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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人民网
按照官方叙事，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
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华国锋与汪东
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历
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
、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
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
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
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
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
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
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
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
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
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
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
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
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的缘故。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
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
。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
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
，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
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
主题好。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
论施以了打压。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
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
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
：“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
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
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
谈话，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
。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
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
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
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华承认“
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
予讨论某种支持。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
正直，处事比较慎重。鲜明的对比是毛泽东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邓小平主持会
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
提得很高。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
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
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特别是当
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
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
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
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
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
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以他“第一号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
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
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
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
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
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
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89页）
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
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等）平反或重新处理，审查康
生和谢富治。与会者对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很多，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决定会
后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然后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对与会者普遍质疑和批评的“两个
凡是”的问题，华国锋承认“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
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
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
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同上，第191—192页。）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
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
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评价三中全会时，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
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作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
）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
“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
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胡绩伟
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
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
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
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
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
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
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
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
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的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
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在采取
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
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
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
。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
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
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
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
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
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韩钢本文原载于《博文》，原标题为“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 t******t
发帖数: 15246 | 2 右派就是得寸进尺，老华宽容，就要人家的命。老毛厉害，自己的明就被要了 | q*d
发帖数: 22178 | 3 老华是善终的
【在 t******t 的大作中提到】
: 右派就是得寸进尺，老华宽容，就要人家的命。老毛厉害，自己的明就被要了
|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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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d 的大作中提到】
: 老华是善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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