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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敬一丹
“这么多年，我栏目不换、老公不换、车也不换，可能骨子里我就不是一个寻求变化的人。” ——敬一丹
我们当然需要打老虎，但是打老虎也需要条件；你还得问问自己，你是不是武松。——敬一丹
我们已经结婚33年了，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所谓的大款呢？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党校老师，教经济学的。我后来还偷偷听了他的一堂课，他正在讲一把斧子换五只羊，讲货币的产生。——敬一丹
“我现在有点倒计时心态。每次进直播间我都会想这是倒数第多少次。”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叫“珍惜”。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敬大姐，她也觉得这是最好的称呼。
2015年4月，敬大姐要满60岁了，要从央视退休了。
20年前《焦点访谈》开播，敬大姐一年后进驻，19年来都没有离开过《焦点访谈》的主播台。“大家一看这张要出事的面孔，我还能去做什么节目呢？”敬大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年前，打动敬大姐加盟最关键的原因是：居然能在国家电视台黄金时间每天播出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它就是为了让人民保持痛感。”敬大姐说，别人是“刺痛”，她选择“隐痛”。
2014年初，《焦点访谈》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当期节目的主持正是敬一丹。
她走进演播室，看到大屏幕上，一排女孩儿站在那儿等待挑选，坚决要求换掉镜头；即使要用，也必须打上马赛克。当她确认看不出面目之后，才开始录制这期节目。
“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我们挖这事的根源，你不能最后打在这些女孩子身上。”敬一丹强调。但是节目出来后，有的镜头并没有打马赛克，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
“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反复强调自己的难过。
“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会影响这个人的命运。”敬大姐20年里，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分寸”。
退休后的敬大姐也会很忙，2014年9月开始，她将在北京大学开课，继续她的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长期给国家部委领导干部培训班和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课。
“我是一个广播人，从看不起电视到加入电视，然后到电视的巅峰；在快要退休的时候，互联网崛起。特别有意思的过程。接下来怎么面对互联网这个强大的对手，让白岩松、水均益他们去对付吧。”
2014年7月21日，在北京央视旧台址附近的一家宾馆，敬一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
“舆论监督节目居然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
南方周末：白岩松说，敬大姐狠不下心来，这是误解吗？
敬一丹：不是误解，很多同事都觉得我心太软，我确实缺少一点锐。
白岩松、柴静，还有更多的记者，我们很多同事很有锋芒。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我们这一行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对社会机体是不是健康保持警觉。痛感有刺痛，也有隐痛，我可能就属于那种隐痛。我虽然没有那么锋芒，但也不是让人轻松的人，很多人都说，一看你就皱着眉头，好像有多少沉重似的。可能一个栏目，刺痛、隐痛都需要。
南方周末：当时孙玉胜是怎么说服你去《焦点访谈》的？你当时是铁饭碗，他们是临时工。
敬一丹：今年是《焦点访谈》开播20周年。我是《焦点访谈》一周年的时候加入的。筹备时，孙玉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话非常平实：现在准备办一个栏目，舆论监督性的，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你考虑一下。
这个短短的电话，给我提供了几个特别重要的信息，最让我兴奋和意外的是，国家电视台居然能在每天黄金时间播舆论监督。在这之前央视有点舆论监督色彩的节目是《观察与思考》，一周一次，有时候还要断顿，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
那时我在《经济半小时》，做的也都是深度报道，也参加过《质量万里行》，典型的舆论监督节目，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个栏目天天播出，这是什么力度？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方宏进，我暗自比较了一下，我们两个人有相似的地方吗？为什么会首先想到的主持人是我和方宏进呢？
没有下决心最重要的理由，是当时我正在办《一丹话题》，《一丹话题》是赵化勇点的题，当时他是经济部的主任。这里链接一下，当时我想办一个小节目《黄金书屋》，介绍经济界学人、经济类的书，好像一个书屋女主人那样。我和赵化勇谈这个想法，他说，你可以办《一丹话题》，你适合办言论性节目。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你适合什么，那是赵化勇对我非常重要的点拨，是我职业生涯中得到的非常重要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一丹话题》。
南方周末：但你还是去了《东方时空》。
敬一丹：那时《一丹话题》正在办的过程中，就好像一个小婴儿，不能一下子就撒手。我一边办着这个，一边就注意着孙玉胜他们的准备。《东方时空》是一个孵化器，它一开办的时候，我们全台的铁饭碗都在关注，《东方时空》会是什么样子。
开播那天，我是早上上了闹铃起来等着看的，那个时候早晨完全没有看电视的习惯，早上上了闹铃看电视这是第一次。
刚播出的时候，先放一个《东方晨曲》，一个鸽子飞过来，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一大早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起来了，看着电视，我当时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但是我就分明觉得，和我们平常办的节目很不一样。后来再办《焦点访谈》，我就会想象：会是怎样的。
南方周末：和你的判断有出入吗？
敬一丹：我记得《焦点访谈》第一期，并不是我预想的舆论监督节目，很稳重地在谈国库券的发行，挺中性的。
我观察了很久，它唤起了我：这是央视黄金时间的舆论监督节目，如果我能身在其中，那真是赶上了。
我跟孙玉胜说，过一段时间我来，还行吗？孙玉胜也特别简单地说：什么时候都行，等你。我在《一丹话题》办了一年的时候，果断结束，录像时直接把告别的话录完了——你们谁都不能说服我了，我去意已决。
《一丹话题》结束在问号里，最后三期节目是关于道德的问号。那是1994年，对于道德困惑，我也无解，我深知像《一丹话题》这样一个小作坊式节目再这么做下去，我会没有弹性的，因为决定节目内容的几乎就是我自己。我也看到了《焦点访谈》那种集团式的作战，很前沿，很现代，最重要还是：舆论监督这种节目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没什么能比这个让我更兴奋。
2014 年初，《焦点访谈》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当期节目的主持是敬一丹。
“过把瘾就死， 不是成年人的态度”
南方周末：突然转向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你有适应期吗？
敬一丹：有很长的适应期。我一上手做的第一个节目，制片人就说我锐度不够。
北京市有些人滥印地图，印错了，我拿着这个印错的地图说，这有多严重，会带来多少麻烦。制片人说，你得往下挖，谁印错的。这还用挖？底下都写着某某出版社。不行，你得找到这个人，采访他——这和我在经济部时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经济部说出现象就行了，不一定要挖到这个人。
我就去采访，是一个专业出版社，我拿着地图找主编。主编一看就是一个老编辑出身的文人，说真是对不起，我们这个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技术性的，这个书籍出一本赔一本，我们刚批了一个综合编辑部，还能挣点钱，刚印了一个地图就印错了。我实在不忍心采访他了。
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责任编辑找来，好吗？责任编辑来了，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着羽毛球拍进来的，兴冲冲地问什么事。他们头儿跟他说，这是央视记者，了解了解情况。
我本来想问，你知不知道把地图印错了，后果有多严重吗？可是一开口我就变了问法：你以前印过地图吗，编过地图吗？那个小伙子说没有，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确实弄错了。
从这个责任编辑到那个主编，都一副认错的态度，我判定这不是恶性的，只是过失，没强调他们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把那个小伙子由于经验不足带来的原因编进去了。就这样，我心里还在想，节目播了，这个小伙子将来还能评职称吗？
头儿看了以后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孙玉胜也跟我说，你不够前卫。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口号之一就是“前卫”。
我试图改变。做了一个“假种子”事件。湖北出现了假种子，我们到现场，看到愤怒的农民把粮库砸了一个大窟窿，误了农时了。我也很愤怒，到处找县长找书记，找不着，人呢？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县长、书记全都到第一线去了。《焦点访谈》的思路是：真的吗？在哪？我们跟过去。
县长和书记真在那儿，带着农业科技人员教农民紧急情况下的育种。我就想，我不能在只用被农民砸烂的粮库的镜头，也要用县长和书记如何紧急处置。如果只停留在粮库的大窟窿上，再渲染一下：它如何误了农时，如何影响了农民，伤害了农民利益，这个节目会很火，但后面才是我所看到的全部。
后面这部分用上了，我起了个题目叫《谷雨话种子》，不是冒着火星的标题。节目播出以后，他们也说“有点温”。《焦点访谈》在那个锋芒毕露的年代，“温”是一种很大的批评。
南方周末：你接受这种批评吗？
敬一丹：节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间确实有冲突，但我也确实不愿意违背内心，我宁可节目温。我的弱点可能真不太适合短兵相接。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斗不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怎么遇到过真正的坏人。
我去采访失足少年，摄像在旁边说，你跟那个少年犯说话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个少年，然后才是“犯”。
后来《焦点访谈》实行了总主持人制，我们这几个总主持人更多从事演播室的工作，我就慢慢感觉对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它需要沉下来思考，主持人的言论不仅仅是锐，更重要的是分寸。
南方周末：锐和温之间的分寸，怎么平衡？
敬一丹：一次在《直播中国》里的一些采访细节，我就放弃了。
采访一个女孩，她家境非常困难，爸爸在小煤窑做事，她去给爸爸送饭时，小煤窑出事了，女孩提着一瓦罐的午饭，眼睁睁看着她父亲出不来了。先期已经确定了这个女孩可以接受采访。我看着她，七八岁的样子，我说不能采访。为什么啊？物色的几个小孩里，这是最困难的，也是最有效果的。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重复自己看见父亲再也出不来了的那种情景，我绝不能采访。
我问女孩，家里还有什么人？说还有叔叔。成年人承受能力比较强，我说可以采访叔叔，让他来复述矿难情景。后来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镜头里出现，我都没有让她说话。
这种放弃，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了一个看点泪点，但会让我内心安宁。
而且常态也不一定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后来采访了一个家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杨芳，父母双全，有个姐姐，都是普通农民。我就看她画画，画的熊猫、竹子什么的，全都是蓝色的，我问她竹子什么颜色的，她说绿的，我说那为什么用蓝的呢，她说，我只有一支圆珠笔。这就成了一个点。老师说他自己也没有彩色粉笔，要画一朵红花，只能用白色粉笔泡在红墨水里晒干了，变成红粉笔，给同学们画一个红色的花。
这组镜头播出以后，这个小姑娘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几百盒彩色的笔，老师把这些彩笔分发给了同学们。
南方周末：这是对待弱势群体，对待强势群体呢？
敬一丹：《焦点访谈》对人的干预很厉害，他们用了一个词说《焦点访谈》“毁人不倦”，经常我们节目播出第二天，对方就乌纱落地，对这些人来说，命运就改变了。
《焦点访谈》越火，我就越觉得我们得谨慎，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影响这个人的命运，不管他是强势还是弱势。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否则明天我可能会为我昨天说的话脸红。当特别热闹的现象出现，节目必须面对它的时候，我要“留有余地”，我不会在节目里做出欢呼状，经常会是问句，留一点空间，空间是留给观众的，也是留给时间的。
过把瘾就死，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过把瘾就死，也不是成年人的态度，我们不是要很多愤青在这儿表达。
《焦点访谈》最初，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推搡记者挡镜头时，特别暗自兴奋，初期时这些镜头我们直接编到节目里，很有力量，大家一看就会觉得：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我们主动减少，甚至不让用这些镜头了，应该说《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也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
敬一丹与崔永元
“你可以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我不能”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今年初《焦点访谈》做的“东莞系列”，影响很大，质疑也很大。
敬一丹：东莞这期，是一边制作编辑，一边在录演播室部分的。我还没看到编成的节目，就已经在录演播室了。后面的大屏幕，镜头是一排女孩站在那儿等待挑选，我说不能用，他说我们只能在那几个镜头里选了，我说你可以用街景，招牌不是也能说明问题吗？
演播室工作环节，我和其他工种不是上下级关系，但是那天，我坚持所有有女孩的镜头都要打马赛克，看不出面目的时候，才录。有女孩的近景也不行。我最直觉的想法就是，她们家人看到会怎样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事情根源，不能最后落在这些女孩身上，你可以特别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但是我不能。
让我特别难受的是，节目播出后，我看见有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没人给我一个回答；我说为什么那些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呢，你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还是保护他们正在调查事件的权利？但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我觉得这个不用什么大词，最朴素的想法，她如果是你的邻居呢？她们还那么年轻，这是人之常情，还不要说新闻伦理。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每年底有一个电视批评的发布，叫“掌声与嘘声”，其中的嘘声就给了屏幕上那个该打马赛克而不打马赛克的现象。这种情况屡屡出现，这个很容易被理解的新闻伦理，为什么会屡屡突破底线呢？
我且不议论这个报道怎样组织的，报道频次，都有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仅仅是离我最近的这个细节：片子里边为什么不打马赛克？
后来我看到其他媒体同行对东莞事件的后期调查，我觉得有些就是负责任的，不是那种热闹的。
南方周末：有人批评《感动中国》没用，你当时表示不理解，现在认同了吗？
敬一丹：有它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没有它会有缺失。什么叫有用，这个用是直接推动吗，能立竿见影解决吗？我还是很看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存在。《感动中国》，我最肯定价值，就是它是给我们信心，在一个我们经常感觉混乱的时候，这些很单纯的人给我们一种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我觉得很危险。
我一直弄不清，网上吐槽的人，是认真的，还是有点故意的？当我和他面对面的时候，在真实生活中，他也这样吗？
你凭什么说“必须”，你为什么要说“应该”
谈小崔
小崔有病，大家特别心疼；小崔睡不着觉，所会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开，让他上午睡觉，没人抱怨，大家都心疼他。
幽默只不过是观众看到的小崔的一部分而已。大家觉得我看起来很严肃，但是就认真程度来说，小崔比我更较真，他会奋不顾身地论战，他也才会抑郁。
谈白岩松
白岩松没人心疼。
白岩松一天干多少事，他几乎是我们频道最忙的一个主持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也能做。
有次白岩松骨折了，拄着拐来直播。直播完了，夜里头，一个孤独的身影拄着一个拐，走出我们的楼，自己上车了。我说你没找个人开车？他说，自己开，没事儿。
白岩松承受力极强，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我经常会为小白捏把汗，看他在节目里头表达，我就紧张，每次他又总能把话绕回来，在一定的空间里，他对边界还是有把握的。
谈方宏进
如何面对镜头，如何面对话筒，我们要去专门训练，很少有人在镜头前保持常态。老方天生就不在乎镜头。
小水有点明星相，小崔特有人缘，小白是超出常人的锐利，老方和他们都不一样。老方是平实、平常，跟人家没有距离的家常感。
老方永远戴一条领带，一是他懒，二是他说：你不要注意我穿什么，要注意我说什么。我挺欣赏他这句话的。
南方周末：你曾跟温家宝反映，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占了47%，2002年降为17%，现在还占多少？
敬一丹：我还没看今年的统计。说一点感觉，我值班主持的这一周，假如没有一条舆论监督的节目，我会问自己，我还是在《焦点访谈》吗？
南方周末：舆论监督力量曾经突破了多少禁区？
敬一丹：当时大盖帽是权力的象征，是警察叔叔，还可能是工商，它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是很醒目的，真的看着一点点在突破禁区。当然老百姓也批评我们，你们就是刑不上司局，只能打打苍蝇，不能打老虎。我就说，苍蝇不也得要打吗？我们一时上不了司局，县级以下，也是应该打的。我们当然需要打老虎，但是打老虎需要条件，同时我们还得问，自己是武松吗？
南方周末：《焦点访谈》是什么时候变的？
敬一丹：它是渐变的，不是到哪年就变了。我把它分成早期和现在，早期的，1997、1998年的《焦点访谈》，是有锋芒的，现在就变成了“你懂的”。
《焦点访谈》的兴衰和媒体环境相关。最初《焦点访谈》一花独放，那个时候“舆论监督”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生词，他们是在自家电视上看，用这么通俗的方式了解到，我还可以这样说话，我还可以这样实现我的权利。那个时候的公民权利、宪法，存在，但离自己挺远，《焦点访谈》让他觉得离得近了。
当时很多地方台都出现了类似《焦点访谈》的栏目，形成了一种电视现象。我常和地方台的朋友说，不是因为我们多能干，而是因为它在国家电视台，有尚方宝剑，也就是顶层支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舆论监督是需要顶层支持的。朱镕基总理就是善用舆论监督的典范，如果没有当时他自觉主动地运用媒体，就不会有《焦点访谈》那样的锋芒。
南方周末：你曾说是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意识和接受程度出了问题？
敬一丹：有舆论监督就有反舆论监督。说情在很多地方成了组织行为，最初的说情是老乡、同学，后来变成了组织行为，有些地方的主管部门来说情。有人说《焦点访谈》门口排了两排队，第二条队伍是隐性的，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也是中国特色。
还有就是媒体环境，现在的年轻人，远离传统媒体，包括《焦点访谈》。
2010年左右，我去中国政法大学讲座，台下很多本科生，我问了他们三个问题：
我说同学们没看过《焦点访谈》的举手。都没举手，心中暗喜。
第二个问题，谁现在还看《焦点访谈》？也没人举手。我的目光和几个人相遇的时候，有几个人举手了。我猜他肯定会说，我妈特喜欢看，我爷爷、我姥爷特喜欢，给我一个小面子。
第三个问题，谁在用微博？全礼堂的同学都举起了手。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明天怎么办电视栏目，我明天还有观众吗？活生生的选择就在我眼前。后来我把这三个问题问了不同学校的学生，包括北大，云南、江西甚至西藏大学的学生，答案几乎一样。
但我至今不太理解的是，他们都不看《焦点访谈》了，为什么还愿意来听我讲座，愿意和我面对面交流呢？
南方周末：有答案吗？
敬一丹：说明人们对传统媒体还有期待。
这些年轻人扑向了新媒体，渐远了我们，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有热情来听一个传统媒体人，一个辈分是他们阿姨、妈妈的人，来做这个交流？
他们毕竟是看着电视长大的，还有，大家没有完全失望，还有期望。
南方周末：怎么能恢复期望？
敬一丹：比如说电视人的姿态。我们经常能听到祈使句，不光是电视，很多媒体也经常会说“要”、“必须”、“应该”……你凭什么说“必须”，你为什么要说“应该”？我把这样的话当成忌语。我开不了口。有几次，所有工种停下来，我在那儿改，这不是换掉一个词的事，这是一种态度。
柴静曾把我作为案例来分析，她说敬大姐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可是她却拒绝那个时代的语言。但有些比我年轻很多的人，为什么一到说“要力度”的时候，一说这是上面的命题作文时，就会大量出现“要”、“必须”、“应该”。
一部分原因是偷懒，说套话最省事；还有更让我不安的可能，就是他们觉得，这样做领导喜欢。
祈使句，过去我不能容忍，现在在多元选择的环境里，更加不能容忍。原来人家也没有别的选择，容忍你了，今天如果电视还保持原来那种姿态，你还有明天吗？
南方周末：微博、自媒体会取代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吗？
敬一丹：不是取代，可能是一部分转移。就权威、专业、准确、全面、公信力来说，主流媒体还有很多事可做。
这两年，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同时开办了一种节目，针对网上流言和谣言，三天两头做真相调查。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挺好，网上声音那么嘈杂，我们专业记者去调查，给大家一个真相。做多了后我想，现在的《焦点访谈》难道是要在这儿当一个谣言粉碎机吗？我们的这种参与，也形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你说能取代吗？我觉得会有一段共处。很多事网上传了几天，我们再来报道，可能可以直接推动事情的解决——网上发酵的过程中，形成了舆论力量，接下来主流媒体关注，可能形成改变的力量。
敬一丹去高校和学生交流。
“写着敬一丹收，我就不能觉得这事跟我无关”
南方周末：《声音》攒了几年的来信，都是你自己拆的、自己挑的吗？
敬一丹：也有几个朋友帮我挑选，最后是我来定。拆不过来，我办公室的信谁都可以拆。现在写我收的信已经大大减少了，可能因为手写的信也少了。我们台建了一个网络平台，专门接收观众来信，给我个人的压力要减少很多了。那时候我会想，他写《焦点访谈》编辑部收，这信我可以不看，但是他写着敬一丹收，我就不能觉得这事跟我无关。
我要不做《声音》那本书的话，可能我也快抑郁了。最直接的想法，将来我女儿那代长大以后，如果想知道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老百姓在说什么，这也是一种民间文本。
做书时有几个细节，我公公看了看我写的稿，问，一丹要干什么？说要写一本书，把观众来信编在一起。他说，这在1957年就是右派。
出版社把书送去做版权手续登记时，新闻出版署说，这书算什么类别？不知道，后来勉强给了一个新闻评论类。既然过去没有，过去也不许它有，而1997、1998那个年代可以有，我就更能说明书的价值了。
南方周末：白岩松说，只有你会认真拆读者写的信，还尝试转给有关部门，有解决了的案例吗？
敬一丹：没有，我们不是信访部门，也不能要求我们把信转完了后要一对一答复。其实我们也没有一个官方的法定渠道可以转，也许我看到了，恰好有个相熟的关系，这样才能转。
南方周末：后来你成了政协委员，是不是就转到另一个通道解决了？
敬一丹：只能说解决一些，我当了10年政协委员，5年人大代表，其实在哪儿角色是一样的。我那天看到白岩松打电话，在跟人特别热情洋溢地说一个提案，像我和白岩松，只要有一种渠道，我们就要用这种渠道热情洋溢地说。
南方周末：你后来跟央视东门排成长队的上访队伍还有交集吗？
敬一丹：我刚到《焦点访谈》时，在门口接待过一群上访的，为首的是位律师，关于土地的事，我问她，你为什么会领着他们到这儿来，为什么不走法律的程序呢？这个女律师跟我说，我们更相信舆论。后来我们台就对主持人有要求，不允许在东门口接待来访。
南方周末：她的材料你收了吗？
敬一丹：拿回来了，进了选题研究，但没做成节目。
2003年，我当政协委员的时候，办了一个栏目叫《声音》，我对“声音”这个词情有独钟，我的书叫《声音》，这个栏目也叫《声音》。
这个栏目的声音，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声音。每年两会，倾盆大雨一样的信息宣泄，很多议题往下做，都是一个小小的调查报告，但是两会过了都没声音了，我觉得是资源浪费。
节目就是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议案电视化。我当时是想办成一个场外议政，只不过没有叫这个名字而已。
当时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议论风生》，一个叫《声音》，我一直觉得议论风生是一种特别健康的社会气氛，议论风生的反义词就是万马齐喑，是1957年以后的那种社会气氛。后来往上报的时候，选了《声音》。
我还想了一句广告语：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这句话我是有感而发，媒体天天传播声音，有平庸的声音，甚至有错误的声音，有多少是智者的声音？
政协委员里有很多精英，他们很多是值得传播的智者的声音。
《声音》存在了一年，有些选题和《焦点访谈》很相近，在栏目归并的时候，就和央视论坛合并了。
刘翔与敬一丹
“我和先生结婚33年了”
南方周末：当年你考了3次，一定要读广院的研究生，为什么？
敬一丹：我是末代工农兵学员，76级，是“四人帮”打倒以后，高考还没有来得及恢复的拨乱反正时期，上的大学。
我庆幸上了大学的时候，77级入校了。他们的学制为什么是4年的，他们的课程设置为什么比我们多？我们教室里有台电视机，他们教室没有，有一个同学就总到我们教室来看电视，看的是陈琳英语。我们是学习普通话播音的，他为什么要学英语呢？
临近毕业了，我说我还可以再参加高考吗，人家说你已经算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了，不能再参加高考了。但我们连英语课都没开过，那么多课程都没学过。
这时候听到了一个陌生的词，研究生。我还没懂什么叫研究生的时候，我毕业了，1978年。班主任跟我们说，现在中央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来我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在哈尔滨到处问，你们谁认识研究生吗？找到几个哈工大研究生，都是理工科的。我的研究生怎么考？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为了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走进了研究生考场，目的是看见卷子。
知道我第一年拿着英语卷子是什么感觉吗？我想到了我奶奶。她不识字，只能让我们给她念远方儿女的来信。我拿着卷子就是那种感觉，认识的字母连在一起，全都不认识。一看开考不到半小时，还不能出场。看看旁边人，他们怎么都会呢？自卑。闲着也是闲着，填空吧，这行都填A，那行都填B。这份卷子让我知道了我跟研究生之间的距离。
还有一个重要收获，那次考试我认识了我丈夫。我们在同一个考场，他是75级的，要考经济学院。
我考了三年才考上，他也考了三次，也是没学过英语。我第一次没考上的时候，我在犹豫，还考吗？他说当然考了，一点儿没有犹豫。
后来我就去夜校学英语，同学很多年纪都比我大，都是老知青，拎着网兜，网兜里装着一个饭盒，饭盒里边那个勺一直响，就进了教室，有的都是拖儿带女了。
我生活中没有那种愤愤不平。每一代都有自己一代的倒霉，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幸福，你就赶上了这一代，没当知青的人，他就真的获得很多吗？
南方周末：网上很多流言，说你改嫁了一个超级富豪，你为什么从来不解释？
南方周末：我们已经结婚33年了，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所谓的大款呢？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党校老师，教经济学的。我后来还偷偷听了他的一堂课，他正在讲一把斧子换五只羊，讲货币的产生。
我先生是那种人，我们俩一块在松花江边夕阳下散步，我觉得少男少女们得说点什么，这个有着经济学背景的人跟我是这样说的：这个沙滩这个沙子，在这儿不是商品，如果把它运出去，附加了在运输过程中的劳动，它就变成了商品。
网上三天两头编造的我们的月收入，谁的女儿干什么，拿出来晒一晒，谁的老公拿出来晒晒，是不是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教员，经济学教员，后来是公务员。
再后来他下海，组建了华泰保险公司。网上又说身家多少，这个企业是股份制，有些人可能误解，以为这是自家的，身家上亿，其实他就是一个股份制公司的经营者而已。
可能也和我是A型血有关，A型血的人做事比较认真，有长性。我筹办《一丹话题》时，就在想，我如果办不好最后怎么结束呢？所以久久没办。你看我这么多年，栏目不换，老公不换，车也不换，我那车都开了十几年了，才开了7万公里，可能就是那种其实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寻求变化的人。
南方周末：女儿在国外做什么呢？
敬一丹：做一个公益项目，叫“美丽中国”，一个支教组织，是在中美名牌学校招聘应届毕业生，到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从事两年职业教师的工作。他们不是志愿者，也不是雷锋，是职业教师，“美丽中国”这个机构负责筹集善款，为这些教师做培训和发工资。
我女儿在这个机构里，负责在美国的募资，我们很欣赏她这个选择。有一次她说，她沟通的对象捐了5000块钱，特别高兴，特有成就感，我也挺为她高兴的。网上动不动就给她报一下，说敬一丹的女儿嫁给谁谁，我女儿看了说，我都结婚两年了，还爆呢。
“他们很多人不太理解赵老师”
南方周末：你准备怎么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
敬一丹：两三年前我身边的一些人开始退休。我们台的化妆师徐晶老师，退休前跟我聊天，她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状态特别积极，心态非常平和，我当时想我要以这种状态走向离开岗位的那一天。现在我好像比原来更在意每一次主持，每一次我想这是倒数第多少次。
南方周末：会因此有特别的热情吗？
敬一丹：应该说有特别的珍惜。“热情”可能10年、20年前我会用，现在可能用“珍惜”更准确。
以后我也会经常去北大，比如北大的艺术硕士的课程，招生到论文答辩，一直到毕业，我都有参与。
我现在母校的方向有点意思，原来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当老师的时候，很没底气。我拿什么给你，我的学生？离开之后，我反倒觉得我愿意和学生交流了。最初是和播音专业的同学交流，后来扩展到电视学员，以及在职的同行交流，最近这几年，更多的是在培训媒介素养，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这个起步是从培养新闻发言人开始的，后来扩展到我们国家的官员阶层。
南方周末：怎么培养？
敬一丹：培训首批新闻发言人，第一次是邀请我和白岩松讲课。其中有一课叫《记者眼中的新闻发言人》。从记者的角度来看新闻发言人，挺有意思的。讲第一课时，我说，很多年前我给教育部打了电话，问一个数字，当时很多教师流失，学生流失，教育部有没有这个数字。教育部信息中心的人在电话里冷冷地回答我：你打一个电话，我就能告诉你这个数字吗？那你还需要我做什么？你得开单位介绍信，非常官腔。
我想到这个细节，看到眼前这么多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进步，我们居然要有新闻发言人了，要讲信息公开了，一个记者和一个被采访的人会有这种交流。这么多年走到今天，从培养我们国家第一批新闻发言人开始，到现在有10年了，我一直没有离开这样的课堂。
南方周末：还会继续做节目吗？
敬一丹：我内心特别喜欢那种走出演播室的节目。2001年中央电视台开了第一个直播栏目，叫《直播中国》，我很喜欢，挺养人的节目。做《焦点访谈》有时候过程很痛苦，我享受的是这件事带来的结果，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某种推动。《直播中国》是人文地理，你可以享受它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过程，享受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我觉得不是在做节目了，好像播出不播出也不那么重要了。可惜那个栏目在央视存在没有多长时间，一年，我现在还经常回味。那个节目培养了一支职业的直播队伍。在这之前央视一说到直播，就是举全台之力，而《直播中国》把它变成了常态。
南方周末：像你这样因为年纪退休很可惜，如果在CNN，你刚刚到黄金期。
敬一丹：有些事不能比，你说的不是我们的电视台。不但是60岁是一刀切，55岁，如果你不是高级职称的话，按照我们现在的体制，已经退了一大拨了。我的同班同学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在地方电视台退掉的，那时他们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人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状态是最好的，尤其是女主持、女播音员，但地方电视台几乎全部退掉了。我曾经多次在界内研讨会上说到这个现象。可能是电视太年轻了，观念也太年轻了，这也是一种不成熟。
但是这事也特别因人而异，国外的电视台到七八十岁依然能在镜头前工作的人，那是优秀中的优秀，中间不知道淘汰了多少人呢。将来在中国电视上是不是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依然能够白发苍苍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也会有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
南方周末：赵忠祥是这种类型的吗？
敬一丹：他是这样的。从中央电视台正式退休以后，应该说他的空间就不仅仅是CCTV了，赵忠祥老师所参与的节目，都是其他节目聘请的。过去赵老师出现的时候，曾经是《新闻联播》、《动物世界》、春晚，他给大家的感觉是特别的主流，有的时候是国家形象。现在我们看赵老师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景里。
他们很多人不太理解赵老师，赵老师年轻的时候在《新闻联播》，那时候我们家还没电视呢，赵忠祥老师是在寂寞中坚守了那么多年。在《新闻联播》、在春晚，他一直保持着那种敦厚的形象，老了还不让人家性情一下？
现在你看赵老师参加的节目居然还有选秀，还有跳舞，有的人挺不理解的，说赵老师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什么节目都参与呢？其实我对赵老师有一点理解，赵老师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了一辈子，退休以后也想轻松一下，为什么不能这样玩一下呢，为什么不能这样快乐一下呢？我看现在赵老师状态还挺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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