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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子乔:就义和团运动与袁先生商榷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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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义和团话题: 铁路话题: 教民话题: 袁先生话题: 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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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wlwl12 (戒网),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子乔:就义和团运动与袁先生商榷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Nov 10 03:01:07 2011, 美东)
【摘要】
一、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主要是作战的需要,其次是报复洋人,与“敌视现代文明”
基本无关。
二、1900年6月之前,慈禧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灭为主,她没有对袁世凯的那篇奏折“
充耳不闻”。
三、慈禧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基本是在列强率先动武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
四、首先践踏“国际法”的是列强,而不是清政府。
五、称西什库教堂为“侵略者据点”有一定的根据。
日前,《中国青年报》刊载了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该文毫不留
情地批评了历史教科书的误人之处,体现了一位老学者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意义重大
,值得有关部门关注。然而文中涉及义和团运动的部分,却存在着一些史实方面的错误
和缺漏,在纠正旧说的同时,又会对读者产生新的误导,似有矫枉过正之嫌。笔者不揣
冒昧,草就此文,以与袁先生商榷。本文就事论事,不涉及袁先生的其它观点。
一、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主要是作战的需要,其次是报复洋人,与“敌视现代文明”
基本无关。
袁伟时先生说:“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
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
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
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
,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
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这段文字犯了和教科书一样的错误——为了证明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而忽视了1900
年5月27日之前的一些重要史实。袁先生大概忘记了,义和团的作战对象除了列强之外
,还有清政府。请看有关时间表(以[12]P.102-115为主并参其它):
【子乔按:本文日期一律使用公历,引文除外。引文中的旧历日期后会注明相应的公历
日期。】
5月12日: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县高洛村杀死教民数十人(伤亡数字中外文献记载不一)
。该案因宗教信仰冲突而起,因教会干预中国司法而导致矛盾激化(详[05]P.448;[06]
P.373)。
5月13日:义和团转移到定兴县仓巨村,烧毁十数家教民房屋。直隶当局派兵前往镇压。
5月14日:直隶巡防营务处总理张莲芬到达涞水,立即致电直隶总督裕禄:“拟请饬派
杨分统再带马队—二哨,多带枪子前来;并饬罗提督派大沽李营官带步队二三哨,由塘
沽搭火车至高碑店驻防,以遏京师门户。”
5月15日:涞水县令祝芾于高洛村抓捕团民多人。
5月16日: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率马队八十余名由天津乘火车赶往涞水。因天津至涞水
无直达铁路,故需经津卢铁路至卢沟桥,再由卢保铁路至涿州或高碑店。
5月17日:张莲芬、杨福同捕杀团民多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派营官李瑞带步队四百名
由塘沽乘火车开赴高碑店。
5月21日:应裕禄之请,直隶提督聂士成加派武卫前军先锋马队统领邢长春率马队二营
赴保定一带防缉义和团。
5月22日:附近义和团纷纷前往涞水助战。义和团伏击杨福同,将其杀死。
5月23日:裕禄调聂士成部步队三营、邢长春部中营一哨及左营全队(均为马队)、原
驻津马队一营、原驻高碑店步队一哨开往涞、定、涿一带,会同剿团。
5月24日:涿州义和团纷纷开赴涞水,准备与清军对仗。
5月25日:张莲芬在涞水追查杀死杨福同的凶手,并劝团民解散,团民不允。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从高碑店乘坐火车去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怒
而将高碑店铁路拆毁,并拔去电杆。
5月27日:大批义和团占领涿州,并开始拆毁卢保铁路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
-卢沟桥一线及沿线设施,一直持续到6月上旬。这是运动开始一年零七个月以来,义
和团第一次大规模拆毁铁路(此前“高密反筑路运动”的主力不是义和团)。
其中5月26日拆毁高碑店铁路主要是报复铁路员工,有一定的偶然性,规模也不大,故
当时很少有人记载,相比之下27日毁路的记载就很多。据《高枏日记》载,义和团“烧
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票),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
放火。”(转引[14]P.55) 可见,有一部分义和团不但乘坐火车,而且还照章购票,只
因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才怒而毁路。其行为虽然过激,但与“敌视现代文明”毫无关
系。
至于从5月27日开始的行动,则主要是为了防止清政府继续由卢保铁路调兵前往涞、定
、涿一带,其次是为了打击报复洋人,也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此说以陈振江
先生为代表)([15]P.241-254)。从时间表看,清军通过铁路的迅速调集对义和团构成
了巨大威胁,而且义和团又杀了清军分统杨福同,他们料到清政府还要增兵,故先毁路
以阻之。据日本人佐原笃介等编辑的《拳事杂记》说:“二十九夜烧琉璃河,初一日早
晨复有长辛店之事……涞水……团匪专志焚站毁路,果何为乎?答:正以见团匪之愚也
。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此等举动
,非至愚至蠢者必不出此。”([08]P.245-246)
再请看1900年6月上旬义和团因作战需要而拆毁铁路的记载:
《拳匪纪略》([清]艾声):(6月5日)“高碑店兵拳开仗,拳死数十人。大沟等村拳闻
之,急欲赴高碑助战,而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拳因与官绅约,不拆路,
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05]P.454-455) 【子乔按:可见,北
河铁桥在6月5日之前仍是完好的,而此时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已经蓬勃发展好几个月了,
白沟拳焚毁北河铁桥是为了阻止清军调动。】
《拳乱纪闻》([日]佐原笃介等):(6月6日)“近日京中到有西兵,为数虽微,而居民
等已均甚惶惑。拳匪大队,近已由京乘坐铁路火车至津,一路即将铁路拆毁,并将黄村
之车站纵火焚烧,铁路桥梁亦遭毁去。”([07]P.122) 【子乔按:这些义和团如果真
的“敌视现代文明”,就不会乘坐火车。】
《拳乱纪闻》([日]佐原笃介等):(6月6日)“闻有俄兵四人,因遭团匪杀伤,俄国现
特调派可萨克马兵五营,火速进京,顷刻可到,拳匪恐俄兵即至,故将天津铁路毁坏,
以阻俄兵来攻。”([07]P.123)
其实,在运动的高潮之前,义和团破坏外来事物的程度是有限的。高潮中很多团民确已
完全丧失理智,滥杀无辜,应该谴责,但“文明之邦”的正规军又何尝不是呢?这一点
被很多人忽视了。仍以铁路、电杆为例:
从1898年至1900年4月底,除山东高密县外,各地义和团和其他民众并没有大规模拆毁
铁路、电杆的行为,连这类口号都较少;从1900年4月底至8月中旬,“义和团在京津地
区和直隶、东北一些地方,广泛地掀起拆毁铁路、电杆和焚砸其它洋物洋货的活动,还
采用遍贴传单的形式造成强大的宣传攻势”([14]P.246),而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际行动
,中外学界一致认为是从5月27日开始的。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不但义和团拆毁铁路
,清政府也命令清军拆毁铁路以阻挡敌军([01]第26册P.144,NO.564);从1900年8月中
旬北京陷落到1902年各地义和团运动失败,“拆毁铁路电杆的活动与宣传转入尾声,而
日趋销声匿迹。”([14]P.249)
可见,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电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
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这绝
不能说是偶然的,因为卢保铁路1897年4月就已开工,1899年2月就已通车([13]P.81),
义和团为何要等到1900年5月底才拆毁呢?周锡瑞先生也认为:“在5月的最后几周里,
涞水冲突不久,马上又发生了义和团占领涿州和首次破坏铁路线的事件。义和团最先攻
打北京至保定的铁路线,其动机无疑是期望阻挡前来镇压的官军。”([09]P.332) 这
位以客观严谨闻名学界的美国学者应该没有为义和团开脱之嫌吧?【子乔按:口号主要
用于震慑洋人,评价时应主要看实际行动。】
下面这条史料更能说明问题:
《畿南济变纪略》([清]刘春堂):(6月底)“拳匪谬称奉旨,妖氛遍地;凡铁路官募
工役,概谓之‘二毛’,欲尽除之。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
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
,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
,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然匪首持权搜杀教民,与他厂无异,观察不敢禁也。”
([03]P.314)
当时八国联军战争已经爆发,但因为铁路官员支持义和团——哪怕是被迫的——而且保
定也不是对敌前线,所以义和团就不拆毁铁路,并能与洋务人员即“二毛子”和睦相处
。此外,义和团也不拒绝洋枪洋炮,清军就曾从山东义和团手中缴获过多支洋枪([04]P
.341)。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将一些洋枪洋炮发给天津一带的义和团,后者遂用以攻击
八国联军([11]P.179)。
不能否认一部分民众观念落后,认为火车是不祥之物,但这肯定不是拆毁铁路的主要原
因,而且也不是所有参与拆路的民众都有这种观念。显然,义和团敌视的主要不是现代
文明本身,而是被敌人用作镇压工具和侵略工具,或具有侵略背景的具体事物。同一事
物,如为敌人所用则摧毁之,如对自己有利则使用之。当然,其中也有很强烈的对洋人
的报复情绪,因为列强在修筑铁路时严重侵害了沿线居民的利益。
义和团虽然也参与了早先的“高密反筑路运动”,但不是主力,不过该运动对义和团此
后的口号、行动应有一定影响。以下为《筹笔偶存》所记载的德国欺压、屠杀高密民众
的情形:
“查明此次聚众阻工,实因华德铁路公司屡议改道,致有碍濠里水利。实因办事不遵章
程,挖毁麦苗、莱蔬;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地价又未预发,所雇华工,复
遇事借势欺压乡民,乡民愤恨已久。”([04]P.248)
“五月十一日,有铁路公司小工在集上买鸡,瞥见年轻妇女,肆行无理。是日适逢集期
,致触众怒,群起殴辱。该小工回诉公司,德人即以拔标阻工等情,以耸其听。此系当
时肇事实在情形。而公司小工及各项厮役人等,平日仗势横行,与民间积仇不解,亦非
—日。……德兵遂由大吕庄到堤东庄。其时乡民闻洋兵远来,避圩自卫,并未先开枪炮
。因洋兵见圩内悬有团练局红旗一面,疑为拒抗,遂先开枪。……攻入圩内。共轰毙民
人十五名口,其余受伤甚众,至今尚未医痊者尚有三、四十人。二十日在刘戈庄搜查军
械,又轰毙民人五名。另有挑卖果子二人在庄外,亦被轰毙,迄未查出姓名。查以上所
毙各庄民,均系老弱佣工之人,并非能执军械打仗者。猝遇轰毙,妇稚无依,情形极为
惨酷。再十八日德兵入高密县城,借住书院,将书院所存书籍桌櫈悉数焚毁。又向城乡
各团局、民舍搜查枪械,扰累滋多。”([04]P.30-31)
袁伟时先生不提那些铁路被毁前清政府以之运兵镇压义和团的史实,不提列强及其中国
帮凶在修路时对沿线居民的巨大伤害,如强购土地、擅掘坟墓、拆毁民房、糟踏农田、
破坏水系、拖欠补偿、调戏妇女、滥杀无辜等等([04]P.30-33、248;[16]P.88-90),
更不提由此引发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拆毁铁路的肇始“高密反筑路运动”([16]),而只顾
指责义和团,说什么“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
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这种疏漏或隐匿必然会对部分读者产
生严重的误导。笔者前些年就曾拜读过袁文,当时信以为真,后来又读了一些义和团研
究专著和历史文献,始觉袁说之误。
二、1900年6月之前,慈禧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灭为主,她没有对袁世凯的那篇奏折“
充耳不闻”。
袁伟时先生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义
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
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
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这段文字有些失实和片面,至少是表述不清。从义和团运动兴起到1900年5月底,慈禧
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为主。当然她可能不太情愿,因为义和团自称忠于朝廷,但她
毕竟惹不起列强。慈禧只是在剿灭策略上和列强有严重分歧。列强要求全面镇压,凡参
加义和团的人一律逮捕,就连帮助义和团的人都要处决([12]P.108)。但打击面如此之
大,显然不利于慈禧的统治,而且义和团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众组织,以现有
的机动兵力,也难以实现全面镇压,如果抽调防守要地的精锐,又必然会影响国防。因
此,慈禧主张区分首从良莠,对肇衅者进行镇压,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对未肇衅者则
比较宽容,至多是强制解散。但有些地方执行时却有偏差,滥捕滥杀、戕虐良民者有之
,姑息纵容者亦有之。
慈禧想以此来分化瓦解义和团,这样既能对列强有所交代,又不致大开杀戒,激起民变
。总之,列强主张“肉体消灭”,慈禧则倾向于“组织消灭”,须知“解散”也是一种
“消灭”,而不是“利用”。这些在慈禧发布的有关上谕中体现得很清楚(详[01]第26
册,部分见下文)。【子乔按:说到这里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为何慈禧一再下令
查禁义和团,而义和团运动却愈演愈烈?那些上谕会不会只是敷衍列强的?慈禧是不是
在暗中支持义和团?限于本题范围和篇幅,就不多说了,可参看笔者的《从几道上谕看
慈禧对义和团和列强的政策》。】
袁世凯上那份奏折的时间是1900年5月19日([02]上P.92-95),并非袁先生说的“义和团
兴起之初”;慈禧接到奏折后也没有“充耳不闻”,而恰恰是采纳了袁世凯和裕禄的意
见。请看有关时间表(限于篇幅,列强和义和团的举动从略):
5月1日:御史郑炳麟上折。他首先说明义和团反教的原因是教民仗势欺人;然后强调对
义和团一律拿禁属于“为渊殴(驱)鱼”,姑息纵容又恐“酿成巨患”;接着汇报了不利
局面:“大吏非出示严禁,即派兵弹压,数月以来,仍复固结如初。”;继而指出其严
重后果:“一旦激成变故,……其祸曷可忍言。……(洋人)若以我之所不能制者,派兵
干预,高丽党案,可借鉴也。”因此他议将义和团编为团练:“因其私团而官练之,消
患于无形耳。……尤需择公正有为之绅士为团总,……申明专备大敌之用,不得相率寻
衅,或蹈私斗之嫌。……转致外人有所藉口。……备极牢笼之术,隐寓箝制之方。”([
02]上P.84-85) 郑炳麟的建议不管是否可行,其目的主要是防止义和团肇衅惹祸,其
次也可能有国防上的战略考虑。
同日:慈禧就可否将义和团编为团练一事,征求裕禄和袁世凯的意见:“所奏是否可行
,著裕禄、袁世凯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议,据实复奏。总期消患无形,毋任聚众滋事
,致启衅端,亦不得强勉从事,徒滋纷扰。”([01]第26册P.84,NO.320) 郑炳麟的建
议对正在为义和团问题头疼的慈禧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事关重大,她不敢草率行事。
5月8日:慈禧就山东文登县民众阻止英国自行履勘威海界务一事,发布上谕:“文登百
姓不服,聚众阻止,经袁世凯电请英员缓勘,……英员竟置不理,现已酿成衅端。……
万不可一味操切从事,以致不可收拾。……先行设法解散,并详切开导绅民,勿再自贻
伊戚。是为至要。”([01]第26册,P.91,NO.343) 这一时期,慈禧对涉外事件的处理
非常谨慎,有关上谕往往措辞软弱,诸如“不可操切从事”之类的告诫更是屡见不鲜。
5月9日:慈禧下令查禁义和团:“近闻畿辅一带,义和团拳会尚未解散,渐及京师。深
恐良民被其诱惑,以致勾结为患。……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众
滋事。致启衅端。”([01]第26册,P.92,NO.347)
5月17日:裕禄上折,称直隶剿团已见成效,反对将义和团编为团练:“似此无知愚氓
,其技既无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用为团练,未必能奉公守法。……且拳会方
以仇教为名,屡与教堂构衅,若假以官势,更恐恃众生事,外人益有所藉口。”但他同
时也指出:乡民参加义和团是因为,“谓此可以抵制教民欺侮,因而传习渐广,……既
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正本清源之计,尤要在遇有民教争执之案,该地
方官持平审断,只论是非,不分民教。有洋教士出而干预者,申明约章,以理辩骄,…
…”([02]上P.91)
同日:慈禧再次下令查禁义和团:“前因义和拳会延及京师,……近闻京城内外,奸民
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谣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应如何防范查禁之
处,著步军统领衙门……并著裕禄一体严禁。”([01]第26册,P.100,NO.377)
5月19日:袁世凯上折,全面批驳了郑炳麟的奏折。他说:义和团“其用以惑人者,…
…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见袁伟时先生所引)山东剿团已有成效,“实无全省殆遍,
势不可遏各情形”。“总而言之:该拳会……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不得谓之非作
奸犯科。……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安足以备大敌。……安望其保教堂。”([02]
上P.92-95)
此后至5月底,慈禧又多次发布查禁义和团的上谕。29日和30日发布的两篇上谕,措辞
之严厉前所鲜见([01]第26册,P.110,NO.423;P.114,NO.433)。显然,慈禧并未采纳
郑炳麟的建议,而是加紧了对义和团的围剿。其原因除了列强的压力之外,裕禄和袁世
凯的意见也是不容忽视的。
可见,袁伟时先生笔下的慈禧和原始档案中的慈禧有一些差距,下文也能体现出这一点
。当然,慈禧本质上肯定是专制的,但她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单
纯的供今人批判的符号或泄愤的工具。
三、慈禧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基本是在列强率先动武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
袁伟时先生说:“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
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
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尽管如上文所言,但1900年6月上中旬的一系列事件还是促使慈禧正式招抚了义和团。
这是因强敌入侵、兵力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主动向列强挑衅。慈禧虽然憎恨列
强干预她的废立大计,但她更害怕列强直接用武力推翻她的统治。不错,慈禧在列强的
重压之下是说过一些狠话,如“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
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
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云云(1899.11.21)([01]第25册,P.312,
NO.1220)。然而事到临头,她却极力避免和列强发生正面冲突,毕竟历次对外战争的失
败给她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从以下上谕的措辞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她当时的心
态:
1900年5月29日上谕:“近闻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
,烧毁电杆铁路,……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
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成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
变。”([01]第26册,P.110,NO.423) 【子乔按:有人仅根据“解散协从”四字,就
将这份上谕解读为对义和团的纵容甚至鼓励,真让人哭笑不得([17]下P.146)。】
1900年6月13日上谕:“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
解散,并饬京营及近畿各军分投妥为弹压,乃近日焚杀之案,仍复层见叠出。……试问
自来立国之道,有纵容乱民籍以自固者乎?……朝廷但论其滋事与否,以为良莠之别,
此等匪徒,亟应严加剿办,不容再事姑息。著宋庆督饬马玉崑,刻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
,沿途实力剿捕。仍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至派出各营,务宜严申纪律,不准
籍端滋扰,以清奸宄而安良善。”([01]第26册P.128,NO.496) 【子乔按:慈禧一面
斥责顽固派对义和团的纵容,一面又告诫剿团的官军不要“籍端滋扰”良民。有人认为
后者是纵容义和团,这是很片面的。清军纪律涣散,经常“戕虐良民”([01]第26册P.
482,NO.1872),结果将不少本非义和团的老百姓也逼成了义和团([02]上P.124),故而
慈禧才进行必要的告诫。】
1900年6月13日上谕:“京津一带电杆现被匪徒拆毁不少,著裕禄即行电商盛宣怀,速
派妥员尅日集料兴工,逐段修复,……至津芦铁路,现闻洋人有干预修复之说,亟应自
我复设,免致授人以柄。……并著裕禄酌派得力队伍,随时认真弹压。毋致再有抗拒。
”([01]第26册P.127,NO.493) 【子乔按:尽管慈禧在6月3日的上谕中已经称义和团
为“朝廷赤子”([01]第26册,P.117,NO.446),但在6月中旬的一些上谕中又称其为“
匪”,下令镇压。从口气看,不像是在敷衍列强,很可能是为避免战争而做的最后努力
。当然,清政府同时也在进行防御性的备战,这无可厚非。】
6月16日,面对来势汹汹的八国联军,慈禧急命马玉崑部“星夜迅速赴京,无片刻延误
”([01]第26册,P.134,NO.521)。怎奈远水难救近火,慈禧不得不考虑利用义和团来
弥补兵力的严重不足。同日,她要求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
,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
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但又说:“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
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01]第26册,P.133,NO.518) 当
然,这还不是正式的招抚。第一、慈禧仍要求将义和团“解散”,只是将其中的“年力
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还未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第二、慈禧对义和团的战斗力
仍有较大的怀疑,故有“万不可孟浪从事”之语。【子乔按:不少论者根据野史笔记或
自己的猜想,说慈禧早就相信了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打算利用他们扫除洋人。依笔
者之见,还是这道上谕更可靠一些。】
清政府内部决定对外作战是在6月19日([11]P.129-130),正式招抚义和团是在6月21日
。21日的一篇上谕说:“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剿获胜,
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抚如能召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
如何办法迅速覆奏,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01]第26册,P.140,NO.544)
列强派遣远超限量的卫队进驻使馆,对皇宫构成威胁在前(5月31日至6月2日),而慈
禧放松对义和团的围剿,倾向于顽固派在后(6月3日至10日);列强组成联军强行向北
京进发在前(6月10日),强行索要直至攻击大沽炮台在前(6月16日至17日),而慈禧
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在后(6月19日-21日)。这些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
不应修改(详[11]P.91-137;[10]P.212-356;[12]P.114-188)。【子乔按:关于大沽炮
台之战,西方资料都称清军先开炮,中方资料有的称联军先开炮,有的称清军在备战时
走火,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列强已经计划夺取大沽炮台。索要炮台的最后通牒不过
是个把戏,清军接到通牒之时,列强的军舰早已就位,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而清军也不
可能按列强的要求在17日2点之前交出炮台,可见当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详[10]P.286-
294)。】
严格来讲,不论是6月19日的“最后通牒”([02]上P.152)、20日围攻使馆的命令,还是
21日的“宣战诏书”([01]第26册,P.141,NO.547),都不是正式宣战。其实双方在整
个战争中都未正式宣战,也未正式断交,都留有余地。那么,首先不宣而战的是列强还
是清政府呢?显然是前者。列强在5月底6月初派遣远超限量的卫队进驻使馆,就已经可
以视为对中国新的军事侵略的开始,此举显然不仅仅是为了防范义和团。而6月10日强
行派兵向北京进发、12日开始“猎取拳民行动”(参下文)、16日强行索要大沽炮台、17
日攻陷大沽炮台等等,就更不用说了。既然列强率先动武,清政府是否“宣战”就是次
要问题了。
至于围攻使馆的真实意图,由于原始资料的匮乏,目前尚不明朗,连长于考证的林华国
先生也只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假说”([11]P.167),我们在这里就不作任何推测了。从
客观效果来看,无疑是应该否定的。
四、首先践踏“国际法”的是列强,而不是清政府。
袁伟时先生说:“《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掩盖了清
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
如果孤立地看待围攻使馆事件本身,可以说它是违反“国际法”。但是,对于义和团运
动这样一个因果相连,环环相扣的多方互动过程,用截取某一片断的办法,单独指责任
何一方都是不公平的(当然,链条的起始无疑是列强侵略)。笔者也认为围攻使馆应该
否定,但理由不是“违反国际法”之类的空洞说教,而是它对反侵略战争没有起到任何
积极作用。
袁伟时先生言必称“国际法”,但这东西在当时就是一张废纸。试问:“国际法”规定
了一国可以随便向别国首都派遣卫队吗?规定了外国使节可以擅自逮捕、关押、屠杀所
驻国公民甚至政府官员吗?规定了这种卫队可以在所驻国首都“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
之”吗?
1900年5月28日,列强以“保护使馆”为名要求调集卫队进京,清政府开始拒绝了这个
要求,后来被迫同意,但限定“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转[12]P.120)。然而由于各国
互相攀比([10]P.219-222),到6月2日,八个国家共派来400多人,几是限量的两倍([02
]上P.111、114),而且还有增加的趋势。此前,北京城里的所谓“义和团”大多是少年
儿童,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练拳,并无任何针对使馆、教堂、洋人、教民的暴力行为,有
关记载很多(如[07]P.111-114)——正因为没有暴力行为,人们才会如此关注少年儿童
的练拳活动。慈禧仍在严令查禁义和团,城外大批“正规”的义和团根本无法进入重兵
把守的北京城,使馆教堂实际上是安全的。
不少海外学者,如珀塞尔(英)、周锡瑞(美)、相蓝欣等都认为,列强派卫队进京并非明
智之举,甚至是过激行为,更是导致战争的关键之一([10]P.219;[09]P.333);林华国
先生也认为此举影响到了慈禧对义和团的剿灭政策,顽固派势力得以抬头,城外义和团
得以大批进京([11]P.91-96)。的确如此,卫队进京极大地刺激了慈禧。稍有军事常识
和近代史常识的人都应该清楚,对腐败无能的清军和手执刀矛的义和团而言,一支400
多人装备精良的西方军队是什么概念,它驻扎在与皇宫近在咫尺的使馆内又意味着什么
。换成任何人是慈禧都会这么想:你们真是来对付义和团的吗?这400多人其实是八国
联军的先头部队,完全可以视作侵略军,可见是列强率先违反了“国际法”。
1900年6月上旬,北京周边的义和团十分活跃,制造了若干焚杀事件,清军进行了严酷
的围剿([12]P.122-139)。6月10日,西摩尔联军不顾清政府的“切实商阻”([02]上P.
142)——请注意是“商阻”——强行向北京进发,一般认为这是八国联军入侵的标志。
在京使馆人员闻讯,以为联军次日必到,一片欢腾。同日,慈禧命顽固派载漪掌管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01]第26册,P.122,NO.467),京津间电报中断,北京西山英国使馆别
墅被焚([12]P.141)。
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奉命出城迎接联军,在永定门外与奉命防范联军的清
朝甘军遭遇,甘军怒而杀之([19]P.308)。事后大学士荣禄亲赴日本使馆赔礼道歉,并
代表慈禧致哀。也许因为杉山彬是黄种人,欧洲各国反应并不强烈,日方也比较克制。
可见此事对时局的影响并不太大(详[10]P.257-258)。
由于电报中断,使馆人员并不知道西摩尔军已遭义和团阻截,以为大军近日即可到达,
于是肆无忌惮起来。6月12日,他们开始了所谓的“猎取团民行动”。早晨,德使克林
德主动袭击了两名路过使馆区的团民,逮捕一人,打跑一人。这是义和团首次出现在使
馆区,故克林德十分惊讶,也很冲动([18]P.19-20)。同日早晨,义和团首次在北京内
城焚烧教堂([12]P.145)。【子乔按:不知这两件事孰先孰后,有无关联。克林德袭击
团民,中方文献说在13日午间([12]P.148),而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则说在12日
早晨,应以后者为准。因为普特南·威尔是这么写的:“……此乃昨日之事,至今日则
更可惊骇,……”([18]P.19),“昨日之事”即杉山彬事件。这种表述使笔者觉得他是
不会记错的,可能是克林德在13日将被俘团民的衣物送往总署,故中方以为事发在13日
。】
6月13日午间,克林德将被俘团民的衣物送往总署,称“过两点钟,匪命休矣”,清政
府官员前往要人,克林德不放([12]P.148);傍晚,大批义和团从崇文门、前门、宣武
门冲入内城,在意、奥使馆附近焚杀,使馆卫队开枪开炮,打死多人([18]P.21-23);
随后,使馆卫队开始巡街,屠杀义和团和北京市民([18]P.23);晚间,义和团在北京城
内大肆焚杀([12]P.149-150) 从此双方冤冤相报,暴力活动升级,局势失控。【子乔
按:本日傍晚义和团的焚杀确与克林德囚禁团民有关,主剿派官员袁昶说:(6月13日
)“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
克使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酉正,……拳匪不知何时闯入前三门,倏聚
数千人,……”[20] 比利时使馆随员德麦洛特说:“直到六月十三日为止,对中国教
民的袭击尚未开始。杉山彬事件和梅格林克被殴都是孤立的事件。但自十三日那一天开
始,形式起了根本的变化。”(转[10]P.273) 英国人赫德说:“六月十三日,哈德门
(引者按:崇文门)的教堂被焚,是拳民大规模摧毁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建筑的开始。
”(转[10]P.277) 《拳乱记闻》也说:“拳匪于13号之晚,在京城内起事,……”([
07]P.132)】
“猎取拳民行动”的参与者有各国公使、使馆卫队和普通在京外国人(“志愿者”)。他
们对义和团和北京市民的屠杀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为了阻止义和团对教堂的直接攻击
。这属于自卫,不必多说;第二种是为了解救被义和团围困或关押的教民。解救教民无
可厚非,但外交官和卫队往往在救出教民并控制住局面后,将失去反抗能力的团民一律
杀死([18]P.28;[12]P.276)。这无疑应该谴责,为何不能将他们逮捕并交给清政府审
判(清政府对肇事的义和团是要治罪的)?对“文明国家”提出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吧?
第三种则完全是主动杀害,甚至不管是否义和团。一位外国传教士回忆说:“外国士兵
向中国人开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非常放肆。”(转[10]P.276) 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
·威尔则说:“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忽见前面有人,予等群呼曰‘止步!’
闻一悲颤之中国语音曰:‘我不是,我不是。’遂匆骤而逃,予等思彼必为一拳匪,遂
群向其逃走之方开枪击之,至少放有一百枪之多,……”([18]P.23-24) 另外,克林
德甚至在大学士徐桐的家中将其逮捕,英使窦纳乐出面后才放了他([10]P.275)。列强
的暴行只能使义和团变得更加疯狂,事态更加恶化。至此可知,所谓“使馆卫队”实即
侵略军。
在“猎取拳民行动”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被杀,现已难于统计,但至少也有200多人
,而外国人则无一伤亡(详[10]P.271-280)!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北京城里使馆卫队
和义和团的实力对比,而列强的决策者们也完全应该、完全能够预先估计到这种对比,
因为他们的殖民地遍布世界,显然不缺乏以快枪利炮对付原始武器的经验,难道他们也
相信了义和团“能避枪弹”的神话?这是对列强派遣八国联军的借口——“保护使馆”
——的莫大讽刺!不少论者喜欢以6月20日的围攻使馆来证明列强派遣八国联军的必要
性,其实是颠倒了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继使馆卫队进京之后,八国联军的
入侵又把慈禧向义和团方面推了一把。
“猎取拳民行动”的性质,正如相蓝欣先生所指出的:“外交官和使馆卫兵在任何所在
国家的首都擅自大开杀戒,这在文明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猎取拳民行动’在中外历
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京洋人的心态:由于大家都以为西摩联军即将进京,中方
对他们采取的任何激烈行动都会无可奈何。‘猎取拳民行动’已大大地超过了治外法权
的范围。”([10]P.275)
我们应该谴责任何名义下的滥杀行为,不管实施者是谁,受害者是谁。袁伟时先生在文
章中只提其一而不提其二,显然会对部分读者造成严重的误导,正如他所批评的教科书
(前文已言,笔者数年前也曾被其误导)。尽管该文是在批评教科书,有所侧重,也不
应如此,故而笔者认为有澄清的必要。
五、称西什库教堂为“侵略者据点”有一定的根据。
在弄清了列强率先践踏“国际法”、率先发动侵略战争的史实后,我们再来说西什库教
堂的问题。袁伟时先生说:“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
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说这个教堂是
‘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如果“侵略”不仅仅指军事方面,也包括文化、宗教、经济、司法等方面的话,那么在
华基督教会无疑具有侵略的性质,即便是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不
否认,如周锡瑞先生的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有一章的标题干脆就叫“披着基督
外衣的帝国主义”([09]P.73-106)。“传教士和帝国主义结盟”([09]P.82),教会势力
屡屡侵害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最典型的是教民中的歹徒欺压平民([24]P.472-474)
,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司法、袒护为非作歹的教民([09]P.91-94;[17]上P.626、631)
和侵占房地产([24]P.463-468)。基督教还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猛烈冲击。教会藐视
儒家文化,不尊重中国传统宗教,企图进行文化征服([17]上P.622-624)。西什库教堂
并非“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而是天主教直隶北境总堂。
再看军事侵略。众所周知,义和团对西什库教堂的围攻始于6月15日([07]P.188),在“
猎取拳民行动”开始之后。西什库教堂驻扎着40名法国和意大利卫兵([07]P.188),他
们是从5月底强行入京的使馆卫队中分出来的。如果笔者在前文将使馆卫队视为“侵略
军”并无不妥的话,那么这40名卫兵也显然是“侵略军”,而且他们很可能也参与了“
猎取拳民行动”(强行入京已属侵略,“猎取拳民”更是侵略)。其实,是否参与了该
行动并不是关键,因为他们和使馆卫队是一体的,只是物理位置不同。按笔者粗浅的理
解,一支军队中某一单位的对外军事行动,将被视同为整支军队的对外军事行动。这个
原则对于其他人群也许不适用,但对军队应该是适用的。
然而另一方面,西什库教堂中还有3200名避难的华人教民,数量远多于外国人([07]P.
188)。尽管教民在教会的袒护下为非作歹、欺负平民并非个别现象,有些歹徒甚至以入
教来逃避审判([09]P.99),但大部分教民应该是无辜或罪不至死的,他们的生命不应就
这样被剥夺,教堂卫兵当时确实保护了他们。这使情况变得复杂了一些。不过从根本上
看,与其说教民是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还不如说他们和团民一样,也是列强侵略、清
廷无能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围困期间粮食有限,教堂首先要保证教士、
修女、卫兵的口粮,然后才是华人教民,有些教民饥饿难忍,遂从围墙缺口逃出。看来
西方教会对自己的东方教友并不是平等对待的。【子乔按:顽固派大员毓贤([02]上P.
24)、赵舒翘([02]上P.109-110)、主剿派大员裕禄([02]上P.91)、袁世凯([02]上P.28)
、基层官员徐赓陛([22]P.24-25)、力主学习西方的郑观应([23])等等,都一致认为,
反洋教运动兴起的根源是:教民良莠不齐,莠民欺压平民,而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司法,
地方政府不能持平办理,致使平民受屈,群思报复。几乎众口一词,很值得注意。现在
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则较多地从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找原因,但基本上并
未忽视上述原因([09]P.73-106;[17]上P.626、下P.141)。】
这样看来,说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固然有可议之处,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不
能说是“信口开河”。当然,即便西什库教堂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据点”,也并不意
味着义和团围攻它就一定正确,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写到此处,史实问题已经说清,但笔者仍觉意犹未尽。程歗先生说:“历史学的诫鉴功
能,应该建立在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的基础之上。”([11]P.9) 林华国先生说:“
只有在弄清历史真相后,才能对历史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11]P.19) 这些话就像
“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平淡无奇,想来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感触,但它们却是两位义和
团研究专家几十年历经风雨之后的金玉良言,不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研究的复
杂性,就无法体会到它们的份量。
在近来阅读义和团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当代人眼中的义和团,有太多的迷雾
、太多的功利、太多的成见。应用层次自不必说,研究层次也是如此。不少论者笔下的
义和团——不论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用王学典先生的话说,都是意识形态层
面上的义和团,而非学术层面上的义和团,“多数是政论、时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
史论’,实际上是通过研究历史来曲折地表达政见”([21]P.18),用林华国先生的话说
则是,“在虚构历史的基础上任意发挥”([11]P.231)。
是的,义和团研究的“语境”,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这些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就
此打住。本文一孔之见,冒犯之处,尚祈袁伟时先生宽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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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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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的主要原因——兼回袁伟时先生
【关于本人身份的重要声明】
近来网上盛传,反驳袁伟时先生的网友“子乔”,也即本人,是史学界的某位老前
辈。特声明如下:本人今年30出头,企业职工,普通网民,并无学术背景,更无其它身
份。网友若见此类传闻,恳请代为澄清,不胜感激之至。如转贴本文,烦将此声明一同
转贴。
再论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的主要原因——兼回袁伟时先生
作者:子乔
【摘要】
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拿“主义”压人而回避“实际”。
二、“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只是一个事实判断,不
能与价值判断混淆。
三、义和团的口号主要用于宣传,不能只看口号而忽视对实际行动及其背景的分析
;就是口号本身,定性为“敌视现代文明”也不准确。
四、袁伟时先生仍在重复此前的错误逻辑,以义和团拆毁卢保铁路的开始时间来否
定它拆毁津卢铁路是为了阻挡侵略军。
五、义和团是极端的反洋教组织,大部分义和团在大部分时期并不主动侵害非教民
;这个事实判断有一定的意义。
六、袁伟时先生处理材料很不严谨,继续误导读者。
笔者在网上看到了袁伟时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历史教科书风波忧思》(以下简称
《忧思》)。袁先生用部分篇幅对笔者进行了反驳,认为“把摧毁铁路、电线说成是战
争的需要,显然是诡辩”,并给笔者扣上了一顶“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
拙文《就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史实与袁伟时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写于
2006年1月21日,22日发在网上。尽管笔者不同意《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以下简称
《现代化》)中的某些观点,但仍认为该文“体现了一位老学者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这绝不是空话,在一年前写的《义和团运动史实述评(1)》中,笔者就曾指出“该文
的出发点是好的”,近来与网友私下讨论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现代化》首发于2002
年)。正因如此,《商榷》才坚持就事论事的原则,以史实层面的反驳为主,只在文末
捎带批评了一下袁先生的治学态度。
25日《冰点》停刊,笔者马上在网上的讨论中表态,希望能给袁先生回应批评的权
利。有鉴于此,笔者没有继续在其它论坛发表《商榷》,但对网友的反驳甚至攻击,笔
者却不得不在原帖处继续回复;对网友转贴《商榷》,笔者也无法阻止。一些网友没有
注意到《商榷》主贴的发布时间或发布者,因而恶语相向,实在令人遗憾。
现在袁先生在《忧思》中反驳了《商榷》的部分观点,网上有不少该文的转贴本,
那么笔者也在网上予以回复,这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吧。顺便也回复一下网友的意见。由
于《忧思》不是正式论文,本文也就不讲究形式了,没有象《商榷》那样的详细注解(
如果哪位读者需要,笔者可以单独提供)。
有网友在给笔者的回帖中说,既然袁先生主旨是好的,分论点和论据的错误就可以
忽略了。笔者不以为然,难道学者是这么好当的吗?那任何人只要振臂高呼“中国一定
要现代化!”,是不是就可以当学者了?
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拿“主义”压人而回避“实际”。
袁伟时先生说:“网上反对拙作的文章,除了那些肆意漫骂令人为写作者的品格和
学养如此低劣摇头的大字报外,也有几篇严肃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他们的责难,归纳起
来有三个:(1)侵略者打到家里来了,一切反抗行动都是有理的。(2)义和团破坏现
代文明设施是阻击侵略军的行动。(3)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清政府镇压迫出来
的。坦率地说,这些责难后面还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为此目的不顾历史事实。”
根据可靠消息,袁先生已经看过《商榷》,并赞赏笔者的“严谨态度”。那么,所
谓“严肃地思考了一些问题”的几篇文章,可能就包括《商榷》在内,笔者在此感谢袁
先生的抬举。
袁先生归纳的3点,第(1)点与《商榷》无关。笔者在《商榷》中并未回避义和团
的滥杀行为,更没有说他们杀得对,杀得好。比如笔者提到了杀死教民几十人的“涞水
事件”(有的文献说只死了几人,还有的说几十人也包括义和团,但笔者暂时未取),
还指出“高潮中很多团民确已完全丧失理智,滥杀无辜,应该谴责”,“我们应该谴责
任何名义下的滥杀行为,不管实施者是谁,受害者是谁。”只是因为《商榷》的论点和
篇幅所限,没有详谈而已。况且,有关情形袁先生在《现代化》中已然提到,而笔者没
有反驳,这本身就说明笔者大体认可袁先生这部分的史料和评价(但对某些数字有异议
)。
【子乔按:《现代化》有关义和团的内容有四条,批评清政府和义和团滥杀无辜的
那条笔者没有反驳,而其它三条都进行了全部或部分地反驳。但在这里还是要指出:6
月10日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洋人和教民的被杀人数远远多于入侵之前——袁先生的例子
都是这之后的——尤以17日战争爆发之后为最。这些人大部分当然是无辜或罪不至死的
。对此,列强、清政府和义和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单独强调任何一方的责任,都
是对历史的歪曲。如果清政府和义和团应该为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负应有的责任——所
谓“祸国”者也——那么同理,列强也应该为清政府和义和团屠杀洋人、教民负应有的
责任。这一点被很多论者忽视了。】
至于(2)、(3)两点,则与《商榷》有关,但也并非拙文本来的说法。《商榷》
的说法是,义和团从6月上旬开始拆毁津卢铁路及其沿线设施,主要是为了阻挡外国侵
略军,而从5月27日开始大举拆毁卢保铁路及其沿线设置,则主要是为了反抗清政府的
镇压(同时不排除报复情绪和落后观念的影响)。这是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并经过适当
的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史料往往不完整,必须要推理,袁先生的观点也是推理所得,
下文还要具体讨论)。笔者并未笼统地说“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阻击侵略军的行
动”、“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清政府镇压迫出来的”,袁先生的归纳不甚准确。
本来,笔者在《商榷》中坚持的是就事论事、只谈“实际”不谈“主义”的原则,
因为这对于学术讨论是有益的,而且笔者对“主义”也不擅长。笔者自觉,《商榷》在
网上流传的众多批评中,算是屈指可数的用史实说话的文章之一,更是口气最客气、措
辞最谨慎的。袁先生仍称笔者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真是始料不及。袁先生肯定没
见识过网上真正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大都持幸灾乐祸的态度。袁先生的逻辑难
道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批评我,“子乔”也批评我,所以“子乔”就有“极端民族
主义情绪”?试问: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人,能说出诸如“(使馆卫队击毙直接
攻击教堂的义和团)这属于自卫,不必多说”、“解救教民无可厚非”、“大部分教民
应该是无辜或罪不至死的,他们的生命不应就这样被剥夺”之类的话吗?
从袁先生近期的言论中,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别人以“主义”指责他的
时候,他跟人家谈“实际”——“不要上纲上线,拙文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是禁得起检
验的!”;但当别人以“实际”反驳他的时候,他又拿“主义”来压人——“你有极端
民族主义情绪!”袁先生用“实际”对付“主义”,笔者深表理解,但您为何不能同样
用“实际”对付“实际”呢?为何对笔者列举的大部分史料采取回避态度,反而根据笔
者的提醒或指引去找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史料呢?
【子乔按:袁先生尤其回避了体现义和团为阻敌而拆路的明确记载。另外,涞水事
件和5月26日的拆路对袁先生十有利。前者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转折,引发了连锁反应
;后者则比27日的拆路时间更早,而“时间差”正是袁先生的主要根据,同时它是因纠
纷而起的,可以用来证明义和团的野蛮。但袁先生在《现代化》中均未提到,他用的是
27日的拆路记载,然而笔者在《商榷》中并未回避,做了简单介绍,现在袁先生在《忧
思》中却拿它们来说事了。】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要坚持就事论事的原则,以下回复仍不涉及《忧思》的其它内
容。《商榷》论证了五个具体观点,《忧思》只提到了第一个,即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
的原因——当然该文不是专门反驳《商榷》的——所以笔者在此只谈这个问题,暂不对
自己的其它观点进行补充。
笔者在《商榷》中指出:“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主要是作战的需要,其次是报复洋
人,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不能否认一部分民众观念落后,认为火车是不祥
之物,但这肯定不是拆毁铁路的主要原因,而且也不是所有参与拆路的民众都有这种观
念。”
这样讲是因为,义和团来源复杂,组织松散,人数众多,他们拆毁铁路电杆的原因
不会是单一的;但从总体上分析,首先应是作战需要,其次是发泄仇恨(形成仇恨的具
体原因也很多),再次才是观念落后。摧毁与军事无关的洋物主要因为后两者。有人说
铁路抢了某些行业的饭碗,所以从业者憎恨铁路。这当然有,文献记载也不少,如艾声
《拳匪纪略》云:“大沟拳民王洛要……本奸民,遂初为北河水手,虐行旅。自铁路成
,水手不得作奸,遂恨铁路,欲除之,……”(《义和团》一P.459)但众所周知,义
和团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这类从业者(在某些地方可能是)。
袁先生把“敌视现代文明”确定为唯一的原因,且不论义和团是否有“现代文明”
的概念,这么说也太绝对了,定性也不准确。笔者在《商榷》中已经进行了论证,下面
再补充一些。
二、“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只是一个事实判断,不
能与价值判断混淆。
在这个问题上,经过比较,笔者大体接受了陈振江先生的观点(见《商榷》的参考
文献)。当然,陈文存在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话语,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损害其实际内容
的价值。在陈文的提示下,笔者查阅了有关文献,觉得陈说是接近实际的,自己也产生
了一些想法。
笔者所言“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只是一个事实判断
,不能与价值判断混淆,不存在“美化”的问题。这一点很多网友不理解,袁先生可能
也一样,有必要解释几句。
先举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袁先生在事实判断上的荒谬逻辑:有甲乙二人打架,甲
对乙说:“再惹我就把你们家给烧了!”这话是吓唬人的,烧与不烧,要看两人矛盾的
发展,缓和了就不会烧,激化了就可能烧。按袁先生的逻辑,如果乙的家中有彩电冰箱
,则甲就是“敌视现代文明”;如果乙的家中有古玩字画,则甲就是“敌视古典艺术”
。甲是流氓地痞也好,是好人一时糊涂也好,放火该判几年就判几年;但要是有人想给
他罗织以上罪名,加重判罚,对不起,律师不答应。
再说价值判断。铁路电杆是国家财产,拆毁它们无疑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但是损失
也可能带来效益(不一定是经济效益)。对不同立场的人而言,效益的判定标准不同,
量化标准也不同。如果认为效益小于损失,就可以否定这种行为,反之就可以肯定。如
果认为情况很复杂,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作这种非A即B式的简单判断,而进行具体分析。
从1900年5月26日至6月上旬,义和团拆毁了卢保铁路的大量路段,以及保定以南不
远的少量路段(而袁先生在《忧思》中却说是“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这种语言上的
歧义再次误导了读者)。笔者认为,整个行动的主要原因不是“敌视现代文明”(事实
判断)。26日的行动因纠纷而起,属于报复(事实判断),太偏激了,应该否定(价值
判断),而27日夜开始的行动则主要是反抗清政府镇压(事实判断),情况复杂,需要
具体分析。
义和团制造涞水事件,尽管是由教民仗势欺人引起的,但杀人放火无论如何都是犯
罪,清政府派兵镇压具有正当性。如果事实就这么简单,当然也应该否定27日以后的拆
路行动(价值判断)。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清军镇压的对象远非制造涞水事件的那部分
义和团,打击面很大,而且他们纪律涣散,对良民也经常敲诈勒索、恣意骚扰,甚至滥
捕滥杀,反而导致义和团的拆路行动愈演愈烈。这种行为遭到了很多大臣的严厉斥责,
甚至慈禧也说:“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
势由此大炽,……”(有关记载不少,如《义和团》一P.454-455、四P.338等,后文有
引)。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搞双重标准,清军的滥杀同样是犯罪。所以笔者感到,很难
对27日以后的拆路行动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判断。
显然,这里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分开的。
义和团拆毁津卢铁路的原因,也很好判断,主要是阻挡外国侵略军,更不是“敌视
现代文明”(事实判断)。笔者在《商榷》中已经列举了一些记录,侵略者自己的记录
更可以证明(详后)。价值判断更简单。义和团拆路有效地阻挡了侵略军——主要是西
摩尔联军——为清政府决策、备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否则联军一两天之内即可兵临北京
城下。
虽然铁路电杆被毁也妨碍了清军的调动和联络,对侵略军是一种效益;但中国是弱
者,是防守的一方,比较而言,还是侵略军的损失更大。好比足球比赛,如果让中国队
和巴西队的球员都戴上手铐脚镣,中国队是无所谓,巴西队就亏大了。所以,从中国的
角度看,拆毁津卢铁路的效益大于损失,应该肯定;从列强的角度看,效益小于损失,
应该否定。
电杆因为布于铁路沿线,所以也遭殃及;而且义和团内有少量知识分子,他们很可
能知道电报通讯对于战争的意义。至于义和团摧毁其它外来事物以及滥杀洋人、教民的
行为,很多确实与抵抗侵略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主要发生在联军入侵之后的三个月内,
明显以发泄仇恨为主,定性为单纯的“敌视现代文明”也是不准确的(事实判断)。这
类丧失理智的行为体现了义和团愚昧、落后的一面,无疑应该否定(价值判断)。这些
笔者在《商榷》中也提到了。但要注意的是,不能想当然地把这种情况推广到整个义和
团运动。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这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事实判断有什么意义呢?为
什么要讨论呢?笔者的回答是,如果有人想用“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来证明其它一些
深层观点,这些事实判断还是有点儿意义的。
【子乔按:笔者个人对这些价值判断不感兴趣,只是为了消除误解,才说了几句。
之所以不感兴趣,除了个人偏好外,主要是出于笔者有关义和团研究的一些理念,它主
要来自王学典、林华国、柯文(美)等学者(详见拙文《义和团运动史实述评(1)》)。
简单地说,笔者觉得义和团研究中史实层面的技术性工作十分缺乏。很多人的宏观研究
都建立在片面或错误的材料之上,包括袁先生。当然,一些真正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这
一点,做了很多工作。看看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几本义和团论文集,不难发现
一个回归到史实层面的现象:以“肯定”、“否定”、“进步”、“反动”、“先进”
、“落后”、“爱国”、“祸国”等话语为主题的文章逐渐减少,而专门研究与义和团
有关的组织、社会、文化、宗教、军事、外交等等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总体看来,仍有
很多模糊的地方。这也是笔者非常推崇周锡瑞(美)、林华国、相蓝欣等学者的原因,他
们的技术性工作非常扎实,结论自然令人信服。笔者在阅读他们的著作之前,对义和团
的看法与袁先生接近,但读过之后,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就是事实的力量。】
三、义和团的口号主要用于宣传,不能只看口号而忽视对实际行动及其背景的分析
;就是口号本身,定性为“敌视现代文明”也不准确。
袁伟时先生说:“1898至1900年间流传、被研究者称为‘义和团主要文献’的歌谣
写道:‘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
《义和团文献辑注及研究》第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当时的愚民对外来
文化的认识,把摧毁铁路、电线说成是战争的需要,显然是诡辩。”
这种说法笔者不能苟同。
第一、义和团的口号主要用于宣传,不能只看口号而忽视对实际行动及其背景的分
析。
义和团号召拆毁铁路电杆的口号虽然很早就有,但广泛流传则是在1900年4月之后
,而他们采取大规模的实际行动则是从5月27日开始的,主要针对卢保、津卢两条铁路
线(详见《商榷》)。
卢保铁路和津卢铁路都是驻天津的清军镇压直隶中南部义和团的必经之路。5月中
旬,由于涞水事件的发生,清政府加大了对涿州至保定一线义和团的围剿力度,21日甚
至动用了精锐聂士成部的两营人马,命其前往保定。22日涞水义和团在石亭击杀了清军
将领杨福同,23日清政府又加派了数营聂军前往镇压,对义和团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聂
军驻天津,是中央军,此前主要派地方军)。
义和团开始拆毁卢保铁路正是在此之后。顺天府尹赵舒翘5月30日的奏折称:“四
月二十九日申刻(5月27日),突有直隶涞水县属之石亭驿义和拳民,约二三千人,窜入
州境距城八里之永乐村,将沿途铁道并巡捕房、电线杆均行焚烧拆毁。”(《档案史料
》P.108)石亭就是义和团击杀清将杨福同的地方,而巡捕房是“专政机关”,并非“
现代文明设施”,加之时间顺序,可知义和团此举是为了反抗镇压(他们料定清政府不
会善罢甘休)。
上文已然提到,清军纪律涣散,残害百姓,引起了更广泛的拆路行动。请看聂军杨
慕时部滥杀无辜的记录:
“(5月28日凌晨)……忽远望有十四五岁之儿童数十名,两边百姓亦夹住铁道观
看,正令人向前驱逐,此来彼去,直同儿戏。上游之火,已延烧而下,势不可不用武。
而是匪是民,无从分别,诚恐稍一放手,便酿事端,当放空枪,匪绝无所畏,犹上前抵
御,不得不放实枪,即放枪三排,该匪死伤十余人,始四路逸去。……外人不察当时事
机,易生议论,死伤十余人,外人以为杀百姓,慕时以为杀匪,即令非匪,而与匪相杂
而烧铁道,则亦匪也。慕时非杀百姓之为虑,而烧铁道之为虑,是慕时不敢孟浪之一念
,贻误不小。今日扎高碑店,夜中即督队查探,遇匪即杀,不复迟疑。”(《五月初三
日再上聂军门书》《义和团》四P.338)
这是杨慕时杀人之后致上司聂士成的自辩书。文中先说“有十四五岁之儿童数十名
,两边百姓亦夹住铁道观看”,并没有说他们在干什么,又说“是匪是民,无从分别”
,而开枪后却称对方为“匪”,说“即令非匪,而与匪相杂而烧铁道,则亦匪也。”真
是前言不搭后语,试问:如果那些人真是在烧铁道,那就是“匪”,可以立即开枪,何
必再找什么“是匪是民,无从分别”的借口?从杨慕时的自辩书可以看出,他滥杀无辜
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实际情况只怕比他自己讲的还要严重;而且此举影响极其恶劣,
引起了很大非议,否则他也不会专门致书上司为自己开脱。
再请看直隶定兴县人艾声在《拳匪纪略》中的记载(《义和团》一P.454-455):
“(5月31日,定兴县)聂军门步队来驻东关,马队驻西关,为保铁路,性犷悍,商
民皆被扰。有步兵入城索妓,闯入民居,……兵至大沟、两合庄等村,先问财主,继索
食物,该数村拳民诣县署请撤兵,否则开仗,……初五日(6月1日),南乡拳民见兵来骚
扰,已传帖纠众,一面开仗,一面拆路,县公……劝勿请帖滋事,必急撤兵,以安民心
,拳民遵谕。……否则已拆北河铁路,并与聂军大战矣。初六日,……新城白沟拳(接
帖后从外地来的)已聚数百,指聂军为洋兵,将与战,并拆铁路,其势汹汹。”
该县官员继续苦劝各村拳民不要滋事,拳民态度尚可:“……同至大沟劝谕,拳众
甚帖服,允不滋事,人心稍安。……与之理论。从道光年间与洋人战和,说至今日,舌
敝唇焦,可以解散,事机尚顺。”然而直隶当局拒绝撤兵,不久“高碑店兵拳开仗,拳
死数十人。大沟等村拳闻之,急欲赴高碑助战,而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
拳因与官绅约,不拆路,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北河所驻马队
,……响排枪,……拳民死仓巨一人,官兵伤三人。”聂军邢长春部为报此仇,竟然“
烧大沟、北河、两合庄房屋,并滥杀数十人,大半无辜。”
从该书可知,艾声是主张剿灭义和团的,所以他的这部分记录不容置疑。如果把这
些拆毁铁路的威胁或行动称作“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未免离事实太远。
义和团占据涿州几乎与拆毁铁路同时发生,其目的又何在呢?柴萼《庚辛纪事》云
:“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将京津铁路各车站焚毁(据裕禄汇报,应为卢保铁路),
遂乘势占据涿州。一时黄巾红带者流,城厢内外,蜂屯蚁聚,其数达三万人,声言涿州
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由是城墙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如将有大敌者然,
……”(《义和团》一P.306)又5月31日清军副将张士翰致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称:“
……(义和团)踞城自卫,尚无骚扰衙署、居民之事。”(转引李文海《论义和团的纪
律》)显然,“如将有大敌者然”不会是装出来的,因为毫无必要,而且那么多义和团
也不可能在某个“导演”的统一指挥下演戏,他们就是在“自卫”。这可以作为本文观
点的一个旁证,因为据城和拆路是同一大行动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行为,无法完全分开
——据城是“自卫”,拆路却是“敌视现代文明”。
所谓“洋兵将来,愿为代守”,大概有三种含义(不是互斥的):一指真的洋兵可
能要来。列强4月份就曾威胁过清政府,涞水事件后风声更紧了,义和团不难知道这些
消息;二是对抗清军的借口。义和团当时的宗旨是“扶清灭洋”,并不反清;三指聂士
成部可能要来。聂军穿的新式军服颇似洋装,与直隶地方军迥异,而该部原驻天津,卢
保沿线的团民很少见到,所以经常把聂军当作“洋兵”,甚至武卫军统帅荣禄也一度要
求聂军更换军服,以免乡愚“误会”(可能有人真不知道,有人以此为借口)。
两天后果然来了“洋兵”。一位目击者在信中说:“(5月29日)申刻到涿州,城上
皆红巾黄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蚁。城厢内外几二万人,……有弹压马队二十骑皆洋装
,由保定来,自南门入,驰马北往,南城团匪视之谓奸细入城,皆自城隍下纷纷北追,
一时四城及市门皆闭。”(《义和团》一P.251)文中的“洋装”马队即先前开赴保定
的聂军(参《商榷》)。可见,涞涿义和团拆毁卢保铁路既为了阻挡北来之敌,也为了
阻挡南来之敌。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也曾由卢保铁路南下,义和团则继续拆毁卢保铁路。在河北
省新城、雄县、涿州、定兴、涞水的义和团调查资料中,有7名被访问者提到了当地义
和团拆毁铁路的原因,只有1人说是“断邪气”,其他6人都说是为了“阻止洋人活动”
(所拆的铁路包括卢保铁路和津卢铁路,当地义和团有去过天津的,见《山东大学义和
团调查资料汇编》P.1271-1302)。由于是不完全统计,仅供参考。
津卢铁路也是侵略军进京的必经之路。5月底6月初,使馆卫队由津卢铁路进京。6
月上旬,义和团开始拆毁津卢铁路。6月10日,西摩尔联军入侵,拆路行动达到高潮,
迫使西摩尔在16日放弃了从铁路进京的计划(详后)。
如果说义和团拆毁铁路是出于对现代文明的敌视,那么如何解释这种时间上和空间
上的重合呢?
曾有网友说,不是义和团不想拆,早就想拆,只是力量不够。此说也禁不起推敲。
拿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来说,卢保段1897年4月就已开工,1899年2月就已通车,保定以
南路段1898年底也已开工,1900年5月下旬因义和团运动而中断。5月下旬之前,这条铁
路并无专门的清军看守。1900年上半年,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铁路沿线的义和
团动辄聚集数百乃至数千人,进行反教或抗官活动。如果他们真的敌视铁路电杆这些“
现代文明设施”,欲除之而后快,大可趁机将其拆毁。就是平时,凑十来个人,趁月黑
风高烧几里铁路和个把车站,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为何偏偏要等到5月下旬,清政
府加大了围剿力度,双方冲突加剧之后才开始拆路呢?此时距卢保铁路通车已经一年零
三个月了,距保定以南路段开工已经一年零五个月了。还有网友从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悲
惨遭遇来探讨义和团拆毁铁路的原因,笔者觉得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子乔按:5月26日拆路是因为与铁路员工发生纠纷,但如果没有清政府镇压的背
景,义和团也许不会沾火就着。5月下旬之前,山东高密发生过民众拆毁铁路的事件,
义和团也参与了,但不是主力。这是为了报复洋人,也不是“敌视现代文明”。此外,
在铁路员工支持自己,而且该地也不是对敌前线的情况下,义和团能够与铁路员工和睦
相处,并遵守约束,不拆毁铁路(均见《商榷》)。】
第二、就是口号本身,定性为“敌视现代文明”也不准确。
“烧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的上一句是“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
费难”,不正说明了拆毁铁路电杆是为了打击报复洋人吗?这是敌视“现代文明”本身
吗(最早版本没这句,后来流传的都有)?至于海中的“火轮船”,不正是列强布于中
国沿海的军舰吗?
该句的下一句被袁先生省略了:“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哭连连。”可见义和
团的目标还是洋人,想通过摧毁洋人的东西来打击报复洋人,使之“心胆寒”、“哭连
连”——当时铁路名属中国,实由洋人控制经营,如京汉铁路,1909年中国才赎回其管
理权——敌视的对象主要是人,而不是东西(事实判断)。
下文还有“一概鬼子都杀尽,我大清一统太平年。”这主要是吓唬洋人,实际上义
和团在1900年5月底之前极少攻击洋人,只有一个英国人卜克斯可能死于山东义和团之
手(文献彼此矛盾,凶手身份尚不能确定,详情从略)。当然前面有不少封建迷信的内
容,反映了义和团对洋教、洋人的憎恨,原因复杂,包括列强侵略、文化冲突、自然灾
害等等,这里不多说了(详见拙文《义和团运动史实述评(2)》)。
这篇歌谣还有其它版本,反映了同样的目的(《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P.31-34
):
“……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
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生平。”
“……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
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袁先生把这段歌谣解读为“愚民对外来文化的认识”,非常片面,如果是说前面封
建迷信的部分,那还可以。法国拥有“护教权”,很多教案都是法国出头,干涉中国司
法,袒护为非作歹的教民,所以歌谣把法国单独列出,具有反侵略的性质。艾声《拳匪
纪略》云:
“吾邑之有义和拳也,自今年正月中旬、由新城之沈各庄传习而来。始因仓巨村天
主教民欺凌善良,霸占公产,官不能申理;百姓控诉无门,始习拳以敌。……拳民一动
,教士即告知法使,挟总署电致督抚,派兵弹压剿灭,信息灵通,州县不能办,大受其
累。去冬景州开仗,拳民死数十人,良召宁晋并今年张登开仗,拳民又死数十人,州县
拿获正法押毙者不在数。统计教民死者不及十之一,洋人未死一人,所死者皆中国之民
,拳民死于教、死于兵、死于法,无不视死如归,盖神一附体,即昏迷不醒,但执枪刀
乱舞而已,不知何处妖孽致令平民遭此惨劫,亦奇矣哉。”
如前所言,艾声是主张剿灭义和团的,那么他对义和团的对立面——公使、教士、
教民——的不良行为的描述,无疑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索梨园屯教
案和重要转折涞水事件,最初都是文化冲突,但矛盾激化酿成巨祸,则与法国公使和教
会干预中国司法、教民仗势欺人有直接关系。
四、袁伟时先生仍在重复此前的错误逻辑,以义和团拆毁卢保铁路的开始时间来否
定它拆毁津卢铁路是为了阻挡侵略军。
袁伟时先生说:“各国援兵抵达天津海口是1900年6月1日的事;6月10日西摩率联
军向北京进军;6月17日联军攻打大沽炮台。……5月26日起开始烧和拆毁芦沟桥至保定
的铁路、拔电杆,……5月31日则保定以南的铁路、桥梁亦被拆毁或焚毁。也就是说,
他们肆无忌惮破坏铁路和通讯设施等等,时间在八国联军入侵以前,地点是与阻击入侵
者毫无关系的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至6月6日,京津铁路亦遭破坏中断。……义和团要
消灭的不但是铁路,还有洋货、洋学堂及其学生等一切沾有洋味的人和物。”
这个说法和《现代化》基本一致,回避了《商榷》的反驳。袁先生的逻辑错误在于
:他把义和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摧毁不同外来事物的原因,看成是单一的,不承
认有多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既然义和团在北京烧洋学堂、杀洋学生与反侵略无关,那
他们拆毁铁路也肯定与反侵略无关;因为拆毁卢保铁路与反侵略无关,所以拆毁津卢铁
路也肯定与反侵略无关。不分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不是历史学的方法。
关于义和团5月底拆毁卢保铁路主要是为了反抗清政府镇压,笔者在《商榷》及上
文中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只补充一下津卢铁路的情况:
5月31日,首批使馆卫队356人由津卢铁路抵达北京,6月2日增至440名左右,同时
不断有外国军队从天津登陆,准备开赴北京。这种情形引起了中方的恐慌。义和团从6
月上旬开始拆毁津卢铁路,正是为了阻止列强增兵(参《商榷》所引文献)。6月10日
西摩尔联军大举入侵。最初,由于慈禧态度不坚决以及直隶总督裕禄的软弱,清军并没
有进行抵抗,而仍在围剿义和团。义和团则继续拆毁津卢铁路,并不时袭击联军。这个
行动十分有效,将联军阻于廊坊,迫使它在16日放弃了由铁路进京的计划,准备退回杨
村,改走水路。
英军上校情报官璧阁衔在《在华一年记》中说:
“在我们从天津出发时,没有一个人相信关于清军反对我们的谣传。在孟鹤龄与孙
宾饶两位传教士被杀害以后,聂士成提督正在杨村附近同义和团战斗,并且用篮子装了
七十颗人头送到总督处,以‘保证忠诚’。他此刻仍在该处兵营中。六月十日刚过中午
我们路过他的兵营,他的士兵来到我们的士兵这儿,尽力表示亲善的样子。……到落垡
(三十英里)前一直没有发现铁路严重毁坏的情况。……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廊坊,正
好是天津到北京的中途。这儿才有较为严重的困难,……开始认真地从事修路工作,……
“第三天,……义和团攻击了我们。……他们是衣衫褴褛的一群人,从我们左翼约
四分之一英里处的一个村庄跑步向我们进攻。不过几百人,装备着大刀、长矛、抬枪和
步枪,……看不出一丝恐惧与踌躇的迹象,而且,这些人并不是狂热的‘勇士’,也不
是慈禧太后的训练有素的士兵,而是朴实的爱好和平的农民——地方居民武装起来反对
外国人。当他们接近我们的时候,他们就跪下来,向天空举起手,向义和团主要崇敬的
战神祈求援助。然后他们就冲锋,直到我们的排枪开始射击时才又跪下来。不到二十分
钟,他们就全部撤退了,战场上留下六十具左右的尸体。
“……六月十四日,跟天津的交通断绝了,运送给养的火车开到过杨村就回不去了
,第二天回来时带回消息说,铁路线不是被破坏了就是被挡住了,而且,聂士成的兵营
已开拔了。那一天上午,我们遇到相当数量的义和团的袭击,损失了五名意大利人,但
是打死了大约一百名叛匪。下午,皇家海军柯伦少校带领了三十名水兵守卫着的落垡车
站(那儿已改变成一个足以防守的阵地了),遭到近一千人的包围。……
“可以看出义和团的战术相当简单。……他们在训练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
勇猛来补足了。他们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勇敢,不断地使我们信服:中国人并不
象我迄今为止所相信的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我们的
进展缓慢,因为铁路线破坏不堪:铁轨弄得弯弯曲曲,枕木烧毁了,而且水塔也完全摧
毁了。每天充其量只能前进四英里,……鉴于我们如此艰难的进军,我们的弹药与粮秣
不能维持很久了,……六月十六日,我们确实地发现杨村以南的铁路完全毁坏了,……
显然只有从天津取得新的供应才使我们有到达北京的可能,……从廊坊行军向北京进攻
被认为是办不到的,……那么就剩下白河这条路了。”(《八国联军在天津》P.229-
233)
可见,义和团不仅阻击了联军,还切断了联军的补给线。16日以后,联军陆续撤回
杨村。18日,董福祥率领清朝甘军赶到,会同义和团对廊坊车站的联军余部发起攻击。
此后,清军才成为抗击联军的主力。
6月29日,联军主帅西摩尔向海军部发出如下电报:“我们前面的铁路已大部毁坏
,致使我们无法继续沿铁路前进,六月十六日决定退回杨村,打算在杨村组织兵力沿水
路向北京进军。在我离开廊坊后,留下两列火车准备随后跟上队伍。在六月十八日,这
两列火车遭到义和团与从北京来的清军的袭击。我们打死了四五百名敌人,而我方损失
是:六人战死,四十八人负伤。这两列火车于当日傍晚到达杨村跟我会合。杨村的铁路
已完全毁坏,火车无法行驶,军队又缺少给养,加上伤员太多,行动不便,种种原因迫
使我们向天津退回,而我们已有六天没有与天津取得联系,供应也断绝了。六月十一日
(原文误,似应为21日——引者),伤员与军需物资登船出发。军队沿河步行。沿水路
返回天津的途中,几乎每过一个村庄都要遇到抵抗。匪徒们在一个村庄被击退,往往撤
到下一个村庄,据守一个在我们使用武力猛烈射击时难于确定其位置的精选的阵地,这
样巧妙地阻挡我们前进。”(《八国联军在天津》P.46-47)
义和团在拆毁铁路的同时也攻击联军,两者相得益彰。显然,它们是同一目的下的
两种具体行为,不能说一个是抵抗侵略,另一个却是“敌视现代文明”。对此,侵略者
自己早就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拆路是作战需要。美军上校团长达格特说:
“在撤退的途中,他们(指西摩尔所部——引者)遭到相当规模的阻挡。他们是从
白河水路退却的。这种后退的行动激起了义和团的勇气,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要消灭他们
的敌人。他们封锁铁路,切断从铁路来的一切支援。他们从每一处河堤,从每一道墙壁
,从每一个村庄大举进攻,使撤退的军队遭到相当大的损失。”(《美军在华解围远征
记》,《八国联军在天津》P.77)
笔者在上文指出,义和团的口号反映了他们想通过拆毁铁路来打击报复洋人,而在
战争状态下,这又成了实际需要。清政府一开始也指责义和团拆毁铁路是破坏国家财产
(《上谕档》26册P.120),进行了血腥镇压,并着手修复被毁的铁路,希望能消除列强
出兵的借口(《上谕档》26册P.127)。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6月22日,御史何乃莹上折说:“此时铁路徒以资敌,团民拆毁,正可断其来路,
似不必再行修筑。”(《档案史料》P.169) 23日,清政府谕令盛京将军增祺:“陪都
重地,密迩强邻,著增祺迅速招集团民,厚我兵力,藉御外侮。再俄兵如有前进之信,
关外锦州铁路,该将军须先行设法拆毁,以遏敌人来路,是为至要。”(《上谕档》26
册P.145) 于是盛京地区就出现了“连日拳民与官军在省城南北两路拆烧铁路,攻击洋
兵,尚称得力”的局面(《档案史料》P.322)。义和团这种在政府组织下的拆路行动,
更与“敌视现代文明”无关。铁路刚进入中国之时,清政府无疑是敌视的,但要说20多
年之后的1900年,清政府仍然敌视铁路,那就是侮蔑了(不排除部分顽固派敌视铁路)。
以上就是袁先生所谓义和团拆毁铁路“愈演愈烈,罄竹难书”的真实情况。《忧思
》的这部分还有一些材料上的错误,可能误导读者,将在后文说明。下面顺便说一下义
和团对非教民的态度。
五、义和团是极端的反洋教组织,大部分义和团在大部分时期并不主动侵害非教民
;这个事实判断有一定的意义。
袁伟时先生说:“任何政府都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义和团在山东兴
起之初,就留下乱杀和抢掠‘教民’(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非教民的记录。
1896年7月他们就‘藉毁教之名,既拆教堂复抢盐店’。说得透一些,其实他们所谓反
洋教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藉口。1899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
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昌、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
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94页,中华
书局1959年北京版)任何政府对这样的行为都不可能坐视不理。义和团的烧杀抢掠不能
归罪于清政府。”
义和团以残酷的手段侵害教民,除了少数是自卫之外,多数属于滥杀,这是不容置
疑的史实。即便有时是教民欺人在先,官府断案不公,杀人也是错误的。清政府对此进
行镇压(招抚前),在理论上具有正当性。但如果不是清政府软弱无能,袒教抑民,也
不会发生那些极端暴力的事件。同时,清军在镇压义和团时扩大了打击面(参上文),
反而对义和团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实际做法当然不能说是正当的(滥杀和纵容
往往效果相同)。慈禧要求只抓肇事者,按名查拿,不得株连,比较合理,但清军未能
严格执行。
这些笔者在《商榷》和上文已经说过了。但据笔者了解,大部分义和团在大部分时
期并不主动侵害非教民,除非对方反对自己,如窝藏教民或帮助官军。这同样是一个事
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其意义在于:如果大部分义和团都经常主动侵害非教民,那
它就与一般土匪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为了满足物欲,那些形形色色的口号纲领,也就如
袁先生所言,只不过是“借口”。这将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八国联军战争的起源,以
及其它有关晚清社会、思想、文化的研究课题产生较大影响,而不仅仅是影响到对义和
团本身的评价。因此不可不辨。
【子乔按:笔者以前也曾使用过“纪律”一词,但现在觉得,“纪律”很不好界定
。从义和团的宗旨来说,只要不侵害非教民,就是“纪律”好,但这么讲肯定有人无法
接受。为了避免定义上的无谓争论,笔者在此不使用“纪律”的提法(引用的资料除外
),而代之以“对非教民的态度”,只进行事实判断。】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文献必须研究,但说法并不一致,有的说义和团“毫无滋扰”
,有的则说“有逾土匪”。甚至同一个人,开始支持义和团,就说它秋毫无犯,后来慈
禧下令恢复镇压,他又见风使舵,说义和团抢劫财物。所以不能不加分析地引用文献,
更不能只根据一两段话就下结论。尽管情况有些复杂,但只要以史料为基础,经过合理
的分析,还是可以得出一个反映总体情况的接近事实的结论。
袁先生引用的第一条史料其实说的是“大刀会”,原文“藉毁教之名”前面有“刀
匪”两字,被袁先生略去了。“大刀会”与“义和团”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
两个组织,它1894年兴起于鲁豫皖苏边界地区,与历史上一个叫“金钟罩”的民间武术
团体有渊源,有反清的色彩。据口述资料,大刀会最初主要是给富户看家护院、对付土
匪,后来就良莠不齐了。大刀会也反对洋教,1898年10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部分大刀
会也打出了“义和团”的旗号,有时与其它来源的义和团一起行动,但“大刀会”作为
一个组织仍然独立存在。列强在致清政府的照会中,也将“大刀会”与“义和团”并称。
很多村民都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是个人眼界所限,可能去该村的义和团前身是大刀
会,也可能两个组织一起去过该村。义和团来源复杂,除了大刀会,还有义和拳(梅花
拳)、神拳(金钟罩)、乡团等各种拳会和结社。不能将义和团的来源与义和团混为一
谈,因为不是单线发展的关系,正如不能将英国与美国混为一谈。如果把1896年大刀会
的活动也算作义和团运动,那义和拳早在乾隆嘉庆时期就有了,又怎么算?有的义和团
专著和资料书也把大刀会包括在内,那不过是因为两者有渊源,不能据此将两者等同起
来(大刀会和神拳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但也不能等同)。
袁先生引用的第二条史料是袁世凯的奏折。众所周知,袁世凯是义和团运动的反对
者,他提供的不利于义和团的信息,说服力不强,反之亦然;而反对者或旁观者提供的
有利于义和团的信息,则说服力较强。比如,连到山东后的袁世凯都说,民教相争是因
为教民欺人、官府不公(《档案史料》P.57);我们就可以认定,这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不能说只有文化冲突、经济萧条、自然灾害才是主要原因。
要弄清义和团对非教民的态度,也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李文海先生曾写过一篇论文
《论义和团的纪律》(《近代史研究》1980.4),通过大量义和团运动的反对者和旁观者
的记录,证明了不同时期山东、直隶、北京的义和团一般并不侵害非教民(支持者的记
录更不用说)。下面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记录。笔者手头有文献原文的,直接引用,不
限于李文所引;暂无原文的,从李文转引。
文献一、名称和时间:张士翰致裕禄电,1900年5月31日;作者身份和立场:张士
翰,清军副将,参与镇压义和团;所述对象:1900年5月底,大批义和团占领涿州(人
数达两三万,来自卢保铁路沿线,很有代表性)。
“……(义和团)踞城自卫,尚无骚扰衙署、居民之事。……”(转引自李文,据
李文说,张士翰自称这个消息是“细询”兵丁后得来的。)
文献二、名称和时间:裕禄致总理衙门电,1900年6月2日;作者身份和立场:裕禄
,直隶总督,主张镇压义和团(后来才附和慈禧);所述对象:同上。
“现在拳众聚集涿州关厢甚多,……与民杂处,虽未搅扰百姓,而匪势甚为猖獗。
”(转引自李文)
文献三、名称和时间:上谕,1901年2月14日;作者身份和立场:慈禧,皇太后,
主张镇压义和团(注意上谕的发布时间);所述对象:1900年5月中下旬,涞水、涿州
一带义和团聚众反教,对抗清军。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
大臣,……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过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
屈难言之苦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
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
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该匪妖言邪说,煽
诱愚人,……”(《上谕档》26册P.482-483)
文献四、名称和时间:某大令自京来函(私人信函),1900年6月或以后;作者身
份和立场:佚名,南方清朝官员,偏于反对的旁观者;所述对象:同上。
“余于四月廿三日(5月21日)至德州,均属平顺。廿四日到景州,即闻往北州县,
皆有义和团匪与奉教人为难,并不伤害行客。廿八至任邱,闻数日前义和团……杀教民
五十余家,……然此时尚未见义和团匪之面。廿九日到雄县,则沿途皆有,或三五人,
或十人八人、四五十人不等,皆腰束红带,……途中相遇,秋毫无犯。……云十余岁童
子练习七八日即刀砍不入,余固未之信。……五月初一……宿新城,因问新城令,前途
是否平安。令云不妨。初二日,……见义和团纷纷往北。……初五(6月1日)到京,……
”(《义和团》一P.250-251)
文献五、名称和时间:庚子记事(私人日记),1900年6月20日;作者身份和立场
:仲芳氏,北京市民,旁观者;所述对象:1900年6月中下旬,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
运动达到高潮。
“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谓系匪徒滋事,借仇教为[名],
乘间叛乱。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
,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
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
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断无聪明正直之神,而附形
于腌脏愚蠢之体;更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者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
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转引自李文)
文献六、名称和时间:石涛山人见闻志(私人日记),1900年6月或以后;作者身
份和立场:石涛山人,总理衙门官员,偏于反对的旁观者;所述对象:同上。
“国家大事,有此一变,不知后来大局如何?论义和团实为神意,众志成城,大家
一志,吃素,喝白开水,不为一钱,不扰百姓,不沽名气。拳众皆打仗为事,出自心中
愿意。不知天意此一变是何局也,是以加心记之。”(转引自李文,据李文说,对于义
和团,石涛山人“偶而觉得为长远计,也许真应该像某些洋务派官僚主张的那样,‘痛
剿一二股不可’”。)
文献七、名称和时间:英使窦纳乐致外交大臣密信引许景澄言(机密信函),1900
年6月10日;作者身份和立场:许景澄,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主张镇压义和团
(因此被慈禧处死);所述对象:泛指。
“我和庆王会晤时(6月5日——引者),……另一个大臣公然说出,在中国政府缺乏
代议制的情形下,决不可忽视象很孚人望的义和团运动所提供出来的这种民意反映。首
先,义和团运动是为人民发泄由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教徒的罪恶行为所种下的根深蒂固
的仇恨;虽然教徒遭受很重的报复,国家财产也被损坏,然而迄今为止,普通安分的人
民并没受到任何损害,如果义和团为民情得伸而受到惩罚,中国老百姓当认为这是极不
公正的。在会晤快结束的时候,上面讲话的那位名叫许景澄的大臣走来,……”(《英
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史料》《义和团史料》P.548)
以上历史文献的作者,要么反对义和团,要么持旁观态度,其记录反映了一个共同
现象:他们所接触、所了解的义和团只侵害教民,并不主动侵害非教民(北京义和团来
自各地,最具代表性)。笔者认为这不会离真实情况太远,否则他们不会装作不知。
2006年1月2日的《北京晚报》刊载了一份新发现的义和团史料:一位在京晋商的家
书(1900年6月30日)。其中有这样一段:“京都慌乱一事,皆因北京洋鬼子大闹,现有
义和团民等在京剿灭洋鬼子,天主教民死者无数,焚烧洋楼,天主教房,亦无千代数。
以及乡下天主教人,团民见者,立刻杀死,将房屋焚烧。又言,义和团民等正如仁人君
子,与咱大教人秋毫无犯。”此人对义和团颇有好感,“仁人君子”固然夸张,但家书
毕竟不是宣传书,“与咱大教人秋毫无犯”似非欺人之谈(信是给他母亲的)。文中的
“北京洋鬼子大闹”,应该就是指“猎取拳民行动”。【子乔按:所谓“大教”,可以
理解为中国的传统信仰体系,是非教民为了与“洋教”对称而造的自称,又作“汉教”
。如梨园屯教民与非教民签订的田地分割协议说:“立清分单冠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
汉教……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口述资料中也多次
提到“大教”和“汉教”,如“问:你们村信什么教?众:都是大教。有几家耶稣教,
是这几年嫁到俺村里来的”,“一般人信汉教不信洋教”。】
可见,义和团是极端的反洋教组织,大部分义和团在大部分时期并不主动侵害非教
民。应该说明的是,在运动的高潮中,义和团侵害了很多与“洋”有关的非教民。这是
他们“灭洋事业”的一部分,与土匪害人还是有区别的。这同样只是事实判断,其意义
前面已经讲过了,希望读者不要误解。
说到此处,必须谈一下口述资料。
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山东大学部分师生进行了多次“义和团实地调查”,地点
以山东为主,也包括河北、江苏、安徽的一些地方,他们采访了很多义和团运动的亲历
者或其后代,获得了大量口述资料(含大刀会等)。这些资料于2000年由山东大学出版
社出版,名为《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该书内容大致
分为:社会背景、经济状况、教士教民、民教矛盾、运动起因、人员构成、组织、纪律
、形迹、口号、人物、事件等等,共110万字。
《汇编》属于“回忆录”、“口述历史”的性质,对本题而言,它的价值自不必说
,但也有局限,严格说来不太适用统计方法,主要是:一、它只涉及了54个县的情况,
以山东为主,直隶只占16个,记录也不多;二、叙述者中有一部分当时年纪尚幼,甚至
还未出生;三、它没有注明大部分叙述者当时的身份(团民、教民或平民)以及家境(
穷人或富人);四、它不是问卷式调查,也即,某个叙述者没有提到本题,不等于他对
本题没有自己的观点;五、有不少记录是笼统、模糊的价值判断,很难从中提取事实信
息;六、它是将义和团和大刀会混在一起的,而两者是不同的组织(参上文)。尽管如
此,这样一部资料集不用未免可惜,统计一下作为参考还是可以的。
笔者对《汇编》中体现义和团对非教民的态度的内容进行了粗略统计。有关记录总
数近200条,其中明确指出义和团不侵害非教民的有近100条,明确指出义和团也侵害非
教民的有近50条(含劫富济贫和向富户摊派钱粮),另有一些表述笼统、模糊、矛盾的
记录,尚待分析归类。当然这是就总数而言,实际上各地情况不一,如山东平原、荏平
、高唐等县,体现不侵害非教民的记录比例很大,而长清、齐河等县则正相反。《汇编
》中也有土匪或村民假冒“义和拳”的口述(P.85郭栋臣、P.345郭殿文)。
这里的分类依据忽略了叙述者的价值判断,如有些穷苦出身者对义和团的“劫富(
非教民)济贫”大加赞扬,但按其提供的事实信息归入“侵害非教民”一类。对于一些
笼统的价值判断,如“好人谁不争着在拳呢?”、“大刀会不算坏人”、“义和团是瞎
胡闹”,因为不能确定它和本题的关系,故而均未计入总数。但评价“纪律”好坏的,
则计入总数,作为单独的两类。由于只是粗略的初步统计,仅供参考,这里暂不给出详
细数据(各种情况被遗漏的机会是均等的)。
六、袁伟时先生处理材料很不严谨,继续误导读者。
下面,笔者把《忧思》中与义和团有关的材料错漏一一列出,并进行简单辨析。
1、袁先生说:“包括孙中山、鲁迅、胡适和20年代以前的陈独秀在内的知识阶层
的许多人,都曾毫不含糊谴责义和团是‘拳匪’。有的学者绞尽脑汁为他们的罪行开脱
,歌颂义和团的书籍汗牛充栋。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是,笔者无法认同他们的
结论。”
辨析:孙中山是批评过义和团落后的一面,但早在1903年,他在论及中国的保全或
分割问题时,就曾赞扬过义和团,认为义和团有值得国人学习的地方:“若其举国一心
,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1924年孙中山又说,义和团运动“是因为帝国主义逼着他
发生的!”,“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不知袁先生以为如何?陈
独秀对义和团的态度更是有一个大转变,他后来说:“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
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的一部分荣誉!”这两个人“绞尽脑汁为义和团的罪行开脱”,不
知袁先生又作何评价?
笔者对这些价值判断兴趣不大,不想在此讨论其正确性,只是想说,不能这样随心
所欲地选择材料。孙中山和陈独秀都是政治人物,他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批评也好,
赞扬也好——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现实需要的支配。就这个问题而言,将陈独秀以“
20年代”一分为二,是没有意义的。陈独秀为何会转变?很简单,现实需要变化了而已
。鲁迅和胡适的观点也类似,他们眼中的义和团不过是一种文化和思想上的象征。这种
现象及其解释,美国学者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已经讲得很透彻。在这里,孙中山、鲁
迅等人都扮演了“神话制造者”的角色(“神话”是柯文在《历史三调》中使用的概念
,并不限于美化)。
以“精英”个人的价值判断来给义和团定性,是没有说服力的。且不说“精英”们
的意见也不一致,笔者在《汇编》中看到了很多赞扬义和团的言论,它们出自普通农民
之口(当然也有批评的);如果可以用部分“精英”的言论来否定义和团,那么为何不
能用部分农民的言论来肯定义和团?其实,“精英”也好,农民也好,他们的评价都决
定于自身的利益和立场,不论赞扬还是批评,对历史研究都没有太大的价值(对其它学
科可能很有价值)。
2、袁先生说:“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之初,就留下乱杀和抢掠‘教民’(信仰天主
教和基督教的教徒)、非教民的记录。1896年7月他们就‘藉毁教之名,既拆教堂复抢
盐店’。”
辨析:学界一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从1898年10月的“赵三多起义”开始的;而袁
先生说的是1896年的“大刀会”,原文“刀匪”二字被袁先生省略了,它与“义和团”
虽有渊源,但毕竟是两个组织。详见本文第五部分。
3、袁先生说:“1898至1900年间流传、被研究者称为‘义和团主要文献’的歌谣
写道:‘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
…这是当时的愚民对外来文化的认识,……”
辨析:该句的下一句被袁先生省略了:“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哭连连。”可
见义和团的目标还是洋人,敌视的对象主要是人,而不是东西。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4、袁先生说:“5月12日在直隶(今河北)涞水‘拳匪……将南高洛村教民居住之
房屋,放烧约四五十间,并在井内,见有杀伤男女大小约二三十口’。(中国史学会主
编:《义和团》(四)371页)”
辨析:这条史料中很重要的一段文字又被袁先生省略了:“……见有杀伤男女大小
约二三十口,是教民亦是拳匪,无从确查,亦无人认尸报案。”(当地口述资料也说,
该事件是民教斗殴,双方都有死伤) 不错,涞水事件中的教民死亡人数众说纷纭,采
取其中一种当然是可以的,笔者自己也说“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县高洛村杀死教民数十人
(伤亡数字中外文献记载不一)” 但是在引用文献的时候,应该尽量完整,不能歪曲
文献的本意,否则就是对读者隐匿了信息,替读者作出了判断和选择。
5、袁先生说:“5月31日则保定以南的铁路、桥梁亦被拆毁或焚毁。也就是说,他
们肆无忌惮破坏铁路和通讯设施等等,时间在八国联军入侵以前,地点是与阻击入侵者
毫无关系的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至6月6日,……”
辨析:查《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1900年5月31日下有这么一句:“保定以南方
顺桥车站及附近桥梁铁道为义和团烧毁。”方顺桥只是保定以南很近的一个地方,如果
《要录》所言属实,那袁先生的话显然不准确,很容易发生歧义。不知袁先生是否有证
据表明,义和团当日也拆毁了保定以南除方顺桥一带之外的其它路段?学者们在讨论义
和团拆毁铁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用“卢保铁路”和“津卢铁路”的提法,或者具体
地说是哪一路段。袁先生前文也是这样处理的,但这里却突然说义和团破坏“芦沟桥到
汉口的铁路”,笔者还是头一次听到。
当然,卢保铁路是卢汉铁路的一部分(保定至汉口尚未修完),然而义和团当时只
破坏了卢保铁路和保定以南不远的路段。所以袁先生的表述很容易引起误解——读者看
完这段话,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恐怕是,保定以南直到汉口这段铁路,也象卢保铁路那样
被义和团拆毁了。读者不妨找一张地图来,看看卢沟桥到保定的距离是多少,保定到汉
口的距离又是多少。这种拉大“空间差”的做法,和强调“时间差”一样,都是为了证
明义和团当时拆毁卢保铁路与反侵略无关。其实毫无必要,因为没有人说这与反侵略有
关,袁先生完全是无的放矢(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义和团拆毁卢保铁路与反侵略有
关)。详见本文第三、第四部分。
以上错漏多属鸡毛蒜皮,本来没有讨论的必要,但袁先生如此随意地处理材料,继
《现代化》的义和团部分之后,再次误导读者,就不得不予以指出了。
最后,请允许笔者引用袁伟时先生的一句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历史在哪里
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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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3
谈谈袁伟时先生新作中与我有关的内容
(一)
近日,袁伟时先生的新作《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答<反帝反封建是
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在香港发表,并由网友转回内地互联网(http://history.bbs363.com/2/aad.htm
。袁先生在反驳张海鹏先生的同时又顺便反驳了我几句,这里只说说与我有关的

虽然在道义上我同情袁先生,但这丝毫不妨碍我批评他的学术和作风(限于义和
团);正如在道义上我也同情民工,但却丝毫不妨碍我批评他们的不文明行为一
样。
总的来说,袁先生未能理解我的有关义和团研究理念,对我的定位也不准确,有
意或无意地歪曲了我的观点;其结果就是,他的文字并未对我构成真正的反驳。
袁先生往往对我文中不利于他的材料用三言两语一笔带过——如义和团为阻敌而
拆路的明确记载——却将大量笔墨用于反驳经过他歪曲的我的观点。有些说法和
逻辑,网友们也经常采用,我都回答过无数次了。我觉得自己跟袁先生不是在一
个层面上讨论问题。
我估计袁先生写此文时还未看过我的《再论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的主要原因——
兼回袁伟时先生》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028769
尽管《再论》是先发出来的。《再论》已经“预先”回答了袁先生此文的某些问
题。
(二)
由于时间关系,本文只求表达观点,文字未作整理,注释亦多省略,请读者见谅
(如果哪位需要详情可以单独提出,我专门提供)。【】中为袁先生的文字,由
于篇幅关系,未能引全,建议读者去看原文(最好是带按语和注释的全本)。
【当前的辩论,实质是坚持还是摒弃左毒之争。】
——这肯定也把我带进去了,和袁先生意见不和就是“左毒”?袁先生以为自己
是谁?
【这些辩解都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除了与义和团无关的山东高密人民
与德国侵略者因修路引发的斗争外,是义和团主动烧教堂、抢掠、杀害传教士和
教民(中国信徒)惹来大祸。总的说来,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压迫者,但在义
和团事件这一具体事件中,帝国主义大体上没有惹我们,而是义和团“杀人放火
”导致外敌入侵。中国人应该有勇气谴责这些暴行,把它视为国耻,掩盖甚至为
这些暴行辩护对中国和中国人告别前现代、实现现代化无所助益。】
——“在义和团事件这一具体事件中,帝国主义大体上没有惹我们”?哪有那么
简单?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索梨园屯教案和重要转折涞水事件,最初都是文化冲突
,但矛盾激化酿成巨祸,则与法国公使和教会干预中国司法、教民仗势欺人有直
接关系。看看美国学者周锡瑞的《起源》的第三章《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主义》
,难道美国学者也喝了中国的“狼奶”?
问题的关键是:引发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义和团的动机和义和团的具体行为极其
后果是什么关系?如果说不能因为列强侵略在先,就认为义和团的一切行为都是
正当的;那么同理,也不能因为义和团的野蛮行为而减轻列强的责任。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不能只看1900年。例如梨园屯教案、涞水事
件都历时几十年,能随意截断吗?(近代教案情况复杂,目前尚无权威的统计数
据,就是总数也没有公认的数字。根据不同的定性标准,可以得出“以文化冲突
为主”、“以列强侵略为主”等不同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都是不容忽
视的重要原因。即便真是以某某为主,也不能掩盖其它原因。历史本来就是这么
复杂的。)
另外,山东高密的反筑路运动义和团也参与了,只不过不是主力而已,因为山东
半岛少有义和团组织。袁先生说话总是这样绝对,一点儿余地不留。袁先生的“
山东高密人民与德国侵略者因修路引发的斗争”这种措辞倒是让我有点意外,颇
有“狼奶”的味道。谁敢说高密反筑路运动原因与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毫无可比之
处?
【为替义和团开脱罪责,《反》文在两个日期上大做文章。一个是5月31晚各国卫
队从天津到达北京。另一个是6月12日所谓“猎取拳民行动”。……】
——使馆卫队入京经过中国政府批准不假。但是,第一、这是武力威胁的结果,
窦纳乐说如果不允许将有“严重后果”;第二、卫队数量超额绝不是小事。袁先
生应该用主张“程序正义”优先的那种理性思维来评价这件事。
【首先,清政府当时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不能保障外国使馆的安全
和正常工作。……】
——当时北京的局势仍在清政府的有效控制之内,使馆并未受到任何实在的威胁
。如果说“列强事先并无武装入侵的打算,他们是被动应付的”,清政府当时也
没有利用义和团灭样的计划,他们也是被动应付的(详我《商榷》)。两者有误
会,误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列强的那种征服者意识——清政府维护自己残存主
权的想法和行动,往往被列强解读为挑衅行为。如清政府在卫队进京问题上的抵
触情绪,就被窦纳乐解读为“疯狂”(《被围记》)。
卫队入京让慈禧感到了危险,这是促成她和义和团联合的一个关键。不管列强的
真实动机如何,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无
论如何都要负责。列强派遣卫队的动机也绝非“保护使馆”那么简单,还是去看
相蓝欣先生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以及《庚子使馆被围记》等(相著是目前
在“战争起源”问题上成就最高的,资料之丰富远非袁文可比)。
【历史论断必须考虑社会环境,有些论着对使馆召集卫队作过度的解读,定性为
侵略军,甚至发挥想象力,说他们可能进攻紫禁城,“对皇宫构成威胁”,而没
有提供可靠佐证,未免失之轻率。 】
——“历史论断必须考虑社会环境”很对,那么也请站在慈禧的角度(维护国家
主权和自身安全)考虑一下卫队入京的意义,不要只站在列强的角度(保护使馆
)考虑。似乎没有人说“可能进攻紫禁城”,我的表述是“对皇宫构成威胁”,
两者不是等价的。比如,美国在亚洲有驻军,现在当然不会进攻中国,但谁敢说
不存在战略威胁(主观上和客观上)?袁先生歪曲了我的观点。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还有人以北京的清军数量远远多于卫队来否认这种威胁,也是毫无道理的。假如
你住在公安局里,周围有10个配枪警察,当你得知一名持枪者在附近活动的时候
,你也能无动于衷吗?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知袁
先生是否知道东郊民巷到紫禁城的距离,以及使馆卫队的装备情况。您不考虑这
些,慈禧还要考虑。我敢说换成任何人是慈禧都会感到威胁。这种威胁是实在的
,与当时北京周边手拿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和北京城里练拳的少年儿童对使馆的威
胁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实力差距太大,清政府当时也仍在保护使馆,而且十分有
效,拳民一旦接近使馆教堂就会被逮捕。有的论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喜欢夸大
义和团的战斗力,认为义和团威胁到了使馆;而在谈到八国联军战争时,又说义
和团不堪一击。这是双重标准。)
以下为我补充《商榷》的一段文字:
6月上旬,公使们往往极力渲染来自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威胁(例如[25]P.543-552)。
这其实是一种策略,想让本国政府和军方更加相信他们调兵的决策是正确的,包
括此前的调兵行动和现在的增兵计划,因为这在列强内部有一定的分歧(例如[10]P.204
-205)。
从公使自身的角度看,他们调兵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有利于外交工作——
身边有大量军队,底气自然就足,随时可以逼清政府就范([10]P.204-205)——同
时也可以向本国各界乃至国际社会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10]P.218-219;[18]P.5)。
至于对时局的真正担忧则在其次,这种担忧也并没有他们渲染的那么严重。
如果使馆人员(含卫队)真的以为北京义和团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清政府也有
“联拳抗洋”的计划,自己有生命危险,必须增兵保护,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
呆在使馆内,固守待援,而绝不会主动挑衅,哪怕是为了解救教民——自身难保
,还怎么解救别人?至于6月10日联军即将进京的消息,只可能让使馆人员认为清
政府(正规军)不敢造次,而不会让他们认为义和团也不敢造次,他们显然不会
认为义和团是很理智、很严密的组织。换言之,这个消息只可能消除使馆人员对
清政府的畏惧,而并不会消除他们对义和团的“畏惧”(如果存在)。因为“强
大”的义和团就在身边,他们的主动出击一旦引来义和团的围攻,联军是来不及
阻止的,只能靠“有限”的卫队来抵御,他们不会连这点儿基本常识都没有。
但是,使馆人员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根本就不把义和团和清政府放在眼里—
—义和团本就不堪一击,清政府则被联军镇住——他们显然相信,仅凭现有的卫
队就足以横扫北京,于是就肆无忌惮地开始“猎取拳民行动”了,而行动的结果
——团民伤亡惨重,清军袖手旁观——也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更能体现
使馆人员真实心态的,是这种实际行动,而不是那些动机不纯的言论。
【至于6月10日出发的西摩尔联军,作为增强救护力量的措施,最后也是得到清政
府同意的。……这表明清政府承认西摩尔联军目的是保护外交使馆。……】
——这是在什么情况下“同意”的?是外交词令还是清政府的真实想法?西摩尔
军出发后,慈禧为何要进行防御性的备战?事实是,联军威胁抢夺火车,直隶总
督裕禄才被迫同意联军进京(《直东剿匪电存》P.188),但慈禧是不同意的,她
让裕禄设法阻止联军,但裕禄不敢,怕引起冲突。
【……(义和团的)这些威吓已属犯罪行为……】
——又是用现在的观念来套历史。
【不懂得解救和保卫教民是正义行动。历来的辩护者,都在所谓6月12日开始的“
猎取团民行动”大做文章。】
——这个我在《商榷》中就说了:“解救教民无可厚非”。
【6月12日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11、12两日,大批义和团涌入北京,12日起北
京全城一片混乱,到处烧教堂、商店、杀教徒、教士和抢掠他们的财产……。】
——大量中外文献显示,北京城里袭击教堂教民的行动始于“猎取拳民行动”开
始(12日晨克林德袭击团民)之后,而不是相反(中间是冤冤相报),详见我的
《商榷》。袁先生企图利用个别文献的笼统表述“自十五(6月11日)以后”,来
否定这种时间顺序,似乎尚嫌不足。
【历来都有人片面摘引“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掐头去尾,作为洋鬼子残
暴的证据。请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静静想一想,我们究竟应该谴责还是赞扬这些抢
救队?义和团的这些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应不应该曲为辩护?事关判别正义和罪
恶,含糊不得!】
——袁先生可真能借题发挥!他把张海鹏先生的观点、张先生引用的我的观点(
其实来自陈振江先生)以及未引用的我的观点搀杂在一起反驳,严重误导了读者

“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是我在《商榷》中引的,请读者去细看我的《商榷
》,看看我的立场观点是否真如袁先生所言,是否采用了“掐头去尾”的隐匿手
法?这种手法倒是袁先生常用的。我的引文不全纯粹是篇幅所限,我已经用自己
的语言讲明了卫队有保护教民的动机,且给出了文献出处,并无任何隐匿。袁先
生再次歪曲了我的观点,而且采用双重标准——因为保护教民的动机是正义的,
所以采取的一切行动也都是正义的!这和认为义和团为了反侵略什么都能干的观
点有什么区别?
以下《商榷》原文:
“猎取拳民行动”的参与者有各国公使、使馆卫队和普通在京外国人(“志愿者”
)。他们对义和团和北京市民的屠杀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为了阻止义和团对教堂
的直接攻击。这属于自卫,不必多说;第二种是为了解救被义和团围困或关押的
教民。解救教民无可厚非,但外交官和卫队往往在救出教民并控制住局面后,将
失去反抗能力的团民一律杀死([18]P.28;[12]P.276)。这无疑应该谴责,为何不
能将他们逮捕并交给清政府审判(清政府对肇事的义和团是要治罪的)?对“文
明国家”提出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吧?第三种则完全是主动杀害,甚至不管是否义
和团。一位外国传教士回忆说:“外国士兵向中国人开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非
常放肆。”(转[10]P.276)
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则说:“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忽见前面
有人,予等群呼曰‘止步!’闻一悲颤之中国语音曰:‘我不是,我不是。’遂
匆骤而逃,予等思彼必为一拳匪,遂群向其逃走之方开枪击之,至少放有一百枪
之多,……”([18]P.23-24)
另外,克林德甚至在大学士徐桐的家中将其逮捕,英使窦纳乐出面后才放了他
([10]P.275)。列强的暴行只能使义和团变得更加疯狂,事态更加恶化。至此可知
,所谓“使馆卫队”实即侵略军。
【43名水兵官兵协助固守西什库教堂,拯救了三千多位中外教徒的生命。此外,
在使馆区还有3150位中国人和473名外国人(409个士兵不计在内)避免被杀戮。
即使从人道观点看,增调的451名使馆卫队功不可没!他们减少了中国政府和暴民
的罪责,善莫大焉!】
——教民的生命不应这样被剥夺,卫队保护了教民,这些都是我在《商榷》中的
原话。但是,如果列强不增调卫队,就很可能不会有日后围攻北京使馆教堂的事
情。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列强的决策者在某些公使(如窦纳乐)和传
教士(如樊国梁)的误导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一系列不明智的行动,
促成了慈禧和义和团的最终联合,导致了在京使馆教堂被围攻。三方都有责任。
好比你先欺负人,人家报复你的家人,你自己难道不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不应该
反思?其实教会在庚子事变后已经反思,比以前收敛了许多。 ...华岳论坛 - "http://huazhen.net"
如果说拳民的行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袁先生语),那么“猎
取拳民行动”也远远超出了“解救教民”的界限(详《商榷》),使馆卫队在解
救教民行动中的滥杀行为同样是犯罪,是侵略行为,而教堂卫队和使馆卫队是一
体的,不能分开(详《商榷》)。干涉中国司法毫无疑问也是侵略行为,西什库
教堂是天主教直隶北境总堂,其主教樊国梁在此前有过多次干涉中国司法的行为

因为以上这些复杂的情况,我才说:说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固然有可议
之处,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不能说是“信口开河”。我认为自己这种表述是谨
慎的、负责的。(面对复杂的情况,完全可以选择不作“是”或“不是”这种简
单判断,就像有些人不能用是否“坏人”来评价。)
【强词夺理的辩解: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
——“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并不是我的原话,详见《商榷》和《再论》,但
这里不深究。“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只是一个事实判断,不存在美化的问题
,详见《再论》。有人说“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是价值判断,这是没搞清楚
什么是“事实判断”,什么是“价值判断”,或者说定义不同,呵呵。义和团对
铁路的评价,是义和团自己的价值判断,而研究者根据材料对义和团拆毁铁路的
原因作出的判断,是研究者自己的事实判断。
【有些文章确实引用了一些说破坏铁路、电线是为了作战的史料。但是,没有注
意到这些都是记录者的判断或推测,不是当事人自己认定的行为动机。现在争议
的是义和团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即义和团的思想状态,弄清楚他们自己的认识就
非常重要了。看看义和团的揭帖吧!……有些为义和团辩护的文章心虚,特地加
了一个按语:“口号主要用于震慑洋人,评价时应主要看实际行动。”可是,“
立电杆、造铁路”明明是与“传邪教”等并列的五大罪恶中的两个,显然是斗争
的目标,而不是战争的手段。】
——这个问题我重复过多次。严格来说,确定主观动机只能去逐个访问参与拆路
的当事人:你为什么拆路?然后对答案进行分类统计,但这是无法实现的。我的
观点是推理的结果,袁先生的也一样。
我在《商榷》中引的“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拳因与官绅约,不拆
路,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艾声《拳匪纪略》)等等,
更可能是义和团自己表达出来的,而不是记录者自己的判断。就算纯粹是记录者
自己的判断,作为时人根据时情作出的判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无法
轻易否定(更详细的记载见《再论》)。
这个问题,尤其是口号问题,详见《再论》。简单地说,拆路的原因不是单一的
,总体来看以作战需要为主,另外也有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的报复情绪(主要是修
路时直接侵害了沿线居民的利益同时导致了部分居民失业),以及因观念落后而
产生的敌视情绪(也就是封建迷信,认为铁路是不祥之物)。
袁先生这部分以及此后的文字,《再论》完全可以回答。总之,拆路和作战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重合对袁先生非常不利,希望袁先生不要回避这个关键问题。
【“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拳匪随便抢取,洋枪药弹,搬运一空。拳匪本痛恨洋
字,至是见洋枪枪刺,明洁悦目,亦遂各持一杆,以为御敌之具,然不谙用法,
都成废物”。 】
——我在《商榷》中早已指出:“义和团敌视的主要不是现代文明本身,而是被
敌人用作镇压工具和侵略工具,或具有侵略背景的具体事物。同一事物,如为敌
人所用则摧毁之,如对自己有利则使用之。”(会不会用是另一回事。)
【……不知道早就弄清了的一个史实:“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
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误传,克林德根本没有说
过那句话。……】
——这个本来不是我的说法,但忍不住说几句。袁先生处理材料的手段真是太高
明了!袁先生给出的注释是相蓝欣《起源》的第218页。读者不妨自己去查,该书
明明写着“克林德对自己的言论不予承认……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确实强调了
中国行将崩溃,瓜分时机已经到来。”这是克林德反对调兵的出发点,他认为目
前调兵是无意义的,应该讨论中国的前途,也就是要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德国政
府批评克林德是有的,但绝非袁先生说的“德国政府当时反对瓜分中国的态度非
常明确”那么简单(德皇和政府有分歧),详见相著。尽管张海鹏先生的表述也
不完全准确,但袁先生的反驳更具有误导性——好像当时没有人提瓜分中国的事
。此外,29日只是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调兵要求的时间,其实在28日的会议之前,
法国已经擅自调兵进京。其它国家只好跟着调兵,怎能甘居人后呢?
类似的例子在袁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中比比皆是。这些文章主要不是写给专业领域
看的,而是教育青少年的。一般读者手中没有多少相关资料,研究者就可以借此
误导他们吗?
【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清算暴民专制的传统。19、20世纪中国有在冠冕堂
皇的口号下肆意进行暴力活动的传统。从义和团到文化革命,打着“扶清灭洋”
、“反帝反修”的旗号,干的是残害民众、破坏社会秩序和正常国际关系的的勾
当。不清算这些残暴行动及其思想影响,让其继续毒害青少年,法治就无法生根
。光是否定文化革命,不彻底批判其渊源——义和团,在适当气候下,那些暴行
就会死灰复燃。】
——袁先生一贯以“史学家”自居,但是看看您这段话,我不否认其现实意义,
但是所谓“清算”云云,难道属于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它恰恰是属于“狼奶”的
话语体系。如果这就是袁先生的目的,希望您不要再打着“史学家”的旗号,其
它的什么“哲学家”、“思想家”、“评论家”都可以。这容易让青少年误以为
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清算”谁谁的罪行(或“歌颂”谁谁的功绩),这种认识是
典型的“狼奶”。
(三)
再次强烈推荐相蓝欣先生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袁先生本文有关使馆卫队和
西摩尔联军的问题,该书基本都能回答。这涉及到现代国家如何谨慎地处理国际
关系的问题(不只针对中国)。
我认为,如果列强只是为了保护使馆教民,那它们的行动无疑是失败的,请注意
列强出兵前后洋人教民的被杀人数对比(增长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以及有关事件
的时间顺序。你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因为判断失误而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是否
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当然最终的客观后果对列强是利大于弊。)
按袁先生推崇的“勿以小嫌酿大衅”的理性思维,列强出兵难道是明智的选择吗
?如果说义和团是匪徒,那在华洋人和教民就是人质,匪徒已经用杀人质来警告
你,你还贸然动武,那不是逼着匪徒杀更多的人质吗?这个结果难道无法预料吗
?(就是两个人打架,也有报复家属的。)
你一面欺负中国(袁先生也承认),一面又希望中国人不要报复,希望中国政府
全面镇压并不反对政府的民众,这现实吗?在清政府看来,全面镇压不但违背它
的利益,而且无力实现;即使完全放弃国防,短期内消灭义和团也不可能,详见
《商榷》。最近又看《直东剿匪电存》,更加坚信这一点。只是镇压卢保线已经
肇事的义和团,已经让裕禄捉襟见肘,不得不动用国防精锐,更别说全面镇压了
(即未肇事的也镇压)。实际上裕禄对某些未肇事的义和团也是镇压的,往往反
而将其逼反。
保护使馆教民的最好的、治本的方法就是平等地与中国展开交流。如果这样,我
就不信义和团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义和团最初只是职业会党,后来才发展为以农
民为主体的组织)。如果没有侵略的大背景,在中国这种国家,文化观念上的冲
突最多只会引起局部的、小规模的暴力行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淡化的
(另一方面,如果只有侵略而无文化冲突,也不会殃及中国教民)。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如果列强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从最终结果看,它们的行动才是成功的(但这个结
果他们自己恐怕也没预料到,最初只是想用军事手段给中国施压)。
(四)
到现在为止,反对者对义和团因作战需要而拆路和清政府组织义和团拆路的记载
,没有给出让我满意的解释。要么采取回避态度,要么进行种种诡辩:
“纯属巧合”?能服人吗?看看时间表(详《商榷》和《再论》),哪有那么巧
合的?清军加大镇压力度后,义和团开始拆毁卢保线,但并未拆津卢线,洋兵入
京后,开始拆津卢线,而拆卢保线的记载大大减少。
“以前力量不足”?能服人吗?义和团主要是用油烧枕木(但也有拆的),顺风
一会就能烧出几里地。偷偷放把火需要什么力量?再说,1900年5月下旬之前,直
隶铁路沿线发生了若干起义和团聚集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事件,拆个铁路还不容
易?
袁先生没有采用这些说法,他认为那是“记录者的判断或推测”,这同样不能服
人,属于消极论证,没有多少根据(尤其是对于艾声的《拳匪纪略》,参上文)

这些就是我说义和团拆路“主要”是作战需要的根据。具体每个人是怎么想的,
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不排除有敌视情绪。但是,正如你平时看某人不顺眼,但并
没有打他,因为矛盾还没激化到那个地步;有一天他先打了你,你把他狠狠揍了
一顿。你揍他主要是因为他先打了你呢,还是因为你平时看他不顺眼呢?当然主
要是前者。 要说你“完全”出于对某人的敌视才打人的,你能干吗?
义和团组织松散,那么多人一哄而起拆铁路(也搀杂了非团民),其主观动机不
会是单一的。体现义和团“敌视铁路”的记载,和体现义和团为作战而拆路的记
载,不能互相否定。但分析起来有主有次,详见我楼下的帖子。尤其是拆毁津卢
铁路的作战动机更加突出,义和团甚至在来不及拆路的情况下,往铁路上放石块
儿来阻挡联军的火车,这是敌视哪家的“现代文明”?
袁先生的错误就是企图用前者否定后者,完全排斥后者,这怎么办得到呢?历史
哪有那么简单?不同的材料就一定是互斥的?有情绪观念上的因素,战争就“完
全”(袁先生的用词)不起作用?所谓“敌视铁路”,准确地说是报复情绪和迷
信观念,上升不到“敌视现代文明”的高度,义和团知道什么叫“现代文明”?
这些我在《商榷》、《再论》中也涉及了。还有少数材料说,有的团民把铁轨枕
木拿回家藏了起来。这可能是纯抢劫,也可能与作战动机并无矛盾(为了给敌人
修复铁路制造麻烦,或者想自己家里使用,就顺手牵羊了) 。总之不能先给义和
团定一个性质——某某,然后说:既然义和团是某某,它拆铁路的动机就只能是
什么什么。
(五)
在学术层面上,应该批评袁先生的主要是:
1、对历史学的理解只是“清算”谁谁,还总以史学家自居(对比周锡瑞、林华国
、相蓝欣、柯文、王学典等人,谁才是真正的史学家,就很清楚了)。
2、用唱“现代化”的高调来掩盖材料上的粗疏(我不是说不应该“现代化”)。
3、利用读者手中材料的缺乏,不断误导读者(一般读者很难发现)。
4、对待不同的观点,不是直接从人家的材料出发,而是先扣帽子、先定性,再由
此出发去反驳。比如说我是“极端民族主义”(《忧思》),说张海鹏先生是“
左毒”(还捎带了我),说同情中国、正视帝国主义侵略的西方学者是受中国民
族主义情绪沾染,“努力为中国辩护”。
看了柯文先生(美)的“神话论”和王学典先生的“语境论”,再看袁先生的文
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挺佩服这两位学者的,一说就说到点子上了。
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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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学家与宣传家的区别——读柯文评袁伟时有感
子乔
袁伟时老先生最近又写关于《冰点》的文章了,想不到过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算完(
《事件纪事与省思》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BA%FA%CB%B5369/archive/2006/12/06/62784.html)。
文章体现出的精神很令人敬佩,不管怎样,比歌功颂德之辈强得太多,“最是伤怀
是亲情”一节也非常感人,但这里就不重复别人对老先生的赞美了(上面给个链接,也
算为老先生宣传一下,这篇网上很少见)。总之,我对老先生的态度是,精神上敬佩,
道义上同情,学术上鄙视,作风上反感(本文的“学术”限于义和团史,下同)。
老先生文中仍不忘说我几句,但提到的是我的第一篇文字,也即他在反驳张海鹏先
生时顺便反驳的那篇,却未提及我早已发出的与之对应的几篇回复,而我自认为后几篇
说理更清楚、反驳更有力(《冰点》事发后老先生获得了广泛的同情,我的后两篇屡遭
删除,有时双方都删,也就算了,但有时只删我的。《再论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的主要
原因——兼回袁伟时先生》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028769《谈谈袁伟时先生新作中与我有关的内容》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36409&flag=1《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使馆卫队入京问题》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2&ID=1064878)。
老先生说:“他(引者按:指子乔)反对我的观点”。这太笼统了,一篇文章可以
有不同层次的多个观点,老先生的主旨——呼唤现代化、提倡理性思维等等——我怎么
会反对?又怎么敢反对?我反对的是他的某些具体论点、对材料的处理方式,以及治学
态度。而老先生说的赞同他观点的学者,恐怕基本上也都是赞同他的主旨和精神,还未
见到能真正从学术上给他有力支持的。就算不敢公开支持,穿个马甲拐着弯儿地支持一
下也没什么危险嘛。有的行家宁可用这种方式去调侃张海鹏先生,如那篇写教堂斗法的
,也不肯在材料上支持一下老先生。道理很简单,他那些具体观点——除了关于义和团
滥杀的,这个我也没有反驳——都很难找到充分的材料来支撑。
老先生在文中列举了一些学者对他的赞美,包括著名学者柯文先生的文字(附后)
。但在我看来,嘿嘿,柯文先生夸他是跟他客气,夸的大部分都是学术之外的东西,在
学术上是轻视他的。柯文先生的最后两段说得太准了(附后),不得不佩服,这就是史
学家和宣传家的区别(当然柯文先生的有些表述我也不同意,如义和团仇视现代化云云
,注意我不是说义和团不敌视现代化或拥护现代化。这种表达本身就不恰当,因为义和
团头脑中没有现代化的概念)。
可老先生却说什么:
“我非常赞同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评论(引者按:当然主要是指夸他的话,呵呵)
。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起’这个任务在柯文和其他一些作者的著
作中已经解决,不再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学科生长点。而在中国大陆,冲破狭隘民族主义
的桎梏,依然任重道远。”
就冲这段话,老先生就是门外汉。“义和团因何而起”这个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在
这一领域,从以史为鉴的角度讲,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了。如果真已解决,在那种局
势下,柯文先生又何必(或何苦)再特意跟他说那些话?那些话其实是一种委婉的商榷
甚至批评——不能简单地给研究对象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就算完事(老先生是打着红旗反
红旗,指责别人拿意识形态干预学术,自己却也大搞意识形态,呵呵)。
另一方面,老先生认为义和团是“土匪”,一切都好解释了——土匪不就是为了满
足物欲吗?口号都是借口。要真这么简单,柯文先生更不会跟他讲那些话。就算如老先
生所说,问题已经解决,那他等于是自己承认了错误,因为义和团专家中(包括海外)
无人简单地将义和团定性为“土匪”,哪怕是对义和团评价不高的人。
以上这些尤其是柯文先生委婉的批评,都被老先生忽视了,他自信地说:“我关于
义和团的观点,是境外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用不着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点醒他们;
柯文的来信就是佐证”。
且不说来自某位学者的赞美如何能成为“学术界共识”的“佐证”,我前面讲过,
观点可以分成若干层次,老先生呼唤现代化,没几个人会反对。有些明摆着的东西,如
义和团的愚昧、野蛮、落后,也没几个人会否认。这有什么?我也振臂高呼一句:“在
十进制里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全球数学界的共识!除了这类东西,境外著名学者如周
锡瑞、柯文、相蓝欣等人的理念、观点、方法,跟老先生完全是不同的路子,有质的差
别,后者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读者不妨自己体会一下柯文先生的最后两段话(附后)。
老先生说这个问题不是“学科生长点”,言下之意,“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
才是“学科生长点”,敢问这是学术课题吗?转来转去,还是在意识形态的小圈子里,
也即柯文先生所说:“仅仅说义和团反现代、反外国是不够的,在我看来,那些事情是
显然的,我想再进一步,去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起。”后者才是真正的学术课题,研究
它,绝对比纠缠于义和团是否进步、是否革命这类东西更有实际价值。
当然,搞意识形态本身不算错,各有所好嘛,也总得有人去搞,但“宣传家”就是
“宣传家”,自诩为“史学家”,往反方向误导青少年,就不合适了。还有人说老先生
是“思想启蒙家”,不是史学家(老先生自己肯定不同意),所以材料上的错误无关紧
要(具体错误详我以前的文章)。真是奇谈怪论!材料和观点是什么关系?难道思想启
蒙能靠欺骗和误导来实现吗?只要最终目的正义,就能采用非正义的手段吗?这和认为
义和团为了反侵略什么都能干的观点有何区别?
读老先生的文字,总感觉他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急功近利,在“义和团”的问题
上矫枉过正。这虽然能取得眼前的宣传效果,满足人们渴望“现代化”的心理需要,但
却很可能重蹈覆辙——曾几何时,人们不正是用歪曲历史的手段去宣传“革命”的吗?
从长远来看是否真的有利于现代化事业,我是很怀疑的。
2006.12.08
以下引自老先生的新作《事件纪事与省思》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BA%FA%CB%B5369/archive/2006/12/06/62784.html
××××××××××××××××
在我收到的来信中,也许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柯文(PaulCohen)的来
信。他的《歷史三調:作爲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公认是这一领域的一流名著。
他在3月26日的来信中写道:
“首先,我赞同你在文章中致力的事情。恐怕所有国家的教科书中都存在扭曲历史
的问题。美国也是如此。但是,正如你在评论日本的情况时指出的一样,日本和中国的
情况有所不同。一个不同是,在日本有不同的现代史教科书,教师可以根据他们的偏好
来进行选择;第二个不同是在日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教科书扭曲历史的事情。这在美
国也是如此,但你也已经发现要在中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因此,你呼吁人们关注并修
订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努力是完全值得赞赏的。
第二,也更为具体的是,我同意你对教科书处理义和团起义一章的几点评价。当然
,完全忽略义和团对现代化和一切外来事物的仇视是不可理解的。同样不可理解的是对
诸如毓賢滥杀无辜之事和慈禧太后怂恿起义等行为不予任何批评。我同样同意义和团起
义是一场极端的反外国运动,而非反帝国主义,因此(李时岳数年前就指出这点)说义
和团运动防止了中国的分崩离析纯属诡辩。最后,你批评教科书对于历史证据不负责、
不诚实的安排,确实令人想起文革中对于义和团起义的历史处理(我书中有一章谈论这
点)。
第三,更为宽泛一点,我由衷赞赏你对理性的爱国主义和盲目的爱国主义(我的国
家永远是对的)所做的区分。在此重申,尽管中国是个极端特例,但也可在其他国家的
‘爱国主义’里找到与中国(的爱国主义)重叠之处,包括美国。这让我想起越战时期
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就试图把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打上‘不爱国’的标签。我(作为一名
反战人士)的观点是,如果你认为你的国家是错误的,那你的爱国主义责任就是用一切
可用的方法让人们认识到这点。而你已经通过批评教科书对义和团起义的评价,批评共
产党继续支持这种对于历史的扭曲中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你对义和团的研究中有一个方面我不同意。你深深地认定现代性的一种
形态,就是充满理性和宽容,甚至是世界主义的形态。这是你希望中国拥抱的形态,我
也希望这样。然而,我不认为这是重建义和团历史的适当的出发点。你的基础问题是相
对于你支持的现代化,义和团的站位在哪里,这样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很显然,和
你希望在中国实现的人道的、世界主义、宽容的现代世界相比,义和团是固执地反对一
切形式的现代化的。
从我的视角出发,重建义和团历史的方法其结论应更为开放。我试图理解义和团是
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北方出现,是什么导致了他们那样的行为。
我想尽力弄明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以及这些信仰和实践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了什
么作用。我还想了解,他们的信仰和仪式和中国其他的社会运动(1900以前及以后)有
什么不同,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又有什么不同。简要地说,我认为,仅仅说义和团反现代
、反外国是不够的,在我看来,那些事情是显然的,我想再进一步,去弄清楚义和团因
何而起。”
我非常赞同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评论。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
起”这个任务在柯文和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中已经解决,不再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学科生
长点。而在中国大陆,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依然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他说的“恐怕所有国家的教科书中都存在扭曲历史的问题。美国也是如
此。”是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汉斯(HansMoleman)先生也
曾主动告诉我:“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教科书问题。荷兰的教科书最初对在印尼的
殖民统治也遮遮掩掩,后来才逐步反思。”三月,我曾收到一位正在英国留学的一位中
国学生的来信,因为看到英国教科书也有问题,他激愤地说:“我也是义和团!”他的
烦恼似乎在于他没有注意到在发达国家,没有人会把教科书看作不容批评的“国家行为
”,而是在自由讨论中逐步涤垢除秽;前提是知识分子牢记自己的责任,不要放松对各
自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行为的监督。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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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毁铁路拔电杆是作战需要,那杀教士修女教民,那就更是作战需要了。
教师修女都是帝国主义间谍,教民都是汉奸卖国贼五美分带路党陈光诚艾未未。
杀掉他们都是为了保卫伟大祖国.
太阳最红,西太后最亲。

的。

【在 w****2 的大作中提到】
: 史学家与宣传家的区别——读柯文评袁伟时有感
: 子乔
: 袁伟时老先生最近又写关于《冰点》的文章了,想不到过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算完(
: 《事件纪事与省思》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BA%FA%CB%B5369/archive/2006/12/06/62784.html)。
: 文章体现出的精神很令人敬佩,不管怎样,比歌功颂德之辈强得太多,“最是伤怀
: 是亲情”一节也非常感人,但这里就不重复别人对老先生的赞美了(上面给个链接,也
: 算为老先生宣传一下,这篇网上很少见)。总之,我对老先生的态度是,精神上敬佩,
: 道义上同情,学术上鄙视,作风上反感(本文的“学术”限于义和团史,下同)。
: 老先生文中仍不忘说我几句,但提到的是我的第一篇文字,也即他在反驳张海鹏先
: 生时顺便反驳的那篇,却未提及我早已发出的与之对应的几篇回复,而我自认为后几篇

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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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确定原文都看完了?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毁铁路拔电杆是作战需要,那杀教士修女教民,那就更是作战需要了。
: 教师修女都是帝国主义间谍,教民都是汉奸卖国贼五美分带路党陈光诚艾未未。
: 杀掉他们都是为了保卫伟大祖国.
: 太阳最红,西太后最亲。
:
: 的。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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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狗屎闻到了就要躲开,难道你都要去尝尝才知道臭?

【在 w****j 的大作中提到】
: 你确定原文都看完了?
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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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文谴责了义和团滥杀无辜。就算是狗屎,你把黄色的狗屎说成是黑的也还是不对。
另外,原文为啥是狗屎?是不是就因为批评了袁老师?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狗屎闻到了就要躲开,难道你都要去尝尝才知道臭?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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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杀帝国主义特务和汉奸带路党叫滥杀无辜?作战需要啊
杨森退出军界了吧,忘了?

【在 w****j 的大作中提到】
: 原文谴责了义和团滥杀无辜。就算是狗屎,你把黄色的狗屎说成是黑的也还是不对。
: 另外,原文为啥是狗屎?是不是就因为批评了袁老师?

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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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怎么又开始胡言乱语了?杨森跟义和团扯得上关系?你原文没看就算了,至于开始发
疯么?
控制一样啊。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杀帝国主义特务和汉奸带路党叫滥杀无辜?作战需要啊
: 杨森退出军界了吧,忘了?

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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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算了,你自己发疯活泥玩好了。我是个正常人,职业也不是医生,就不陪你玩了。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杀帝国主义特务和汉奸带路党叫滥杀无辜?作战需要啊
: 杨森退出军界了吧,忘了?

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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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际上你承认“毁铁路拔电杆是作战需要”就行。作者认为杀教士修女教民是滥杀无辜。作者只是说明义和团的行为主要是由对洋人的仇恨驱动的,而不是什么“仇恨现代性”。
此外义和团和教民的矛盾那也是由来已久的,首先是因为教民的治外法权以及洋人对他们的袒护侵害了普通人的利益。原文说了这一点。

【在 k******k 的大作中提到】
: 毁铁路拔电杆是作战需要,那杀教士修女教民,那就更是作战需要了。
: 教师修女都是帝国主义间谍,教民都是汉奸卖国贼五美分带路党陈光诚艾未未。
: 杀掉他们都是为了保卫伟大祖国.
: 太阳最红,西太后最亲。
: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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