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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8 | 1 [ZT] 作者：雷颐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20天后，清廷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做出大幅度让步、妥
协，企望渐成燎原之势的“乱事”能因此迅速平息。
这四道上谕是：
——《俟简贤得人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汇
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7-598页）。此谕终于承认
，半年前惹众怒的“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而“本年设立内阁，仍令王公等
充国务大臣，原属一时权宜之计，朝廷本无所容心”。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许诺“一俟
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
章程撤销，以符宪政而立国本”。
——《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同上，第95－96页）。此谕先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党
禁”：“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独戕贼人材，抑且消沮士气”，但是“况时事日
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
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
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
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
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
人等，尤当深自祓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意。”不仅戊戌
以来的政治犯全部赦免，而且准其组党。
——《实行宪政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96-97页）。朝廷再次承认
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皇族内阁”多用亲贵，破坏了立宪原则；铁路收回国
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虽行新政多年，但“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
“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结果是“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而且，“司
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结果
导致“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生
灵涂炭。但是，“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对这次“鄂、湘乱事”，此谕认为虽由新军发
动，但强调应由湖广总督、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积极推行“干路国有”的政
策，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并于10月初在武汉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人的瑞澂
负全责。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
宪法者，悉皆除罢。
——《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
97页）。爱新觉罗·溥伦是道光帝嗣曾孙，袭封“贝子”爵位，任资政院总裁、农工商
大臣，是宣统年间皇族内阁重要成员之一。此谕承认“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谕令
资政院总裁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
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
一天之内，连发如此四谕，且让步妥协之大，出人意外，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
迫，当然是出于无奈。这20天中，湖南于22日宣布独立；陕西于23日宣布独立；江西九
江的革命党人和新军于23日起义，占领九江后继而乘胜攻占了马当、湖口两个要塞，成
立九江军政分府。给清政府打击、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这一天之内发生两件
大事。一是太原革命党和新军发动起义，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四十三混成协统领谭振
德，成立山西军政府；一是驻河北滦州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统领蓝天尉等人发动
“滦州兵谏”，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
任总理和国务大臣、特赦国犯等十二条要求。太原、滦州离北京都不算远，满朝震动，
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惊惧异常，准备携溥仪逃往热河。虽因袁世凯急电阻止而未“北
狩”，但为解燃眉之急，载沣还是颁此四道上谕。
然而，革命的扳机一旦扣动，就很难停下来，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严复认为，如
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条，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
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
1986年版，第784页）
二
这“急于星火”的四道上谕，对大清王朝生死存亡来说，究竟是一个月前抑或更早一些
颁布效果才会大不一样，很难精确“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错失，或者说浪费了一些历
史的节点。不必从鸦片战争细往后数，仅盘点一下这四道上谕的内容，就知其最近浪费
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此时清廷许诺“速行宪政”、“速定宪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从1910年1月
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
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
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
压立宪运动，结果必然是立宪派的激进化、革命化。如果说立宪派、绅商仍是“民”，
其要求不足为意,那么朝廷对一些亲贵、多数封疆大吏的类似要求，竟也不以为意！
对是否组织内阁、开国会，清政府内一直有不同意见。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两位
亲弟弟，他们掌握海陆军大权，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对开明，支持立宪。载涛曾以贝
勒名义连上密奏，条陈军政大计，主张“速设责任内阁”和“缩短国会年限”，宣称：
“如以臣言为是，则请迅速举行；如以臣言为非，即负欺君之罪，请立予罢斥。”密折
虽然留中未公开，但载沣传谕载涛到府邸会商。(《涛贝勒两陈军国大计》，《申报》
1910年9月14日)载涛在接见国会请愿代表时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国会，尝细心考察
各国国会利害，实无丝毫流弊。”(《国会问题之大警告》，《申报》1910年10月20日)
在地方大员中，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锡良等一大批高官明确支持立宪。
但权倾一时，掌控军机处大权的亲庆王奕劻却表反对。对成立责任内阁，他消极抵制，
当无法抵制时，就主张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确保自己的权力。两江总督张人骏、陕
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直隶总督陈夔龙也反对立宪。1910年秋，张人骏得知李经
羲、锡良等人商议奏请设立内阁与开国会时，立即通电各省督抚表示反对。他以古今中
外之民情风俗不同、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为由，对李经羲等人开设内阁与国会的
主张提出质疑，认为既不能开国会，也不能设责任内阁。如果“操切急进，仆蹶堪虞”
，势必激成“举国骚然”的大动乱。所以筹备宪政应当避缓就急，不能开国会，也不能
成立责任内阁。当前急务就是“饬吏治，兴实业”，所谓“吏治修，则民志安；实业兴
，则民生厚。内讧不起，外患可弭。及时修明刑政，整饬戎务，未尝不可为善国。”（
“各省督抚联会商要政电”，《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他的主张，仍是在传统政治
框架内整顿纲纪。长庚也明确反对内阁与国会，曾电奏阻开国会内阁，强调“谓祖宗成
法，万不可废。”（《专电·北京》，《申报》1910年11月2日）恩寿、陈夔龙则主张
先设内阁后开国会，这种先设内阁而缓开国会的主张，虽与张人骏、长庚等观点不完全
一样，但主要还是针对李经羲、锡良等责任阁国会同时并进的主张。
对张人骏等人的主张和观点，锡良等一大批官员起来反驳。1910年10月25日，东三省总
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黎将军广福、察哈尔都
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山东巡抚孙宝琦、山
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
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族巡抚庞鸿书等，几经商议，认为时机紧迫，联名致
电军机处代奏，批驳那些反对设立内阁、开国会官员的观点。针对中国民间“久无政治
思想”，程度不足，立宪会导致动乱的观点，他们反驳说：“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
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
他们特别强调，现在“时局危险”，“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时内阁、国会同时并
举才能“上下合力”，而且已有过晚之嫌，不能再迟。要求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国会
。（《各督抚请设内阁国会之章奏》，《申报》1910年11月2日）
但几天后，锡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决定三年后再开国会的消息，焦急万分，于11月1
日又上一折，再次强调速开国会、建立内阁的紧迫性。他们对即将发生大变感受深切，
所以提醒朝廷可能已无三年时间了：“若又迟以三年，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官员“
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货营私，以肥囊橐。失败
之政仍归咎于君上，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气。”（“庞
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近代史资料》总59号）这次电奏，比上次少了张鸣岐、宝棻、
广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闽浙总督松寿和四川总督赵尔巽。此奏不长，但对形
势的分析非常透彻，尤其提出朝廷应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气”，一针见血。
究竟是同时成立内阁开国会，还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或者是干脆根本不成立内阁也
不开国会、完全承继“祖宗成法”，朝廷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一直在激烈博弈。不必细述
具体过程，总之，载洵、载涛二位皇叔的意见，锡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折，全都未发生作
用，最终获选的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这种相当保守的主张，朝廷于1910年11月4日
发谕公布。此决定使积极参与立宪的地方督抚大员大有挫败之感，连清政府一纵高官都
备感挫败，那些绅商、立宪派的挫败感则更加强烈，其中许多人对清王朝大为失望，产
生了强烈的离心力，以“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形容清廷的麻木。绅商、立宪派是清
政权能否稳定、甚至存亡的重要基础，他们的这种心理叛离，寓示着清王朝其实已危在
旦夕。
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纳载洵、载涛和锡良等人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从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孙中山。然而
，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风闻梁启超有可能回国领导立宪，清廷突然下旨查禁
梁领导的政闻社：“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
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
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夥，即行严
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光绪朝东华录》，第5967页）由于清廷严禁，梁
启超不得不解散政闻社。
近十年来，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
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政闻社宣言书》明确表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
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
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
第28－29页）然而，他此时仍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清廷如此严
厉镇压政闻社、追拿梁启超，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信服“革
命”的人越来越多。
清廷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权内最高统治者一直对十年前
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不仅不想法设法抚平创伤，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
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让影响巨大的梁启超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仍
把他们当作体制的敌人，终于失去了领导“预备立宪”的能力与机会。
清廷此举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愚蠢之极，一些高官也大为担忧、不满。1909
年，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就上书朝廷，要求开放党禁：“当此预备立宪之时代，贵上下
相示以诚，破除猜嫌之见。伏原皇上明降谕旨，去堂廉之阻隔，除防禁之琐屑，有以安
亿兆之心。固今日之急务矣，至戊戌之案已成往事，是以光绪三十年曾奉恩谕，分别开
复原免，有司奉行未尽，用者寥寥，拟呼特予恩施，”同时主张赦免戊戌党人：“戊戌
党人平日著书立说，似皆效忠本朝，倘获昭雪，未始不可壮正气而消邪气也。”
（“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条陈新政折”，《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9期）对此，朝廷
置之不理。
到1910年底，立宪派要求开放党禁、赦免康、梁的呼声越来越高。资政院议员罗杰提出
开放党禁议案，连御使赵熙、温肃都奏请赦免戊戌党人，甚至载洵、载涛两位皇叔都多
次向其兄载沣陈说，载涛为此专门上了一个密奏。对此，朝廷还是置之不理。
1911年1月初，罗杰的议案正式付资政院表决。议员在表决时颇有不同意见，因为此议
要求赦免的不仅是“戊戌党人”，还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切“国事犯罪者”。有议员认
为，应将戊戌党人与革命党人区别对待，现在应只赦免戊戌党人，因为革命党不承认立
宪，是否赦免今后再说。但大多数议员进一步要求一并赦免革命党人。罗杰发言为自己
的议案辩护说革命党人一日不赦，人心一日不能安，满汉终不能融洽。如果赦免革命党
人，“就可以化除满汉，安定人心”。他提此议“无非激起他们的忠爱之心，不使为外
国人利用”。故“本员主张请求皇上天恩，一体特赦。对内就可以调和满汉，对外就可
以免受外人运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四号议场速记录”，《资政院议场
会议速记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27－528页）表决时，多数议员同意通过
此案。对此，朝廷依然置之不理。
无论是资政院议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两位“皇叔”，他们的有关建议全被否定。如
果朝廷在十个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采纳他们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取消皇族内阁，承认其“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
月8日，皇族内阁甫一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责，使真正决定王朝存亡的士绅阶层
愤怒异常，对其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而且，立宪派最上层
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6月6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
代表决定妥协让步，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任内阁阁员，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
，希望朝廷也妥让一步，将此议呈请都察院代奏，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然而，当时朝
廷却置之不理，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
如果三个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协，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承认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但就在五个多月
前的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颁谕宣布“铁路国有”时就知道会遇到激烈抨击、反
对，尤其是立宪派、绅商的激烈抨击、反对，所以谕旨中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
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此举必然激起民众强烈反对，清廷却下严旨晓谕商
民“如再不服约束，格杀勿论”。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顺应民情，不仅代川民上奏，并
且自上密折请朝廷改变决定，将始作俑者、邮传大臣盛宣怀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同时请
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然而，清廷大怒，将尽职尽忠的王人文调离，并令
其进京候讯，准备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深感解决川民“保路”风潮只能府顺舆情，也
上奏朝廷请求改变决定，甚至在9月1日联合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奏劾盛宣怀与民争路
酿变，也要求将盛治罪。但第二天清廷却传旨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民众，如果养痈
贻患，定将其治罪。同时，朝廷已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查办。在这种情势下，赵尔
丰转尔血腥镇压保路民众，最终直接引发武昌起义。结果，为平息事，朝廷不得不于10
月26日下令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给盛宣怀：“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
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
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此时在《实行宪政谕》中，不得不再
次承认自己“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不得不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
。其实，王人文、赵尔丰、玉昆都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对朝廷忠心耿耿，对四川民
怨沸腾有真切体会，然而连他们的建议朝廷不仅完全听不进去，还要将其治罪，结果就
不必多说了。如果清廷早几个月听从王人文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或者一个
多月前，仅仅一个多月，听从赵尔丰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结果或许不一样。
三
正如严复所说，“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此四道谕旨颁下后，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
30日当天，革命党和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11月3日，贵州、浙江、上海
的革命党和立宪派发动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公布《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折》
，即所谓“十九信条”，完全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条件，体现了英国式“虚君共和
”内阁制。但这种局面下，“十九信条”没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继续。
11月5日，江苏宣布“反正”，四川革命党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颁布《准革命党人
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104页）许诺“所有此次
党人均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藉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其实，此谕完全多余，此
前颁布的《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已含此内容，此时颁布此谕，只是向革命党人做出最
大妥协的一种姿态、甚至可说是一种体面投降，企盼能平息事态。但是，革命还在继续
。11月7日，广西、安徽宣布独立。8日，福州革命党与新军起义。9日，广州宣布独立
；同一天，清廷万般无奈答应袁世凯提出的种种条件，颁布《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601页）授命袁世凯组阁。此时，清王朝只
能任人摆布、由袁世凯与革命者来决定其命运了。
现在颇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过激，打断了晚清的“立宪”。其实，是清廷自己断送了“
立宪”，许多历史的“节点”被浪费后，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最后时刻或有一线希
望，但立宪派的要求被断然拒绝，锡良、赵尔丰这一干封疆大吏的恳求被否决，连载洵
、载涛两位皇叔的意见都不被采纳时，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 S***p
发帖数: 19902 | | d*****0
发帖数: 68029 | 3 光绪那种皇帝确实没人干。
【在 S***p 的大作中提到】
: 连皇帝都没人愿意干了，推个小P孩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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