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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发帖数: 84 | 1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2月2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29例(湖北省2103例);
截至2日24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205例(北京市核减3例,江西省核减1例),累计死亡病例36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475例,共有疑似病例21558例。
1月23日10点,武汉天气阴冷。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蔓延,这一刻,武汉迎来史无前例的封城:全市航空、铁路、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十天中,我们和武汉人民一起经历了确诊人数的激增,也经历了78岁老人康复出院;我们经历了湖北医院物资告急,也经历了除夕夜开始的八方支援;我们看到了医护人员鏖战一线的奋不顾身,也看到了疫情重地卫健委主任弄不清床位数的黑色幽默;我们感受到湖北老人在疫情中卖糖葫芦的心酸,也感受到浙江拾荒老人捐款万元的感动。
封城十天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武汉的普通人,他们的焦虑、热心、恐慌、乐观,是这十天中上千万武汉人情绪起伏的横截面;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所质疑的、所疑惑的、所凝聚的问题,是这段抗“疫”岁月的注脚,也是对如何打赢这场仗的警示。
楚风常在,汉江长流,我们期待武汉“解封”的那一天。
问题一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医院还是普通口罩都缺?
口述:汪雪 武汉市某定点医院行政人员
早在大年初一(1月25日),我就接到通知要上班,这我当然能理解。作为医院的行政人员,一线医生在前面拼搏,我们其他人要尽全力保障他们的工作。
但是有一个问题,作为接收确诊病人的定点医院,我们行政人员缺口罩,别说N95和医用外科口罩了,连普通口罩都缺乏。医院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口罩,我们这类科室发得比较少。我们没有防护服,没有护目镜,连雨衣都没有,我给自己弄了个眼镜每天戴着,也算一点心理安慰。
是我们不接触病人吗?不是的,我们也属于高危人群。非常时期,单位原本的架构被打乱了,我们不再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行政人员身兼数职,哪里缺人去哪里。
我每天在医院住院大楼周围晃,看到身边经过的每个人神色匆匆,我会猜一猜他们的身份:穿白大褂的是医生,那不穿白大褂的呢?大家都戴着口罩,我根本分不清谁是医院职工,谁是确诊病人,谁是病毒携带者。后来我不猜了,反正是一个口罩戴到下班,说不定我自己都是病毒携带者。
我怕生病,医院职工生了病也住不上院。病人一直在增多,口罩一天比一天少,现在我手头就20多个口罩,还是以前存的。我听说我们医院的医疗物资好像只够用一个星期,这也正常,因为病人多、消耗大。但这是一场持久战,说不定要几个月,我不知道后面怎么办。
我想回家,当然想回家,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生活,我已经很久没见过爸妈。我家在武汉周边一个城市,那里也是疫情重灾区。我回不去,也不能回去;他们过不来,就算他们想来,我也不会让他们来。相比自己,我现在更担心他们,他们总会上班的,也没有口罩,到时候他们怎么办。
每天一下班,我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狠狠地洗澡。我在家门口自己搞了个小小的隔离区,一进门把外面穿的衣服都扔那里,然后我就做饭,然后就到了睡觉的点。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里,会感觉到恐慌和焦虑,想打心理热线求助,想想又算了,也许还有人更需要。
现在还有个问题,我租的房子里快没东西吃了。我有个习惯,喜欢囤吃的,所以封城前家里有一些方便面、蔬菜之类的,现在也不够了。我不敢去超市,之前听说过在超市发现病人。我也不去医院食堂,我不去人流密集的地方,不仅怕被传染,也怕传染给别人。我家附近的超市缩短了营业时间,早上10点开门,傍晚5点关门,这时候我正在上班,我没有车,现在也没有公交,即使我想去也去不了。
我想知道,每天看到媒体上全国各地那么多捐款捐物资的,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连口罩都这么缺乏?我感觉整个医院效率很低,也说不上来是哪里慢,也许在走流程,也许调配需要时间。
慢慢的,我有了一种麻木感,反正也看开了,我不再用手机刷跟武汉有关的信息,尤其是病例数字。今天下班回家,我走路回去。路上人很少,也没什么车,每个路口都只闪烁着红灯,以前这车水马龙的地方,现在横穿马路都可以。
问题二 如果由轻转重了,我和家人能住上院吗?
口述者:丁乔 出版从业者、居家隔离的疑似病例
每年元旦跨年的时候,武汉都会举办音乐节,今年也不例外,东湖那边去了很多人,听说还放了烟花。我很喜欢达达乐队,但那天我去了江汉路,还因此挺遗憾。
当时的江汉路也是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我清楚地记得没人戴口罩。大家知道有不明原因肺炎,但听说不会人传人,所以也没有警觉。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是多么荒谬,那时街上每个人都那么开心,谁都想不到一场危机已静静地潜伏在身边了。
1月15日左右,我有点咳嗽,我以为是感冒,没有特别重视,就自己吃了点抗生素。过了几天,等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门诊已经从之前的“随便看”到完全排不上号了。
我有个朋友,她差不多1月19日时也开始咳嗽发烧,早上7点去医院排队,晚上11点才看上病。看了后医生给她拍了片子验了血,打了抗病毒的针,医生就说病毒性肺炎,让她回家观察,等她后来要去打第三针的时候就根本排不上队了。大量的人确诊不了,挤在门诊,轻症的就拿药回家观察隔离,就这么个情况。
我吃了抗生素,症状没缓解,但知道这么回事后,就不打算去医院了,去了也看不上病,还有交叉感染风险。后来我家人也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咳嗽的症状,我们很害怕,但是不敢去医院,就想先观察观察。我记得直到那时候,大概1月20日左右,我在街上看到戴口罩的也是少部分人。
1月23日早上,我醒来后刷微信,看到了“封城”的消息。我唰地就起床了,都没有洗漱,直接就冲出门去。当时就一个念头:我要买口罩,我要买酒精,我要买食物。等跑到超市一看,方便面、挂面什么的都被搬空了,菜价涨得很贵,我记得我买了三四斤小白菜,花了40多块钱。我还买到了货架上最后一瓶威露士,售货员说他们已经没有库存了。这天后,我们就没再出过门了。
1月24日,除夕,全家人吃了我记忆中最压抑的一顿年夜饭。武汉人性格是很热烈的,但今年我们就放着春晚,电视里的一切欢声笑语都跟我们无关,每个人都沉默着,不说话,面无表情,低头看手机,可手机里都是不好的消息。那种气氛太低沉了,让人走不出来,我无法描述那种场景,但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我会永远记得这个除夕夜。
从大年初一到现在,这一周干了啥我都想不起来,有种不真实感,生活好像从中间被切断了。这个春节我们没有团圆,“封城”前我是跟奶奶、姑姑和一个小朋友住一起,我爸爸妈妈在另一个区,但是封了城,我们过不去了。这一周干了什么?我爸爸单位有十几个人确诊感染,家里每个人都在咳嗽,大概就是住处各自隔离,足不出户地揪着心吧。
2月1日,我出门了一趟——也只能我出门。奶奶年纪大了,姑姑要照顾小朋友,要生病只能是我生病。家里快没东西吃了,我步行40分钟,想去超市买点食材,但到了超市,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一路上,几乎没有一家店是开着的,武汉人可能都在家里呆着,除了想方设法要住院的人。
回来路上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就在我们社区。社区是我回家必经之路,我有点喘,走路比较慢,听到有个住户求社区工作人员给他开张单子,他说开了就能住院,但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回应的意思,半天也不说话。我就走开了,心里很难受。
目前,我和家人情绪好点了,一个是因为隔离以后家里没人严重发热,算是万幸;还有一个是因为我们心理上也隔离了,什么消息都不看,就能好受点。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我们全家隔离这么久,都是自行隔离,社区和居委会没人要求,没人联系,没电话,没短信,也没人上门排查。之前听说落实到社区,社区会来量体温,我们全家都挺期待的,早早就起来等着,因为我们想说如果社区来量了体温,也许就能得到一些诊断什么的,但是没人来。
现在是2020年,这一年我经历了意料之外的荒诞,去遥远的卖场买食物要靠走路,生病了想住院得去社区批单子。现在我就想知道,如果后面我们家有人变成重症了,那该怎么办啊?是找医院呢,还是找社区?我们能得到有效治疗吗?
超市中几乎被抢空的货柜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问题三 我们是否可以让更专业人士去做物资调度?
口述者:赵涛锋 出行行业从业者、无偿接送医护人员
志愿者
在做出行行业的很多年前,我是学医药的,也做过临床,所以大年三十晚上看到微信群里医护人员哭泣的视频时,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我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
第一反应是能不能接送下医护人员,当时已经“封城”了,我想要协调车的话肯定没那么快,而医护人员上班不便会造成大问题。我有车,也暂时做不了别的,所以我马上就加入了志愿者群。
做这个决定时我没有告诉妻子,我是丈夫,也是父亲,我有两个双胞胎女儿,当时传播渠道并非完全明晰,我怕自己的决定对家人不负责。但我必须做点什么,这些白衣斗士——对,我称他们是白衣斗士——他们压力太大了,需要有人站在他们背后,让他们感觉自己不孤单。
我做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经历过非典,我知道冠状病毒和呼吸道感染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怎么防护。而且我判断这次这个肺炎致死率没有那么高,如果做好消毒和防护,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天我就出门去接送医护人员了,出发前我问了志愿者群主,是否会给一些基础的防护设备?他很忙,就回我六个字:自愿自行购买。当时我也没酒精,小区里的住户知道我要做这么个事儿,就送了一些酒精给我。我就这么出发了。
流程是这样:看到需要接送的信息,到了指定地方,接到医护人员,把他们送到地方。这个过程中我们全程无交流,医护人员大概是怕自己携带病毒传染给我。车上谁都不说话,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下车之后,他们会给我个眼神、点个头,我知道这肯定是感谢的意思。
接完人我会把他们接触过的地方用酒精喷一遍,到了小区停车库,我就把车门窗都打开通风。然后回到家,我就开始自我隔离,还是怕传染给家人。这时候就瞒不住了,妻子最开始不理解,没多久也理解了。
每次送完医护人员后回家,我都不让孩子出来,在家门口先让妻子拿着酒精把我前后喷一遍,喷完了把鞋放外面,口罩和手套取下来,去洗手消毒,然后我就到自己房间不出来。到了饭点,妻子会把饭放我门口,我自己出去拿。想孩子了,就隔着房间聊聊天。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长期做这个事,我肯定不能住家里了。
后来我就做得少了,一个关键原因是医生的衣食住行渠道逐渐被政府完善,他们可以住在酒店,而且有专业的车队接送。还有一个原因是确实听说有无偿接送的志愿者司机疑似感染,志愿者的人数就少了很多。
接送人的单子少了,我就又开始接送物资,做一些其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据我了解和推测,医疗物资现在还是缺乏,大概有几个原因:一是全国各地都在过春节,物资生产本来就不够;二是现在由于各种原因,物流运送慢;三是这些物资到了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后,还有复杂的调度,工作量很大。这两天铺天盖地在骂他们,但我觉得他们确实也辛苦。
还有一点,一定不能乱。我不知道在物资调度上面,有没有可能请更专业的团队来做?有没有可能增加点人手?此外,我觉得个人方面,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己不要乱,不要乱囤口罩,也不要成天看或者转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心理会受不了。
这次不管是“封城”还是疫情,我们家人都比较淡定。“封城”这件事,我们有预料,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湖北人过年有做年菜、囤食物的习惯,所以我们也没有出去抢东西,何况到现在为止都叫得到外卖送蔬菜,我觉得没传的那么可怕。
我和妻子也谈过生死,我们第一次感觉死亡离我们这么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传染,感染了又怎么办,但是我们家总体情绪比较平稳。相比疫情,恐慌才是更可怕的。我相信不久后,武汉一定会战胜疫情。
1月24日,医护人员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病房内工作 图片来源:新华社
问题四 滞留海外,我们可以快速回家吗?
口述者:郑女士 跨境电商业务创业者、出差东京乘坐包机返乡
2020年的春节,是我从业以来“五味杂陈”的一年。在疫情没有发生之前,我就去日本东京出差,此后国内公布了疫情消息。
由于工作原因,出国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但这么迫切地想要回家确是第一次。母亲腰椎方面出现问题,如果在往常会去医院看看,但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医院的资源也很紧缺,子女不在身边更加着急。
在东京的日子,我一直在联系朋友们将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送到武汉。
回国最大的难处在于,武汉机场由于疫情关闭,没有直飞武汉的航班,很多武汉人被安排飞到其他城市随即隔离,听到这些消息我心里不是滋味。
原计划1月30日回武汉,但当时的航班被取消,机场相关人士未能给出明确原因。即便系统通知会全额退款,经济方面没有受到损失,但迟迟不能确定的回家日期让人十分忐忑。此后,我又买了2月初到上海的飞机,希望能够从上海转机到武汉。
1月31日,厦航分别从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搭载滞留在当地的逾200名湖北籍旅客返回武汉。
说心里话,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们湖北人还是非常想回家。看到国家没有忘记湖北,能够专门包机,我还是感觉蛮自豪的。
不论通过何种途径,最重要的是能够让人们顺利回家。在国外不能回到家乡,很多人的心情十分忧郁,有人惦记家中年迈的父母,有人好久没有和孩子团聚,深深感受到乡愁的味道。
大武汉,我回来了。2月1日清晨,我终于站在了武汉天河机场。
问题五 渴望回家,有错吗?
口述者:李琳琳 “封城”前去韩国旅游、乘坐包机返乡
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是到家了,若不是归心似箭谁又会去冒险!1月26日,我终于回到了武汉。
1月25日早上10点多到的仁川机场,1月26日早上7点到家,20多个小时的时间真是一言难尽!我在疫情还没有严重时去韩国旅游,但在韩国旅游期间,疫情开始扩散,随之而来的是封城封路,接到可以改签飞机的消息后,我改了最近可以回国的机票。武汉回不去,飞长沙,连夜火车回武汉,没有多作一秒停留。
在疫情未爆发之前,我和家人随团去韩国旅行,原定1月26日回武汉。然而,到韩国之后,听到家乡的疫情消息,完全没有心思游玩了。
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导游接到航空公司通知称不能回武汉,只能改签其他城市的机票,1月24日清晨,我和旅游团中的十几位同行者在仁川机场改签至长沙及郑州。
回国飞机上有9位来自武汉的乘客,从值机开始测体温,优先登机,指定洗手间使用,反复强调整段航行严禁摘下口罩。我们与其他乘客的距离相隔二十排那么远,回国后还不知道有怎样的暴风雨在等着我。
我当时从长沙回武汉的时候在火车上加入一个群,群内有各个地方的人相互陪伴,发现还有好多在外地漂泊的武汉人想回家。如今,我也在帮助很多想要回家的人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回到家之后,我也有些担忧,毕竟疫情一直在蔓延,幸运的是目前一家人都十分健康,也希望疫情尽快过去。
内心五味杂陈,惶惶不安。新年没有快乐,惟愿早日安宁。
针对吃野味的群体我们同样谴责,我身边所有家在武汉的亲朋好友,他们不曾离开。因各种原因无法回家的人,他们同我一样,对于家的渴望远胜于疫情的恐惧。
问题六 家乡“病”了,能不能别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口述者:王晓娜 “封城”前出国旅游、在西安隔离
1月31日深夜,这才是第二天,所有零食已经被我吃完了!还要隔离12天……
从和家人一起出国旅游至今已过去十几天,想起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我都有些恍惚: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没想到还没回去自己的家乡就‘病’了。
目前,我和家人在西安隔离,在隔离期结束之后,能否回到家乡,还是个未知数。
疫情还未确定之时,我们一家随团去泰国旅行。旅途中,疫情消息传来,心情一下就变得有些沉重。1月26日,全国暂停团队游后,我更加担忧了。
1月28日,旅游团按照原计划到达泰国廊曼机场,希望搭乘返航的航班,但在登机时被拒绝。
当时绝望极了,泰国的导游已经离开了,在海外被拒绝登机之后十分忐忑,我觉得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难熬的一晚。
我们愿意接受检查,愿意隔离,但是机场方面没有出具任何文件就拒绝湖北人进入,改签机票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说明。真的很难过。
无奈之下,只能将机票改签至西安,旅游团其他成员也将机票改签至其他城市。
那天下飞机的时候,工作人员上来给我量体温,当时其他地区乘客知道我是湖北人之后有些激动。
其他乘客有点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自身也是全程做好防护措施,全程一直戴口罩,但是遭受到一些异样目光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会有影响。
在全民“抗疫”的过程中,个人不同的情绪是难免的,还是希望能够齐心协力战胜困难,也希望早日回到家乡。
记者手记:等待绿灯重新闪耀 车辆川流不息
我曾经两次到过武汉。第一次是2011年,记忆中那时的武汉大桥下江水宽阔,小巷里热豆皮好吃,公交车开得飞快,户部巷人山人海。第二次是今年1月10日,九年间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因为那股乱糟糟又温暖的烟火气,彷佛时光并未走远。
记忆中的武汉人更是有种旺盛的生命力,脾气爽直,见面响亮地打招呼“干么事”,遇到困难丝毫不“服周”。
正因为此,在这样的印象下,听到武汉人诉说面对疫情时的惶恐、焦虑、悲伤、疑惑,难免不揪心。尽管每个人都知道政府在行动、民众在捐款,但个体的人在面对宏大的危机时,他们的无助那么真实,他们身处漩涡中,难免对未来有点迷茫。
他们有的人在医院上班,每天都接触病人,却连普通的口罩都紧缺;有的人疑似感染,自行居家隔离,渴望社区量个体温给个诊断,却没有等到;有的人不缺衣食,远离危机,原本可以平稳度日,却因为内心的热血主动向危险走近;还有的人全家染病,家人状况危急,却因为无法确诊等不到一个住院手续。
1000多万人口,这不只是个数字,这是几百万个家庭,背后是跟你我一样的千万个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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