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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老漂族”现状:语言不通 融入新生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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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照顾孩子背井离乡的老人们
“老漂族”生活现状调查:到他乡融入新生活不易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0月14日是重阳节,也是中国第9个法定“老年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他们中,有的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候鸟式”离家漂泊至陌生城市;有的因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家庭“空巢化”,加之乡土情结重,留守村庄;也有的因各种原因没有子女成为孤寡老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怎样,面临哪些困难,如何实现“让所有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带孩子,做家务”的重任。其中,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加速,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走进陌生的环境
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除了整天忙着带孩子、做家务之外,语言不通、智能鸿沟、孤独、异地就医报销难、担心自己体力精力不够成家庭负担等,也是“老漂族”无时无刻面临的问题
两口子专心挣钱奔前程,姥姥在家照顾好孩子。这样的分工,在王燕(化名)心里原本是完美的,但最近“梦碎了”——姥姥和孩子琪琪都出现了一定的心理问题,“当听到心理咨询师的诊断时,我崩溃了”。
琪琪出生4个月时,王燕返回工作岗位,姥姥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北京,开始扛起了贴身照顾琪琪、料理家务的重任。而看似平衡的背后,是姥姥心理的失衡——感觉被“困”在这个家里的焦虑,加上不能尽孝床前来自自己母亲的电话责备,让姥姥对琪琪“又爱又恨”,用心理咨询师的话来讲,“琪琪成了姥姥实现价值的工具”,6岁的孩子不再允许犯任何错误,失去了哭泣的权利。
虽然王燕家的情况有些特殊,但为了照顾孩子从老家赶到城里,全职带孙辈的“老漂族”,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64岁的吴爱芳(化名)是湖南人,儿子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两年前,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女,吴爱芳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河北廊坊燕郊(紧邻北京)与儿子儿媳同住,照顾一家人的起居生活。“年纪大了,干不了别的,也只能看看孙子,做点家务,都是为了孩子们能幸福。”吴爱芳说,但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占比18.7%。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这些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带孩子,做家务”的重任。其中,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加速,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走进陌生的环境。
这些老人在异乡生活得习惯吗?和邻里关系融洽吗?生病就医方便吗……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总在忙
接送孩子买菜做饭三点一线
“不说了,我得给孙子做饭了,不然就来不及了。”62岁的陈璐在河南驻马店正阳县的出租房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时不时抬头看钟表,在临近中午11点时,急匆匆地结束了采访。
陈璐是正阳县吕河乡人,以前一直生活在乡下,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为了让孙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儿子将孩子转到了县城上学,陈璐也开始了租房陪读的生活。“家里还有田,家门前有一小片菜地,养着鸡、鸭,这些也都离不开人,所以他爷爷就留在家里。”
学校、菜市场和出租房,是陈璐在县城陪读生活中最常去的三个地方。
出租房不大,屋内只能摆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在这个逼仄的空间内,陈璐还是想办法为孩子安置了一张书桌。孩子今年读初二,从书桌上方张贴的奖状可以看出他学习成绩优异。“这些奖状也是我的军功章,也算是对得起他爸妈,对得起自己了。”陈璐颇为自豪地说道。
据房东介绍,由于位置距离正阳县第一小学和第一中学都比较近,家里的空房常年租给陈璐这种带孩子来读书的租户,大多是老人带孙辈,因为孩子的父母要外出打工赚钱,毕竟供孩子读书和老人生活也需要不小的支出。
在陈璐的手机闹钟上,只定了3个时间:早上5点、中午11点和下午4点半。这是提醒陈璐做饭的时间,“我吃得早点晚点都无所谓,主要是因为孙子要上学,一切都得按照他的时间来”。
按时做饭、准时吃饭、接送孩子,必须要牢记遵守,对吴爱芳而言也是如此。由于儿子儿媳要早起上班,吴爱芳每天必须要赶在7点之前做好早饭,等儿子儿媳吃完走后,再把孙女喊起来吃饭,“晚一步,步步晚,时间都是固定好的”。
“哪有什么闲工夫呢?吃完饭送完孩子上学,还得去买菜。买完菜回来还得洗衣拖地。只要你想,总会有各种家务等着你干。”在回答记者“空闲时做点什么”的问题时,吴爱芳看着刚洗完晾晒的全家衣服感慨道。
刚来燕郊时,吴爱芳对一切都还不熟悉,只能去楼下的超市买精品菜,后来偶然得知附近3公里处有一个大型菜市场,蔬菜新鲜价格又低,她便每天来回步行6公里去菜市场采购。
“时间到了,我得去接孙女放学了。你看,我这一上午就买了点菜,别的什么也没干。”吴爱芳有些懊恼地说。
“什么也没干成。”常常是吴爱芳对自己忙碌生活的评价。
在北京一些公园、社区走访中,记者充分感受到: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63岁的韩阿姨告诉记者,她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忍无可忍。从湖北来到北京帮忙带孙女后,平时勤俭节约的韩阿姨对儿媳的“买买买”尤为看不惯。实在忍不住了就和儿子唠叨几句,儿子劝她看开点,不要过问年轻人的事儿。她平时做家务、带孩子本来就很累,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老伴又不在身边,也没有认识的朋友,从不参与社区活动,重压之下她就一直想带孙女回湖北生活。
不适应
语言不通社会隔阂各种困境
从农村来到城里,千里迢迢从老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老人在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之余,往往对新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
语言不通,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我不太会说普通话,有时候出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别人总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吴爱芳稍显尴尬。也因为这一点,已经在燕郊生活两年的她依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
吴爱芳偶尔会听说社区里举办文化活动,但她从来没有参加过,“不知道怎么沟通。而且太忙了,照顾孩子、做完家务也没啥时间了”。
这一问题在刘氏夫妇身上同样存在,两人今年70岁,半年前,为了照顾独自在北京租房考研的外孙女,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孩子父母都在忙工作,我们老两口在老家也没什么事儿,就来北京照顾她”。
由于语言不通,刘氏夫妇刚到北京便遇到不少难题,“我想买个猪肉三鲜包,但卖包子的人听不懂,最后我用手指着价目表,人家才弄明白”。
在老家,刘氏夫妇每天晚饭后都要去家附近的广场散步,跟大家聊天;来到北京后,两人很少出门,也不喜欢跟人来往。“人家都听不懂我讲话,自然不愿意跟我说话,与其在人堆里像个傻子,还不如待在家里不出去。”刘老爷子说,他们现在每天都围着孩子转,一直忙家务事,“小区里都是高楼,每家都独门独户,邻里见面只是打个招呼,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所以也谈不上熟悉”。
吴爱芳对此也深有感触。她说:“我们都住高楼里,进了屋就关上门,邻里之间基本没有交流,人际关系比较淡。”
在王燕的母亲看来,这个社区10多栋住宅楼里住满了几千人,但都是陌生人——由于不会说普通话、不识字,在这里,她的朋友圈只有儿子、儿媳;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一个;平均每月在社区遛弯的次数只有一次。
近两年,王燕母亲的心情越来越差,屡次想回家乡,却说不出口。用老人的话来说,自己的老母亲尚在,却不能尽孝床前,特别愧疚,但也知道女儿这边需要人手。只有面对孙女时,她才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可孩子们回家后,王燕母亲又常常感到很失落:“他们回来后,要么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还要忙工作。我理解,他们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说话很正常,但这样的生活确实令人感到煎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判了‘有期徒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刑满’回家。”
智能鸿沟,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乘坐电梯、刷码支付,这些年轻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吴爱芳却学习了很久。吴爱芳家住在28楼,刚来燕郊时,她一直不会也不敢独自乘坐电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硬着头皮也得学,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年纪更大的刘氏夫妇至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更不懂什么叫刷码支付,出门购物仍选择现金支付。“外孙女教过我很多次,但是我总是记不住,教来教去还不如直接使用现金。”说着,刘老爷子拿出来一个盒子打开,里面放着各种零钱硬币,“你看,这些都是我平时攒下来的,为了买东西方便”。
孤独,是这些老人遇到的第三个难题。
与吴爱芳一样,陈璐在县城也同样没有什么朋友。虽然陈璐不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但平时也很少与人来往。除了认识房东外,谁都不认识,偶尔跟同样租房的邻居打声招呼便关上了房门。唯一与外部联系的渠道便是自己的手机。
“孤独是肯定的,孙子回来还能跟我说句话,平时屋里就我一个人,连个声响都没有。”为了节约话费,陈璐甚至连电话也不会轻易打。
在北京生活的刘氏夫妇同样深感孤独,“只希望外孙女今年能顺利考上研究生,我们老两口也能赶快回家,这里一个熟人都没有,谁也不认识”。
心难安
担心体力精力不足成负担
“害怕”“担忧”,是记者采访这些老人时,经常听到的字眼。虽然为家庭、为晚辈付出了很多,但老人们还是处处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自己的体力、精力不济,没有帮上忙,反倒成了孩子们的负担。
为了让父母打发时间,女儿特意为他们买了一个平板电脑,下载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电视剧。但为了不打扰外孙女学习,刘老爷子从不敢放出声音,只看画面,“我们只看到晚上8点,怕第二天起不来耽误做早饭”。
吴爱芳的儿媳是东北人,为照顾儿媳口味,她会闲暇时看一些做饭的短视频。由于担心年幼的孙女玩手机,她从来都是躲着孙女看手机,还不敢看太长时间,“等把孙女哄睡着,我才能看一小会儿,一方面担心把孙女吵醒,另一方面睡得太晚,第二天没精神做家务”。
一些老人坦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看孩子的“脸色”。原本住在河南农村的杨庆国(化名)在老伴去世后,便搬到驻马店城里与女儿一起生活。在接送孩子、干完家务之余,杨老爷子的唯一爱好便是打麻将。“我女儿不喜欢我打麻将,一听到我打麻将就会不高兴,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去了。”无处可去的杨老爷子闲暇时只能坐在家里发呆。
每次跟儿子汇报孙子的近况时,陈璐总会有些紧张。“要是孙子这次考得很好,我就会底气足一点,否则总感觉我有责任,没有把孙子带好。”
对老人们而言,更害怕自己成为拖累。
杨庆国的身体不太好,今年年初突然中风,卧床休息了近一个月。为了不给女儿添麻烦,杨老爷子刚能下床活动便立即去附近超市买菜做饭,“人老了,就不中用了。不说帮子女做点什么,只要不成为累赘就知足了”。
陈璐同样感慨:“得亏我身体硬朗,不然没人照顾孙子不说,还得有人照顾我,儿子儿媳生活就更难了。”
在外地时间长了,有的老人很想家,而现实却很无奈。
“和孩子的父母相比,肯定是我陪孩子的时间更长。不过孩子现在上学了,白天都在学校里。”谈到儿子和媳妇每天忙工作,没有时间陪孩子,当下的日子还要持续很久,吴爱芳的目光黯淡了不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伍海霞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诸多老年以亲代为寻求养老支持或帮助子女照料幼儿,在经历留守后成为“老漂族”。
伍海霞对记者说,“老漂族”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当代的家庭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的变迁,即已从传统的以亲代为重心的父代权威转变为以为子代家庭投入为重心的子代权威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幼儿托育、儿童照料等方面的缺失和为老服务的不完善。
怕生病
异地就医报销成一大难题
这些漂在异乡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怕生病。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老漂族”向记者反映,自己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老家医院凭医生处方开取,且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的药量,老人们年纪大,在异地时间长,来回奔波不方便,医保卡购药、医药费报销成了最大的一个难题。
平时如果得了感冒等小病,吴爱芳会去社区医院看病,而如果身体有状况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话,她就去大医院,偶尔也会去药店买点常用药,但不管是药店、社区医院还是大医院,门诊费用的报销都让她感到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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