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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2014年阿廖沙在广州工作室中。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1960年，刘少奇和阿廖沙。阿廖沙 供图
1960年，刘少奇和索尼娅、阿廖沙姐弟以及阿廖沙的妈妈和外公。
对话动机
11月24日，刘少奇诞辰116周年，回湖南宁乡花明楼参加纪念活动的阿廖沙闯入公众视野。新京报对话刘少奇的异国长孙，他讲述刘氏家族和自己的故事，以及在历史大风云之外，他如何面对这一身份，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如何搭建中俄交流的桥梁。
对话人物
阿廖沙 1955年出生，俄罗斯人，中文名字刘维宁，刘少奇长孙，现居广州。
阿廖沙脸部轮廓清晰，鼻梁挺直，上唇蓄着一丛俄式小胡子，说话时直视对方的眼睛，神情里透着些谦逊诚恳。
典型俄罗斯面庞的背后，有一个中文名字：刘维宁。他是刘少奇的长孙。
阿廖沙出生于莫斯科。父亲刘允斌是刘少奇的长子，14岁时来到俄罗斯求学。
相比起成年后逐渐显露的俄罗斯人基因，阿廖沙5岁时的模样更有中国男孩的特质：他展示了与祖父刘少奇第一次相见时的合影，那是1960年，他穿一双有些破旧的鞋子，裤子的腰带有些松垮，直往下掉。
被高大的银发老人紧紧搂住亲吻面颊时，阿廖沙的圆脸庞带着点羞涩，看起来像中国的年画娃娃。
这张照片和刘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合照一起，被阿廖沙从俄罗斯带到中国，放大后仔细保存。每一张照片见证着不同的历史。
尽管与俄罗斯姑娘玛拉结婚，并育有阿廖沙和索尼娅，为“建设新中国”，刘允斌还是在父亲的召唤下于1957年回国。
原本这一家人保持着信件往来，但随着中苏局势的变化，身处莫斯科的阿廖沙一家，逐渐与祖父刘少奇和父亲刘允斌失去联系。
多年后，阿廖沙听闻了中国亲人在“文革”时的遭遇：1969年，刘少奇悲惨离世；至于刘允斌，1967年的一个冬夜，人们在包头郊外发现了已卧轨自杀的他。
阿廖沙的际遇与祖父和父亲全然不同，在异国，他顺利读书、工作，始终与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退役后来到中国，创办了一家为中俄贸易服务的机构。
作为刘少奇的长孙，他希望能和中国多些联系。在广州的办公室里，四处摆放着和刘少奇有关的书籍和照片，他想让更多人了解他的家族史。“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使用了一个中国化的表达：“正视历史，才能立足当下。”
唯一一面
他热烈拥抱并亲吻了我
新京报：最近是刘少奇诞辰116周年，你去了宁乡花明楼，你祖父少时成长的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是怎样的？
阿廖沙：2003年，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去了宁乡，那时对祖父了解并不多，花明楼的一切都让我感兴趣。关于祖父的史料保存得很好，我还见到了众多的旅行团和参观者。
新京报：你儿时成长环境是怎样的？与祖辈相比差异大吧？
阿廖沙：花明楼有祖父用过的房间和桌椅，条件艰苦，书房里没有灯，窗外透过一点小的阳光，他也能看书，这些成长经历让人尊敬。而我在另一个国度最大的城市学习生活，没有可比性。
新京报：第一次对刘少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那时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廖沙：很早就知道。苏联媒体会报道中国的新闻，报纸上有祖父的照片，母亲也会提到。那时年纪小，他对我而言，是一个祖父的角色，很模糊，弄不清样子。
新京报：什么时候这个角色真实出现在生活里了？
阿廖沙：1960年第一次见他，我5岁，记得母亲说晚上要去一个地方，一辆黑色轿车接走了我们，来到漂亮的大厅，一位高大的老人，很亲切，热烈拥抱并亲吻了我，他就是我的祖父刘少奇。他带给我很多玩具，也给母亲的家族带来了礼物，一套描画着中国山水画的烟具，和一幅绣着老虎的大丝绸画。
新京报：那时见到祖父的感受是怎样的？
阿廖沙：因为不熟悉，靠在他怀里时还有些羞涩。但随后就感受到祖辈的疼爱，不安很快就消除了，那种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
新京报：何时得知祖父去世的消息？
阿廖沙：记不清年代，但母亲肯定很早就知道了。我最近收拾俄罗斯的房子，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报纸，上边有一行小小的消息，写的是1969年祖父去世。
新京报：这些年，你对祖父刘少奇的认知是在发生变化的吗？
阿廖沙：我对祖父的认识逐年都在发生变化，越发觉得，他能在当时取得那样的成就是多么困难。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他在这段历史里的位置？
阿廖沙：他为解放中国和建立新中国贡献了力量，是新中国初期的国家领导人，为中俄关系的友好奠定了基础。他是历史的先驱。
分离
母亲的决定救了我
新京报：对父亲的印象如何？
阿廖沙：他聪明而有教养，是一个不会让别人受委屈的人。他在莫斯科时非常忙碌，总是工作。他有空时会把中国故事书翻译成俄文，读给我和姐姐听。回国后，他时常写信到莫斯科，表达他对我们的爱。父亲谦逊、有礼的性格传递到我身上，影响了我的成长。
新京报：有没有怪罪过父亲离开你们回到中国？
阿廖沙：从没有怪罪。我明白他为什么回国。家庭分隔两地并不是父亲的错，祖父跟他说，他必须回国偿还中国和中国人的恩情。
新京报：为什么不选择一家人去中国呢？
阿廖沙：有过这样全家团聚的机会。那时母亲去北京见到父亲，父亲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母亲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她觉得中苏关系已经有了变化，希望我和姐姐在莫斯科生活。母亲的这个决定挽救了我和姐姐。后边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新京报：你是指1967年父亲卧轨自杀的事情？
阿廖沙：也是很多年后，从遥远的中国朋友那里传过来这个消息，全家都很震动，不知该不该相信，直到后来姑姑确认了这个消息。
新京报：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不相信父亲是自杀，现在依然这样觉得吗？
阿廖沙：以前不相信父亲是自杀，觉得他是聪明、平稳有志向的人。现在越来越了解历史，知道父亲也是先行者，他坚信自己的信仰和方向是正确的，当他被批判为间谍和大众敌人时，就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做出自杀的选择，这些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团聚
法院申诉胜诉提前退役
新京报：那时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你和你的家庭有怎样的影响？你怎么看待这种影响？
阿廖沙：我在莫斯科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苏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物质上的影响并不大，但无法通信，母亲和我们没法去中国，父亲也不能来莫斯科，让我们饱受了家庭分离之苦。
新京报：这种时刻，刘少奇孙子的身份对你来说敏感又微妙？
阿廖沙：为了避免麻烦，我在俄罗斯生活数十年里，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我从不向人提起祖父和父亲，从没有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
新京报：后来你如何了解祖父在中国的身份和遭遇？会对此觉得很唏嘘吗？
阿廖沙：当时很少看到中国的信息，很晚我才知道祖父去世的细节，这些让我觉得很悲伤。花明楼的纪念馆展示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看到时泪水无法自抑。
新京报：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中国政府给你寄了一封邀请函，听说你突破了很多障碍才来到中国，为什么？
阿廖沙：王光美奶奶邀请我们前去中国，参加纪念活动。我向工作的航天局写了封申请，但因为工作内容涉及一些机密，上级不批准，还需要等军事管理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批示，耽搁了很久，最终收到批复时，100周年的纪念日已经过去了。
新京报：那时会觉得遗憾吗？
阿廖沙：这件事情之后，去中国的愿望就更强烈了。因为身份不能前往，我开始办理提前退役，但上级不批准，我到法院申诉胜诉后退役，直到5年后，我第一次前往中国。
新京报：俄罗斯这边有没有怀疑过你，有没有被监视？
阿廖沙：没有人监视我，虽然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只有在退役后五年才能出国，但2003时年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不像前苏联那么守旧，所以也没有人对我产生怀疑。
新京报：为什么坚持来中国？
阿廖沙：我和我家族的历史，其实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希望我的生活和中国有联系，我想去见证父亲和祖父出生、成长的地方。
新京报：对王光美以及家族其他成员的印象是怎样的？
阿廖沙：第一次到中国，王光美奶奶给予我热烈的欢迎，她召集了家族所有能来的亲戚聚会，大家对各自的生活很感兴趣，互相问了很多问题。
新京报：这些年来，还和家族的其他亲属保持联系吗？比如刘源。
阿廖沙：我们保持着联系，但和刘源叔叔并不常交流，他处于很高的职位，工作繁忙，我们能在一些官方活动上碰面，但我不会主动去打扰他。
沟通
中俄信息的使者
新京报：你有时候会有身份认同的困惑吗？
阿廖沙：有时候会有人对我身份表示疑惑，但是我不会去解释和辩驳，因为我身上一半是俄罗斯血统一半是中国血统，像俄罗斯人也像中国人。在俄罗斯的时候比较像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比较像俄罗斯人吧。
新京报：你目前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吗？这个国家留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
阿廖沙：很适应。其实之前俄罗斯关于中国的信息并不多，我2003年第一次到中国时，看到高楼大厦，马路宽阔，人们对我非常热情，这些情景都让我觉得惊奇。
新京报：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定居在广州？
阿廖沙：原本并没想要彻底改变生活，但每次来中国，我都会跟俄罗斯朋友讲述中国的变化和发展，这些消息让他们觉得震惊。我逐渐觉得，两国之间其实需要有更多信息传递，我可以搭起中间的桥梁。正好第一份工作和广州有关，逗留时间越来越长，我开始学习中文，这里的朋友给了我很多建议，就留了下来。
新京报：你如何向他人介绍你的身份？会提到你是刘少奇的长孙吗？
阿廖沙：这个身份我从来不向别人主动提起，觉得不该利用这个身份去获得些什么；如果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正好我们之间也多了一个交流的话题，他们会对我提出很多问题。
新京报：对方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
阿廖沙：你是刘少奇的孙子，为什么会长着一张俄罗斯人的面孔？
新京报：现在你的工作是怎样的？刘少奇长孙的身份，给你的工作带来便利之处了吗？
阿廖沙：我从没有利用名声来解决问题，所从事的工作都是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的。我所在的机构，也是一个非商业组织，是促进中俄交流和相互提供帮助的一个平台。
新京报：你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会觉得自己人生是个传奇吗？
阿廖沙：我不觉得自己人生是个传奇。我在苏联时期的学习都很顺利，我在航天局也有好的职位，这都是我自己努力奋斗获得的成绩，我爷爷才是传奇，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异国红三代
勉励自己，不让家族蒙羞
新京报：中国有一些特有的词语，红二代、红三代，大家会把你称为红三代，你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吗？
阿廖沙：我知道，我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是这个定义里的人。广州有个新四军合唱团，很多当年新四军成员的儿子、孙子聚在一起唱红歌，我也会和他们接触。
新京报：中国的红二代和红三代给你留下的印象是怎样的？会觉得你和他们之间存在差异吗？
阿廖沙：差异肯定有，我生长在前苏联时期，接受的教育和文化完全不一样。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生长于中国，能很快找准自己在中国的位置，但对我来说，这很困难，如何在适当的场合做适当的事情，需要我去适应。
新京报：这个身份给你带来负担了吗？
阿廖沙：是的，这个身份会让我觉得时刻有人在监督，我把祖父的画像挂在办公室里，是为了勉励自己，不让祖父和家族蒙羞。
新京报：你的家族承受了很多苦难，你如何看待这种苦难的经历？
阿廖沙：我们家族度过了艰难的时刻，但现在对这一切都有了公正的判断，我会以姑姑刘爱琴为榜样，用坚毅的精神和力量，克服困难。
新京报：你从刘氏家族里传承的品质是什么？
阿廖沙：人很难评价自己，我学习、工作都很顺利，容易取得好成绩，家族其他人也是如此，我想传承的品质之一是学习能力。
新京报：会希望更多人了解你和你家族的历史吗？
阿廖沙：是的，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正视这部分历史，才能立足当下。
（李文静女士对本文亦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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