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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402 | 1 21、256号三叉戟飞到北戴河上空了吗？
9月13日凌晨，北戴河林彪别墅的工作人员听到了飞机响声。这可能吗？北戴河在山海
关机场的东北50公里，上空没有航线，34师师长时念堂说：三叉戟起飞后，再也没有返
回山海关机场。飞机时速500公里，早超过了北戴河的范围。但是如果飞机建立起落航
线，北戴河就能听见。9月12日晚上林立果乘三叉戟到北戴河，在外面乘凉的林办工作
人员就听到了飞机落地的声音。256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先向西南，右转弯
，对着北京方向，到迁安（这是飞行员潘景寅的老家）改向西北。
时任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外科护士的杨桂兰回忆：1971年9月13日凌晨她起床给儿子
换尿布，忽然听见房顶轰隆隆响，大得好像房顶上开过去拖拉机。杨桂兰是飞行员家属
，她对飞机起飞并不陌生，但她说在北戴河半夜听见飞机声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
她根本没有当成是飞机声。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和林彪别墅是邻居，住在林彪别墅附
近的人听到256三叉戟起飞也是真实的。
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也清楚地听到了256三叉戟起飞的声音。李文普自伤后，被八三四
一部队的卫生员简单包扎，经外科医生出身的张清霖检查，之后很快被八三四一部队的
官兵押送到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咚咚咚砸开急诊室的门，值班的外科医生询问是枪
伤，也没多问，直接进手术室清创。因为子弹没有留在体内，手术时间不长。而手术中
间，手术室的人都听见了飞机起飞的巨大声音。外科医生正忙着，没有注意其他，而在
旁边的护士发现病人李文普听见飞机声后明显一愣。
李文普的心理活动应该是这样的，奇怪！林彪飞机怎么起飞了？林彪飞机怎么能起飞呢
？八三四一部队不是拦截不让走吗？林彪在飞机上吗？作为贴身警卫的他没有跟着林彪
走，会对他怎么处理呢？反正枪走火，自己负伤进了医院，没法鞍前马后了。但会对他
怎么处理，他心里没有底！
李文普的情绪沮丧极了，黑着脸，一句话不说。
八三四一部队派来看守李文普的官兵要求给李文普找一个单间病房，要大一点，因为八
三四一部队的两个人，一个官，一个兵，24小时每时每刻要监视李文普，并要求无关的
医护人员不能进来。住院的几天中，李文普在枪口下吃饭，在枪口下上厕所。我问过八
三四一部队的负责人，最初是把李文普当作敌人了吗？回答不是，只是为了保护李文普
的安全，不能让他死了。言外之意他再自杀怎么办？
几天后，连主管医生也没有通知，八三四一部队就悄悄把李文普带走了。护士整理房间
时发现李文普床垫底下有几张写满字的纸，赶快交给领导。38年后，这些目击者只记得
大概意思是枪走火。
李文普是走得匆忙，还是故意留下点什么把柄？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采访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前，没有任何人找过接触李文普
的医护人员谈话，问过这些事。只是看过李文普遗留纸片的几位医护人员被办了学习班
，直到传达九一三事件后才被放回家，但要求他们对谁也不能说。
22、谁知道256三叉戟飞向哪里？
在空军指挥所、北京军区指挥所、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西郊机场调度室的人们都
异口同声，三叉戟飞出去是一条直线。北京军区作战部参谋刘建林说：飞机从山海关起
飞，一条特别直的直线，直奔蒙古。搞不清敌机我机，没说打，请空军重新再标一下，
还是一条直线。一点弯都没有。空军指挥所作战值班参谋朱秉秀说：当时根本判断不出
来，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传达禁空令，只是感觉问题大了，直到9月28日李德生传达
，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256三叉戟从山海关往北飞，航向推测向国外，一根直线，直
向乌兰巴托。空军雷达兵部部长傅英豪事后画航图，基本上是之字形，山海关、迁安、
多伦、贝勒庙、伊德尔莫格、温都尔汗。
但是，谁也不知道256三叉戟飞向哪里。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回忆：那时太紧张，没想到这局面，林立果和周宇驰要跑。9月12日
下午说广州、重庆、东北，飞这三个点。林立果说，明天还要送大家去广州。我们开会
到夜里12时，会没开完就作废了，但还是到广州。半夜我的秘书孙水森说，调度室说林
副主席要回来（北京），飞机起飞了。我看情况有点紧张，就去了指挥所。李德生先进
去，我后进去，看飞机向西，拐大弯，向正北，很快就要出去，我去时还没转弯。我当
时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梁璞说，是刘沛丰、林立果他们。标图板是一块大荧光屏，墙
上标图，桌上也标，高度、方向都一清二楚。航向很乱，过了遵化才发现目标。慢慢朝
北飞，又向西，后来朝北，当时判断飞机可能出境。256三叉戟飞的不是国际航线，飞
国际航线要转华北，通过二连浩特。梁璞好像非常奇怪，说很不正常。256三叉戟没在
航线上，就像火车没在轨道上一样，当然异常。
李德生坐到荧光屏前5分钟后，目标就消失了。李德生来，王飞觉得很反常，全国的雷
达全部开放，更从来没有过。很快256三叉戟过了国境，短程雷达只有一部跟踪出去。
雷达掌握不连续，出境后高度下降，判断想找地方迫降。掉下去也知道，雷达再远也能
看到。飞机没高度，就是掉下来。
王飞也没多想，更没想到逃跑。他认为这事与自己没有更多牵连，就回家睡觉。第二天
，李德生在空军司令部找王飞谈话，有半个小时。怎么回事？这几天干什么了？王飞就
哼哈，什么也没说，怕说错了。以后就没有谈。几十年后，王飞说，现在看李德生有准
备，但当时很随便。
王飞回忆：9月14日中午我看到中央文件，紧急战备？雁门关、长城以北、嘉峪关，三
北部队要提高警惕。不就是林立果跑到广州去了吗？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晚上李德生
开会，说空军出了问题，空军应该组织起来，找几个人负责，曹里怀、梁璞、王辉球、
白云……我当时想，我一定有牵连，知道要糟糕。开完会不到12时，我在司令部看文件
电报，12时多回家。正要洗澡，副司令员曹里怀打电话叫我到办公室。我去了指挥所，
曹里怀把李德生的一个纸条给我：“王飞同志，请到我处谈一谈。”曹里怀说李主任找
你谈，好好谈谈，没什么事，谈清楚就行了。我出来上汽车，从此失去自由。
王飞被抓后，说十五贯，娄阿鼠。
纪登奎听娄阿鼠这个名字陌生，急忙说娄阿鼠是谁，快把他带来，不能让他跑了。
90年代我采访王飞时，说起这事他还在笑。
《十五贯》是昆曲代表作之一，在昆曲中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原剧由清朝朱素臣所著，
后由陈静执笔，据此和小说《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浙江昆苏剧团1956
年首演。
内容是无锡县肉铺老板尤葫芦借十五贯本钱作生意，他对女儿苏戍娟开玩笑说这是卖她
的钱，女儿信以为真，连夜逃走。赌徒娄阿鼠闯进尤家，为还赌债盗走十五贯钱并杀死
尤葫芦，过后反诬苏戍娟谋财杀父。苏戍娟与不相识的客商伙计熊友兰同行，而熊友兰
正好带钱十五贯，于是被邻居扭送县衙。知县过于执听信诬告，定苏戍娟勾结熊友兰盗
钱杀父，判苏、熊二人死刑。监斩官况钟觉得内中有冤，力争缓斩。他乔装算命先生，
套出娄阿鼠杀人的口供，杀人者伏法，蒙冤者昭雪。
《十五贯》强调了况钟注重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秉公执法的作风，深刻揭露了
封建吏治的黑暗腐朽，发人深省。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
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称赞它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良好榜样。同
年，昆曲《十五贯》摄制成彩色戏曲艺术影片，被诸多剧种移植，在民间流传很广。
可惜办理九一三案子的纪登奎没看过。
1980年审理“两案”，要不是因为王飞的“精神病”，他就成了主犯。
直到现在王飞仍是保外就医，没判，但一直是犯人身份。
除了“娄阿鼠”，王飞脑子里还响着一句话：赵树理说公鸡会下蛋，我就说亲眼见。
23、256三叉戟上四位飞行员怎么能算病故？
1978年5月22日，总政治部签发三份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这三位“病故”军人是：李平、邰起良、张延奎。
熟悉九一三事件的朋友都知道，这是256三叉戟上的三位机械师。
当过飞行员的朋友都知道，飞行员有一点点小病，都是不能飞行的，更不要说为当时中
国的一号专机飞行了。
这三位机械师身强力壮，怎么能算病故？
1978年春夏之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重新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
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平反冤假错案时，邓小平说：清查“四人帮”体系。林彪的问题也
要重新审理，在揭批“四人帮”中必须联系林彪。
这样，总政治部重新翻开林彪案卷，发现没上飞机的五位256三叉戟机组人员已经被处
理复员，而四位已经殉职的机组人员还悬着。对他们怎么处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处
理者认为肯定不能算烈士。张延奎的家人被告之，就按病故。之前张延奎一直被当成叛
国、反革命，家人早就胆战心惊了，现在能给一张《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谁还敢再
多问一句为什么。
张延奎终于被承认革命军人了，但是张延奎父母只得到200元抚恤金，却仍然没有享受
到每月应该得到的几十元补助。上边说，等着吧，县民政局会找你们。一直等到1991年
，仍没有人上门。张延奎家人托人四处找，才最终找到补助，但以前的不给补了。张延
奎的父亲才领到几年的补助，就去世了。
张延奎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军队，一直是优秀学生和战士。小学、初中他都是学校的尖子
，平时老实极了，只知道学习，别人打他骂他，他从不还手还口，也不跑，任人打任人
骂。1959初三上半年，张延奎等50名同学到沧州体检飞行员，只有两位同学进到复查，
但最后也被打发回家。张延奎初查就被刷下来，腿上有一个小包。下半年初中毕业，全
校只有张延奎一人被保送沧州师范学校。1961年上半年，张延奎再次体检飞行员，这回
顺利通过。1961年6月，张延奎和沧州师范同学于景瑞一起进入空军航校，之后又一起
分到空军34师，同在沙河机场当机械员，负责里二飞机的保养。当兵十年，张延奎只回
家一次，20天假他只休了七天，就急着要回部队，说别人保养他的飞机他不放心。张延
奎的单位年年寄一张奖状回来，家人一直以他为自豪。
1970年中国引进四架三叉戟，张延奎和于景瑞又一起被调到100团，张延奎担任254三叉
戟空勤机械师，于景瑞担任256三叉戟空勤机械师。四架三叉戟都是旧飞机，254三叉戟
飞的时间最短，本来是把254三叉戟作为林彪专机的，但发现254三叉戟的机头被小鸟撞
了一个坑，于是林彪专机就换成了256三叉戟。1971年8月中旬，256三叉戟空勤机械师
于景瑞到庐山疗养。9月12日，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到北戴河时，就临时换上了张延奎。
张延奎事先并不知道，9月12日这个星期天他是准备回家的。他结婚还不到一年，爱人
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上班，家安在城里的一间小平房里。屋里又潮又暗，天又渐渐冷了，
而爱人这时已经怀孕，张延奎说被子太薄，我从机场带一床被子来，合在一起。爱人左
等右等，9月12日张延奎没有回家，而且以后也没有了消息。
在四位牺牲的飞行员家属中，我最先找到的是飞行员潘景寅的家属。潘景寅是1980年12
月23日才发给《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比三个机械师晚了两年多。要不是潘景寅家属
凭着邓小平“飞行员是个好人”的一句话，这个病故通知书也拿不到。34师有关复查组
的人说：因公通知书没有了，我们这个复查组马上要解散，你就签了吧。潘景寅家属就
签了。
潘景寅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是这样写的：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
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
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而张延奎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是另一个版本：张延
奎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汉（汗）随机坠毁死亡。除由我军妥善
安葬悼念外，特向革命家属表示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发扬革命传统，将革命进行到
底。并请向山东省庆云县革命委员会申请抚恤，享受病故军人家属优待。落款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这张《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非常矛盾，到底张延奎是随机死亡
，还是病故？至今又过了31年，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应该给张延奎和另三位飞行
员烈士称号。
既然张延奎的病故通知书上说“我军妥善安葬”，那就理所当然应该由中国政府向蒙古
要回张延奎等三位机械师的遗骨，安葬在他们本人的家乡。
2009年10月3日，正值八月十五的晚上，我走出张延奎家人的大门，看见满天莲花般的
云朵，一轮磨盘大的圆月正在云中穿行。微风从枣林吹来，我想云是遮不住月的。
24、英国三叉戟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1961年8月4日，哈特菲尔德出厂第一架三叉戟1E型，1962年1月9日试飞。1963年初，四
架三叉戟投入试飞计划。1965年11月三叉戟1E型获得适航证，陆续生产15架，其中四架
139座。主要用户有科威特航空公司、伊拉克航空公司、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锡兰
航空公司和塞浦路斯航空公司。
三叉戟（Trident）是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后并入英国宇航公司）生产短、中程喷气
客机。为什么叫三叉戟？飞机设计了三套独立的飞行控制系统和三台RB163-25MK511-5
喷气发动机、单台推力50.7千牛。三叉戟1E型设计现代，发动机后置，机翼外形干净。
机翼前缘后掠35度，这是当时商业飞机的最大后掠角。它的总体设计也很新颖，机尾3
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机舱内噪声很小。因为发动机的推力线靠近机身轴线，当一台发动
机失效时，造成的偏航力矩也较小。所有飞行操纵都是动力操纵，由三套完全独立的液
压回路执行，每一套压力系统由一台马达驱动。机翼外各有两副机轮的主起落架可以机
翼主梁为轴翻转，先翻转90度和伸长15厘米，然后再收入机身，而不是收入机翼下表面
。双前轮向左偏置，并且侧向收放。所有燃油箱都置于机翼中。三叉戟可在满油出航后
不久，再飞几个短程航段后再重新加油。
50年代末，中国民航引进第一批伊尔-18和子爵号飞机，主要用于专机飞行，1970年7月
20日，毛泽东从武汉紧急飞到上海，就是坐的伊尔-18，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坐飞机。
子爵号有四台螺旋桨，是当时中国最高级的飞机，因50年代末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乘坐
专机，子爵号就作为林彪专机。
那时美国封锁中国，中国买不到先进飞机。巴基斯坦则购买了几架比三叉戟更先进的波
音，不想再用三叉戟了。经协商，7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从巴基斯坦转口四架旧
三叉戟用作公务专机。潘景寅带队到广州改装，由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1971年夏，子
爵号淘汰，林彪专机确定为三叉戟。254三叉戟是巴基斯坦总统座机，但因为飞行时机
头被小鸟撞过，不能再作为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256三叉戟。四架三叉戟已经在巴
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到，只好拆东墙补西墙。西郊机场
修理厂和256三叉戟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维修。四架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不一，把另
几架三叉戟好的零件拆给256。除把普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
还按林彪怕风、光和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三个月。
1971年9月6日，256三叉戟才最后改装完毕。
九一三事件后派到34师的总政工作组成员刘岩回忆：1971年8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
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飞东
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
。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回答说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9月12日傍晚
，林立果坐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三叉戟1E型
，机毁人亡。
中国进口的三叉戟中，至少有三架三叉戟机毁人亡。除256三叉戟摔在蒙古温都尔汗外
，一架三叉戟借给中国民航，飞往桂林，机上100多位中外乘客，飞机在落地时撞山，
所有机上人员全部身亡。另一架摔的三叉戟是34师一位机械员，因为没有提干，他私自
开动三叉戟，飞机拉起时摔在西郊机场跑道南头。
英国航空公司共生产三叉戟117架，中国陆续购买35架。1972年11月13日，第一架三叉
戟2E从英国飞往中国，四天后到达广州机场。三叉戟2E的主要用户是中国民航，它是1E
发展型，1968年2月交付使用，共生产50架，中国购买20多架。从1974年起，中国民航
从北京、上海和广州始发的15条国内航线陆续改用三叉戟，替换原来使用的伊尔-18和
子爵号。到三叉戟2E型，更加先进，翼展增大1.58米，装有全翼展前缘缝翼，载油量增
加，航程增大，可载115名乘客，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在恶劣气象条件下具有全自动着陆
能力的民航客机。1991年10月31日，中国民航的三叉戟全部退役。
25邓小平为什么说256三叉戟飞行员是个好人？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刊登新华社电：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昨
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和夫人，回答了
客人提出的问题。11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版《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
题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
正值中国审判“两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问：“根据调查
，飞机失事是自然的事故，是由于飞机维修不好呢？还是别的原因？”邓小平回答：“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
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
行员被打死了。”
这段对话，表面看邓小平所问非所答，人家美国记者明明问的是飞机失事原因，而邓小
平回答的却是飞行员是个好人。但细一想，邓小平的回答也没错，虽然没有正面回答飞
机失事原因，也算是不是回答的回答。邓小平排除了飞行员潘景寅的问题。也许邓小平
还不知道，自从1978年春夏他提出复查林彪一案后，256三叉戟上的三位机械师都平了
反，而潘景寅家属仍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凭着邓小平“飞行员是个好人”这句
话，经过潘景寅家属一年的上访，潘景寅也得到了一张《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虽然邓小平是“个人判断”，但一言九鼎，“解放”了潘景寅和他的家人。
邓小平说的“另一架飞机”，是34师的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以生命为代价飞回来。虽
陈修文被公认英雄，但也一直悬着，追悼会一直未开，陈修文的骨灰只能保存在34师干
部科的档案柜里。1978年陈修文家属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写了一封信。1978年12月
7日，中央军委授予陈修文“忠诚战士”称号。空军领导机关在北京举行了命名大会，
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空军政委高厚良在大会上解释了为什么时隔七
年才授予陈修文称号：1973年党中央就指出，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
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陈修文烈士在林彪死党逃跑的直升机上，勇敢地同叛徒搏
斗，就是一个范例。九一三事件后，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曾多次指示要宣传陈修文同志的
英雄事迹，但被“四人帮”蓄意阻挠破坏，以致对陈修文同志的命名和宣传延隔多年。
九一三事件中两位驾机起飞的飞行员性质是一样的吗？
有人说：邓小平搞错了，另一架直升机和256三叉戟的性质不一样，直升机被飞行员陈
修文飞回来了，没有飞到蒙古。而256三叉戟飞进蒙古，虽然机头方向朝着中国，但毕
竟是坠毁蒙古温都尔汗。
那么邓小平凭什么说256三叉戟“飞行员是个好人”？
当然，三叉戟主要是林立果看上的，不是林彪看上的。1958年林彪还没到军委工作，坐
飞机到昆明疗养。他觉得飞机比较好，又快，从那以后就开始坐飞机了。以前林彪的专
机是英制“子爵号”。1970年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的四架英制三叉戟，这是中国第一次
拥有的大型客机。它航程长，可以从北京直飞海南岛、广州。一投入使用，就“马不停
蹄”，中央领导开会都喜欢坐。江青坐得最多，邓颖超、谢富治、丁盛、湖南第一把手
华国锋都坐过。34师100团政委安治樑说，确定三叉戟给林彪，时间不长。9月6日，256
三叉戟改装好，被固定为林彪专机。随着飞机改装，进行人员选拔。机组是专门挑的，
都是100团最拔尖的人物。就那几个飞行员，团党委提出意见，报师党委批准，执行专
机任务不是一年半年，谁技术怎么样也摸底，政治审查也常常进行。这一次执行任务，
领导上掌握，和飞机一样，人员也有备份，256三叉戟的备份是副团长李克修。机组早
就组建，没任务飞别的飞机，拉别的首长。临时有变动，不是固定的。最后一次飞往北
戴河，三叉戟飞行员中的一、二、三号种子全去了。第二副驾驶康廷梓有经验，一看加
油量就知道是飞广州。
林彪专机，和别的专机不一样，需要特别改装。要按照林彪的生活标准，隔出单间，安
上一张床。搞好后林彪夫人叶群来验收，说这床首长很满意。还要保持舱内一定的温度
，多少度，穿多厚，单间怎么保持温度，都有讲究，前后左右全是温度计。镜子也要仔
细贴上乔其纱。洗手间的台灯要一开就亮，专门为林彪设计的变速灯，罩上绿金丝绒，
光特别暗，所有的管子都要包上。林彪在飞机上很少吃东西，也很少说话，上来讲一句
，下去讲一句，例行公式一般。林彪握手软绵绵的。目睹林彪上专机的人说，现在看，
好多事林彪不一定知道。他身体不行，面黄肌瘦。到机场，坐汽车来，车停在飞机门口
，很热的天，用风衣蒙着脑袋，有风时还把叶群的头巾蒙在头上。从汽车里出来要扶下
来，再由两个警卫员架着上飞机。而最后一次上飞机，什么也不顾了，9月中旬的北戴
河已经很冷，林彪光着头，帽子从床上拿起来了，都没来得及戴。
如果说林彪都不知道，给林彪开飞机的潘景寅能知道吗？
邓小平也是常坐专机的人，他知道飞行员就和自己的司机一样，上了车才告诉到哪里，
司机怎么能知道首长什么事？更何况256三叉戟如此紧急，他推断飞行员潘景寅不知情。
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256三叉戟机毁人亡，当时周恩来、毛泽东等得知后眉开
眼笑，认为这是最好的结局。
所以，不管坠毁的主观还是客观原因，邓小平都认为飞行员潘景寅是好人。
26、为什么潘景寅没有把256三叉戟飞回北京？
9月12日22时多，林彪女儿林豆豆报告八三四一部队“林立果和叶群要劫持林彪”后，
八三四一部队驻北戴河的副团长张宏立即上报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张宏说：据林彪女儿
林豆豆报告，林立果密谋要坐停在山海关海军机场的飞机外出，到什么地方没有听清楚
。汪东兴立即报告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员吴法
宪和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请他们查问，并让八三四一部队进一步调查。
吴法宪回忆：大约23时，周总理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
回答没有。周总理再次追问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
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军34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
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机场了，并说是胡
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刻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
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
刻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
，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在他没有报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
其它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在胡萍生前，我曾几次采访过他。胡萍告诉我，吴法宪说了假话。
1965年刘亚楼逝世后，林彪提议空军政委吴法宪改任空军司令员。紧接着文化大革命，
吴法宪越来越红，担任了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九届一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虽然吴法
宪还兼着空军司令员，但他成天在中央转，很多具体权力不得不下放。那时毛泽东、林
彪经常在外地，尤其是夏天，林彪到北戴河，每天都有专机送文件之类的事情。吴法宪
对胡萍说：林彪在北戴河用专机不用经过我，你派就行了。所以1971年9月12日256三叉
戟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北戴河，胡萍就派了飞机。但是，吴法宪始终没有对“专机权力下
放”承担责任，胡萍由此背上“资敌罪”的黑锅，晚年双目失明，双耳失聪，双腿不能
行走。2008年4月20日，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在空军总院含冤逝世。
吴法宪关于时念堂告诉他三叉戟在北戴河也不对。时念堂刚从阿尔巴尼亚回来，还没有
接师里的工作。他根本不知道256三叉戟到山海关的事情。吴法宪后来是从胡萍那里得
知256三叉戟到了山海关机场。
吴法宪报告周恩来：山海关海军机场确实有一架三叉戟，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飞不
回来了。周恩来命令：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不许动，修好后立即飞回北京。
吴法宪回忆：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说好。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打
来电话，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放下
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内容，以及我要胡萍立即
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
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胡萍。
这一段话基本真实，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什么不让256三叉戟飞回北京？
因为在九一三事件前的一段时间，空军34师一直在搞“划线站队”，所谓“正确路线”
代表是林立果，“错误路线”代表是吴法宪。因为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挨了批评，
下庐山后他给毛主席写了检讨，引起林立果不满，认为吴法宪是“叛徒”，政治上靠不
住，所以要求空军34师以吴法宪“划线”。胡萍搞不清上边的斗争，但他认为，毛主席
说吴法宪犯了错误，没有说林彪犯错误，当然要听林彪的了。所以胡萍让服务队孙副队
长告诉正在西郊机场工字房的空军党办副主任周宇驰，总理查飞机了，要他打电话告诉
林立果早点想办法。同时胡萍给正在北戴河的潘景寅打电话，说发动机有故障，飞机不
能回来，好留下供林彪使用。
吴法宪回忆：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说叶群给他打来电话，说副帅要
到大连去转一转。周恩来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
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来。周恩来告诉我，可能叶群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
要答复她，你就说要请示周总理。不久，果然叶群打来电话，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
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行，还是让
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
告诉叶群，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
电话报告周总理，同时提出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
来同意了。
这一段回忆也不完全对。胡萍确实在301医院住院，这是对的。但是据周恩来身边的人
回忆，叶群先是说山海关没有飞机，但马上说是有一架，是我儿子飞过来的。至于胡萍
的技术行不行，吴法宪十分清楚，毛泽东第一次坐空军的飞机，机长就是胡萍。周恩来
第一次出国，机长也是胡萍。
周恩来同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后，又派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杨德中也去西郊机场。
吴法宪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从空军大院出的办公室出发，到西郊机场大约
是9月13日零时左右。吴法宪回忆：这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军34师龙参谋长
谈话。见到我，龙参谋长走了，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
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后，坐在沙发上听情况。
传达中央57号文件后，空军34师服务队副队长小孙写了一个揭发材料：我看到胡萍接了
一个电话后，神色有些不对头，我不知是谁打给他的电话。反正他接到电话后，特别紧
张，对他叫来的几个人说：如果吴司令查问256三叉戟去山海关机场是谁安排的，你们
就说是潘景寅安排的。对其他几架飞机的事，只字不要提，你们要保守秘密。大约是晚
上11点左右，吴司令员来到机场。在吴司令员到达候机楼时，胡萍悄悄对我说，你赶紧
去工字房，找周宇驰，告诉他吴司令已来机场查飞机的事，事情已是很复杂了，我在这
里应付吴。我赶快跑到工字房，工字房里的灯光很暗，门口的车库停着一辆伏尔加。正
当我要敲门时，周宇驰走了出来，我急忙将胡萍说的告诉他，他听后说了一句，好吧，
就赶快回屋了。我又悄悄回到候机室，向胡萍点了点头。这时我看见胡萍已是满头大汗
，脸上呈现出沮丧的样子。一会儿，胡萍又到我跟前说，你再去工字房，叫周宇驰给我
写个条，告诉我怎么办？我现在打电话不方便，快去快回！我急忙跑向工字房，当我到
工字房时，屋里已没有灯光，那辆伏尔加也不在了。我又急忙跑回来向胡萍报告，他听
后长叹一声，说快把准备好的东西都撤了，全部撤了，明天飞机不飞了。
周恩来在与叶群通话时，说他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叶群劝周恩来不要来。而周恩
来布置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准备两架专机，机组人员跑步到候机室待命。
叶群听说周恩来要来北戴河，当然慌了。
吴法宪回忆：正在这时，周恩来打来电话，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
，向山海关方向开去，临走时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
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
到三叉戟飞行员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有起
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当我打电话把潘景
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
这里吴法宪又说了假话。虽然潘景寅不可能对质，但也不能信口胡说。
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怎么可能呢？周恩来的命令是五人联
名才能起飞，还包括林彪。当时林彪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吴法宪怎么敢下如此命令？他
事后这么想还差不多！
27、明明是专机，为什么要说训练飞行？
吴法宪回忆：周恩来查问三叉戟是不是去北戴河了，我马上给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
。正在家里睡觉的时念堂说不知道。第二次吴法宪又打电话问，时念堂说，可能是胡萍
调的飞机。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专机师的党委书记，因为他当时正在住院，所
以吴法宪没找他，其实胡萍此时正在候机室，最后吴法宪了解到是胡萍调了一架飞机。
吴法宪电话里说，飞机要调回北京，胡萍说我查一查，没说潘景寅去了。
胡萍心里很紧张，林立果走前讲中央两条路线斗争很紧张，要提高警惕。到底是谁？别
把我夹在里头。胡萍知道吴法宪在庐山上表现不好，他搞不清怎么一回事，离他远一点
。胡萍说他们训练飞行到山海关。吴法宪说，叫他们回来。胡萍告诉潘景寅，问你就说
训练，别把我陷进去。5分钟后，胡萍回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吴法宪说周总理要
求飞机修好后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
周恩来过去从来没问过林彪的专机，突然查问，非同小可，吴法宪吓得魂都没有了，他
忘记了他说过的话。胡萍回忆：九一三事件前一周内吴法宪打电话，林彪那里要动一动
，作个准备。林彪动都是临时，打个电话说走就走，用飞机比汽车还方便。又两天，李
文普打电话，主任说这两天准备走。到哪？说到青岛或大连，或到广州，没个准。胡萍
说，行，早了解情况早告诉我，我好作准备。林立果让我为首长准备好飞机，这几天要
离开北戴河，要绝对保证首长的安全。胡萍说，我干这角色，不是一天两天。1970年庐
山会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叫我开会，怎么把所有的中央委员都送去，哪省哪省
，要一个名单，就拉这些人，别人不让上，保密。我回来，给空军副司令曾国华汇报，
他说我怎么不知道？大机群活动，二三十架飞机，没上头命令，我敢这么干？过去吴法
宪不止一次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以训练名义。吴法宪还交代，林彪在北戴河，
他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了。
林彪在北戴河，天天有专机来往，天天报告吴法宪，吴法宪管得过来吗？这也不能算吴
法宪的错，你如实向周恩来反映不就完了吗？为什么把责任全推到下面？吴法宪的心态
可以理解，本来因为庐山的事情他就心里发毛，现在三叉戟再出事，他会吃不了兜着走
，甚至枪毙。所以吴法宪当然想上推下卸，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胡萍说，我冤屈在哪
？我是管专机的，吴法宪有个交代，林彪住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注
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
。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来往的飞机，为他们服
务。飞机太频繁，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要注意
保密，改呼号，具体以训练名义去，内部都很平常，别的首长也这样。改航线是外行，
到北戴河，不能说到上海，实打实，一起飞，沿途雷达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说去上海
，根本不可能。
所以256三叉戟申请的航线是252号。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通报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
调度室要保密。因为胡萍交代过。9月12日22时左右，胡萍打电话叫尚局长到西郊机场
，明天252号从山海关起飞到广州，可是航行局向外发航线时，把航线发到西安，也可
以多发几条到其他地方的航线，林彪要动，注意保密。专机飞行一向神秘，“文革”前
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任务派遣程序被取消，连飞行实施过程中飞行员起码的空中通信
也被限制，只准按下发话纽，而不能讲话，至于飞机上拉的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声
东击西，这在全国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司空见惯。
空军34师参谋长龙振泉说：星期天快下班时，我在办公室，潘景寅临走对我说，我要出
差，出任务了，你别跟他们说。回家我喝了两盅酒就睡了，晚上叫我去，叫我保密，上
面来查，你就说训练飞行。我说谁来查？他说不知道。上边有人查，你就别说别的，就
说训练，专机发训练也有，经常的事，为了保密专机说训练，我也没觉得奇怪，专机也
好，训练也好，我不掌握，训练我可以掌握，专机是老曹的事。到了12时什么时候，吴
法宪来了，进来就问，潘景寅飞行干什么去了？训练飞行，啊？训练飞行吗？潘景寅没
说是任务啊？我不清楚，本来调度室应该说，也没跟我说，作战科也没说，我哪知道。
吴法宪发脾气，这你不知道，干什么吃的？马兰藻（专机师政委）来了，吴法宪问他，
他听说有专机任务，怎么飞了？到哪里？什么任务？他也不知道。吴法宪又发脾气，干
什么吃的？都不知道，这个那个说一大顿。马政委召集会，每人都表态，我就知道训练
，我没说。胡萍在场，他也没表态。到候机室等着，门口喊，杨（德中）政委来了。来
回几个电话，山海关飞机就起飞了，就乱了。吴法宪在小电话间又骂又嚷，怎么起飞了
？我心说，他起飞，我管不了。吴法宪骂完我，有事还找我，我就忙起来了。
三叉戟飞出国境时，吴法宪接到禁空令，在专机师当面向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交代，三个
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2时，周恩来打电话问吴法宪在什么地方，吴法宪说在西
郊机场。周恩来说我派中央警卫局政委杨德中去协助你，吴法宪明白这是监视他了。这
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吴法宪命令不准起飞，打下来。周恩来表
示同意。吴法宪卖力的表现并没有挽救他的命运，他还是被关进了秦城，判了重刑。
28、胡萍给林彪派专机怎么能算“资敌罪”？
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培养的第一批优秀飞行员，空军第一个给毛泽
东开飞机的机长。胡萍空中生涯20多年，是空军专机的元老级人物，他长期担任空军34
师师长。1969年调到空军司令部担任副参谋长后，仍分工管空军34师，并担任空军34师
党委书记。胡萍为专机事业操碎了心，他飞专机、管专机从来没有出过事，没想到却被
突然的九一三事件狠狠绊倒了。
1971年9月13日早晨，九一三事件刚发生几小时，吴法宪揭发说：都是胡萍这小子干的
。所以九一三事件第一个被关押审查的就是胡萍。胡萍坦然地说：你们尽管查，要查出
是我制造阴谋，我负一切责任，我并不知道阴谋。我不是想当官的人，我更喜欢飞行业
务。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说回来，又有哪一个人愿意被打倒？
又有哪一个人不希望保住晚节？专案组不听胡萍申诉，说不可能不知道，你当了反革命
还不老实。1982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决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林彪提供
飞机，造成严重后果，被判为“资敌罪”，有期徒刑11年。
给林彪派飞机怎么能是算“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制约，
此时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毛泽东“接班人”，“亲密战友”，并
不是敌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而且要秘密。林
彪儿子林立果坐飞机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胡萍他要叛逃。当周恩来通过吴法宪查
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胡萍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严重后果，他以为是
吴法宪捣鬼。胡萍回忆：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节，林立果让周宇驰跟我们说
吴法宪在庐山怎么不好，要我们警惕他，不要跟他走，那时刘少奇还说倒就倒，更何况
我们。他们玩了圈套，现在想可笑，不能离开当时的时空。林立果利用我，空军干部部
副部长何汝珍对我说，叶群问他，胡萍这小子靠得住靠不住？何汝珍说，这个你放心，
绝对没问题。我想为什么叶群问这个？心想跟他们打交道要小心。因为九届二中全会后
，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犯错误了，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所以我通知周宇驰
，总理查飞机了。但这一切都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这是“好人犯错误”，而不
是“坏人办坏事”，这怎么能叫“资敌罪”呢？
审问胡萍，说逃跑是他主谋，就挖这个。胡萍说：我可以派飞机，但我怎么知道他们往
哪里跑？我没有什么交代，确实不知道，我编也编不出来。查我，我也不知道谋害毛泽
东。那时我在301住院，左肾怀疑癌症，切片检查，发现是结核。本想马上手术，又想
还是等凉快点再做。我住院没什么事，就等手术。1971年9月8日晚上，林立果从北戴河
回来，到候机室，周宇驰也在。林立果从兜里拿出林彪手令让我看。飞机要移动，几个
关口，必须经过调度室批准，才可以放飞。他们也知道用飞机要从我这里过，但他们搞
什么名堂，我不知道。9月12日午睡后我回机场。18时多，周宇驰打电话，林立果要到
北戴河，点名要256三叉戟。去北戴河正常，林彪在那里。我打电话给飞行员潘景寅，
潘景寅不在，我又给第一副驾驶陈联柄打电话，由他转告。本来三叉戟应该牵引到候机
室门口，林立果不让，说我们开车过去。主要怕浪费时间，他们都安排好了，直接到停
机坪。我没过去，后来听说他们拉了很多东西，搬上了飞机。
9月12日夜里，吴法宪对我说，准备两架飞机去北戴河，没说谁去，我以为吴法宪去。
后来我发现杨德中腰里别着枪，我才想有点问题了。已经把吴法宪看起来了，他去北戴
河可能性不大。我一直有问号，后来才知道是周恩来准备去。
256三叉戟飞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线。我还在想，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
了。9月13日，我准备回医院，我有车，可吴法宪说，用我的车，张秘书送你。实际上
监视我，怕我跑了。李德生问吴法宪怎么回事？吴法宪说，都是胡萍这小子干的。林彪
走前，吴法宪交代过准备飞机，李文普也打过招呼，过去都是这样办法，一出事，都推
了。没上边指示，我敢作主吗？伊尔-18拉警卫，一架拉汽车，两架直升机，用于视察
，林彪一出动，都是这样，这就五架，还有一架空飞上海，我不知道要接谁。非说你搞
阴谋，我为他们辛辛苦苦服务20多年，谁知他们搞这玩意。硬说三叉戟飞苏联的阴谋是
我搞的。周总理为我说话，说不要追了。杨德中是公安部九局副局长，我与杨德中关系
很好，他来看我。第二天专案组说，你要老实点，不要以为总理给你说好话。周总理不
死，他一清二楚，了解我，我的结局会好点。那天早上就把我关起来，杨德中把我送到
中央警卫团的营部，住两夜，送亚疗。总理说了，让你好好揭发黄吴。我没头没脑，什
么黄吴？我一字没写。又住两天，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念文件，我才大梦初醒，原来
是这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是阴谋，出了事，没理可讲，我说有什么用！
29、九一三事件中禁空令是什么时间下达的？
中共中央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有两个禁空令，“禁飞”和“禁空”。第一个禁空令是“
禁飞”，只是一般通知，周恩来的“禁飞”令还不是那么严格，起码256三叉戟还可以
起飞。周恩来的第二个禁空令是“禁空”。当256三叉戟飞越国境时，周恩来代表毛泽
东下达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同时全军紧急战备。并要各军区空军一律听从大军
区司令员指挥，避免再有飞机外逃，或有人调动飞机轰炸北京。
“禁飞”令只是针对停在北戴河的256三叉戟。周恩来打电话给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
让他查海军山海关机场是否有一架三叉戟。核实后周恩来命令，山海关这架飞机要起飞
，如起飞，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六人的命令。此时周恩
来在军中并无职务，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军队下达命令，如果没有军委主席毛泽东的
特别授权，再借给周恩来几个脑袋他也不敢。坊间关于联名还有另两个版本，一个是五
人联名，一个是四人联名，总之是联名吧。
空军作战部值班参谋朱秉秀解释：有没有“林”，他记得很清楚。因为是朱秉秀负责向
下传达的，肯定有“林”。因为向下传达，涉及成千上万的人。如果没有“林”，事情
马上就会暴露。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也接到了周恩来的“联名”命令。朱秉秀回忆：周总理命令吴法宪要
停在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来。因为说三叉戟有故障，周总理命令吴法宪，三叉戟停在山
海关那里，待修好后立即回来，不准带任何人来北京。周总理又在电话里命令吴法宪，
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
吴法宪命令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飞到北京来。
256三叉戟飞越国境时，周恩来下达“禁空”令。同时周恩来今天晚上的各种飞行都停
止，包括部队的夜航训练。
吴法宪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打电话给空军指挥所，让通知各军区空军、指挥所立即停止
各种飞行。吴法宪还亲自把周恩来的“禁飞”令传达给北京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
因为1969年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这是中国军队防范的两个重要方向，其它军区空军
由空军指挥所传达。
朱秉秀回忆：那时空军指挥所里很有意思，你注意观察，副参谋长白云代理梁璞在指挥
所，没事人一样，特别轻松；梁璞来得晚一些，也“趾高气扬”。
朱秉秀没有提到副参谋长王飞，王飞是后来到指挥所的，白云说他没有在指挥所看见王
飞，王飞肯定是去了。当时江腾蛟打电话给王飞，想问问怎么回事，王飞着急地说，我
在指挥所，我在指挥所。王飞心里有“鬼”，话都说不出来，手直哆嗦。
朱秉秀回忆：我虽然不知道三叉戟上有谁，心里还是有点数。当然不敢往林彪身上想，
想党办那一伙人，那时还不叫“小舰队”，叫调研组。我们是中间派，看他们两派斗。
后来直升机起飞，西郊机场报过来，是周宇驰和于新野，这就更清楚了。
30、256三叉戟强行起飞，李作鹏何罪之有？
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说：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我们抓的是九一三事件中，由他放跑了
林彪的座机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中说：在9月12
日晚11时35分和13日零时6分，李作鹏两次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12时多，周
恩来接到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经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周恩来询问派出的部
队能否先到机场，张耀祠不能肯定。周恩来再一次叫李作鹏命令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
机场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零时20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已经发
现当时情况异常，打电话给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这时李作鹏仍然没有采取任
何阻止起飞的措施。
李作鹏在法庭上坚决不承认这一条罪状。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没有给256三叉戟起飞令，256三叉戟是强行起飞。李作鹏是海军第一
政委，远在北京海军大院，按工作程序应该是山海关机场制定阻止起飞的措施，上报李
作鹏批准。如果李作鹏不批准山海关机场的阻飞措施，当然应该由李作鹏负全责。可是
，山海关机场包括已经到机场的八三四一部队，都眼睁睁地看着256三叉戟晃晃悠悠地
起飞，束手无策。
而李作鹏只是原原本本地向机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这有什么错？更何况周恩来告诉李
作鹏传达“四人”联名命令时一点风声也没有透，没有告诉李作鹏山海关的“风云变幻
”，林彪想去哪？全没讲。谁能想到林彪飞机跑到国外？想都不敢想。李作鹏的大儿子
李冰天说：如果李作鹏事先知道出这样的大事，他还有心思在海军种“自留地”？他根
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也根本没考虑问题的严重性，他只是照本宣科，一字不差地把总
理指示传达给山海关机场。如果周总理哪怕多透露半句，李作鹏也会给山海关机场强调
得更多。以后李作鹏在关押期间给周恩来写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周恩来生前没
作任何解释。当然，一种可能是周恩来没收到李作鹏的信，被专案组扣下了。另一种可
能就是周恩来根本没法解释，只好沉默。以后李作鹏给很多军史研究者说，以他在法庭
上最后陈述的四个半小时录音带为准。
这里有个问题，李作鹏是海军政委，虽然他也是副总参谋长，但调飞机这一类的事情应
该归海军司令部，再往上应该是海军司令员管，李作鹏为什么直接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
场？让秘书办不行吗？或者让司令部通知？你只是一个政委，也不是司令员，军事指挥
上没有你的事。但李作鹏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因为是周恩来亲自通知的，责任重大，
所以李作鹏亲自通知山海关机场。
电话由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
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总理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
稿念的。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时，李作鹏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处理完给山海关的电话，他接着又
吃了安眠药，这一次睡得比较踏实，后半夜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还没睡醒。但一听
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从来没有在后半夜开过会，是不是与昨天晚上总理那个
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
中共中央［1972］24号文件第十八条，是关于李作鹏篡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
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说李作鹏两次篡改中央关于“联名”的命令，将四人指示放
飞才放飞，篡改成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在法庭上，李作鹏不承认“篡改总理指示”。但机场几位当事人都说他“篡改”了，成
了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飞机起飞。之后李
作鹏打电话要山海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改。李作鹏又将山海关机
场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报送中央，掩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
罪行。
李作鹏在中共中央［1972］24号文件这一张纸上批：根本无此事。我向周总理报告原文
为什么不敢发表？李作鹏在影印的“值班日记”边上批：这是（我的秘书）刘继祥同山
海关机场进行校对的记录，他报告我，与我修改处相同，可以同刘继祥当面对证。
可是庭审时，却不允许李作鹏的秘书刘继祥出庭。
2009年我采访了刘继祥，他说中央24号文件的这个电话记录稿是我写的。1971年9月14
日海航五师师长张兆龙从山海关机场电话汇报，我接的。张兆龙是飞行员出身，他是九
一三事件发生后从师部坐火车赶来的，所以电话报告结结巴巴，我说这样不行，你整理
一个稿子，给我念，我记录后报告首长。下午张兆龙组织人整理好稿子，他一字一句念
，我记录，然后我念给李作鹏听。我念到第一次李作鹏电话指示，李作鹏和董其采都没
有动作，而念到第二次李作鹏指示时，李作鹏和董其采都从沙发上跳起来，说不对，不
是这样说的。这才在我的记录稿上有改动。
一人放飞和四人放飞，很可能在电话里有误解。
其实这本来不算什么。
因为实际上，不管是“一人”还是“四人”，都没有让飞机起飞。
换句话说，如果林彪要起飞，李作鹏拦得住吗？既然是关系到副统帅，你周恩来为什么
不亲自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既然让李作鹏通知，为什么不告诉事情的来龙去脉？为
什么吴法宪知道情况，不与李作鹏通气？如果命令林彪的警卫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
走不成，为什么不命令？
一大堆问号堆在心里，李作鹏坚决不承认三叉戟起飞的责任应该由他承担。其实，山海
关机场的跑道灯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有给起飞指令，256三叉戟是强行起飞。不管是
一个人还是四个人都没有让飞机起飞。但罪名还是加在了李作鹏的头上。
31、山海关机场为什么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措施？
零时18分，“大红旗”只用了平时一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到了山海关机场。林彪等人没
等客梯车开来，舱门也没关好，零时32分飞机就慌慌张张起飞了。
机场的滑行道和跑道平行，平时跑道是空的，以便随时迎来送往。准备起飞的飞机一般
先停在调度室前的停机坪上，得到调度室的起飞命令后，先滑到滑行道，再滑到跑道头
。而256三叉戟起飞时，只有起落架上的滑行灯打开了，机场没有打开跑道灯，调度室
也没有给起飞命令。
山海关机场是歼击机训练的小机场，滑行道不宽，而三叉戟又太“胖”，加上滑行时动
作太急促太猛烈，像个醉汉，还没有对正跑道就先拐了弯，一个主轮偏出滑行道，压进
了黄豆地，将黄豆地轧出一尺多深的沟，轧断的黄豆秆立即被气流吹跑了。幸亏三叉戟
马力大，要不非“窝”在黄豆地里。三叉戟从黄豆地里“挣扎”出来，又轧坏了两个跑
道灯。在正常情况下，大飞机应该从联络道开到跑道尽头才能起飞，而三叉戟在跑道头
500米处就强行起飞了。场站参谋长佟玉春一看飞机没挡住，就向空中打了两枪。
八三四一部队也追了，一路追到山海关机场，这时256三叉戟并没有起飞。但是，机场
乱成了一锅粥，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拦阻。
要制止强行起飞，只有采取最根本的措施——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最简单的办法是把
两辆大卡车开到跑道上。或者把加油车开到跑道中央，三叉戟转弯就转不过来，这时挡
住，就挡住了。场站倒是派加油车去堵了，但三叉戟“气势汹汹”地滑过来，加油车上
的两名干部先躲了，开加油车的新兵刘三儿也开着车躲开了，让出了一条通天大道。
话又说回来，谁敢拦？油罐车撞坏，机翼灯也撞坏了，地面上的人们已经吓得半死。这
不是一般的飞机，这是专机，撞坏了中国第二号人物的专机，非蹲监狱不可，搞不好小
命也没了。除非下死命令，讲清楚，机场才敢拦阻。可上边的命令并不是一定要挡住，
非常含糊，只是不让起飞。从上到下都不明确，不让起飞，可是它强行起飞又怎么啦？
这是专机，林彪的专机，本来山海关机场就没有管理的权力。谁能想到它会强行起飞？
急急忙忙，通知不让起飞，所有的人都没有认为是紧急情况。事后翻过来想，赶快打电
话给机场，把飞机封起来，开车到跑道上，几个措施都没有采取，到时候就没说话的余
地了。
事后看，整个事情非常像一个精心的“策划”，也拦了，也追了，也禁止起飞了，但这
一切，仿佛是“欲纵故擒”，就是要让你成惊弓之鸟。只要起飞，没有考虑的余地，必
死无疑。上天容易，可你不能永远呆在天上，你总要落地，你往哪里落？事先没预报，
机场频道不知道，怎么落地？如果被当成敌机打下来呢？一般导弹就可以打下来。而且
越境后，越往北飞越是山。到伊尔库茨克远了，茫茫黑夜，也不一定找得到伊尔库茨克
。虽然有自动领航设备，可就你一个飞行员，你忙得过来吗？那个预料中的结局似乎在
起飞前就注定了。
32、机组人员不全，潘景寅怎么就起飞了呢？
吴法宪回忆：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这
是误传）。吴法宪感到情况严重，不过还可以挽救，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几十分钟的车
程，他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胡萍也
给潘景寅打电话，飞机一概不准动。可为什么飞机还是起飞了呢？有人说：如果不飞，
那就是英雄飞行员，立功了，整个100团都要立功。事后看，这话也不一定对。但是，
从当时的情况看，潘景寅怎么可能不起飞呢？林彪的红旗车开进了机场，潘景寅听见有
人喊，首长都到了，飞行员怎么还没有到？潘景寅慌忙跑出门，一路跑向256三叉戟。
因为事先林立果有过加油的电话，三个机械师已经被潘景寅叫起加油。他们打开三叉戟
的舱门，叶群迫不及待从工作梯爬上了飞机，林彪也跟着上了飞机。叶群命令快起飞，
潘景寅敢不起飞？不要说先前潘景寅已经被灌输吴法宪有问题，就是老吴没有问题，老
吴毕竟只是空军司令员，而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啊，该听谁的，不言而喻。
机舱门还没有关上，飞机就滑动了。
五个正在跑向飞机的飞行员都呆住了。他们是：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
，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服务员魏秀玲。只差了一、两分钟，他们就上飞机了。
三叉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运输机，发动机启动快，除了利用地面专用的启动车外，也
可以利用飞机自带的压缩空气进行启动，不受地面专用设备的影响。据第二副驾驶康廷
梓分析，当晚就是利用机上设备启动的。而且中央发动机启动后，就可以一边滑行，一
边利用中央发动机的压缩空气对另两台发动机进行启动。这样就大大地节约了在停机坪
的时间。还有只要滑行中做好驾驶舱内的各种检查，飞机一旦进入跑道后，不需要停机
，就可以加大油门直接起飞升空。第二副驾驶康廷梓认为三叉戟的起飞没有任何疏露。
起飞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如加油等，离不开机械师，连飞机舱门的钥匙都在机械师身上
。但一旦飞机起飞动作完成，平稳飞行，机械师的作用就不大了。到了天上，全靠潘景
寅一个人“拳打脚踢”了。
为什么潘景寅没有等机组上全就飞了呢？
这是性格使然，性格决定命运。
潘景寅性格急，遇事紧张，又不果断。和他一个机组的飞行员说：每次飞行，潘景寅的
脸都红极了，下飞机满头大汗，别的飞行员就不这样。50年代末潘景寅在沈阳出过一次
小事故，天降大雪，跑道还没有扫出来，他急着飞。在同组飞行员劝说下，又停了一会
儿，他还是执意起飞。起飞时，跑道不够，飞机冲着跑道上一个大雪堆扎进去，要不是
副驾驶马和使劲一拉驾驶杆，机头翘起，飞机就一头钻进雪堆里了。但飞到天上，发现
一个起落架被雪堆撞坏了。机组几个人商量，先在空中转耗油，差不多了再落地，用一
条腿侧着落地。这样，飞机冲到跑道头，撞坏了一点点，没有机毁人亡。
很多内行人都说：如果机组全上，256三叉戟摔不了。
有人说潘景寅知道逃跑，故意拉下了机组成员。但种种迹象表明，潘景寅事先并不知情
。否则从西郊机场起飞前他不会吃安眠药。9月12日下午，潘景寅想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他吃了三片安眠药，去理发室理发，理完发安眠药正好发挥作用。没想到还没有出理
发室，出发命令就到了。首长要飞机，不光林家，都是随叫随到。专机没有起飞时间，
首长来了就是起飞时间。但过去从来没有首长到了飞行员还没有到这样的事情，所以都
是机组先到机场等首长，都养成习惯了。没有首长到了而机组还没到的先例。所以，这
一次潘景寅更加紧张，让起飞，就快快起飞吧。
如果不起飞，一切都解决了。就是飞，也不能一个人飞啊。怎么就一个人把飞机飞上天
了呢？叶群和林立果再催，也要等机组人员全上来再飞啊。大型飞机一个人完成几个人
的操作，这可是创下了中国航空史上的记录。大飞机可不比汽车，再急也不急这几分钟
嘛。机组好多人没上去，一个人怎么能飞？又是夜里，再大胆也不敢飞啊。如果潘景寅
拖延，林立果可能打死他吗？林立果也要想想，打死了飞行员，谁会飞三叉戟？他能开
“大红旗”，可是他都没开，因为车上坐的是他的父亲。更不要说三叉戟了，他只会坐
，不会驾驶。所以他敢打死潘景寅吗？不敢。当然最后鱼死网破，他打死潘景寅也不是
不可能。不过还没到那个程度，潘景寅稍微解释一下，再等个一、两分钟，机组就全到
了。如果等一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飞不成了。另一种可能是机组人员全都上去。如
果机组人员全在飞机上，分工合作，靠着集体的智慧，飞机就有可能成功迫降在温都尔
汗的土机场上。
时任空军航行局局长的尚登峨回忆：9月12日下午，胡萍对我交代，林彪专机要到山海
关，林彪要动一动，阶级斗争很复杂，还要派一些飞机，你要掌握一下。那天晚上11时
多，我处理完西郊机场申请航线的事情，刚回到家，值班参谋傅本理打电话问，吴法宪
来电话，问山海关飞机是什么飞机？谁飞的？我拿电话请示胡萍，胡萍说，你别管了。
尚登峨就睡觉了，突然被电话铃惊醒，山海关的飞机强行起飞？就潘景寅一个人。再重
复一遍，这时起飞不到四、五分钟。我吓了一大跳，赶快起床，平时到办公室要十分钟
，我五、六分钟就跑到了。我给山海关打电话，副驾驶陈联柄说，潘景寅一个人把飞机
飞走了。什么？一个人？我们机组没上去。你慢点说，飞机上还有什么人？还有三个机
械师。不可能？我不相信，反复问。我是飞行员出身，飞行20多年，军用运输机都是两
个人飞，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天，还没有先例。我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
一个人就飞了？机组都有谁？现在你身边还有谁？陈联柄说，潘景寅把机械师叫起来加
油，等调度室老李叫我们起床时，飞机已经开车滑出，没来得及加油就起飞了。这飞机
起飞前，并没有到调度室办手续。
这时参谋长梁璞来了，尚登峨让陈联柄把详细情况给参谋长报告。他看标图，搞不清楚
往哪飞。调去的是林彪的专机，他嘀咕最大的是潘景寅怎么一个人就飞了？飞机上还有
谁？根本没想到林彪在上边，一点没想到。只想是不是劫机？梁璞叫他下去，李德生在
指挥室，问潘景寅的情况，什么时候入伍的？什么时候入党的？文革以来的表现怎样？
……尚登峨说，有些我能回答，有些我也答不了，我还要给西郊打电话，同时看标图。
越看越不对劲，脑子里热乎乎的，问号很多，谁搞鬼？既不是广州，也不是重庆，怎么
往蒙古方向飞？国境线除赤峰有个机场，没有可降落之地。尚登峨忽然想起，经副参谋
长王飞同意，周宇驰要过航图，并让划出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顿时不祥的感觉弥漫全
身，他马上报告了参谋长梁璞。梁璞让他再画出同样一张航图，交给李德生。
飞机上的无线电是不是开着呢？正常情况下，飞机开车后，滑行前，必须打开机上所有
的通话设备。因为飞机的一切活动必须得到机场调度部门的许可，方能进行。有时开车
前就要将电台先打开，与指挥台进行必要的信息沟通。当时空军指挥所通知，北京周围
所有机场都打开跑道灯和夜间降落设备，用超短波电台对空呼叫，要三叉戟到北京落地
，北京地区所有机场都可以随时落地。电台开关就在飞行员头顶部，轻轻一拨就可以打
开，地面的声音就可以充满整个机舱。吴法宪叫胡萍拿着话筒喊，以周恩来的名义，叫
他回来。山海关机场、西郊机场和空司指挥所，所有的对空台都在呼叫。
从雷达标图看，三叉戟无动于衷，直接飞向中蒙边境，向西一段是山区，飞机爬高，越
来越慢。胡萍分析，潘景寅不是不敢，机组人不够，他忙不过来。那时对上面的矛盾也
搞不清楚，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想：究竟是怎么回事？非常奇怪，这是往哪里飞呢？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潘景寅的心理状态，飞往国外，是他始料未及的。现在整架飞机包
括林彪的命运全掌握在他一人手中，他肯定更加紧张。三个机械师可以商量，但毕竟又
没有飞行员内行。至于怎么落地，只好听天由命了。
33、起飞前，潘景寅知不知道要飞向哪里？
在256三叉戟上天前，潘景寅肯定不知道是要飞出国境。他只知道往南走，突然在空中
改变，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像这样上天前根本不知往哪里飞的事情，以前也有过。
1967年7月20日，专门从北京调两架专机到汉口，没说谁用，一架有床有桌子，一架有
座。突然毛泽东坐汽车来了，直接上了潘景寅的这架飞机，潘景寅赶快从飞机上下来迎
接。那时潘景寅是副团长，另一位机长王进忠团长也被调到这架飞机上。潘景寅根本不
知道去哪里，到了天上，毛泽东才说去上海。
如果飞国内，潘景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国内航线，到哪都有保证，可是怎么让飞蒙古
的乌兰巴托？他哪里想到林彪一家（除林豆豆）要跑到国外去。不执行吧？这是林副主
席的命令。半夜里慌慌张张飞国外，机组的人员都不全，就催着起飞，这决不正常！潘
景寅飞伊尔18出国很多，每次都要准备很长时间，哪有到了天上，才说去国外的。何况
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到了刀枪相见的地步，这不是叛逃吗？
256三叉戟机毁人亡，我们不知道林立果是怎样骗潘景寅的。但雷达显示，三叉戟起飞
后的转弯航迹非常不正常，延迟了4分钟，而且以后的转弯动作所用的时间也是平时的
十倍。60度用了6分钟，是平时转弯的好几倍。飞机上的转弯感觉不到，只能从仪表上
读出来，又是夜间，仪表板红光照明，比白天读表更困难。潘景寅变速很慢，转弯坡度
很小，迟缓，不规则，而且过了头，超过15度，再飞就成了360度，掉头回山海关去了
。20分钟后，才稳定在325度的航向上。
100团政委安治樑回忆：我对潘景寅印象很好，他当大队长，我作为保卫干事负责审查
他，不错。后来他当团长，我当政委，商量工作，双方印象都很好。这个人很正直，没
花花点子，很老实，很稳，不大说话。声音不大，软软的，一说话就脸红。9月12日刚
吃过晚饭，6时多，山海关来电话调飞机。我刚回到北边宿舍，又马上到机场。老潘对
我说，老安，我刚吃了两片安眠药，想休息了，这劲还没过。9月12日午后，潘景寅向
256三叉戟机组下达命令，准备执行林彪专机的任务。因为你不知道首长什么时候用飞
机，只能见缝插针抓紧休息，所以潘景寅下午就吃了安眠药准备睡了。他没想到晚上走
，我嘱咐副驾驶陈联柄关照一下。天黑下来，灯开了，我们在停机坪等林立果来。等了
一个小时，我和潘景寅闲聊，他情绪正常，一点不紧张。
九一三事件后有人有反映，潘景寅情绪低落，上边斗争那么厉害，他多少知道一点。潘
景寅与周宇驰一块调到空军，所以关系很好。潘景寅到航校学的飞行，比正常学员晚来
一段。表面上很老实，有心计，想问题比较多，有些思想不暴露。从技术上说，潘景寅
不那么精干，技术很一般，实际上技术不如100团副团长兼参谋长的李克修，也不如副
驾驶陈联柄和康廷梓。但潘景寅因为职务高，被定为林彪专机的飞行员，李克修就成了
潘景寅的“备份”，而陈联柄和康廷梓则成了副驾驶。
潘景寅的心态，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但从航迹似乎可以反映潘景寅的心迹，他的思想斗
争一定非常激烈。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北京有他温暖的家，他为什么要跑到国外？跑到
国外他算什么？飞机肯定是开不成了，那他能干什么？想回国也不可能，返航？返航也
不好办，首先就违抗了命令，何况油也不够了，真是进退两难啊。
34、苏联外交官凭什么说256三叉戟是被打下来的？
20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发表阎明复文章《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介
绍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大寿）新出
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这位前苏联外交官披露林彪飞机“在蒙古温
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蒙古人民共和国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
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
到底是蒙古军队还是前苏联驻蒙古军队打下来的？没有说。
到底是怎么打下来的？还是没有说。
为什么不提256三叉戟上的黑匣子？
这是真实的吗？我认为这位前苏联外交官有关九一三事件的回忆是矛盾的。
这位前苏联外交官顾大寿的名字是毛泽东1957起的。20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铁道部派遣
来华，在长春铁路局任翻译，以后由苏联外交部派遣到驻华使馆，历任苏联驻天津总领
事馆秘书长、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一秘、政治参赞、党委书记等职，在华12年。
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
现场的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
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
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
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托尔斯基科
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解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
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开始大使说，因为我是参赞，这件事是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后来
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
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
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列车先经中国的内蒙古，然后进入蒙古国的领土，在约定
的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彪
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
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后来，为了辨
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首先，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对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根据中国驻蒙古
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回忆：1971年9月14日，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
，受政府委托通知中国飞机坠毁，并提出口头抗议，要中国政府就中国飞机深入蒙古领
土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
其次，不是“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
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而是苏联人在第一时
间就知道了中国飞机坠毁，到了现场。而且明明是苏联人连续两次到坠机现场，拍了照
片，拿走了飞机发动机和黑匣子。后来又挖开坟墓，拿走了林彪和叶群头骨。这位前苏
联外交官居然说是蒙古人挖开坟墓！还含糊地说是蒙古人打下来的。
前苏联外交官顾大寿的这段回忆说明，他到现场时，什么也没看见，林彪等人已经埋葬
了。可是，顾大寿说是蒙古人照了照片，把所有东西都埋到里面去了。后来，他们又把
大坑挖了开来。
既然顾大寿说“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怎么又在回忆录中说飞机上发生过
枪击？说“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
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
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
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
看完这段回忆录，我专门问过王中远老师。他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比顾大寿先
到坠机现场，并亲手掩埋林彪等人遗体。他说他没有发现弹洞，飞机已经解体，散了一
地，不可能发现弹洞。
另外可以肯定，飞机上的四位飞行员都没有枪。
关心九一三事件的朋友可能还记得，2004年9月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驻莫斯科记者采访
过退休的前苏联克格勃头子扎格沃兹丁将军，他当年验证了林彪、叶群的头骨。扎格沃
兹丁将军还谈到256三叉戟坠毁前的飞行路线，说飞到了苏蒙边境。还说现场验证了飞
机上发现的所有枪支，没有一支枪发射过子弹。
那么，顾大寿说的机舱上的弹洞由何而来？
顾大寿回避了苏联人两次到坠机现场，除了拿走林彪和叶群头骨，还拿走了发动机和黑
匣子。
为什么只字不提黑匣子？
看来这位吹嘘亲临现场的前苏联外交官也有可能满嘴谎言。
35、256三叉戟真的是苏联打下来的吗？
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大寿）说256
三叉戟是被打下来的，我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但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
中文名字顾大寿）说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空军打的，这不对，不可能是蒙古空军打的，
有能力发射地空导弹的军队只能是前苏联驻蒙古的军队。当然是击伤，而不是击落。因
为256三叉戟采取了迫降措施，而空中又没有散架。这也可以解释256三叉戟空中着火，
以及来不及耗油就紧急迫降的原因。
1960年5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问蒙古。5月31日，中国
与蒙古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中蒙技术援助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之后中
蒙两国交换地图，谈判划定蒙古从中国独立后一直未定的中蒙边界。1962年12月，蒙古
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问中国，12月26日签订两国边界条约。虽然如此，但因为1960
年中苏交恶，蒙古紧跟前苏联，也开始与中国为敌。1963年7月，蒙古与前苏联秘密签
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很快苏联派出许多勘测小分队，借
口到蒙古铁路两侧及以东找水，实际上为苏军进驻勘察阵地。1964年，蒙古赶走中国援
蒙工人，引进苏军建筑旅，在乌兰巴托等地修建了大批营房。1965年，苏军第二个建筑
旅秘密开进蒙古南部，在中蒙铁路沿线修建军用机场和各种设施。1966年1月，苏共中
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同蒙古签订为期20年的
《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第五条规定：缔结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
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共同采访包括军事方面
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
这之后，前苏联驻蒙古军队的活动开始公开化。
1967年3月，蒙古和苏联的国防部长秘密签订在蒙古境内部署苏联军队的协定。4月，前
苏联陆、空军作战部队开进蒙古，1967年11月7日，蒙古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乌兰巴
托举行大规模阅兵式，不仅有蒙古军队，也有苏联驻蒙古军队。苏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
车，榴弹炮、加农炮，反坦克火箭，防空导弹以及80余辆坦克，磨蹭了半个多小时，才
依次驶过检阅台。
1968年，苏联驻蒙古军队加紧在蒙古中东部构筑军事基地和机场等设施，其中一个现代
化军用机场在乌兰巴托以东30多公里的那来赫矿区附近的草滩上，还有两个现代化军用
机场在中蒙铁路沿线。此外，还修建了多处防空导弹阵地，以及大型野战后勤基地。到
1968年底，驻蒙苏军的兵力部署基本就绪。1969年4月，中苏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
更加恶化，苏联进一步在蒙古增兵。驻蒙陆军达到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三个坦克师，拥
有坦克1800辆，战车和装甲车2500辆，大炮1400门，统归集团军指挥。集团军司令部设
在乌兰巴托东北的乌兰花，司令是彼得洛夫斯基少将，不久升任中将。部队部署重点在
乌兰巴托及其以北，距离中国边界240公里的重镇沙音山达也驻有苏军。驻蒙空军有两
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除了乌兰巴托等四个大型机场，
还修建了三个野战机场。共有固定翼飞机192架，直升机123架。苏军驻蒙的防空部队有
两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拥有可携带核弹头的近程地地导弹发射器22部。此
外还有一些特种部队。
苏联驻蒙军队占据了55座兵营，共有8万多人，作战部队有5万多人，包括2个摩托化步
兵旅，2个独立团，11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是苏联驻蒙军队的重点，有一个歼击机团，
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2个防空导弹营。
苏联驻蒙古军队如此巨大，又经常演习，耗费了前苏联天文数字般的军费。直到1988年
12月，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宣布两年内全部从蒙古撤军。
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的孙一先回忆：我于1965年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任职，
1973年回国，其间曾担任临时代办两年半，经历了中蒙关系严重恶化的全过程。在蒙古
，我亲眼看到苏联作战部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轰隆隆开进蒙古边境，看到苏联控制蒙
古的所作所为。我是深深同情蒙古人民的。
虽然1971年，中国和蒙古的关系渐渐缓和，8月20日，中国驻蒙古大使在空任五年后，
许文益上任。但紧接着发生九一三事件，苏联驻蒙古军队并不清楚上层的变化，他们的
职责是保卫蒙古的安全。256三叉戟飞越国境，进入蒙古境内几百公里，目标大，飞得
又慢，当然被苏军雷达误为侦察机，被导弹击中是毫无商量的，但苏联很快发现打错了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苏联如此积极，却如此沉默了。
36、周恩来凭什么得出“自行坠毁”的结论？
1971年9月19日晚，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二秘孙一先于20日乘4次列车离开
乌兰巴托回国。在这天上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收到国内另外一个指示，要求注意观察
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孙一先到乌兰巴托市周围走马观“花”，总的印象是蒙
军和驻蒙苏军都有异常。乌市西区陶拉盖图的北山沟，导弹发射架都装上了防空导弹，
探测和搜索雷达一直在旋转。市区苏军的军用汽车比往常增加，铁路两旁的苏军基地也
格外繁忙。距乌兰巴托市50多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载重汽车进进出出。几十个战备油
罐群，都被铁丝网圈了起来，还站上了岗。距乌兰巴托市100公里的巴彦机场，停在滑
行道边的歼击机都脱掉了“衣服”。飞机不断起落，却不像是平常训练。乔依尔车站以
北20多公里有苏联空军的一个大型机场，在密闭的列车里都能感觉到轰鸣的刺耳。
中国民航飞机坠毁，为什么驻蒙古的苏军也凑“热闹”呢？
中国边防城市二连浩特，车站内外军人也明显增多，干部都佩戴着枪。集宁停靠的一列
军用列车正往下卸军车和重型武器。边防站的王站长告诉孙一先，现在是一级战备，孙
一先想，难道真与那架失事飞机有联系吗？
周恩来对孙一先说，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孙一先把自己标的现场位置图
拿出来。周恩来问：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直线距离700多公里。山海关在什么地方？
多伦呢？贝勒庙呢？周恩来从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用力一划，微微点了点头。孙一先大
为吃惊，那架失事飞机不是迷航，而是叛逃！他猜想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
这时已经是9月22日凌晨1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空军副司令
员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来了。总理只介绍了李德生，让孙一先继续汇报，按提纲讲。
孙一先感觉周恩来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闭着眼睛打了一个盹。他想，总理太累
了。周恩来听完孙一先的汇报，指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主持研究飞机是怎样坠毁
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也参加。他们拿着照片到东大厅，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
际泰、公安部长李震等一起分析研究。
李际泰是飞行员出身，仔细看过照片和现场示意图后，认为飞机可能是因为燃料将要耗
尽，被迫紧急着陆，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磨擦，骤然升温
，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的情况看，飞行员驾驶技术很好，选择了
惟一的处理办法，虽然不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这些可
能性较小。在场的都是外行，一致认为李际泰说得有道理。
杨德中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的飞机，并与驾驶员及有关地勤研究一下。
符浩建议，看飞机时，应该把到过坠机现场的孙一先带上。
三叉戟是英国原德？哈维兰公司研制的中短程的三个发运机的客机，根据欧洲各航空公
司提出的第二代喷气客机的要求研制。1957年设计，1959年开始生产，1962年1月首次
试飞，1964年春投入航线使用。一共四种机型，共生产了117架三叉戟，其生产线于
1978年关闭。三叉戟ＩE型是加大航程型，增加了燃油量，载客量也增加到115人。中国
先后进口了30架三叉戟，用于民航飞行。现在我国进口的三叉戟都已经淘汰。航空博物
馆存有一架三叉戟。
10月1日凌晨2时，一行人去西郊机场看252三叉戟。
空军参谋长梁璞听说飞机是擦地皮着陆起火爆炸，有点意外，说在夜里能找到这么一大
块平地难度相当大。潘景寅的驾驶技术还是比较高。1970年从巴基斯坦飞回这批三叉戟
，是他带队飞回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分析周围无高大目
标，迫降场的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
空摔折等，看来飞机不像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梁参谋长同意这个分
析，认为迫降时速度可能很快，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地，猛一擦地可能“飘”起来。
周恩来根据李际泰等人的纸上谈“机”，得出“自行坠毁”的结论。
这是息事宁人。也就是说，256三叉戟坠毁由中国负全责。也许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但38年后再看，这决不是科学的结论。
37、空勤机械师李平的腰带上是否有枪眼？
李平，34岁，天津人，1957年兵，1963年12月入党。时任空军34师100团三大队机务中
队副中队长，256三叉戟主管机械师。1971年9月13日随机牺牲。李平的家在天津，三个
小孩，老大是女儿，1963年4月出生；老二是儿子，1965年9月出生；老三也是儿子，
1970年12月出生。李平牺牲时，女儿8岁，大儿子6岁，小儿子还不到1岁。李平爱人王
淑珍是天津标准件厂工人，她生前每年清明，都要给李平烧一些纸，她惟一的愿望就是
把爱人李平的遗骨接回来。
有人说李平的皮带上有枪眼。据说李平的皮带曾拿到西郊机场辨认，因为李平的腰不好
，皮带是特制的宽皮带。但到过坠机现场的孙一先说，现场没有拿回一件东西。1972年
，上边也怀疑256三叉戟上是否有搏斗，让从现场照片中寻找尸体上的弹洞。空军专家
组成员金华被“隔离”在地下办公室里，三天三夜，他仔细看了所有现场的照片。金华
说：照片上洞多了，但没有发现尸体身上有任何弹孔，5号尸体（林彪）没有外电所传
的蜂窝状窟窿，李平身上也没有弹洞。
李平的技术非常好，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机务干部。参军前他已经有工作，会修手表
，会做像章。李平母亲是家庭妇女，李平父亲是蹬三轮的工人，李平报名参军连父母也
没有告诉。他个子不高，体检时要不是悄悄踮了一下脚，就被刷下去了。在34师战友的
记忆中，李平心灵手巧，能说会道，也很会唱歌，是个活跃分子。李平爱好摄影，那时
很少有人照相，而他拥有两台照相机，孩子们经常看爸爸洗照片。所以，李平留有几张
他自己的照相机拍摄的照片。
九一三事件前，李平回过一次家，走时什么也没有说。李平爱人王淑珍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一直联系不上李平，1972年，她去34师询问，部队也没有明确说，只说李平执行任
务。1978年给了病故通知书，答应三个孩子养到16岁，每月每个孩子给15元。1993年底
，李平爱人王淑珍又找部队，那时部队也穷，1994年6、7月，部队来人送了一点钱，两
三千元，说是补助，并答应孩子养到18岁。再后来，工厂不景气，王淑珍1986年办了退
休。又赶上房子拆迁，要交赞助费，王淑珍又去找部队，部队给天津民政部门出了个介
绍信，减免了前期赞助费近一万元。
李平爱人王淑珍每月工资40多元，要养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还要养几个老人，连吃饭
都不够。孩子们上学连两元钱的学杂费也交不起，大儿子初中二年级就工作了。而那时
，政治压力更大，虽然空军34师没有明确结论，但林彪飞机摔在蒙古家喻户晓，老百姓
搞不清怎么回事，传言很多。李平的几个孩子在学校成绩优秀，但却迟迟戴不上红领巾
。终于三个孩子长大了，建立了家庭，其中两个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而王淑珍却积劳
成疾。1997年她因脑梗塞住院，以后每年都要住一次院，2005年11月逝世，享年69岁。
38、为什么蒙古对中国人去坠机现场一拖再拖？
1971年9月14日11时5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同意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三个人去现场
。并说专机已经准备好，下午即可动身。可是这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还没有给国内打通
电话，到失事现场事关重大，没得到国内指示前，不能冒昧行动。于是大使馆借口尚未
准备好，请求推迟起飞时间。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催，说专机已经准备好
，13时左右出发。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还是请求推迟。
一直到18时，终于盼来国内指示，要许文益大使亲赴现场，详细观察飞机失事的原因，
飞机残骸可以拍照取证。如有尸骨应要求带回，没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写明
清单和收条，并注明如有蒙方取走的物品和文件，也希望查出交还我们。
这封电报有意回避了飞机的性质和死亡者的身份，但许文益已经感到“事情”比预想的
还要严重。如果是一般的失事飞机，使馆工作人员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惊动”
大使。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先报给蒙古外交部的人员名单，只是二秘孙一先和两名翻译。
此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许大使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
额尔敦比列格晚上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20时。
许文益大使说：奉政府之命，失事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
，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领事司长陪我们到现场视察，表
示感谢。我将亲自率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给予帮助。
额尔敦比列格马上问：误入之说，是否是正式答复？
许文益大使说：可以这样认为。
这是否是最后答复？
为什么这样紧追不舍？许文益大使也警觉起来。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
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我理解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尔敦比列格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到哪里？朝哪个方向飞？是怎样迷失的方向，误入
我国领土的？
许文益大使坦率地说，目前为止无法答复。并反问：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
材料提供给我们？
额尔敦比列格也非常谨慎，说暂时没有。
其实这时候蒙方是明知故问，他们已经从256三叉戟内的航图上看到了标出的航线，知
道飞机是从河北的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大概是他
们想从中国大使嘴里套出更多的话来，或者看他知不知道更多的情况。
许文益大使希望明天上午动身，额尔敦比列格表示同意，让他们作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
。他对中方未能及时派人赶赴现场有点抱怨，说飞机失事两天了，等你们到现场大概要
60多个小时了，天这么热，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希望你们不会提出更多的问题。
许文益大使马上将约见情况报告国内，翌日凌晨得到国内指示，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
带回。如火化有困难，可拍照取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把遗骨运回国内。
这时候蒙古也有些“明白”了，先是迟迟不动身，然后紧急约见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中
国大使要亲自出马，还想要回尸骨。看来外电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飞机的乘员中肯定
有不一般的人物。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王中远回忆：当时我们感觉到不是一般的事件。具体往谁身上想
，谁也不敢想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林彪。林彪红得发紫，谁敢想林彪呢？后来知道
，所有的人都很震惊，为什么震惊？都写进党章了，老人家还信得过谁呀？反过来，又
想为什么？那么多高级领导人，出生入死，都打倒了，就这个写进党章的接班人跟老人
家，究竟为什么？
现在轮到中方催促蒙方了。蒙古人似乎不那么着急了，借故一推再推。
孙一先回忆：9月15日早上8时，我们每半个小时就催问一次，询问什么时候到现场。蒙
方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温都尔汗天气不好，不能接受飞机降落。其实天空非常晴朗，
万里无云。拖到13时30分，蒙古外交部终于说，专机14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
原来从赤塔飞来的苏军直升机眼下正在坠机现场，不能让他们同中国人“撞车”。直到
苏联人在现场“折腾”够了，中国人才被允许前往。后来才知道，苏联人9月14日去了
一趟，9月15日又去了一趟，所以推迟了我们前往现场的时间。
蒙方也调整了“战略部署”，组织起一个庞大的视察班子，有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
长桑加上校，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二司专员古尔斯德，国防部副处长达木
丁上校，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等官员，还有航空、法律、法医等方面的专家，法律
专家达希泽伯格，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
大夫，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以及报纸和蒙古通讯社的记者，以及电影摄制组等
等，足有几十人，看来蒙方也是相当重视的。
一架伊尔-14飞机送中国大使等四人和蒙古的庞大班子去坠机现场，起飞时间14时45分
，航程300公里。15时46分，到达温都尔汗“土机场”，飞行时间是61分钟。温都尔汗
“土机场”确实简易，没有塔台，只有几间平房，几辆电台车。在草地上垫了层红粘土
，就成了跑道。机场周围看起来非常平坦，没有土包，也没有高树。但是没有夜航设备
，也就是说，到了夜间，和草原没有什么两样。
王中远回忆：我们在机场坐两辆嘎斯69，直奔坠机现场。
孙一先回忆：我们的汽车从温都尔汗出发，沿东北方向的沙土公路和克鲁伦河，行驶一
个小时，转向东北，进入丘陵草原。一路上荒无人烟，除断续的馒头形土包外，还有二
三十米高的石头山，汽车在丘陵间颠簸，常被高高弹起。向东北方向走了不到一小时，
离开沙土公路，拐入正北一条草丛小路。这里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压得枯草吱吱直响
。小道左边是一连串较高的山丘，右边是一片向上的漫坡，坡顶是烧焦的草地。
下午近18时，大使许文益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到达位于温都尔汗西北的坠机现场。
39、为什么叶群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256三叉戟坠机现场的九具遗体完整，大多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
模糊不清。九具遗体分成非常明显的三堆，孙一先由北向南，把遗体编成1至9号，从各
个角度拍下来。事后查明，机尾位置有三具遗体，1号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刚，2号林立
果，3号刘沛丰。机头和机尾中间有四具遗体，4号特设师邰起良，5号林彪，6号机械师
张延奎，7号主管机械师李平。这个位置似乎是在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
机头烧成灰烬，驾驶舱的火势最猛，铝合金机壳都烧成了灰。位于机头位置的是8号叶
群，她占据了副驾驶的位置，9号是飞行员潘景寅。潘景寅个子高大，体格魁梧，衣服
基本烧光，只剩下裤腰碎布及一截腰带。两手掌及手指烧焦，鼻子和眼睛全部焦糊，头
发烧焦。胸部左右锁骨上下，各有一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腿也烧焦了。潘景寅的姿
势是仰面朝天，头朝向东，向着烧毁的机头。两臂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两腿叉开，
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看来死前非常痛苦。王中远回
忆：潘景寅烧得最重，奇怪的是与他在一起的叶群烧得最轻，虽然同在机头，叶群可以
躲。而潘景寅操纵飞机，火再大也只能坚持。再一个潘景寅穿着军装，叶群不一定穿军
装，里面至少不是的确良（70年代初军衣布料是的确良，遇火贴在身上燃烧，以后就换
了布料）。所以叶群简直就像卧在那里熟睡，有的皮肤烧红了，有的皮肤还没有改变颜
色，还是白的，只不过烧光了衣服。叶群的头发基本完好，面部没有烧黑，只有额前略
有焦糊，右颧骨连着眼角处，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左嘴角被火烧歪，露出上排白牙。
眉毛烧焦但没有脱落，眼睛半睁着，似乎向前看，两臂贴地斜伸，手心向上。左臂内侧
绽裂酒杯大的伤口，肌肉外翻。估计这位“空中小姐”不年轻了，有30岁左右。
奇怪？为什么叶群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当然，256三叉戟上没有副驾驶，没有领航员、
通信员，飞行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正常情况下，三个机械师在飞机降落上帮不上忙，
可是这是特殊情况啊。无论如何三个机械师总比叶群熟悉飞机，为什么潘景寅不叫三个
机械师其中一个帮助他，而允许叶群在身边呢？
舒云分析：进入蒙古境内后，要与地面通话，或收听蒙方广播电台，确定飞机位置，语
言就是一个大问题。九人中只有叶群精通俄语，蒙古当时驻有大批的苏联军队，蒙古人
把俄语作为主要外语。如此，叶群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担负领航的重任。
孙一先回忆：机头灰烬前方80米处，烧焦的草地头，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起落
架上完好的轮胎，滚到南边200米处。它的后面朝北偏西的一条弧线上，散布着三堆尸
体，机尾被远远甩到机头的右后方，靠近烧焦的草地边。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
身炸开的一瞬间甩开了的。但它们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有些不解。机尾离机头大约
60米，最远一具尸体离机头大约50米，说明飞机爆炸的猛烈。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到
西北的斜线上，与三堆尸体朝北偏西那条弧线，大约成30至40度的夹角，全是飞机上的
残片。我们都没有处理过飞机爆炸，想象不出来现场是个什么情况。正常死亡见过，追
悼会，死者经过化妆。去前有预案，我到医院要些手套，消毒品，带去也没用，我们没
碰尸体。九具尸体并不像通常飞机失事那样，摔碎烧焦，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大多
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烧伤严重，但没有烧焦。由于燃烧时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
呈樱桃红色，亮晶晶如蜡人一般。好在蒙古9月天还比较凉，尸体没有太大变化，要是7
、8月就……
引人注意的是遗体都没有戴手表，也没有穿鞋，这说明机上乘员都做好了迫降的准备。
因为飞机迫降，冲撞扭曲得很厉害，乘客必须把身上的硬东西，如手表、钢笔、眼镜、
手枪等取下来，以防冲撞时扎入人体。也不能穿鞋，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穿鞋可能
把充气滑梯扎破，或一旦被绊住要翻跟头。
可是，林彪一向害怕生人，那为什么在准备迫降时，林彪让素不相识的三位机械师保护
他，而不让儿子林立果或司机杨振刚保护他呢？儿子和司机也同样身强力壮啊。当然也
可以这样考虑，大型飞机在野外迫降非常危险。过去林彪一家都是尽量避免坐同一架飞
机，这次三个人“挤”到了一起，又赶上危险的野外迫降，要死别全死，分在机舱的三
个地方，没准还有哪位命大者能“侥幸”。可是林彪不让儿子保护，为什么也不让司机
杨振刚保护？
4、5、6、7号遗体的分布是这样的，5号林彪脸朝东偏北。4号邰起良、6号张延奎、7号
李平脸朝西，围成半圆，完全是保护5号林彪的姿势，6号张延奎胳膊前伸，手心内扣，
像要抓住东西。他两腿斜叉，膝盖向上，脚心朝下，做蹬地状，像紧紧抱着什么。四具
遗体中，只有4号邰起良是趴着，脸被摔烂，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肘横
伸，手心朝上，像背着什么。7号李平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
，也像是在保护什么。
机尾的三具遗体，刘沛丰和杨振刚外伤严重，林立果被夹在中间，稍好。与三位机械师
保护林彪一样，刘沛丰和杨振刚也是在保护着林立果。
遗体分布证明机上没有发生搏斗，倒好像发生了大火。
40、潘景寅从西郊机场起飞前为什么吃了安眠药？
可以肯定，在256三叉戟最后一次上天前，飞行员潘景寅只知道往南走。突然在空中改
变，他似乎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34师师长时念堂回忆：256三叉戟突然起飞时，我正
在师指挥所里，从航迹上看，潘景寅缓慢地绕了大半个圈，才向北京方向飞，到了河北
迁安上空，才向北。
林彪座机从山海关机场的雷达上消失前，留下了15分钟的航迹。据拉下的机组人员回忆
，他们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看到最初航迹中有一个很不正常的转弯。60度足足浪费了6
分钟，是平时转弯的好几倍。按说飞机起飞，应该迅速进入预定航线，然后保持直线，
持续爬高，到达预定高度后，改为平直飞行。这样标在地图上，只能是一条折线，折角
的大小取决于起飞航线与航向之差。但是为什么“折线”变成了过程很长的“弧线”呢
？飞机上感觉不到转弯，只能从仪表上读出来，又是夜间，仪表板红光照明，比白天“
读表”更困难。但也不应该是平时转弯的好几倍，与正常航迹相差那么大啊。
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从航迹上分析，林彪座机飞行员潘景寅好像非常犹豫，变速很慢，转
弯坡度很小，很迟缓，而且不规则，差点过了头。一个可能是故意迷惑地面，另一个可
能是潘景寅不知情，以为飞广州，突然转向北京方向，他没有思想准备。由于起飞后操
纵动作延迟了4分钟，这就产生了不正常的转弯。240多度转到280度，继续增大，到了
310度，朝向了西北。但是并没有稳定在310度上，又减小了航向，往西偏北继续飞行了
十几分钟，超过15度，再飞就成了360度，掉头回山海关去了。直到最后稳定在325度的
航向上，在唐山以北的迁安向北，经承德、多伦及贝尔庙附近，飞进蒙古。为什么要往
国境线飞？在飞行员的心目中，国境线太敏感，因为空中并没有明显界限，飞行中如果
要绕过雷雨区，也是宁可往国内多靠一靠，也别“不小心”飞出国去惹上“国际麻烦”。
林立果既然想外逃，当然怕被歼击机打下来。所以肯定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措施。先向北
京飞，造成回北京的假像。然后突然北飞，你歼击机再想起飞就来不及了。
上天前不知道往哪飞的事情，以前也有过。1967年7月20日，武汉720事件，毛泽东被“
困”在武汉。周恩来专门从北京调了两架专机到汉口，一架有床有桌子，一架只有座，
没说谁用。两个机组的人员列队在飞机旁等着首长。突然看见毛泽东坐汽车来了。毛泽
东没有犹豫，也没有任何人指点，直接上了潘景寅的伊尔-18飞机。那时潘景寅是100团
副团长，团长王进忠在另一架伊尔-18飞机上，被临时调到潘景寅飞机上，组成加强机
组。因为是潘景寅的飞机，所以潘景寅飞正驾驶，王进忠飞副驾驶。到了天上，毛泽东
才说去上海。
还有一次是1969年林彪一家去江西井冈山，回来时本来是要到南昌。而叶群不想让林彪
到南昌，怕江青找麻烦。上了天叶群命令去北戴河。林彪奇怪怎么飞了这么长时间，还
不到南昌，叶群说马上就到北戴河了。
舒云认为：潘景寅起飞前并不知道飞越国境，航线在国内，潘景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国内航线，有地面导航，没有领航员也不怕，可以通过地面导航保持航线。凭一个老飞
行员的经验，如果飞广州，油不够了也不怕，中间随时可以落地加油。所以他敢于一个
人起飞。
可是“林副主席”怎么命令飞蒙古的乌兰巴托？大半夜的，强行起飞，机组人员还不全
，这是怎么回事？潘景寅飞伊尔-18时出国很多次，也几次飞过苏联这条航线，每次都
要准备很长时间，哪有到了天上才说去国外的？何况我们与苏联已经刀枪相见撕破了脸
皮，难道是叛逃吗？潘景寅的心态，现在已无从知晓，只能等着黑匣子“浮”出水面才
能略知一二。但缓慢的航迹似乎可以反映他的心迹，他的思想斗争一定非常激烈，他哪
里想到林彪一家（除林豆豆）要跑到国外去？
如果潘景寅事先知道内幕，他绝对不会吃安眠药。100团政委安治梁回忆：9月12日下午
，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前，潘景寅对我说，我刚吃了安眠药。因为这是临时起飞
，潘景寅下午吃了安眠药，想抓紧时间休息，怕晚上有飞行。没想到刚吃了三片安眠药
，还没有睡，飞行任务就来了。
林立果怎么可能要把他的“三个方案”告诉“司机”呢？现在看，“三个方案”中，上
策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逃广州（香港），似乎是林立果的主意，下策北逃苏联似乎是叶
群的主意。叶群去过苏联，会俄语。
可是潘景寅又不能违抗“林副主席”的命令，真是进退两难啊。
如果说潘景寅不知情，那为什么他不回答地面的呼叫？这也是后来把潘景寅打成反革命
的一条“过硬”理由。吴法宪命令专机师拿着话筒喊，以周恩来的名义，叫他回来。山
海关机场、西郊机场和空军指挥所，所有的对空台都在用超短波电台对空呼叫，要三叉
戟飞回北京，北京周围所有机场都打开跑道灯和夜间降落设备，随时可以落地。那么，
三叉戟上的无线电是不是没打开呢？正常情况下，飞机启动后，在滑行前必须打开机上
所有的通话设备，因为飞机的一切活动必须得到机场调度室的许可，才能进行。电台开
关就在飞行员头顶部，轻轻一拨就可以打开，地面的声音就可以充满整个机舱。如果无
线电打开了，潘景寅马上就会明白了怎么回事。
但是，潘景寅为什么没有像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一样，把三叉戟飞回来呢？
从雷达标图看，北戴河向西一段是山区，三叉戟爬高，越来越慢。
副参谋长胡萍非常奇怪，这是往哪里飞呢？256三叉戟在唐山以北的迁安开始向北，进
入承德、多伦及贝尔庙附近，最终飞进蒙古境内。 | k*****r
发帖数: 21039 | 2 彪哥为什么要跑，和王立军为什么要跑，不无类似。
【在 c*********2 的大作中提到】
: 21、256号三叉戟飞到北戴河上空了吗？
: 9月13日凌晨，北戴河林彪别墅的工作人员听到了飞机响声。这可能吗？北戴河在山海
: 关机场的东北50公里，上空没有航线，34师师长时念堂说：三叉戟起飞后，再也没有返
: 回山海关机场。飞机时速500公里，早超过了北戴河的范围。但是如果飞机建立起落航
: 线，北戴河就能听见。9月12日晚上林立果乘三叉戟到北戴河，在外面乘凉的林办工作
: 人员就听到了飞机落地的声音。256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先向西南，右转弯
: ，对着北京方向，到迁安（这是飞行员潘景寅的老家）改向西北。
: 时任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外科护士的杨桂兰回忆：1971年9月13日凌晨她起床给儿子
: 换尿布，忽然听见房顶轰隆隆响，大得好像房顶上开过去拖拉机。杨桂兰是飞行员家属
: ，她对飞机起飞并不陌生，但她说在北戴河半夜听见飞机声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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