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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62 | 1 为保卫苏联，北平学生痛打蔡元培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勇供稿）
特别说明:
本文部分内容引用自《北京革命史回忆录 第2辑》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九·一
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卧轨斗争及南下示威运动的回忆.李时雨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
学生南下请愿斗争.薛迅
薛迅在文章里透露的一段细节更令人吃惊: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党的方针
是什么？据我的记忆，党对“九·一八”事变的分析是:事变的发生，当然是日、美在
东北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为了缓和日美矛盾，日本占领东北后必然要进攻苏联。因此党
的方针是展开群众性抗日运动。一方面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更重要的是要
保卫苏联。具体到对学生运动的指导方队是要把学生的抗日运动和日常的经济斗争结合
起来。当时各学校在抗日活动中撵校长、哄教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起来的。
蔡元培曾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然而，当这位北大校长在校园中播下“五四运动”的火种之时，他不会想到15年之后，
已是65岁老人、腿脚有残疾、还是民国元勋的他，会被热血沸腾的女大学生打了一记响
亮的耳光；更不会想到那些继承五四传统、高呼抗日口号的爱国青年，其实是要“武装
保卫苏联”，为了逼贫弱的祖国去拿鸡蛋碰石头，竟然出手打自己的同胞，打自己的父
辈、长者和导师……
一、蔡元培的基本主张
那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年代。井冈山上的烽火方兴未艾，军阀又重开战，先是蒋桂战
争、中原大战，接着便是宁粤对立，长江中下游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党国的船在惊
涛骇浪中连连漏水，危机四起。
正当汪精卫在广东另立中央、要蒋介石交出枪杆子和印把子之时，关东军又于1931年9
月18日悍然攻占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的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
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怒，纷纷以各种形式呼吁出兵抗敌、收复失地。9月28日
，南京中央大学1000多名热血青年冒雨到外交部进行请愿活动，用花盆砸了外交部长王
正廷的头，就像当年北大学生痛打卖国贼章宗祥一样。自此，各地学生罢课游行、赴京
请愿的风潮愈演愈烈，国民党当局手忙脚乱，即不能弹压，又无法杜绝，只能加以阻挠
取缔和强制驱离，显得十分被动。
12月7日，北平各校又有数千人经过3天3夜的卧轨斗争，迫使路局下令开车，三天后抵
达南京，与南下的山东学生一起形成上万人的浩大声势。
于是，刚刚奔走于宁粤之间调停冲突、消弭内战的蔡元培，又被推上“攘外必先安内”
的第一线。那么，面对这场风起云涌的爱国学生运动，蔡元培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这一问题，要从他对待学潮的态度转变说起。
1928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蔡元培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和
大学院院长的身份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已经表明他的这种转变:
“往昔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广州，举国大半皆在军阀之下。不得不厚集革命之力量，
以颠覆籍据。故吾党当时助各地青年学生之运动，不复虑其一时学业之牺牲。本理所宜
然，策所必助。虽有所痛于心，诚不能免乎此也。
今中国本部已尽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国民政府对于不服从党义之官吏及学校教职员，
皆有干涉与更易之权，无借助于学生之必要……若狃于往昔之青年运动，而必欲继续行
之，则为无病呻呤，徒乱人意。十年、二十年以后，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学业之不足
以应世变，虽取吾辈之白骨而鞭之，岂足以偿误国误党之罪耶？”
这也就是说，现在全国统一了，学生该潜心学业了，以备他日大用，因为“救国之道，
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可见，蔡元培对于学潮的看法，不能作简单的是非
划分，他的出发点首先是从学业、学术上作考量的，学生毕竟以学为主。
因此，就在他被打的前一天，他还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牺牲学业损失
与失土相等》的报告，开篇第一句就是:“学生爱国，是我们所最欢迎的，学生因爱国
而肯为千辛万苦的运动，尤其是我们所佩服的，但是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
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
报告中，蔡元培在以其他国家战时不曾停课、学者免服兵役为例，说明学生是国家的血
脉、学业是军队的后备后，强调国难当头之时，“军械不足、交通不便，财政尤感困难
，正需要许多发明家如克虏伯、巴斯德、爱迪生这一类的人”。他是无比希望莘莘学子
能够成才的，因此他才这样说，“若是后一辈的能为大发明家，'有七年之病，求三年
之艾'，还可以救我们贫弱的国家。倘若再因循下去，那真的不可救药了。”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到处罢课、甚至驱赶校长，这又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这位执教
一生的65岁老人，说到动情处，一连说了两遍“很可惜”，对于这场运动的惋惜之情溢
于言表:“现在做爱国运动的青年，乃重在罢课游行，并有一部分不远千里，受了好多
辛苦，到首都运动……牺牲这么多的光阴与学业，岂不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么！”
另一方面，对于中央政府在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中避免开战风险、依靠国联解决问题的
政策，蔡元培也是附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经过国际社会的干预，日本政府于
1931年9月下旬发表宣言，声称:“对于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同年10月，国联再次开会
，要求日军于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退，日方代表也在口头上表示“完全遵守”。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于12月13日向上海各大学校长发出一份劝阻学生晋京电，开篇就
说:“现在外交自接受国联决议案后，暂告一段落，内容及政府之苦衷，均已公布”，
希望大家在天寒地冻、居行困难之时，“设法劝阻诸同学来南京”。
然而，蔡元培的苦口婆心，对学生运动却不啻是泼了一瓢冷水，令狂热的爱国青年深为
失望、强烈不满。
二、被打的前前后后
南下学生抵京后，分化为两个意见不同的团体，一个是立场较为缓和的请愿团，借住金
陵大学；一个是情绪激烈的示威团，借住中央大学。所谓“示威”，顾名思义，即是要
以示威形式迫使国民政府服从民意出兵抗日，但不论那一个团，政府当局都给予优待:
每人两条军毯，每餐二荤二素一汤，外加面包、黄油、饼干当点心；若因参观中山陵和
游览市容来不及回校吃饭，还可以凭餐劵在全市任何一家餐馆免费吃饭。
起初，示威团为了拒绝国民党的“软化”政策，把这些东西都扔了。后来，地下党考虑
到斗争行动不会短期内结束，就劝大家该吃就吃，说:“不吃就便宜了他，只要吃了不
手软就行。吃他仍然可以打他！”
12月12日，蒋介石接见请愿团。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老蒋的第18次出面与学生谈话。
据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档案记载，谈话内容大意如下:对北平各校远道来京请愿，甚
为欣慰，惟路远天寒，又使诸位荒废学业，深觉不安。救国御侮，第一须全国团结一致
，第二须青年有学问基础，青年有学问即国家有力量，希望全国一致拥护政府，必有最
后胜利之一日。
请愿团的两千多名同学，都不爱发飙，见递交请愿书目的已实现，便在当局组织参观游
玩1天之后打道回府。
示威团先是作了3天准备工作，一是与中共南京市委接上秘密关系，得到党组织的大力
协助；二是走上街头，广泛宣传，进一步争取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三是派人去附近
的城市，较远的城市就发电报，请当地的学生会响应北平示威团，到南京来助威呐喊。
两天之内，上海交大、复旦、同济等十几所院校的近2000人首先赶来，杭州的浙江大学
以及安庆、芜湖、苏州、无锡等地的中大学生也陆续来到南京，总计约万人，全都住进
中央大学，人多势众，示威团的队伍更加壮观。12月13日下午，各校代表举行联席会议
，讨论了全国学生举行大联合游行示威的行动方案，写出了质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质
问书》，还拟定了一些包括“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抗日主张”、“保卫苏联”、“中华
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标语，并一致推举外号“李大胆”的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共青
团员李时雨为总指挥。
一天以后，就在蔡元培为学生运动连呼可惜的同时，4000多名戴红袖章的学生在大幅横
标引导下，分成几路纵队，浩浩荡荡闯进国民政府，强烈要求蒋介石出来对话，老蒋那
时正在主持“纪念周”，因而出面接待的只有一位秘书长。面对这位依然坚持固有立场
、又说一口广东话的官员，政见既不同，语言又不通，同学们听得浑身烦燥，操起军棍
，就把桌子打断一条腿，吓得对方脸上的眼镜都掉了下来。
两个小时以后，大队人马退出国民政府，继续举行游行示威，沿途抓获5名国民党便衣
特务，缴了对方的枪，烧了对方的车。然而，今天的这出戏不过是热身赛而已，一场更
为汹涌的怒潮即将到来。
第二天上午，即12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阳光灿烂，红旗飘飘。两千多学生高呼着口号
，首先来到外交部。外交部大门紧闭，众人遂在一片鼓噪声中破门而入。谁知办公楼内
，除几名工友和值班的以外，唱了空城计，于是同学们在气愤之下，把外交部的牌子、
汽车、桌椅、门窗和文件柜砸了个乱七八糟，还把一叠叠的外交卷宗抛在地上，然后直
奔国民党中央党部。
外交部距中央党部很近，不过几分钟路程。
这天上午，国民党中央正在举行第四次临时常务会议，接受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
暨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为促进宁粤和解而提出的辞职，决定由林森代理国府主席
，由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会议开到11点15分的时候，忽闻外面人声鼎沸，大批学生如
怒潮一般涌过来，砸了门上的党徽，缴了卫兵的德制驳壳枪，捣毁了中央党部的传达室
和会客厅，于是在座的诸位请陈铭枢和蔡元培上场救火。
陈铭枢身为京沪卫戍司令官，这当然是他的本职工作；蔡元培作为北大的老校长，与包
括北大学生在内的示威团进行对话自然也顺理成章，而老蒋已经要下野，出来对话则名
不正、言不顺，并非是什么“狡猾的蒋介石”不敢露面。而且，他也讲得够多的了，前
前后后至少出来讲了20次，再讲，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老讲”了。
据1986年台湾版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相关记载:蔡元培、陈铭枢刚出来，即闻呼打
之声。蔡氏甫发数语，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并以木棍猛击陈氏头颅，陈氏当即
昏厥倒地。时中央党部之职员及警卫，见学生动武，即上前救护蔡、陈两氏，但学生中
即拔出手枪开放，迳向内冲，用木棍向内殴打，并绑架蔡氏向门外冲出，中央党部警卫
至此朝天开空枪示威，并追出营救蔡氏，直至玄武门附近的荒田中始行救回。
《蔡元培年谱》对此事的说法，也与这段记载基本一致。
由于年事已高，腿脚也有残疾，蔡老先生被强拉着拖行几百米，右臂红肿异常，实在跑
不动了，学生们先是把他放在黄包车上，后来又是背着他，沿荒野小路向中央大学一路
狂奔，直到迎面撞上几名警察。
得救后的蔡元培，被抬着送往医院。当天下午，中央通讯社记者来采访，他谈到自己被
殴打的情况:“予头部受棍击，似无伤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颇伤及筋络……”
尽管挨了打，有莫大的委屈，但蔡元培首先检讨的是他自己。他对记者说:“今日在场
青年之粗暴如此，实为我辈从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他认为今天的暴动，“绝非单
纯爱国学生之所为，必有反动分子主动期间，学生因爱国而为反动分子利用”了，并表
示他本人对于合法的学生运动，“仍愿政府与社会加以爱护，绝不因今日之扰乱而更变
平素之主张也。”
蔡元培重在自责，堪称高风亮节。
头部动了手术、包扎纱布的陈铭枢，则因职务的关系，在答记者问中严厉指责学生运动
目无法纪，“狂呼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甚至于破坏交通、捣毁公署、殴打公务人
员”，“其居心之险恶，诚出人意外，所谓救国分子之救国运动，岂得如此？……绝非
爱国狂热之四字所能曲讳。”虽然，他也表示政府爱护各界人民的初衷丝毫不会变，但
同时强调:“惟反动分子借外交之机会，以施暴动，于情于法，均无可恕！”
有趣的是，不打不相识，几年后，陈铭枢便与中共有了往来。此是后话，不提。
12月19日，蔡元培回上海寓所休养。起初，以为伤势不算重，“不意来沪后，臂痛加剧
，伸屈皆感困难，背上青紫亦末消。经法医以贝博士诊视，谓有臂骨节恐有破损。……
乃于昨日移入某医院，拟用爱克斯光诊察臂伤之内部，加以根本之治疗。……蔡氏病中
精神尚好，惟年事已高，头部受击，尚时或眩晕。……医生禁止问书，故每日报章皆由
侍疾代读以告。”
12月30日，于右任自宁来沪，赴医院看望老朋友，后来他告诉记者说:“蔡先生头臂伤
势转轻，骨亦末碎；惟筋络受伤颇重，须适当调养，始能逐渐恢复。”
一周以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上海开会，作为董事长的蔡元培还因病缺席。直
到1936年1月18日，尽管蔡元培的头部、腰部均已痊愈，但被扭伤的筋骨仍未彻底康复。
三、最先打蔡元培的是谁？
都说学艺术的女生很香水百合，其实也不尽然，最先动手打蔡老先生的，便是北平艺术
学院一位年仅20的小辣妹。
以下一段，来自于现场总指挥李时雨①的记述。
同样，中央党部也紧闭着大门，并有持枪警卫把守。同学们把党部紧紧包围。原来这里
正在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临时会议，可以估计，关于如何对付在南京示威的学生，
会是主要议题之一。有的中央委员在窗口探出头来，向示威学生恬不知耻地污蔑谩骂，
这就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一部分学生将卫兵缴了械，有的同学用石头砸毁了镶在大门
上面的国民党党微。同学们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国民党的会议被迫停止了。狡猾的蒋介
石推出蔡元培和陈铭枢出来应付学生。蔡、陈一出来就被学生团团围住。这时，反动当
局已调来大批武装军警前来镇压，正在相持之际，一个警察向空中开了一枪，这一下提
醒了同学，他们紧紧地抓住蔡、陈二人做为人质。并向他俩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镇
压爱国学生运动，立即撤走军警特务。气恼的同学突然向陈铭枢打了一棍，蔡元培的脸
上也挨了一记耳光，这是北平艺术学院的女同学薛迅②打的。
还有其他几篇史料，如《北京记忆》、《中国革命史话》也提到薛迅打了蔡元培。
打了蔡元培以后，薛迅还在“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声中往党部里面冲，与从里面冲出来
的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组织部长陈果夫等人狭路相逢，双方在过道里打起来，桌、
椅、板凳互相砸，到处是一片玻璃、吊灯被砸破的哗啦声。那一天，薛迅不仅冲锋在前
，还穿一身红毛衣，脸上又有麻子，因而十分抢眼，以至于她当场被捕后，国民党元老
吴稚晖、于右任要释放她，陈果夫、陈立夫和张道藩都坚持不同意。
吴稚晖、于右任之所以要放人，是因为薛迅说她不是什么共产党，只是出于抗日义愤和
爱国热情，这两老头一听，既然不是共产党就放了吧，但与她交过手、对她印象极深的
陈果夫等人非要抓她不可，张道藩甚至亲自动手要拉她回去。
那么，作为当事人的薛同学，又是怎样回忆当时情况的呢？或许是因为出手打人、尤其
是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毕竟不那么理直气壮，所以她并没有说自己打了蔡元培。
她是这样说的:
进入中央党部的大门，就是一个广场，广场的对面是台阶很高的大礼堂。我们的队伍就
围住了礼堂的大门，纠察队员手持木棍在队伍的外面警戒着。蒋介石为了对付北平学生
的质问，派出蔡元培、陈铭枢接见我们。陈、蔡并排占在礼堂门前的高台阶上，接受了
《质问书》。回答问题的是陈铭枢③。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是不抵抗，是要
有准备的抵抗，我们不能不准备就抵抗。”他这番话，是为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作辩解
。我当时是负责作揭破性回答的，就向他指出:“准备工作是应动员群众行动起来去准
备，不能空谈准备，为不抵抗打掩护”。陈铭抠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国联'是我们
的朋友，是国际组织，我们要依靠朋友的帮助”。我就指出'国联'的性质，指出了它的
欺骗性。这时群众开始交头接耳，开起了小会……陈铭枢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北
平为什么不让抗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问……”我们指出:“国民党各级组织是一
致的，省、市党部是中央党部领导下的组织。省、市党部压制抗日，中央党部是不能推
脱责任的！”顿时，群情激情，口号声骤然而起。不知是谁，喊了声“打”！陈铭枢被
一棍子打倒，蔡元培也被打了一下。我们马上派纠察队把蔡元培及时架出人群。我们考
虑到发生冲突后，可能会有学生被捕，先抓一个俘虏，以后好作交换。
虽然，薛迅没有明说她本人打了蔡元培，但她在文章里透露的一段细节更令人吃惊: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党的方针是什么？据我的记忆，党对“九·一八”事变的
分析是:事变的发生，当然是日、美在东北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为了缓和日美矛盾，日
本占领东北后必然要进攻苏联。因此党的方针是展开群众性抗日运动。一方面要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更重要的是要保卫苏联。具体到对学生运动的指导方队是要把
学生的抗日运动和日常的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当时各学校在抗日活动中撵校长、哄教员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起来的。
原来，这些爱国学生之所以要抗日，最重要的目的竟然是为了保卫苏联！为了保卫一个
红色帝国，以收复失地而名，竟然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硬逼自己的国家去与另一
个帝国主义开战，竟然肆无忌惮地冲击中央机关、殴打政府官员，连60多岁的老人都下
得了手！
四、冲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根据李时雨的记述，是由于有中央委员骂学生，这就“更激起了大家的愤怒”。到底是
怎么骂的？文中没有详细写。就算是谩骂污蔑，也不能成为将卫兵缴械、砸中央机关的
正当理由。
李时雨又说，正相持之际，警察向天开了一枪，于是气恼的同学就打了陈铭枢和蔡元培
。事发当天，广为散发的《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团为遭国民党军警镇压告全国劳苦大
众书》也说是对方先开枪。《告大众书》称:当学生正说到国民党欺骗群众、屠杀群众
、出卖群众，要高呼打倒之时，“屋里的枪声似爆竹一般不断的响着，我们赤手空拳的
同学们，在这种场合里只有被殴打了！逮捕了！枪杀了！不过我们不是无抵抗主义者，
我们是反帝运动的坚决的战士……捣毁了中央党部的窗子，打僵了蔡陈两个走狗，然后
还由纠察队的维持分队分路归来了”。
显然，如果是国民党先开枪的话，则可以为学生打人的暴力冲突找些理由，但中共方面
也有对方并未先开枪的史料。例如:薛同学只是说当时群情激愤，不知是谁，喊了声打
，陈铭枢就被一棍子打倒。《北方左联北平作家协会纪事》一文称:陈铭枢在为北平市
党部压制抗日进行辩解时，被当头一棍，从石阶上打倒，随即枪声大作。又例如当时在
现场的，一位名叫陈沂的北平学生示威团纠察队队长说:我们纠察队发现了穿黑衣服的
武装警察，加之陈铭枢为北平市党部进行辩护，还要我们尊敬蔡先生、听蔡先生的话，
惹得一位同学兴起，给他当头一棒，他没来得及哼一声就从石阶上倒下来，随即就听到
盒子枪声。
而在国民党方面，则一口咬定学生也开了枪。事发当天，陈铭枢就对答记者说:“学生
二百余人，公然手持粗棒，挟藏手枪，于捣毁外交部后，复冲入中央党部，如年高德劭
之蔡先生与兄弟，代表中央出面解释，竟受此无理由之殴扭，且鸣枪进攻……实施暴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在致全国的通电中也如是述说:“时中央党部之职员
及警卫，见学生动武，即上前救护蔡、陈两氏，但学生中即拔出手枪开放”。
谁是谁非，现在已很难说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出手打人之前，学生就拥有武器
，这是毫无疑问的，上海申报于第二天刊发《学生大闹中央党部》的新闻报道中，便曾
提到被捕的学生里面“内有女生一名，带自来得手枪”。
其实，无论是不是国民党先开枪，这场冲突都不可避免。因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早就
确定要砸国民党的场子，这也是毫无疑问的。1930年12月31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一份关
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报告中就明确记载:“抵京后，党团便决定了
示威的期间（至少一星期）和斗争的步骤与策略:党团决定了第一天（抵京的翌日）举
行街头上的游行示威，第二天捣毁外交部，其次捣毁中央党部，最后如果情势可能，便
再临时决定捣毁国民政府。”
为了保证学生运动的顺利开展，北平市委还在示威团内部建立了一整套秘密的
指挥系统，由林里夫任党团书记，王荫槐任总指挥，薛迅任副总指挥，党团成员还包括
林枫、陈沂等，他们才是真正的领导核心，公开出面的“总指挥”李时雨只不过跑跑龙
套而已。
评心而论，北平学生示威团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将矛头对准国民政府，喊出“活捉蒋
介石”、“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甚至屡屡打砸机关、殴辱官员
，私设公堂，拘捕他人，将合法的爱国运动演变为骚乱，既不现实，更有悖于自己所提
出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的方针。这种过激的政策，自然不能为其他
学生接受，也失去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拥护，这从参加示威斗争的人数中就看得出来，14
号有四千人，15号就下降一半，而国民党方面的统计和当时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则更少，
都只是几百名学生。
另一方面，对于这起学潮，老蒋也明白，肯定少不了共产党的“操纵”，他也十分厌恶
学生的暴横和盲从，这两点，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但在连续发生多起各地学生打砸事
件的情况下，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仍然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禁止军警开枪”，
“姑以缓和办法应付之”，尽可能地避免流血冲突，并非如学生散发的《告大众书》那
样是什么“公然的屠杀”、有两人被军警开枪打杀等等。
事发当天，国民党有没有下毒手，邵元冲④的日记可作参考:
正在会议间，忽来暴民数百人，假学生团体名义，携共产党传单标语，身佩红布，手持
枪棒，至中央党部，夺门而入，遇人即殴，遇物即毁，并劫去守卫枪支，欲加放射，中
央工作人员以忍不与较，受伤颇多。常会乃惟蔡孑民、陈真如两君前往答复，即为暴徒
攒殴，并将蔡拽去，中途始释，陈亦受伤倒地。此次之行，完全叛乱，当时中央工作人
员以自卫计，不能再忍，乃截捕暴徒十一人，其中确有共产党徒，嗣右任、稚晖不予深
究，乃稍加训导，遣之归去，至十二时后事始稍息而散。
又比如，有史料称:蔡元培遭群殴后，在一片混战中忍痛高呼: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并
安慰强行把他架走当人质的学生说:“不要怕，他们开的是空枪。”学生回答不是空枪
，已有两人倒下，“蔡元培听了摇头叹息不已”。笔者相信，他的这一声叹息，是为同
学们的偏执情绪而发。因为正是以他为首的、专门处理学潮的特种教育委员会，作出了
对于学生仍应“好为劝慰”、“避免武器制裁”的决定。
还有一例，也能证实国民党开的是空枪。
1931年12月16日，外交部长顾维钧在给张学良的密电中说:“北平学生示威团到部，捣
毁颇剧，嗣赴中央党部示威，由蔡孑民、陈真如出见，均被殴受伤。陈晕倒地，蔡被劫
去。幸由卫兵开空枪示威，学生溃散，方始救回。
当然，在制止学生行凶的过场中，挂彩肯定是少不了的，这种情况双方都有。至于国民
党方面，除蔡元培和陈铭枢以外，还有数人被学生殴伤，其中”工友吴尚银伤势甚重“。
应该说，从现有史料来看，认为国民党蓄意制造惨案的观点，尚无根据。而且，那时候
的舆论管制并不严厉，如果真是国民党先开枪、又打死两名学生的话，那些民主斗士还
不吵翻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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