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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毛泽东定大跃进指标 陈云发动土法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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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weideng (剩女不知文革恨,隔网犹唱后庭花。),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毛泽东定大跃进指标 陈云发动土法炼钢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Apr 17 17:51:45 2011, 美东)
毛泽东批周恩来和陈云:离右派“50米远”
陈云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
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
进”。
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
社论又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
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社论还指出,在反对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
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1958年1月11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
“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
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
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
“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来历……
那篇社论,确实是根据195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当时,毛泽东不
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
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
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
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
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
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
“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
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1956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
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初,在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
的口号下,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
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
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
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57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
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
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用他的话来说,
这叫“反反冒进”!
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
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
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
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
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
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
在南宁,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
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
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
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
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此后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
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社论指出: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
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明确指出:
“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
“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
“(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
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
’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
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
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
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
,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
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
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
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毛泽
东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进之间是
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
“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曾抱怨国务院开会,总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经出成
品,还叫人讨论什么?为此,章伯钧建议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变成“政治设计院”
,便于大家在设计时提出意见。
这时,毛泽东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
。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
。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
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
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
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
,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
么一番“雄心壮志”: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
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
,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
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急于求成,他回国之后,于1958年4月15日,写下这么一段话: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
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怎样赶上英国呢?
毛泽东以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于是,毛泽东要当
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出报告。
当时,英国的钢的年产量为2200万吨。
王鹤寿经过“务虚”,起初提出1962年中国钢的年产量为1500万吨。后来,“解放”了
思想,提出在1962年可以“争取钢的年产量为两千万吨”。
毛泽东见到报告,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
不过,毛泽东仍对这首“抒情诗”不满足。他给钢铁计划“加码”:到1962年,钢的年
产量的“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而“第二方案”则为3000万吨!
既然定下了1962年的中国钢产量为3000万吨,那么1958年的钢产量应该是多少呢?
1958年8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陈云是这样说的:
“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引者注:指北京中南海毛泽
东住处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
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
。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也无奈,冶金工业部部长也只得照办

不过,由于1957年的钢产量实际上是535万吨,“翻一番”,也就成了1070万吨。
那“1070”高指标,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写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公布这一决议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了!前8个月,累计只生产了380万吨钢,这样,在剩
下的4个月中,必须完成700多万吨钢!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连毛泽东自己都笑称:“夕
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于是,中国卷起“大炼钢铁”狂潮——全民炼钢铁!
薄一波说:“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
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
就这样,不顾那些土炉子炼出来的生铁尽是废铁,那些炼出来的钢尽是废钢,到了1958
年年底,《人民日报》居然套红发表报道,声称完成“1070”!
其实,后来的调查表明,实际上1958年只生产了800万吨钢,其余的是不能用的废钢。
陈云在这“大跃进”年月,虽说他本来就反冒进,但是此时他又必须服从毛泽东的“大
跃进”,只得去完成那些“跃进”指标……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
的一项重要的议程,是制定1959年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
毛泽东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两番”,即达到3000万吨!
毛泽东在武昌找人了解对于1959年钢铁指标的意见。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
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毛泽东退了一步,说:
“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
有1万吨。”
毛泽东自称这是“压缩空气”,即从原定的翻两番,压缩为翻一番。
其实,这翻一番也是难以完成。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
他们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万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
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19
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吨至1250万吨。这些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毛泽东只得把1959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1800万吨。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
“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
、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
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
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毛泽东又说:
“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终于也要“反冒进”了!
不过,即便如此,在陈云看来,那年产1800万吨钢的指标也是难以完成的。同样,会议
决定的1959年的其他国民经济指标,也太高,难以完成。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
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
。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1100
万吨左右增加到1800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
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7500亿斤左右增加到 10500亿斤左右,棉
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6700 万担左右,增加到1亿担左右。
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
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在195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
,指标太高。1800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道:“那就拉倒!”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
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
四大指标”。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
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
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
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
。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
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
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委托陈云对压缩钢铁指标进行研究。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经过他的仔细调查,“钢材的可靠指标可
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仔仔细细算了这么几笔账,算得人们心服口服:
要生产九百万吨钢材,就要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二千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一千三
百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五百五十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一百五十万
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陈云在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算了一笔笔细账之后,这才得出
结论: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九百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是有可
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陈云的结论,即“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
、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以上的算细账、定指标的做法,
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
但是仍有人对陈云的报告提出意见,以为这指标太低,会泄气。
陈云又于1959年5月15日致函毛泽东:
“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
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
这样,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
“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
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况且
这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
摘自叶永烈著《陈云之路》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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