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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98 | 1 http://www.toppk.net/lj/Pk_ReadNews.asp?newsid=4310&ArticlePage
1920年10月，张申府和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曾不乏
幽默地称他为“我的顶头上司”。然而，似乎多数青年人没听说过这位“大人物”——
张申府。
最近，我向一家人物杂志的编辑提及写关于张申府文章的苦衷：他是政治家？哲学
家？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知识分子？或是被民盟开除的“另类”？这位年青的编
辑反问我，张申府是谁？他做过什么？
拜访张申府开了眼界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1984年5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
开幕前夕，一个偶然的机会，民盟中央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现职” 政协委员、91
岁的张申府今天下午要到机关来，他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后来“退党
”了，参加了民盟，20世纪40年代末发表一个“声明”犯了错误，为此民盟开除了他，
他的老伴刘清扬也为此和他离婚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
1957年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现在倒是 “摘帽了”……近两年被增补为全国政
协委员。
过去，我只听说过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怎么
会有入党介绍人？并且，这个介绍人退党参加民盟后还被开除了？并且，这位名不见经
传的张申府最后变成了图书馆研究员？并且，他还健在！？
不可思议!
那天下午，我在政协机关的院子里终于见到了姗姗来迟、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我
的两个同事小心翼翼地推扶着他。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鹤发童颜，神态安详。我急忙走
上前去，帮着同事们推扶着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在他进办公室和老同志谈事之前，我
怀着崇敬夹杂而又着几分疑惑的心情，特意和几个同事站在张申府身后与他拍照，合影
留念。
下班回到家中，我向父亲说起了今天的“奇闻”，父亲听后淡淡地说了一句：“
1937年底,我和张申府、沈钧儒、李公朴等几个人在汉口办过《全民周刊》。”
没想到，张申府还是我父亲张仲实的老同事。
我决心去拜访这个神秘的“介绍人”和这个“老同事”。打听到张申府年迈体弱，
一般情况下常在家里，1984年5月的一天下午，几经周折，我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西侧
的一条僻静的胡同里找到了张申府的家。
那时已是下午4时了。那是一个破损的北京老四合院，大门沿街敞开着，门上的漆
皮大部分剥落。我向院子里探头看了看，院子里杂住着三四户人家，小院很静，静得有
点悲凉。
我迟疑地站在院子大门前，心想这是张申府先生的家吗？
我鼓起勇气走进院内，连问了几声。北房住所的门口，走出来一位身穿花呢服的老
太太，她招呼我走进屋内，看来，她是张申府夫人了。
走进屋内，我看到客厅正中的墙上，挂着直顶到天花板的一大幅国画，上面一个慈
眉善目的老寿星，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捧着一个硕大的仙桃。在画的侧面放着一排书柜
，里面有一部分是泛黄的古线装书。
我正欣赏那幅国画时，张申府从里屋来到了客厅。
他穿一身黑色中山装，头发花白，精神蛮好，那双黑眼睛在塌陷的厚眼皮下来回地
转动，显得有点儿神秘。倒是他那宽大的脸庞和厚嘴唇给人一种憨厚踏实的感觉。他个
子较高，有点驼背，不戴眼镜，却有一副学者的气质。
我说明前些天在政协机关的院子里见过他，今天来此目的是想听听他对正在召开的
全国政协会议有何看法，以做些采访报道。当然，我打探他那“传奇般”的经历是主要
目的，不过不好明讲罢了。
张申府客气地请我就座，但他举止拘谨，好像不大会应酬人，又似乎躲着什么，他
只是对我连声说“喝茶、喝茶”。如果我不开口，他是不会先说什么的，这倒使我有点
不自然起来。
“听说您很早就认识周总理了？”寒暄了几句话后，我有意拿这句可能使他感兴趣
的话题做引子。
果然，张申府眼睛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他呷了一口茶说：“我是1920年8月在北
京陶然亭公园和周恩来认识的。当时是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
改造联合’。周恩来代表天津‘觉悟社’，李大钊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那时期
，李大钊和我正酝酿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听政协的同志说，您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
“是啊！”张申府兴致来了，他骄傲地叙说着自己的历史，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他非
凡的青年时代。
“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大学的讲师，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
》，还担任过《新青年》编委。那时李大钊、陈独秀是北大的教授，也是这两个刊物的
负责人，胡适也是这两个刊物的编委，我和他们很熟。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代表维
经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
介绍他到上海找陈独秀。1920年8月，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你和李大钊可以谈
成立党的问题。9月中旬，我因罗素来华讲学专程去上海迎接他，在上海我就住在陈独
秀家，我们两人就筹组党组织事宜多次交换意见。回京后李大钊和我就成立了北京共产
主义小组，后来我们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三个成员。”
“后来您去了法国？”我问他。
看到我全神贯注地在倾听他的讲话，张申府似乎很是惬意，侃侃而谈:“1920年12
月，我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几个人同船去法国。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
推荐，被聘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教授去教逻辑学的。那时，上海、北京、广州、
长沙均已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委托我在法国建立巴黎共产主义
小组。”
张申府说，周恩来是1920年12月去法国的。1921年1月，他在巴黎首先介绍刘清扬
入党。紧接着，他和刘清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当时入党手续是：他和周谈话后，
即写信向陈独秀报告。这年春天，他和刘清扬在巴黎结婚，由于周恩来和张申府夫妇在
国内就相识，特别是周恩来与刘清扬同为天津“觉悟社” 的战友，周恩来他乡遇故知
，十分兴奋，常去他们住处，对各种问题进行热烈地讨论。
不久，由上海又来了两个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他们两人都是在上海入党并由陈
独秀介绍来巴黎的。这样他们5个人（张、周、刘、赵、陈）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小组成立后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张申府为编辑，周、赵撰稿。
第二件事是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个组织在1923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旅欧总支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是书记。
“那时您对周恩来是什么印象？”我问道。
张申府说，在法国他住在巴黎大学对面的一个旅馆里，常去大学听课，内容是数学
、哲学、逻辑学，其余时间自己做功课。而周恩来在巴黎主要是搞革命活动。在张申府
的记忆里，留法期间的周恩来，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工作勤奋，团结同志，在留学生
中有极高的威信。
张申府说：“1922年2月，我和周恩来、刘清扬一起坐火车去柏林，建立柏林支部
。在德国期间，我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入党。朱德要求入党时，是我和他谈的话。当
时朱德在国内已是颇有名气的将军，但他不远万里来到柏林追求进步，为人非常谦虚诚
恳……”
说着，张申府起身从里屋拿出几张有点褪色的保存多年的相片给我看：
一张是1923年在德国柏林，4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赵光
宸，站立在参天大树下的合影。
另一张也是在柏林，是张申府与朱德等七八个“柏林支部”同志的合影照。照片中
的人物分成前后两排，张申府和前排的几个人相互面对面地坐着，都把脸整齐地一同侧
向照相机，这种集体合影照颇有点味道，照片中的张申府戴着一副眼镜，眉清目秀，很
斯文。
还有一张，那是1919年在国内，张申府和好友李大钊、梁漱溟、雷国能4人同游北
京中山公园时的合影……
看着这几件“证物”，我感觉身上涌起阵阵热流，禁不住对张申府先生肃然起敬。
张申府告诉我，1922年底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时，其负责人是周恩来、赵世炎、陈
延年、张申府，下设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部。他还愤愤地说，旅欧少年共产党中的
头头任卓宣（叶青，后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很坏，1923年在巴黎召开的旅欧少
年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把他给开除了，但是共产国际很快给他平反了。
张申府回忆说，1923年底，他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时，曾在东方共产主义劳
动大学赵世炎处住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听过那时声誉很高的联共（布）党内的理论
家布哈林的演说，并见到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对
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还见到了被孙中山派赴苏联的考察团团长蒋介石、副团长张太
雷。蒋介石得知他在法国的活动后，对他十分客气。
“您还在苏联见过蒋介石？”我惊奇地问。
“是啊，是啊。”张申府一脸不屑回答我问题的样子。
张申府接着说，1924年春节，他回到北京，李大钊希望他去广州，说现在国共合作
，广东正需要人，于是，他先到上海见陈独秀，陈和他彻夜长谈关于国内外的形势和国
共合作等问题。
1924年2月他到达广州，受到国民党要人的热烈欢迎；并参与筹建国共合作的黄埔
军校的工作，因为他是当时从欧洲留学生中第一个回来的“左派”。在廖仲恺家里，廖
要他推荐国外留学生中有才能的人，他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
张申府对我说，他开出的人名单中第一名是周恩来，他还要廖汇去回国的路费，因
为周恩来等人在欧洲生活很拮据……
张申府还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我在广州身兼四职：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孙
中山任命的；广州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还给蒋介石当德语翻译。”
谈到这时，张申府已不再拘谨，他眯起眼，也不看我，用手比画着，说到得意时，
颇有点眉飞色舞、前俯后仰的样子。他纵情谈论着，陶醉在金色的回忆中。你想不到，
90高龄的老人还有那种神态。
“您的这些经历真了不起！”我也被他的回忆感染了，打动了，我真诚地对张申府
先生说，“许多青年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您应当好好整理整理。”
张申府听罢，斜视了我一眼，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我和毛泽东相识也很早了。”
我一怔，怎么，还有毛泽东？心想，五四运动时期，张申府和李大钊、陈独秀、胡
适同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委，他又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到欧洲后还成为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又与蒋介石、廖
仲恺共事来往，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现代史上两大政治对立集团
的领袖人物，都和眼前的这位图书馆研究员共事交往过，张申府这种“全方位”、“立
体式”的人生履历真令人惊诧。
张申府接着对我说，1917年至1920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
股股长，主持图书编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担任
助理员，他和毛泽东是那时相识的。当时25岁的毛泽东，每月工资才8元，他的工作是
管理“日报阅览室”，也就是第二阅览室，有时还要做些杂务，如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的办公室整理书刊报纸等。毛泽东做图书馆助理员是从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
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时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
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张申府说，毛泽东不忘旧交，他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8年秋天，毛泽东把刚写
成不久的名著《论持久战》寄送给他，当时张申府在汉口工作。
我看到张申府拿出当年毛泽东寄给他的一本尚未装订的，用几张大印刷纸折叠成册
的《论持久战》，繁体字，竖排版。书的封面注明“1938年，解放出版社出版”。书里
还夹着一封毛泽东给张申府的信，现根据我当时的笔记抄录如下：
申府先生：
英勇抗战已历周年，全国军民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历战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实系于
兹，惟如何取得胜利各方持论未尽从同……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
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无当于大雅之林，然献
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
致民族解放之敬礼！
毛泽东
8月1日于延安
新中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告诉张申府，一次闲谈，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
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张申府侃侃而谈，他那愉悦的心情也感染了我。这时，我的脑海里却闪出一个问号。
“听说，您后来退党了？”我脱口而出，话音未落就自觉失言。
“哦……”张申府迟疑地应了一声，他低头用力吮了一口茶，没有回答我。
这个问题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很尴尬，后悔不该那样冒失地提问，大概老年
人感到最难回答的，正是那些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天真青年提出的问题。
我假装环视室内的书画，寻思找个话题岔开……
这时张申府带着某种权威的口吻对我说道：
“那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
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是摆老资格？是书生意气？还是政见分歧？张申府这“一甩手走了”就走出党组织
58年，再没回来。
“唉！”张申府叹口气，摇摇头说，“以后赵世炎见到我向我提过两次，说希望我
回到党内来，可我一直没回去。”
“那您后来做些什么事情？”我问他。
“主要是教书，我在广州时是大学教授，后来又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做教授，一面教书、一面写些文章，主要是哲学方面的，也搞点翻译。”
“您的外语很好。”我说。
“还可以吧。”张申府惬意地笑了，“英文、德文、法文好一些。”
这时，张申府向我大谈罗素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言谈中他毫不掩饰对罗素的敬仰
和崇拜，他说他在这些大学授课，一大重点就是讲述罗素的思想。
“抗战爆发后，我先是在武汉，后来在重庆……”
“以后周恩来和您还有联系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张申府连声说，“周恩来没有忘记我。我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清
华大学解聘了我的教授职务，生活无着落。1938年我去武汉做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时，
生活仍然紧张，工作经费也有困难。当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有意照顾我，还给我
写了信。”
说完，他怕我不相信似的，竟自走到里屋摸索着拿出那封保存多年的信，现照录如
下：
申府吾兄：
你呈部长(陈诚)两信，均经批回，其要点为：
一、每月所需经费，由渝经理分处按月照规定支付；
二、迁移费发五百元；
三、张委员至各处一行，旅费照发。
根据此批，我已令总厅会计室照办。经费自7月份起，月发一千元，在此处领七八
两月共二千元，以后到渝按月领，请向总务厅直接接洽。迁移费亦照领。旅费俟兄规定
行程后再领。
此复，即致
敬礼！周恩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
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38年8月24日。
看完这封信，张申府对我说，1942年7月中旬，周的父亲在重庆病逝，他去吊唁。
时隔不久，周恩来特意给他写信致意。接着，张申府又拿出周恩来的一封信给我看：
申府先生道右：
哀启者，先严弃养，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或劳玉趾，或辱瑶函，或赐挽章，或
颂刍束，悼死慰生，无任铭刻。惟来以卧病之后，复当大事，心痛体弱，致未能一一登
门踵谢，用答隆谊。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请恕失礼。哀此奉复，诸维矜察，并颂
道安！不一。
棘人 周恩来 邓颖超 哀 启
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22页）
张申府还告诉我，1940年在重庆，一次蒋介石召见国民参政会的部分参政员，蒋在
会上大骂他“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不久，他的参政员被除
名，接着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也被取消，薪金没有了。生活
拮据，日趋困难，就在这时，周恩来出面让他在《新华日报》上办了一个《科学专页》
副刊，每月送给他50块钱，以接济生活。
以后，周恩来又托徐冰给他送来延安产的一条毛毯和一件毛衣。
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上，张申府又见到周恩来，周
恩来知道他长期研究罗素哲学，谈话中，周恩来高兴地对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
素又要来中国讲学了……
张申府感慨地说：“周总理没有忘记我……”他慢慢说道，“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
理是在1973年章士钊的追悼会，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好说话，他托罗青长过来问候我。”
想到多年来张申府已淡出公众的视野，我想起了“声明”的事，不禁问道：“听说您建
国前在民盟时有个什么‘声明’吧？”
我尽力不动声色，想说的含糊点，不能再失言了，不能刺激张申府，但是好奇心又
使我不得不“打破沙锅问到底”。
“唔！”张申府局促不安地缩回拿茶杯的手，面露赧颜，他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
“那是我一时弄岔了，过去的事了……喝茶……”他脸上一副凝重而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明白，这个问题要就此打住。
“您这样高寿，很懂养生之道吧，生活规律，锻炼身体？”我这样对他说，想借此
摆脱我陷入的窘境。
“谈不上什么养生之道。”张申府说，“我不大锻炼身体，就是公园也很少去。我
最大的嗜好是读书，每天还要看6份报纸。要说养生之道，我看就是凡事要豁达些……”
在张申府超然自得的言谈中，我却感到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几分伤感。
“建国后，您还继续学术研究吧？”我说。
“是啊！”张申府宽慰地说，“我的工作，还有住房都是周总理安排的。我生活很
安定，一直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做些翻译和研究工作，但是30年来我没有发表过文
章……”
“平时除了看望梁漱溟等一两个老熟人外，一般我不出门。图书馆的领导对我很好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没受什么冲击，大概是‘四人帮’看我挺本分，就不理我了
。”
“您和梁漱溟很熟？”我问。
张申府说：“这些年，和我来往比较多的人就是梁漱溟。”
这时，张申府的老伴又一次进到客厅给我们两人倒茶，她说这些年来，张申府最好
的朋友就是梁漱溟，他们两人谈得来，每年他们都要见面几次，前几个月，也就是这年
春节他们还见面长谈了一次。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申府喉咙哽塞地说：“我还可以，就是刘清扬遭大罪了！”
说这话时，淡淡相思写在张申府的脸上，我知道刘清扬是他早年的战友、伴侣，后
来分开了，就请他多说两句。
“唉，”张申府叹口气说，“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和周总理很熟，没想到‘文化
大革命’时把她关押了八九年，在监狱里搓煤球进行劳动改造……1979年刘清扬得到平
反，我在她灵前做了一副挽联：‘生离死别千秋遗憾，志同道合万世一心’。”
这副挽联反映了张申府对刘清扬的眷恋和他内心的伤痛。看着张申府喟然而叹的样
子，我不敢问他和刘清扬分手的原因，也不敢再提他的“右派”问题了。
这时，张申府静静地凝视着窗外。窗外，阳光已渐渐地逝去，在暗沉的暮色中，我
望着他的额头、鬓角，端详着岁月留在那上面的痕迹……
沉思了一会儿，张申府对我说：现在国泰民安，形势大好，只是我体弱多病，不便
参加会议，也无精力看许多会议文件了……
临别前，我拿出相机，说希望给他和夫人拍个纪念照，张申府高兴地叫老伴坐到他
身边，由我拍了几张彩照。自然，我也免不了请他的夫人给我和张申府拍几张纪念照。
看到他咳嗽的样子，大概是累了，我们已谈了两个多小时，也到了他家吃晚饭的时间，
我便向他告辞。张申府起身送我，蹒跚地走到门槛前，还说了句客气话：
“走好啊……”
告辞张申府出来后，我走在他家那条僻静的胡同里，行人稀少，天空已有不少眨眼
的小星星，路灯把街边的树木变成奇形怪状的图案洒在路面上，晚风迎面吹来还有些寒
意。人生际遇的感慨悄然袭上心头：人生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当年在欧洲有同样的追求，同样的信仰，同样的行动的几个热血青年，张申府、周
恩来、朱德，30年后，其中一个成为几亿人口大国的开国总理，闻名世界的革命家、政
治家、外交家；另一个则是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元帅，声名赫赫的开国元勋；而那
位在北大图书馆和张申府一同工作过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洪亮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震动了全世界。
张申府先生呢，这些巨人的老同事、老熟人，却在北京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默默
地守着一堆泛黄的古线装书。张申府何以如此衰微呢？（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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