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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我不是因为（评不上职称）这个事情才想到（写“自白书”），而是我对这个事情有更深刻地思考，用具体的内容表达粗浅的感受。”
12月23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鼎的“自白书”引发热议。其中一句“老子不玩了”，令很多人猜测是否辞职。24日，周鼎向澎湃新闻澄清，自己只是退出公选课教学，而发布的“自白书”并不是针对某个领导或某个学校。
在“自白书”中，周鼎称：“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因为一个老师的职称只与他的科研成果有关。”“所有高校领导都在说，我们必须重视教学。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论文发表的数量。”“学生的数量比学生的质量更重要，因为高校经费的划拨与招生数量有关，与毕业质量无关。”……
一条条内容引发不少人共鸣，不少四川大学的学生表达了惋惜之情。此前，周鼎曾获川大第六届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等多个奖项。来自四川大学本科教务办的一则报道曾评价，“他深受全校学生欢迎，选课人数差不多能把系统给搞崩溃掉。”
“我在校园里其实算是个另类，不过一直以来学校、学院都很包容。这次希望通过‘自白书’引起社会对高校科研制度的反思。”周鼎表示，退出公选课教学是很私人化的决定，自己也没想到会变成社会事件。
原本，周鼎本科学的是工科专业，却怀抱着对历史的热爱，考上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随后，他的人生便一头扎进了故纸堆。留校至今已有8年半时间，由于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不想费心写论文评职称，如今周鼎只是一名讲师。
今年，所在学院强烈推荐周鼎为副教授，走学校专门为公选课教师特意开辟的“绿色通道”，但因工作年限和工作量等硬指标，还是没能过关。
“绿色通道就意味着可以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初衷是好的。但理念没有变，只是把目标变了。工作、办事理念依然当成是任务完成，而不是改革整个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办事程序还是从前那样，无非是换汤不换药。”周鼎告诉澎湃新闻，这样的结果他意料得到。
对于退出公选课后，有什么打算？周鼎表示，接下来“必须去完成一些论文和科研工作”。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鼎的“自白书”引发热议。其中一句“老子不玩了”，令很多人猜测是否辞职，周鼎澄清，自己只是退出公选课教学。
对话
澎湃新闻：工作八年半，问题并非第一次遇到，这次写“自白书”的起因是什么？
周鼎：很多人关心这个事情是怎么起来的，可以看“自白书”里第八九段。
其实，学校是一番好意，要给公选课老师一个新的晋升途径，打破以科研成果来定职称的模式。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了改革的热情，可在改革方法和真正落实改革的决心上拖泥带水，而且不尊重老师的个人感受，更像是施舍和发福利。这也是全国都有的情况。
这种官僚主义习气导致我明确知道评职称无望的结果，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才想到（写“自白书”），而是令我对这个事情更深刻地去思考。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就用一些很具体的内容表达自己粗浅的感受。
但感受的背后，表达了很多高校工作者普遍共有的困惑和问题。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
澎湃新闻：你写“自白书”表示退出公选课教学，可以介绍一下公选课情况吗？
周鼎：在川大课程里，因近几年各高校都在大力倡导通识教育，以前公选课只有政治、大学英语、数学等，后来就增加了不少让全校学生可以选的文化素质课，这就是公共选修课。
这也构成了目前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板块。在很大程度上，和专业课相比，公选课数量更多了。所以介于这种情况，学校就在考虑，对上课压力更大的公选课老师们，可否在职称申报上有一个更好的解决途径。实际上，学校也是一片好意。
我是以专业课老师的身份，既上专业课又上公选课。这和以前公选课老师不一样，比如政治课老师就负责政治课。其实，我的课不算多。两门公选课：《中华文化》一周上三个学时；《百年风流：近代中国人物漫谈》也是三个学时，只上大半个学期。两门专业课：《中国现代史》一年上一次，一学期是四个学时；《历史与人物》是一周两个学时。
澎湃新闻：你曾表示，虽然课不多，但准备的时间非常长？
周鼎：事实上，在大学教书的老师都会发现一个问题，上好一门课的压力非常大。基本上，刚开始教一两门课，意味着这一两年不能做其他事情。这是非常普遍的。课要讲过三遍，也就是要讲三个学年，你才能把一门课讲得成熟。
第二，像《中华文化》是一个文化素质课，怎么讲这样的课，没有模板和范例。而且对于传统文化、国学的推崇也是近几年开始的，在文化底蕴比较丰富的川大，老师可以根据自己对国学的了解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去讲课，自主发挥。
但自主发挥就意味着很难衡量，这个课怎么样。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学生自由选课。
选课不是看有多少人选，而是要看有多少人试图选。因为这门课是由几十个老师来上，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主题。学生在四年里必须听过一次《中华文化》，因此他可能听不到你的课，就会去选其他老师的。在选课上，老师不愁没有学生听课。但关键要看，最初在选课时有多少人试图选你。
开始我不知道学生有选课这件事，有学生向我抱怨，我才意识到，可能我讲的《中华文化》比较受欢迎。
澎湃新闻：你在“自白书”中写到，工作至今仍没有办公室，是怎么回事？
周鼎：这件事要澄清。原来川大历史文化学院相对弱势，除了在学术上为学校贡献了很多文化成果之外，在科研经费上受到文科和历史学本身的限制，从整个学校来看，其地位并不高。因此，这也导致在办公室问题上分配很少。在老的望江校区，连教授们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只有教研室。现在到了新校区，办公面积比以前多了，可作为老师的办公室数量依然紧张。
目前，我们学院里，考古专业需要实验室，学院需要会议室，要给学生提供自修室，行政人员需要办公室……包括领导干部为了省出空间也两个人挤一间办公室，教授两个人一间，副教授八个人一间……大家都很难。
说到底，这些整个背景还是对教学不够重视。办公室，谁都觉得有需要。可在分配时，没有照顾在一线讲课的老师们。如果老师到新校区上一天课，情况会比较惨：比如中午和学生见面谈话，只能到会议室；自己的电脑、相关资料也没有地方放；想办公或午休也比较难。
真正在一线教书的老师，其实是大多数像我这样的讲师或副教授，至少给一线老师提供一间屋子吧。可能因为办公楼还在继续修，也许将来会有的。
澎湃新闻：你提到高校对待教学和科研有不同态度，在你看来教学更重要？
周鼎：我（“自白书”里）提出的问题，高校里存在的弊端，解决起来都不容易。我不是说科研不重要，我的意思是科研很重要，但能否让教学也受到更多的重视。这样的呼吁和学校校长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有想法，却很难做。
一个高校靠什么打出旗号？还是靠大学排名。排名怎么算？都得量化，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论文数量。学校其实也是被绑架的。我们校长非常有人文精神，但关键是这些东西最后怎么落实成政策，需要靠庞大的支持，包括从行政机构到学院。大学体系很复杂，相当于一个大的集团公司，下面又有不同的子公司。所以，校长的想法怎么落实，这就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所以，要澄清的是，我发的东西不是针对某个领导或某个学校，这是很多人误解的地方。
澎湃新闻：你所理解的高校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周鼎：第一，要如何对待一个大学老师或者学者的尊严问题。第二，如何理解一个学者工作的性质问题。这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我觉得，现在这两者都缺失了，或者都被扭曲了。这是我所理解的高校问题所在。
要给大学教师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不要太把很多政府部门或者公司里进行绩效的计算方式放到老师身上，不能把他们看成是打卡上班的，因为精神、智力的产物，不能以时间、工作量、劳动量来计算。
我在川大的绩效工资改革时曾提出，对于大胆积极出劳动、科研成果的人，我们应该奖励，但是对于科研成果较少的，不要去压迫，应该给他足够的自由。也就是说，鼓励先进，但决不打击后进。因为有些人可能每年都会写两三本书或几十篇论文，有的人可能一辈子就写了一本书、一篇论文，但两个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谁的贡献最大？还真不好说。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大学营造一种文化氛围，给大家更宽松的环境，而不要把量化指标定太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如我本科读的工科，考研时转向文科。从就业、收入角度来看，我工科的专业都比历史系要好很多，但我为什么要来？因为我就是抱着一份热爱。
很多人尤其是在历史系，平日我们打交道的都是故纸堆、档案袋，就是热爱所以从事这个冷清的行当。对于这样热爱的人，需要用这种方式督促、鞭策吗？工作已经和人生、信念融为一体了。即使是在喝茶、谈吐之间，也是学问的增长。这些丝毫不顾，完全按科研的标准去衡量，我觉得都是问题。
澎湃新闻：“自白书”引发社会热议，是否希望借此能对现实问题有所改善？
周鼎：我觉得，可能个人说的、得到网上这么多人支持，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改变不一定要立刻实现，我们能做的至少是推动。
我们每一个人零碎的脚印踩上去，日子久了，自然会走出一条路。
但我也没想到，这次会有这么多人来踩着个脚印，意料未及。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怎样的影响力。原本以为，会有几个学生看一看，仅此而已。自己也很少在网上发帖。这次可能是我做了这个大胆、坚决的举动，就是我对公选课改革结果依然停滞不前表示不满。
澎湃新闻：退出公选课教学后，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周鼎：希望能对公选课少一点关注、少一点牵挂，对自己的专业课多用点心。
因为下学期我要上《中国现代史》，专业的通识课往往是最难上的，因为它要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还要体现专业水准，需要做大量的备课工作。另外，我也必须去完成一些论文和科研工作。这些都是导致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私人化的决定，但没想到会变成一个社会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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