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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296 | 1 2017年9月26日，马来西亚跳水队教练黄强像平常一样叫女队员小A跟自己一起去训练室搬椅子，结束训练的小A在泳衣外面套了一件T恤和短裤，跟着黄强一起往训练室走。一路上，黄强冷不丁讲起了黄色笑话，还试图握住小A的手。早些时候，他还问过小A能不能上床。
这位中国来的跳水教练在大马跳水队的名声很差，小A曾亲眼目睹他殴打队员，其他队员也看到过他追打女队员，一直追到寝室。而关于他性骚扰的传闻也一直没断过。小A搬完凳子正欲离开训练室，黄强一把把她拉进了训练室的厕所。
来不及呼喊，黄强把小A拖到厕所的墙壁上，他一只胳膊抵住小A的后颈，把她狠狠摁在墙壁上;另一只手拉下小A的短裤，扒开泳衣的外沿，掏出自己的生殖器实施了强奸。
小A有些失神，这场短暂的强暴让她来不及思考。黄强的精液喷洒在厕所的墙壁和地面上，他很快用水冲洗干净。小A沉默着走出了训练室，一个人坐在泳池边发呆。这不是黄强第一次强奸小A了，几年前在国外参加比赛时，黄强就曾经支开小A的室友，爬上了她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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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后的第五天，小A的父母报了警。警察冲进黄强的家里以涉嫌强奸的罪名逮捕了他，黄强说自己当时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至于强奸，黄强坚持自己没有跟女队员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他觉得自己被人搞了，有人煽动舆论策划了这一系列对自己的指控，“没有的事情怎么能说成有呢?”
10月12日，小A和黄强对簿公堂。开庭前黄强正一脸轻松地坐在被告席，甚至笑着跟后排的友人打招呼。面对指控他表现得不甚在意，一如他之前多次在荫蔽下逃脱制裁一样。只有看到媒体时黄强才拿出皮包遮住自己的脸。
从前，把黄强从中国一手带进马来西亚跳水队的恩师杨祝梁是他的保护伞。悉尼奥运会后，黄强和田亮的双人组曾被寄予厚望，这个组合三年内无败绩。但就在雅典奥运会前夕，黄强沦为地方体育局博弈的牺牲品，以“手腕周转骨骨折”的理由落选了最终的大名单。身为教练的杨祝梁一气之下远走大马，在马来西亚站稳脚跟后就把爱徒黄强也带进了大马跳水队。2012年伦敦奥运会，黄强作为马来西亚跳水运动员终于圆了自己的奥运梦。
但没想到的是，从运动员变成教练之后，初尝权力滋味的黄强开始无法控制自己。大马跳水队出国比赛期间，黄强诱骗女队员进行单独约会，并悄悄在电梯上从背后抱住她，这位女队员趁机挣脱之后跑到了队友的宿舍嚎啕大哭;除了性侵，大马跳水队的暴力事件也直指黄强，大马媒体曾经报道过黄强与马来西亚跳水队一姐潘德莉拉一言不合发生口角，紧接着黄强便用椅子抡向潘德莉拉。
事件发生之后杨祝梁和黄强这一对中国师徒被推上风口浪尖，外界频频质疑杨祝梁就此事给跳水队下了“封口令”，杨祝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小潘是队员，而黄强是教练不好说什么。言下之意就是队员说得，教练在队员面前需要面子和权威。
不止一位大马跳水队的队员出来“指控”杨祝梁对黄强的无底线包庇，就连小A在事发之后不敢报警的理由里也有一条“看着他作恶，但队里却毫无惩罚他的意思。”
最后“老父亲”杨祝梁终于因为“亲儿子”黄强而丢掉了工作，杨祝梁因为放任跳水队滋生恐惧氛围而没能获得续约。案件发生后，黄强便不再在大马跳水队任职了，他觉得自己被搞了，对于那些背后搞他的人他也准备反击，但当时他认为时机还未到。
一年过去，没等到黄强的反击，却等到了强奸案重审黄强罪名成立的消息。在二次审理中，马来西亚高庭推翻了初次审理的结果，认为受害人成功自证了自己曾遭受强奸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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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她们听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发生性关系。”2017年，韩国的教练说的这句话是对整个韩国体坛的现状的一种概括。对于高度集权的运动队来说，享受着尊崇的教练们大多数时候都害怕自己教出来的队员不再受控。在韩国电视台拍摄的体坛性暴力调查纪录片中，被马赛克挡住脸的韩国教练们对性侵不以为意:“很普遍的，大部分教练都会这么做。”
在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体坛，性侵的根源就在于权力的体现，教练们需要通过强迫队员完成某件事来固化阶级的概念，这其实是一种祖传的师徒矛盾，古代师傅传道受业但往往要留上一手，以防徒弟真的超越了自己。现代社会不存在技术上的留一手，但教练们担心的是面对过于强势的徒弟，自己将失去控制权。
“你必须听我的”是多数韩国教练传递给队员的首要信息，在性犯罪的心理研究中，此种类型的强奸犯被称作权利-自信型强奸犯，他们认为自己对受害人具有“天然的”支配能力，所以在高度集权的体育体系内，性侵和暴力往往同时伤害着队员。
黄强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求欢不得就暴力相向，逼迫受害人接受自己的暴行，并且威胁对方不把事情说出去，当黄强威胁小A说出去就毁了她的职业生涯时，他就笃定对方绝不会对外透露半个字。同样遭受逼迫性侵害的还有韩国女篮和女排的姑娘们，韩国女篮的教练在一天训练结束的时候会留下一名队员帮忙收拾器材，等到人都走光就对其进行强奸。整个队伍都知道被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却没人敢出面阻止，时间一到大家都沉默着离开。女排则是教练明说了:想要打主力就得陪睡。等姑娘们好不容易熬走了要求的陪睡的教练后，接替他位置的新教练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但更可悲的是，面对侵害，大多数人选择独自忍受，2014年一份韩国国内的调查显示，韩国国内约有1/7的女性运动员遭受过性侵，但她们中70%的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
在成绩大于一切的小众运动和体制运动内，教练们的某些恶行是能够被宽容甚至被当做训练队员的一种小手段。职能机构和能产出金牌的教练们互相需要，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愿意息事宁人。《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去年报道了美国体操队对性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其实早先《南加州日报》就曾报道过美国游泳界在过去的20年间有225例性侵案的发生。
但另一种类型的侵害则完美避开了体制和监管，肮脏的利用着人性最纯洁的地方。去年前美国体操运动员蕾切尔撕破了队医拉塞尔的假面具，在过去的25年间，这位备受敬仰的队医猥亵了超过150名体操女孩，这些孩子多数未成年，甚至没有完整的性别观念。
中国体操界也有这样的恶魔，2013年湖南省体操运动学校的校长刘某和副校长曾某遭实名举报，以猥亵儿童罪被逮捕，这座曾被评为“全省文明标兵单位”的体操学校培养出了李小鹏、刘璇等多位世界冠军。校长刘某任职期间猥亵了6名在校的未成年儿童，在当时被称作中国版的熔炉。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韩国网球运动员金银姬，她自10岁起被启蒙教练强暴长达数年，那时并不知晓男女之事的金银姬说自己每次被教练喊到训练场房间的时候都能“感受到痛苦和羞辱”。这份感觉并没有随着自己离开这位教练而逐渐变淡，反而金银姬每天晚上都生活在噩梦里，“我每天晚上都梦到自己要杀了他”。
在这些故事里，施暴人无一例外都对受害的孩子提起过“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利用孩子的天真纯洁为自己的罪行做掩护。即便事情暴露，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也更倾向于相信另一个成年人。被拉塞尔猥亵过的体操女孩斯蒂芬斯曾对父母提起过拉塞尔的下流行为，但她的父母却更相信拉塞尔，在拉塞尔的罪行被昭告天下之后，斯蒂芬斯的父母不堪压力双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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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运动与女权专栏写手杰西卡-卢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失望得写到美国体操性侵案的第四次听证会变成了一个虚无的官话大会，随着新闻热点的消失，没有人再关注性侵和它带来的影响，那些曾经为这个案子呐喊的人们不再“要一个答案”。90分钟的听证会，只有议员们不断重复着那些早就听过百遍的言论，其中还伴随着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监督员们的讪笑。
河南女排的刘姓教练在非礼过女队员在网上被曝光后，仅一年时间便官复原职，相关领导在提到这件事时给出的答复居然是:“毕竟没有真的发生什么。”
性侵的发生固然已经非常可悲，但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新闻热点效应散去，那些消费过热点的人就一哄而散，像卢瑟说的那样，再没人去要求那个答案。这让悲剧看起来甚至有些绝望，当下一个受害者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还是会义愤填膺地痛骂施暴者，但当事情过去，还有人在乎那个禽兽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吗?
到底是谁给了他们有恃无恐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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