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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120 | 1 2018年7月21日，浙江大学刚毕业的女博士晓月跳楼自杀，两年后的8月16日，晓月的母亲毛女士，在微博曝光浙大教授戴某曾对晓月的种种行为。曝光背后，是一场迟来的争取，和目前仍难以证实的“性骚扰”经历。
迟来的“曝光”
毛女士是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的一位退休会计，她现在还记得，女儿晓月在2018年7月21日下午6点多离家，大约半小时后，晓月被发现在离家500多米的一处新建好的楼盘坠楼身亡。之后警方查看坠楼现场和监控视频，发现晓月独自一人进入大楼，从24层坠下，认定其为自杀。
晓月那年27岁，刚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即将进入河南农业大学任职，看起来前途似锦的未来，停留在那个夏日傍晚。两天后，为晓月处理好后事，毛女士及家人难以平复心情，他们觉得女儿的死亡，和“那个人”脱不了关系。
“那个人”指的是晓月读博期间的导师戴某，据公开资料显示，戴某1980年生，2014年任职于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教授，2016年12月升至教授。晓月2013年从河南农大保送至浙大读研究生，2014年转为硕博连读，同年转为戴某的第一任博士生。毛女士觉得，“从那时起，我女儿的求学之路也变成一场噩梦。”
在毛女士的陈述中，晓月最开始感到的，只是言语上的不适。2015年，晓月有几次在电话中跟母亲说，导师戴某爱和她开玩笑，“说个笑话，或者拍我女儿一下。我当时没觉得不对劲，现在年轻老师可能也比较开放。”玩笑很快转变为肢体上的行动，2016年，晓月给母亲打电话，说戴某搬新家，让几个学生给他打扫卫生，晓月自己在一个房间打扫时，戴某进了门就抱住晓月，亲了她。
“我当时想，这样的事情很难处理，弄不好就是两败俱伤，如果报警或者录音录像，女儿不但难以完成学业，也很难在人前站着，说不定戴某还照样当教授。”毛女士告诉本刊记者，她叮嘱了晓月，以后尽量避开和戴某单独相处，去戴某办公室也不要关门。
但躲避没有起到作用，毛女士记得，2016年，女儿又一次打电话告诉自己，有天晚上在学习室，晓月最后一个离开，关窗户的时候，戴某从身后抱住她，晓月用力甩开，把眼镜都甩掉了。随后的一次，是在2016年8月19日，晓月和戴某去山东泰安学习，原计划三天，晓月只去了一天半就回了长垣县老家。她跟毛女士说，戴某在宾馆房间里对自己又抱又摸，还把自己按倒在床上压住，赖着不走。晓月称自己要喊人，用力推开了戴某，才提前回了家。
女儿不是没有过反抗，但一次反抗后，还有下一次。毛女士说，晓月也曾将这些事告诉交往了6年多的男友，他们因此争吵了一次，逐渐疏远，在2016年底分手。本刊记者试图联系晓月的前男友，求证当年晓月跟他倾诉的具体内容，电话很快被挂断。
毛女士记得，在2017年春节返校后，戴某将晓月搂在腿上，摸胸、摸下体。这一次，晓月似乎终于下定决心，在离开办公室后，给戴某打了电话，说以后再有这样的行为，就告诉戴某的老婆，并要求戴某写下保证书。毛女士是在之后和女儿的通话中知道这件事的，她看到了戴某发给女儿的保证条，上面写着“本人戴某正式向晓月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欺侮她。2017年2月。”
但在毛女士看来，此前戴某的种种行为已经影响了女儿的心理，保证条也难以挽回什么。毛女士回忆，2016年年底，晓月在家的表现就有些反常。“她总坐在取暖器边上发呆，也比往年懒得多，什么家务都不做了。”伴随着疲惫感的，是晓月开始起疑心，她告诉毛女士，总觉得学校里的人知道了戴某对她做的那些事，因为每次晓月一走近同学，同学们就不再聊天，好像在避开自己。
2017年3月到8月期间，晓月去日本做访问研究，回国前，晓月在跟母亲的通话中第一次提到“死”的字眼，崩溃大哭，觉得自己难以逃脱戴某的关系圈。毛女士劝女儿，“再有几个月就毕业了，离开戴某的关系圈是自然的事，不要害怕。”随后，2017年9月10日，晓月得知前男友结识新女友，当晚情绪明显异常并产生幻觉，与母亲通话中，问毛女士“为什么你的腿被锯了不告诉我？”9月12日，晓月在老家一所精神病医院确诊为轻度抑郁。据毛女士回忆，戴某很快就知道了晓月的病情。
因为持续规律服药，晓月病情不断好转，2018年6月27日，临近毕业，晓月抑郁症复发。7月2日，毛女士和丈夫到浙江大学，和女儿一起办了毕业手续，当晚回家。在毛女士的回忆里，病情复发那次，晓月有了更“傻气”的行为。“她的手会指着一个地方乱划，口中念念有词。乘飞机时，要么躺在走道上不起来、要么躲在角落里。7月2号晚上到家，她不敢脱裤子上厕所，跟我说怕戴某过来强奸她。整夜也睡不着觉。”几天后，晓月在新乡市一家精神病院确诊为中度抑郁、轻度偏执和焦虑。
毛女士回忆，女儿曾告诉自己，抑郁症复发是戴某又说了刺激人的话。当时毛女士以为，离开戴某自然就能正常生活，而直到晓月去世，她才意识到，隐忍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他们决定举报戴某曾经的行为。一开始只是给教育部提交材料，之后与浙大成立的调查组交涉，但当这些方式都没有得到可以确证戴某曾性骚扰过晓月的结论，调查组也几乎不再回应家属的电话后，今年8月16日，距离晓月去世两年多后，毛女士在微博上实名“曝光”戴某。
优秀学生与年轻教授
短暂的27年人生里，晓月遵循着“别人家孩子”的模板长大。
自律、勤奋，是晓月从小就被打上的标签，也与她的求学轨迹相印证。毛女士告诉本刊记者，小学时候，晓月的成绩没有低于第二名；初三那一年，晓月一直是学校第一名。和晓月同县城一起长大的童年玩伴也说，晓月的学习笔记总是干干净净，不写完作业不会出去玩，被要求不看电视，她就绝对不看。2014年，晓月在浙大获得硕博连读资格，在研究生导师张国平的引荐下，她转为戴某的开门弟子。
在后来的师弟师妹眼中，师姐晓月有些内向，“安静、话很少，被公认科研能力强”。和晓月同实验室的学生沈林告诉本刊记者，戴某的几个学生中只有晓月会做生物信息分析，个人能力比较突出。如果学术上有问题，后辈们也会找她求助。戴某的一位研究生特地在毕业论文致谢中提及晓月，感谢她在数据分析上提供的帮助。
但交流仅限于学术，与晓月同实验室的几位同学在采访中都称“与其接触不多”。至于戴某与晓月之间的相处，乃至性骚扰疑云，他们都是在晓月自杀后才有耳闻。
不过，晓月精神状况欠佳，即便是不那么亲近的同学也都知情。2018年6月27日，晓月抑郁症复发，毛女士联系不上晓月，便联系了戴某，让他与一些学生去找人。这件事发生后，沈林意识到晓月可能精神状况不太好。也有人曾目睹过晓月的反常。澎湃新闻此前的报道援引了同学小雪的说法，称晓月在实验室工作期间，出现过“精神状态不对劲”，甚至曾“不断撞击门，说我是一条狗之类的”。小雪离开学校之前，曾经和晓月谈过话，“当时晓月说戴某对她的控制很强，她不知道怎么走出来”。
虽然不知道晓月的精神状况是否与戴某相关，但可以知道的是，这位36岁就评上教授的年轻老师，与学生们的相处并不愉快。
“戴某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沈林说，在科研工作中，戴某希望他的学生都按他说的做，“即便是做表格，也必须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完成，哪怕另一种做法完全没有问题。”曾经戴某有一位学生毕业论文被要求大修改，他觉得丢脸，并将之归因为学生去实习了，于是要求所有学生不能再去实习。这种控制欲，会让戴某看起来比较严厉，很容易与学生起冲突。戴某的一位研究生告诉本刊记者，实验上的一些小事没有做好，也会遭到戴某责骂，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抛开沟通方式，仅就学术指导而言，也有学生觉得戴某算不上合格导师。戴某一位不愿透露具体信息的学生告诉本刊记者。一方面，戴某给学生分配任务后会不停施压，另一方面，却不给学生们系统的指导，“比如说种一颗麦子，他只需要学生学会播种或者浇水，但是整个麦子在成长过程中，什么时候播种、浇水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什么时候种子容易受损，他不会系统教这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你只需要把体力工作做完，换句话说，学生是他科研工作中的一个螺丝钉，一个流水线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戴某指导的研究生，几乎都曾因为论文不达标而延迟毕业。“虽然延毕有个人因素，在农学院也比较常见，但戴某对于他的学生的指导，实在是欠了点。”沈林说，戴某门下有两位博士，除了晓月，另一位博士在博三时转入其他导师门下。还有一位研究生李某，与戴某彻底闹掰，最终在没有戴某指导的情况下毕业。
实际上，晓月因为个人能力突出，是同门中在学术上与戴某关联最多的一个学生。晓月在读博期间发表的两篇重要论文，戴某分别是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沈林也说，戴某最近几年论文的主要合作者就是晓月。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8月，戴某与晓月分别作为共同第一作者发表了一篇基因组主题相关论文；2018年4月末，晓月作为第一作者，戴某作为通讯作者，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一篇论文。也是这两篇重要论文，让晓月成功申请了浙江大学2018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成为全校六位获选博士之一，毕业前也收到了至少两所高校职位的邀请。
这两位在学术上有密切合作的师生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其他学生并不清楚，但在2018年晓月去世后，“性骚扰”的说法就不断在农学院流传。农学院一位即将大四的本科生告诉本刊记者，2019年她有机会参与院内作物所的科研项目，在向作物所的研究生师哥师姐咨询导师情况时，听说了戴某的一位博士生因为性骚扰跳楼自杀，这位本科生说，“这些传言似乎农学院学生都知道，但大家也没什么证据。”
调查疑云
在微博公开曝光戴某之前，毛女士一家人也尝试过其他办法。他们整理了一份与晓月自杀相关的材料发给教育部，2018年8月1日，材料从教育部转到浙江大学。随后，8月的某天，一行四位男士自称是浙江大学的调查组人员，到长垣县见了毛女士及其家人。2018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调查组负责人，通过电话口头传达了对戴某的初步调查结论——举报信中的具体内容，戴某本人全部否认，没有发现戴某对晓月存在骚扰行为的确凿证据；戴某写给晓月的保证条属实，但无法指向具体的骚扰行为等内容。
毛女士不接受这样的结论，又整理新的材料发给教育部，同时向浙大调查组申请与戴某当面对质。2019年9月22日，浙大调查组人员、戴某以及毛女士一家，在河南郑州见面。毛女士向本刊记者提供了当天会面的全部录音，整场见面，就“性骚扰”有关的几个说法，戴某和毛女士家人各执一词，直到最后，也没有互相同意的解释。
其实，在给教育部发举报信之前，2018年7月25日，毛女士电话联系过戴某并录音，想从戴某口中得到他当年给晓月手写保证条的原因。戴某没有直接回答，次日发微信回复毛女士，手写保证条是因为2017年那篇基因组的论文，他将晓月署名共同作者，他觉得晓月不开心。毛女士不相信戴某的说法，因为基因组的论文2017年3月投稿，6月返修，8月才被接收，期间戴某可以在任意时间段修改署名，为什么要在2017年2月手写保证条？
这个疑问，在去年9月的那次见面中又被提出，得到了戴某同样的回复。至于为什么要在保证条中使用“欺侮”二字，戴某回复是笔误，当时没考虑那么多。戴某告诉毛女士家人，“我和晓月互相之间很信任，她是我第一个学生，我肯定对她更好，她闹闹小脾气我也会包容她。”
类似的疑问，毛女士还有很多。比如，2016年8月19日，戴某在山东泰安某宾馆房间内骚扰晓月，调查组迟迟没有去调取宾馆的监控录像，最后告知家属，宾馆换了负责人，无法查看监控。戴某则回复，二人一直在房间内修改论文，没有其他事情发生。比如，2017年8月，晓月结束日本访学前夕，崩溃大哭一场，戴某回复是因为晓月写论文压力太大。比如，晓月前男友证实，晓月曾对自己说过被戴某非礼，调查组回复，已经询问过晓月前男友，但仍缺少直接证据，无法下结论。
直接证据的缺失，似乎是这场争论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这类时间久远、缺少旁证的举报经常面临的难题。而在晓月身上发生的事，旁证则更少。在毛女士的印象里，戴某对女儿的行为，晓月只跟自己和前男友说过，自己再跟晓月父亲转述。晓月两次去精神病院看病时，也没有跟医生提起发生的疑似性骚扰行为。而在这个家庭内部，直到晓月跳楼自杀，一些近亲才听说晓月曾在学校被导师欺负了。
在毛女士提供的去年9月22日的录音中，毛女士问戴某，“是不是晓月和我们、和她前男友说的这些场景都不存在？”
“至少我说的是事实”，戴某回复。
“那我们都是胡编乱造的吗？”
戴某沉默，不再回答。
目前，在微博曝光戴某后，8月28日下午，浙江大学调查组人员联系毛女士，称学校正在组织复查工作，您（毛女士）如果有新的证据，请及时提供给我们。（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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