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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拉欣的童年在四处搬迁中度过,为了躲避知道他父亲的人而隐姓埋名。在恐怖主义阴影下长大的易卜拉欣,却走上了一条和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他决定将自己的余生致力于批判恐怖主义,传播和平与非暴力。】
仇恨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一场精心编制的谎言。我的父亲正是这一谎言的忠实信徒,而他曾一度想让我也陷入这一谎言中。
1990年11月5日父亲的所作所为,毁了我们一家。从此,我们的生活天翻地覆,充满了来自他人的索命威胁和来自媒体的骚扰,流离失所,穷困潦倒,无数次想要“从头再来”,却每况愈下。父亲的恶行史无前例,而我们则是被殃及的池鱼。他是史上第一个在美国本土夺人性命的伊斯兰教圣战战士,而支持他的正是后来自称“基地组织”的海外恐怖组织。
然而锒铛入狱并非他恐怖分子生涯的终点。
1991年,扎克到雷克岛的监狱探望他的父亲
1993年初,在阿提卡监狱服刑的父亲与他在泽西城清真寺的前同伙一起策划了第一场世贸中心爆炸案。这其中包括常戴毡帽和雷朋胶框墨镜,被媒体戏称为“盲人领袖”的奥马尔·阿布德尔·拉赫曼。当年2月26日,一名名叫拉姆齐·尤塞夫的科威特籍男子和一名名叫伊雅德·艾莫尔的约旦籍男子执行了他们的计划,驾驶着一辆满载爆炸物的黄色莱德货车进入了世贸中心底部的停车场。他们与父亲有一个可怕的目标:让世贸双塔的一栋碰倒另外一栋,达到触目惊心的死亡人数。然而他们最终没有达到目的,爆炸只在楼底炸开一个约一百英尺宽,四层楼高的洞,造成约一千名无辜者受伤,六人死亡,其中一个女人怀有七个月的身孕。
母亲竭力将父亲的恶行瞒着孩子们,而当时年幼的我也一直尽力逃避这件事,因此很多年后,我才真正开始全面理解这场暗杀与爆炸的恐怖之处,而我又花了同样长的时间,才开始真正直面我对父亲对这个家的所作所为所感到的愤怒。在当时,我还无法承受所有的这一切。恐惧、愤怒与自厌在我的胃中翻滚,而我却甚至无法开始消化它们。第一次世贸中心爆炸案发生后,我刚好十岁。但在情感上,我已经像一台关机的电脑。到我十二岁时,由于不堪忍受同学的欺凌,我甚至起了轻生的念头。直到我快二十五岁遇到一个叫莎伦的女人后,我才感觉到自己和自己故事的价值。故事里,被教导去仇恨他人的男孩,在成长为男人后,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我穷尽一生,想要明白是什么让父亲走向恐怖主义的道路,而他的血在我血管中流淌这一事实,则让我倍感挣扎。我想通过讲述我的故事,带给人希望与启发,告诉大家一个在狂热的火焰中成长的年轻人,如何走向一条非暴力的路。我不能对自己的为人夸夸其谈,但我相信我们的人生都有一些特定的主题,而迄今为止我人生的主题就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余地。就算你从小到大被教导要去仇恨别人,你也仍然可以选择宽容待人,选择将心比心。
父亲因犯下滔天大罪而成为阶下囚,使得七岁的我生活从此面目全非,但这也让我的生活有了其他的可能性。在监狱中的父亲,再也无法将仇恨灌输进我的脑袋。更重要的是,他无法阻止我与那些被曾他妖魔化的人接触,并透过谎言,发现他们也是人——我会关心他们,他们也会关心我。真实的经历终将战胜偏见。我的全身都在抗拒偏见的影响。
尽管家庭破碎,母亲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但和大多数穆斯林一样,她并非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当十八岁的我终于开始认识到一丝真实世界的模样,我告诉母亲我再也不在意每个人是什么身份——无论他们是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从今以后,我只在意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她听着,点点头,说出了我这辈子所听到过最有力量的几个字:“我真的受够了仇恨的滋味。”
她的厌倦并非空穴来风。这一路走来,她比我们都要更辛苦。有段时间,她不仅带着头巾,还带着面纱,全身除了眼睛都包的严严实实:不仅因为她对信仰的虔诚,也因为她不想被别人认出来。
最近,我问母亲,当1990年11月6日她和易卜拉欣叔叔离开贝尔维尤时,她是否知道等待我们一家的是什么。“不,”她毫不犹豫地说,“我并不知道我将不再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不知道从此我的生活将一片狼藉,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不知道我们将被迫躲着媒体,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和联邦调查局打交道,和警察打交道,和律师打交道,和穆斯林中的激进分子打交道。我像是跨过了一个人生的分水岭,从此回不到从前的生活。对于前方的困难,我一无所知。”
父亲被判处无期加十五年徒刑,无权假释,现在在伊利诺伊斯州的马里奥联邦监狱服刑。他的罪名包括阴谋叛乱、敲诈勒索杀人、对一名邮务员杀人未遂,受托开枪意图杀人,以及非法持枪。老实说,我内心仍旧对他有一丝情感,一种难以抹去的情感,一种遗憾与内疚交织的情感,尽管它细如蛛丝。很难想象,当初我亲爱的爸爸现在已经成为了阶下囚,而我们都出于恐惧和羞耻改名换姓。
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年来,我从未探过父亲的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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