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抢救运动”真相考zz - History版 - 未名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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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发帖数: 4351	1 http://www.fyjs.cn/bbs/htm_data/247/0804/135857.html [纪事]延安“抢救运动”真相考作者：何方关于抢救运动的评估、资料和一些提法问题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比中央苏区抓“AB”团还要严格。因为抓“AB”团后来一般都把责任推给尚未成立的 “左”倾中央和并不存在的王明路线（即使按许多党史书上的说法，也是大抓“AB团”后的四中全会上才出现所谓“王明路线”），但抢救运动却无法可推，只能干脆不提，因为不但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等人，连康生在生前也是没人敢公开提的。例如被称为中共党史奠基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就根本没有提这个作者胡乔木自己也说是搞了两三年的抢救运动。有些文件和文章如果提到，也说成审干运动（至今还有审干工作扩大化这种不通的提法），或只把中间一小段说成“抢救运动”，而且都要强调审干运动方针的正确和取得的伟大成绩。其中最权威的，当数 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所作的如下评价：“ 延安的审干运动，中央定出了九条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审干运动把许多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清查了出来，纯洁了革命的队伍，在组织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个成绩是很大的，是应该加以充分的估计的。”同时指出，“这个运动第一阶段发动群众，第三阶段甄别工作，都是做得对的，只是中间一段即第二阶段的‘ 抢救运动’，是有偏向的。”“当时所以犯这个错误，除了有些干部主观上有‘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以外，也有客观原因。”如：“当时我们没有全国政权”，“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用发动群众的方法” 来肃反“还缺乏经验”等。现在看来，这个评价并不妥当。第一，关于“九条方针”是否“完全正确”，下面还要专门讨论。而且蒋南翔早在1945年3月的书面意见中就提出了批评。中央组织部1985年已为他彻底平反，指出他的书面意见和在七大小组会的发言，“不但符合组织原则，而且内容也是实事求是的”。第二，对审干运动成绩的估计不够实事求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清查出几个反革命分子，连1947年在晋西北被处决的王实味和蔺克义都是冤案。至于说没有抢救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就缺乏组织上的保证、就胜利不了，事实证明也许正好相反，只能说它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第三，把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客观，责任完全推给下级干部，完全不合乎事实。然而这个评价却保持了几十年，至今仍在起着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抢救运动的禁区也打开了一条缝，露出了一部分真实情况，也可以在一定范围进行讨论了。研究和讨论比较活跃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只是后来才逐渐趋于沉寂。而且总的看来，即使较活跃的那阵，也不能说对延安整风特别是抢救运动设的禁区已经解除，例如重要档案就继续严格保密。但是无论如何，经过那段拨乱反正，抢救运动已不再是秘密，正式的党史著作都不能不提到，人们也可以进行一定的研究讨论了。虽然仍旧把关很严，却还是暴露出不少问题和引起一些争论。为了便于后面的讨论，先根据接触到的有关抢救运动的论述，谈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抢救运动的评价一般说来，主流党史论著和民间研究成果（其实，有些关于抢救运动的书籍和文章，只是互相传抄，谈不上研究），除了极少数例外，关于抢救运动的基本说法都是一致的，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舆论一律”，只是使用材料和叙述详略有些不同。这些共同特点主要是：承认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中主要为康生造成的一个错误；但只是一个支流，且时间很短，即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纠正；同时为维护延安整风的正确和领袖及其他领导人的威信，对抢救运动尽量淡化，重要内幕和详情实行严格保密。既有这些（或许还有别的）无形规定，自然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不过在这几条规定的框架内，有些问题似乎还可讨论，因而也就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后来的正史叙述和评论，一般都采取轻描淡写和简化的办法，并且要说明审干（肃反）运动的必要以及方针和结果的正确；跟某些所谓民间著作不同的是，没有把责任全部推给康生，也承认对敌情估计有些过分严重。除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完全回避了抢救运动外，拨乱反正后出的党史书一般都会提及。比较标准的提法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全书574 页，讲延安整风不到7页，对涉及全党和党所领导的几乎所有地区的抢救运动用了还不到半页。说是康生的 “抢救失足者”报告，掀起了抢救运动，“在十余天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中央及时作了纠正，“这个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 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共836页，谈延安整风只有8页，涉及抢救运动的半页，精神与内容和胡绳说法大致相同。其他一些领袖的文集和传记如《毛泽东传》、《刘少奇传》等和他们的《年谱》，也都详略不同地稍有涉及，但都不出上述的原则和精神，而且特别明显的是尽量简化和多有掩饰。这点下面还会谈到。民间论述，包括许多人的回忆录，虽然各有千秋，但出圈（违背上述框架和原则）的也不多。只是更多地把责任推给康生，描写和叙述更生动具体，还揭示了一些历史上回避的问题，但编造的成分也更多些，特别是一些所谓回忆录和“演义”式的党史著作。当然，对抢救运动持独立看法的党史著作也有，这里只简单提一下有代表性的两本。一本是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对抢救运动只是附带谈到，所占篇幅很少，叙述还比较客观和真实，没有夹杂多少主观成分，虽然也多少受到上述框框的限制，但不那么明显。另一本是高华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本书的特点（这里只谈有关抢救运动部分，其他不论）是，查阅的材料多，用了很大功夫；未受上述框框的限制，有更多自己的看法；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和被忽略的问题。应该说，本书对了解和研究延安整风颇有参考价值。但也有些片面性，例如过分强调毛泽东个人的肃反情结，而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和有关的国际因素重视不够；特别是由于作者只是从书本到书本，所以不免有主观臆测成分，一些事实也自然不够准确。值得一提的是，前一本书还能在内地出版，后一本书就只能拿到香港去出版了。对于遍及延安和边区及其他许多抗日根据地前后历时两三年的抢救运动，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过去讨论还不多。但也有一些著作提到，认为在我们党有了地方政权后就一直存在一条肃反上的极左路线，直到“文化大革命”，抢救运动只是其中的一次重要表现。这当然是毛泽东和正式党史所不承认，并极为忌讳的。所以陈毅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批评整风和抢救运动，就曾引起毛泽东大发脾气，受到痛斥。其实，陈毅当时只是轻微地提了几句说，“在延安整风时，有人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现在还有意见。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了吗？” 何况党史界现在已从过去滥用路线的极端走向主张一概不用路线的另一极端，这就更不能说抢救运动是路线错误了。但邓小平在讲“十次路线斗争”中有好些次算不上，却也没有否认以往的肃反曾经存在过一条错误路线。而且毛泽东在抢救运动中就已提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是：逼，供，信。” 对此，至今也没有人否认过，官方党史著作为了说明“九条方针”的正确和毛泽东反对“逼、供、信”，也还在经常引证。但是，事过境迁，毛泽东却改变了说法。在1944年10月25日的报告中的提法是：“‘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线错了。” 这就同以前说的“错误路线是：逼、供、信”相互矛盾了。其实不管毛泽东怎么说还是党史书上怎么写，了解情况者还是心中有数的。1944年北方局党校抢救运动中整人的与被整的几位老同志， 1983年12月24日在一起的议论就是证明。当杨献珍向刘建章道歉后（杨在抢救中曾动手打过刘），刘就说，“当时发生的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个人之间不存在什么恩怨，那完全是一种‘左’的路线造成的。”在场的张策接着说，“回顾我们党几十年走过来的历史，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而‘左’的思潮、‘左’的路线，对我们党和国家、人民的危害，尤为惨重。” 连师哲都说，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是“一条错误路线”，只是认为是由康生“推行”的。总之，抢救运动是“左”的路线错误，不论是否承认这一定性，都不能改变那个党史阶段发生过的事实。犹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不管你承认与否，都是一场路线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只是斗争结果极左路线占了上风。最近听到一位党史工作者说，她访问过的历次政治运动参加者，往往听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运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分子总要强调运动的必要性和成绩，而把错误和缺点看得轻一些。被整者则相反，总是强调错误而看轻以至否认成绩。这被人们视为一般“ 规律”，奠定尔后一切政治运动模式的延安整风抢救自不例外。由于延安整风中创立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一直占统治地位，因此对整风抢救的评价就只能以它为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著书立说回忆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就多是一些领导干部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且党史界也多将其作为第一手的正面材料加以引用。至于在运动中挨整的、被抢救的、蹲过保安处、西北公学班房的，一些人在解放后还成了领导干部，但是很少看到他们对整风特别是审干抢救所写的回忆，大多保持缄默。原因是不难想象的。其实，这个“规律”能否成立，倒也不一定。例如对抢救运动始终持否定态度的中央领导同志中就有周恩来、张闻天等多数人，只是他们当时说话的作用不大，事后也不便提起。就是积极分子和骨干，对抢救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例如1933 年入党，曾是“一二? 九”运动领导者之一的蒋南翔，当时主持中央青委的整风和抢救，本人并未被抢救，但却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公心和知识分子的正直，还在运动尚未完全结束的1945年3月就忘身进谏，向刘少奇并中央写了《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很难得的是，他那时就能点名批评康生并对抢救提出十分尖锐的意见，如说青委的抢救是“石子里榨油”，“根本失败”；说抢救中的“群众路线”是“瞎子摸鱼”、“乱作斗争”；说抢救是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说抢救暴露了党的领导上“存在很严重的弱点”，缺乏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说抢救产生了许多消极因素，包括造成同志间的隔阂等，事后领导上的解释并没有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说抢救期间几乎停顿一切正常业务，“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等等。又如批斗王实味的积极分子温济泽，在被改正错划“右派”后，不但竭力促成王实味的平反，还发表了一些跟中央不同的意见，批评关于“九条方针”的中央决定对敌情估计过火，认为抢救运动不是什么“支流”，“而是一次爆发的山洪”，是在提倡 “实事求是”的整风中干出的 “不‘实事求是’的坏事、蠢事”。当然，现在已没有人敢再否认抢救运动的错误了，但对错误的性质、程度、因果、责任等的看法仍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正式党史著作和许多当时的积极分子至今对抢救运动的论述和评价，就同蒋南翔、温济泽、韦君宜等人有根本的区别。例如现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在事过半个世纪的1991年底发表的一篇《回忆延安整风》的文章，谈到抢救运动就很不实事求是。如说，“毛主席的‘九条方针’”“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说“甄别工作一直到七大前后才结束，没有一个同志受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审查者向被审查者‘脱帽鞠躬，赔礼道歉’，实现了同志间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 可以说，这里没有一句话符合实际。关于“九条方针”及其是否解脱了被审查者等问题，以及文中所提坏事变好事，“没有‘抢救运动’，恐怕就没有九条方针”的说法，下面还要做些讨论。这里先指出一点，即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不太久才做了两件重要的平反工作。一件是1982年2月中组部作的《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 “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一件是全国上下特别是学界、文艺界几乎无人不晓的王实味一案。先是1986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在注释中修改了以前对王实味的无据罪名，说“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据查，不能成立。” 后来就是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宣布为他 “平反昭雪”。仅据此两例，人们就可以看到，上引《回忆延安整风》中所说的不实。因为既然“没有一个同志受冤屈”，“全都作了符合实际的结论”，那还搞什么平反和昭雪？而且还应特别说明的是，恰巧王实味和“五人反党集团”两案，正是《回忆延安整风》作者亲自参加批斗的（所谓“大会一起开，小会分别开，连续开了七十二天”），文中对王实味等有关问题也有详细描述。既然如此，怎么能得出上述那样绝对化的结论呢？是否仍然认为整风中对王实味、陈传纲（未等及平反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等人的处理是“符合实际、”并不“冤屈”的？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组织和整理这篇回忆的单位《党的文献》编辑部，都不致忽略三中全会后对延安整风抢救中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其中也包括中组部1985年给蒋南翔上述《意见书》的平反。问题还不在于这些具体案例，更重要的是这篇《回忆》反映了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因而受到重视。例如作为正史的《毛泽东传》在《整风运动》一章中就有三处引证，成了除毛泽东本人外，被引证频率最高的一个文件。而被中组部在平反决定中肯定为“实事求是”的蒋南翔当时的《意见书》，却无一处引证，别的党史著作和主要领导人传记也没见到引证过，可见其不受欢迎。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威的党史界对延安整风中抢救运动的评价。对于已经过去六十年的抢救运动，是应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了。无论从当时情况还是六十年来的实践检验看，抢救运动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一场自己人把自己人当敌特整的大混战，收获极小，损失极大，没有抓到什么敌人，自己却有一定伤亡（例如不少人含冤自杀或被逼疯、致残，包括抢救中自杀在1945年即予平反的原四川省工委书记邹凤平等），特别是造成人力、物力、时间、精神的巨大浪费，还为以后许多运动开了不良的先例（有些完全是依样画葫芦，如某些地区解放后的肃反和“文革”中抓“五一六反革命”等）。如果认为这种估价错误，那就请有关单位和权威机构公布一些早应解密（其实并无密可保，主要还是为了掩盖错误）的文件和材料，以及抓到几个真特务、姓甚名谁；假坦白者及其档案的处理；抢救中的伤亡和致残情况；抢救运动耽误了多少战斗、工作和时间，等等。有关抢救运动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下面还要加以讨论。总之，抢救运动已经事过六十年，现在不应再由于“为尊者讳”,而对实际情况和史料加以遮掩，也不必只作没根据的断语结论，而应趁着参加过抢救运动的还有许多人健在，由有关单位组织和进行真正实事求是的总结，以便汲取教训，也对那段重要的历史作一个交代。这当然就要开放禁区，放松在档案资料、发表权利和观点看法上的垄断，允许不同意见在平等条件下的争鸣。其实，这点希望恐怕在相当时期还办不到，因为要维护延安整风创建的政治体制和思想原则，对意识形态的管制是不会放松的。这从对史料的使用和处理上也可看出来。二，研究和讨论整风抢救所用资料问题（一）对所用资料必须去伪存真在研究工作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那么整风抢救的第一手材料是什么呢？按理，主要应为：有关整风抢救的档案，包括正式文电，会议记录等；当事人的见证；人们当时所写材料，如表格、自传、日记、建议，以及证明、交代、申辩、控诉等。其实这些所谓第一手材料中，假的就不少，特别是个人填写的表格、写的自传，以及检举证明和坦白交代等。我们上面论及张闻天的《反省笔记》和其他检讨时，尚且提到许多不够实事求是之处。我也多次听到过一些领导人如周恩来、陈云等的过头检讨。那时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小干部就更不用说了，在整风抢救中许多人的坦白交代和检举证明，完全是瞎编的假话。我自己就曾犯过严重错误，一度为了过关写了承认是特务的假材料，虽然清醒过来后又很快推翻，但仍是“铁案如山”，被放进档案袋。除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以外，就是中央文件和重要会议记录，同实际情况也有很多不一致。所以即使对这样理解的第一手材料，在引用时也有个去伪存真的反复对比和调查研究过程，千万不能以为当时文件或记录上怎样写，实际情况就是怎样。例如，文件上写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说了四十多年，结果证明完全错误。因为说“托派”，还多少有点影子（本人早已交代清楚），说成“国民党探子”就只能是毛泽东的主观推断了。一些人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和对当时运动的领导干部或骨干的访问记，能不能算第一手材料，恐怕很难算，即使算，可靠性也是大成问题的。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列宁就从来不相信人们的回忆录，因为写回忆录的人总要把自己说得好些。董必武老人对回忆录所说，除了前篇引的“回忆因为各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时间距离又长，特别是“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等以外，他还接着说，“两个人回忆同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忆的结果就不可能一样。” 可见回忆录上说的东西不一定可靠。但是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却掀起了一个领导人和名人写回忆录的热潮，而且至今不衰。据我所知，除极个别领导同志如李一氓以外，多数领导人都是组织一个少则两三人多则几十人的班子，帮他查找材料、执笔整理，在既无详细日记又无纪录更无录音的情况下，竟然可以对三五十年前的事写得生动活泼、有鼻子有眼、以至大量用带引号的对话。这只能是按照当年历史的大致情况和现在的思想认识，共同编造出来的，其真实性，可想而知。然而由于是应运而生，还真派上了用场，许多正式党史出版物，特别是领导人传记，也按其“所需”在大量引用。例如《聂荣臻回忆录》谈遵义会议的一段，会前酝酿和会议期间竟然没有张闻天的名字，有的倒是“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坚决主张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这能是历史真实吗？可就是这样的 “回忆 ”，竟被作为正式文件列入《遵义会议文献》。这只是顺便提到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带有明显编造和炫耀性质的所谓“回忆录”，真可谓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这本来是古今通例，原不足怪，问题就在于对这类历史资料如何看待和如何使用。中共党史研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还真有它的特色。延安整风创立的中共党史编纂学，对党史设置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框架和原则（如上面列举的几条），不但史实的研究论述，而且史料的取舍使用，都得合乎这些框架和原则。不但头几十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曾一度有所放松，但这一框架和原则仍然不许突破，后来反而更严格了，并设立了专门机关负责编写和把关，以保证党史的资料管理和研究著述不出这个圈。关于整风抢救的档案是一贯严格保密的，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前段时期，倒还一时稍为开放了一部分。一是公布了少数档案中的中央文件，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泽东文集》中有几篇，还在1984年专门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一九四一年九月——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是一些领导人在个人的《回忆录》中使用和涉及的有关档案，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薄一波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等；三是一些研究论著中透露的档案材料，如《延安整风五十周年》一书，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以及其他一些书籍和论文；四是许多人靠自己记忆写的回忆录和一些人的日记。现在人们的研究恐怕主要就靠这些一二三手资料。但是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也得注意两点。一是公布的档案和领导人回忆中所透露的点滴，都是经过特别筛选的，不但没有越出固定框子的圈，而且毋宁说是为证实和加强有关原则服务的。二是领导人的论述和回忆也要打折扣。被称为“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的开拓者” 的胡乔木的不少论述就不符合实际，我曾一再指出过，下面还会多次谈到。就是写回忆录别开生面、“也写了自己错误”、因而受到邓小平赞扬的李维汉，也有不少为自己开脱之处。例如他说的陕公创办之初制造了一件冤假错案，把一批好学的进步青年组织的名曰“卡尔学会”的读书会，毫无根据地（只是因为名字叫的怪，为什么叫卡尔不叫马克思）打成反革命组织，开除了七八名，几十个人不分配工作。其实，抗日战争前，上海左翼人士多称马克思的名字卡尔，目的在减少国民党检查官的注意。对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是这样。李维汉在四五十年后还就此进行检讨，“深以为咎 ”，这种精神确实少有，令人感动。但中间却加了一句 “那时王明、康生刚回国，他们把苏联斗争搬到延安，也影响了陕公。” 就显得有点牵强。因为陕公创办于1937年 8月，王明等11月才回来，他们影响不会传播得那么快。又如他在1942年4月6日毛泽东主持的会上的发言，把中央研究院在整风中出现的偏向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 。事实证明并不正确。涉及个人责任问题的更多，如把王实味打成托派和在边区政府搞抢救的责任推给康生，把长征前夕提出政府系统人员去留（包括瞿秋白等）名单的责任完全推给三人团，以及许多叙述的跟风表现，都是不够实事求是的。至于一些权威著作如毛泽东的文章，经过筛选发表出来的是否就是原文呢？大多不是。不合上述框子和原则的，把关的单位仍然要加以删节改动，而且往往不作说明，不留痕迹。例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其中有一篇 1943年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注明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纪录稿刊印”，按理应当是真的原文了。但杨奎松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一文中引证的，毛泽东在同一天同一篇讲话中却有：一个2500人的党校已挖出250个特务，而且估计不止此数，“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还举了行政学院的例子说，“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看来杨奎松大概没有这样大的胆量，敢编造这么一大段“最高指示”。实际上只能是有关单位对原文作了删节改动，说根据纪录稿刊印，自然不是真话。又如《毛泽东文集》同卷载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也注明是根据纪录稿刊印，但却删掉谈王实味等的有关问题。如说，“整风审干改造了人，我们有一条，叫一个不杀方针。王实味是托派，又是特务，我们也不杀。 ……王实味也变了，有进步。西安给他开了追悼会，还说延安杀了好多人。现在我们把王实味的照片一登，送给他外面的朋友。” 这是从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陈晋著《文人毛泽东》一书中所引，大约决不会是捏造领袖的言论，差错更不会出在纪录稿的身上。这里只是为了说明有关问题顺便举两个例子，类似情况还可举出不少。对毛泽东的文章、言论尚且如此，对其他的人和事，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也无须多所列举。但有一件事却不能不在此一提，就是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亲启电报，和毛泽东1944年1月2日和1月7日的两封复电，对中苏关系、党的政策、党内斗争和整风审干都有巨大作用，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促成抢救运动在延安的刹车和上层路线斗争的显著缓和。对这样的重大事件，奇怪的是，正式党史著作一律不予理睬，《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只字不提，似乎这样一件大事从未发生过一样。同样，毛在这个时期同共产国际代表兼塔斯社军事评论员弗拉基米洛夫的频繁接触和长时间重要谈话，这些正式著述和资料中也都不见痕迹。对于这类有意 “忽略”，我们下面还会回过头来谈到。人们也许会问，延安整风时不是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而且一直强调到现在吗？为什么正好会在整风期间干出这样的“坏事、蠢事”来呢？既然明知是犯了错误，却又为何既不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还要长期删削文件、修改历史？其实道理很简单，都是为了维护上述的框架和原则。而且对于“实事求是”或“尊重事实”，我们也有独特的解释，就是要符合毛泽东所提“革命的功利主义”，一切都看是否对革命“有利”。按以前的说法，“实事求是”也是讲“阶级性”的。例如那时陆定一就谈到“两种真实性”，一种是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哪怕还处于萌芽状态甚至还没发生的“本质真实性”，一种是只反映事物“表象”和“假象”的“虚假真实性”。所以要遵守“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的原则。现在更有人提出，讲实事求是也要顾全大局、有利于稳定。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的党史研究完全不讲实事求是、一点也不尊重事实，而只是说实事求是和尊重事实必须遵守延安整风及此后确立的各项重要原则。设立有关的权威机构，一个重要原因和它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严格把关。（二）《回忆录》不可靠的举例为了表明在党史资料上也是定论第一，事实第二，同时也要着重说明一下被党史界广泛引用的回忆录的不可靠，这里再特意举两个例子，并要多说几句。 1，《杨尚昆回忆录》谈抢救柯庆施是后来编的对于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我在本书前面篇章中谈到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时，曾指出这本《回忆录》有关遵义会议的一段论述和杨本人生前的说法截然不同，并指出只能断定他生前的说法是真，死后由别人整理的“回忆”是假。这是明显地要把杨的“回忆”纳入党史的固定框架内（诸如要求毛主席领导全党是众望所归，张闻天不是总书记，只是分工“负总责”之类），因而要编造一些话来代替本人生前一再发表过的观点和说法。现在我们讨论到抢救运动，还可再以该《回忆录》的有关部分（其他无关的不谈）为例，来看一下是如何在为维护固定框架（为毛泽东开脱，把罪责推给康生）服务的。关于抢救，《回忆录》写得最有声有色的是关于抢救柯庆施的大会，而正是这一段可以看出完全是编造的，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差太远。关于开柯庆施的会，近年来曾同一些老同志多次谈到，不但印象和看法与《回忆录》所写大为不同，而且觉得《回忆录》的许多提法不近情理。如说杨自己（才从华北局书记任上回延）和李富春（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办主任）、邓发（当时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去找康生，康生竟“躺在床上，听都不听”。这可能吗？据过去许多接触过和同康生一起工作过的人如曾彦修等说，康生的待人接物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他对人，包括青年，还是挺客气的。“说常委决定了”中的“常委”又何所指？那时政治局常委早已不存在，没听说过总学委设有常委。而且既然系“常委决定”，毛泽东怎么会不知道，还问“你们开什么会呀？”岂非自相矛盾。何况毛泽东已于1943年初搬住枣园，远隔延河和十里山沟，怎么能听到他们“又叫又闹”呢？杨尚昆怎么会“回家经过毛主席的窑洞 ”？据在杨家岭大礼堂正对过（中有山沟）、与大礼堂直线距离在百米以下的窑洞中住了几年的曾彦修说，“两三年间，大礼堂内除演京戏时偶能隐约听到一点儿锣鼓声外，其他什么声音也听不着”。毛住的一排窑洞，起码在上述距离的三倍以上。因此，毛就是没搬家，也不可能听到大礼堂的开会声音。另外，会上根本没有人提过书上引号中那些幼稚的问题，即使真提了，也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会议是相当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的。会议由李富春主持，先谈的是别的问题，已到下午四时后，李富春突然提出有人在礼堂内墙上写了“柯庆施是特务”等字样，要柯说明。在柯严正否认后就开始揭发和提问。首先发言的是李克农，鉴于他社会部副部长的身份，人们在吃惊之余也难于理解，大多抱将信将疑态度。第二个重点发言的是陈伯达，问题提得极尖锐，讲话虽有口音，但意思还听得懂。第三个发言的是个姓张的东北军中的老地下党员，马列学院已毕业的学员。提问题最积极的是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如问为什么北平党组织遭破坏时柯庆施恰巧去外地，一次就去了绥远。据曾彦修谈，那天各个揭发发言重点几乎全是这同一性质的问题，只是时间、地点不同而已，可见均是事先布置好了的。徐以新坐在前排呼口号。由于柯庆施态度坚决，会议无结果而散。此后柯实际上即被软禁。他的妻子曾宪兰在妇委抢救中被逼跳井自杀后，领导上还故意找柯追问，说是他放跑的。曾彦修说，当时听到的传达是，曾宪兰是延安特务和境外特务里应外合逃出边区的，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不可大意云。直到1944年 4月，才发下中央文件为柯平反，说当时所提问题均已查清。在延安抢救中，这大概也是中央在短时间内对第一个人的正式平反，以后就没听说对第二个人再这样做了。从这些情况可以做出这样几点判断：第一，抢救柯庆施是有计划的一个重要行为，决非康生一时心血来潮。第二，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事先不会不知道，康生胆子再大也不敢擅自作此决定，李富春等也不会那样顺从康生。因为外号“柯大鼻子”在当时是延安的名人，又是领导干部。他是1920年的团员，1922 年转党，谁都知道他是延安惟一见过列宁的人，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王明生病住院，实际上是他负责），非一般干部可比。毛、刘当时主要抓整风审干，而且抓得很紧，决不会让这样的大事漏掉。第三，杨尚昆等三人如果真的会前去见康生，那也是商讨做法，而不是去劝阻。而且估计三人不会结伴去见康生，既然来回要 “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那为什么不先见一下毛泽东？难道那时不是毛领导康，反而是康领导毛? 总之，在仅一页书中就存在这么多问题，是极不合理的。何况参加那次会和了解情况的老同志还有不少人健在，如果整理时能访问几位，也不致搞得很多情节都像小说似的。 2，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关于抢救运动的叙述多有不实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是一本较有影响和被引证较多的回忆录，因此这里要多说几句。影响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书名响亮，又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鼎力协助”和派党史专家整理出版，还有王震给写《序》，因而受到普遍重视，印数那时就近七万册，为一般回忆录所少见。但是只要看有关整风和抢救的部分，就会发现编造和炫耀的成分实在太多。此后出版的一本《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硬伤还要更多。例如开篇《整风运动之初》第一段，只有两三句话，却有几处硬伤。刘少奇1942年底才回到延安，怎么可能同毛泽东、康生三人组成第一次成立的总学委。说毛在总学委“只挂了个名”，更是毫无根据。说“刘少奇是政治局委员，也没有管”，也完全违背历史（刘当时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什么会出现这类差错，而两次编辑又都轻易放过（先发表于1989年第4期《中华英烈》，1997年出书）？原因就是党史工作中的把关，主要看是否合乎所需要的原则，至于合不合乎事实似乎倒在其次。而师哲这样说，正可以为毛、刘开脱，把责任推给康生。所以《刘少奇传》上谈到肃反扩大化时，也乐于引证他的回忆：“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多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延安的抢救高潮出现在1943年下半年，这时刘少奇已回延安大半年，并出任“中央反奸斗争委员会”（成立于4月28日）主任，在肃反上直接领导康生、彭真、高岗等也有好几个月，何况上面还有总学委主任毛泽东在直接抓整风审干，怎么可能是师哲“回忆”的那样让康生成了总学委的“实际负责人”。而且就在引证这句话的一段里也有好几处硬伤，如说“1943年3月，刘少奇回到延安”（实为1942年底），说“毛主席、刘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 （这时毛泽东、康生住枣园）等。既然在一小段话里就有这些明显的硬伤，定然说明这段“回忆” 的不可靠，怎么还能引证其中“有利”的那一句呢？综观师哲两部《回忆录》，可以说都是尽量按现在的思想认识和舆论导向，编写几十年前的故事。这里只就两个较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讨论。第一，回忆录似应有别于传记文学，应该完全写实，不可任意虚构，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和领袖人物的谈话。而这两本《回忆录》却很不严谨，除了明显的硬伤外，有许多描述也是经不起推敲和不够真实的。例如作者个人同领导人的对话，不但不说明时间、地点、场合和旁证，还要加上引号。那么这些领导人的话能否当真呢？恐怕不能。否则单是这两本《回忆录》就可编一本《毛主席语录》。而且有些话，一看就不真、不像、不可能。例如总学委成立后，“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又不谈此话的来源与根据，人们能信吗？又如，“毛主席先找康生谈过，指出要纠偏，康生却置之不理”。这可能吗？康生和毛康关系会是这样的吗？有些话显然是越编越离谱，如叙述毛泽东对他讲中央苏区反“AB”团的问题，在《峰与谷》中一文（按：文在前，出书在后）先写为：“毛泽东要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 到《在历史巨人身边》就变成了毛泽东引号内的原话：“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看见审讯人员正在搞逼供信。” 固然越编越有趣，但编造的痕迹也越明显。应当指出的是，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抢救运动期间，作者既未“在历史巨人身边”，实际上也不再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了。 1943年4月5日，书记处会议决定，“取消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另行分配工作”。何况在这之前的1943年1月他就被调去当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一年半后又调社会部任室主任。就是在巨人身边时，也是主要只做一部分俄文翻译工作，不能和他列举的某些政治秘书如胡乔木、陶铸等相提并论。既如此，他对中央的事和上层整风就不可能了解太多，所以写得也比较肤浅，而且可以看出许多明显的不真实。不信, 这里就举几个例子。如说中央总学委“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 ”，康生“是整风运动的实际领导人”。这些话完全是海外奇谈。实际上，刘从未当过主任，两人也决非挂名，康生更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领导人。说向忠发叛变后，王明就 “直接接替了总书记”，“但任总书记才一月，便辞去该职，……”还“在 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后来印成小册子，即臭名昭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其实，王明既没当过总书记，他的报告也不是那本小册子。王明在国际七大上的专题发言题为《论反帝统一战线》，相当于一个有关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副报告（同样性质的还有德共皮克与意共爱尔科里即陶里亚蒂的两个长篇发言）。这三个重要发言，延安均有苏联运来的不少小册子。而《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则是王明在 1930年党的四中全会前夜写的一本小册子。又如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毛是“中共中央主席”。（1938年还根本未设中央主席，毛当时只是军委主席。）说“在张闻天出使苏联期间”，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间“ 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常在一块交谈，就某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对此，我倒可负责地证明：绝无此事。否则，1959年庐山会议定的“里通外国”罪名还真可成立了），等等。其次，这两部《回忆录》写到一些领导人的事或其他人的政治问题时很不严肃，也是信手编来。如谈刘少奇和王前的离婚是康生挑拨，说明作者根本不了解这件事。《峰与谷》中“绥德的故事”一节，写得更离谱，还竭力炫耀自己。如说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亲自主持搞的肃反“骑虎难下”，于是（大约五月底）他带了七八个人，突击了一个月，三个县的局面就“安定下来”，并受到林伯渠和西北局的表扬。还说徐向前是“绥德抗大分校的校长”（实际上当时驻绥德的是抗大总校，徐为总校校长），“重大问题都是徐向前、习仲勋、袁任远和我一起研究”。情况恰巧相反，正是 1943年6月后，绥德专区的抢救才闹得更厉害了。9月，绥德师范还连开了九天的控诉坦白大会，9月22日的《解放日报》以《绥德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为题作了详细报道。“1943年10月9日，毛泽东看了绥德反奸斗争大会后才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抗大总校的抢救运动起步更晚，1943年8月开始，10月才大干，搞出特务和特嫌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57.2％。可见当地情况和师哲所写，差别有多大！还有一个谈七大代表的审查问题，两本书都提到了一个叫“小米”的人。在《峰与谷》中，说他是湖南代表，学文件时发现他说话不对头，总提错误路线谁负责的问题，后来找他一谈，他承认变节，当了特务，“那时并没有逼他”。《在历史巨人身边》已描绘得更具体了，说 “大约1942 年5月间，冒出了一股蛊惑人心的阴风，说对党内历次错误的发生要找根寻底，追查责任。”“后来在肃反中查明他是隐藏在党内的一个叛徒。”并由此引起了他同毛泽东一段加引号的对话。情况到底如何，再看当时中办秘书处一位负责人曹瑛的说法。“秘书处的密家凡同志，是湖北地下党送来的七大代表，由于七大一时开不成会，就调他来中央秘书处暂时工作。这个同志思想活跃。在大搞逼供信的情况下，有人咬他”，于是 “大家‘抢救’他”，提一连串很离奇的问题要他回答。“小密很年轻，他就反驳。我觉得他驳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在会上几天没发言。后来，在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了，关在‘西北公学’……我对那样搞有些想法，认为不对头，但不敢说。” 经访问刘英等当年在中办工作过的老同志，大家叫的小密（师哲误为小米）就是密家凡，但没人说他有问题。了解他的曹瑛既然在五十年后仍以同志相称，且认为那种作法不对头，却没指出最后处理，不知是否有不便说之处。因为抢救运动中自杀的、逼疯的不少。该同志如果还活着，恐怕是会跟师哲打官司的。还有提到其他七大代表的审查及其与抢救的关系，也值得怀疑。例如所指河南省委书记，系七大后自己交代并要求取消中央候补委员的，中央向全党发过通报，内容我至今还记得。至于回忆录上提的另外两个候补委员，却没听说过，有点不信。但这类问题一查就清楚，只是我没有这个条件。对师哲《回忆录》的讹误之处所以谈这么多，并非苛求于这位老前辈，其实这是普遍情形，只是想借此说明《回忆录》并不可靠，而党史研究又似乎有点滥用《回忆录》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名人传记，往往“各取所需”，大量摘用许多《回忆录》，很容易把一些历史事实弄得更乱。常看到一些引证是当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使用的语言。但研究历史又不能不使用《回忆录》的资料，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而且值得研究的问题。恐怕只有多读、多问、多疑、多考证才可能好一些。关键在多读、多比、多思。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看了一些人的《回忆录》，觉得类似的问题不少。原打算专门写一篇读书笔记进行讨论，但后来一想，这与改行学党史写笔记的主旨关系不大，所以决定作罢，只是在此以这两种《回忆录》为例，多说了几句。三，对抢救运动中几个具体提法的辨析由于对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至今没做过什么总结，在党史研究和论述中，除了注意维护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则外，涉及具体问题就只能各说各的了。而且原则第一、事实在次，这一条还越来越盛行，因此有关抢救的一些说法也就和当年的实际距离越来越远。为了使讨论时所用概念的含义明确一些，这里只提出几个较常见也较重要的问题，作点辨析。 (一) 是“抢救运动”还是“审干运动” 从前，抢救运动一直属禁区，史书很少提到，所以名称也无定规。“文革”后党史研究谈及整风抢救的多了，于是就发生了“正名”问题。事实上，从1942年到 1947年延安撤退，除常说的抢救运动外，也还有坦白运动、反特运动、锄奸运动，惟独没听说过有 “审干运动”这个词，这可能是许多年后人们为遵守中央 1955年8月指示中的提法，才普及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既不科学，也无根据。审干是组织上对所有干部定期或经常进行的（据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从 1939年起，对党员和干部的审查就没有停止过），内容包括政治、历史、能力、表现等，一般是和群众运动挂不上钩的。大约除1955 年8月指示中这一不确切的提法外，历史上似乎再没提过还有其他什么审干运动，但审干却一直在进行。说这一提法没根据，是因为整风期间以及此后，从来没见到和听到这种说法。整风期间的指示、文章，提审干很多，但未和运动连在一起。而且整风中的审干也不是通常的审查干部，一开始就明确为反特或肃反，所以实质上就是抢救，而不是审干。因为审干是中央一贯重视并作过多次指示的。例如1940年8 月1日就做出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认为审干是巩固党的一个重要方法，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成立干部科，担负有关工作。但这次审干并未变成抢救。还应指出的是，审查干部一贯是组织部门的事，这次则由社会部直接抓，怎么能还是审干呢？可见，把肃反等同于和叫做审干都并不合适，抢救运动更不是什么审干运动。之所以事后改称审干运动，可能只是为了淡化甚至掩饰延安整风中这一严重错误而特意想出来的一个名词，并不是当时实际上存在过这么一个运动。1955年 8月的文件还把这个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的甄别工作，只能是也完全是极少数领导骨干的“暗箱作业”，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群众运动。而且这三段论也从侧面说明应称抢救运动。因为，第一阶段发动群众干什么，还不是为了第二阶段的抢救。第三阶段的甄别，则是由于抢救出了乱子。可见中心还是抢救，人们一直称为抢救运动也是确有道理的。例如整风运动（或称整风学习运动、整顿三风运动），就是一开始就有的提法。抢救运动也是随着运动的开展，各机关先后叫起来的。最早可能源于毛泽东1942年6月 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发现坏人，拯救好人”。后来在坦白运动（1943年4月5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直军直单位和边区各机关开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分子自首）中，逐渐演变成挽救失足者或争取失足者，作为运动，就叫抢救运动。而实际上延安各机关单位叫得最普遍的还是抢救失足者。抢救运动与坦白运动是无法分开的。大体上讲，自上而下发动的是抢救运动，对被抢救者来说是坦白运动，被指定施行抢救的小组则叫“劝说运动”或“劝说小组”。三位一体，但根本上还是个抢救运动。大概 1943年四五月后，由于估计国民党将趁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断定它已准备好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因此中央总学委于7月11日发出《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运动的通知》。其主要内容就是“继续加紧反奸细斗争”，要求开各种形式的会，包括群众大全、大小座谈会、坦白大会等。于是延安各机关学校便在紧急备战声中相继提出了“抢救”的口号。我所在的学校领导在全体大会上的说法是，如在平时，还有时间说服教育，而现在已是非常时期，可能马上就打仗，所以必须紧急抢救，否则一旦开战，对这些特务就只能就地处决了。就这样，抢救失足者和抢救运动的提法，在1943年夏已很快在延安普及。后来中央文件也加以确认，又一下传遍各根据地。如1943年8月5日中央总学委通知的第一句话中就有：“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亦已告一段落” ；1944年11月26日中央给晋察冀并发其他根据地的指示中。提到的也是“鉴于去年延安抢救运动时”； 1943年12月22日，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反特斗争，也一再称 “抢救运动”，而没有叫“审干运动”。毛泽东的一再称呼同样是 “抢救运动”，而不是“审干运动”。例如1944年1月10、11日书记处会议上聂荣臻报告中，他的插话就有：“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 他在延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的也是，“‘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 总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都把那次运动叫做抢救运动。多年后才编出来的这个“审干运动”，既不科学，又没根据，名不正，言不顺，自然以不用为好。（二）抢救运动的时间到底多长对此说法很多，但基本上是两种，即十多天和两三年。前者以各种正式党史为代表，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把时间定为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后的十余天。根据大概是毛泽东1944年10月25日讲话中所说，“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 （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话。）虽然这里没有说这“十多天”的起讫时间，也没说是怎样“使它停止”的，以及是否合乎实际情况，但因为是领袖所说，所以就定下来了，成为党史上的正式说法。此后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自然沿用此说，并明确为半个月，即1943年7月15日康生报告后开展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按，这可能是为了把发起抢救的责任推给康生和运动开始时间从康生报告后算起，特意将当时及此后叫了多年的“抢救运动”改称“抢救失足者运动”），7 月 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其他较正式的有关抢救运动的论著和一些领导同志的回忆录，也大多持此说法。如前面引证过的邓力群在《回忆延安整风》中就说，“到1943年7月搞了十来天的抢救运动。” 但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只有断语，不提根据；只讲虚，不讲实，例如什么地方、什么单位、是怎么个抢救法、又是怎样 “马上”停止的等等，这当然就无法，其实也不容许讨论了。后者以蒋南翔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为代表，其中明确指出“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一些讨论抢救运动的文章，如《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在详述具体经过后，也说是从1942年底的坦白运动起到1945年甄别工作结束，“ 历时两年多”。（这里附带说一句，当时和事后这两文的标题都称“抢救运动”，可见“审干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是后来特意制定也极少使用的名词。）连亲自参加抢救和恢复总学委后任秘书的胡乔木也说，“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 这是1981年9月14日回答问题时本人亲自所谈。至于《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的，“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毛主席就指示让它停下来， ” 则是由别人整理（显然是按上述“正史”的统一口径），且本人生前未及审阅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何时和怎样指示让它停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写的虽然更具体，说是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但也没有交代这个“指示”是用什么形式下达的。当然，两本书都是由权威机构和权威党史学者所整理和编著，是不应有什么怀疑的。但奇怪的是，这样重要的史实和文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竟都没有提。7月30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只提了审干的九条方针，也并未提停止抢救运动。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事实。而事实是，抢救运动7 月后在许多机关和地区，特别是一些敌后根据地，反而进行得更猛烈了，有些还是1943年底或1944年才大干的，如晋冀鲁豫边区等。我所在的单位和亲身经历，以及一般机关学校均可姑置不论，就是毛泽东亲任校长并抓得很紧的中央党校，作为延安整风审干（抢救）的重点，直到1944年初也还没有停止。据被抢救的党校一部（高干）学员曾志说，“春节过后，大约是三月份（引者注，1944年），我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又被编入了党校临时支部……虽然中央有了‘九条方针’但这里的‘逼供信’仍相当严重，与以前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打、骂、踢，刑罚各种各样。” 驻绥德的抗大总校，抢救运动1943年8月份才正式开始，还是“从十月下旬起，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 延安和绥德等地区，九月份抢救也还热火朝天，《解放日报》还作了详细报道。直到12月，中央才提出 “坦白大会要更慎重更有准备的召开”（以后又提出停止开），指示“不能到处采用抢救运动的简单方式”。 12月22日书记处讨论反特斗争，决定向高级干部传达的内容中也才有 “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进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阶段。” 而且这些都只适用于延安，一些敌后根据地并未停止，还要他们继续进行或补课。中央书记处1943 年11月15日才致电华中局，要他们“即在军部与二师一部附近进行一般的清查特务分子的运动（公开名义为审查干部），以便能在华中突破一点，推动全局”。并介绍了抢救的具体做法。另如前所述，直到 1944年，北方局党校也才大搞抢救，刘建章、李尔重、任仲夷等正受折磨。 1984年7月4日中顾委第三支部开会时杨献珍就检讨说，“1944年我在北方局领导整风，犯有错误。当时从延安刮来一股‘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歪风……” 1944年 2月26日毛泽东和康生还联名复电邓小平、滕代远说，“你们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进入坦白运动”。也正是1944年，中央才派舒同去山东任分局总学委副主任，具体主持山东的审干工作，推广延安（特别是中央党校）抢救运动的经验，只是由于罗荣桓的抵制才没全面展开。所有这些都说明，1943年7月后，抢救运动无论在延安还是其他地区不但没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毛泽东7月30日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停止抢救运动的指示，否则各地怎敢拒不执行。事实上，各地停止的时间也不同，有的也许是1943年底，有的则是1944年，总之都决不是 “十余天”或“二十天”的事。再说，抢救运动更不能说是从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后才开始。实际上，1942年底许多机关学校即已开始，只是全面展开则是上面说过的任弼时4月9日和12日的报告之后。但这时叫法仍然不一，有坦白运动、肃反运动、抢救运动等，后来才逐渐统称抢救运动。所以4月28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讨论任弼时的报告，还说是“继续进行坦白与检举内奸运动”。中央总学委7月11日通知中的提法，又是“继续加紧反奸细斗争”（请注意前后都有“继续”二字），要求把对干部群众的教育“必须与审查干部坦白运动密切的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有根有据的研究论文也都指出是开始于1942年，只是要按正史说法称为“审干运动”，再在下面注明为反特斗争。至于亲身经历过的人，说得就更具体了。例如住在毛泽东隔壁、天天同毛泽东见面的叶子龙夫人蒋家英（江英）在回忆文章中就明确说，“1942年延安搞了‘抢救运动’。” 在被抢救了大半天后，她跑回去找毛泽东说，“主席，他们抢救我了。”但最后还是被送去党校一部继续审查。曾志也说，1942年她调党校一部学习，有天晚上全体去听“ 失足青年”的报告，“以后这样的会隔几天就要举行一次。”“有一天党校一部又举行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动员大会……讲到党内成分不纯时，特别提到：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所有党员都是红皮白心的假党员。”会后，河南省委组织部长、著名的长征女战士危拱之就回窑洞自杀了（虽经救活，最后还是得了精神病）。再看作家刘白羽所说：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以后，就“使得延安生活的气氛慢慢紧张起来” 。他由“文抗”到中研院才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就在这时，一阵暴风骤雨，骤然平地而起了”，“审干之中所谓的‘抢救运动’开始了”。不用再多引证（其实我自己就是那一阵开始受到车轮战抢救的），就可看出，一些党史论著和专家所说抢救运动开始于康生1943年7月15日《抢救失足者》报告之后，距离实际情况有多远。因为在中研院揭开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后，审干的重点单位中央党校就“查出”吴奚如的“特务案 ”，随之反特斗争就在全校展开，一些单位也闻风而动，抢救运动就实际上在延安开始了。特别是1942年10月开幕的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对敌特破坏麻木不仁的自由主义，康生和彭真又先后作了肃反问题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单位还敢怠慢？因此，只能说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又掀起了中央机关和学校一轮抢救运动的高潮，但决不能说是抢救运动的开始。至于刹车，则是1944年的事。对于这些，在后面谈“九条方针”等问题时还要进一步讨论。这里只是要说明，抢救运动决不应从1943年 7月康生报告算起，更不能说只搞了“十余天”，这些说法完全与史实不符，这样说的党史著作当然不能算信史。（三）整风和抢救的关系本来，抢救运动就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文献上还是事实上都没有分开。但是有些人为了维护延安整风的崇高圣洁，不愿让纯属错误的抢救运动（多按正史提法称为审干运动）玷污，于是就把它们说成是两个运动。例如有一篇《审干运动与延安整风运动》的文章，就认为“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还有些谈及延安整风的党史论著，也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包含着这个意思，说明这也是个较普遍的问题，值得一谈。其实，从抢救运动一开始就没有这种提法。相反，无论领导人讲话还是正式文件，都始终把审干（肃反或反特、反奸，意思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抢救）当作整风的一部分、整风的两大任务之一。早在1942 年4月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已提出在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中要审查干部，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 6月 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明确指出，“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即将肃反和纠正路线错误并提。1943年3月《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更明确指出，“有步骤地清除内奸分子，这就是整风的第二个目的。” 第二个《四三决定》同样可以说明问题。它的宗旨就是肃反，但题目却是《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其中还一再强调肃反是整风的一部分，是整风期间要办的大事。如说：“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当时最常用的说法还是，整风要同时解决半条心（纠正错误思想）和两条心（肃清内奸分子）的问题。两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同一个运动，还被明确定为“是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的两件事。只是在抢救运动进行了几个月后，中央才做出专门的审干决定，提出“九条方针”，但仍然不是要把审干（反特）和整风分开，还是说“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为了审干“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刘少奇也明确指出，“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运动，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及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当然，有时为了便于操作或订计划，也把整风中的这两件事分别称为整风学习和审查干部，或简称整风和审干，但并无人说这时延安进行了两个运动。其他根据地也并未把整风和抢救当作两个运动来抓。晋绥分局的林枫就说，“整风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整学风……第二个时期是反特斗争，这个时期是从党内斗争转到党外斗争；第三个时期又开始整风，成为党内党外两种斗争的结合。” 事实上，差不多1943年全年和 1944年大半年，包括我们学校在内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都是以大部以至全部时间搞抢救运动的。在此期间，几乎再未讨论和批判什么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943年九月会议后，上层在批王明右倾路线和“左”倾路线，中下层干部根本不知道）。在这两年左右，普遍整风就是抢救运动，并不是许多书本上和后来某些党史学者想像的那样在“整顿三风”。对于抢救运动，既然党史著作都要尽量加以淡化和遮掩，那么一些人进而设法把它和延安整风分开来，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四）向抢救错了的人赔礼道歉问题刹住抢救，进而向抢救错了的人赔礼道歉，是由于 1943年底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致书毛泽东对整风抢救干预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广大干部包括许多高干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越来越对抢救运动发生怀疑和不满。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但又在不能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的前提下，才想出和采取了这一似为检讨而又不作认真的自我批评的奇特作法。但这却被整风抢救中的积极分子和后世党史研究者大书特书，当作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自我批评”。关于毛泽东对抢救运动主动承担责任和向抢救错的人赔礼道歉，一些书写的最早的一次是：“1944年元旦，王诤带着中央通讯部门被错误地打成‘特务’的同志来给毛泽东拜年”，毛讲话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之所以安排这次活动，是因当时通讯部门绝大多数人被打成“特务”，已“使延安同各根据地和各省党组织的联系一时中断”，所以要急于解决他们的问题。）后来在大会上的正式赔礼道歉，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所载，前后共有三次，而且还描述得甚为生动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毛主席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大家不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 这段描写虽然不是胡乔木自己所写，但看来是合乎他的意思的。以他为代表的党史学派（称得上学派的，中国恐怕也就这一个）和其他整风抢救的积极分子，所写的党史著作和回忆录，基调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有繁有简，还有些更属于夸张和编造。奇怪的是，写被抢救者如何感动、如何感到不安的，好像都是抢救别人的积极分子和一些领导人。而被抢救者（建国后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委书记、政府部长和司局长等各级干部的都有），不知什么原因，却很少见他们写抢救，更没见到说如何感动和自己为此如何不安之类的话。我至今只读过被抢救和关押过的*、任仲夷等少数人的片断回忆，但他们的重点都在反“左”。也许是其中多数人不愿或不能（有禁区）谈那段历史，而不是如此健忘或没感觉。于是积极分子就替他们“感觉”了，也因此才使“ 感动”、“不安”、“消除芥蒂”、 “增强团结”、“心情舒畅”等写进一些党史读物。为什么有些积极分子不去“回忆”自己如何整人、如何抢救、如何传授和学会“车轮战”、“假枪毙”等方法，以及如何骂人、打人、污辱人，当时灵魂深处的活思想是什么，事后有无忏悔之意，等等，却要越俎代庖地去琢磨被抢救者的感情和反应，以致使我们至今看不到一本抢救者写本人真实思想的《回忆录》，更不用说《忏悔录》了。其实，这倒是可能起源于延安整风抢救，从而成为历次运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例如钱钟书在《干校六记》的《小引》中就说，干校两年的重要任务是搞清查“五一六分子” 的运动，最后“水落石出”，一个也没有。“按道理”，那些“充当旗手、鼓手、打手 ”的积极分子，最应当写出“记愧”的文章。“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所以这种文章至今未看到。钱先生着重讲了人性上的原因，“记愧”吃亏。但我看主要还是体制上的原因。我们一贯实行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即积极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极左和过火行为不但不予追究，而且不用检讨（甚至不让检讨，否则会泄密），经过运动的考验还会得到重用。在这种政策下，会有“记愧”文章吗（个别例外也许有）？根据我的所闻所见和亲身体会，情况则是有些和上述积极分子的描述大不相同，甚至有点相反。而且这决非个别现象，不但在延安，后来遇到其他根据地的被抢救者所谈也大体一样。实际情况是，当时被抢救者的气主要是向着本单位各级领导（因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和积极分子的，多数人不但对毛泽东，连对康生也没有什么气。所以毛泽东的赔礼道歉，不仅没能消气，反而使那种对本单位抢救者的气发作出来了。因为以前无论自己承认与否，总是被戴上特务帽子，不断挨斗，许多人心中有气也不敢发作，处于“被动应战”态势。现在连毛主席都承认弄错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说，被抢救者腰杆硬了起来，不怕再挨斗了。而整人者，正如上面所说，自以为是响应号召、执行任务，服从组织，自然“心无愧怍”，仍然“理直气壮”，给被整者作甄别时还要留尾巴，写成“事出有因”（给抢救找个借口，如说因为你有些自由主义、党性不强或社会关系复杂等），双方进行着激烈的“讨价还价”。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一些积极分子说的消除了芥蒂、增进了团结，而是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是蒋南翔当时就在《意见书》中提到的），有的当时爆发，有的长期积怨（上引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发言就提到）。我所在的军委编译局，就在听了毛主席赔礼道歉的传达后，发生了一个被抢救者拿起凳子去打一个假积极分子（自己假坦白，又去抢救别人）的事。至于发脾气、同领导顶牛和不理睬积极分子的情况，当然更多些。而且许多被抢救者的甄别结论这时还没下来，头上那把达摩克利斯剑还在悬着，心情怎么可能“舒畅”。即使拿出了结论，本人满意的也不一定是多数。这种闷闷不乐的日子，在我们单位，大概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后离开延安。至于我和周围的一些同学，对毛泽东的赔礼道歉只听过一次传达。听后也感到高兴，那是因为眼看这场冤枉人的抢救运动有了结束之日，弄清个人的问题更有希望了，但谈不上感动和不安。其实在这之前就已开始了甄别工作，但因弄得很神秘（少数人的“暗箱作业”），大家还是不太清楚，这一传达就等于公开化了。对于毛主席主动承担责任，当时并无感觉，既然发号施令的是你，当然应当负责。“文革”后由于把抢救说成是康生搞的，毛泽东似为代人受过，所以党史学才又出现了一个强调所谓“主动承担责任”的伟大精神问题。总之，我没有见到听传达后如何感动和过意不去的人。现在看来，这几次讲话和赔礼道歉，实在算不得列宁所说的自我批评。列宁的要求是，“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 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可毛泽东从来也没有承认过抢救运动是错误（更谈不上路线错误），自然也不会满足后面那些要求了。至于他在整风中一再强调的，对错误必须采取主动态度，要深挖思想根源，详细说明犯错误的经过和后果，提出改正的措施和努力方向，还要反复写反省笔记，“以写好为度”等等。所有这些，似乎都不适用于抢救运动，当然更不适用于他本人。所以对抢救这样的严重错误，由毛泽东以伟大领袖的身份，向整错的人敬个礼再讲几句诙谐的话也就行了。这哪里像郑重的自我批评，简直有点像儿戏。例如，把自己的同志当“特务”整，刑讯逼供，还整死了一些人，怎么能和洗澡多放了点灰锰氧相提并论！这不但对受害者交代不过去，而且注定类似错误以后必然会不断重犯。事实也确实如此。抢救运动过后不久的解放战争期间，就有使许多干部挨整和受委屈的所谓“三查”和“搬石头”等运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每次整错的不是全部也是多数。而“文革”中纯系无中生有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就冤枉了几千万人，迫害致死者自然不少，但也是不了了之。抢救运动，如果没有最后找出来个康生负责，大概也会像抓“五一六”一样，逐渐从历史书上消失掉。因此，以后的党史著作，恐怕不宜再强调和渲染什么“主动承担责任”和 “赔礼道歉”，更不要提倡这种不承认错误的“自我批评”如何伟大，而应适当揭示抢救运动的内幕和着重应汲取的教训。反“AB团”可分两个阶段。头一段为1930年至1931年初四中全会后，由毛泽东主持。第二段1931年4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此后即由中央代表团领导，毛泽东配合。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1页。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0页中写道，“对审干工作中扩大化的错误……”。其实审干是每个干部都应审查，并且经常进行的，因而谈不上什么扩大化。转引自贺晋：《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初步探讨》，《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吴学昭（蒋南翔夫人）：《韦君宜在“群花”中远行》，《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2-203页。此书在以前的笔记中曾多次引用，在此不再详述。仲侃：《康生评传》，第210页；《陈毅年谱》，第1184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66页；纪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记》，载《历史在这里沉思》（2），华夏出版社1986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8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3页。萧岛泉：《杨献珍的自责与反思》，《百年潮》2002年第9期。《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49页。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61页。见韦君宜著《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延安整风实录》，第363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6，890页。《王实味传》，第264页。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39，654，666页。李剑主编：《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册）《前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见《遵义会议文献》，第93-102页。《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9期。《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李铁映在《乔木文丛》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2年5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7页。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1985年）。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86页。楊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3页。转引自黄昌勇：《王实味传》，第237页。参阅《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1989年）；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9-162页；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588-591页；以及《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外交文选》等。 1942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载《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杨尚昆回忆录》，第216页。 1998年以来曾和延安整风时任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学委会副主任的刘英谈到几次（如 1999年1月18日， 21日，28日），一些谈话有录音或记录，并有别的同志参加。最近还同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院和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曾彦修几次谈及此事。2002年8月6日曾又特别来电话提到，《杨尚昆回忆录》关于抢救柯庆施的描写是不合乎实际的，他从头到尾参加会议，至今记忆犹新。以下情况，除曾经与会的刘英、曾彦修等所谈外，还可参阅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1996年6月）。《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但内收文章多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写作之前。《刘少奇传》（上），第495页。《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46页。《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45页；《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2页。《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59页。《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16页。《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56页。《任弼时年谱》，第442页。以上分别见《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237，258，270页。《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83页。《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60页。《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8-10页。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62页；《徐向前传》，第399页。《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5页。《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43-244页。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后又收入《亲厉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三卷。《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峰与谷》，第5页。 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166页。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42年6月8日）；《解放日报》1942 年6月5日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其中就叫“整顿三风运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3页。还可参阅毛泽东给康生的信（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448页。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74-78页。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一次国民党的本质及正确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85页。《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反奸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3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3页。《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55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5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16页。《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第19页。《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1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8页。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52-53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82-84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61页。转引自贺晋：《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初步探讨》，《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87页。《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35页。中央书记处关于《关于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给华中局的电报（1943年11月15日）。《百年潮》，2002年第9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96-497页。《彭真年谱》上卷，第21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75页。如上引王素园、贺晋等人的文章。江英：“姓名惹的祸”，《众说纷纷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 174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第333页。刘白羽：《平地风雷－我经历的整风抢救运动》，《心灵的历程》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年5月版。夏宏根作，载《争鸣》1986年第3期，“党史通讯”同年第9期摘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32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 页。《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9期。《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28-33页。刘少奇：《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1943年7月），《刘少奇年谱》上卷，第 429页。《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7日）。梅剑主编：《延安秘事》（第十三章《延安‘抢救运动’写真》）（下册），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545，540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0-281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1页。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2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13页。关于抢救运动的发起和领导问题一，关于抢救运动的发起（一）问题的提起在整风中进行审干（即历时两三年的抢救运动），是由毛主席、党中央发动领导进行的。这本来不成问题，历史也确实如此。在整风抢救期间，无论是大会号召还是小会劝说，都是用的党中央、毛主席的名义，说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你们这些失足者坦白，诚心挽救你们等等。例如最近看到一篇纪念杨献珍的文章, 其中就提到任仲夷回忆1944 年在北方局党校被抢救的情况。任说，“我相信党。”杨就说，“党认为你有问题。” 任说，“我相信毛主席。”杨就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其实在整风抢救中，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可以断言，没有任何人能够提供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当时某个人（无论是高级领导还是“文革”后写这方面《回忆录》的人）曾公开或私下把毛泽东和抢救运动分开过。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设法分开的呢？是在“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把康生揭发出来以后。因为这时需要也可能对延安整风中抢救运动的历史做点修改了。说需要，是由于在拨乱反正中，抢救运动的真像被暴露出了一部分。即使在这一部分中，也有两大问题对维护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的历史地位和最终使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的延安整风极为不利。一是那场大规模的持久的抢救运动竟然没有抓到几个特务，这连参加抢救别人或被抢救的人也多少有点出乎意外。因为抢救运动是公开进行的，谁被抢救过，大家一般都知道，何况有些人在坦白大会上还亮了像。但后来的甄别却是秘密进行的，即使作了平反也是个别通知，并未在原来抢救的范围宣布。所以人们互相并不知道谁抢救对了和谁抢救错了，即使知道，也是自己猜出来或因关系好对方私下告诉的。直到离开延安，慢说外单位，就是本单位，到底在运动中抓到多少特务，是哪些人，除了“亲自动手”的首长，恐怕谁也没有底。例如我们外语学校，直到 1986年看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编的一本 1941-1985年《校史》，大家才知道在只有180名学生的学校里被抢救的师生竟有75人，最后甄别结果，一个“失足者”也没有。而且有些人的甄别结论是很晚，包括离开延安后、建国后和“文革”后才做出的。加之甄别结论不像打成“特务”时那样张扬，当年听到传达或现身说法的人一般不会了解到当事人已摘掉帽子。例如我知道张克勤、吴奚如(著名的老党员作家)等不是特务，就是在“ 文革”后。由于平反的晚，大约多数人也是四十年后才知道王实味不是国民党探子的。二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和伟大的整风运动中竟会发生这样草菅人命和践踏人权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使人看到，抢救运动（就算叫审干吧）中的残酷无情，像薄一波、曾志等描述的延安中央党校和任仲夷等回忆的北方局党校的情况（比这更严重的还有），较一直批判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知要厉害多少倍。而这些，当时恐怕也是很少人才知道的。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基本上还是相信毛泽东的估计：抢救运动“成绩是伟大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现在经过拨乱反正，已经露出来一部分真像，人们看到抢救运动不仅谈不上什么成绩（既未抓到特务，又没很好总结和汲取教训），只能说是对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一场灾难。而且还在抢救运动期间就估计和断定，陕甘宁边区党政军中的国民党特务有一万人，“各根据地合并就有十万大军”， “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被抢救的人大部分是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但也有一批当时就担任领导工作，特别是建国后升任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国务院部长的，如柯庆施、陶铸、刘澜波、刘建章、武竞天、任仲夷、周建南、李尔重、张维桢、雷任民、宋维铮、梁膺庸等，还有许多十几岁天真无邪的中小学生和目不识丁的工人农民。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场运动都是实在荒唐，事后很难想像的。这样的运动还能说成“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怎么能同伟大领袖和光荣正确的党相联系？因此，对这段党史必须作些修改。于是，名称从抢救运动变成了审干运动，时间从两三年变成了十来天，特别是发起者和领导者从毛泽东变成了康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配套说法，等等。说可能，是因为“文革”后提出了康生的问题，并作了永远开除党籍的处理。而他正是整风期间总学委副主任和社会部长，又是“文革”中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专家和“ 国人皆曰可杀”的小人。于是康生这个确也作恶多端的家伙一下变成了个大箩筐，整风抢救中的什么错误和罪恶都可往里装。正式的党史论著、许多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都把抢救运动的罪责推到了康生头上，有些还强调，多亏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及时察觉和纠正等。康生被描写得极其神通广大，不但在延安和边区到处点名抓特务，指示和派人到敌后根据地搞抢救，而且其他坏事或错误（如薄一波笔下的华北工作座谈会对彭德怀的过火斗争）也总是有他的插手。想当年康生得宠时，哪一个敢把整风抢救中的错误和罪行同他挂钩。但当康生被打倒后，说也怪，抢救运动就一下被说成完全是他搞的了（胡乔木说的“康生这些人”,不知还有谁）。而且“曾参杀人”，“三人成虎”，宣传多了也似乎真的变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连被抢救和关押了一年多的都说，“延安‘抢救运动’由康生发起并执行”，“幸有毛主席的九条方针”云。可见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管理的作用之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党史的研究和论述一直受到重视和一些问题得到及时定调或修正的原因。例如“文革”才过去不久，就确定一切罪责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于是，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一般干部群众，凡在“文革”中被整的，都说成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而且连胡乔木也硬说，许多重大事情如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人在什么地方和受什么虐待等，毛泽东并不知道。但他们的家属却说，不仅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疏散”和安置是毛泽东亲自定的，连他们的子女能否升学、能否探亲，也必须经过毛泽东的批示。更具体的证据是，1967年1月1日彭德怀就给毛泽东写信，说他“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周恩来第二天就批道，“碰头会上已宣读，即送主席、林彪同志、江青同志传阅，拟退彭德怀专案组存。” 诸如此类的证据，真是不胜枚举。为毛泽东开脱的专家学者，不可能不知道，更不用说胡乔木了。如果真不知道，那也不应假装知道而说些不符合事实却又以权威自居的话。看来这大概是我们的党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既从苏联学来，更继承中国封建传统），即一方面，竭力维护党和领袖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威信，实行“为尊者讳”，把他们说成一贯正确，对一些无法推卸的错误则尽量采取淡化、含糊或《红楼梦》上“真事隐”的办法不提名道姓（至今传媒仍如此，凡正面报道均提名道姓；凡负面报道，除被打倒者外，不但一般不提人名，连地方、机关也以“某”代）。另一方面，被打倒者往往成了错误和罪行的大箩筐，尽可能地把坏事往他头上推。有的人以前被捧上了天，后来又一下变得一无是处。这当然不能叫做实事求是，但却是延安整风以来存在的普遍现象，且有日益发展的趋势，所以有必要以抢救运动为例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有的党史专家在谈到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问题时提出，“谁应负责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更好的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其实正是由于对抢救运动不追究责任，大搞逼供信以至有人命案的领导者和积极分子普遍得到保护和重用，被抢救错者得不到扬眉吐气，许多人长期背黑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总结，当然无法汲取教训，更严重的是使类似错误不断重犯。也许是由于认识上的这种“差之毫厘”，才得出了 “怎样对待‘反对者’？毛泽东为后世做出了表率”（还特别提到蒋南翔对抢救提了意见反而得到重用这一与事实正好相反的例子）的结论。通过对延安整风的研究，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反对者”几被消灭殆尽之后，还会得出这种结论，就使人在吃惊之余顿生“失之千里”之感。如果我们还要认定，抢救运动由康生发起和执行，为毛泽东察觉并纠正，现在大概会和几十年来一样，仍然不能“更好地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所以研究抢救运动，弄清运动的发起和领导，还是十分必要的。（二）抢救运动是由谁和怎样发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对抢救运动允许稍作讨论后，就由领导定调，多数人紧跟，很快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即上面提到的：运动为康生发起和执行，幸亏毛主席及早发现并制止，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所以只是延安整风中一个小的曲折。不但各种记述和讨论延安整风抢救的正式党史及有关的文章书籍，而且许多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的回忆录，大都是按此路子写作和整理的。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对抢救运动非常了解、且亲自参加过抢救别人，又是中共党史学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的胡乔木，就在一次谈话中说，“比方像抢救运动，确实是康生这些人搞起来的，并非出于毛主席的发动。”毛主席只是“在一段时间里相信了康生，支持了他，以后才纠正了这些错误。” 这不但不合乎事实，而且有悖于逻辑。按照胡乔木所说，康生成了毛泽东的领导者了。因为称得起运动的发起者，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首先倡导，二是得到响应。对抢救运动，最先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发现坏人”、“要查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等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康生。康生即使有这些想法，他也只能向毛汇报，由毛出面号召。而且涉及全党和普及到所有根据地的抢救运动，康生本无资格号召；即便想号召，大约也不会有多少单位和地区响应。我就没有听到一个抢救者或被抢救者说过他是响应康生的号召。连“文革”都还没有人说是林彪、“四人帮”等人所发动，难道抢救运动由于事隔久远，知之者少，就可以任意修改了？其实，正因为不顾事实，所以胡乔木这篇谈话本身就破绽不少，自相矛盾。例如前面才说过，“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 紧接着，为了减轻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分量，又很快改口说，“不过，这些确实是很短暂的。” 后来大概有些人觉得这种说法太不合情理，所以就作了一点调整，指出抢救运动是党中央决定和部署的，但又要设法让康生负主要责任，如说他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到处插手制造混乱，是抢救运动（肃反）的“主要领导人”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虽然有关讨论日趋沉寂，但是正式党史著作和少数人的论述，已多以这种说法为基调了。这当然比以前那种众口一词却不近情理的说法强一些，但由于只是在上述规定的框架（即淡化和简化抢救运动、为尊者讳、加重坏人的罪责等）内进行微调，所以还是不能自圆其说。例如：在大讲实事求是、大搞调查研究的整风运动中，中央其他领导人怎么都会受康生一个人的欺骗；在中央的眼皮底下康生竟然可以随意斗这个整那个，包括柯庆施等不少高干、各地选出的大批七大代表、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身边的人、以及不少领导人的妻子；康生有那么大的权把几乎整个国统区的党打成“红旗党”, 把审干权从中组部拿到社会部，把陈云挤出中组部；列为康生制造的一些重大假案，多是只有结论，不讲根据，又怎么能证明是康生制造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列举很多，都是从来没见过有人能解释清楚的。原因就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上述框框的限制。如果真正讲实事求是，那么在大量的史实面前就只能得出结论：抢救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并在他亲自关注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中央的决定和部署。康生既不是抢救运动的发起者，也不是它的主要领导者，而只是善于揣摩领袖意图，并据此上窜下跳，推波助澜，把错误引到极致的一个小人。所以康生虽然早在1939年2月已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下半年中央就接连作出了两个有关审干和锄奸的决定，即8月25日《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10 月10日《关于反奸细斗争决议》，却也并没有见到他曾借此兴风作浪，发起什么运动。至于这时期的“肃托”和康生在其中的作用，至今仍是糊涂账，各种党史也从不提起。就是在1940年8月全面审查干部工作开展后，如前所述，社会部1941年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两份文件也还比较稳妥与温和。直到1941年9月政治局宣布成立以康生为主任的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以后，也没看到揭露出他有什么重大劣迹。看来，康生真正放开手脚做坏事，主要还是在 1942年开始的普遍整风后。因为他已完全揣摩到整风中要大搞肃反，在这方面对他会有更多依赖，他也正可大显身手。如果将整风中毛泽东和康生关于肃反的言论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看出康生基本上是紧跟和充当打手的角色，并不是什么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一开始整风就要发动抢救运动。但正如人们所传康生的话：“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延安整风中说的审干，从头到尾都是指的肃反，第二句话实为同义反复），事情也真是这样发展的。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目的，就是他一再说的“统一思想”和 “统一行动”，并以高级干部为重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整风中的反对主观主义，实质上就是要把全党首先是高中级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反对宗派主义，就是要实行高度集中和绝对服从；反对党八股，则是要打击那些身份高或知名度大的知识分子（即被称为教条主义者）的“威风”，全面推行可称为“延安文风”的一种文风。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层整风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央领导对整风认识基本达成一致（对没参加 “九月会议”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和彭德怀，由毛泽东亲自不断通报情况和做工作）的条件下，1942年开始了普遍整风。其主要目的是把知识分子干部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但同时还有两个作用。一是发动群众批判领导上的三风不正，使 “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的人们受到上下夹攻，处于孤立，同时也烧一烧各级领导中的官僚和军阀作风。所以一开始就提出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相结合，意在使矛头向上。二是通过运动暴露错误思想和阶级敌人，以便批判和清查，就是后来所谓的“钓鱼” 或“引蛇出洞”。为此，头几个月都是强调“放”，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准歧视和压制。这在中央决定、内部通知和一些电函中说得更清楚。其实不用到1943年， 1942年普遍整风一开始，知识分子们的“错误思想”已以《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为标志纷纷暴露了。在整风肃反的最高领导分清两文作者的错误性质后，就开始了全延安对王实味及其所代表思想的批判和声讨，普遍整风也就逐步转入肃反。而在这之前的4月上旬，政治局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国民党对延安动态反应的汇报，提到《轻骑队》时，与会者就已反应强烈，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历数延安“特务分子”的种种罪行。听了汇报和发言后，4 月17日毛泽东说，“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到注意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的。” 这是最早布置审干肃反，也是紧接着毛泽东看了《野百合花》拍案而起之后。可见五至七月的王实味事件，只是从整风转入肃反的导火线和使审干肃反走向半公开化而已。所以王实味被揪出后，延安的普遍整风已不大再提反对三风不正，重点随即迅速转移到思想上批判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组织上追查内奸分子（办法除内查外调、会上会下交代历史和社会关系外，还反复填“小广播调查表”，以发现破坏分子），而且越往后越向肃反倾斜，终于进入全面的抢救运动。由此可见，发起抢救运动既有其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那样的暴露，不发生王实味事件呢）；既是原有的计划（出于领导人的肃反情结而非一些人所说出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又是发动群众造成的结果（每次群众被运动起来后总是越来越“左” ）。这些，在建国后都是屡试不爽，得到再三证明了的。例如所谓的 “胡风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立即认定暗藏的反革命还很多，于是1955年7月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定陆定一“挂帅”，在全国发动了一个有四百多万人参加的肃反运动。“运动开展以后，斗争对象超过了5％的比例。陆定一觉得不对头，于是向毛泽东请示，不能再发展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称赞他说：‘你有大将风度，能进能止。’” 至于稍后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其他大的运动，就更不用说了。对照这些，对普遍整风转入抢救运动也就不难理解了。作为转折点的王实味事件，近二十多年已有大批文章书籍介绍和讨论，而且几近一致地认为这是康生制造的。但仔细考究起来，似乎康生还没有这个资格。他可极尽煽风点火、添油加醋之能事，但整个指挥权还轮不到他。先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权威论述。毛主席 “在整顿学风阶段（大约指1942年5月到10月）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多次主持文艺座谈会；二是从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同志错误思想的揭发转变为对其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延安城的一件大事，对后来整风运动发展为审干（引按，即抢救）运动有直接影响。毛主席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 其次，从批判的阵容和安排看，只有毛泽东有权作此部署，如派曾长期任中央重要领导、对锄奸既有经验又不手软的李维汉前去主持（挂帅）；派李富春、杨尚昆等领导人和毛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张如心等参加批判；审改并送《解放日报》发表李维汉给王实味定性的总结报告和范文澜、周扬、艾青等人的批判文章等。这些难道是康生能办得到的？第三，毛泽东的直接过问还表现在不但随时有单独批示, 而且几乎每次都有会前研究和会后总结。例如4月6日在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学习组会议上，李维汉汇报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情况；第二天（4月7日）中宣部就专门约集中研院领导和积极分子开会，部长凯丰在总结发言中已直接批评到《野百合花》及其代表的偏向；6月3日晚，更在毛泽东住处开会研究对策，有人提出王实味发表长篇谬论怎么办，毛指示：“准许插言。”这些又难道是康生所能左右的？第四，宋金寿两次专访中组部，了解到中组部保存有1942年10月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是由凯丰签署，毛泽东亲批的，文字很少，只说王实味因托派反革命，开除党籍”。第五，说“王实味案”系康生制造，都是只有结论，不提根据。李维汉是最早提出复查的。他对帮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宋金寿说，“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大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蓝衣社）分子。” 其实，说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到底是谁先说的，至今还是糊涂账。看来还是李维汉先说的可能性大，在1942年6月11日他对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作总结时，就已给王实味定了性。他说，“根据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王实味是一个托洛斯基分子，他的言论不仅有政治的目的，也有组织的企图。”直到1981年6月，宋金寿将整理好的李维汉回忆录《中央研究院及其整风运动》的稿子送给李看，此时李已病重，在病榻上给宋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条是：“⑤王实味是托派，在报纸上发表过没有？我觉得在写批判王实味时，只提康生说他是托派就可以，不必扯开。”这种说法显然有隐情，更没说出王实味的托派和反革命是康生所定的根据。至于宋金寿所引证的康生谈所谓 “五人反党集团”的原始记录，其中虽然也提到王实味，但主要是讲“五人集团”，而且讲的时间已是1943年8月，带有内部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不能证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为康生先提。第六，据我所看到的材料，主要是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温济泽在他的回忆文章和书籍中把康生说成“王实味案”的直接制造者，所提具体根据就是他所记得的斗争王实味时李言对他的几次谈话。例如在《温济泽自述》中提到，李言告诉他，康生说王实味是托派，还是蓝衣社特务。但与温写这类文章的同时，李言却对访问他的宋金寿说，当时是他到组织部去看了王实味的档案才知道王交代的与托派来往情况。而且还特别声明：“ 关于揭发王实味的托派言论，集中地反映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上。我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有没有别的材料，我们不知道。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也没有告诉过我们。”众多回忆材料中提到王实味与托派的关系，也都说是潘芳、雪苇等人在座谈会上的揭发，并非李言或他找人给捅出来，温济泽的回忆录和李言所谈也完全不同。从现有材料看，第一个指明王实味加入了托派组织的倒是陈伯达，也还不是康生或李言。由此可见，实际上，“王实味案”为康生制造之说，在党史上只是一桩人云亦云（最初说的人可能是依照党史传统笔法）的事情，没人能说清来龙去脉。而且温济泽的说法就矛盾百出。例如照他说来，“五人反党集团”中的王里被康生说成是她的堂兄“王昆仑派到延安的蓝衣社特务”。而且他的说法表明，不仅延安的所有领导人和党中央有关机构都不知道王昆仑的政治面目，就连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也只说王“思想进步，是我们的朋友” 。一直“到建国以后，人们才进一步知道王昆仑从193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秘密党员。” 全党没有一个人知道本党有这么一个党员，这可能吗？又如说，李维汉1942年9 月，“下放（原文如此）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四十多年之后，李维汉有一次和我谈话，才告诉我，这是当时康生向中央提出的打击他的建议。” 但是胡乔木却说， “李维汉去当秘书长，这是毛主席下的很重要的决心,”“是很重要的一着棋，这在陕甘宁边区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协调林老、谢老和高岗之间的关系上。” 稍微了解那段历史情况的人恐怕只能相信胡乔木而不会去相信温济泽。最后，也并非不重要的是，从现有文献看（我能看到的），在中央领导层把王实味说成是托派加特务的，首先还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而且用“国民党探子”、“蹲班房”这类词汇的也只能是毛，而不像康生或其他人）。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 月23日）中说，“当然还有一种比这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 其中指的大概就有王实味。事实上在内部很快就挑明了。他在6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的整风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 而且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还提出，“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在王实味事件后，毛泽东已从思想认识到具体部署上准备进行全面肃反了，只是还没公开号召，先在内部进行。紧接着就是中央党校查出“吴奚如特务案 ”和中研院与中央政研室的“五人反党集团案”。但其他机关学校却没有什么大的动静，更没抓到多少暗藏的坏人。于是在10月开幕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讲到整风问题时就批评了对敌特破坏缺乏警惕的自由主义。在后来的报告中，他更明确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与非无产（半条心），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提出要重视反特斗争，要各单位抓第二、第三个吴奚如、王实味这一类人，也点了“五人反党集团” 的名。半个月后的12月6日，一方面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一方面是康生在高干会上作关于审干肃反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并严厉批评对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1943年1月4日，彭真也在会上作了反奸肃反报告，结合中央党校破获“吴奚如特务案”，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高岗也赶快紧跟，使会议做出决定，要清洗党员10％。也就在这个期间，康生和社会部领导在自家门内制造了“张克勤特务案”，做出了“示范”。所以西北局高干会后，接着就是1943年的“四 ?三”决定和几天后的动员大会，于是肃反运动（即后来所称的抢救运动）就在延安遍地开花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研究延安整风的著作和一些真实回忆，都把抢救运动的上限定为1942年底甚至更前一些的原因。谈及“张克勤特务案”的论述实在不少，而且更众口一词认为是康生制造。其实，对此也需要稍作辨析。当然，这事出在社会部办的西北公学（简称西公）里，康生出任总后台是不成问题的。但把制造此案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康生却有失公允，所以我在前面加上了社会部领导。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难道只有康生要对上迎合、表现自己，而专事锄奸工作的社会部其他领导同志就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与部署置若罔闻而不积极响应？因此，“张案”应看作社会部集体创作，不能只往康生的“箩筐”里装。当时西北公学的正副校长李克农和李逸民都是我比较熟悉的老首长。正是这位李逸民，1941 年还任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时，硬是把我这个马列主义小教员调去学了俄文。我了解李逸民是位忠厚长者，因此也完全相信他在《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中有关抢救张克勤具体情节的叙述。这就是：1942年11月间，在李克农亲自布置和直接领导下，西公审干领导小组几位成员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在汪东兴办公室提审张克勤。在张拒不“交代”的情况下，他们根据汪东兴提供的在中央苏区肃反斗争的经验，分为两组连续突击审问，即使用车轮战（可见车轮战也非传说中的康生发明）。经三天三夜连续作战，张克勤终于招认，并根据康生和李克农的指示让他在第二天的全校大会上作现身说法。另据说，后来张克勤曾翻案，气的李克农用手抽他耳光，从此他再也不敢翻案了，而且还被安排在各地坦白大会上作典型报告。“张克勤案”对康生来说确有重大作用，既可向上交差并邀功，又可作为重要经验向各地推广，把本来就是不该发动的抢救运动搞得更乱。经过上述这一系列的发展演变，毛泽东遂决定以1943年为审干年（有些敌后根据地则规定推后一年或半年）。这年春天，延安整风即“转入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 根据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央发布了主要内容为布置肃反的第二个“四三决定”（《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4月9日和12日，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两万多人的干部大会。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上作了《特务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号召“误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不愿坦白的人是在走一种自己灭绝的死路。会上还由张克勤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报告。于是抢救运动就在整个延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且完全公开化了。到6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已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在干部中抓到十分之一的“特务”还不满足，7月11日，中央总学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和突破。可见，从4月份起，延安的抢救运动已经不再是风雨满楼，而是山洪暴发了。那些坚持把抢救运动写成开始于康生7月15日《抢救失足者》报告之后、而且只进行了十多天就被毛主席发觉和制止了的党史研究者，（他们许多人看到的资料比我多得多，更不用说那些可以翻阅机密历史档案的人了），请设身处地和真正实事求是地想一下，这些说法能站得住吗？从以上的简略叙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完全是毛泽东既有计划又随着形势发展而发展地发动起来的，并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不是全部）的支持，以及大批骨干和积极分子的响应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康生无疑在抢救运动中做了许多坏事，但说是他“发起的”、“制造的”，甚至说成是违背毛主席的部署、是对毛主席指示的“阳奉阴违”等等，却都没有大约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能站得住的根据，而且逻辑上也说不通。以康生的地位和权力，怎么可能在延安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和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眼皮底下，制造那么一场卷进全体干部和许多群众、时间又长达两三年的惊天动地的运动？但是这种说法的流行和占主导地位，也说明封建传统和个人迷信的影响之深广和党史编纂学上“为尊者讳”等原则执行的严格。二，关于抢救运动的领导（一）抢救运动始终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同样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而且毛泽东历来对他发动的运动都一抓到底，毫不放松，从开始部署（如规定指标、安排步骤和宣传口径等），不断督促检查，到最后结束，都管得非常具体、细致。凡对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稍有了解的人，对此大概都不会有什么怀疑。先不说抓潘汉年、反胡风及其他政治运动，就是对1951年开始的 “三反”，他也管得具体、细致。高岗在东北抓到个把“大老虎” （大贪污分子），赶快上报表功。但毛泽东回电却泼了冷水，还下达了5％的指标。由于毛泽东提出“上海可能有上千只老虎”，大约为了完成任务，地方上就想出了个“思想老虎”的名目，于是两袖清风的顾准和黎玉、恽逸群等一批高干随即中箭落马，其中就有毛泽东亲批的黄逸峰（这些“思想老虎”，“文革”后均已平反）。这还是在“边抗（抗美援朝）、边建（恢复和建设经济）”、日理万机的紧张时期。而整风期间的延安(1941年秋到 1945年夏)，则处境相对安静、工作较为轻松，也不用直接指挥打仗（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所以毛泽东主要就是抓整风审干。他也不断强调整风审干的重要，并要求各级领导务必抓紧。不过根据他的总体安排（他也多次说过），1942年是整风学习年，1943年才是审干肃反年。因此，1942年多强调整风，他在4月20日的讲话中就 “要求全体干部把整风学习当成一项中心工作”。《解放日报》6月5日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中也明确提到，“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来更细密的及时的领导整个延安的学习运动。” 毛泽东也确实抓得很紧很细，不断督促检查。1943年2月10日还致电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等各地领导人，要求他们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 及至1943年第二个“四三决定”发布、全面展开肃反后，毛泽东就已密切关注和指导着肃反运动的进展，不但整风审干并提，且对两者的评价提得同样高。如 1943年6月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就说，“如能在今年真正做好整风，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前面曾注明“主要是清查内奸”），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只是从这一简单叙述中，人们即可看到，对这样大的“关键”问题，怎么可能像许多人后来说的那样让康生去领导，甚至说毛泽东在总学委也只是“挂个名”，刘少奇更不大了解情况，所以“很多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都实在把康生抬得太高了，当然不可能是事实。其实，康生不但无权领导全局，许多系统、地区和单位也是他管不了的，如任弼时、高岗领导的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彭真（上面直接管的还是毛泽东）主管的被称为延安整风审干重点的中央党校，更不用说一些敌后根据地了（以党中央名义派舒同赴山东推广延安抢救经验的作法都没行得通）。其实，毛泽东本人倒是一直承认抢救运动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多次说，“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他也从来没有把罪责向康生身上推，而且相反，在重要关头还为其辩护和开脱。例如针对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电函中的如下指责：“ 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 毛泽东在1944年1月2日的回电中答复说，“康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随后即和苏共驻延安代表符拉基米洛夫进行了谈话，当伏提到一些党的领导人对康生有看法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些人的说法。后来在七大会议上，康生发言主要讲党的农民政策等问题，对抢救运动不作检讨。一些代表对此写条子质问，他却回答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毛泽东路线。写到这里，实在有点想不通，那些把抢救运动的罪责完全加给康生的党史专家，为什么在这方面一定要和毛泽东唱反调？有什么根据不相信毛泽东说的对抢救运动中的错误他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他，而偏要制造一些既违背历史真实又自相矛盾的说法？这里仅以比较权威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为例，细加揣摩，也许能看出一些问题。先是说，“延安审干（按，即毛泽东注明的‘主要是清查内奸’，很快发展为坦白运动或曰抢救运动）从1942年冬季开展后，毛主席密切的注视着运动的发展，”（可见不是“挂名 ”）还很快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也不是“没怎么管”）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可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如何重视之后，笔头一转却来了个“但是，审查干部的实际工作却没有像毛主席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又不说明原来的设想是什么，只是把没 “顺利发展”的责任推给了下面“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和“专门负责审干”的康生。那毛主席和那个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干什么去了？须知延安并不大，人口只四万，其中干部和学生约占一半，一切都在毛泽东、刘少奇的眼皮底下，他们对当时全党这一中心任务又是情况明、决心大，怎么能让康生和其他“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 （按“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规定，应为所有领导干部）长时间搞“特务如麻”, 还在“不少单位”“采用‘逼、供、信’”？又是什么原因才使“毛主席逐渐（引注，为什么不是很快）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不断地（引注，为什么不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而且如上所述，在“正式发布毛主席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后，为什么反倒使抢救运动更加猛烈？这样的叙述和论断，能讲得通吗？能使当年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参加过抢救运动的人相信吗？在此还应顺便一提的是，最近看到新出版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经过修订的正式《1921-194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有一段题为 “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其中写道，“（194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认为‘抢救运动’应予否定。” 这一论断大约仍然是为淡化抢救的错误而想出来的。因为第一，文中未提哪怕一句当时纪录上的根据；第二，事实是这次会议后许多地方抢救运动搞得更厉害了，包括毛泽东直接领导、彭真经常汇报的中央党校（如薄一波、曾志等的揭发）；特别是一些敌后根据地；第三，这一说法同其他正式党史著作如《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等以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介绍也大不相同。胡书上说，“对于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会议认为应从两方面分析”，而且首先指出五条成绩，可见并没有“认为‘抢救运动’应予否定”；第四，如果1943年底抢救运动即已否定，那在党史上也不会长期成为禁区，中央对抢救运动惟一的一次评价（1955年8月《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也不致说，“延安的审干运动，中央定出了九条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中间一段即第二阶段的‘抢救运动’是有偏向的。”只有“偏向” ，当然不等于“否定”，两者精神有本质的区别。仅就以上所述，也可看出，官方的党史编纂学仍然继续坚持因政治需要而定的框框第一，历史真实倒在其次。实际上，由于1942年底以后，整风中的审干已是中央所抓的头等大事，所以毛泽东、刘少奇和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其他成员，对抢救运动的进展以至许多具体的人和事，都是一清二楚的，并不是“逐渐发现”“偏差”和“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即以毛泽东而言，延安抢救运动的发起、领导、进度、作法、存在问题、抓到 “特务”人数、以及一些具体案件，他每天听汇报、看材料，基本上可说了如指掌。例如，任何人不可能提供任何证据，说明毛泽东对以下列举的人和事及有关情况竟然不了解，或者是后来才“逐渐发现”的。以人头论，从王实味、吴奚如、“五人反党集团”、张克勤到那些被抢救的著名人士，包括在边区政府工作的张曙时（原国民党左派，南昌起义时任革委会委员，1933年入党，1943年5月李维汉亲自主持抢救），吴伯箫（著名作家）、黄亚东（边区银行行长）；中直的柯庆施（统战部副部长、参加整风高级组学习）、武竞天（中组部秘书长）；地方党的四川工委书记邹凤平，甘肃省委书记孙作宾，河南省委两任书记王志杰和张维桢、组织部长危拱之、宣传部长郭晓棠；毛泽东自己身边的叶子龙妻子蒋家英（送党校抢救）、公务员罗海章、苟兴录（抓到西北公学抢救）、秘书处工作的七大代表密家凡（被社会部抓走），以及积极抢救别人的胡乔木（他曾晚上提着马灯向行政处学委负责人刘英建议对凯丰妻子和邓洁妻子使用车轮战，说这样可使其在疲倦头晕时讲出实话）；投奔延安的二战区少将参议钱来苏（其子彭尔宁、还有女儿、女婿均被抢救。钱被软禁在交际处，常发脾气以至绝食，处长金城多次报告均无下文，直到1944年 2月8日才得到毛泽东模棱两可的批示：“金城同志：钱拯（按，即钱来苏）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 ）；在抢救中被迫自杀的邹凤平、柯庆施妻曾宪兰、原凯丰妻（逼疯后死的）等等。至于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如延安从1943年4月起开各种坦白大会、声讨大会、抢救大会，任弼时、康生等代表中央讲话或作报告；1944年初，主要由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的学生组成的“坦白运动先进典型代表团”到延安一些机关学校作报告（我就参加了一次在中央大礼堂的报告，小孩们上台后先向台上坐的一排中央首长鞠个躬）；1943年延安和边区机关学校以主要力量搞抢救；几乎整个大后方的党（十多个省，如四川、河南、甘肃等）被打成“红旗党”，等等。所有这些，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当时肯定都是知道的，而且这一时期《解放日报》有大量报道和文章，总不能说他们不看报吧。因此，在抢救运动问题上，后来经过多方制造并终于形成的这种“由康生发起和执行，幸亏毛泽东发现和纠正”的说法，竟然可以长期流传，得到人们相信，甚至包括某些过来人。这一似怪不怪的事，既说明思想改造和控制意识形态的作用之大，也说明个人崇拜流毒之深和广。毛泽东指挥和领导整风抢救，交替使用的机构主要是三个：政治局、书记处、总学委。整风开始，主要还是利用原有的书记处和政治局。因为自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已基本上可以控制这两个机构，他的意图也基本上能够得到贯彻。但由于没有经过改造，还由原有人员组成，并依原有机制运行，因此就不会十分得心应手。例如1940年底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就因在政治局讨论时遇有不同意见而不得不做出妥协。书记处的组成则更不理想，被划归“教条宗派” 的人就占了一半，担负重要领导工作的如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却仍被排除在外，这当然不妥当。于是1941年8月 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七大前不改组书记处（但后来还是改组了），只是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组成书记处工作会议，由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参加。实际上，不住在杨家岭，也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不是中央委员的重要部门负责人，如主持中央党校的彭真，就一直列席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工作会议。但这还不能适应整风时期的领导体制。为使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更加灵活自如，1942年5月21日政治局又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委员：陈云、高岗、彭真、李富春，并自成系统，直接管下属各级的分学委。由于整风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毛泽东1942年3月16日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 实际上1943年的整风抢救还更紧张），学委会又由各级领导挂帅（“首长负责”），所以整风中总学委所起作用，在一个时期就相当于“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几乎可以号令一切。但在当时，人们还保留有某些传统观念，总觉得学委只是管学习的，涉及其他工作（而整风又必然冲击其他工作）就有点名不正了。所以 6月2日成立了总学委，6月 22日书记处会议就决定今后书记处和总学委会议合并进行。这样就可根据问题的性质以不同的名义作决定发通知,也可使彭真、高岗、李富春等正式参加进来。后来，随着整风的深入和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已经可以和需要改组中央机构和正式在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了。于是，194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遂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推选毛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并根据刘少奇所提可以不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这就使党内从此也实行起了一把手拍板的领导体制。虽然《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对此解释说（其他一切正式党史著作如《毛泽东传》等都如此说），“这里所说的 ‘最后决定之权’，是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这一辩解是与实际不符的。事实上后来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还是由书记处决定，有时向政治局报告求其批准通过，但也是形式，因为从未听说过有政治局否决书记处建议的事。成立不久，书记处即提出对几个党内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看法，包括王明、博古属党内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六大方针正确等，这些恐怕就不能算“日常工作问题”。至于以书记处名义对地区或全党所发指示、通报等，如中央局的组成、关于战争和工作的安排等，有些也不属日常工作范围。特别重要的是， “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运用到整风抢救上就更得心应手了。这从毛泽东发给各地领导的电文中即可看得很清楚，指示有些地方如延安，开始甄别；有些地方如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开始进入坦白运动等。这说明，书记处改组后，毛泽东对上层整风（主要是1943 年的“九月会议”）和整个抢救运动的领导指挥可以更具体更灵活。但一切都以书记处名义号令又太过正式、不好变通，所以不久后的4月 24日又恢复了一度停止运作的总学委（10月5日改组后仍由毛任主任，加刘少奇为副主任，排在康生前面，胡乔木为秘书）。此外，就是4月28日成立的以刘少奇为主任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协助毛泽东，具体抓肃反即抢救运动。作为整风审干（肃反）重点的中央党校，毛泽东早已于1942 年2月亲任校长，主持常务的副校长彭真既列席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又经常向他请示汇报，使他对党校情况知之甚详。至于全面抢救，毛泽东和刘少奇、康生也有密切联系。特别是康生，由于同住枣园，所以接触更多。据说，毛泽东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抢救运动的汇报。所有这些都说明，主管抢救运动的一切机构和负责人，都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之下，听从他的指挥。而毛泽东又是一个自称“从来不让权的”、对主持各种政治运动极其认真和非常仔细的人。何况，那时他又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怎会把关乎百年大计的整风审干的领导权交给别人，自己只“挂个名”？（二）刘少奇参与抢救运动的领导刘少奇1942年底回到延安前，既未出席1941年中央整风的“九月会议”，也没参与 1942年普遍整风的领导，而且看来他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和部署还不一定十分了解。例如他领导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对整风就没有像毛泽东抓得那么紧。毛曾说，“1942 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可刘在回延安途中奉命指导各地工作却很少强调甚至没怎么提整风问题。对书本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提法两人也不尽相同。毛在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贬低书本知识和知识分子；刘在稍后的7月13 日《答宋亮同志》中却提倡埋头读书，说“党员在党校中学习，……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 但是两人在整风的基本目标上还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需要互相支持。他们在政治路线上一直比较接近，都曾受过“左”倾中央的压制，都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宗派”，主张彻底改造中央。毛泽东虽在六中全会后已实际上成为党的领袖，但基础还不十分巩固，还需要像刘少奇这样的帮手并借重他在华北和华中以及原来白区的力量。刘少奇虽在瓦窑堡会议后因张闻天的推荐而得到重用，在华北和华中工作中很有建树，又团结和培育了一大批干部，但无论是为了推进革命还是党内斗争，都还需要依靠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即请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中央领导，并对其一路安全关怀备至。刘少奇也适应形势需要，回延安后很快就提出从组织上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任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则在改组书记处中使刘少奇从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而升为党内第二把手，成为他领导全党全军（当时主要则是整风审干和召开七大）的第一得力助手。从此也就建立起了延续二十年的毛刘领导体制。刘少奇回到延安，普遍整风开始进入审干（肃反）阶段。他经过两三个月的观察和了解后，就积极参加了对审干和抢救运动的领导。1943年3月16日和20 日的政治局会议，除讨论和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外，还听取和讨论了康生关于反特工作的汇报，并决定向全党发出开展反特斗争的指示（也许就是那份没有载明时间和发文机关的《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不久，中央又发布了以开展肃反为主的第二个“四 ?三决定”，全面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为抢救运动。在这次机构调整中，刘少奇除参加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和增补为军委副主席之一外，还和毛泽东两人分别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领导中组部、统战部、民委、中央研究局、海外工委等部门。为了加强对肃反运动的领导，4月28日政治局又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这就使刘少奇成了延安及各地肃反、抢救运动的最高负责人（实际上为第二把手，因为上边还有抓得很紧的毛泽东），康生还在他的领导之下。而在1943年“九月会议”前，中央层整风也无大动作，延安和边区各地在集中力量搞反奸抢救（学校停课，机关大部工作暂停，地方政府连农忙时也只留很少几个人值班），刘少奇当然也主要抓这方面的工作。但他作风稳健，不大出头露面，很少参加坦白大会，更不作鼓动性的报告，所以对他的领导作用，了解的人实在不多。例如他在七月所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像我这样的一般干部，当时和事后长时期都不知道。看来，刘少奇当时领导审干反奸工作大概着重在两方面。一是研究和制定政策。他确也一贯重视实际工作中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在进入书记处后的3月20日，他即向华中局陈毅、饶漱石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电报，要求仿效延安作法，立即开展审干，其中提到，“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 6月29 日给陈、饶的电报中除此以外，还说，“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并提出一些具体方法，如注意审查“韩（德勤）武装经过和驻扎过之处”的干部，“尤其被韩捕后释放之党员”；对被俘之国民党军官要“用说服利诱与威逼等办法令其自首”，但要选好对象，“选择那些在他不肯自首为我做事时，我能长期拘押或秘密枪决的人威逼之”等。七月所作报告还从理论上说明，“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运动，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及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并从方针政策上提出，“审干运动的全部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训练干部。’” 二是抓有关干部的调动和组织安排。从1943年3 月，连任六年多中组部长的陈云被批准离职养病，从此组织部的重要向题即请示刘少奇决定。一年后彭真正式接陈云任中组部代部长，就是在刘少奇住处并当着刘的面进行移交的。新书记处成立后，已正式进入审干抢救阶段，所以日常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也是这个问题，而有关组织方面的事按分工自然由刘少奇负责处理。如4月5日的书记处会议就正式决定：“由刘少奇准备对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三个区域各派一个整风学习组，负责帮助该区域内整风学习。” 8月9日书记处会议又决定：“派干部去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帮助整风。” 这自然又属刘少奇的分工范围。此外，有关审干反特，刘少奇还为中央（对华中多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些指示电。总之，刘少奇出任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和组织委员会书记，决不是虚位。所以《刘少奇传》上特别指出，“这一时期，他还协助毛泽东参与领导了审干运动”，因此对审干肃反（抢救运动）中的错误，“也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作用自然远非康生之流可比。他对抢救运动的全面情况和许多具体问题应当说也是比较了解的。第一，作为肃反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倒是喜居幕后），他要经常在书记处和其他有关会议上听取汇报、了解情况、研究问题、讨论对策。（例如从3月20日书记处改组到6月24日，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加上政治局，两者共开会研究肃反问题十一次，还不算总学委等组织讨论肃反抢救的。）第二，他必须阅读各地和各机关报来的有关反奸抢救的大量材料，包括康生等送来的许多假材料。第三，他的住地杨家岭的中直机关，正常工作早已停顿或打乱，抢救运动闹得热火朝天，昼夜连续作战。特别是他分工主管的统战部、民委（工、青、妇）等单位，更是搞到全延安出名，如抢救柯庆施，妇委绝大多数被打成“特务”，其中不少是高干妻子。青委的蒋南翔（还有王世英等一些人）直接找他反映过不同意抢救的意见，还受到他的批评。第四，有他身边工作和他比较了解的人被抢救。如他的政治秘书因坐过国民党的牢被抓走，他曾要康生动员张闻天夫人刘英来继任，但被刘英坚决推掉。他在白区工作时曾在一医生家住，受其掩护。后来该医生到延安在杨家岭医务室工作并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抢救运动中也被打成 “特务”。由此可见，刘少奇是了解情况并尽职尽责的，在认识上也和毛泽东基本一致。据刘英说，直到1943年底，刘少奇才对延安的抢救运动开始从怀疑到不大相信了。主要有两件事对他的触动较大。一是那位掩护他的医生被抢救；二是听了绥德“坦白运动先进典型代表团”一批小孩的报告（那次会我也参加了并坐在前面，看到刘少奇与会），认为那些十几岁的小孩竟然当了特务，不可信。正是他和任弼时的觉醒，促成了1943年12月22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在延安停止抢救运动，“进到甄别是非轻重阶段”。不过，在这之后，延安一些单位如中央党校，抢救运动并未完全停止，有些敌后根据地不但没受到书记处决定的影响，还进一步加紧了抢救运动。刘少奇作为抢救运动的仅次于毛泽东的主要领导人，无论当时还是事后，一般人都不大清楚。这是因为：抢救运动一直属于禁区，有关档案资料至今严格保密；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主要领导人采取“为尊者讳”的方针，有关他领导抢救的言行尽量加以掩饰；“文革”后可以谈抢救，但这时刘已成为受人们同情的最大受害者，而且从正史到野史，又把抢救的责任几乎全推给了康生，连毛泽东都从发起者和发号施令者变成发现偏差并加以纠正的人，更何况刘少奇。但是，延安整风后，中央层和高干中对刘在抢救中的领导作用还是有所了解和议论的，刘本人当然更清楚，而且一些受过委屈和不服气的人适当时候也会提起。所以在事过八九年之后的 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还不能不在最后一天作自我批评时包括对“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的一些问题“做出”检讨和说明”。如果对抢救运动的错误没有什么责任，何用“检讨和说明”？在这次会上就抢救运动作检讨的，据知还有原中央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但众所周知，这次揭发“高饶联盟”的中央全会，毛泽东以在杭州休养为由，没有出席，委托刘少奇主持。康生则因病假缺席。（三）抢救运动中的中央党校 1，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中的地位讨论抢救运动必须专门谈一下中央党校。这是因为，党校在延安整风和审干（抢救运动）中处于特殊地位和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像中共中央党校党校教育历史经验编写组在《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所说，“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对于全党的整风学习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由于中央党校集中了党的相当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实际上是全党整风学习的一个缩影。中共中央经过中央党校这个点的实验，取得经验，运用这些经验指导全党干部的整风学习。”又说，“党领导的整风学习，以中央党校为重点，逐步推向全党。” 而且整风也正是从党校发轫，开始于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所作报告《整顿党的作风》（原题为《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编入《毛选》时改为现题）。中央党校既是整风和审干（抢救）的源流和样板，就不能不多说几句了。中央党校地位之特殊和所起作用之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不仅是毛泽东整风的试验田，而且是他对党的高干和精英进行思想改造和政治审查的基地，甚至还担负着其他某些份外的重要任务，如对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当然，中央党校所负担的任务和它的重要性也是逐渐增加的。一开始的重视是由于把它当作训练高中级干部的基地（原来马列学院起此作用，但后来认为它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所以整风一开始即被取消，最后合并到党校），不久才被用为整风的试点和重点，并大力加强了对它的领导。首先是 1941年“九月会议”期间任命彭真为党校教育长，由他负责制定新的党校计划。1942年 2月28日，政治局会议做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停止原有课程，学习党的路线（也就是集中搞整风）；延安高干三到四百人参加党校学习；党校直属书记处，政治指导毛泽东，组织指导任弼时；取消原党校管委，整风由彭真负责。 1943年 3月20日中央机构调整，党校划归毛泽东任主任的宣传委员会管理，并由毛泽东亲自兼任校长、由延安当时传为两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为政治，一为军事。传为毛泽东所说）彭真、林彪分别任副校长。但因林彪受委派代表毛泽东去会见蒋介石并滞留重庆一年多（毛泽东为培养林彪，说光懂军事不行，还必须懂政治。这次适值蒋介石邀请毛去西安会谈，所以虽有周恩来在渝，还是派了林彪），实际并未到任，主持党校常务的一直就是彭真。毛泽东放手让彭真管理党校（他自己也极为关怀，如上大课、作报告、听汇报、找人谈话等，事无巨细经常过问），并非偶然。除赏识彭真的政治素质（和他思想一致并拥护他）和工作能力外，也还有些历史渊源。作为全党领袖，毛泽东不只要团结中央苏区干部和红军官兵，而且需要团结原在白区工作的干部（虽然他说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这首先就是刘少奇和他领导下的北方局班子。1936年春，刘少奇到天津后，撤换了原来执行“左”倾中央政策的高文华（书记）、柯庆施（组织部长）等人，当年夏末即任命同他意见一致的彭真任组织部长。 1937年4－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上，彭真完全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正像他后来所说， “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完全失败，苏区工作大部分失败。” 可见，在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上，他是完全拥护毛泽东、刘少奇的观点的。抗战开始后，彭真协同聂荣臻创建晋察冀边区，被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1941年初奉命回到延安，在政治局会议上陆续作了七次汇报，汇总写成《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一书，毛泽东称其 “讲得很好，是马列主义的”。主持改组中央党校也很合毛泽东的意。他又是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 ”口号的人。因此得到毛泽东的高度信任和超常重用，如：以一个非中央委员的身份，到延安后就经常列席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所起作用超过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组织工作的关键时刻（审干的甄别结案和七大的筹备），接替由政治局委员和曾是书记的陈云担任中组部代理部长（1940年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中有一条是成立干部局——相当于中国党的组织部，领导人应是书记处成员。对此，中共中央复信表示同意）；七大开幕前出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七大一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后来还和陈云一起成为候补书记；抗战胜利后即派赴东北任东北局书记（成员包括陈云、高岗、张闻天、林彪、李富春等）。由此可见，毛泽东放手让彭真长时担负管理中央党校这样的重任，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中央党校集中了全党大批高干和精英。自从六中全会后，各地即先后选出参加七大的代表，其中许多代表来到延安，由于七大一再推迟，大部分就被送到党校参加整风审干。另一方面，中央为了贯彻保存实力的方针，还于1943年1月1日做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 1月12日政治局会议又决定，为准备培训从华北、华中征调来延学习的干部，在中央党校设中级班，由任弼时、陈云、邓发、王稼祥、彭真、叶剑英六人组成委员会筹划一切，表现出中央的高度重视。此外，除上述在延高干三到四百人参加党校学习外，还陆续将军事学院、中央研究院、文联、西北文工团、西北局党校等单位合并到中央党校。这就使中央党校在1944年全盛时期拥有的教职员工和学员（各占一半）达到六千人（那些时而旁听和走读的几百延安高干未计算在内），占当时延安脱产人员的五分之一，而且教职学员多是前后方的党政军骨干和知识界精华。全校编制分为六个部：一部为地委、旅级以上高干和七大代表；二部为县团级以上干部；三部为原马列学院和文联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包括非党人士如萧军、塞克等）；四部为文化低的县团级工农干部；五部为陕甘宁边区的县区级干部；六部为敌后调来的县区级干部和国统区来的知青。集中这么多重要干部和精华的中央党校，无疑对全党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起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经过两次改组，党校也发生了一些带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教学内容和课程不再学哲学、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知识（有时也指定阅读两三本马列的小册子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左”派幼稚病》中有关集中和纪律的章节），而是主要学整风文献、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路线和历史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其次是将一切人员按工作地位、级别和资历从学习内容、政治待遇和物质享受（吃、穿、住、行、警卫服务人员等）上进一步加以明确区分，形成固定的等级制。三是集中全力从事整风（进行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和审干（主要是肃反，并有权对在校学习的七大代表资格进行审查），有关经验和做法还通过中央机关发文件电报或抽派人员去外地向各根据地推广。仅举这三点，就可看出中央党校在全党整风审干中所起作用及其以后的长远影响。 2，中央党校是延安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中央党校改组后的三年（1942－1945），也就是整风审干的三年。鉴于教职学员的构成，政治审查（即政治面目、出身、历史等，主要还是肃反）自然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审干中大搞“逼、供、信”，很快就发展成了抢救运动。其在抢救运动中的无法无天、残酷无情、吊人打人，在当时的延安就是出了名的。大约由于党校各级领导和学员们的前后身份，很少有人写党校抢救运动的真实情况，一些领导人写的回忆录也多是从正面写整风学习和思想转变，只显得春风化雨、正确伟大。这当然是不会全面和真实的，因为即使都是事实，也只写了事物的一面，终究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例如中央苏区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现在情况和性质都已基本弄清。当时毛泽东先后派李韶九、古柏等去富田在红二十军中抓“AB团”，又以曾山取代李文林任江西行委书记。可在事隔三十年后，曾山作为参与者回忆对“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的公审时竟还说，“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 这只好信不信由你了。关于中央党校的抢救运动，也是过了五十年才开始有了一些权威性的片断透露。我和周围的熟人系一般干部，当年在延安得之于道听途说的情况可以不算，但以下三人所谈却是不容怀疑的。因为根据他们的地位、名望和思想倾向等，他们谈的只会少不会多、只有保留决不会夸大，因而是完全可信的，可以从中了解到党校整风审干的阴暗面，虽然很不全，却可以此类他，了解个大概。一是薄一波的叙述。他于1943年11月回到延安，被安排到党校一部学习。跟他一起去的母亲住在深沟的一个窑洞里，一天对他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员才无可奈何的告我：他们都是‘抢救 ’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我初到延安时，还是看到了逼供信的情况。我进中央党校后，校方给了我一个好差事，让我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甄别平反工作。当我开始甄别平反工作时，就马上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 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150名干部，如武竞天、宋维静等。”因此，他评论抢救运动中的错误说，“我看这不仅是‘错误’！简直是对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老干部的迫害、摧残！”结论是“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 这里照录这么多，是为了说明两件事。第一，才进党校学习的薄一波就对党校的抢救运动有如此了解，那么长期主持党校工作并直接领导抢救运动的副校长彭真、秘书长黄火青以及各部主任古大存、张鼎丞、郭述申、张启龙、白栋材、马国瑞等人，难道竟然一无所知？可能吗？根据当时情况，连“密切地注视着运动的发展”、对党校给予特别关怀的校长毛泽东，从听汇报和看材料（除各级的报告外，被抢救者的书面申诉就极多。例如曾志在一年多的审查批斗中就给毛写了一封长信。 1944年12月给毛祝寿，跳舞时她“乘机问：收到我的信没有？’收到了，很理解你的心情。’” ）中也是基本上了解的。这也许是他向党校一再赔礼道歉的原因之一。第二，长期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薄一波（排名在另两名副组长之前），关于抢救运动结束的时间及残酷程度等的叙述和正式党史（更不用说许多领导人的回忆录和民间的演绎之作了）的写法竟然大不相同。后者多是说，1943年7月15日康生报告后发起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30日毛泽东就让它停下来了。而薄一波却在抢救运动“停下来”四五个月后，发现几百人被关押以及“鬼哭狼嚎”、“逼供信”等现象。至于薄一波把党校抢救运动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康生，却显得极为牵强，后面有关康生的一节还会一并谈到。二是曾志的回忆。曾志是作为被抢救者写回忆的，同样可信。她说，在党校一部学习时，“‘抢救运动’阴风陡起，河南省委成了‘红旗党’，我也成了小组审查重点，……有人骂我是吃屎的，历史比狗屎还臭。”坦白大会“隔几天就要举行一次。”“有一次党校一部又举行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动员大会，校长（原文如此）彭真、教务主任（？）黄火青都参加了……主要是动员失足的人自首坦白。”审查方法是，以小组为单位，各人报告历史，经过背靠背地分析、找疑点，再到会上当面质疑和作答，如此反复多次，“经历简单的也要半个月才能过关，经历复杂些的，至少要一个月，认定有问题的，半年一年也结束不了。”1944年“春节过后，大约是三月份，我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又被编入了党校临时支部。”“新搬来的党校一部党员七十多人中有二十多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 ……虽然中央有了‘九条方针’，但是这里的‘逼供信’仍相当严重。”“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季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迹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着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悬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洇透了，还把窑洞染红了一大块。”曾志还说，她自己“在高压下没有讲过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七十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四人”。但支部给她审查的最后结论却是：“有特务嫌疑”，“问题挂起来”。这里要作点解释，又从这本公开发售的书上摘这么多，还是想说明，中央党校抢救运动中这种无法无天的逼供信，包括彭真甚至毛泽东在内的学校领导不可能一点也不知道，下面谁有那么大的胆量擅自成立一个党校临时支部，任命耿飚为支部书记，关押二十多个七大代表和一批老干部（曾志本人就是中央妇委秘书长）？同时也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编写党史教科书的作家, 尽量能以学者的良知和求实精神论述抢救运动，而不应再轻描淡写甚至有意地以讹传讹了。三是刘白羽的描写。坚决拥护延安整风的作家刘白羽，虽然对抢救运动大为颂扬，说“是一堂必须上的课，必须经过的磨炼”。它“打掉了我那小资产阶级无谓的自尊心，而不打掉它，是不可能严格地进行自我解剖的”，所以“从审干（按即反特）到整风，是思想改造不可分隔的整体步骤”。但他也还是以文艺手法描绘了审干和抢救的一些真实情况。如说，从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后，“这时，整个延安处于一种非常状态之中”，他和在不同单位的妻子都不能见面。谈到中央研究院（1943年5月4日）合并到党校后的一次坦白大会，说“一位广东哲学家在台前不断声嘶力竭地奋臂高呼口号，这里的气氛突然炽热得变为一场骚乱。我站在人群的后面，眼看一个一个走上台去，还不断有人向台上递纸条。愈是亲近的人，愈要表明态度，于是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喊得愈加声嘶力竭，以表示自己的忠诚。‘抢救运动’是由康生的极左路线造成的（按，连他也提到了路线高度，虽然归在康生名下），但是这么多人这么盲从，经过十年浩劫，我有了较深的理解。我认为这是民族陈腐淤积的涌动。在这种关头，只要被递上纸条，念出来，就得表示坦白，这样一次又一次轮回旋转，人们脑子糊涂了，思想混乱了。”经过坦白大会，“平时活跃的三部，整个落入沉闷之中。人们走着路，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话，大家的嘴巴都像贴上了封条。”此后，“斗争转入各个支部，一个一个审查，有的大哭大闹，有的吵嚷不息”。这些还只是“形容审干像是狂风暴雨，而真正‘抢救’高潮，却像延安夏天的山洪，充满巨大的恐怖，挟持无穷的威力，一下冲击而来。当时我们常常到中央党校去参加坦白交代大会，……”不久，刘自己也被卷了进去。有人交代：“说他来延安时，《大公报》的一个特务，就告诉他刘白羽是我们的人。” 他的这些描绘不是也足以说明：抢救运动的真实情况、时间长短、严酷程度，同一些官方党史著作所写，相差有多远！谈了以上情况，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央党校的抢救运动，中央领导特别是党校领导都是清楚的，要求达到的目的和许多措施也只能是领导上做出和决定的。因为 1943年延安主要做的就是审干和抢救，直到年底才进入甄别阶段，而且许多领导人的妻子、战友和某些身边的人都在党校接受审查，哪有不透风的墙！例如毛泽东身边的叶子龙妻子蒋家英，被送去党校一部审查，中秋节仍不准回家（可见那种说7月30日抢救已被“指示停止”的党史教科书是多么地不可信），她一怒之下就领着一岁和三岁的两个孩子说，“走，妈带你们游行示威去！”在校园转悠时终于碰见彭真，问明了情况，还是没解决问题。对中央党校那么长时间、那么残酷的抢救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的“重灾区之一”，彭真应负直接的重要责任是很自然的。他在1944年6月8日的党校支部书记联席会上也做了点检讨，说：“那次斗争（原注，指1943年的抢救运动），有的同志受到一些打击，我要负责，接受那次错误，把方法搞对，立场搞对，自己先解决。” 不论这是否算得上检讨，但他在已经提出要搞甄别时还说过一些很不实事求是的话却是事实。如在1943 年12月3日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抢救运动是“一个革命”，“没有杀一个人，也没有毁灭一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其实，这时已有邹凤平、危拱之、曾淡如（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等一些老同志和知识分子干部被“毁灭”了（自杀和疯癫等），还有一批七大代表如河南省委负责人张维桢、郭晓棠、王志杰等，则因“特嫌”或其他罪名未通过资格审查没能与会，至于甄别结论中留或大或小的尾巴而受到长期影响的人就更多了。作为抢救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的领导人，特别是中央党校运动的主持者，彭真是从未承认过这一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的。只是由于上面有毛泽东顶着，他又掌握着中组部和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所以这个问题并未影响他七大后的地位上升（连康生都没受影响），而且也从无人提起。只是“文革”开始时，周恩来在1966 年5 月2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彭真时，说他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但由于他和刘少奇一样因受到严重迫害而获得大家的同情，抢救运动又找到康生作为罪魁祸首，所以就没人提到他了。又如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在抢救运动中搞得也很厉害，但因他1962年后长期挨整，韦君宜还是笔下留情，点了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的名却没点他的名，只说“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 但最近还有人著文，介绍习仲勋说自己“一辈子没整过人，一辈子没犯左的错误。” 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在一个“左”倾路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作为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领导过中宣部的人，说从没犯过“左”的错误，恐怕难以讲得通。中央党校抢救运动错误的严重，也在于它是整个运动的试点单位，创造的经验要向全国推广，还由它那里抽调人去别地或别单位指导整风审干（抢救）。所以党校抢救的错误影响到全党全国。各地抢救运动中的作法、用语等几乎一模一样，与此不无关系。例如前面提到1944年北方局党校抢救那套打人，车轮战等作法和“党认为你有问题”等说法，大约都是从中央党校传过去的。因为主持北方局党校抢救运动、并动手打冀南行署副主任刘建章的杨献珍，1943年中央党校改组时就和刘芝明同任教务处副主任（主任为张秀山）。 1944年派往山东专门去协助罗荣桓搞整风审干、任分局总学委副书记的舒同，也是由党校一部学员中抽调去的。但由于路途遥远，1944年9月到任后，全国各地抢救的高潮已过，问题也暴露得越来越多，特别是由于罗荣桓的抵制，所以“延安经验” 没能行通。中央书记处几次决定派人去敌后根据地指导整风审干，多是从党校抽调，因为那里储存着大批高中级干部，而别的机关干部却都有现职工作。至于中央所发有关整风审干的文件中，有哪些是出之于党校的经验，自然无法说清。但彭真1944年1 月14日直接复信抗大总校李井泉政委和何长工副校长，介绍党校整风经验（按，这时抗大早不是整风学习，而是抢救运动的甄别阶段），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因为当时向党校“取经”是常事。最后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对历史人物的点名和评论，我认为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就是继承中国史传的优良传统：“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录”；反对个人迷信和封建专制主义提倡的那一套，如：一切功劳归领袖，“为尊者讳”，对认为好的人“隐恶扬善”，认为坏的人给追加罪责。这些将在下面《延安整风与中共党史编纂学》一章中专门讨论，这里只是先提一下，也许有助于人们不忘过去。在中央党校的负责人中，就有些人过去也曾被自己的人几乎整死，现在却对以同样方法整人的抢救运动，或熟视无睹，或参与其中。时任教务处主任的张秀山（还有上面提过的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就曾在1935年同刘志丹等一起被关起来, 刑讯逼供，打个半死。据郭洪涛说，他就是从审讯张秀山中引起对陕北肃反的怀疑。他说，张秀山被吊起来打，就承认“反革命”，一放下来又翻供。如此一再反复，郭洪涛才认定刘志丹等不会是反革命，因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就已同朱理治、程子华等研究决定，停止了抓人。正是这些不久前才挨过整的同志，在抢救运动中却把自己过去蒙冤受屈的事给忘掉了，又来参与制造新的冤假错案。我还亲眼看到有些在延安被抢救过的人，在建国后的肃反等运动中，搞起逼供信来并不手软，甚至连方法都和抢救运动时一样。其中也可能有人在下一次什么运动中又栽了跟头。为了避免这种“天道轮回，周而复始”的毛病继续变相重演，指名道姓讲得具体点可能有好处。反正这多是涉及到一些有地位的人，大概不会被误会为有什么个人恩怨。（四）地方和单位领导所起作用更重要由于抢救运动已经打乱了以前党内有关的规矩和系统（如审干一般由组织部门负责，锄奸一般由安全情报部门负责等），又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并明确规定“ 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这就使各地区和各单位的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的认识和态度，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央虽有统一部署和不断发文电或派人检查督促，但各地和各单位做的却并不一样，有些甚至完全不一样。这除了某些客观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把手的思想认识和人品个性。对于多数人来说，恐怕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认识上的“左”，真的相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特务之多，原不足怪 ”的提法和抢救中的“延安经验”，其结果必然导致认识上的“特务如麻”和做法上的“逼供信”。二是组织纪律的约束和整风造成的威慑力量。许多人经过一阵抢救后已感到有点不对头，但由于怕挨批，不敢表示怀疑和提不同意见，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蛮干或做点表面文章，应付上面。当然也不能否认，不少人抱有个人打算的成分，要在运动中争当积极分子和培养对象。因为从来都是响应号召、紧跟领导、冲锋陷阵的人会得到重视和重用，何况这次还明确地提出通过运动“培养干部”是肃反（抢救）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就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想和抓到“特务”越多成绩越大的动机，驱使着越来越多的领导者和骨干分子搞起逼供信。而且历史和眼前实际都一再证明，由于搞逼供信和制造冤假错案而受批评和处分的极少，甚至没有；谨慎行事、搞不出“ 特务”或者被认为搞得太少的，就不断挨批，很难过关。不管是出于思想认识、组织观念还是私心杂念，地方或单位首长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本地区或本部门抢救运动的命运。遇到开明的首长，可以少犯甚至不犯错误。遇到“左”的首长，大家可就倒霉了，会制造一大批冤假错案，毁灭不少人（如中央党校的邹凤平、危拱之，中直妇委的曾宪兰，1947年被晋西北处决的著名“爱国五青年”之一蔺克义等），使更多的人不但一时受屈，还背了一辈子黑锅，结论留尾巴或受控使用，每遇运动都挨整，等等。由此可见，遇到什么样的领导，对参加革命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机遇，这也体现了某种封建因素。由于抢救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因此一般说来，愈接近上面，“灾情”就可能愈重。边远地区和非直属单位，由于领导人的“左”，也有搞得很厉害的，但总是少数。在延安，除作为试点和重点的中央党校成了“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外，在我看来，中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比军直（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就要严重一些。例如中办秘书处（处长王首道）是专为毛主席和书记处服务的机要单位，五六十人中也有十几个被打成“特务”。据刘英说，民委下的妇委一大半女干部被打成“特务”，而且使用刑讯逼供。她们就打了曾宪兰，把她逼得实在受不了了，才跳进枯井自杀，妇委还造谣说她是柯庆施放跑的。抢救凯丰原来的妻子时，胡乔木也积极参加了晚上的车轮战，还动员刘英去劝。刘英一劝，她就哭，说“我是爱凯丰的呀！我什么目的都没有。我很单纯的。 ” 相比之下，我所在的军直，除三局的电讯学校（驻安塞）的200人就有170人被斗外，总政、总参等直属单位还是比较稍为稳一些。而总政各单位中，胡耀邦领导下的“组织部系统就没有一个人受到冲击”。就是总参大本营，相对而言，也还平和点。譬如说开坦白大会吧，也顶多是大喊大叫，推推搡搡，并没看到打人现象。我参加过几次军委所在地王家坪桃林里的坦白大会。当时的情况是：军委首长坐在台上，旁设“特务” 当场坦白后的“光荣席”，放有茶水香烟等。叶剑英（大家称“参座”）主持并作动员讲话，编译局长兼外语学校校长曾涌泉甩着他的白头发领呼口号。下面就是拉人上台“ 坦白”。有一次是专为编译局和外语学校而开，我也被几个男女同学连劝带拉，但却因 “太顽固” 而没拉上去。（最近还和同班同学蓝曼回忆往事，谈到抢救时他笑说，那次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抱住小桃树死不放手。可惜这次谈话后一个月蓝曼就与世长辞了。）我们学校这时已按中央第二个“四三决定”，实行了全面戒严，外出劳动规定“ 三人同行”，个人日记、笔记、小刀等用具一律上交，显出一派“赤色恐怖” 气象。不过抢救时也只是劝说、围攻、车轮战、假枪斃，以及各种威胁；但还没有中央党校那种脚踢吊打，刑讯逼供。我感到最受辱的就是一位女同志（当时三五九旅副旅长刘转连妻子邸桂芳）向我脸上吐痰和谩骂，而最难挨的也只是车轮战不让睡觉。可见，我们学校比起一些中直单位还是比较文明些。地方上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就搞得凶一些。西北局系统是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成员高岗负责，自然不会手软。不但民运部全部打成“特务”，直属单位如西北党校、行政学院等，也搞得相当厉害。毛泽东8月8日《在中央党校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举例说，“行政学院除了一人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 学生很多是特务，恐怕过半数。” 边区政府由李维汉负责（林伯渠、谢觉哉二老实际管不了），搞得要比他在中央研究院厉害得多。不但林老的秘书区棠亮被打成“特务” ，而且总务处的勤杂人员还在老处长的带领下“集体坦白”成“特务”。至于李维汉亲自抢救参加过南昌起义年届六十的张曙时，更是有声有色。李说，“有些老同志回延安已经有些时候了，但问题没有交待。”张问，“这话是不是对着我讲的？”李大声说，“就是对你讲的，今晚的火就要烧到你的头上去。”后为林伯渠所挽救。陕甘宁边区各地情况也大多如此，据了解，搞得厉害的有延属地区、绥德专区，陇东专区。延安县由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蹲点任宣传部长，进行调查研究，要证实：特务已渗透到农村；以外来知识分子为主的小学教员基本上都是特务；可以分化瓦解为我所“用”等。延属各县共挖出了2463个“特务”，一个县长就打过17次人。陇东专区搞的也不轻，外来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以上打成了“特务”，这是蒋南翔在他的“意见书”中已提到过的。大约最出风头的还是绥德专区，除派示范团去延安中央礼堂、边区政府及一些机关学校作报告外，在地委所在地更闹得热火朝天。单一个绥德师范就开了九天控诉大会，在教职员和学生中挖出“特务”230人。占全校人数73％。后来又扩大到小学生，最小的据说只有六岁。这都是公开的。地委的《抗战报》整天发表抢救运动的消息和一些学生写的“坦白”和“控诉”。运动从绥师发展到社会再到机关。于是国民党统治时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干部全部被斗，机关里面外来的知识分子大多难免，《抗战报》的杨述（解放后当过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也被迫承认为“战略特务”了。有些外县，地委首长顾不上，也可能稍为缓和些。抢救运动搞得“热闹”的，陕甘宁边区之外大概就算晋西北了。一则是因为“近水楼台”，和陕北隔河相望，所以陕北一有风吹草动就先影响到晋西北。虽然敌情严重，但还是早在1943年3月18日就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经验，各地军政干部集中起来搞整风审干。同年9月，驻军和边区一级机关分头召开“反特务”大会。参加抢救运动的干群约三万三千人，有的单位抓出特务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二则是任晋绥分区代书记的林枫，对整风审干既知之甚详又执行坚决。 1942年夏他从延安汇报回来后，就毫不客气地立即送走了在晋西北作农村调查的张闻天；抢救期间又不理睬周恩来给穆欣的证明。因此晋西北照搬延安经验就是自然的事了。曾任新军副总指挥的张文昂和一些领导干部如雷任民、张雋轩、梁膺庸等都被抢救过。分局党校也是重灾区，70－80％被抢救。师范学校几乎是全部。但发展也不平衡。例如据罗贵波说，八分区整风审干就比较稳一些，没发生过逃跑自杀等现象。其他根据地抢救运动情况，轻重情况不一，主要也是看领导。例如上面提到的晋冀鲁豫北方局党校就曾经是重灾区，太行等地还发生杀人现象。所以1943年11 月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据彭（德怀）、罗（瑞卿）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他要求“必须立即检查这种现象”，“立即停止杀人”。这才制止了太行太岳地区的胡来。抢救运动中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从华中各地情况的不同可以看得更明显。据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和苏北区党委书记的黄克诚说，“1943年4、5月间，华中局和军部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抢救’运动。会议期间，我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华中不要搞 ‘抢救’运动了，以避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同志之事，要接受中央苏区打‘AB’团的教训。”但这是中央指示，华中局不能不执行。只是由于各地不同的领导，所以执行情况产生极大甚至根本差别。搞得最凶的就是谭震林任政委和区党委书记的新四军二师和淮南区。每个团都搞出了“数以百计”的“特务”。该师政治部一个女同志被迫承认是“特务”，还供出了第七师政委曾希圣的妻子，弄得曾希圣极为苦闷。可黄克诚的三师和苏北地区就没搞“抢救运动”。黄克诚还替曾希圣查清他妻子的冤案。据林颖（原彭雪枫夫人）说，彭雪枫、邓子恢领导的四师和淮北地区，以及郑位三、李先念领导的五师和鄂豫边区也没搞抢救。就大区而言，大概惟独山东没有搞抢救运动。这是因为，1943年山东战事频繁，形势严峻，刘少奇又才解决了分局的争论，调整了领导班子，书记朱瑞换成了罗荣桓，需要些时间进行整顿，因此一直到1944年才开始整风。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罗荣桓的领导。他不但反对利用“民主检查大会”搞“钓鱼”，而且还明确不让开展抢救运动，认为山东情况特殊，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按延安的抢救办法搞审干，一定会搞垮山东根据地。所以延安发来康生的《抢救失足者》，他下令分局办公厅“不要向下发 ”。一开始民主检查，在分局机关工作的王若望就跳出来大反黎玉，被称为“山东的王实味”。舒同等人已将其定为“特务”并报告延安，延安也回电同意。但罗荣桓不以为然，说王是思想问题，不是特务，单独找王谈话，加以批评。罗荣桓1944年12月21日在发给全区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不应把整风与审干混淆起来，要避免“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轻易发动坦白的严重的逼供信”，认为整风的正确方法应是 “以检查领导开场，以检查领导结束”。此时适逢延安的抢救高潮已过，正忙于甄别平反。这样，罗荣桓就使山东避免了一场抢救运动的大灾难，事后还得到了人们赞扬。在罗荣桓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江泽民就特别提到，“1943年，他正确领导山东军区和115师的整风运动，制止了绝对化、扩大化的错误做法，使这次运动真正起到了团结教育干部的作用。” * * * 关于延安和各地的抢救运动，已有不少书籍文章介绍，这里无须作详细叙述。之所以谈上面这些片断情况，只是为了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抢救运动（正史称为审干运动或“抢救失足者运动”）是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央向各地发文和派人推广的延安整风审干经验，对高级领导主要是分清路线统一思想，对广大干部主要就是从“引蛇出洞”到抢救运动。第二，抢救运动虽为中央统一部署，但如何执行和所犯错误大小，则决定于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实际上进行抵制（不敢公然抗拒）的领导也有，如山东、苏北等。第三，由于抢救运动是中央的部署，所以在运动中犯错误甚至草菅人命的错误，如一些“抢救运动的重灾区”，其领导者都没什么责任，不会受到处分，相反还往往因表现积极而受到重用和提升。这只要看一下一些人在七大后的安排，就会得出或证实“ 左”比“右”（并非真右，故用引号）好的结论。第四，实际情况证明，抢救运动并非康生发起，而且灾情重的单位和地区大多是他不能随便插手的。轻灾和无灾区，他也不一定没有插手，如山东就曾派要员去推广延安经验。许多史书对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作用的评估和描绘，实属有意夸张和以讹传讹。下面就来谈这个问题。
m******r 发帖数: 4351	2 二，造成抢救运动的原因（一）肃反上一贯的极左路线造成抢救运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党在肃反问题上历来执行的就是一条极左的肃反路线，只要是肃反或其他政治运动（实际上许多政治运动也与肃反无二，如1957年的“ 右派”就和反革命并列为地富反坏右，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来就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等），没有一次不是敌情估计过高和斗争处理过头的。这从党有政权起，在肃反和整人上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中就可得到充分证明。只是为了维护党的一贯正确和个人崇拜，才讳疾忌医、不作自我批评、不吸取经验教训，使这条极左路线一直延续至今。而且由于有关档案的严格保密，加之许多事本来就无档案，所以人们也无法确切知道历次肃反和其他政治运动究竟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特别是错杀了多少人。但是从以下登过报和上了书的数字，已可看出这条 “左”的肃反路线前后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有人估算，我们党从建立根据地政权起，主要是1930年到1935年，一、四方面军和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闽西等地，在反“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名义下（全系无中生有，根本不是党史教科书上说的“肃反扩大化”），被自己人杀掉的干部、党员、红军官兵，总数近十万人。（其中许多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红军将领军官）。*在列席十五大的书面发言中也说，根据他接触的材料，在这一时期，“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经过这些自相残杀，延安抢救运动总算占了点便宜，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就使被认定为“特务”的人，除极少数被杀、自杀、致残和很多人留有“尾巴”外，基本上都保住了性命和获得甄别平反。这也算得上是进步，可惜建国后的肃反又有些不适用了。抢救运动不但制造了以十万计的冤假错案，还留下诸多后遗症，特别是为以后各种政治运动创建了整人的范式，如胡风案，经过和作法都很相似。其实，建国后已有点随心所欲地不断发动政治运动，肃反和整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动辄都是千百万人参加，因而冤假错案的比重就更大了。初期的肃反运动，肃错的当以百万计，还大部被镇压。另据统计，1955年的肃反中，肃对的8万1 千多人，肃错的竟达130 多万人。反右派，全国单是戴帽的就有55万余。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全国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受重点批判的共计365万人。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是大抓阶级斗争，挨整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就越来越多，直闹到十年浩劫。单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运动——抓“五一六反革命”，全国就抓了两三千万人。从以上的很不完整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半个世纪中，我们党在肃反以至一切对待人的问题上，始终执行的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当然同在总路线以及其他方面一直犯“左”的错误有关。邓小平临终前也承认，中国“主要是防‘左’”，因为“左” 的影响“根深蒂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对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也就容易理解了，它只是“左”倾肃反路线链条中承上启下、更具创造性和奠基性的一环。造成肃反上一贯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原因，这里只着重讲以下两点。 1，全盘接受苏联的建党理论和肃反经验正如刘少奇所说，“关于我们党的建设的学说，基本上是列宁创立的”。因此，中国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后来更是斯大林主义。由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有很大差别，所以列宁虽然忠实笃信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中已作了重大修正（或曰发展）。即以对人的态度而言，两者就有根本性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是多数对少数而且是民主的专政），但更重视以人为本，主张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把个人的解放定为全人类解放的标尺，把奋斗目标定位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以在建党学说上也更强调民主。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时就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列宁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却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是经济相对落后，政治绝对专制，因而只能从事秘密活动的俄国。所以列宁主义就特别强调暴力和专政，主张实行恐怖与镇压，不讲民主与法治，轻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列宁就说过，“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在建党学说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重点也是集中和纪律。列宁在夺取政权后实行的也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政，有趣的是开始时连斯大林也有过异议。例如，1917年11月28日列宁在人民委员会提出“关于逮捕人民之敌的政党（指立宪民主党）内一些最著名的中央委员并将他们交付革命法庭审判的法令草案”，斯大林就是唯一的反对者。但当斯大林完全掌权后，就加紧实行个人独裁，消灭异己、滥杀无辜，形成一套完整的个人独裁理论和高度集中的专制模式。中国党接受的就是这种被称作马列主义的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延安整风以后，在全面学苏联和照搬斯大林模式中，苏联肃反的一套也就自然搬来了。中国人学苏联，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国际的领导和指挥。在肃反上的“左”，有些就是直接受国际（实为苏共）的影响和支持。如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就提出，“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 ”。而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还对这种杀戮叫好。布哈林在联共十五大上即曾宣布，中国苏维埃“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从肉体上消灭”。 2，继承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造成中国党在肃反问题上一贯执行极左路线的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受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的专制主义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近现代，中国也没有经过成功的启蒙运动和民主革命（或改良），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在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中，人民群众从来不被当作人看待，既不讲人身自由与个人尊严，更谈不上人权、人道、人格、人性等观念。当被统治者不能再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就会揭竿而起，爆发农民起义。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起义者，都视百姓如草芥牛羊，可以任意践踏杀戮。而刑讯逼供和屈打成招，更是自古以来的常事。在统治较稳定时，朝廷还会讲点封建法制，“杀人偿命”、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判处死刑也要经过一套审批手续。而新起义者就不管这一套了，反而更加无法无天，杀人如麻，大肆破坏。长期以来，民间传说中就有 “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杀尽四川人”等。其实，中国劳动农民并非野蛮成性，相反，他们大都老实巴交，胆小怕事，只是在无法生活下去时才会跟着带头人（多为游民中的活动分子，即我们在土改中所谓的勇敢分子）走险。而中国社会又一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可称之为游民的阶层，在农民起义和各种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代表人物如刘邦、朱元璋等，也包括洪秀全和那些充当军师、智囊之类的游民知识分子）。生长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专制主义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自觉接受历史上农民运动的传统。因为在它看来，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称得上革命和起到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只有历次农民起义，因此继承它们的传统是理所应当的。又照毛泽东所说，当代“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为农民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还“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革命军队，也只是“穿起军服的农民”。因此，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就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相似之处极多。党的领导也以他们的继承者为荣，还借鉴他们一些具体做法。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开始的依靠对象就是被赞为 “革命先锋”的“痞子”，即“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以及“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他们合共占贫农中的百分之二十。农运起来，农村政权就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因为老实农民不但怕出头，也不会当差，所以“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痞子’ 之类”。直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还从历史中的农民运动中寻找启发。1958年 12月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特意批印《张鲁传》发给大家，并提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看法相反，毛泽东把贫农也许看作最先进和最革命的，所以要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哪怕是工人出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此，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封建专制主义特别是农民运动的传统影响就是很自然的。表现在肃反以及其他整人的运动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有两点，第一是继承了“无法无天 ”的传统。以党代政，可以随时宣布戒严与镇压，对人任意实行拘押、审讯、逼供以至处决。延安抢救运动虽规定不乱杀了，但仍实行有罪推定，说抓就抓，说押就押，既有群众抢救，也有严刑逼供，谈不上任何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建国后制造了更多的冤案，错杀了上百万人，既谈不上法治，也不讲法制，党章和宪法实为具文。第二是继承了发现与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我们在每次政治运动中，也和农民起义一样，注意发现那些积极响应号召、敢于冲锋陷阵、紧跟领导的分子，并加以培养和重用。历次肃反运动中，甚至一些假坦白、会听话、跟得紧、诬陷好人多又不随便翻案的，也可变成积极分子，最后得到甄别平反，既不受批判，更不受处分。而那些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假坦白和不说假话的人，不但当不了积极分子和运动骨干，被咬的定会大吃苦头，事后还落个态度不好之名，更没听说有因不说假话受到表扬的。这样，每次运动都是违法乱纪的受到庇护，坚持实事求是的反而倒霉，说假话的奖，说真话的罚。一茬一茬下来，积极分子自然越来越多，运动也一次比一次红火。试想，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运动前和运动中不光提禁止逼供信，还对违反政策的及时处理（直至撤职查办）；特别是总结时批判和处分那些违法乱纪搞逼供信的，表扬和重用那些敢于实事求是、决不随风摆的。这样一来，情况就会大不一样，靠整人和弄虚作假起家的积极分子会大为减少，正派人自然会更多地得到重用，党风和社会风气也会变得好一些。可见，执行保护积极分子和使用顺着来的干部政策，不但是历次运动制造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助长不正之风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毛泽东的肃反情结强调国际影响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决不是要忽视人的作用。而且作为领袖和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意志和性格，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起决定作用。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就说过，领袖“个人由其性格带来的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 。不过“个人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毛泽东的肃反情结能够长盛不衰，正是由于中国所处的社会条件，包括国际影响和中国传统。这就使毛泽东对肃反的极左思想起了决定作用，使极左路线得到长期执行。设若他生长在美英等西方民主国家，不论他有什么性格和情结，恐怕要搞抢救、反右之类整人的运动，只能以失败告终，甚至根本搞不起来。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像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他虽然也认识到这点，但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等原因，还是导致了“文革”十年浩劫。如果这些社会条件不改变，缺少个人自由和民主体制，即使没有毛泽东，而是别人当领袖，也许程度不同，但肃反上的“左”仍然难免。例如刘少奇，他在历次运动如解放战争时的土改、建国后的肃反、反右、“四清”中，特别是在土改和“四清”中就比毛还要“左”。因为不这样，就在信奉皇权主义的农民中压不住台，就降不住起重要作用的游民阶层，就拿不到专制独裁的权力，就当不成中国党的终身领袖。毛泽东不但适逢其时，而且本身也具有压倒群雄的高超能力和手段，其中就包括对待人的问题上能够成功地推行一条极左路线，而没人敢于反对或反对不了。这里说的“情结”，也包括一切不顾惜人命的思想和态度，而不完全限于“肃反”。造成毛泽东肃反情结的因素很多，这里只根据个人的看法列举几项。 1，斗争哲学毛泽东从小就好斗成性，青年时期即提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斗争就好的口号。总观他的一生，也确实是斗争不息。只是除个人的经风雨之类以外，大规模的与天与地的斗争没斗出什么名堂（与天地斗争的“大跃进”是遗患无穷地彻底失败了），后来也有点知难而退，不再敢与天地斗了。但与人的斗争，无论是党内、国内还是对外，都是接连不断、其乐无穷。直到晚年，还提出被他的秘书胡乔木批评的毫无逻辑、纯属武断的“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这么一个口号”。党内、国内的斗争太多，人皆尽知，无须列举。这里只谈点国际斗争的例子。如支持金日成南下（斯大林要金听取毛的意见）和决定抗美援朝（重要原因之一是为证明他并非铁托）以及丧失有利条件下的停战议和；解决朝越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后批评没有立即突出台湾，放松了反帝斗争（后发展到为支援阿拉伯国家而炮击金门）；此后“斗志”更强，要带头反帝搞世界革命，大力支援许多亚非拉国家的武装斗争，一般不再提“和平”与“和平共处”，对外开展了全方位的斗争。 2，不顾惜人命毛泽东对肃反中的冤假错案从来都不大在乎，对屈死的干群以至某些领导人和著名英才也少有怜惜之意。例如一方面军在他主持下打“AB团”，错杀了九分之一的人，他却轻松地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对于他派亲信李韶九、古柏等去红二十军大搞逼供信，酿成政变，最后还将副排以上干部全部屠杀、一个军被处理这样的大冤案，直到1965年9月23日同彭德怀谈话时还称之为“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对于延安抢救运动中逼死的许多人如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以及柯庆施、凯丰等人的妻子，毛泽东自然知道，但并未听说过他有任何哀怜之意。至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功臣战友和大批民族精华，多是出自他的安排，至少也是置若罔闻。这就不免令人联想到他为什么会赏识像刘邦、朱元璋、洪秀全滥杀功臣而出身于游民或游民知识分子的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对不管死多少人都不当一回事，是在全世界出了名的，动辄说无非死多少人，有什么了不起。例如为炮打金门辩解就对赫鲁晓夫说，“为了最后胜利，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灭掉帝国主义，无非是死一堆人。” 最令世界震惊的是 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说的不怕帝国主义打核战：“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一半”。“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有些辩护者说，这是毛主席的豪言壮语，显示了他的英雄气概，并非真的对死多少人也不在乎。其实不对，这正是毛泽东的真情表露。如1937年对相当中央红军三倍的西路军的全军覆没，毛不但不在乎，而且在这之前好久就已称之为“国焘路线的破产”。建国后在肃反中错杀了百余万人，也从无悔意，还总说肃反不彻底。毛甚至不惜以牺牲大量人命作社会实验。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和后来的反右倾，就是著名例证，结果酿成4040 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剧（超过八年抗战中军民伤亡总数2100万人，其中牺牲近千万人。 ——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73页。或相当于10个挪威、12个新西兰、两个半澳大利亚的人口）。说是实验，是因为毛泽东自己把大跃进说成 “做了个大实验”。还曾表示，如果实验的结果是中国人死十分之一，5000万人，自己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结果大概由于没死那么多人，所以职务和头颅都完好无损，而且实验（为世界革命创立新模式）仍继续进行，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件颇能说明问题的事，就是发生在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毛泽东称赞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即诞生于该地区遂平县）。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派人调查了三个月，核实死人70多万，认定是领导上“左”倾蛮干的结果。报送中央后，毛泽东批的定性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报复、违法乱纪的“反革命复辟”，于是又来了一次大整干部（信阳地区16个县的书记和县长全部被抓，还准备杀一批）。像这样不顾惜人命、死多少人都不在乎（每次都既不认真检讨、严肃处理，也不引为鉴戒、避免重犯）的事，可说是举不胜举。但史学界为了维护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威信，为了保护这种不顾惜人命的专制体制，不但隐匿真相，还要加以肯定，说成：“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林彪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得更妙，出问题是由于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对干部群众的死活，毛泽东既然一辈子都持这种态度，在抢救运动和各次肃反中大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3，疑心太重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始终为他信任和能一直合作到底的人似乎没有几个。他也和中国过去的一些皇帝一样，对于开国功臣和对他了解较多的人（也许康生例外）包括曾受重用的秘书，总是不大放心，都要设法弄走甚至除掉，其中许多老战友还被打成内奸、叛徒、里通外国等。他不但性格多疑，而且心胸狭隘。有些已经一再证明的误会，他还是要继续怀疑和肯定。例如他认为在长征路上的会理会议上是张闻天、彭德怀煽动林彪起来反对他，就是毫无根据的猜测。而且经过一再对证，证明纯属误会。但他仍然揪住不放。他的这种多疑性格，一方面表现在不大信任自己同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对他有过不同意见的人）；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过高估计敌人的坏（如蒋抗战必降）和间谍活动。只要看一下毛泽东在抢救期间有关反特的许多话，就会知道“特务如麻”的估计主要来自他。 4，一定的政治权术像毛泽东这样一位才智过人、经验丰富的终身领袖，怎么会对革命队伍中的敌情估计总是弄得特务如麻、草木皆兵，动不动说有百分之多少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一再提到党面临分裂的危险，他准备上山打游击等。不能说他的这些估计是故意放空炮，因为实际上几乎每次都是按此布置工作的，如规定挖出百分之几，下面还往往超额完成任务（上述胡风案后的肃反对象就超过了5％的比例）。说他真是那样想的吧，可实在是匪夷所思。例如抢救运动时，毛讲话中说的国民党派到我根据地的特务有“十万大兵”，高干集中的党校竟有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是特务，还相信延安机关学校有一半人是特务，大后方各省的党几乎全是“红旗党”，等等。要真是这样，那共产党不老早就垮了？建国后几次把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打成特务、叛徒、里通外国，恐怕也不一定是真的这样认为。他虽然多疑，脑筋也不致这么简单。看来这里面还另有文章在。以延安整风为例，就是采用的文武两手。文的一手是通过学习文件、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和进行原罪感教育。武的一手就是用划成党内还是党外问题和不同方式的抢救相威慑。上层整风，开始主要用文的一手；对下层则多用威慑，也有制造紧张，以影响上层之意。例如 1941年九月会议的上层整风，就显得有点和风细雨，下面的抢救运动也没开始，对上面当然不会形成什么压力。1943年上层整风的九月会议，情况就已大变，延安处于全面戒严状态。到处搞逼供信的抢救。这种紧张气氛立即影响到上面。上层对所谓两个宗派的攻击，就有点超出党内斗争的界限。连胡乔木也认为， “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掀起抢救运动，造成恐怖，就是为既影响上层也威慑中下层而使用的武的一手。显然，为达到从组织到思想都“定于一”的目的，只用文的一手是不够的，因为情况大家都清楚，特别是上层。承认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打仗等问题上高明，大概没有问题。但要说从建党起毛泽东就一贯正确，存在一条与历次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毛泽东路线，特别是还得把许多错误掩盖起来甚至栽给别人（如打“AB团”是“王明路线”搞的，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等），恐怕就很难使人信服。因此还需要威慑，不但要使你自觉“顾全大局 ”，也要使你只能以人划线，认清反对谁就会倒霉。在这文武两手之下，大家不但真的都老实了，还逐渐习以为常，以致对一些历史问题已没有人敢于去考虑真假，知情者也跟着说违心话。例如西路军问题的当事人陈云、徐向前、李先念等，就对这一重大冤案半个世纪不敢置一词，还得说些违心话。可以说明抢救运动中复杂政治内容的事实确乎不少，所以才要设为禁区，严加保密。例如，每次肃反都会怀疑到被捕、被俘和坐过牢的人。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和态度。在延安和各地抢救中也基本按此照办。但也有奇特的例外，就是华北局属下没有被捕坐牢的柯庆施遭到抢救；而“六十一人案”中却未听说有什么人被抢救，反而多成为抢救别人的积极分子。所以“文革”的“二月逆流”中，陈毅就发牢骚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 当然，这绝不是说对“ 六十一人”也应该抢救。抢救运动本身就完全错误，何况他们的出狱还是党中央批准营救的。问题只是在于多少有些蹊跷。而且作为“六十一人案”中一员的薄一波在整风后的七大上还以正式中央委员候选人顺利当选。连对于把薄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人选都提意见反对的陈赓，却只当选为名次靠后的候补中委。而那个营救“六十一人”出狱、在彭真之前任华北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大概根本就没能上候选名单，还遭到抢救。另外， 1930年前因托派问题受到党内劝告处分的陈伯达，竟以高票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还有江青在上海的被捕自首问题，从1938年起就有不断揭发，但她同陈伯达一样，都在抢救运动中得到保护。所以从这些也可看出，抢救运动的操作中还有复杂的政治上的奥妙。确定批斗和抢救对象要看山头，即除本山头外，还要对决定争取和团结的山头加以照顾。至于对决心打掉和削弱的山头及其领导人，则尽量罗致罪名。例如竟会把大后方十多个省的党组织打成“红旗党”，而且真的使许多省的领导人遭到长期迫害或作为当选代表不能参加七大。为此还制造一些“秘密武器”，如胡乔木所说的“九篇文章”，必要时祭起，使被批者丧胆。“文革”中就拿出过三次，最后一次大约是为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看山头，主要是对中上层领导干部。至于一般知识分子新干部，凡是组织上认为可疑或被“咬”（有人“供”出）的，那就碰到谁是谁了。但也要看具体的对象。某些受到信任和重用的积极分子，特别是有关系的人，即使明知有历史问题，也不会遭到抢救，大多会设法保护起来，如上述的江青（属自首变节），叶群（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一些活动）等。（在“文革”中也是如此。1973年4月9日，周恩来就对邓小平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 ）而且在独断专行和长期威慑的情况下，就是高级干部也是有意见不敢提的。据我所知，像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当时就明白抢救运动是胡闹，但既不敢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更不敢直接找毛泽东、刘少奇谈，事后一辈子也不敢再揭发和像毛泽东对别人那样算老帐。连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一些老同志，也不信他手下那么多青年是特务，甚至有时还洒点同情之泪，但没听说进行过廷谏和站出来反对。一般干部，真正相信的也许只有一些积极分子，多数是半信半疑或不信而只得应付的。哪儿有多少人敢提不同意见，更不用说反对运动的了（蒋南翔的《意见书》写于抢救基本结束之后，但确也难得）。总之，通过抢救运动，无论是抢救者还是被抢救者，都不是主动就是被动地变成了“驯服工具”。可见抢救运动威慑作用之大。这也可能正是发动抢救运动的原因之一。（三）其他因素造成抢救运动的原因也还有一些，例如前面提到的用群众运动（其实都是上面发动起来的）搞肃反，势必会犯“左”的严重错误。此外，还有排除异己、打击报复等因素，有些下面还会提到，这里就不加细谈了。三，抢救运动的后果和影响大约国内出版的所有党史著作，对延安整风都持肯定和颂扬态度，但大多数不能不承认抢救运动的错误。当然也有例外，前面引证过的刘白羽就是其中之一。其实，这也决非个别人的认识，从运动中和运动后的许多事实可以看出，不少人认为抢救虽有错误，但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从毛泽东到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并没有把抢救运动看成多么大的错误，因此用不着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反而认为可以坏事变好事。他们还对“九条方针”颂扬备至。这就为后来的肃反不断犯“左”的错误种下了祸根。确实，如果从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考虑，抢救运动的威慑作用确实有助于整风取得完全胜利，实现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的目标。首先是在上层摧毁了“两个宗派”，完全降服了被列为“两个宗派”的领导干部，从而使党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其次是使全体党员都变成驯服工具，党的纪律进一步加强，领导更集中，步调更一致。客观地讲，这都有助于在领导与指挥正确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如解放战争）。但如领导错误，却也无法纠正，只有全党跟着犯错误了。但是整个说来，抢救运动确是抗战期间党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决不是党史书上轻描淡写地说成肃反扩大化（或不通的“审干扩大化”），而是涉及广泛、影响深远的严重错误甚至罪行（薄一波就表示了这个意思）。从总结经验记取教训来说，不应继续简化和淡化、掩盖和造假，而应重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做出真正实事求是的叙述和结论。但这只能寄希望于整个党史研究界，像我等进入耄耋之年才开始学习党史的人，大约只能提供点滴素材和某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参考和讨论。下面就抢救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深远影响，谈几点个人意见。（一）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抢救运动没有抓到什么特务，而是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这是所有党史著作都不能不承认的，所以无须多讲。问题只在于对这件事的严重后果一直估计不足，致使冤假错案得到持续、重复和越来越多的制造，给党和人民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毛泽东和一些人总是认为，每次运动出现一些偏差、整错一些人，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没多大关系，甚至本来就是要杀一杀他们的威风，起威慑作用，何况运动后还有个甄别阶段，弄错了的人给他平反不就没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正式的党史著作和许多抢救的积极分子，至今仍对那场灾难轻描淡写，不当一回事的原因。有时还说得很轻巧：在毛主席赔礼道歉后，被抢救者“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这样极端的个人崇拜者当然有，但不会很多，也不会是那些受过牢狱之灾和严刑拷打以及长期戴特嫌帽子受控制使用的人，更不用说那些抱恨终身的冤魂了。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给被整者造成的精神创伤，对许多人都是终身难忘的事，决非一些局外人所能体会到的。直到最近，我同一些老同志谈起抢救事，发现他们仍然很动感情。但是有些积极分子，却大不以为然，认为这些同志属于思想狭隘、斤斤计较。其实，最斤斤计较的倒是毛泽东和某些积极分子自己。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虽受打击，却仍然担负全苏主席的工作，既未被隔离审查，更未被逮捕法办，但他还是讲了一辈子（次数之多，恐怕权威机关也很难统计出来），而且不分内外场合到处发牢骚（不厌其烦地向外宾讲，还向斯大林告状）。对所有这些，没有发现有任何人和任何党史书上说过不同意的话。可彭德怀、陈毅等对整风抢救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抓住不放了。可见在党史研究上，存在着多重标准，无公平可言，封建皇权主义仍占主要地位。以被大讲特讲的“左”倾中央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的反“ 罗明路线”和批邓毛谢古为例，如果同延安整风抢救及其后的党内斗争如 “高饶事件 ”（高在囚禁中自杀，饶被非法关押和错误判刑）、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的批斗和处理相比较，就太轻了。因此建议今后写党史，最好对问题做些具体分析比较，而不要只讲些无法使人分清什么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什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空话。（二）造成同志间的隔阂和结怨和某些积极分子的说法相反，抢救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增强同志间的团结，而是造成了同志间的严重隔阂和长期结怨。试想，在抢者和被抢者、骂人者和被骂者、严刑逼供者和无辜受难者……之间，怎么可能因为敬了个礼就忘却前嫌，“实现了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毛泽东只因人家讥讽他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竟记恨和痛斥了一辈子，批评者几乎先后都被整掉（杨尚昆一次同刘英谈话时说，讲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任弼时没挨整是因为死得早），而党史界也还继续宣扬毛泽东对犯错误的人如何宽大。其实，抢救运动对团结的危害，被官方党史界一直视而不见的蒋南翔当时写给中央的《意见书》中就已明确指出，如说：“是不是有隔阂存在于‘抢’与‘被抢’ 的同志之间呢？有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个别的现象呢？不是。无论机关或学校，这种现象毋宁说是普遍地存在着”。可惜毛泽东、刘少奇（他是先找刘少奇面谈，然后将意见书交刘转中央的）等人听不进蒋南翔既实事求是又极为温和的意见，反而给他戴上一顶 “反对中央九条方针”的政治帽子，装进他的档案袋。当时提意见的不只蒋南翔一个，还有其他领导干部。例如王世英就给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写过《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也曾招来不小麻烦。至于被抢救者，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进行申辩和控诉的，可能不下万件（我自己就写了三次）。有些可能因系关系特殊的人所写，毛泽东事后说他看到了（但也没起什么作用），如曾志；其他绝大部分恐怕都是石沉大海。慢说毛泽东，本单位领导大概都没看过。因为抢救而产生隔阂和记怨的人和事，实在多不胜举，只是一般都能做到既往不咎、不去算老帐就是了。我就亲自看到在一些抢和被抢救的同学之间长期没什么往来，体现不出一起学习、劳动四五年的情谊。还有些人一辈子也互相不大理睬。例如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学校有三五十人编队前往东北，行军路过张家口。先到此的校领导已出任晋察冀军区一高职。他很热情地来看望大家，并每人送白糖一斤，然而一些同学竟躲而不见。有的同学后来分配到他领导下工作，也是一直显得冷淡。我同张策（去北满任省委书记）夫妇一路从沈阳到哈尔滨，就曾听到张策夫人哭诉遭抢救的情况。张策从旁劝解说，“那是夜间战斗，没分清敌我。”夫人反驳道，“什么夜间战斗！对敌人还优待俘虏呢，对自己同志就那么狠。”又如我校俄文教员李洁民，因是东北人，抢救中被定为日特，关进保安处备受折磨，后来查不出什么问题，就于抗战胜利后带着留有尾巴的结论被派回东北工作。到北满分局分配工作时，谈话的是陈云的政治秘书，姓刘，又提起结论上并未取消的特嫌问题，两人因而吵了起来。李洁民坚决提出退党，说要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经分局书记陈云劝说无效，遂放他回到老家黑龙江省双城县。正好我不久前分配来双城，一时干部奇缺，县委商量无论如何要动员他出来，他就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和我们一起工作了。据说此人后来还是死于肃反或反右派运动中。老实说，一般干部间的隔阂和结怨到底无关大局，抗战胜利后四处分配、各奔前程就是了。但高级领导干部因抢救造成的结怨，影响可就大了。言之凿凿较为可信的，兹举以下几件。 1，关于刘少奇和柯庆施的关系对此，得先谈点历史背景。1930年8月刘少奇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五大，因发言反“左”，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刘对此一直不服。 1936年春刘奉派任北方局书记（原为高文华），除政策纠偏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外，组织上也进行了调整，由彭真取代柯庆施（是他向刘少奇建议并设法营救薄一波等 “六十一人”和王若飞出狱的）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这些都引起了原北方局一些干部的不满，特别是高文华、柯庆施等。所以在 1937年4月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就遭到华北代表团多数的反对，柯庆施在发言中竟指着鼻子骂刘少奇为“ 老机”（即老机会主义）。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遭抢救，大约是高干中的第一名。如前所述，毛泽东、刘少奇对此肯定知道。有人说这也可能是毛对刘的一点照顾，不知确否。1948年成立华北局，刘少奇任命薄一波为书记（经薄再三恳求，刘同意挂名）。薄建议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进中央局任委员，“少奇同志坚决反对。我仍坚持。少奇同志说，那好，但后果会是严重的，你可要负责。” 建国后，柯庆施采取吴法宪 “文革”中概括的为官之道：“紧跟，高举，拼命干”（紧跟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拼命干工作——实为竭力搞极左），结果很快升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且一篇《乘风破浪》的文章几乎当上了总理。在紧接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插话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于是柯庆施（还有陶铸）就在会议中号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由于“紧跟、高举”和在大跃进中冲锋陷阵的结果，柯庆施迅速红了起来。毛泽东决定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把他和同样在大跃进中立了大功的李井泉、谭震林增选为政治局委员，但刘少奇表示不同意，说柯在抗战前北方局时期反对宣传毛泽东，而且从不检讨。于是毛让柯找刘谈，作了检讨，问题遂得以解决。但“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后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说到延安审干，有这样一番话：‘有些在延安曾戴过特务帽子的人，以后取消了，我们就说他是好同志，现在已经做了重要的工作，又叫他去审干，他给别人戴帽子可是也很厉害。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看是有的，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在笔者看来，这番话几乎就是冲着柯庆施来的。” 以后的情况已是尽人皆知：上海变成了极左路线的大本营、指挥中心和“文化大革命 ”的策源地，柯庆施在1965年病逝前又一次充当了急先锋。他去世一年后刘少奇被彻底打倒。 2，林彪同贺龙的结怨林彪同贺龙分属一、二方面军，几乎未共过事，不会有什么历史恩怨，可为什么“文革 ”一开始就先对贺龙下毒手？（连毛泽东后来也说是受了林彪的骗，因而为贺龙补办了骨灰安放仪式。）据刘英等人说，根子也出在抢救运动。抢救期间，林彪在重庆，其妻叶群在中央党校受审查实即抢救。同上党校的贺龙夫人薛明，曾揭发叶群抗战初期参加国民党的一些活动，如CC派搞的“演讲比赛”等，并硬拉叶群到中组部科长王鹤寿处。林彪回延安后遇到贺龙。贺直言相告：“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还叫林“要提高警惕”。从此林贺两家就结下了冤仇，据说连孩子们都互不来往。“文革”一起，林彪、叶群就利用手中权力一举害死了贺龙。 3，林彪同陆定一的冤仇在抢救运动期间，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得知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就进行了揭发。后来两人又同住医院生孩子，更加深了相互成见。1961年严慰冰恰遇林彪前妻之女，了解到叶群对她也不好，于是就开始给林彪全家写揭批怒骂的匿名信，发信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方，许多信署名王光ⅹ。到1966年五年间共写了五十多封。查出后，中央常委决定停止了陆定一的工作，并开政治局扩大会批判。一次会上与会者每人得到一份林彪1966年5月14日署名的手书， “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是处女，没和王实味谈过恋爱；两个子女是他和叶群亲生；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云云。在5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林彪大骂陆定一是野心家，是假革命，现在就在用种种办法杀人，并且吼道，“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崩死你！”最后处理结果是，陆定一夫妇被监禁十三年，在林彪叛逃后也未得到赦免。因为经毛泽东一再审阅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 ”论，就是针对陆定一等人提出的。不过有点奇怪的是，四个几乎不大沾边的人却被安上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名。 4，陶铸和古大存的例子延安整风期间，古大存任集中高干和七大代表学习的中央党校一部主任。一部也是党校六个部中审查、抢救、刑讯逼供最厉害的单位（但也区别对待，凡来自井冈山、参加过长征的、以及“一二?九”后在北方局工作过的，一般不定为抢救对象），上面列举薄一波、曾志等人所述各种对人的折磨和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长征女战士（原叶剑英夫人）危拱之被迫自杀等也都出在一部。曾志经过两三年的抢救，结论上仍有特嫌的帽子，并决定问题挂起来。曾志不服，去找古大存，“但他不表态”。而且在运动期间，“ 有人甚至想通过整我，弄出材料。再去整陶铸（时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后任军委秘书长兼总政宣传部长）”。加之陶铸被捕坐过牢，也一度被隔离审查，说他是叛徒。当社会部的李逸民去看他时，陶铸“暴跳如雷地在骂娘”。抢救运动显然在陶铸和古大存的关系中投下了阴影。例如对于曾志的结论被“挂起来”，陶铸就当面批评过古大存，说没有证据就凭主观主义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古大存还在七大的发言中批评被抢救的人不该有怨气，说他们应去怨恨日本、国民党。不过在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古大存已发言检讨他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伤害了一些同志。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广东解放后，陶古又同到广东工作。1952年，毛泽东批评广东工作落后，决定由陶铸取代叶剑英、方方抓总。反右派运动中，陶铸在毛泽东支持下发起了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火力对准古大存。后来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的处理意见，撤去古的省委书记，保留副省长职务。古写信给陶，接受处分，但有些事实不确，解释了一下。陶铸看后不满，报经中央批准，撤消了古的副省长等其余职务，使他实际上退出了政治舞台（1997年含冤去世）。广东反地方主义跟冯古一同受害的干部有两万多人，直到1979年才平反。中央批准的通知上说“不存在冯、古反党和其他反党小集团”，这笔帐才算是清了。以上例证说明，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对党的团结曾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影响多么深远，但是以往的官方党史却对此一概不提。（三）严重摧残新革命知识分子并影响对他们的使用有关“三八式”和知识分子问题，前面几篇笔记中多已提到，这里只谈两点。1，抢救运动是对新革命知识分子的一次严重摧残对于这一点，明眼人早已看得很清楚。这里不妨再引证蒋南翔当时写的一段话。“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种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分子受打击）。虽然经过甄别工作，时局又处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势下，情况没有也不致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但这次留在他们精神上的伤痕确实划得相当深，而且至今没有完全平复。抢救运动后，我在延安和陇东曾接触了不少抗战前平津知识分子和抗战后的大后方知识分子同志，有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他还说，这些知识分子党员参加革命后，大都有“吃苦耐劳，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决心和思想准备，而且近十年他们也确实作出了艰苦工作和英勇奋斗的成绩。把这样的同志打成敌人，进行摧残身心的抢救，其精神受到打击和创伤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肯定，作为一个身历其境的基层抢救运动的领导者，蒋南翔的反映恐怕要比官方党史的描写真实得多。毛泽东、刘少奇和党中央后来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承认逼供信的普遍和抢救运动的为害，特发指示提出：“如果不彻底纠正，便会冤枉同志，孤立自己，不仅不能有效的反对特务，反会在党内造成混乱现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使党遭受重大损失。” “一个人如不是特务而戴上一个特务帽子，对他精神上是一个重大打击，甚至长期不能恢复，个别还有可能走上仇恨党的道路。” 此外，抢救运动给被抢救者造成的精神创伤还表现在，不但有些人精神失常，而且更多人的思想和性格也变了，喜欢说话的变得沉默，爱提意见的人不再多提，等等。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好事，因为本来就是要把大家变成驯服工具的，磨掉棱角、减少“刺头”有什么不好？但是应该说，抢救运动对革命知识分子也是一次大考验。它证明大家找共产党确实是为了革命，虽然遭受误会和侮辱，但还是相忍为革命、意志没动摇。例如由于抗战胜利来得快于我们的运动，不少人还没来得及做出甄别结论。于是毛泽东就说，现在东北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作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怕什么呀！结果据说没有一个叛逃。这既证明这些知识分子忠于革命忠于党的本来面目，也证明发动抢救运动纯属主观主义的判断和决策，决不是什么“ 审干是必要的”，只是 “错在扩大化”。 2，抢救运动影响革命队伍的正常交接由于抢救运动加深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就尽量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层外，而使长征后的一代人没能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这主要指“一二?九”前后到抗日战争这两个时期投奔共产党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原因大概有三：最主要的当然是延安整风固定下来的终身制体制和权力结构；再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新干部不够信任的传统；第三，这批人大多被抢救过恐怕也有关系。按照一般规律，凡在运动中挨过整的，不管是否整错，都会影响到日后的使用。因为整错人者始终处于正统地位（真正忏悔的几乎从来没有），即使被整者不记怨，对这些人也总还有些顾忌。因此，抢救运动就增加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程度。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还是长征一代老干部靠得住，文化高低和懂不懂业务倒可以不计。（四）妨碍充分利用大发展的良好机会 1942 年到1945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大发展机遇期，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条件都非常有利。在外部．苏德战起，苏联和共产国际己无暇干涉中国党的事务，反而有求于我。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侵华的总兵力自然减弱。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中共作为一支反法西斯力量能够第一次在国际关系中崭露头角。美英需要国共合作抗日，对国民党的反共是极大牵制。国内形势也不是毛泽东此前估计的蒋介石定然投降和准备国共分裂。1942年国共关系反而趋向缓和，并有蒋毛西安会谈的计划（后派林彪为代表见蒋）。而且全国人民抗日情绪始终高涨，对国民党的不满日增，民心更加向我。主观条件也是建党以来最好的。全党团结一致，党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力量发展神速，单是八路军抗战头一年就从不到3万多人扩大到25万。特别重要的是成十万革命知识分子投奔共产党，与工农兵结合，成为中下层骨干，使党政军的素质和水平空前提高，不少人只要给机会就可以独当一面，打开局面。 1942年已有党员80万，军队57万。总的形势很明显越来越有利于我。当然，日本为巩固占领区可能一时加强扫荡和推行“三光政策”，但它无力长期坚持。国民党也总找机会反共，但已不敢全面破裂和再制造皖南事件。这是国内外形势决定的。但是毛泽东却一方面对形势作过分悲观的估计和安排（是否有意为整风制造气氛？），认为“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57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80万）的一半，便是胜利”。所以提出大量精简脱产的党政军人员，如中央和军委从二万四千人减为五六千人；而且指示各地，“军队在抗战时期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从五十万缩小到二十余万”。（以上各点因脱离客观形势而未能落实。）另一方面却是集中领导干部，全力以赴搞整风审干（后变为抢救）。大部高干调到延安，部分高干和中下级干部分别集中各地。前后方都把整风摆在第一位，不但没能抓紧大好形势下的发展机遇，还贻误和影响了日常工作，甚至严重打乱正常工作秩序。以延安和边区为例，中央和军委一千多名工作人员的通讯部门，因许多人被打成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就挖出170个特务），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致使延安和各根据地的联系一时中断。陕甘宁边区各县在农忙时也只留一两个人值班。即以我们学校而论，在校四年多，但完全学外语的时间不到一半，实在可惜。毛泽东自己就说，“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 1943年搞肃反抢救，耽误工作自然更厉害。但由于形势大好，所以在集中搞整风审干的两三年里，革命力量的发展还是违背了毛泽东的估计和安排，到1945年5月开七大时，正规军已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党员120 万。这就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进一步设想，让被集中的大小干部利用有利形势，按照总的政策，放手大干，各显其能，革命力量必定发展得更快，对解放战争更有利。抗战头一年并没经过整风审干，力量发展得那么快，就是证明。又如山东（罗荣桓）和苏北（黄克诚）抵制了抢救运动，整风也没像延安等地那样大张旗鼓地搞，但内部整顿和力量的发展壮大（包括抗战后进军东北），恐怕要胜过整风抢救搞得特别厉害的一些地区如晋绥边区。有人说，不经过延安整风抢救这文武两手，思想不易统一。这也不一定。上面提到的一些事例证明，整风运动还影响了团结统一。事实上，不但像罗荣桓、黄克诚不存在思想统一不统一的问题，就是对整风抢救有意见的许多领导人（说出来的有彭德怀、陈毅等人）同样在重要政策上也是一心一德、坚决执行。何况延安整风后的重大决策也有失误之处，如王震南下，挺进大别山等。总之，权衡利弊，抢救运动，确如蒋南翔当时痛心之言，“在这紧张的时代，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五）开创了运动模式，加剧了不正之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肃反（抢救），这确实是一个创举，并成为后来许多运动的模式。对此，主流党史学不肯明讲，但实际上早已是中外史学界的共识。美国的费正清在所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对延安整风就得出结论说，“这种运动方式成为一种既定模式，此后在中共历史上就司空见惯了。” 在国内，类似说法更多。如：“整风运动开创了一种形式，即以大规模的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问题（按，当然也包括审干肃反）……延安整风成为后来中国各种思想运动的源头。” 有的书在以《延安整风树立的党内斗争模式》为标题的一节中，除大力歌颂“突出两条路线”、“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以外，也不能不承认在树立的这个“模式”中包括抢救运动，说“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延安整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密切相关的”。总之抢救运动影响深远，决不是某些人说的在历史上只存在十多二十天就完全过去了。至于这个模式的特点，凡是经过建国后各种运动的人大都明白，无须多讲。这里只提个线索。先是自上而下发动，进行内部排队，号召鸣放（答应“言者无罪”）。第二阶段是组织积极分子开展大批判。第三阶段为放手发动群众斗争，批评或斗争对象只能检讨或坦白，不容申辩。在积极分子带动下，群情愤激（有真有假），从劝说到刑讯，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直至上面叫停。由于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只得进行甄别平反。在时间紧迫，仓促作出的平反结论中总还要留点尾巴，表明 “事出有因”。还要将运动中的真假材料连同结论一起装进各人的档案袋。作总结，照例是两点论。一是肯定成就，如同毛泽东所说，审干取得了重大胜利；二是也有缺点，就是把许多好人当成“ 特务”抢救了。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即以各人在运动中的表现进行安排，这在七大选举和后来的工作分配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大凡领导和主持抢救积极的，多得到显著提升和重用，也是一些人进入中央的原因之一；被抢救者有不少人因未作出结论，七大代表资格尚被褫夺，更遑论其他。抢救运动对党风（当然也包括学风、文风和一切作风）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而且影响不可轻视，有些不但成为主流，而且至今仍在起作用。下面只举数例，稍作说明。 1，所反对的“三风”反而得到发展这是蒋南翔当时在指出抢救运动“根本失败”的几种表现中提到的，“三风不正的毛病在有些同志身上不是得到改进而是更其发扬”。延安整风所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恰巧在整风中的抢救运动里得到了可说是全面的、更高的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原来在整风中就是一面大讲反对主观主义，一面大干主观主义的抢救。当时提出“特务的群众性、世界性” 就毫无根据。各种对特务数目的估计，证明都是纯粹的主观主义。对此，现在大概已没有什么争论了。对发动一场群众运动，能够事先估计到具体数目（如党校的特务数），并定出各种百分比，这本身就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一种典型。可惜抢救运动中这一创造，一直适用了几十年，不知先后有多少无辜的人们被卷进了这个百分比内。又如抢救运动中有无宗派主义，这也得看事实。为什么柯庆施被抢救？为什么有些被捕过的受到怀疑以至抢救，有些被捕过的反而得到重用？为什么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大多受到怀疑？是否因为他们不够驯服？为什么陈伯达的托派问题就没事，王实味却因托派问题被枪毙了？为什么明摆着有问题的江青得到保护，而一些著名的优秀青年如蔺克义、杨学诚等却被打成特务？如果再从更大的系统或山头看，问题也许更多，这就需要另作仔细研究了。总之，抢救运动中的一些宗派表现和报复情绪，当时人们就有明显的感觉，并在互相信得过的朋友间有所议论。至于说到反对党八股，抢救运动的两三年大概是新党八股（所谓“延安文风”）日臻完备和成熟的时期。其专横武断、不要证据、强词夺理、不容辩驳、空话套话、永远正确等，决不在旧八股之下，只是引证马、恩、列、斯改成更多地引证毛泽东就是了。这只要翻阅一下1943年《解放日报》有关抢救运动的报道和评论，就会知道。人们可将当时关于抢救运动中争相坦白的报道和大跃进时期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关于放“卫星”等的许多报道对比一下，看看它们的继承性。 2，抢救运动在发挥威慑手段上的作用在革命队伍里，对于改造人、加强集中和确立领袖崇拜上，事实证明，单靠学文件讲道理是不够的，同时要使用威慑手段，不但收效快，还有助于巩固。例如对于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整风学习本来是要启发和提高你的原罪感，但由于他们大都有自由思想，还往往“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这时就显出威慑手段的作用了。以延安整风中第一个试点单位中央研究院为例，和风细雨的整风进行了两三个月，被认为“错误”的思想仍占绝对优势。1942年3月18日表决院务会议通过的室以上领导为当然检查委员的决议，赞成的只有l／4，而王实味等提出的全部委员由选举产生，竟得到3／4的支持。在毛泽东的密切注视下，5月27日研究院召开关于“党的民主与纪律” 座谈会。会前，院党委调查大家对王实味言论（他的《野百合花》等文章和整风后历次会上的发言）的态度，统计结果是：“同意或部分同意的达到89%”。座谈会上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李宇超提出的王实味的错误同大家的偏向有无根本的不同。对此，头两天会议同意和不同意的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第三天艾思奇传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结论部分后，大家意见立即趋于高度一致。对李维汉提出王实味的错误不但是思想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也没争论了。会议第四天（6月1日），已经完全变为清算王实味的斗争，井开始揭发他同托派的关系。经过一个礼拜的揭发批斗，李维汉在总结中已说明王实味是个托派分子，大家一致要求开除他的党籍。不但研究院大小知识分子思想转变得这么快（其他机关学校一样），文化人变得也一点不慢（大约除萧军外）。6月15日起四十多位作家开座谈会（主席团由丁玲、周扬、塞克组成），“一致认为托派分子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艾青在发言中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到它的时候，就像走进城隍庙一样……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的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这同他不到两月前的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有关王实味的问题，人们都比较了解，这里又一次谈得这么多，是为了说明：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态度变化得极快，但这必须在强大的威慑之下。我就有此亲身感受，若不是上面组织批判，我们学校大多数人还会继续对王实味代表的观点同情下去，对《轻骑队》继续支持下去。 3，抢救运动加强了党管一切和个人独断之风列宁创立的一党制本来就是一党专政，但它管理国家和人民还要通过许多环节，如政府、苏维埃等。我们在抢救运动期间却是以党的名义直接管理一切。例如党组织和领导人可宣布一个地区或单位的戒严，广泛限制人身自由，任意拘捕、审讯、刑逼和没收私人东西。按道理（或党史书上说的），边区政府系统停止正常工作、搞抢救运动、逮捕重要干部，起码应该通过实行“三三制”的政府，报经主席副主席批准。但运动一来，至今还有史书在讲的这套民主形式就露了馅，再没人提起“三三制”了。不但名义上“有职有权”的民主人士副主席李鼎铭不能也不敢过问抢救的事，连共产党员的林伯渠主席也只能冷眼旁观（由自己从大后方介绍来的许多人都不能保。他还为钱来苏案多次呈文毛泽东，毛却不表态，给他碰了软钉子）。抢救和坦白大会均由负责整风审干的政府秘书长李维汉主持。抢救运动使党外民主连形式也看不到了。那么党内民主呢？恐怕谁也说不清。下层已是党内外不分，许多党员成了抢救对象，一些非党员变成积极分子。支部大会长期不开，书记由上级指定。积极分子倒是常开会，以传达上级指示，研究抢救策略。各级党委活动不大清楚。以我们学校而论，委员本来也不是选举的，开会内容除按上级指示布置工作外，也还有批评和检讨。例如教我班俄文的大队长常乾坤（建国后任空军副司令）被多次批为右倾，说他对抢救工作持消极态度，同情“特务”云。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如果以1943年主要搞整风抢救为主的一年为例，倒还可以从当时的耳闻目睹和事后看到的一些资料中得出一个笼统印象，就是：张闻天任总书记时期（1935-1938）坚持的集体领导和会议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包括平等与会、畅所欲言、进行争论、必要时表决等，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政治局除整风学习的扩大会议外，正常的例会已大为减少，作用也明显下降（主要是通过一些决议和宣言，听取书记处的通报和毛泽东的讲话等），有些职能为总学委取代，更多的事情由改组后的书记处处理了，并非胡乔木和党史学上说的只是“日常工作”。请问，1944年5月19 日书记处会议决定5月21日召集六届七中全会、确定会议议程、参加名单和全会主席团组成，这能说是日常工作？而成为全党一个相当时期的主要工作抢救运动，基本上也都是书记处决定和处理的，许多重要指示就是以书记处或其成员的名义发出的。造成这种情况也有它的客观原因。因为七大以前的政治局组成，如果按各成员的真实意向，大多数是反对抢救运动的，即使整风中那种对所谓两个宗派的无限上纲和过火批斗，也不一定能得到多数拥护。如果真按党规党章办事，作为党中央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在政治局连表决权都没有（因他系候补委员）。而实际情况却是，不仅毛泽东一言九鼎，在政治局及其他一切会上的讲话没人敢批判反驳，就是刘少奇的意见，恐怕也没有人能站出来反对。多数委员不是被打成教条宗派或经验宗派，就是多少沾点边，他们只有接受批判进行检讨的份，求得过关和宽大处理就知足了。不少人亲眼看到，抢救期间，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陈伯达，不但实际上在中央的权力和作用比一批政治局委员如博古、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和有的被戴上经验宗派帽子的人大得多，而且见面谈话时态度也要高傲一点。从几个领导人不太准确的《年谱》统计中也可多少看出一点中央的“集体领导”情况。从1943年开始到1944年5月21日政治局、书记处职能停止，几个人参加（包括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次数，政治局（整风学习的扩大会未计在内）：毛泽东 17次，刘少奇17次，任弼时16次，周恩来（从7月起）4次，陈云8次，张闻天4次，彭真17 次；书记处：毛23次，刘26次，任22次，周4次，陈l次，彭26次。这就是说，彭真列席是每会必到（发言权无限制，大概也没进行过表决），而陈云只参加过8次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只4次（书记处更无一次列席），周恩来也是4次，另列席书记处会议4次。抢救期间开创的这种开会模式，后来不但在运动中，平时也经常用起来了。根据抢救运动这一年半的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央的集体领导已大为减弱和缩小，并开始走向个人独断体制；毛泽东的意见只有得到拥护，而很难听到不同意见；个人崇拜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4，助长和养成说假话、顺着来占便宜，说真话、提意见吃亏等不良风气在抢救运动中，假坦白的可以立即得到解放甚至被吸收为积极分子，事后也决不追究，有些还得到重用。坚持真理、说真话的，眼前就会吃亏。认为问题严重或进行对抗的，还可能遭到逮捕、监禁，甚至受残酷的刑罚，甄别平反后既得不到表扬，反而会落个态度不好的评语。同时，那种善于观测风向、揣摩领导意图、并且顺着来的，再加上有一定能力或某种特长，那就不但在运动中会成为积极分子，错整了人甚至违法乱纪也不会受到责备；而且此后发展也往往“前程似锦”、一帆风顺。这样的人我们看到的实在不少。相反，那些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指出抢救运动为“左”倾和主观主义，指名批评中央领导人的，肯定会受到指责甚至处分。由于个人崇拜和威慑力量，公开批评毛泽东的人和事一句没听说过，也许本来就不曾发生。抢救运动不但不许人们说真话，而且还剥夺了人们不说话的自由。被抢救者固然要坦白交代、回答问题、进行解释，其他人也必须参加抢救和表明态度，而且许多人为了自保，还主动上阵，假装积极。这就是为什么前些天还赞同王实味观点的人，哗啦一下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但表态和他划清界限，而且积极参加口诛笔伐。据说文人知识分子中只有萧军态度不改，愤而下乡当了两年自食其力的老百姓。但这个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萧军是个名人，对他无可如何。要是机关学校一个小知识分子，那结局可能就大不相同了。连胡乔木事后也承认，不但王实味，“对其他人的斗争也很不合适。对萧军，搞得不让他吃公粮。” 其实萧军如果没有当地农民帮助吃住，恐怕一家人是很难生活下去的，何况老婆还要生孩子。在运动中，紧跟领导，顺着来，善于奉迎和打小报告的，肯定占便宜。这使一些人发展或学会了两面作风。有些人为了讨好上级、表现积极，可以出卖亲人朋友，揭发以至编造相互间的谈话，弄得事后反目成仇。有个假坦白后又积极参加抢救我和别人的同学，两年后甄别平反了，又来对我说，他当时就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就参加革命的小鬼会是特务。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如果只按党史教科书的说法，整风是要在革命队伍中树立好作风，而肃反和清除坏人是为了有助于作风的纯洁。可是实际情况却正相反。在抢救运动中，旧社会的许多庸俗作风反而大为泛滥。当然，有些问题，如鼓吹个人崇拜、自封一贯正确、篡改党的历史等风气，不光是抢救中的创举，可能还是整个延安整风所要达到的目的，抢救也许正是为此而采取的威慑手段。如认为这种估计完全错误，但经过抢救运动，不少好作风为坏作风取代，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特别是说假话、顺着来的吃得开，坚持说真话和爱提不同意见的倒霉，这种恶劣作风，不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愈演愈烈，至今不衰。至于历史一再证明，人们也习以为常的“假大空” 现象，就不必多讲了。可见抢救运动影响之大和为害之深。因此在党史研究中，应很好探究其前因后果，汲取教训，消除影响，改善作风。长期以来之所以没有也做不到这点，原因之一就在于，掌管和讲授党史的人们不愿也不能违背延安整风创立的原则和精神，对抢救运动尽量掩饰、含糊其事。这已是教训中的教训了。（六）结束了党史上第二个生动活泼时期延安整风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抢救运动，如同一道鸿沟，把延安和全党的政治生活和风气截然分成了两个时期。前者确实称得上生动活泼，后者只能以万马齐喑为喻。在我的计划里，还想根据个人亲身体会并参阅有关材料，再写一篇延安生活在整风前和整风后的对比的笔记。所以这里不拟展开，只稍提一下。 1，整风前的延安生活我是1938年从西安跑到延安的。在延安生活的头几年，感受特别深的有以下儿点。（1）积极向上的精神，如饥似渴的学习去延安，本来就是追求进步参加革命的，所以从精神面貌到实际行动，各方面都表现非常积极，同志间一天到晚的工作、学习、劳动，好像都在进行竞赛一般。以我这个中学生来说，1939年才过16岁，在生产运动的开荒中已被称为劳动英雄。 1941年抗大5周年时又因以往学习和工作积极受到总校表彰。至于谈到学习，无论是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向老红军学习，我们这些知青们都有一种拼命精神，可以少睡觉不休息，尽量想多学点东西。这种学习总的说来是健康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提高政治觉悟，增加各方面知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并非整风后被一些领导者和学舌者所说只是抠书本的教条主义学习。道理很简单，因为多数甚至全部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都是为了学些革命道理很快到抗日前线上去用，所以不但对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等理论如饥似渴，而且对准备马上就要用的游击战术、步兵操典，以至地形学（利用地形地物）、筑城学（挖战壕、修掩体）等也抓得很紧。那时需要动员的不是上前线，而是留在后方工作。所以毛泽东才有“你们要下决心，在抗大工作四十年，死了就埋在清凉山”的话（毛好说极端的话）。（2）团结友爱，亲如家人一到延安，如同回到家里，大家那种互相关照、互相帮助的精神令人感受至深。在这种氛围里，一个人很快就被卷进去同化了。平时谈的除国家大事、学习内容等外，还经常 “交换意见”（相互提点注意事项）。有不同意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并不影响同志关系。在相处中，不分年龄大小、文化高低、天南海北，都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我就从一些大学生老大哥那里学到不少知识。那种同志友好感情还可从这样一件事看出来，和我们有两三个月吃住在一起的班长要调到同院另一个班去当班长，在欢送会上竟有好几个同学哭了。当然这些大小知识分子也确有不少缺点，给我印象深的是虚荣心强，常有伪造学历等事。但现在看到许多党史资料，为了衬托整风的必要和伟大，把当时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热血青年描写得如何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等，说轻点也是过分夸大，有些干脆是在瞎编基础上的以讹传讹。延安的男女关系总的说来也是自然又严肃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中描述的什么“杯水主义”、“打游击”等，恐怕也只是片面的道听途说。这不但当时（以至事后）没有听说过，而且在延安干部和学员男女比例为18：1的条件下，那种情况也不大可能出现。在这方面，反而是先后到过延安的江文汉和赵超构描述得真实一些。（3）文化生活丰富活跃在延安虽然生活艰苦（这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精神愉快，总是欢声笑语，正如《延安颂》唱的，“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我们一个礼拜一定要学一个新歌，早饭前和晚点名后必唱。当时的集会游行和联欢晚会也特别多。小到班排、大到机关学校，只要集合到一起，总要以拉拉队形式互相欢迎唱歌或提名某人唱歌，包括朱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我记得一次朱总司令就在不断的喊声下站起来唱了一个 “打倒列强除军阀” 。文化活动多种多样，我在延安看的戏就不少。（4）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和空气这也许是最重要的感受。因为大家去延安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所以到延安后便会立即得到同国民党地区那种精神压抑大不一样的感觉。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过去已有大量书籍文章介绍。这里只简单讲一下我经历过的两次大选。一次是第一届边区参议会的选举。我们军事学院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为一个选区，合选一名参议员，共提了两名候选人。只记得我们提的是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郭化若那天因参加军委的会而告假缺席，委托俄文队长曹慕岳（后改名曹慕尧）代为竞选。周扬是亲自上台作竞选演说，其中曾批评到郭化若缺席证明他对参议会不够重视，当选后能否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就值得怀疑。鲁艺的助选拉拉队名堂也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领呼人（记得是刘炽）喊：“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是谁？”鲁艺人齐声回应：“周扬！”但终因军事学院人多，最后还是郭化若当选了。自然科学院的徐特立老人也在竞选大会上讲了话，说这是为将来参加同国民党、青年党等在民主政治中进行竞选的练习。后来边区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在向三个单位的选民作传达汇报时还回敬了周扬对他的批评。另一次是党的七大代表的选举。在延安是采取直接差额选举的办法。抗大三分校自己是个独立选举单位，候选人有分校校长许光达等，只记得差额是二或三与一之比。先把候选人的详细情况以小字报形式贴在墙上，经过全体正式党员阅览和议论后进行无记名投票。由于选出后再无动静，且过了五六年才开七大，所以后来的情况已不得而知。但这总算我入党六十多年中参加的一次真正的党内民主选举。关于延安头一个时期的情况，原说只拟举例提一下，不想已写得太长，而且有些重要内容还没写到，理论的繁荣、对外的开放等。还应该说明的是，史学上和许多书上所讲述的“延安精神”、“延安时期”，多半是指这个时期。如1986年胡耀邦说的，“从我党成立起，六十五年了。我们的社会科学只有一次大繁荣，这就是延安时期。” 抢救运动一起，社会科学已无人再谈，哪来的大繁荣？胡耀邦显然指的前期。又如《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所描绘的理论繁荣时期、生气勃勃时代、相对开放的大环境、比较民主宽松的气氛等，也只能指前期。它为说明对外开放列举的美国人访问延安的日程表， 1941年到1944年7月就完全是空白。整风抢救以后“民主宽松的气氛”更根本无从谈起了。 2，抢救运动发起后的延安气氛对抢救运动开始（1942年）后的延安生活和气氛，我们前面已谈到不少，这里也再简单归纳几条。（1）抢救运动期间实行全面戒严，延安处在一片萧索气氛中人们不得自由出入，不得会见亲友和熟人，连处在不同机关的夫妻也不能团聚。单位之间的来往和聚会（如过去经常举行的讨论会、联欢会、各种学习和文体活动）完全停止，路上行人也大为减少（有趣的是，曾有几次看到平剧院以唱青衣和小生著名的陶德康一个人从山下走过，嘴里唱着戏或念锣鼓经，后听说他是假装疯癫。解放后在上海工作）。集中了“三万党政军”的延安，被弄得空气紧张，人人自危，失去昔日的欢乐和光辉，几乎变成一座死城。当年的积极分子和官方学派的史学家们，如果不同意这种说法，那就请开放这一禁区，允许讨论和争鸣，改变那种只有空洞和武断的结论，而避开摆事实和讲道理的学风。何况这方面不但已有大量文件资料，而且参加过抢救运动的老同志健在的还不少（许多被抢救者不大愿意写这段回忆，多半是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延安整风伟大正确的结论）。（2）同志关系变得冷漠，甚至到了互不理睬，互相提防的程度自填写 “小广播调查表”、一再追查各种小道消息和错误言论、经过互相揭发等以后，一则产生或加深了相互隔阂，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二则抢救的范围和声势不断扩大提高，人们的思想已被搞乱，哪有心思跟人闲聊；三则言多必有失，各人从被揭发、被打小报告中得到沉痛教训，逐渐变得谨小慎微、少说为佳，甚至被迫去学旧社会的为人之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和“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四则，抢救者和被抢救者之间有什么话好说？等等。所以连真诚拥护抢救运动的作家刘白羽也说，抢救大会的第二天，“平时活跃的（党校）三部，整个落入沉闷之中，人们走着路，谁也不看谁，大家的嘴巴都像贴上了封条”。但他说的一到晚饭后又“欢乐”起来，整人者和被整者打起了扑克的话，恐怕连没经过抢救运动的人也是不会相信的。想想看，会有这种吃顿饭竟忘了白天被打成特务的人？我们学校大概这两年也是“大家的嘴巴都像贴上了封条”。由于抢救也不能误农时，我校1943年春全部男同志开进距延安有几十里路的杜甫川（据说为避安史之乱杜甫曾逃难至此，故名。有“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等诗为证）开荒播种，从早起吃饭、排队上山、劳动休息（午饭送上山），到晚上回来吃饭睡觉，几乎一整天都是鸦雀无声。一些人走路和休息时宁可低着头看小说，也不愿和人搭腔。如果听到说话声，多是有人在发脾气或吵架（当时人们的火气都特别大）。这种局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甄别后虽逐渐有些变化，但始终没能恢复整风抢救前的精神面貌。幸亏日本很快投降，大家分配去各地工作，才同这种冷漠的局面告别。记得我们第一批学外语的三四十人编成一队，1945年9月2日出发去东北，全校教职学员列队相送，走的许多人并未表现出惜别之意，对离开母校离开延安也并不留恋，反而听到一些牢骚话。（3）学习发生根本变化马列主义被说成“教条”，课程被取消，有关书籍（那时翻译出版的还真不少）也是人们避之惟恐不及，自然不会去读了。一切书本知识被挖苦得狗粪不如，似乎知道得越少越好，所以对现代化和面向世界的知识，除关心东西两大战场的战况外，当然没人再去“言必称希腊”了。至于什么是实际知识，怎么去学，恐怕提倡者自己也说不清楚。因此两三年抢救运动期间学习的，就只是那二十多篇有关文件，还有某些中央决定、临时指定的什么文章如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康生的《抢救“先足者 ”》、《解放日报》某篇社论等，联系实际就是思想斗争和反特抢救。学习真正有用的东西，反而受到轻视，时间被挤掉。例如我们那所办了四五年的外语学校，似乎并没培养出几个真能胜任翻译的人来，还不说一些人进校前就已有一定的外文基础。而且这种长时间翻来覆去学一个或几个文件的做法，还容易使人对这种学习养成一定厌烦心理，一听指定某一时期集中学某一文件就产生反感。但是延安整风创建的这种学习方法却一直适用到现在。根据我个人六十年多的观察和体会，以这种办法学习，收效历来不大。（4）建立起严格的保密制度和森严的等级制度经过抢救运动，一方面从组织制度上加强了保密，党内外许多事情不让一般党员知道。另一方面，党员们也从学习和教训中获得不该知道的事不打听等驯服工具的修养。例如延安整风，大家都参加，但上面究竟搞了些什么，下面一概不知，顶多听到点小道消息，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看到少数材料。因此，整风抢救的历史就可做到任凭打扮，保证舆论一律（即垄断）和与时俱进（随时改）。例如“文革”前，抢救运动好象不曾发生过，学党史的大多不知道有这回事。后来改说成有过一个短暂的抢救运动，是康生发起和领导，被毛泽东很快发觉纠正了。而且不只历史，各方面都需要保密。抢救运动前，党员还可看点党内文件和《共产党人》期刊；抢救后，党内外变成一样了。（解放后改行“先党内后党外”，如粮油涨价，党内早一夜传达；发表重要文件，早一天传达等。）与此有关的是，抢救运动进一步加强了等级制度。因此不是所有党员都“不可使知之”，而是严格按等级规定行事。整风学习的编组，依据的原则就是实施政治上的等级制，高级组还把绝对保密定为一条重要的纪律。至于生活待遇以至警卫上的等级制， 1941年任弼时出任中央秘书长后，就以苏联为榜样，逐步固定和不断完善起来。彭真主持的中央党校，使政治上和生活待遇上的等级制更加具体。那里集中了四五千名干部，其中有大批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后来分配到各地，遂使等级制影响到全国并一直传下来，建国后更得到不断发展。延安头几年那种上下级界限不怎么严格，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同大家一起参加联欢、各种文体活动，星期日街头散步，一些人遇见首长掏出笔记本请题字等延安特有的现象，抢救后已不复再见，我只见到几次领导人和大家一同看秧歌或看戏。总之，整风前可称作“延安时期”的那种生动活泼局面在抢救运动开始后就完全结束了，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全国解放后，那些经过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知青，在新的环境下，由于胜利的喜悦兴奋和群众热情的鼓舞，似乎又恢复了青春，同新解放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一起迎来了一阵生动活泼的局面。但随着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一些人翻身落马，更多的人则接受教训，变得老练以至世故了；特别是反胡风和反右派后，全国也逐渐变得和后期延安的情况差不多了。抢救运动造成许多消极影响，大约是不会有争论的。至于对这些影响如何估计，那就有很大或根本的区别了，有正视与掩盖之别，有过头与不足之分。这就应当允许以至鼓励讨论，但必须依据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不能只用空泛议论和扣大帽子的办法。无论如何，总不能把抢救运动作为禁区永远保持下去。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2-203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6 -281页；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第216 页；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2002年版，第788-790页。例如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788页）就把抢救运动标题为《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在入题前先讲了1939年和1940年涉及审干的两次决定。用意很明显，但却给自己制造了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如为什么那两次审干并没有变成抢救运动，等等。如多次引证唐纵（抗战时期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务工作的组长）在1942年8 月23 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见《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2期。《延安整风实录》，第366页。《陆定一传》，第279页。当时在中宣部和中央政研院工作、住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周边的曾彦修和齐速同志还来信证明，他们在礼堂建成不久即搬去住，住了五六年不等，但“从未听说有这件事”。写信日期，曾为2003年4 月7 日，齐为5 月25日。原信存我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2002年版，第789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册下卷，第390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3页；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379-380页。见《项英的辉煌与失落》，《炎黄春秋》1998年第4期。：《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见《直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 437页。 1943年10月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作报告，谈到反特斗争时说，“反特务是今年我们一个很大进步。去年共产党21岁，还未学会作这篇文章，今年则学出来了。国民党抗战以来，眼睛是亮的，聪明的，而共产党六年是盲目的，结果国民党的特务就无孔不入。抗战第六年的下半年，我们学会了，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国民党的妙计安天下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共产党的妙计是得了夫人又保兵，夫人是反特务斗争的经验，兵即是送来的特务。边区已有7000，恐怕1万人。各根据地合并就有10万大兵，这些兵要好好训练，我们可以用它以毒攻毒，决不杀一个。国民党能利用我们的叛徒，难道我们不能学会利用特务！”见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379-380页。见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400-402页。公刘：《董狐之笔》，《随笔》1999年第一期。参阅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29-232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84页。恩格斯：《共产主义同盟者的历史》，《马恩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196页。参阅《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4—595页。《“左”派幼稚病》中论述的领袖、政党、阶级的关系，把领袖专政等同于群众专政，为领袖专政制造了理论根据。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就曾反对苏俄实行的独裁和恐怖。过去一直对卢森堡批评列宁的意见持否定态度，现在看来，历史已证明了卢森堡的正确。见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54-1455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58，481页。《苏联与中国革命》，第299页，转引自《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41页。《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2页。《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35，642页。《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版，第25、27页。根据李维汉的建议，建国后正式出《毛选》时删去了其中一些话。李认为这些都属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01-102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第627-629页。《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62页。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原来毛泽东还只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2页），也是忠诚的国际主义者，因此对于苏共怀疑他是铁托非常在意。但在苏共二十大后，毛已有做世界斯大林之意。特别是大跃进的失败，促使他更集中于搞政治斗争和准备打仗，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以至报刊舆论一时不提 “和平”与“和平共处”字样。《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廖盖隆1980年12月10日的发言）。《彭德怀年谱》，第790页。毛泽东：1958年10月复赫鲁晓夫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第636页。按西路军的失败为1937年3月，而毛泽东1936年秋就已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 1948年东北书店版第585，609页。关于人为的三年困难饿死的人数，由于始终视为绝密，至今未敢公布数据，因此说法颇多，相差也大。廖盖隆在《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上著文估算为 4000万人。李成瑞（原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 期）中说，经研究计算得出结论是，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200万，其中大都系饿死。本文说的 4040万，是根据上海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合刊号所载的调查。但不管怎么说，大跃进造成两三千万人饿死大概是没人敢否认的。就算是 2200万，那也不但超过中国的八年抗战，还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死亡的两千万。参阅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14、139页。转引自《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页。见乔培华：《信阳事件》，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写的《序》发表于《同舟共进》2002年第3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页。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是颠倒是非、拍马溜须、鼓吹个人迷信的标本，但却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而刘少奇的讲话虽然没涉及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更没敢追究上面的责任，但他借湖南农民之口，说造成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已感到不悦。特别是他的老部下彭真在小组会发言中竟点名批评毛泽东，就更种下祸根。事实上，在毛泽东去世前，三面红旗还一直被高举着，直到1981年《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正式砍倒了。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40页。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二部分第十章“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中共中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柯庆施被抢救可能由于太说不过去，中央于1944年4月即已专门发文为其平反。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6页。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7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1页；邓力群：《延安整风以后》，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年版，第13页。中国党的所谓纪律，实际上就是绝对服从，且只有对上服从。因为在缺乏民主、极少按党章开会和进行表决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几乎不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了。还不说后来提出的违背建党原则与党章规定（如保护少数、党员有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等）的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1页。 “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的就有五六十人”（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这都是些干部和知识分子。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页。内称，“后来对饶的处理出了格，主要是毛泽东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助长了‘ 左’的情绪，又过分自信，听不进不同意见 ……以致犯了主观臆断和先定性后查证的错误所致。”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1945年3月）。段建国、贾岷岫：《王世英传奇》，第191-192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第344页。因为他是乘刘善本起义驾来的国民党飞机，我们则是一路步行。按华北代表团除团长彭真外，还有高文华、柯庆施、吴德、李雪峰、黎玉、乌兰夫、孔原等。会上一些人特别不同意刘少奇说的“白区损失百分之百”，以及“一二?九运动有立三路线残余”等提法。从事后情况看，刘柯关系一直不和。参阅《刘少奇传》和《刘少奇年谱》；《怀念刘少奇同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张闻天：《反省笔记》；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革命回忆录》增刊[1]1981年）等。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463页。 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狠批了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1月14日会上毛当众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上作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说， “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 。（《周恩来传》，第1367页）周估计到毛已有意以柯代己，遂在检讨“反冒进”问题时提出担任总理是否合适的问题。 **：《“大跃进”亲历记》，第200，216，259页；《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5 页。《王力反思录》，第1070页。王力所说如属实，也是刘少奇的借口，因为他本人在北方局期间也不大可能宣传毛泽东。他当时的正式报告可为佐证：“中国党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还不能独立的领导中国革命……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中国党还是要由我们这些人来领导，没有另外一批更好的人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817页。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随笔》2002年第4期。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安熠辉：《“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文史精华》2003年第8期。此外，我还就此访问过刘英等一些老同志。《陆定一传》，第485页到541页；《“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0l—202页；《王力反思录》，第593--594页。 67 曾志：《一个革命幸存者》，第336页。 68 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革命史资料》第3辑，1981年版。杨立：《带刺的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东省委研究室1997年），第51页。陈模：《古大存冤案及其平反》，《炎黄春秋》200I 年第12期；杨立：《带刺的玫瑰—古大存沉冤录》。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383-384页。 74《彭德怀自述》，第220页，229页。毛泽东致刘少奇、彭德怀电，l942年2月20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7页。毛泽东1942年8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416页。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1942年12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6页。毛泽东1943年3月6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任弼时在七大预备会的讲话（1945年2月21日）；《朱德选集》，第149页。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好评如潮”，见扉页。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448页。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42，453页。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即所谓“九条方针”。《延安整风实录》，第346页。《温济泽自述》144页、《王实味传》195页引证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以及其他有关材料都写为27日，惟《延安整风实录》第350页写为17日，恐有误。《温济泽自述》，第144页。《王实味传》，第196-198页。《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痛斥托派王实味反动思想．建议文抗开除其会籍》，《解放日报》1942年6月19日。艾青的发言以《现实不容歪曲》为题发表在1942年6月24 日《解放日报》上，经毛泽东审阅过。转引自《王实味传》，第213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3页。最好是将各种类型历次会议的内容和与会者的发言情况作些分析比较，才能了解问题的实质，但这样作一则不太可能，二则勉强作起来（如政治局和书记处各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还是有踪可寻的）也会占篇幅太多。单讲次数，虽不知内容，但也总可看出另一方面的问题，例如有的正式成员反而比非正式成员出席会议的次数少。均根据各人年谱统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页。王德芬：《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这只是原来的设想，现在看来也许很难实现了。见《生产战线上的抗大》一书。当时尚未流行劳动模范称号。见《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为了稳定留后方工作的军心，1938年有一次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来给抗大干部做工作，说你们都想到前方去，这种精神可嘉，但是抗大还办不办？并说了上引的话。凡在延安抗大工作过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次讲话及其内容。另参阅曹慕尧：《聆听毛泽东在延安的五次讲话》、《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322，358页（注15）。江文汉系由基督教青年会派遣，于1939年由美国来延安考察，回美后在以英文写的报告中曾讲到：“男女之间显得很融洽，十分坦率和自然”等。黄天霞翻译题为《参拜延安圣地》，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四期。赵超构关于延安女同志的描写，见他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重印。胡耀邦1986年11月1日会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时的谈话。我参加了这次会见。参阅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260页。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二篇第三章：《延安时期理论繁荣的历史思考》。这是一些官方党史论著和教科书都不能不承认的，如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790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8页。至于有的书，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把1938和39年延安的所谓“肃托”，描写成：“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延安的干部和党员都犯上了‘托派恐惧症’……个个谈‘托’ 色变”云云，则是无限夸大的道听途说（见该书，第448页）。见刘白羽：《心灵的历程》，199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m******r 发帖数: 4351	3 其实我觉得陆定一挨整一点也不冤老婆的事情暴露了还那么嚣张。
i*****g 发帖数: 11893	4 崩溃，这么长，看了脑子当机，给个摘要吧。文章是女人写的，或者是女人化的男人写的，鸡婆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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