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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刘慈欣。CFP
刘慈欣抵达上海，准备参加一个电视节目。上海的天气晦暗不明，阴冷潮湿。这是2 0 14年12月的一个傍晚，静安寺附近一个街区的楼房突然起了火灾，不久，一场雨骤然而至，浇落在行人的头上。刚刚结束了台湾交流的他显得有些疲惫，不停地咳嗽。
刘慈欣此刻的身份是中国现代化大都市雨天里的旅人。他提着行李箱入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星级酒店，箱子里装了本台湾带回来的竖排版科幻小说。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个世界的创造者，或者说是毁灭者—人类的命运被置于宇宙最严酷的黑暗森林法则里。这是一场有关宇宙的幻梦，而这梦的美妙之处恰是在火上煎烤着的滋味。
诗与真是文学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刘慈欣表现出来的是他拥有一种让人着魔的驾驭能力：他把想象延展到了宇宙的尽头，而一切又显得与现实世界的土壤紧密接合在一起。
他的目光紧紧瞪视着那个宏大的主题，人类在这个主题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这是属于幻想家的世界。整个太阳系毁灭于一次犹如水墨山水画般的降维攻击。《三体》中最后的两个人类，进入到一个小宇宙，此时已经无所谓时间，也无所谓空间了，既没有过去，现在，也没有未来，一切发生在时间之外。
尖顶上的作家
刘慈欣的作品第一次送到《科幻世界》编辑部的时候，是1999年，它的出现在办公室里掀起了一场兴奋的风暴，几个年轻的编辑阅读过《鲸歌》后，认为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作者。
“这是波赛冬在唱歌，这是鲸歌。”鲸歌在响着，这是大海的灵魂在歌唱……现在已成为杂志副总编的姚海军回忆起当时读到他的作品，感觉到那个时期科幻文学充满探索的力量，给他带来了惊艳。他说，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的科幻发展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但是整体来看，想象力都很拘谨，直到刘慈欣的作品出现了—他提供了一种非常宏大的想象。
姚海军与刘慈欣的交往已经有近14年的时间了，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鲸歌》发表后第二年的成都笔会。
到了20 14年12月10日的上海，这个拥有一双大眼睛的作家已被推至“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至世界级水平”的地位。他的几部小说正被改编成电影，读者关注着每一步的进展，《三体》的英文版也开始在美国上市了。
南都记者第二天上午见到他时，他刚刚吃过早餐，身上穿着一件休闲装，看起来简单得体。他的动作和他的谈话一样，给到访者造成一种谨慎的印象。他不敢在房间里抽烟，担心酒店的烟雾报警系统让他陷入窘境，就躲到了洗手间里。
刘慈欣对待媒体有几个特点：不太接受当面访谈，不喜欢记者跑到他的单位和老家找他。他见记者往往是在出差的中途。而电话是他最能接受的方式，他觉得在电话中不会拘谨，可以聊得更好。
整个访谈的过程中，他的话并不多，用很少量的词汇回答问题。而这些回答很多都是以前答过媒体的了。有时候会显得重复。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不擅于交际的人，更理想的状态是隐藏在自己作品的背后：他不想站出来说话。
当他长时间地保持停留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尖顶上，被读者寄予更大期望之后，这一切显得不太可能了。他要么从这顶端跌落，别林斯基式的自愿的跌落，被人遗忘，要么成为一名叙述者。作为一名类型文学的作家，他需要读者：但他也并不觉得为难，他住在一个中小城市里，这使他避免了很多干扰。
面对科幻圈的朋友时，刘给人留下了另一种印象。姚海军认为刘慈欣属于那种北方人的性格，豪爽，但话不多，如果跟他熟悉了，他讲起科幻来可以滔滔不绝，会提出很多有趣的构思，讲很长时间。但在参加科幻的交流活动时，他的发言则显得不怎么积极。
回忆起那个年代，杂志的办公室里会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科幻文学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一次涨落后新一轮的复兴期。
“我觉得这个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宝库。”姚海军说。此时，刘慈欣在位于山西阳泉的娘子关发电厂办公室里重新开始了他的创作之路。一种种有关科学所能触及的奇想被他编织进那让人兴奋的梦。
起步，普通人的宇宙幻想
《三体》提供的幻想起飞的平台是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家叶文洁启动了向宇宙进行恒星际广播的按钮，等待地球人类的是一个面临毁灭和拯救的命运。
对于那在纸张的陈迹上已经略显泛黄的年代，刘慈欣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怀旧分子，这使得他的读者在小说中寻找蛛丝马迹，把他设定成一个幻想家的想法落空了。
他创造了一个从根本上矛盾的另一个“他”，并把这个“他”植入了读者的头脑。在这样一种设定中，有的读者更愿意把刘慈欣看成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人物：在那个山西的小镇上，运煤的车辆排成长队，人们过着平庸而琐屑的生活，这样一个大眼睛的男孩长大了，他是封闭的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幻想家，都注定是封闭的，他忍耐着难熬的日常生活的折磨，深邃地窥视着宇宙的奥秘。这个形象更近似那些灵魂受难的作家，比如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刘慈欣小时候跟随家人生活在山西的矿上，秩序不是很好，他造过玩具的火药枪、刀，和其他孩子打过架。
许多年之后，当他在回答记者刘怡的提问时，回想起了那些往事，觉得自己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没有感觉”。
这是刘慈欣认为对他比较成功的一次访谈，他因此也谈得比较彻底：他觉得他走的是一条最普通不过的道路，自己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他的叙述里，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小学、中学、大学，直到成为一名发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
对于这些循着作品来追溯他形象的设想，刘慈欣认为需要通盘重拟。他曾多次表达过这个想法。他并不认同以他的作品来理解他本人。
这一种叙述语境中提供的他，几乎瓦解了把他作为一名幻想家的基本设定。他显得充满科学理性，搭建的思维大厦精准得就像堆积木一样。
他的现实生活中关心着的是那最普通的事情，几乎不具备过多的属于诗的东西。他的诗与真，存在一个严格的界限。
把这场有关宇宙的美妙幻梦置于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身上，就造成这个诗与真的矛盾：有关科幻作家的一切是怎样设定的。
回溯他的历史，刘慈欣最早接触科幻小说是因为父亲的藏书，那对他是一段隐秘的阅读时光。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转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的煤炭系统，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山西。
在刘慈欣的记忆里，父亲拥有很多50年代的出版物，包括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作品，当时没有主流文学和科幻文学的界别，这些书在“文革”时都是被禁止的，他的父亲把书推到了床下。那样一个匮乏的时期，他没什么可看，就把这些书偷偷又翻了出来。
他第一本读到的是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这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感觉自己被里面的构思吸引了。后来又接触到一本苏联作家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是从别的孩子处借来的。
刘慈欣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奇思妙想的世界。而这一切是属于科学的，因此，也就提供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科幻文学的副教授吴岩对那个年代也有过一段类似的记忆，吴岩比刘慈欣大一岁。他在读小学时加入了文工团，当时资料室里面有很多书，这对那时的孩子而言是一片广阔而未知的领域，大概在19 73年前后，他读到了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吴岩回忆，那个年代提起科幻，读凡尔纳作品的人很多，他在各个时代都被翻译被介绍，相当多的科幻作者都受过他的影响。
等到改革之初，属于幻想家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开阔的环境，那被阻止的变成了被允许的，那是属于诗歌和激情的年代。
发展，时代的摇晃钟摆
这是一个摇晃的钟摆。设定这次摆动的只能是时代的命运。钟摆先摆向了那诗歌的一边，这时，那种被久久束缚在诗人头脑中的激情开始酝酿，从思维的宫殿里挣脱出来，寻找赋型的机会。人们从那革命的语境转向那生活的语境，很多50年代的老版书又被紧急印出，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是属于幻想家的年代，诗人成为主角。激情在贫瘠的土地上拥有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饥渴地呼吸着冻僵的空气。
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大量西方的科幻小说也被引进，阿西莫夫、克拉克等人被渐渐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本土的科幻作家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创作科幻小说的郑文光也在这次科幻浪潮中重返文坛，发表了《飞向人马座》，这是一部被认为有关人类广阔性的故事。那时候叶永烈、郑文光的作品流传很广。科幻开始恢复，包括叶至善、迟叔昌、童恩正都发表了科幻小说。
叶永烈在《少年科学》连续发表了几篇科幻小说。到1978年，叶永烈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第一版便发行了160万册，引发了空前的轰动。
这是中国的科幻文学再也没有经历的辉煌。19 78年，吴岩当时在北京灯市口中学读书，他写了一篇有关叶永烈的书评，被《光明日报》发表了，因此在学校小有名气，后来也成为一名科幻作家。从这一年开始直到1983年，被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第二次浪潮。很多省科协都创办了科幻杂志。
刘慈欣最早开始写作正是在这个年代。他经历了整个钟摆摇晃的过程。那时他读中学，经历过几次退稿，在他的印象中，他当时的文笔还难脱中学生的稚嫩，退稿也就在所难免。
到了1983年，那些充满空灵想象的作品开始遭到批判，这一 切 在“清 除 精 神污染”的运动中戛然而止。
这是钟摆的另一边。当他摆动到一边的时候，它就开始回摆。中国的科幻文学在当时坚持的是“利用小说进行科学普及”的观念，科幻被等同于科普，受到大量苏联科幻小说理论的影响，被限定在一个狭窄的笼子里。
当那充满激情的想象力试图冲破这个牢笼，开始被认为是一个精神污染源。推动这次回摆的是属于那旧的东西，对于科幻的文学类别，它的发展之路再次被阻断了。
公开资料显示，这次“清除精神污染”活动不仅仅在科幻领域发生了作用。具体到科幻，情况更加微妙，还涉及到老一代作家内部的人际恩怨。
当时有科普作家撰文批评科幻小说中的“硬错误”，认为宣扬了不正确的科学观。有人开始指责科幻作家悲观厌世仇恨人类，甚至加以人身攻击。
吴岩不可避免也受到这次浪潮的影响。激情退尽后，很多人选择了退出。他也放弃了写作，后来留校成了一名教师，等到开设科幻文学的课程，他重新把自己的兴趣投入这个领域。
工程师的科幻创意
刘慈欣重新开始创作时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类型文学短暂繁荣过后的废墟。此时他正按照一名工科毕业生的路径，过着最平常的生活。
作家于困困的一篇文章里，刘慈欣回答她关于写作起点的问题时，曾有过这样的表述：“1989年，我20出头大学刚毕业，在娘子关发电厂当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住着单身宿舍，也没有女朋友，晚上没事干，只干两件事：打牌、打麻将。有一天夜里，我输掉了一个月的工资，800块。这就是‘那个时刻’吧。我想我不能再这样了，必须干点事填满晚上的时间，就算不能挣钱，起码不赔。我就想到写科幻小说。”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认为这种基层的生活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当时的精神生活相当贫乏，那是一种小城市的生活方式，节奏很慢，很多人都选择在打麻将中消磨时光。
现在，当他被拉回到那个时代的记忆，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坚持的，相反觉得不写科幻反倒是不能坚持的。
为了能发表作品，他刻意往主流文学上靠：在1989年前后创作了《超新星纪元》，想看看有没有发表的可能。
刘慈欣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苦行僧式的写作者，科幻对他来讲是一个爱好，没有办法发表，他就把精力投入到了工作和其他的爱好。这时候的生活被恢复到一个典型的发电厂计算机工程师的设定中。
《鲸歌》发表时，距离刘慈欣最初尝试创作已经过去了近20年，此时中国的科幻文学经过了10余年的低潮期。在北京的科幻大会后，它开始渐渐有了新的发展。
钟摆开始了新一轮的摆动，刘慈欣被发现了。这是一个神秘的机遇。他觉得自己一直很顺利，没有遇到阻碍，几乎每一篇作品都取得了成功。
他说，自己创作的成功并不仅取决于他的创意，还取决于时代：整个科幻，包括他个人的命运，都是和大时代密切相关的。
创意的过程被刘慈欣形容成是“一个沉重的历程”。他必须解决一个又一个创意。他认为自己并非天才式的人物，不得不每天都花费大量的时间思考，希望找到一个让他兴奋的想法。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工程师式的。在类型文学中，创意往往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也是整部作品最核心的东西。
姚海军说，刘慈欣和一般的商业作家的理念并不相同。他是一个很用心的作者，别人写过的创意他不愿意写。
姚曾为《超新星纪元》与刘慈欣有过作为编辑和作者之间的讨论，他认为那部作品的创意是很震撼的：一场战争爆发，人类面临灭绝，任务落在一群孩子身上。但到后期他觉得刘慈欣写的非常残酷，他觉得孩子的世界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刘慈欣坚持他自己的思路，他想象的那个世界可能更加残酷。
刘慈欣在构思和写作期间并不情愿和同行交谈他的构思。在浙江的一次酒会上，他不小心泄露了有关降维攻击的创意：这是他为《三体》精心准备的一个充满诗意的场景，当时在场的人听到这个想法都兴奋了。这让他担心了一阵子，怕被别人抢先用去。
等到他把《三体》制造出来时，开始到达中国科幻文学所能走到的最远距离—宇宙的尽头。
他构思了一整套宇宙社会学的体系，试图回答一个问题：“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完全可能存在，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
这个问题充满了诱人的魅力：在科学的角度讲，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工程师，还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级别的研究。但作为一名科幻迷，他发现了其中的价值。刘慈欣开始构造这片黑暗森林，最终提供了一种答案。
《三体》，成功与困惑
吴岩觉得刘慈欣有一种超人的能力，把所有东西都集中在这一个作品里。“过去我们写一个东西可能会写一两点，那个人写得多一点，三四点，但是他会写一百点。他把一百点东西集中在作品里面，一个是他写作宏大，一个是他作品里空洞很多。正是由于空洞很多，所以造成了他的作品里有很多很多的空间。”
姚海军认为这是一部很丰富的小说。它不是单一靠幻构想来支撑的小说，还有无数让人惊叹的艺术奇想都浓缩进来。他觉得《三体》代表了中国人在想象的世界里能走出的最远距离。
“这里也有对我们人性的反思，对我们人类文明的反思，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对科学的反思，对我们所持的观念的反思。不同的人进入到这个世界里会有不同的联想。”他说。
刘慈欣现在正处于他收割的季节。但同时他展现出来的形象并不完全。对于他的读者，理解他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处于一种矛盾的迷雾中。
他阅读过很多文学作品，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受这些文学风格的痕迹，他承认俄罗斯文学对他的影响，但他多次发表对主流文学不感兴趣的看法。
《三体》更以这样一种方式取得了成功：它被刘慈欣认为是一部硬科幻作品，这就在科学理性的理解上排除了诗的东西。但他的读者已经超出了科幻迷的范畴，还包括主流文学的作家、音乐人、歌手、科学家、诗人、企业家、互联网精英、意见领袖等。
当一部作品进入市场面对它的读者，就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很多被提出的解读都针对那个被他创造出来的“他”。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他”是诗意的，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他”还提供科学以外的东西。
《三体》的读者包括那种对科学细节不感兴趣，而只对这通过科学所抵达的终极问题—那属于哲学的、宗教的内容感兴趣的人。
刘慈欣则表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宗教意义上的创世者，对哲学也不感兴趣。
读者困惑于他作品中提供的诗与真的关系。如果说，主流文学的创作是一种作者与作品的统一，这代表作者情感的真诚，那刘慈欣所表现出来的，显然是并不想要这种统一，他需要的是把两者完全分离。在他看来，把科幻的东西带入现实是很糟糕的：他因此处于一种分裂之中。这也是很多类型作家面临的问题。
姚海军这样定义刘慈欣的地位，他是中国科幻一个高耸的孤峰，在世界范围内，他不输于任何一个科幻名家，但整个中国科幻的基础还是非常差的，没有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
姚海军说，不久前出现了科幻的热潮，但“这种热是真正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一种虚热？”
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正逐渐地步入它的老年。美国已经失去了科幻的黄金年代。创意正在侵蚀想象力所能达到的边界，很难再看到震撼人心的东西。
钟摆在继续地摆动。整个叙事文学都在衰落，新媒体的环境下，碎片化正在重新定义人的生活。谁也不知道将摆动到哪个方向。
刘慈欣觉得，中国的整体创作水平还比较低，科幻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的色彩。
在《三体》发表多年后，刘没有写出更加满意的文字。还有什么样的作品能超越《三体》，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2014年12月的上海，刘慈欣再次面对这个问题。
他觉得自己远没有到灵感枯竭的状态，有很多不同的创意，他说，问题是要选择哪一种。在此前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认为自己还有希望再创造出一个高峰，但，“那也只是一个希望而已”。 | 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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