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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儿媳回忆儿子死刑事件
口述/赵力平 采写/周海滨
2011年12月1日，是朱德诞辰125周年。
此前，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夫人、年过八旬的赵力平老人，一直忙于大型纪念活动的筹
备工作。在她位于北京玉泉路一个普通公寓楼的住宅里，她和朱德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
袁存建见了面，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
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年经组织介绍，在贺龙的
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琦结婚。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
科长，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
1988年离休。
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
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而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则在1983年9月“严打”期间，
以“流氓罪”被枪决了，死时年仅25岁。
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被删除。很多人为朱国华打抱不平。对此，赵力平女士在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周海滨的专访时，坦然做了回应。
赵力平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
”。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
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
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
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意。由于烽火战乱，他一生先后有过4位妻子。
我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是在昆明认识的。肖妈妈的爸爸在昆明有个货栈。爹
爹从上海到云南陆军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
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
养病期间，爹爹总是每天早起扫院子、挑水，特别勤劳。肖家父母一看，这么好的人呐
，爱劳动，还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爹爹和肖妈妈
就这么在一起了。
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的丈夫朱琦。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妇女病，数月后
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为他取小名“保
柱”。
朱琦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了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一名
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
朱琦很小的时候，陈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人说他1917年出生，有人说1919年出生，他
自己也说不清。陈妈妈对他就像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好。爹爹很感激陈妈妈把朱
琦养大成人。
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他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我上泸州
去过两次，陈妈妈祖上的房子还在，结婚的床、结婚的东西还在。
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15岁参加革命，17岁上井冈山投奔
红军，领导妇女闹革命，泼辣能干。1929年，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了闽西重镇
长汀，部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
就在休整期间，经过贺子珍和曾志的介绍，爹爹和康妈妈结婚了。尼姆·威尔斯曾写道
，在延安采访时，她与朱总司令夫妇和周恩来一起吃饭时，见康克清顽皮地敲着朱德的
手臂，而这位红军总司令也微笑地看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
拒绝了组织介绍的对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
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朱琦1938年到了延安，在中央
党校学习。
毕业后，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让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了，甲等
残废，也不能打仗了，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
织批准组织调查，还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我1926年出生，老家是河北定县大定村。我父亲赵鸿儒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大哥赵士
珍、二哥赵士斌也都参加了革命。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我们校部有一队二
队，我在二队。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头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当时
也没介绍他是谁。人家看我，我没看他。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
第二天，顾玉玲指导员问我说：“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我说：“上次那人啊？我没
看他呢。”指导员告诉我那是谁，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说：“我现在多大呀
，18岁，太小了，不行。我们那有风俗，找对象得通过父母，父母不同意还不能结婚。
”当时我一直没同意。
后来我问我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你说，指导员给我介绍对象，是总司令的儿子，
我跟不跟？”我朋友说：“那么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们都反对。
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了。我从女生大队调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队列
科当参谋，负责统计工作，归朱琦领导。我工作上向他汇报。天天见面，那时我还是坚
决不同意。
有一次，他说：“咱们两个怎么样啊？组织跟你谈了吗？”我说：“谈了，不怎么样。
你们家官太大了，我们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其实，我对他的印象还行，比较热情，也挺客气的。
贺龙“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我和朱琦都到了
一二零师司令部，他当通讯科科长，我是文书科参谋。
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谈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啊。贺龙和甘泗淇将
军的夫人李真没事吃了饭就说，小赵出去遛遛吧，遛遛就问我想好了没有。
有一次，贺龙跟我谈话说：“咱们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定下来
我们就进张家口了，不结也得结，结也得结。同意不同意？什么时候结？”他说：“我
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
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
说完，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边写边说：“这是
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
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
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进了张家口，我们照了结婚照，朱琦给他爸爸一张，我送给舅舅一张。解放后，我去找
婆婆肖菊芳家的人，发现都没有人了，肖妈妈的亲弟兄、孙子辈都没有了。
大约一年后，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爹爹和康妈妈。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
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
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
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康妈妈还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
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于怕引起他们伤心，我们没有告诉两位老人。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
级干部的朱琦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火车司炉，三年后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
，学会了开火车。
孩子们被送进中南海
1949年天津解放，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我担任
组织科科长。1957年，干部支援文教系统，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
一直做了17年。
那时候让你上哪，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让你去你就去。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
没动过工作，也不敢要求调动。我想调也不敢说。我爱人在北京，我在天津，这么来回
跑，又辛苦。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回北京家里，休一天，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他
在铁路，我坐火车不要钱，就这点方便。有时候星期天晚上回来，有时候星期一早上六
点坐火车回来。
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在北京与北
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
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
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
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
原来是爹爹。
从司炉干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当上北京铁路局车辆处的处长。
1950年，我又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攻占了汉城
。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我只好把10个
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双方已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
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爹爹为他取名“和平”。
和平刚8个月，就被送进了中南海。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我们的周末和假期，便大
多要到北京度过。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
上，家境困难。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
如此一来，孙子、外孙、侄孙们聚在一起，有十五六人了。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
，将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
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
没有去领过。
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
，也就是400多元。
在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外，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
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
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朱琦病逝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
，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
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
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在家休养。
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
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赶回家，他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
当兵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朱琦走时，只有50多岁。
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6月20日，朱琦去
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爹爹。
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看到爹爹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客厅，我忍不住就哭出了声
。爹爹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
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
太可惜了。”
最小的儿子被执行死刑
我1988年12月底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我一个人在天津，身边没有一个子女。我打了个报
告，1996年才调到北京。
1983年“严打”期间，天津一天内处决了82人，国华就在里面。国华1957年出生，出事
时才25岁。他不是什么天津人民银行的行长，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
与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
国华不爱说，不怎么出去，他喜欢画图，制作写字台、单人床，像个“小木匠”。家里
也不像人传的那样，地上有地毯，桌上有电视机，都没买。
当时的形势是“严打快打”。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
，肯定不会难为他，国华被推到最前面，结果其余人被放，最年轻的国华被枪毙。
这个事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有很多不实的传言，比如说：“邓小平找康克清谈话
了，做她的思想工作。”“康克清很气愤，说‘这是在朱老总头上动刀子！’”“康克
清去天津了解情况，想给孙子减刑。”“朱家的子孙都不是康克清亲生的。她没有感情
。”
其实，康妈妈从未介入此事，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有人说，康妈妈在饭桌上
对着孙子们发火：“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爷爷有话在先，
你们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断绝关系！”这话我也是没听
过。
有人说朱国华并没有死。但我并没有见过，没见过也不会相信。别人说，时候不到，时
候到了会团圆的。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人说朱国华未死。30年已去，死不死无所谓了。（
作者系口述历史学人，著有《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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