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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614 | 1 ②辛亥革命后一些民用工业也同军火工业一样转到了北洋军阀手中，成为北洋军阀
统治下的官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据1912年统计，在中国煤矿生产中，除了帝国主义
势力外，官僚资本在投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12年，全国机械采煤量为四十一万六千
五百多吨（不包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采煤量），官僚资本用官办、官商合办等手段控制
了煤的机械开采量的82.2％。1916年控制了开采量的79.3％，直到1919年以前，官僚资
本控制的煤开采量都在70％以上。①
在职官僚凭借其政治特权办了许多企业，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如北洋官僚徐世
昌、黎元洪、朱启钤等以私人的名义，经营山东中兴煤矿。他们凭借着政治上的特权，
在运费和税率上比其它煤矿取得许多“优待”，从而攫取了巨额利润。据统计，1914年
，中兴煤矿帐面盈利与资本的比例为9.1％，1918年就上升为46.4％，1920年达到69.2
％的高额利润。②其他大官僚控制的正丰、长城、宝华、烈山、贾汪等煤矿，在此期间
也获得了巨大利润。
袁世凯、周学熙等人在清末就创办了北洋机器局、滦州煤矿，以后还控制了井陉煤
矿，又开办了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厂等企业。启新洋灰公司所产水泥垄断了市场
。中央机关、华北的铁路和其他城市的各项公用工程所需水泥，都由该公司包售。该公
司于1907年由唐山细绵土厂改成，资本不过一百万元。辛亥革命后，1912年旧股升值，
资本额达到六百万元，六年之间资本增加五倍，利润也由1907年的四万五千多元增加到
1914年的四十五万多元，七年之间增加九倍。③为了进一步垄断市场，启新于1912年利
用强权，吞并了湖北水泥厂。
北洋军阀官僚投资的主要场所，主要集中在他们统治中心的京津地区。1914年到
1925年间，天津新建工厂有二十六家，其中北洋军阀投资的就有十一家，占新建二十六
家工厂的42.3％。这十一家工厂的资本总额达一千五百七十二万元，占二十六家资金总
额二千九百二十一万元的53.8％。1915年开始创办的裕元纱厂，实际上是安福系军阀官
僚为主体创办的，该厂董事会成员有段祺瑞、倪嗣冲、徐树铮、曹汝霖、周自齐、朱启
钤、冯国璋、张勋等人，该厂全部股本二百万元，而倪嗣冲一人就有股本一百十万元。①
曹锟用克扣军饷、滥报军费、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手段搜刮来的大量财富，除了
开当铺、买地产外，还投资于新式工业。1919年曹锟等创办了恒源纱厂，资金四百万元
，曹氏家族股份就占了八十二万元，占总资本额的五分之一强。②曹氏家族还开办了直
东轮船公司、罐头公司，还投资井陉煤矿、遵化兴隆铁矿等。此外，他们在保定中国交
通银行分行都有约六百余万的巨额存款。曹锟家族积累的财产价值约有六千万元。③
曾任江西督军的李纯，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除在天津大量购房地产外，也投资于
新式企业。北京电车公司、天津裕大纱厂、龙烟铁矿和天津一个大皮革公司等企业中，
都有他的股票；大陆银行、北洋保商银行、山东省工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也都有
几万至几十万元的股票。④此外，还有许多官僚军阀在这个时期投资新式工矿企业和银
行。1912—1916年一些主要军阀投资的工商企业共有37家。50000025_0396_0①其中在
天津的有8家，在北京的有8家，在京津附近的有5家。
京津地区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所以他们的经济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地区。要统计
军阀的财产和投资企业股份的确切数字，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除了供
其挥霍外，还大量购买土地和房地产，或存入外国银行，企业投资只是他们的一部分。
为了逃避人们的视线，他们在投资和存入银行款项时往往不用本人的姓名，而是用别名
和妻子儿女或亲信的名义。或者用某某堂的名义购买股份。
因此，他们在各种企业和银行中的投资就很难确切统计。据不完全统计，一些主要
军阀的投资数字，也是大得惊人的。如徐世昌就有一千万元，靳云鹏二千万元，梁士诒
二千万元，徐树铮二百万元，倪嗣冲二千五百万元，曹锟五千万元，王占元三千万元。
军阀官僚不仅投资于工商企业，也积极投资于银行、银号等金融业，主要投资场所也
是京津地区。设在北京的中国、交通、新华储蓄、劝业、边业、盐业、殖边等银行中，
都有许多军阀官僚私人投资。王克敏、李士伟、周学熙、熊希龄等人都是中国银行的大
股东。交通银行是梁士诒等交通系官僚掌握的银行。
盐业银行、中孚银行、殖边银行、新华储蓄银行的主要股东，也大多是些军阀官僚
。王克敏为中国银行总裁、殖边银行董事、天津保商银行董事，当时新成立的银行几乎
都有他的股票。新华储蓄银行的大股东为梁士诒、周自齐、叶恭绰、朱启钤等交通系的
人物。盐业银行大股东为袁乃宽、张镇芳、梁士诒、李士伟、周学熙等人。
军阀官僚们不仅投资于新式银行事业，还创办了不少银号。冯国璋开办的华通银号
，是以吸收自己势力范围的“银钱收支及军队饷糈为业务”①，实际上是冯家的银库。
江西督军李纯开设的义兴银号，吸收当时两广军阀陆荣廷、山东督军张怀芝的存款，以
及田中玉、蔡成勋、何丰林等督军、师长的存款，仅天津分号吸收的定期存款就达八百
万元，在天津银号中“无出其右”。②此外还有张敬尧开办的祥盛银号、海军总长刘冠
雄的信富银号、王怀庆的华茂银号、王占元的日亨银号、田中玉的永豫银号等。差不多
一些重要军阀都有自己开设的银号。这些银号的资本一般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大银号
对金融的影响很大，军阀的存款往往能左右银号的业务。例如蔡成勋从天津益兴银号一
次提出30万元，致使天津的三家银号同时倒闭。③
由于军阀官僚竞相投资银行、银号，致使金融业发展很快。据统计：1896—1911年
间设立的银行为十七家，1912—1916年间就有三十家，比前期增加了76％。1912年银行
资本总额为三千六百二十五万四千九百十九元，1916年为三千七百八十万零六百九十元
，比1912年增长4％。1917—1923年银行增加更快，达到一百三十一家。1920年的银行
资本总额达到五千一百九十八万七千零七元，比1912年增加了43％。
据1925年的调查，全国华商银行数为一百四十一家，开设在北京及直隶的银行就有
三十七家，占总数26％以上。①军阀官僚除经营银行、银号之外，还开办信托公司、保
险公司、贸易公司等。
军阀官僚踊跃投资于金融事业，这同当时政府的财政政策有关。北洋政府连年发动
反革命战争，财政窘困，除借外债和对内增加税收以资应急外，主要方法就是在国内大
量发行公债以补其不足。发行公债都有很高的利息和折扣，而公债的发行大都是通过银
行代理和抵押承销的。公债折扣最低的为八五折，加上利息，平均为三分左右。这样高
的利息自然就吸引了军阀官僚把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向银行投资。军阀官僚凭借政治特权
开设的银行，就可以捷足先登，抢先购公债，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据统计，袁世凯政
府于1912—1916年发行公债，实发行额为二亿零九百五十三万元50000025_0398_1②，
不难想象，他们从中得到的“利润”该有多么巨大！
在这个时期，官僚资本中还出现了一个实力雄厚的、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集团。
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叶恭绰、周自齐、朱启钤等人。他们掌握着铁路交通大权，控制
着交通银行，垄断了铁路借款，势力膨胀到能左右政局的地步。
交通系首领是梁士诒。他赖以操纵财政的大本营，主要是交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
于前清末年（1907年），差不多与前清度支部所设立的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同
时成立。该行成立时，是由邮传部拨资四百万两，集商本二百万两组成，最初由邮传部
左丞李经迈为总理。宣统三年（1911年）加募商本四百万两，股票还未售完，辛亥革命
爆发，遂中止发售。李经迈因所开善源金店亏欠倒闭，欠交通银行数百万元而去职。
有人乘机侵入，召集京、津股东会，陆宗舆被选为会长，不久又任总理。陆曾提议
发行纸票以救济市面。民国成立后，北方银根异常吃紧，该行股票每百两落至二十两。
梁士诒乘机大量收买股票，更藉总统府秘书长资格，推倒陆宗舆而取得总理。梁夺取了
交通银行的控制权之后，将各种交通机关的收入共约千万元寄存该行，又把屡次所借修
筑铁路的款项也存入该行，均无利息。交通银行因此有了大量存款，信用日增，凭此大
发纸币。 梁士诒为了能持久地把持交通银行，指使周自齐、朱启钤两人提出《交通银
行则例》，呈请袁世凯于1913年4月批准公布。
交通银行成立时本来是官股大于商股，梁为牢固的控制交通银行，就设法增加商股
。他利用已批准的《交通银行则例》第三条，“交通银行股本总额为库平银一千万两，
计分十万股，每股库平足银一百两”的规定，除前邮传部为辅助交通事业所附入的四万
股外，其余六万股由人民承购；如欲“增减资本，须经股东会总会议决，呈报财政部交
通部核准”。①这样，交通银行就由官商合办的银行一变而为商办的股份公司，国家不
能任意变动股本了。
为了继续保持交通银行代理国库的权利，总揽交通上收入及其他债款收入存入该行
的特权，《则例》第七条规定：“交通银行掌管特别会计之国库金。”第八条规定：“
交通银行得受政府之委托，分理金库。”第九条规定：“交通银行受政府之委托，专理
国外款项及承办其他事件。”此三条保证了交通银行有寄存国家收入的权利。
《则例》第十三条又规定：“交通银行受政府之特许，发行兑换券。其办法照财政
部所定之银行兑换券则例进行。”但发行的式样、数目、日期得呈请财政部核定。这样
，交通银行又取得了纸币发行权。
为了取得人事任用权，《则例》第十四条规定：“交通银行设董事五人以上、十一
人以下，由股东会就二百股以上之股东选出，呈报财政部及交通部存案。任期四年，期
满得再选再任。”第十五条规定：“交通银行设总理一人，协理一人，帮理一人。总理
由股东总会就四百股以上，协理就三百股以上之股东选出，呈报交通部转咨财政部存案
。任期五年，期满得再选再任。帮理以路政局局长充任，由交通部委派。”有此两条，
用人之权，政府便不能直接过问。
梁士诒凭此《则例》取得了交通银行正式总理，从此牢牢地控制了交通银行。交通
银行的股东大多数为铁路、电局的要人，开股东会时“非与各路局、电局有连之股东不
得入场，质言之，直谓交通系之集会可也”。①交通银行的存款，主要的也是铁路存款
。梁士诒、叶恭绰等把持路政，各路局长大多为梁、叶亲信。他们串通一气，隐匿盈余
不报。每年未报之盈余约千余万元，“均以私人名义存入交通银行，以便居股东地位而
操银行之大权，并持银行为交通系之大本营而挟持政府”。②
此外，梁、叶等人把持铁路，利用特权，开办运输公司。如津浦路的汇通公司，京
汉路的广兴长转运公司，垄断了铁路运输，每年获利千余万元。③他们还把掠夺来的财
富，投资于工商企业，开办煤矿和纺织公司。前面提到的朱启钤，就是中兴煤矿的大股
东兼总理。叶恭绰为裕元纺织公司赞成人、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名誉董事，又是交通银行
、新华储蓄银行董事。梁士诒也是中兴煤矿大股东，盐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董事和发
起人。周自齐为新华储蓄银行董事、中华懋业银行总裁和裕元、裕大纺织公司发起人。
梁、叶等结成私党，把持要政，左右政局。梁士诒在“交通部布置多年，上下各级
重要人员无不由其一手提拔，凡重要事件无论梁氏在部与否，无不禀命而行”。①梁士
诒、叶恭绰等内以朱启钤、周自齐、张岱彬、任凤苞、施慎之等为其羽翼；外以五路局
长赵庆华（津浦路局长）、关赓麟（京汉路局长）、关冕均（京张路局长）、李福全（
京奉路）、钟文耀（沪宁路）等为其爪牙，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派系。 梁士诒等既
掌握交通银行和路政，又通过铁路借款和各国银行往来密切，深得帝国主义信任。从
1912年到1916年，袁政府通过交通系借款二亿三千二百多万元。交通系依仗帝国主义势
力影响政府财政用人大权。如1914年5月，袁世凯本想委张镇芳担任财政总长，交通系
凭借英人的势力出面干涉，英国声明财政一席断不可委张镇芳，因而迫使袁仍任周自齐
为财政总长。②北洋政府历届内阁的交通、财政总长，多半为交通系占据。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官僚资本有所发展。其投资的特点是：以现任官僚私人投资工
矿企业和开办金融银行事业为主，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它的发展远不如民族资本主
义发展快，更不能控制全国经济命脉。
官僚资本之所以在这时发展缓慢和分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
官僚资本是直接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取得发展的，而新建立起来的袁世凯政权还不巩固，
政治局势动荡不定，战争迭起。因此，军阀官僚把夺取来的大量财富，大半用以购置土
地和房地产，进行封建剥削，或用于商业和金融等投机事业，投资工矿企业的只是很少
一部分。
三.外国资本的侵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内部战争，某些国家暂时放松
了对中国的侵略，这首先表现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口货的减少和出口货的增加方面。据统
计：1911年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为四亿七千多万海关两，1913年输入为五亿七千多万海
关两，到了1915年输入锐减为四亿五千多万海关两，1915年输入比1913年减少了五分之
一。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输出却在逐年增加：1911年为三亿七千七百多万海关两，1913
年上升为四亿零三百多万海关两，1916年更上升为四亿八千一百多万海关两，1916年输
出比1911年增加一亿零四百多万海关两，增加近三分之一。①
输入减少的只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美、日对中国的贸易输出则是逐年增加。据统
计，大战之前英国商品输入占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位，日本次之，美国第三。欧战爆发
后，贸易位置则有很大变动，日本占第一位，美国次之，英国第三。日本乘英、法、俄
、德等国忙于欧洲战争的机会，利用它地理上邻近中国的优越地位，加紧其独霸中国的
侵略活动。据统计，从1914年至1917年间，日本对华贷款总额达到八千一百多万元，其
中以交通、铁路、矿山、工厂等部门贷款最多。
日本势力的扩张还表现在对华贸易方面的激增。1914年日本对华输出货值一亿六千
多万元，1917年增加到三亿一千八百三十八万元，1918年更增为三亿五千九百十五万元
。①输入增加最快的是棉纺织品。大战期间，日本棉布的输入大为增加，打破了以前英
国对中国棉布市场的独霸局面，取得了在中国棉布市场的优势。据统计，1913年中国各
通商口岸进口的棉布价值，英国货占33％，日本货占29.6％，其他各国进口货占37.4％
。1914年—1916年间，日本上升为36％，英国下降为33.4％，其他为30.6％。到1917—
1919年间，日本则猛增为57.7％，英国则下降为29.5％，其他为12.8％。
②与日货输华的同时，日本垄断资本也打进了中国市场，向中国大肆进行资本输出
，在华直接投资，开办工厂矿山，特别是注意投资于棉纺织业。日本三菱、三井财阀等
所属的纺织会社，在中国开办了许多纺织厂。如受三菱财阀控制的内外棉会社，在中国
就设有纱布厂十四所，而在日本本土只有两所工厂。③“欧战期间，日人在山东及津沪
等地增设工厂甚多，单是青岛及山东之日人工厂而论，为数已一百三十九家”。 ④日
本财阀不仅在中国投资纱厂，而且也大量掠夺棉花原料。
他们对棉花的生产、收购和贩卖，都设有完整的投资系统，势力十分雄厚。如天津
是华北棉花的集散地，也是中国输出棉花最多的口岸，而输往日本的棉花为数最多。据
1912年调查，每年由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新疆各省运集天津的棉花，约有一百二
三十万担。天津、唐山两地纱厂消费约四十万担，申帮及欧美商约运二三十万担，其余
均以日本为销售市场。①日商在天津设立的以棉花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商行就有十五六家
，势力远在华洋各商之上。
日商在天津操纵棉市，规定市价，“计价剔货，皆随意行之”。②日本资本家成为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重大障碍。
日本资本家不但直接投资于纺织等轻工业，同时还通过各种方法，经营和掠夺我国
的煤铁资源。除了继续在东北掠夺抚顺、本溪湖、鞍山等地煤铁资源之外，他们还在中
国其他各地“以中日合办”或借款等名义进行投资，夺取中国的煤铁资源。例如：1913
年，日本通过借款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日本资本家通过
横滨正金银行向汉冶萍公司放款一千五百万元，并规定该公司应允在四十年内售与日本
八幡制铁所上等矿石一千五百万吨、生铁八百万吨，并以聘任日本财务顾问和日藉工程
师为借款条件，从而控制了汉冶萍公司。
欧战期间，铁价暴涨，但由于日方限制，价格不能提高，销售也不能自由扩大。“
售给日本生铁约三十万吨，矿石约一百万吨——可炼生铁六十万吨。若照当时生铁每吨
最低市价一百六十元计价，便可售银一亿四千余万元。可是事实上卖给日本的每吨生铁
价格，只有一百二十元。东京市价每吨高达四百八十日元，约合中国为六百元左右。只
此一项，公司损失三千万元，若与铁砂合计，公司损失一亿一千五百五十万元”。③由
此可见，日本夺取了公司大部分利益。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较晚，乘欧洲列强忙于战争之际，竭力扩大对中国
的侵略，与日本进行激烈的竞争。“欧战四年中，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额计达一亿一千五
百余万元之多，……其中有增进者只有中日、中美之贸易而已。”①据统计，“1914年
中英间贸易额计一亿二千七百万两，中美间贸易额为八千一百余万两；1916年中英贸易
额减为一亿零五百万两，中美间贸易额增为一亿二千五百万两之多。1917年中美之间贸
易增至一亿五千五百万两，比1914年增加了93％”。②至此，美国对华贸易一跃而超过
了英国。1918年中美贸易由于美国限制进口，只达到一亿三千五百两，而中英贸易更减
至七千五百万两。“计四年间，中美贸易之超过中英贸易之数，在一万万两以上”③，
“为中美通商以来所未有”。④
由此可见，美国对华贸易已超过英国，仅次于日本，而占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位。
美国输华货物的钢铁、各种机器、铁路货车及客车、汽车等在不断增加，而棉货、棉花
、纸张在不断减少。而我国运销美国的货物大都为原料及食品，包括油类、生丝、羊毛
、蛋粉、生皮、草帽辫等。
美国在华势力的增长，还表现在通过借款来取得经济上的特权。据统计，1914年—
1916年6月，美国借款给袁世凯政府共五次，计四千六百万元。1914年美国政府与袁世
凯政府签定协定，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夺取了在中国的陕北延长和承德地区开采石油的
权利。⑤1916年5月17日，美国托拉斯裕中公司的代表，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撮合
，与袁世凯政府秘密签订《裕中公司承造铁路合同》，让美国垄断资本攫取在湘、桂、
晋、甘等七省内造一千五百英里（二千四百公里）铁路的权益。合同载明如果造价“确
较省俭”，中国政府应准公司再造一千五百英里的铁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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