
“军委办事组”不久也就取代了叶主持的“军委常委会”。
在维持军队稳定方面，叶剑英等人与林彪有一定配合。1966年，与江青一个战壕的陈伯
达在一次会议上说：“军队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林彪知道后颇为不满：“怎么
，军队也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不知道呀？”[33]害得江青忙去帅
府道歉。据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介绍，1966年11月，叶剑英等人在军队系统
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发表批评“文革”的讲话。会上有人递条子问：这个
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告
诉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林彪看过军委集体讨论过的。范着在此加了一个括号
[34]：
（笔者注：此讲话是否有林彪“同意”一说不确定。据后来总政一位负责人1968年11月
26日写的一份“检讨”材料上说：“当别人当场提出质问时，他宣布他讲的话是得到林
总军委同意的，接见也是军委批准的。这是公开欺骗群众嫁祸于军委林总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确如这位“总政负责人”所说，那么叶之所以“嫁祸”
于林彪，肯定是有借林的权威对抗“中央文革”的考虑。林彪看了会议记录后，除了对
叶在会上的讲话哈哈大笑之外，没有对“嫁祸”有任何报复性反应。这也许就是叶群说
的“首长（指林彪──引按）对毛主席是紧跟的，对‘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
些老帅也有感情。”[35]由徐向前、叶剑英等人推动的《军委八条》，其实是由林彪主
持制定的。
事实上，由于“中央文革”竭力推动的“文革”扰乱了军队原有的权力秩序，军方将领
在林、江对峙之中多是支持林彪的。以韩先楚为例，他曾在给林彪的电话中，针对江青
等人说过“朝里有坏人”，就这么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击，跟他们干到底。[36]林没
有把韩的话作为礼物送给江青。“九大”以后，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庐山会
议上讲话，“曾让韩先楚兴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
散了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而“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
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
了。”[37]会议期间，韩先楚、许世友等人都签发了支持林彪的“表态信”，他们都想
利用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江青集团，1970年底韩在福州布置下一年工作时，就提
出要大造成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韩是林的老部下，但许世友与林却从无渊源
关系。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警觉的，无论是“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信，还是“九大”前夕拒绝由
陈伯达起草的含有结束“文革”以发展生产力等内容的“政治报告”初稿，都表明毛泽
东并不满意林的行径。1967年10月，林彪着手成立旨在取代军委的“军委办事组”，次
年3月，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
常委会可以不开了。[38]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林也没有掌握军队的全部领导权。“九
大”政治局委员中穿军装的比例很大，除林彪集团外，既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元
帅，也有陈锡联、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军队任职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军将
领。这就是1971年毛泽东可以轻易收拾林彪集团的原因之一。
林彪之后，形势相对平静，但上层斗争的阵线和目标都更为明晰。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
，叶剑英与江青等人都明白他们即将面临最后的一搏，而未来的一切取决于对军队的掌
握。叶在1976年曾说：“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
们手中！”[39]如果说叶剑英在“文革”前期还可以借助一下林彪的话，那么此时则要
直接面对江青集团的挑衅。江青当然善于拉大皮作虎皮，不过正如韩先楚当时就感觉到
的，这虎皮也并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40]在她的背后，是“文革”的
最大动源毛泽东。毛既然对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都没有完全放心，对叶就更不会完全放手
了。1972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
右倾错误”。1973年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发觉军队对他的路线紧跟不够。同年12月
，毛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1974年江青十分活跃
，她俨然凌驾于军委之上，以送批林批孔材料为由插手军队，宣称军队是“军阀管制”
，要“放火烧荒”、“夺权”，并以“批走后门”的方式批评点名叶把女儿送到福建参
军。还直接写信给叶等军委领导人，对军队各大单位横加指责。中央也于74年11月两次
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江青的材料，以示支持。1976年“批邓”后，叶在1975年军
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党内斗争的唯一裁决者。由于叶剑英等人的行为和意图并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
，所以叶剑英对江青的对抗就特别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10月，将决定今后
数年国家领导人的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准备抱病去长沙，争取有利的人事安排。
此时“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治疗。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感到
目前中央正面临着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
人帮’乘机作乱，现在以不提此事为好，坚持总理依期限南行。”[41]周是叶的支持者
，但叶仍然冒险坚持周抱病南行，终于赢得了基本令他们满意的结果，1975年，江青集
团明显居于下风。叶的另一个策略抢占先机，提前进入“战斗状态”。鉴于“文革”前
期的失败，叶剑英认识到与江青等人的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必须尽快地使“
路线斗争”明确化。1974年年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的消息后，叶“利用
一次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机会，一个一个交谈，并给他们看记录。要他们表态
听军委招呼。”[42]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虽然没有点名，却又非常明
确地批评江青“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还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
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稳定部队。军政大学党委改组时
，他一一了解党委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严格把关，绝不让与江青集团有丝毫
联系的人进去。李德生回顾当时的斗争，说叶“特别重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反复强调
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43]王平上将1975年出任武汉军
区政委，行前叶剑英亲自向进行路线交底：“武汉军区很复杂，‘四人帮’及其伸向某
省的黑手，通过各种渠道插手某省军区，大搞反党乱军活动。某独立师参谋长，在四届
人大前写大字报，要周总理下台，要张春桥当总理；某军陷得很深，唯‘四人帮’是从
，防化连是江青的试点单位。”[44]王平依计而行，确保叶对军队的领导。
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毛泽东虽雄
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他限制叶剑
英的愿望。当1976年2月叶再次“靠边”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叶剑英既不
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
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
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甚至代理其职务的陈
锡联也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
45]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毛在临终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叶叫到面前：“只见毛泽东
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甚么，只是说不出来。……他在床边伫立
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46]叶后来说：“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
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济，水平不高
，还是想尽力去扶助他。”[47]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在叶剑英与江青等人的冲突过程中，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和技术来调控和协调。但在毛
之后，对立统一只能展现为一分为二，最终导向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文革”中崛起的
叶剑英也是结束“文革”的领导人；“四人帮”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的
得益者，同样经历了“文革”风雨洗涤的叶剑英及军队终于把“文革”的“弄潮儿”送
上审判台。长城就是长城。“文革”是彻底失败了，中外历史都证明，革命越是彻底就
越是不可能成功。而其直接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军队）和
“文革”的推动者（中央文革）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
三、平衡中的不平衡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阵线一度不清。原则上，只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包
括刘少奇在内，没有人在口头上敢于反对“文革”，绝大多数人也在行动上支持“文革
”。但在“紧跟毛主席”的大旗之下，又确实有各种动机、主张、利益在起作用，党史
、革命史上的诸多矛盾也终于有了一个总爆发。这使得任何简单的划界都难以说明历史
。比如，康生、陈伯达历来被认为是“中央文革”一伙，但叶等“大闹怀仁堂”后，江
青却向毛泽东的报告：“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
站在正确路线一边。”[48]可见“一伙”之中也并不完全一致。同样，积极批判将军的
，也不只是“四人帮”。1966年3月总参谋部批判张爱萍时，有人“昨天，还毕恭毕敬
地向他请示汇报，今天就声色俱厉地对他批短骂长。诚然，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形势
所迫，但是，世态和人心总是那么奇妙！”[49]长期的斗争哲学早已培养了大批运动员
，人性的卑劣和恶毒可以在运动中充分释放。1974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后，韩先楚的
兰州军区司令没有被撤销，但福州军区却揪出了一批“韩先楚的黑干将”。“四人帮”
粉碎了，这些当年批判“四人帮”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功臣，反而多了一顶“反对周总理
”的帽子；而当年给江青写过效忠信的人，却因为“上头”有人，“自然就是‘正确路
线’上的人了，有的还成了运动骨干，整起人那才狠呢。”[50]“路线斗争”不过是把
意识形态的标签嫁接到权力之争、人际之分之中，使本来就存在或潜在的种种矛盾、冲
突具有一种政治的必然性。
当然，“文革”最耀眼的事实，毕竟是江青集团从秘书文人一变而为中央领导，她（他
）们是这场革命的耕耘者和收获者。当刘少奇等重要领导人被打倒在地时，江青等人却
扶摇直上。“在1966年以后，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分的赞扬，除
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在林彪、‘四人帮’以外的重要领导人也参加了过分
赞扬江青的行列。”[51]上有毛泽东的亲睐，旁有老资格领导人的捧场，到1973年的“
十大”时，江青集团羽翼已丰。这就是叶剑英说的：“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
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
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
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52]
然而，江青集团的权力有它的虚幻性，她（他）们的权力局限于党的系统。周恩来始终
掌握国务院的领导权，后来又得到精明强干的邓小平的有力支持。尽管张春桥做了第二
副总理，部长当中也有几个与江青等人关系密切，但在政府系统始终处于边缘。王洪文
、张春桥在1975年1月成为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
区的政委，但除了弄套军装穿穿外，对军队的影响力极小。江青不得不承认：“我们只
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
有我们的人。”[53]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王、张知道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没
甚么市场，又不便发作。只好一言不发。
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对于党的系统，军队与政府系统有一定的技术性格，军
队负有国防使命，国务院要组织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仅仅写几篇文章、发一些议论是
无法承担军政责任的。“九大”结束后，江青曾对人说：“周恩来，行政领导，组织才
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54]江青不知道，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
“大方向”、“大原则”云云只能是大而无当的空话，而具体的行政组织才是权力运作
的基础。同时，共产党的天下是军队打出来的，渊源、资历、战功是取得发言权的基本
条件，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甚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
彪在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还对此极为敏感，有一次曾问罗瑞卿：“我们
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领导人。”[55]林彪尚且有此顾虑，何况毫无军
功的江青等人？1968年5月，林彪就和吴法宪等人议论：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无名小卒
，名字却排在黄永胜等人的前面。[56]功高位显、“大老粗”出身的将帅，不会把那些
长期被认为是改造和批判对象的知识分子当回事，“眼镜”如何能让将军服气？1974年
9月，韩先楚就向林彪写表态信并怀疑张春桥一事检讨，但在他的心中，身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的张春桥甚至不如国民党的战俘廖耀湘：“无论我军吃了新六军多少苦头，又怎
能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
更何况这位新六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八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
战功。可这‘鳝鱼眼’算个甚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
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得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57]在南京军区
，政委张春桥的党内地位高于司令员许世友，但在张在军区并无实权。这一点，许世友
的儿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
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爸爸
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58]
当毛泽东得心应手地依靠军队发动“文革”时，军队系统实际上被置于党的对立面，并
超越党的权威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全国学习解放军”，“军管”代替了
党管，军装成了干部装。1969年“九大”重建党组织时，军方将领大举进入党和政府。
注意到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过重份量，毛泽东在与林彪斗争时有意限制一下军队。
1970年南巡之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口号又在中华大地回响了。林彪倒台后，党
的权威明显提升。“十大”以后，毛以政治局为核心，彻底实行党政军一体化。四届人
大产生的12个副总理中，8个是政治局委员；1975年产生的11个军委常委中，前8个是政
治局委员，3个是副总理。当时的党政军大权，基本上集中在以毛为核心的十来个领导
人手中。但是，党政军毕竟各有工作重点和能力要求，除了周恩来、邓小平等可以胜任
各方面的工作外，其他人还得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主要岗位上，实际上还得有分工。1973
年年底，“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参与管政又管军，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
国务院的工作，由周恩来与邓小平主持；军队的工作，由叶剑英与邓小平主持。这样一
个部署，形成了一个‘周一邓一叶’新三角，三足鼎立，实际上是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
一辈革命家的一个有力支持。”[59]但毛没有冷落江青集团。这一安排本身，就是为了
平衡老干部与江青集团。
据邓小平的女儿说[60]：毛泽东想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但是，
为了制衡和“稳定”，他又不会让任何人独掌一个方面的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
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
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的势力。
平衡的前提和目的是各方势均力敌，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中，江青集团只在党的政治局“
能量颇大”，如何能平衡得了掌握着军队和政府的老同志？党指挥枪固是原则，但没有
军、政的支持与配合，党又指挥甚么？党的领导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从来与枪无缘的
江青集团还不就是40年代的王明等“教条宗派”？何况即使在政治局中，反对江青集团
的也绝不只是叶剑英等人。由于江青没有领会毛泽东一再要她与其他领导人搞好团结的
深意，不善于搞“统一战线”：“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革’
的受益者，他们中间虽有然有的人对‘文革’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很快站到否定‘文
革’的务实派这一边。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
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搞自己的小圈子，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
立的境地。”江青等人过于天真而僵硬地坚持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忽略了权力角逐中的
现实策略，她们的丧钟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就敲响了。毛泽东早有先见之明，1974年就
对江青说过：“我死了，看你怎么办？”[61]
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格局中，军委所在地“西山”极为重要。1966年大乱开始后，叶
剑英和聂荣臻、刘伯承搬到西山，陈毅、徐向前也常来看他们，商量对策。1967年2月
，军委碰头会干脆搬到西山，“那一时期，叶剑英和另外几位元帅在西山接触是何等隐
蔽，何等频繁，斗争何等激烈啊！”[62]抓捕“四人帮”前夕，叶剑英也是在西山与聂
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刘志坚、李德生、宋时轮、肖华、梁必业、苏振华、张廷
发、萧劲光、吴富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军方将领商议行动计划。研究“文革”，
不但要关注“游泳池”（毛泽东）、“西花厅”（周恩来）、“钓鱼台”（中央文革小
组）、“毛家湾”（林彪），也应当关注“西山”。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敢对毛有
任何非议的叶剑英等何以没有与毛泽东信任的江青等人“团结”在毛泽东的大旗之下，
而毛又何以没有及时清理军队系统使之与江青等人密切配合？在没有足够的材料分析这
类问题之前，合理的猜测只能是，叶等人在敬畏毛的同时并没有真心认同毛的思想和意
图，而毛对自己的平衡术和“文革”的效果又过于自信。
进入1970年代后，“文革”已是天怨人怒，而经过“文革”洗礼的将军也更深切地理解
权力对他们的意义。1969年秋，陈再道、李志民、钟汉华、金仲藩等人被发配到江西农
场劳动改造。将军本是苦出生，但过惯了“将军楼”、“红旗车”的生活后再回到黄土
地，身心感受显然苦涩。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甚为同情，以检查身体为名，用一架军用
飞机将他们接到福州，“住到汤井巷。每人一幢小楼，有专车，有保健医生、护士，看
文件，放专场电影。一句话，与在职的军区首长待遇一样。身体是自然要好好检查一番
的。精神和身体都恢复得差不多了，时间也不短了，光看电影、下棋、聊天也没有意思
呀？于是，专车随员从福州到蒲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瑞金、井冈山、吉安、
南昌、九江、景德镇等等，闽赣两省转悠两个多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让身心在湖
光山色中遨游、疗养、放松。……福建前线成了受难将军的避风港。”[63]韩先楚可以
凭借权力让被打倒的将军消遥避风，而一旦失去权力，他连自己的人身自由都保不住。
1973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次年3月，主要是因为“四人帮”的推动，不点名地批评韩
先楚的中央九号文件下发。文件一到，韩先楚马上就看到了变化。“兰州的自来水黄糊
糊的，军区首长家都是喝井水。有了九号文件，军区一号首长家就没了井水。之前每月
按时供应的粮油肉补助，这回也没了。想买点白糖冲奶喝，也说没有。……最让他难以
容忍的，是电话也有人监控，谁来看他，何时来的，何时走的，车型、车号、车的颜色
，马上就有人报告上去了。”[64]
发动“文革”与毛泽东一贯的政治理念相关，这就是以革命精神塑造一个干净理想的新
世界。确实，十多年和平幸福的生活，使得一些高级官员养尊处优，甚至腐败堕落，毛
泽东从中看到革命意识形态的蜕变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严重弊端。就此而言，发动群众
揭发、批判官员不能说是无的放矢。“文革”播下的虽然不是“龙种”，但也不全是“
跳蚤”。狂热的造反运动包含着真实的义愤与合理的要求。既无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
民的不满和抗议就只能借运动之机释放出来。问题是，政治运动的狂飙除了打倒一大批
官员外，并不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文革”后期，一些将军重新出来工作，“有人
到了福州，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甚么叫‘杠子肉’，韩
先楚说可能就是猪脊梁上的那条里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
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
子，老毛病就犯了？”[65]“老毛病”其实不是毛病，仅仅“生活问题”还不足以使他
们丢失官。他们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站在“刘
少奇反革命路线”一边。既然如此，只要这些将军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那么
再吃“杠子肉”、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等等就都不是问题。“文革”折腾了几年，一
些将军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政治惩戒如果是有收获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
到权力的重要性，更加坚定地要与试图夺去他们权力的“四人帮”斗。“文革”的最大
阻力在于，总得有人来当官，当了官就难保不“变修”。因为没有民主宪政的制度性约
束，毛泽东的理想只能靠权力予夺的政治谋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涤来保证。打倒
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旧官僚，谁又能保证新官僚就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次“
文革”不能解决问题，“七、八年再来一次”也不能解决问题。“新世界”遥遥无期，
现实世界却动乱不已，空前的社会改造蜕变为血腥的权力之争。
有将军因此与叶剑英密切配合。萧克、唐亮领导的军政大学坚决与叶剑英保持一致，不
但对王洪文的两次批示置之不理，对江青要求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的批示，
也以“没有经过军委叶副主席，不符合组织程序”为理由不理不问。[66]1975年张廷发
出任空军政委后，叶向他进行路线交底，谈的第一句话就是领导权问题，坚定了张廷发
的信心。此后王洪文约张廷发谈话，遭到拒绝；王洪文托人捎话给张廷发，张也拒不执
行。[67]除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少将和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中将等人外，绝大多数重要的
军方将领，特别是有过下台或挨整经历的，都在叶剑英的支持、领导下抵制过江青集团。
无论天下如何大乱，军队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军队组织系统始终保持了相对连续性
。毛泽东可以用它来“横扫一切牛鬼神蛇”，叶剑英等人也可以用它来遏制江青集团。
还在1976年初，叶就已经准备与江青等人大战一场。“四五”运动后，他多次与王震、
聂荣臻等密议此事，并要求他的办公室全面了解“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然而，军队的
实力必须伴之以党的合法性。虽然与叶相比，华国锋的行动是面对“四人帮”的进攻后
被迫采取的回应，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叶一开始就意识到要“获得
华国锋的支持与合作，并由这位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最后拍板。这是重大的组织原
则问题，也是争取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他在第一次与华国锋商量此事时
就表示：“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68]叶谦虚地把自己定位在“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后来也讲过是华国锋领导了
这场斗争。因而在充分肯定叶在抓捕“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的同时，也有另一种“华
主叶辅”的说法：“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的秘书李鑫，华国
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抓‘四人帮’起核心作用的
是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三人，叶剑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69]严格地说，抓捕包
括中央副主席在内的行动，必须有党、军的密切配合。《李先念文集》（1935-1988）
注157中说到粉碎“四人帮”时的领导人排名顺序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薄一波
说：“剑英同志……同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经过精心筹划，一举粉碎了‘四人
帮’。”[70]这也就回就应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叶剑英的作用所证实的是，能够指
挥枪的“党”，是有枪支持的党。
1965年，当酝酿“文革”风暴的毛泽东抒发着“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清词
丽句时，叶却仿佛预见到一年之后遍地的“吴钩”，在《读〈论持久战〉》一诗中有“
一篇持久重读罢，眼底吴钩看不休”之句。果然，一年后他又有《虞美人》一词：“串
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毛泽东的和平
年月永远不会使元帅有“几曾识干戈”的感叹。战斗正未有穷期，眼底吴钩看不休，直
到“十月惊雷”用吴钩把笔杆笔子彻底制服。 | s*******w
发帖数: 2257 | 2 托孤之臣叶剑英在文革崛起的重要本钱
大中小2014-10-15 21:27:38
多维历史
中共元老叶剑英在文革前，一直处于政治核心边缘。然而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
久，叶剑英即跃升成为解放军主要领导之一，又在毛泽东的政治高压下两度“幸存”，
并发动“怀仁堂政变”最终将“四人帮”送上审判台，结束十年浩劫。叶剑英为何能在
文革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崛起，2002年12月《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九期，刊发广东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单世联的文章《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作者在文中
分析指出，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
毛泽东虽雄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
他限制叶剑英的愿望。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等陪同下第八次检阅红卫兵
叶剑英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是影响深创、足供千秋论说的大事件。
由于档案尚未解密而当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叶剑英与‘文革’”目前还不能成为学
术论题。包括范硕所着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等
在内的有关论着，基本上都还是在现有宣传框架中作细节性叙述。其中一些还明显有误
。比如《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说胡乔木与陈毅同住301医院，相处甚得。陈逝世后，胡
赋诗悼念：“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树。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
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1]1972年，胡乔木还在“冷藏”之中，哪里有
出国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年3月的事。查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风雨情》一书
，原来1971年乔去联大开会时，陈毅邀叶剑英、王震一起为之送行。一年后乔又要到联
大开会，此时陈毅已经逝世，乔感此而作《怀人》一诗。这首诗的第二句在范着中为“
萧瑟门前树”，而在章着中为“门前柳”，就诗韵来看，显然以“柳”为宜。[2]仅仅
30年的时间，史实即已错乱，“历史教训”云云如何谈得上总结？
当然，参照现有论着，对叶剑英的“文革”岁月作一尽量客观的概括性描述并不是完全
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图即在于此。
一、“吕端”与“刘亭长”
善于写诗的毛泽东、叶剑英都有以古喻今的习惯。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
送给叶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从此即成为叶的雅号
。毛也许不知道，早在1954年，叶在《青岛浴感》中已有“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一句。“刘亭长”即刘邦，当了皇帝后滥杀功臣，终至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
凉之音。叶后来说“刘亭长”就是指“毛主席”。毛想象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后，叶
又被刻划为除吕安汉的“周勃”，这也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毛与刘邦的相像。当代政治对
历史的“活学活用”，是一个远未得到透彻理解的论题。
叶不是井冈山下来的将领，1931年4月进入江西苏区后才与毛共事。在毛泽东与张国焘
的较量中，叶获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的陕甘支队的参谋
长，一度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1947年撤离延安后，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
等人留在陕北，刘少奇等人去西柏坡，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在晋西
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据说，“行前，毛泽东与他们约定，一旦他这一部分发生意
外，由刘少奇部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如万一刘少奇等也发生意外，由叶剑英领导
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全党的责任。”[3]当然，毛叶之间，并不总是如此的信任
和亲密，疏离与警觉更多。延安整风时，叶因其有留苏、与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
被认为既与“教条主义”又与“经验主义”沾边，两次被剥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
利。[4]叶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疯。[5]1952年6月，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因土改中的
“右倾”及“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评，在陶铸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反地方主义”已
近于“敌我斗争”。1953年10月，叶进京任军委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训练
总监部部长，不属于受到重用的人物。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
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进野炊，郊游。可见已不再工
作繁忙了。”[6]不忙不代表没事，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叶被点名批评，作
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也被撤销。[7]1959年后，由于叶只是分管科研
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还要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
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大将。总之，直到1965年，资历很老、地位很高的叶剑英不是政治生
活的中心人物。
“文革”一声惊雷，叶剑英从此活跃：
1966年1月，叶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
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叶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
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并参与党和国家的其他重要事务
，1973年成为党的副主席。
1976年的10月，叶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
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声望达于顶峰。
正像毛泽东时代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被打倒一样，叶在“文革”中也风险两
度。一次是1967年后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屡遭地方官员冷
落。在广州，他想到留园五号看电影，一个小小的门卫就可以把他挡在外面。第二次是
1976年2月，中央决定在“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
工作”。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毛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毛不是在当年9月
逝世，叶的命运很难预测。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
取决于毛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据张耀祠回忆，当毛泽东在
杭州决定清罗时，除周恩来、林彪外，还有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知道。[8]1966年3月批
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据范硕说，叶在会上采取了“明批暗
保”的策略；但罗瑞卿本人的印象是：“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
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罗的女儿罗点点则写道：三月会议停
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
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
，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9]可能“诗意大发”且在粉碎“
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的，似乎是指叶剑英。
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于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
年庐山会议期间的8月30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
陈伯达的意思，希望他俩能支持他。……叶剑英立即表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10]会后，叶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
在1971年4月批陈整风会上，叶指出：“陈伯达不是一般的情报特务，而是配合苏修颠
覆侵略中国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在华北地区乱跑乱说，是为苏修进攻中
国创造条件的。”[11]现在看来，说陈伯达配合苏联进攻中国，似无根据。1981年“特
别法庭”审判陈伯达时，也没有列入这一罪状。“九一三”期间，叶配合周恩来拟定了
“紧急战备指示”。事后，叶也赋诗一首：“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
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选人用人特别慎重
。时至1966年，彭德怀已倒，贺龙将倒，罗荣桓逝世，朱德年高，刘伯承养病，陈毅转
业，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
从历史渊源看，同为一方面军出身的叶、聂的可能性要大于原四方面军总指挥挥徐向前
，尽管由于四方面军系统的高级将领甚多，徐的象征性地位必须充分考虑。叶、聂之间
，聂的地位长期高于叶，在1959年的军委领导人中，聂是排在林彪、贺龙之后第三副主
席，叶只是常委。但叶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在长征中的向毛泽东报信。二是叶长期没
有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山头”的嫌疑。这一点很重要，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
，徐向前被认为是陈再道“黑后台”；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聂荣臻被认为是杨、
傅的“黑后台”，只有对叶剑英，毛泽东基本上可以省却敲山震虎的麻烦。三是叶不是
“文革”前军委的主要领导，与刘少奇等人较少工作合作。毛对聂评价不差，1967年夏
说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并不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
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他提议增加的人员中有叶
剑英和徐向前，却明确把陈云、朱德、聂荣臻排除在外。[12]此后聂一直排在徐向前的
后面。现在还不清楚毛何以对聂不满，但聂既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发动“文革”又
需要一次大换班，那么以叶代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后发优势”
。五年后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帅的状况与1966年一样，叶再度主持军委既顺乎时势
也合乎人情。1975年，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常委。
刘少奇有党的基础，林彪有军队的实力，所以威严无比的毛泽东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支持
者。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历史经验相当重要。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
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
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
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
，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13]毛叶关系的真正起点就在此一“电报”，但其真相还不
能说是很清楚的。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
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
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
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
，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
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甚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
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
也不知道。”当年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没有发过要“武
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
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14]叶对此信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徐既是1935
年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文革”中又与叶持同样立场，他的质疑是不能不认真回应
的。范硕在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引用多位领导人的讲话以肯定有这样一份电
报，其中之一是徐向前1977年送给叶的贺诗“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但
表彰叶的“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着认可有“电报”一事。在后来纪念叶的文章中，徐
就完全不提出长征往事。[15]《叶剑英传》没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问题，七年之后的《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也没有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新的说法。
“大事不糊涂”并不代表事事都满意。终“文革”十年，“刘亭长”对“吕端”的态度
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范。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
年1月22日，毛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
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在“意识到军队中潜在的危险”后，“毛
泽东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领导干部，一再声明不能冲击军事
机关，并对一些造反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16]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
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晚，叶向毛汇报白天的争论
，毛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似乎并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帅
”又一次重拳出击。接着谭震林说蒯大富是反革命的话头，陈毅说[17]：“这些家伙上
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
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
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对“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
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在场的周恩来可以缓冲地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但毛泽东可以容许老同志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决不能
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大发雷霆：中
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
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
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
不答应！[18]相对而言，叶在“逆流”中的表现较能为毛所容忍，江青当时就发现：“
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
”[19]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
。在毛批准的张春桥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没有被点名。叶还于1969年
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也留有余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陈
毅；[20]4月30日晚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允许他们于“五一”上
天安门城楼。在次年召开的以批判“二月逆流”为中心议题之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毛也说得比较温和：“他们有意见嘛，不同嘛，他要说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
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
了。”[21]当然，这既不是真心话，也不是给浓烈的批判气氛降温，而是毛保持自己一
贯正确的策略。三年之后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
鉴于叶已回到军委领导岗位的现状，再一次重复：“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
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
来讲就好了。”[22]用语雷同意在表明：我从来就是保护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这么说
的嘛！
“文革”中军委三次改组，叶是得大于失：两次重用奠定了他作为军方领袖的地位，而
两次“靠边”都没有使他失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使叶可以在改变历史的1976年发挥作
用。正因此，“吕端”对“刘亭长”表现出来的态度首先是敬。1974年，当张爱萍提出
“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时，叶却说：这也许不是毛主席的本意。[23]“直到晚
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
，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24]其次是畏。1976年，当王震
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叶做了一个手势：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
上晃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25]意思是说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后再说
。严厉的党文化氛围使任何高级干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王震也只有在毛泽
东病重时才敢出此大言。终毛时代，叶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敢与毛有丝毫的对立
，而且不断以“唯心的话”和“唯心的事”来表达自己的忠诚。第三是怨，从50年代的
“刘亭长”的隐喻开始，叶对毛就有很深的怨气。1967年夏，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对叶
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
搞“文化大革命”吗？[26]“文革”结束后，叶对毛也有相当批评。其中最有意义、也
最被忽视的，是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
主”。尽管叶的“民主”主要还限于领导要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等作风、方法的范围，
但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在当时毕竟是“思想解放”之论，其中当然包含了叶对
毛泽东专横作风的反思。“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
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
，但这几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甚么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
《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这篇讲话。”[
27]与许多老干部一样，敬畏与疏离是叶对毛的基本态度。
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成为军队的主要领导，没有后来成就大事的资本和力量。但如
果完全听信毛的一切，叶就不可能参与结束毛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思想，没有成就大
事的动力和理想。“吕端”与“刘亭长”有分有合，毛之所以两度让叶靠边，就是看到
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在这一分歧的背后，是军方将领在“文革”中的复杂关系和自我
维护。
二、从抗争到挑战
党领导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却是要清洗党、改造党。如林彪所说，“文革”是“对
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党既不可信任
，则“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
是靠解放军的力量。”[28]作为军队地位的象征，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
穿上了军装接见红卫兵。刘少奇与军队的渊源甚浅，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军委领导人，在
打倒彭、罗、陆、扬，发动“文革”等问题上基本上是紧跟毛的。但当军队受到冲击、
军方将领也受到清洗时，叶等人不但对军队内部如何进行“文革”持谨慎态度，进而对
“文革”本身也有疑虑。“文革”十年，叶剑英等人殚精竭虑而目标始终明确：在前期
，是维持军队稳定；在后期，是控制军队权力。大体上可以说，叶在前期是失败的，在
后期是成功的。
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是最大的政治力量，谁掌握了它，谁
就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毛泽东需要一支忠于自己而又随时可以调用的力量，他在打倒
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动用了军队。而“林彪身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仅次于毛
泽东的军事领导人，他并不希望军队大乱，乱到足以否定自己‘权威’的地步，只希望
以‘乱’为筹码，以遏制反对力量，使各级领导都听从他的指挥。”[29]叶剑英等人的
观点是：“社会上大乱一下不要紧，就靠军队不能乱”。[30]三种政治力量都不想军队
“大乱”，差别只是在于：毛以“文革”的顺利进行为唯一目标，林彪、叶剑英则更多
地考虑到军队的稳定，而当林彪步步紧跟毛泽东时，叶剑英等人则有所保留，并因此与
毛信用的“中央文革”发生冲突。
《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革”全面启动的标志，叶等人以军队的特殊
性为由，不断发出“通知”、“指示”、“规定”，总的精神是“按兵不动”。但天下
既已大乱，军队亦难保中立，不但军队系统的院校和文艺团体开始造反，各地驻军也无
可避免地逐步介入地方运动，或代地方党政系统保管档案，或为被揪斗的党政领导提供
保护，有的甚至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以至于康生等人认为“军队已经成了走资派的防
空洞”。上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不能容忍军队的“保守”行为，冲击
军事机关的行为层出不穷。叶等人采取各种方式制止针对军队的各种造反行为。他与“
中央文革”的直接对抗主要有三次。一是在1966年11月的两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
批评“文革”，以至被逼“检讨”。二是积极推动制定旨在稳定军队的《军委八条命令
》，其中规定了许多“不允许”、“不准”、“不得”，禁止造反派对军队的冲击。一
时间军威大显，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受到遏制。以“青海事件”为例，在占据报社的造反
派向包围他们的军队开枪后，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下令开枪。叶剑英认为“你们打得
对，打得好”。（赵永夫不久被捕，很晚才获释。最后的结论是：他受了委屈，但有严
重错误。因为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31]三是直接批评“中央文革”，其顶点
是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抗争。这些抗争的意义在于提示并强化了军队与“中央文革”
的尖锐对立，为后来抓捕江青等人作了捕垫。但在汹涌膨湃的运动初期，仅仅不介入，
或在介入之后仅仅从维护军队自身稳定着眼打压造反派等等，都是不能奏效的。
毛泽东要军队支持“文革”、保卫“文革”，他不能容忍军队游离于运动之外。“文革
”要清理的主要目标不在军队，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从严就不完全独立，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且军队内部也山头林立，诸种矛盾日久月深，也有“夺权”与“反夺权”的内在需
要。在此多种因素的结构中，稳定军队的努力不可能按照叶剑英等人设想的方式进行。
1966年10月2日，林彪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定军
队的特殊化，军队运动实际展开。在作为权力与秩序的中心的党已经停止行使其职能，
而汹涌膨湃的群众运动已分裂为对立的派别，社会混乱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军队的介入
成为维持秩序的条件，1967年1月21日，毛要求军队“支左”。但“左”“右”并无客
观标准，几乎所有的大军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保守组织”，召致激进造反派的
反弹。于是有《军委八条》对造反派的限制，军队理所当然地据此对造反派进行“镇压
”。当毛泽东意识到“复辟”的危险后，1967年4月6日的《中央军委命令》又反过来要
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给“全面内战”提供了合法借口，酿成7、8、9三个月的失
控状态。军队不介入不行，介入了也不行，这就需要对限制“中央文革”和军队的极端
倾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人被撤职，而与“揪军队一小撮”口号有关的王力等人不
久也被关押。从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开始，林彪系统的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
等人掌握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消灭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对立派后，逐渐稳
定了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对全国局势发挥了影响。[32]吴等既为功臣，则由他们组成
“军委办事组”不久也就取代了叶主持的“军委常委会”。
在维持军队稳定方面，叶剑英等人与林彪有一定配合。1966年，与江青一个战壕的陈伯
达在一次会议上说：“军队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林彪知道后颇为不满：“怎么
，军队也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不知道呀？”[33]害得江青忙去帅
府道歉。据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介绍，1966年11月，叶剑英等人在军队系统
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发表批评“文革”的讲话。会上有人递条子问：这个
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告
诉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林彪看过军委集体讨论过的。范着在此加了一个括号
[34]：
（笔者注：此讲话是否有林彪“同意”一说不确定。据后来总政一位负责人1968年11月
26日写的一份“检讨”材料上说：“当别人当场提出质问时，他宣布他讲的话是得到林
总军委同意的，接见也是军委批准的。这是公开欺骗群众嫁祸于军委林总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确如这位“总政负责人”所说，那么叶之所以“嫁祸”
于林彪，肯定是有借林的权威对抗“中央文革”的考虑。林彪看了会议记录后，除了对
叶在会上的讲话哈哈大笑之外，没有对“嫁祸”有任何报复性反应。这也许就是叶群说
的“首长（指林彪──引按）对毛主席是紧跟的，对‘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
些老帅也有感情。”[35]由徐向前、叶剑英等人推动的《军委八条》，其实是由林彪主
持制定的。
事实上，由于“中央文革”竭力推动的“文革”扰乱了军队原有的权力秩序，军方将领
在林、江对峙之中多是支持林彪的。以韩先楚为例，他曾在给林彪的电话中，针对江青
等人说过“朝里有坏人”，就这么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击，跟他们干到底。[36]林没
有把韩的话作为礼物送给江青。“九大”以后，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庐山会
议上讲话，“曾让韩先楚兴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
散了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而“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
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
了。”[37]会议期间，韩先楚、许世友等人都签发了支持林彪的“表态信”，他们都想
利用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江青集团，1970年底韩在福州布置下一年工作时，就提
出要大造成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韩是林的老部下，但许世友与林却从无渊源
关系。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警觉的，无论是“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信，还是“九大”前夕拒绝由
陈伯达起草的含有结束“文革”以发展生产力等内容的“政治报告”初稿，都表明毛泽
东并不满意林的行径。1967年10月，林彪着手成立旨在取代军委的“军委办事组”，次
年3月，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
常委会可以不开了。[38]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林也没有掌握军队的全部领导权。“九
大”政治局委员中穿军装的比例很大，除林彪集团外，既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元
帅，也有陈锡联、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军队任职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军将
领。这就是1971年毛泽东可以轻易收拾林彪集团的原因之一。
林彪之后，形势相对平静，但上层斗争的阵线和目标都更为明晰。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
，叶剑英与江青等人都明白他们即将面临最后的一搏，而未来的一切取决于对军队的掌
握。叶在1976年曾说：“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
们手中！”[39]如果说叶剑英在“文革”前期还可以借助一下林彪的话，那么此时则要
直接面对江青集团的挑衅。江青当然善于拉大皮作虎皮，不过正如韩先楚当时就感觉到
的，这虎皮也并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40]在她的背后，是“文革”的
最大动源毛泽东。毛既然对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都没有完全放心，对叶就更不会完全放手
了。1972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
右倾错误”。1973年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发觉军队对他的路线紧跟不够。同年12月
，毛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1974年江青十分活跃
，她俨然凌驾于军委之上，以送批林批孔材料为由插手军队，宣称军队是“军阀管制”
，要“放火烧荒”、“夺权”，并以“批走后门”的方式批评点名叶把女儿送到福建参
军。还直接写信给叶等军委领导人，对军队各大单位横加指责。中央也于74年11月两次
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江青的材料，以示支持。1976年“批邓”后，叶在1975年军
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党内斗争的唯一裁决者。由于叶剑英等人的行为和意图并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
，所以叶剑英对江青的对抗就特别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10月，将决定今后
数年国家领导人的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准备抱病去长沙，争取有利的人事安排。
此时“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治疗。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感到
目前中央正面临着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
人帮’乘机作乱，现在以不提此事为好，坚持总理依期限南行。”[41]周是叶的支持者
，但叶仍然冒险坚持周抱病南行，终于赢得了基本令他们满意的结果，1975年，江青集
团明显居于下风。叶的另一个策略抢占先机，提前进入“战斗状态”。鉴于“文革”前
期的失败，叶剑英认识到与江青等人的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必须尽快地使“
路线斗争”明确化。1974年年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的消息后，叶“利用
一次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机会，一个一个交谈，并给他们看记录。要他们表态
听军委招呼。”[42]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虽然没有点名，却又非常明
确地批评江青“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还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
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稳定部队。军政大学党委改组时
，他一一了解党委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严格把关，绝不让与江青集团有丝毫
联系的人进去。李德生回顾当时的斗争，说叶“特别重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反复强调
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43]王平上将1975年出任武汉军
区政委，行前叶剑英亲自向进行路线交底：“武汉军区很复杂，‘四人帮’及其伸向某
省的黑手，通过各种渠道插手某省军区，大搞反党乱军活动。某独立师参谋长，在四届
人大前写大字报，要周总理下台，要张春桥当总理；某军陷得很深，唯‘四人帮’是从
，防化连是江青的试点单位。”[44]王平依计而行，确保叶对军队的领导。
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毛泽东虽雄
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他限制叶剑
英的愿望。当1976年2月叶再次“靠边”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叶剑英既不
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
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
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甚至代理其职务的陈
锡联也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
45]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毛在临终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叶叫到面前：“只见毛泽东
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甚么，只是说不出来。……他在床边伫立
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46]叶后来说：“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
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济，水平不高
，还是想尽力去扶助他。”[47]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在叶剑英与江青等人的冲突过程中，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和技术来调控和协调。但在毛
之后，对立统一只能展现为一分为二，最终导向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文革”中崛起的
叶剑英也是结束“文革”的领导人；“四人帮”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的
得益者，同样经历了“文革”风雨洗涤的叶剑英及军队终于把“文革”的“弄潮儿”送
上审判台。长城就是长城。“文革”是彻底失败了，中外历史都证明，革命越是彻底就
越是不可能成功。而其直接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军队）和
“文革”的推动者（中央文革）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
三、平衡中的不平衡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阵线一度不清。原则上，只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包
括刘少奇在内，没有人在口头上敢于反对“文革”，绝大多数人也在行动上支持“文革
”。但在“紧跟毛主席”的大旗之下，又确实有各种动机、主张、利益在起作用，党史
、革命史上的诸多矛盾也终于有了一个总爆发。这使得任何简单的划界都难以说明历史
。比如，康生、陈伯达历来被认为是“中央文革”一伙，但叶等“大闹怀仁堂”后，江
青却向毛泽东的报告：“总理、康生、陈伯达是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
站在正确路线一边。”[48]可见“一伙”之中也并不完全一致。同样，积极批判将军的
，也不只是“四人帮”。1966年3月总参谋部批判张爱萍时，有人“昨天，还毕恭毕敬
地向他请示汇报，今天就声色俱厉地对他批短骂长。诚然，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形势
所迫，但是，世态和人心总是那么奇妙！”[49]长期的斗争哲学早已培养了大批运动员
，人性的卑劣和恶毒可以在运动中充分释放。1974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后，韩先楚的
兰州军区司令没有被撤销，但福州军区却揪出了一批“韩先楚的黑干将”。“四人帮”
粉碎了，这些当年批判“四人帮”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功臣，反而多了一顶“反对周总理
”的帽子；而当年给江青写过效忠信的人，却因为“上头”有人，“自然就是‘正确路
线’上的人了，有的还成了运动骨干，整起人那才狠呢。”[50]“路线斗争”不过是把
意识形态的标签嫁接到权力之争、人际之分之中，使本来就存在或潜在的种种矛盾、冲
突具有一种政治的必然性。
当然，“文革”最耀眼的事实，毕竟是江青集团从秘书文人一变而为中央领导，她（他
）们是这场革命的耕耘者和收获者。当刘少奇等重要领导人被打倒在地时，江青等人却
扶摇直上。“在1966年以后，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分的赞扬，除
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在林彪、‘四人帮’以外的重要领导人也参加了过分
赞扬江青的行列。”[51]上有毛泽东的亲睐，旁有老资格领导人的捧场，到1973年的“
十大”时，江青集团羽翼已丰。这就是叶剑英说的：“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
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
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
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52]
然而，江青集团的权力有它的虚幻性，她（他）们的权力局限于党的系统。周恩来始终
掌握国务院的领导权，后来又得到精明强干的邓小平的有力支持。尽管张春桥做了第二
副总理，部长当中也有几个与江青等人关系密切，但在政府系统始终处于边缘。王洪文
、张春桥在1975年1月成为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
区的政委，但除了弄套军装穿穿外，对军队的影响力极小。江青不得不承认：“我们只
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
有我们的人。”[53]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王、张知道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没
甚么市场，又不便发作。只好一言不发。
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对于党的系统，军队与政府系统有一定的技术性格，军
队负有国防使命，国务院要组织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仅仅写几篇文章、发一些议论是
无法承担军政责任的。“九大”结束后，江青曾对人说：“周恩来，行政领导，组织才
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54]江青不知道，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
“大方向”、“大原则”云云只能是大而无当的空话，而具体的行政组织才是权力运作
的基础。同时，共产党的天下是军队打出来的，渊源、资历、战功是取得发言权的基本
条件，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甚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
彪在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还对此极为敏感，有一次曾问罗瑞卿：“我们
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领导人。”[55]林彪尚且有此顾虑，何况毫无军
功的江青等人？1968年5月，林彪就和吴法宪等人议论：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无名小卒
，名字却排在黄永胜等人的前面。[56]功高位显、“大老粗”出身的将帅，不会把那些
长期被认为是改造和批判对象的知识分子当回事，“眼镜”如何能让将军服气？1974年
9月，韩先楚就向林彪写表态信并怀疑张春桥一事检讨，但在他的心中，身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的张春桥甚至不如国民党的战俘廖耀湘：“无论我军吃了新六军多少苦头，又怎
能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
更何况这位新六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八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
战功。可这‘鳝鱼眼’算个甚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
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得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57]在南京军区
，政委张春桥的党内地位高于司令员许世友，但在张在军区并无实权。这一点，许世友
的儿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
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爸爸
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58]
当毛泽东得心应手地依靠军队发动“文革”时，军队系统实际上被置于党的对立面，并
超越党的权威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全国学习解放军”，“军管”代替了
党管，军装成了干部装。1969年“九大”重建党组织时，军方将领大举进入党和政府。
注意到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过重份量，毛泽东在与林彪斗争时有意限制一下军队。
1970年南巡之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口号又在中华大地回响了。林彪倒台后，党
的权威明显提升。“十大”以后，毛以政治局为核心，彻底实行党政军一体化。四届人
大产生的12个副总理中，8个是政治局委员；1975年产生的11个军委常委中，前8个是政
治局委员，3个是副总理。当时的党政军大权，基本上集中在以毛为核心的十来个领导
人手中。但是，党政军毕竟各有工作重点和能力要求，除了周恩来、邓小平等可以胜任
各方面的工作外，其他人还得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主要岗位上，实际上还得有分工。1973
年年底，“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参与管政又管军，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
国务院的工作，由周恩来与邓小平主持；军队的工作，由叶剑英与邓小平主持。这样一
个部署，形成了一个‘周一邓一叶’新三角，三足鼎立，实际上是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
一辈革命家的一个有力支持。”[59]但毛没有冷落江青集团。这一安排本身，就是为了
平衡老干部与江青集团。
据邓小平的女儿说[60]：毛泽东想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但是，
为了制衡和“稳定”，他又不会让任何人独掌一个方面的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
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
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的势力。
平衡的前提和目的是各方势均力敌，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中，江青集团只在党的政治局“
能量颇大”，如何能平衡得了掌握着军队和政府的老同志？党指挥枪固是原则，但没有
军、政的支持与配合，党又指挥甚么？党的领导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从来与枪无缘的
江青集团还不就是40年代的王明等“教条宗派”？何况即使在政治局中，反对江青集团
的也绝不只是叶剑英等人。由于江青没有领会毛泽东一再要她与其他领导人搞好团结的
深意，不善于搞“统一战线”：“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革’
的受益者，他们中间虽有然有的人对‘文革’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很快站到否定‘文
革’的务实派这一边。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
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搞自己的小圈子，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
立的境地。”江青等人过于天真而僵硬地坚持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忽略了权力角逐中的
现实策略，她们的丧钟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就敲响了。毛泽东早有先见之明，1974年就
对江青说过：“我死了，看你怎么办？”[61]
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格局中，军委所在地“西山”极为重要。1966年大乱开始后，叶
剑英和聂荣臻、刘伯承搬到西山，陈毅、徐向前也常来看他们，商量对策。1967年2月
，军委碰头会干脆搬到西山，“那一时期，叶剑英和另外几位元帅在西山接触是何等隐
蔽，何等频繁，斗争何等激烈啊！”[62]抓捕“四人帮”前夕，叶剑英也是在西山与聂
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刘志坚、李德生、宋时轮、肖华、梁必业、苏振华、张廷
发、萧劲光、吴富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军方将领商议行动计划。研究“文革”，
不但要关注“游泳池”（毛泽东）、“西花厅”（周恩来）、“钓鱼台”（中央文革小
组）、“毛家湾”（林彪），也应当关注“西山”。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敢对毛有
任何非议的叶剑英等何以没有与毛泽东信任的江青等人“团结”在毛泽东的大旗之下，
而毛又何以没有及时清理军队系统使之与江青等人密切配合？在没有足够的材料分析这
类问题之前，合理的猜测只能是，叶等人在敬畏毛的同时并没有真心认同毛的思想和意
图，而毛对自己的平衡术和“文革”的效果又过于自信。
进入1970年代后，“文革”已是天怨人怒，而经过“文革”洗礼的将军也更深切地理解
权力对他们的意义。1969年秋，陈再道、李志民、钟汉华、金仲藩等人被发配到江西农
场劳动改造。将军本是苦出生，但过惯了“将军楼”、“红旗车”的生活后再回到黄土
地，身心感受显然苦涩。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甚为同情，以检查身体为名，用一架军用
飞机将他们接到福州，“住到汤井巷。每人一幢小楼，有专车，有保健医生、护士，看
文件，放专场电影。一句话，与在职的军区首长待遇一样。身体是自然要好好检查一番
的。精神和身体都恢复得差不多了，时间也不短了，光看电影、下棋、聊天也没有意思
呀？于是，专车随员从福州到蒲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瑞金、井冈山、吉安、
南昌、九江、景德镇等等，闽赣两省转悠两个多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让身心在湖
光山色中遨游、疗养、放松。……福建前线成了受难将军的避风港。”[63]韩先楚可以
凭借权力让被打倒的将军消遥避风，而一旦失去权力，他连自己的人身自由都保不住。
1973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次年3月，主要是因为“四人帮”的推动，不点名地批评韩
先楚的中央九号文件下发。文件一到，韩先楚马上就看到了变化。“兰州的自来水黄糊
糊的，军区首长家都是喝井水。有了九号文件，军区一号首长家就没了井水。之前每月
按时供应的粮油肉补助，这回也没了。想买点白糖冲奶喝，也说没有。……最让他难以
容忍的，是电话也有人监控，谁来看他，何时来的，何时走的，车型、车号、车的颜色
，马上就有人报告上去了。”[64]
发动“文革”与毛泽东一贯的政治理念相关，这就是以革命精神塑造一个干净理想的新
世界。确实，十多年和平幸福的生活，使得一些高级官员养尊处优，甚至腐败堕落，毛
泽东从中看到革命意识形态的蜕变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严重弊端。就此而言，发动群众
揭发、批判官员不能说是无的放矢。“文革”播下的虽然不是“龙种”，但也不全是“
跳蚤”。狂热的造反运动包含着真实的义愤与合理的要求。既无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
民的不满和抗议就只能借运动之机释放出来。问题是，政治运动的狂飙除了打倒一大批
官员外，并不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文革”后期，一些将军重新出来工作，“有人
到了福州，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甚么叫‘杠子肉’，韩
先楚说可能就是猪脊梁上的那条里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
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
子，老毛病就犯了？”[65]“老毛病”其实不是毛病，仅仅“生活问题”还不足以使他
们丢失官。他们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站在“刘
少奇反革命路线”一边。既然如此，只要这些将军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那么
再吃“杠子肉”、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等等就都不是问题。“文革”折腾了几年，一
些将军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政治惩戒如果是有收获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
到权力的重要性，更加坚定地要与试图夺去他们权力的“四人帮”斗。“文革”的最大
阻力在于，总得有人来当官，当了官就难保不“变修”。因为没有民主宪政的制度性约
束，毛泽东的理想只能靠权力予夺的政治谋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涤来保证。打倒
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旧官僚，谁又能保证新官僚就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次“
文革”不能解决问题，“七、八年再来一次”也不能解决问题。“新世界”遥遥无期，
现实世界却动乱不已，空前的社会改造蜕变为血腥的权力之争。
有将军因此与叶剑英密切配合。萧克、唐亮领导的军政大学坚决与叶剑英保持一致，不
但对王洪文的两次批示置之不理，对江青要求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的批示，
也以“没有经过军委叶副主席，不符合组织程序”为理由不理不问。[66]1975年张廷发
出任空军政委后，叶向他进行路线交底，谈的第一句话就是领导权问题，坚定了张廷发
的信心。此后王洪文约张廷发谈话，遭到拒绝；王洪文托人捎话给张廷发，张也拒不执
行。[67]除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少将和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中将等人外，绝大多数重要的
军方将领，特别是有过下台或挨整经历的，都在叶剑英的支持、领导下抵制过江青集团。
无论天下如何大乱，军队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军队组织系统始终保持了相对连续性
。毛泽东可以用它来“横扫一切牛鬼神蛇”，叶剑英等人也可以用它来遏制江青集团。
还在1976年初，叶就已经准备与江青等人大战一场。“四五”运动后，他多次与王震、
聂荣臻等密议此事，并要求他的办公室全面了解“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然而，军队的
实力必须伴之以党的合法性。虽然与叶相比，华国锋的行动是面对“四人帮”的进攻后
被迫采取的回应，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叶一开始就意识到要“获得
华国锋的支持与合作，并由这位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最后拍板。这是重大的组织原
则问题，也是争取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他在第一次与华国锋商量此事时
就表示：“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68]叶谦虚地把自己定位在“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后来也讲过是华国锋领导了
这场斗争。因而在充分肯定叶在抓捕“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的同时，也有另一种“华
主叶辅”的说法：“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的秘书李鑫，华国
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抓‘四人帮’起核心作用的
是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三人，叶剑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69]严格地说，抓捕包
括中央副主席在内的行动，必须有党、军的密切配合。《李先念文集》（1935-1988）
注157中说到粉碎“四人帮”时的领导人排名顺序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薄一波
说：“剑英同志……同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经过精心筹划，一举粉碎了‘四人
帮’。”[70]这也就回就应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叶剑英的作用所证实的是，能够指
挥枪的“党”，是有枪支持的党。
1965年，当酝酿“文革”风暴的毛泽东抒发着“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清词
丽句时，叶却仿佛预见到一年之后遍地的“吴钩”，在《读〈论持久战〉》一诗中有“
一篇持久重读罢，眼底吴钩看不休”之句。果然，一年后他又有《虞美人》一词：“串
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毛泽东的和平
年月永远不会使元帅有“几曾识干戈”的感叹。战斗正未有穷期，眼底吴钩看不休，直
到“十月惊雷”用吴钩把笔杆笔子彻底制服。 | w*********n
发帖数: 1975 | 3 如果林彪坚辞不受，不上贼船的话，花帅就是替补，事实上，林彪出事后，就是花帅掌
军。
林彪是嫡系，毛信任，林彪有自己的班底，各路骄兵悍将镇得住。花帅没有自己的班底
，事情如果做得出格，各总部各大军区就不会俯首帖耳。
但林彪的长处也是他的致命弱点，华帅的短处恰好是其长处。林彪重用四野人马，不仅
把持军队，黄吴邱李叶还都弄进政治局，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毛家利益，其死必然。打
倒刘少奇，肥了林秃子，这他妈的文革不时帮你林家搞了吗？没有自己班底的花帅，也
许没那么得力，但用起来比较放心，事实证明，即使后来政变成功，也是借助华汪之力
，而且花帅自己没有上位，也没有自家山头人马（本来就没有嘛）上高位。当年要是后
党不是那么咄咄逼人，而是对花叶分别利诱争取，毛主席的革命事业是可以继续前进的
，哪怕让华主席过渡几年，江山依然会回到新毛主席手里。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