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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149 | 1 近日，一本由张艺谋御用文学策划、作家周晓枫撰写，被张艺谋评价写得“字字滴血、刀刀见肉”的人物传记《宿命：孤独张艺谋》还未正式上市，被披露出的内容就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书中首次正面涉及张艺谋与张伟平的纠纷，并被媒体总结为“张伟平被曝有负张艺谋10宗罪”。
27日，凤凰娱乐获得出版方独家授权披露周晓枫书中部分内容节选，周晓枫在书中不仅披露张伟平为人处世的种种恶行，揭秘张艺谋张伟平的经济纠葛，更从张艺谋个人出发，将他的工作方式、性格特征、出身等一一梳理。周晓枫在书中澄清张艺谋家族并非外界相传的“农民身份”，对于张艺谋实际出身，周晓枫写道：“张艺谋的爷爷当年是临潼大户，家宅比乔家院子还大。爷爷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来到陕西柞水县当县长；父亲那辈的哥儿仨，都是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大夫。”媒体对其农民形象的误读，或因《老井》中饰演的孙旺泉实在精湛，或因张艺谋早期电影中镜头多对准乡村，人物造型也土，许多人便深化了对他的农民印象。
由于与张艺谋朝夕共事，周晓枫在书中用大量文字描述张艺谋的工作状态，立体还原张艺谋的人物形象。周晓枫文中称，“合作数年期间，我从没见张艺谋打过一个哈欠。电影拍摄期间，张艺谋的小宇宙爆发起来更为可怕。他白天拍摄镜头，晚上完成剪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数月如此。”生活中张艺谋常常得过且过，周晓枫表示“张艺谋的家庭对外公开以后，他们的日子明亮了，陈婷有时会拉张艺谋去度假，成了整个工作室的大恩人。”
周晓枫还在文中集中揭露了张艺谋的短板，她称，“张艺谋不懂制度化与行政化的公司管理，是他一直的障碍；他不擅长制定奖罚分明的劳动制度，情绪化代替理性；除了对待电影他事无巨细，剩下的，张艺谋希望交由别人代管——从类型上，他确实需要一个‘张伟平’这样全面接管的操盘手。”周晓枫还指出张艺谋很少表扬下属，巩俐与其合作《归来》时心里完全没底儿，因为导演从不褒奖，顶多回答一句：“没问题。”周晓枫爆料称，即使在张艺谋巩俐两人感情最好的时候，巩俐问张艺谋：“你爱不爱我？”吭哧半天，得到的也是三个字的答案：“没问题。”
对于张艺谋生活中的形象，周晓枫在文中表示，高仓健算是张艺谋的时尚启蒙老师，张艺谋从前总是一副他几乎不修边幅的形象，开始对服装讲究些，正是因为高仓健的提示和指导。“高仓健不仅委婉地提示了张艺谋在着装方面的粗疏，还事先到专卖店选好恰当的款式，把张艺谋拉去，装作若无其事地建议他试试。”周晓枫还称，名人喜欢名表，但张艺谋很长时间戴的都是SWATCH，几块好表或是陈婷给他买的，或朋友送的。
对于这次事件，截止到目前，张伟平方面给出回应称这是“张艺谋为了卖书又一次恶意炒作，无中生有，满嘴谎言。新画面会用事实真相和法律的手段戳穿他的谎言。”张艺谋本人一直保持沉默。据了解，在3月2日，周晓枫或将面对媒体召开说明会，就书中大家关心的内容给出直接的解释。
《宿命：孤独张艺谋》部分内容摘录
工作狂——与毕飞宇探讨剧本
合作数年期间，我从没见张艺谋打过一个哈欠，他好像天生就没有那个功能，至多只是几十个小时没有睡眠过后，眼睛里有点小血丝。史泰龙不会笑，张艺谋不会打哈欠，事实上，在工作两年以后我就开始秘密等待那个神奇的瞬间，有一种越来越重的好奇心，甚至带有恶作剧般的期待，但我的希望日渐渺茫，比守株待兔还难，我像等着一只落在极地上的孔雀开屏。只有一次短暂的瞬间，张艺谋困得热泪盈眶，令我一阵窃喜??结果，我依然失望，没有等到那个历史时刻，他像鱼一样不停开合的嘴并没有像被口腔医生检查喉咙一样张大到鳄鱼的程度。
我熬得脱形，白发频生，再看他老人家神采奕奕，不禁半是谄媚半是抱怨地说：“难道您就不需要休息吗？别人可不能像你似的，奔驰只烧奥拓的油量。”他点头：“是啊，他们都说我体能超强。不过最近还是有点疲惫，是不是看着跟野狼似的？”当时我困得眼花，看他凸颧骨、深眼眶、两颊对称下陷，我心里哀叹一声：没人说过你长得像骆驼吗？怪不得，比一般的大牲口能扛多了。
据说，张艺谋打出道就以此著称。拍摄电影《活着》的时候，张艺谋边拍摄边改剧本。每天结束拍摄后，把主创集中到一起，讨论接下去的剧本内容和表演方式。熬到最后，人声渐息，编剧芦苇像木偶一样僵住，全身只有两个手指头活动，用于控制录音机的按键，把张艺谋的想法先录下来，等思维复苏时再领会精神。主演葛优半梦半醒，他的脸上用打开的剧本盖住，从剧本下偶尔发出一两声鼻音儿，剧本封面赫然上书两个斗大的黑体字：活着。张艺谋不挑人，谁睁着眼睛谁倒霉，被张艺谋逮住就往死里谈，直到对方失神、呆滞的眼睛终于闭上。张艺谋就在旁边等着，他的眼睛跟探照灯似的来回扫射，看谁把眼睛重新睁开——谁敢把眼睛睁开，他就接着跟谁练。
作家毕飞宇曾跟我说，当年给《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当编剧，张艺谋这个可怕的习惯，令人丧胆。剧组人员远远见到张艺谋，望风而逃。有时，毕飞宇实在困得不行，只好逃回宾馆自己的床上，张艺谋追杀而来。尽管毕飞宇半躺半坐、半死不活地赖在自己的床上，张艺谋依旧不肯放过，围着毕飞宇的床打转，跟他商量这样那样的情节，活像牧师围绕弥留者的床。终于，把毕飞宇熬得活活昏死过去，张艺谋才怅然若失地离开他的房间。
电影拍摄期间，张艺谋的小宇宙爆发起来更为可怕。他白天拍摄镜头，晚上完成剪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数月如此。所以，他的电影关机不久就能完成粗剪。
对于张艺谋来说，工作不是惩罚，是他持续的沉迷。我怀疑，张艺谋若是被俘，严刑拷打不管用，铁嘴钢牙，不招！只要把张艺谋捆到椅子上什么都不让他做，熬不了多久，他就屈服了。著名影人史航感慨过张艺谋这种人，说他：“唯有在工作中如鱼得水，让张艺谋休假？唉，那就相当于把鱼捆到沙滩椅上，让它晒晒太阳、休息休息一样。”
张艺谋自述：“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不会善待自己。回想我的经历，一步一步碰上好机会，可比我有才的多得是！假如我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
他不浪费时间的手段，太逗了。很多人把手表调快几分钟，免于误事；张艺谋也习惯如此，他很少迟到，即使遇到特殊情况被迫晚到，他也会打电话通知。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吃饭，陈婷突然问张艺谋：“你的表怎么了，现在到底几点？”不是手表的毛病，张艺谋这个乐于给自己上弦的人，越上越紧，他竟然把表调快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不禁讽刺地想：真够国际范儿的，分分秒秒，生活在时差里。在我们的批评里，张艺谋恋恋不舍地把指针调回去，还是比标准时间快了10分钟。说起来，陈婷是整个工作室的大恩人，她有时会拉张艺谋去度假——对我们来说，无异于解放的通知。张艺谋的家庭对外公开以后，他们的日子明亮了，我们的节日也比原来多了。
张艺谋对“机会”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你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机会，没有人能长一双慧眼，看到机会的来临。你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往往是准备之后你做了临时性的选择、不知深浅的决定，正是这些准备，让你的各种选择和决定改变了命运。等你若干年回过头看，你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次抓住的就是机会。”
张艺谋幽默的一面
张艺谋谈剧本的时候特别热闹，跟武打人物似的，带动作表演，满场飞。我默默搬开附近的椅子，既怕他碰着，也怕他殃及我这样临近的池鱼。尽管如此，有时在想象巅峰对决时，张艺谋会将一把模拟中寒光逼人的宝剑直接抵向我的脖梗。如果排演的是古装动作片，我一会儿脖子上架刀，一会儿在后背插剑，一晚上得死好几回。
有一次，张艺谋提到自己在国棉八厂的经历。半夜，主任还是工会组长什么的来找，说车间里一个患有精神障碍的工人犯病了，持刀跑出厂区，恐怕发生危险，号召大家一起前去寻找。他们一行人追到铁轨附近，列车正驶来，在车灯照耀的光柱里，惊见那个精神病人缓慢地舞刀，他一边用刀在胸前舞着八字，一边冷笑着等待车头临近。为了逼真展现这个场景，张艺谋一人分饰三角，不停切换，不仅演追踪而来的工人们，演精神病人，最出位的，他竟然还要同时演火车——从鸣笛到车轮运动，他满脸都是东方红火车头的表情。
张艺谋口才极佳，嘴皮子厉害。我在文坛的小圈子里以毒舌著称，和张艺谋对攻，甘拜下风。我提出：“我们的表演一定要反对煽情，注意克制！为什么有的人物表情要那么剧烈，至于吗？跟话剧似的，坐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都能看见演员的眉毛跳动。”他立即反击：“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演员眼珠往左边转算一个表情，眼珠往右边转又算一个表情，你以为演的都是高仓健呢。”
张艺谋信口开河的时候特别好玩，具有传奇的概括能力，隔得遥远的事物，经常被他随手抓过来类比。比如，在讨论《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的形象时，他总结，爱丝梅拉达相当于高级花瓶，对她的爱，卡西莫多需要突破的是生理禁忌，神父需要突破的是信仰禁忌。讲到爱情故事，他说：有许多关于灰姑娘和王子的剧情，或者相反，《泰坦尼克号》里是灰小伙和公主的故事。有次我们随口聊剧情，聊着聊着，让神仙眷属的周瑜和小乔被剑或箭给弄死了，张艺谋总结：咦，怎么变成了战争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他擅长即兴混搭词汇，活灵活现的，似乎不合常规，但切中肯綮。如果要出去吃顿好饭，张艺谋说：“让我们去补充一些精饲料吧。”从词语表达里，他也能够理解和体察到世道变化，他说：“网络为我们增加了许多新词，同时大量的旧词已消灭了踪迹。像当年的‘投机倒把’这个词已经消失了，变成了‘商业智慧’。”
张艺谋有许多即发的奇谈怪论。比如他说：“中国人把肝肠肺腑之类的内脏看得很重要，很庄严，同时对这些器官的破坏视作勇猛的气节，形容得都非常强烈，像披肝沥胆，像肝肠寸断。总而言之，下水表达是上限。”
讨论剧本时，张艺谋的脑子转得很快。我们七嘴八舌的议论，有时一个不经意的词，就会给他带来巨大启发。他策马扬鞭，绝尘而去，留下惊悸中没有反应过来的我们待在原地。只要给张艺谋一点点火药，他就能放一晚上礼花。
张艺谋强迫我们想情节，想主意，想招儿，但这绝非易事，因为张艺谋常常先给自己设死局，然后希望大家想法儿从窄缝里的一线生机里挤出去，得见豁然洞天。正因窄门如此狭小，阻隔了多数人，使得兀自闯入的幸运儿得享桃花源之妙——而这种幸运不常光临，我们多是被卡在窄门上，进退不得，呼吸困难，虽生犹死。那种时候，我真恨张艺谋为什么要把编剧和我逼上绝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自我较量和玩命？张艺谋的口号是：“我们不仅要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地，还要揪着自己的头发跳高。”说得轻巧，难道，他看不见我们明明已经把自己的头发揪掉、活活变成秃子了吗？没招儿了，我们只好幻想揪住对方的头发，让别人跳高??看起来就像泼皮打群架。
在张艺谋的压迫之下，我常胡言乱语，出的主意求量不求质，让他自己从中甄别。有一次，张艺谋认为主角行动的理由不充分，有些勉强；我觉得够了，只要再补充一点点外在原因的刺激就行，因而一再坚持、不断说明。张艺谋无心纠缠，他反问：“反复说就能说服我吗？这个理由明明不够大，你把它抽得肿起来，它还是原来那个它！你以为肿成胖子，就算换了个人，就能蒙混过去解决问题吗？”
张艺谋勇于创意，他总说创意完成了就是杯子，破坏了就是不值钱的碎片。有时我的主意并不高明，仅仅是个方向，他又想着怎么变废为宝。张艺谋用这样的话鼓励我的创意：“好，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摊屎变成一个油饼。”
是的，张艺谋在私下场合常有这样的重口味表达。聊起中国古典文学，张艺谋说：“什么东西都怕量化。古代小说动不动就讲百万大军从天而降，可你想想，这一百万人每天拉一泡屎，一天都是一百万泡，他们都在哪儿上厕所啊，这一百万泡屎往哪儿搁？”后来，他还自言自语补充：“这还不算闹肚子的。”我当时乐晕，觉得他想得还挺细，不过，百万屎量并非不科学，因为还有便秘患者来平衡闹肚子的。其实这件事既可以反映张艺谋的幽默，又可以反映出他的务实。奥运开闭幕式的组织工作更加强他的行事风格，凡事要量化，要落实，要变成具体的数字，不能依靠几个形容词的浮泛修饰。
张艺谋生活和工作的二元对立
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说：“我感觉到在我里面的绝对服从的本能，我必须常常和它抗争。”张艺谋难以克服自身的迁就，正是为了反抗这种他自己并不喜欢的顺从，张艺谋才在电影里极尽张扬。现实中越是疏离和平淡，电影中他越是追求浓烈、夸张和极致。他在生活里有多么拘谨，创作里就有多么放肆；他有多悲观，影像上就有多热烈。内心的底调越是暗，他越是电影色彩里宣泄夺目的鲜艳，从影像风格里，几乎可以反向追溯到他的性格——它们恰成两极，甚至达到严格对称的程度。
几乎可以由此对张艺谋做出简单的二元论判断：生活中无意流露的冷淡，对应电影中蓄意彰显的热烈；生活中的得过且过，对应创作时的一丝不苟；生活中的忍气吞声，对应风格上的胆大妄为；生活中的缺乏主动应战能力，对应那个造梦的光影世界里，他自觉设置难度以使自己永远面临挑战??电影是对现实的重力克服，因此才成为张艺谋一生的梦想。
张艺谋的出身——不是农民是大户
关于张艺谋的“吝啬”，著名例证是拍《英雄》那场张曼玉和章子怡的打戏，需要大量树叶。张艺谋嘱咐制片主任，必须细化树叶的品质，吹到脸上和身上的树叶是不同的——吹到脸上的含沙要少，以免对演员造成干扰和伤害；吹到身上的含沙可以多些，因等级相对低下，价格应该便宜。
之所以如此，因为张艺谋对投资人负责任。他不是那种强调个人艺术风格而枉顾他人利益的创作者，不想让自己的艺术探索给投资方带来经济上的困扰，那样他会心有不安。他觉得让那些信任自己的投资商有所回报，天经地义，至少别让人家赔钱。所以，他会仔细，尽量不造成浪费，他不喜欢随意挥霍。张艺谋会要求制片主任不乱花、不胡花，不当冤大头。
不过，张艺谋不是会计型人才，他对于财富数字的运算能力并不出色，甚至谈不上敏感，有时它们只是一些混沌的阿拉伯符号而已。我戏言，有种人是“硬币型吝啬鬼”，他可能心疼几百块钱，但对几百万无动于衷——因为前者和他曾经体验的困窘有关，后者因纸上谈兵而形同虚设。
有些人据此称之为“农民作风”。说张艺谋是“农民”，其实是以讹传讹。作为中国第一位A级国际电影节的影帝，他在《老井》中饰演的孙旺泉实在精湛，令人信服，觉得这就是一个“农民”的本色表演。加之张艺谋早期电影中，许多都是镜头对准乡村，人物造型也土，许多人便深化了对他的农民印象。张艺谋只在1968年到1971年间，在离家不远的北倪村插队三年。短暂的下乡经历，被当作他一生的形象标签。若论真正的出身，张艺谋可离“农民”太远了。
张艺谋的爷爷当年是临潼大户，家宅比乔家院子还大。爷爷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来到陕西柞水县当县长。当地匪患严重，政府缺乏财力对抗，爷爷从自家拿出大洋买枪，组织县里的剿匪队。结果出师不利，还没行动，武器倒先让土匪没收，理想以彻底失败告终。张艺谋概括：“这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私济公的慷慨，带来的悲剧不仅如此。竟有能力以自家财力购买枪械——张艺谋的爷爷由此暴露了殷实家底，由此被土匪追杀。逃回临潼的爷爷，被土匪围困，又没有及时交上赎金，以至被土匪火烧了院子。家境从此败落，树倒猢狲散。捡回条命的爷爷带着家眷，隐姓埋名到西安开药铺为生。
这位失意的“秀才”，认识到乱世中，家里必须有拿枪的人才能自我捍卫，于是把三个儿子都送到了黄埔军校。
大伯是黄埔九期，1948年全家去了台湾，直到1981年才和家里重新取得联系。取得联系的方式，是一张从台湾托人带到美国、然后辗转带回内地的一张六寸全家福照片，背后在每个人的位置，标注着“长子某某、长媳某某”。张艺谋91岁高龄的奶奶，在灯下抚摸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亲人，一遍又一遍，边看边落泪。等到1987年大伯回到西安，亲人之间已是界隔阴阳，奶奶已带着沉淀40年的思念走了。他们母子自1948年一别后，此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15期，当年属胡宗南部下，曾接受策反，准备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投奔延安。没想到遭到出卖，最后在1949年国民党军队大乱之际，被处以枪决。这是同为黄埔军校学员的张艺谋的父亲，经过调查，综合一系列线索得出来的结论。有太多的历史细节，就是陪葬于时间的深处，永无昭日的一天。张艺谋本人很遗憾，在父亲生前的时间里，自己忙于工作，忽略与本不擅言谈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家族里的许多往事，到如今都已成无法考据的尘封往事。
言归正传，父亲那辈的哥儿仨，都是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大夫，所以怎么溯源，张艺谋也实在不能说是“农民出身”。张艺谋有着老式手艺人那种本分，加重大众和媒体对他“农民身份”的误读。
张艺谋的时尚启蒙师——高仓健
张艺谋对服装还算讲究些，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公众人物的某种职业道德。张艺谋以前不在意，影像资料暴露了他几乎不修边幅的形象。转变是从高仓健的提示和指导开始的。高仓健不仅委婉地提示了张艺谋在着装方面的粗疏，还事先到专卖店选好恰当的款式，把张艺谋拉去，装作若无其事地建议他试试。
有一次，高仓健曾给张艺谋寄来礼物，拆包时，我在现场旁观。那件据说是奢侈品牌的棉服，难以置信地低调，低调到不可思议，看起来就是件土布老棉袄，只是在衣服内兜翻出的里衬侧面，才能发现微小而难以察觉的标识。有了品牌提示，我还是看不出任何高妙，这件粗布棉服与家常手工制作无异，不见山不见水，只是过日子的平常??它的高山仰止，庸俗如我，难解其妙。张艺谋习惯的着装风格是典型的闷骚版，不能太闷、不能太骚又在闷骚范围之内的那种——看似寻常，却在细节处颇费心思。比如领口和拉链的设计。比如细微的色调呼应。他穿蓝色T恤，配白裤子白鞋，只是鞋底是蓝色的；如果穿红色T恤，配白裤子白鞋，只是鞋底是红色的??绝对不会配错，跟基耶洛夫斯基的红白蓝系列。面对这件内敛到极致的棉服，张艺谋感慨：“选衣服能看出境界。我还追求闷骚，人家早就到了只闷不骚的从心所欲之境，人家的境界高啊，我的差距太大了。”
张艺谋的服装有赞助商和相关协约，只要在出席活动的重要场合穿上数次，有些品牌对他并不是打折销售，而是免费取用——相当于一种广告效果。这并非张艺谋的特例，看看典礼上那些衣着光鲜的影星，很少自己购买那些华而不实的礼服，多与品牌合作，风光之后就完璧归赵。
张艺谋的裤子多是黄保荣给他做的。黄保荣自《英雄》开始就担任制装师，有时上门到工作室给张艺谋量尺寸。张艺谋嫌品牌服装的裤子板正且立裆短，活动不自在，所以专门设计成适合自己的这种：好面料、黑色、绳带、瘦腿、下端收口，裤脚可以收进靴子里。所以张艺谋很少买裤子和腰带，即使买，也是为了出席场合之用。
他也做过配套几身上装，黑色，只是帽子变换颜色。如果衣服的拉链长，坐下来的时候容易在胸口和肚子那里堆鼓出来，张艺谋干脆让裁缝把拉链长度减至一半，这样既套头方便，又让衣服保持熨帖。此款和某年的大牌撞设计了，张艺谋担心地问庞丽薇：“我要是穿这件逛PRADA，不会让人家给轰出来吧？”庞丽薇安慰他：“不会，人家以为专门给你做的限量版呢。”
名人喜欢名表，张艺谋很长时间戴的都是SWATCH。他自己买的，还帮他妈妈挑选，所以老太太戴的也是SWATCH。张艺谋自己没买过贵重的表，几块好表或是陈婷给他买的，或是朋友送的。张艺谋在国外期间，喜欢逛商场，主要是买上衣、T恤和围巾——因为衣服多是暗色需要调剂，所以他是个“围巾控”。
张艺谋不喜欢别人说他逛店的事儿，觉得购物不是老爷们的爱好，不体面，庸俗，显得“低级趣味”。其实相比于他极其忙碌的工作节奏，休闲机会少之又少，以其购物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而言，一年中区区数天，微不足道，根本都谈不上爱好。
也是2012年《金陵十三钗》参展柏林威尼斯电影节那次，公事结束后，还有一天剩余时间。张艺谋和他的大学同学柴岳，来酒店接刘恒老师和我，一起逛街。
在BOSS店里，张艺谋试穿各种糖果色的T恤，刘恒老师、柴岳和我，既当围观群众又当参谋。
我先在楼上的女装部转转，发现没有适合自己的，才跑到楼下的男装部，看看张艺谋他们有什么收获。正赶上张艺谋从更衣室出来，他平常穿鲜艳的颜色效果不错，可试穿的这款，绿得不妥，就像LV曾经出的蛇皮袋，难以驾驭，看来可疑——我不留情面，给予否决。刘恒老师和柴岳先生的意见和我不同，他们认为那种绿色是别致的体现。我们正在互相打击和否定，张艺谋从试衣间里再次出现??用句俗语：让人眼前一亮！这回，是件紧身短袖黑T恤，肩部镶有两片精致的皮革，显得有型，很酷。我大赞：“这件甚好！比刚才那件强多了！”张艺谋狐疑地看着我，觉得我的审美哪里出了问题。
张艺谋表情庄重，纠正说：“这是我自己的内衣。”
张艺谋的短板：不懂管理
一个据说很准的伪科学实验：竖起大拇指，尽量向后扳，第一横纹上面的指端部分向后弯曲的幅度越大，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越强。我试了试：笔直，自己不是个随机应变的灵活之辈，我的轴，我的较真和僵化，从身体功能性看属先天性的。对比之下，张艺谋拇指上端的弯曲弧度很大，似乎也佐明实验的准确性。但我觉得，张艺谋有个短板，他从来没有得到出色调整，一直是他的障碍：他不懂制度化与行政化的公司管理。
张艺谋只喜欢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自己不想干的事，尤其那种缺乏创造力的杂务，他反感和排斥，一听就烦，最好不要扰乱他的视听。除了对待电影他事无巨细，剩下的，张艺谋希望交由别人代管——从类型上，他确实需要一个“张伟平”这样全面接管的操盘手。张艺谋甚至没有留意其中渐生的危险，被管得越来越多，他的自由也会陷入被管的危机。也许，这是一个不愿全面管理自己的人所付出的代价。
张艺谋的角色是创作者，他的热情和能量集中在那个领域，完全不是工商管理学精英的料儿。他不擅长制定奖罚分明的劳动制度，情绪化代替理性。有一次集中看片，到了约定时间，剪辑师迟到了。张艺谋责问：“是谁通知的剪辑师？”是小助理通知的，并已和剪辑师反复确认，这里没有通知者的任何过错。然而，剪辑师的电话无法接通，粗剪片由她一人保管和开启，她不到，一屋子人就得活活等着。张艺谋急得没有理性的时候，糊里糊涂觉得：应该严重批评小助理。幸亏被在场者的提示和反对，他才恍然大悟般，惩罚只应针对迟到者，其他人无责。
张艺谋很少表扬下属，最早认识他的时候，我认定这是一种掌权者的积习，后来发现，这也是严格要求所致。张艺谋认为，把工作做好是天经地义的本分，一旦没做好事情，被批评同样理所应当。张艺谋说：“如果达不到要求，我不会违心地表扬，哪怕出于礼貌的敷衍也做不到。我明白，作为导演，应该及时给予鼓励，这是职业需要。可我不行，这是缺陷。”
记得巩俐刚刚拍完《归来》，只有少数人看过尚未定稿的粗剪片，我算其中一个。巩俐不踏实，忐忑地问我观影印象，让我好生诧异。我认为冯婉瑜的塑造，对电影的完成至关重要，她也是巩俐表演实力的巅峰呈现——因为，我已辨识不出其中的巩俐，就像分娩而出，冯婉瑜成为独立而完整的新生命。我跟巩俐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不管电影未来命运如何，哪怕是个泰坦尼克号呢，你也坐上救生船啦。我们还得在冷水里泡一会儿，正想办法搭上你的皮筏子逃生呢。”我感到奇怪：“看过片子的人都夸你，难道，导演没有表扬你吗？”巩俐说，她心里完全没底儿，导演从不褒奖，在现场拍片时同样如此，顶多被追问之后，张艺谋回答一句：“没问题。”即使在他们两人感情最好的时候，巩俐问张艺谋：“你爱不爱我？”吭哧半天，终于得到三个字的答案，可惜是与众不同的三个字：“没问题。”
张艺谋对自己熟悉的人，不会斟酌方式方法，有些话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而间距远者，他倒妥帖而礼貌，媒体记者和初来的访客会被他的温和态度惊着。张艺谋越直接，说明越不拿你当外人。话说回来，给要求严格的张艺谋干活，工作人员本来就压力大，在他这种“做得好应该，做不好应该检讨”的原则下，纵理解万岁，也难免心怀忧怨。
我家住昌平，接到张艺谋电话紧急开会，而要赶到位于东南四环的工作室颇费时间。我事先告知：“我现在立即出发，路远，一个小时之内我肯定到不了啊，别觉得我磨蹭。”声明无效，我在四环的数个路段都接到助手的电话：“导演问你怎么还不到？”别说堵车严重，就是我开方程式走赛车道，也不可能在他话音刚落，就光速般抵达会议室啊。
还有一次，我正兴高采烈地春游，突然被打断，因为接到他119般的火警电话要求我火速赶到办公室。我以大局为重，像黑旋风一样跑过去。谁知张艺谋像刚遇到什么烦心事，拉着一张比黑旋风还黑的黑脸进屋，谁都对不起他似的。没说几分钟话，他就带着不耐烦：“好了，没事了吧？就这么着，我还有别的安排呢。”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想着他那一脸轰苍蝇的表情就觉得自己是被打发回去，我悲愤地自言自语：“以为我多想来见你呢？以为我多愿意跟你说话呢？你以为我放着悦目的花红柳绿不看，非要来观赏你这套苦大仇深的五官？你以为我多喜欢伺候你呢？我恨不得大刑伺候！呸！呸！呸！”我忍不住按了一声喇叭来表示内心的愤慨。我还没到家呢，又接到张艺谋的电话。他什么事儿都没有，聊起刚刚想起的一个好主意，他的语气里因为意外的偶得而颇为喜悦。
张艺谋事务太多，不可能让他做到心细如发，明察秋毫。只有在创作领域，他面面俱到，恨不得事事躬亲；人际周旋上，他让人恼怒。
张艺谋到程十庆位于东三环的办公室，看到书桌上的笔墨纸砚，信手拿起毛笔，准备小试锋芒。写我名字的时候，张艺谋歪头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我名字怎么写了。拜托！我已经跟您老人家工作五年了好吗？他还是会在交接的信封上赫然写错成“周晓峰”。张艺谋接着问给他当助手多年的庞丽薇：“哎，你的名儿有草字头吗？”他拿不准是“庞丽薇”还是“庞丽微”。这听来令人遗憾，因为他显得如此不关心周围，数年竟不知道下属名字的准确写法——得多自我，多冷漠，多自私，多不顾及他人，他才能有这样的无视啊！平常越替他着想、事事以他为重的下属，越容易产生伤心和不满。
然而，假若你知道下一个细节呢？有一个周末，张艺谋在家里摸着他长子张壹男的头，感慨：“壹男啊，都长这么高了，你上几年级了？”张艺谋得到了那个他因忽视而生疏的答案。张艺谋毕竟是父亲，可连孩子上几年级都不知道，他不管学业和生活的细则，这些都是由妻子陈婷打理。下周，同样的时段、同样的情境下，就跟场景又重拍了一遍似的，张艺谋摸着壹男的头，又发出一模一样的感慨：“壹男啊，都长这么高了，你上几年级了？”无言以对的孩子，只好沉默着转身离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表达抗议。
若想让张艺谋为你考虑得事事周全，不可能；但若你的诉求合理，他也一定不为难别人。打个比方，张艺谋在那里吃肉，如果你想要块骨头啃啃，他没意见，舍得拿出一块给你吃。不像影视圈中的许多人，别说分他的肉了，汤都喝不上，他恨不得把你手中的半个馒头抢过来。可是，若你忍饥挨饿地待在张艺谋旁边，你别指望张艺谋能发现你掉到手背上的口水??更极端地说，你就是活活饿死在他旁边，他都未必发现。张艺谋不是察言观色然后八方送温暖的可人儿，他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都没注意他自己手里抓着、正往嘴里送的是什么东西——我怀疑，即使他啃到的是自己的手指头，痛感也比常人慢上好几拍。
《归来》突然被调去审查，十几个小时毫无音信反馈，不知能否通过。张艺谋中午给我打电话，告知这个令人忧虑的情况。从接他电话到当晚七八点钟的时间里，我魂不守舍、食不甘味，紧张又恍惚，比失恋还难受。到了晚上，实在忍不住，给庞丽薇发了短信，说无论几点，只要有消息请立即通知，我在等靴子掉下来的过程中就像在等刀子掉下来。庞丽薇说，他们下午早就得了信儿，片子通过，还获得好评呢！
我一方面如释重负，一方面气恼不已，给张艺谋发短信质问和声讨：“为什么警报响起的时候告诉我，等警报解除的时候你倒逍遥了，留我在黑暗里继续提心吊胆？！”张艺谋回电话：“哎呀，我一高兴，忙别的事就把你给忘了。”张艺谋这点好，他实诚，不编个高级借口来吓唬你，也不否认自己忘了，他的诚恳容易达至谅解。
更何况，这件事说起来是我过分和苛责。我自己游神散仙似的，终日闲得哼哼，同时也是夸张的健忘症患者，经常因为这种生理缺陷而被怀疑为傲慢自大的品德缺陷。张艺谋每天的事儿密集衔接，他都没有悠然喝茶的工夫，我们不应该要求他百密而无一疏地牢记桩桩件件——那他就不是张艺谋而是速记员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张艺谋实在不是个生活艺术家。电影让他忘却烦恼，而生活里，一脑子乱七八糟的琐碎官司令他被动与无奈。遇到合作顺利的搭档，他下次就不想换张儿，回回找他。对待下属也是，谁办事利索、体面、灵活，张艺谋就找谁，他不会过脑子想想，劳动量的分配是否得当。我想人人如此，都怕麻烦，我们在心理上自然依赖那些令人放心的靠谱者，就像电走捷径，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张艺谋的管理水平不佳，奖惩制度不够严明。他做事力求高效，结果是鞭打快牛；谁不能干，张艺谋发几句牢骚之后也就算了，这使混事者也容易存活。
认识张艺谋之前，人们往往受到坊间流传的影响，觉得他的形象和行事都令人起疑。合作者一开始，未必喜欢他，最初长达几年，我都难以克服对他的敌意。真诚的人要比虚伪的人更快地暴露缺点，因为张艺谋不做技术处理。我们说：路遥知马力——然而，路远到马都乏力的程度，能否坚持到终点？一百个上路的好人，99个死在路上，只剩一个成为终点的幸存者；问题是，他势单力薄，怎么对付途中不断加入的投机者？
张艺谋似乎只宜和君子交往，说起来，其实是不适合与人交往；因为人分好坏，不可能我们遇到的处处光明。只适合交往好人的人，往往把人往好处想——乃至，混淆是非，分不清好坏。 | 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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