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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 雾都重庆
红军逃离中央苏区根据地进行长征时，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号，我和姚永宁则
称自己的逃亡是“南下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央发出通知支持全国大串联，学生凭学生证乘车、吃饭和
住宿都不要钱。这一通知不仅对我几天前逃出北京一事作了“背书”，而且为我的“百
日大逃亡”埋了单。
人还真有走运的时候。为此，我不得不为“大串联”一事美言几句。
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全国在校大学生约为五十三万人，中专生为四十七万人，中学
生为一千两百五十万人。
这一千三百多万名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应当有过大串联的经验。
让这些青年学生在全国满地乱跑无疑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最浪漫的一次大手笔，不管
当时和后人对它如何评说，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应当是深远的。
对这一千三百多万名学生而言，那真是大开眼界的日子，祖国的壮丽河山，人间疾
苦，以至于文革真相尽收眼底。
这满地乱跑的学生中必定有日后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有志之士，他们已成就为
今日的文学大师、理论权威、财经专家，乃至真命天子和朝廷重臣。青年时代的这一经
历无疑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留下过痕迹。
重庆，我少年时代梦魂牵绕的地方。不记得是在哪一本书中读过的一句话“山城重
庆，我回来了。”竟让我对这座云遮雾绕的城市心向往之。当我决定逃亡时，来自我心
底的呼唤便是：“山城重庆，我来了。”
山高水远，又是“逃犯”，一路上险象环生。在宝鸡站，我稍有疏忽便差一点被人
认出而抓获。消息传到清华时，竟误传为我已落网，连累光美同志听到后对她脱口而出
的“叶志江该扣”这句话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
在重庆，我们不敢去大学住，便在重庆市江北下横街一个小学落脚。这和红军长征
时避开大路，专挑小路走也是一个道理。
我们以为这样一来，红卫兵不会发现我的踪迹。
不料，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当我和姚永宁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坐船回到江北时，
下横街小学十几个学生正在码头等我。他们一见到我，便急忙告诉我，几个从北京来的
红卫兵在学校里守着，要抓我。他们将我的衣物悄悄地带了出来，在码头上等了我几个
小时。
我后来得知，那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工程物理系学生易振亚发现了我的踪迹后，带了
清华附中和重庆十八中的几个红卫兵前来“追杀”我。
望着这些聪明而可爱的孩子，我不禁热泪盈眶。他们都是只有十岁左右的娃娃呀，
带头的一个女孩子也只有十二、三岁，却已经这样懂事和重感情。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
，这些孩子将我看成是他们的大哥哥，每天围着我，听我讲关于北京的见闻和革命故事
。我也带他们到重庆市里参观或参加游行，一起吃城里的小吃。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
我知道他们也舍不得离开我。但他们就像大人一样懂事，提醒我说，那几个红卫兵也可
能到码头来抓我，要我快跑。
下横街小学曾是重庆市文革初期的一个热点。八月二十八日，重庆大学三十几个学
生到江北张贴炮轰重庆市委的大字报，和正在下横街小学学习的民办小学老师发生冲突
。循规蹈矩的老师们视炮轰重庆市委是反革命行为，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将大字报
覆盖。双方先是唇枪舌战，继而肢体冲突。事后重庆市委授意和组织 一些干部、群众
大做文章，指控重庆大学学生制造了“八二八流血惨案”，宣称有几个教师被学生打得
脑震荡和脾破裂。更为耸人听闻的是说学生用门板给背微驼的下横街小学易书记“正驼
背”。
当我和姚永宁对事件真相进行调查时，这几个下横街小学的学生十分勇敢地站出来
用亲眼所见揭穿了这些虚假的谎言。我之所以暴露踪迹恐怕和我们当时的调查活动有关。
大学生的造反行动已为历史否定，但卑劣的栽赃恐怕并不能因此而流芳百世。
小学生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倾向，他们那种未被污染的童稚是世间最可珍贵的。
当年的娃娃，如今也都垂垂老矣。天涯海角，即使相逢也难以相认了。但他们晶莹
纯洁的幼小心灵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样美丽。
一九九八年，江北区政协在编辑《江北区文史资料》时，根据调查证实所谓“正驼
背”、“脾破裂”等都是当时为了政治需要而虚假编造的。
这大概便是人们常说的历史真相，在回顾文革时，应当有这种正视历史的勇气。
第二天一早，我和姚永宁便在朝天门码头坐船逃往武汉。
九月底只能算刚入秋，但清晨的嘉陵江江面已被浓雾遮掩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和
姚永宁在确认无人跟踪后，毅然踏上了停泊在岸边的东方红三十六号轮船上的甲板。
虽然有点惊险，但想起当年江姐上华莹山打游击时也是在这里上的船，一股热流顿
时流贯全身，使我激动起来，仿佛自己真的成了出生入死的“革命党人”。
在船上，当我们注意到有两个女学生一直在打量我并窃窃私语时，不免又紧张起来
。身在船上，已无退路，姚大着胆子上去询问。她们倒是十分和善，自称是清华数力系
八字班（和我同系，但高一级）的学生，也是出来串联的，正在疑惑我是否就是叶志江
。姚见她们并无恶意，便承认了，还请她们保密。她们一口答应，还成了我们很好的旅
伴。也算是虚惊一场。
我和姚永宁相识才几个星期。他是动力农机系七字班的，比我高两级。他个子不高
但相貌堂堂，有主见且富于正义感，对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十分同情。在我危难之际，有
他相伴，也算是老天怜我。
在船上，我们享受了自逃亡以来最为轻松的三天。
白帝彩云，两岸猿声，美丽的自然景色和传说令人遐思悠悠。姚和我讲起了他的罗
曼史。在合肥老家，他有一个中学同学，叫李木子。她的父亲是合肥一所大学的教授，
早年留学日本，娶了位有日本血统的太太。女儿取名“木子”，听起来很像日本女孩子
的名字，但这“木子”两字正好是将“李”字拆开，就又成了中国人。这个有如此美妙
名字的女孩子十分温柔善良，而且长得很甜美。按理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姚
永宁应当早日迎娶才是。不料，尽管两人相恋多年，但姚却迟疑不决。我问他原因。他
说，李木子就像是他的“冬妮亚”，保尔的少年女友，一个资产阶级小姐！他喜欢她，
但他更向往革命。他在追寻他理想中的“丽达”同志。
七十年代中期，当革命的光环被文革污染得暗淡失色后，我在合肥见到了姚永宁和
他的新婚妻子李木子，还有她的父母亲。一家人显得是那样幸福和谐。
在苏联，保尔和冬尼娅因十月革命的发生而天涯各方。在中国，被文化革命搞得筋
疲力尽的保尔回到了冬妮亚的怀抱。冬尼娅不属于革命，但她属于爱情。在革命被扭曲
的中国，她理所当然地获得了爱情。
又过了若干年后，新一代的中国男人已不再追寻丽达而更欣赏冬妮娅了。姚永宁曾
任厦门金龙汽车集团副总经理，退休后同他的“冬妮娅”在北京和厦门过着幸福的晚年
生活。
当轮船经过三峡时，两岸雄伟壮丽的景色使我热泪盈眶。“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
英雄竞折腰。”凡夫俗子的我也不免为之动情。或许，人在患难时容易多愁善感。
面对急流险滩和茫茫前途，我想起了少年郭沫若出川经过三｛时发出的感叹：人生
行路真如这峡里行船一样，今日不知明日的着落，前刻不知后刻的行藏。我如今就好像
囚在了群峭环绕的峡中—但我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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