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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印度记者锡迪克·卡潘（Sidhique Kappan）在前往印度哈特拉斯县采访年轻女子遭奸杀案的路上被当地警方逮捕 。被捕150余天以来，他遭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警方坚持认定卡潘蓄意传播不实阴谋，煽动种姓骚乱，危害社会秩序。然而，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却隐藏着印度社会更为严重的危机。
残害
2020年10月5日上午，记者卡潘收拾好行囊，准备搭车前往印度北部的哈特拉斯县进行新闻案件采访。41岁的锡迪克·卡潘供职于印度马拉雅兰语（Malayalam）新闻门户网站 Azhimukham，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德里生活了九年之久。作为职业记者，卡潘会在每次外出采访前做好充足准备。然而，在这一次案件采访中，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起案件发生在2020年9月14日，一名出身印度贱民阶级（Dalit）的19岁女子被四名高阶种姓的男子拖入农田中轮奸并施暴。被家人发现时，这名女子全身赤裸、舌头裂开、脊椎骨折，身上多处伤口血流不止。随后该女子被立即送往医院急救。但在经历了一次转院和两周的全力治疗后，该女子仍由于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印度政府和警察对于这起案件的应对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与谴责。哈特拉斯当地警方称，实施强奸和谋杀的4名男子已被警方拘留并登记在案，但事情的详细经过目前仍在调查之中。警方表示，根据相关专家的说法，性侵案的精液等法医证据需要在案发后96小时内提取呈报。此案中的证据提取时间已经超过时限，不再具有法律承认的证据效益。
受害者的哥哥对此表示，警方在受害者意识清醒时已经获得了足以给4人定罪的证词。只是因为受害者社会地位较低，同时施暴者来自印度高等种姓，便刻意拖延取证以图草草结案。受害者死后，警方连夜火化尸体，甚至不允许其家人看受害女子最后一眼。“我们要为她声张正义，犯下这样罪行的人不能被饶恕，他们必须被绞死”，受害者的哥哥悲痛地说。
折磨
卡潘此行计划前往哈特拉斯县进行调查，采访受害者的家人并进一步了解情况。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还未到达哈特拉斯县，他的行程就出现了意外。
在距哈特拉斯约42公里处，卡潘和他的3名同行者被当地警察逮捕。截至目前，他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150余天。
卡潘的律师来探监时，卡潘将在警局内受到的残忍折磨告诉了他。他被警察死死按在地上，被用警棍殴打腿部和面部；警方以审讯为由，强迫他在下午6时至清晨6时保持清醒，这使他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折磨。
但警方否认了他的指控。他们表示，他们逮捕卡潘是为了阻止他前往哈特拉斯传播不实阴谋，煽动种姓骚乱，危害社会秩序。警方还解释说，与卡潘同时被捕的三人来自印度人民阵线组织(Popular Front of India)，这是一个被印度当局认为与极端组织团体有紧密联系的穆斯林组织。警方推测，卡潘伪装成一家早已倒闭了的报社的记者，但实际上却是极端组织的重要成员。警方发言人称，他们在查扣的卡潘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了“可能影响当地法律和秩序的资料”，必须对其采取预防性羁押。
辩护
对此，卡潘供职的新闻网站Azhimukham的记者联合会表示谴责。他们指出，警方作出了“绝对错误的陈述”，并称对卡潘的拘留是“非法的”。记者联合会发言人表示，卡潘是记者联合会秘书及新闻网网站记者，与印度人民阵线组织“毫无关联”。同时，Azhimukham网站的编辑也表示，卡潘自去年1月以来便一直在新德里为该网站撰稿，且在此前的行程准备中卡潘根本不知道同行的人会是谁。
卡潘的辩护律师威尔斯·马修斯（Wills Mathews）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卡潘最初只是被指控犯有轻微的可保释罪行。但警方随后指控他煽动叛乱，并援引了《非法活动预防法》中一条定罪严重的法律，这让卡潘无法被保释。
律师马修斯表示，卡潘是一个“完全中立的独立记者”。“和一些人一起坐出租车并不会让他有罪”。他说： “记者需要去会见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被指控犯罪的人……但仅仅和被告在一起无法成为被逮捕的理由。”
践踏
法院文件规定，卡潘在被捕一个月内不得与外界有任何接触，这使得他在被捕29天后才获准给家人打第一通电话。同时，他的辩护律师马修斯在向最高法院申请47天后才获准与卡潘见面。卡潘的妻子蕾哈娜特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哭着说，在11月2日接到卡潘的电话之前，她甚至不敢确定她的丈夫是否还活着。
上个月，卡潘探望病重母亲的请求被最高法院批准。在仅仅4天的探望时间内，卡潘身边足足跟了30名警察。蕾哈娜特表示，这是一次令他们夫妻双方都无比忧虑的见面。她说：“卡潘不仅对他母亲的身体状况感到无比紧张……他还忧心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三个孩子的未来。”
然而，透过卡潘妻子焦虑的面容，我们却能看到她心底毫不动摇的坚定。蕾哈娜特坚持认为，她的丈夫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被警方针对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穆斯林。据蕾哈娜特说，警方反复询问她的丈夫是否吃牛肉（印度教徒有尊牛的传统），并且是否与发表过民族主义言论的伊斯兰教传教士扎基尔·奈克（Zakir Naik）有过来往。不仅如此，警方的调查询问中甚至还涉及“为什么穆斯林总与贱民阶级交好？”等侮辱性问题。
印度最高法院的高级律师阿比拉什（Abhilash M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卡潘被捕事件反映了印度社会普遍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这是一起政治迫害案件”，他说，“卡潘的基本人身权利正在遭到践踏”。
沉默
2020年10月4日，即卡潘动身前往哈特拉斯县的前一天，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发表言论称，有一部分“不满于国家统治的反动分子”正试图用一些“国际阴谋”来玷污印度的国家形象。
这一言论的发表使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新闻工作者开始对印度感到担忧。卡潘的遭遇也不禁让人们开始思考，在印度发表追求真相的公共言论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安全保障。2020年，在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编制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排行榜中，印度位列全部180个国家中的第142位，比2019年还下降了两位。
卡潘所遭遇的，是距离不公正42公里以外的又一次不公正。然而，这两者之间却拥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年轻女子被恶意残害，警方却无所作为，这是真相被权威掩盖；自由记者被肆意扣押却得不到任何实际证据，这是探寻真相的努力被社会偏见压制。在这样一个被权威和偏见统治着的国家之内，又何来公正之说？何来真相之说？
正如马修斯所说，卡潘被捕具有另一层面的特殊含义——“媒体的沉默将是民主的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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